第4章 居鲁士大帝的历史与传说

第4章 居鲁士大帝的历史与传说

尽管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国王，但帝国奠基者—居鲁士二世，则为帝国未来发展道路定下了基调。然而，尽管我们对居鲁士的成就了解甚多，但对他本人我们却知之甚少。在探索居鲁士生平的过程中，历史与传说交织在一起，有时很难区分开来；此外，关于居鲁士的很多记载并不是来源于波斯文献，而是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希腊。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之前，波斯人一直是希腊的头号敌人。希腊人对波斯充满好奇，甚至有些着迷，一方面是因为波斯人与希腊人各方面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是希腊人发现波斯人身上有很多值得尊敬，甚至让他们钦佩的东西。

波斯文献中对居鲁士的记载非常少，所有的记载基本来自石柱上的楔形文字。帕萨尔加德宫殿的一根柱子上的铭文记载：“我，国王居鲁士，阿契美尼德人。”重要的是，这句话同时以波斯文、埃兰文及巴比伦文三种语言铭刻。

在巴比伦发现的居鲁士文书（Cyrus Cylinda）[1]记载了居鲁士如何凯旋，并以征服者的姿态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大部分楔形文字石板可以追溯到大流士及其之后时期。

关于居鲁士最全面、最重要的信息来自被西塞罗（Cicero）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4年）出生于居鲁士去世后约半个世纪，在他写作之时，尽管相差的时间并不长，但居鲁士的统治已然成为历史。希罗多德出生于爱琴海东岸爱奥尼亚的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当时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已经被波斯人统治，希罗多德却对这个统治他们的东方帝国兴趣浓厚。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希罗多德明显夸大了希波战争中双方的参战人数，此外他还记载了一些看似不太可能的故事。因此，很多人认为希罗多德并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是一个故事编造者。朗吉努斯（Longinus）认为希罗多德继承了荷马的传统，并用“荷马式”文字来形容希罗多德的作品。很明显，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历史将史实与传说故事掺杂在了一起。

希罗多德在其巨著《历史》中记载了希腊人所熟知的世界历史。第一卷几乎全是关于波斯人和希波战争的记录。由于希罗多德是站在希腊人的立场描写这些冲突的，因此人们会认为他的记载有失偏颇，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第一卷的开头是这样描写的：

在这里展示出来的，乃是哈利卡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展示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至于因为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为了避免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业失去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1

从开篇来看，希罗多德的描述不偏不倚，“异邦人”的行为或成就常常让他钦佩。希罗多德对波斯人的历史观以及波斯与希腊冲突的原因进行了详细论述。

《历史》第一卷主要讲述了居鲁士的统治。据说居鲁士有一半米底人的血统，因为他的父亲是安善国王冈比西斯，母亲是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女儿曼丹（Mandane）。阿斯提阿格斯梦见波斯人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他下令处死这个孩子，但并未成功，居鲁士被秘密送往乡下一个牧民的家中，在那里被抚养长大。事情的真相败露后，阿斯提阿格斯允许居鲁士回到安善国王冈比西斯的身边。居鲁士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后，背叛了米底国王，并在帕萨尔加德战役中战胜米底大军，而后占领米底。由此，波斯帝国建立，并很快扩张到整个中东地区。后来的其他作家们，例如大马士革的哲学历史学家尼古拉斯（Nicolaus）—奥古斯都（Augustus）的朋友—记载居鲁士的出身非常卑微，他是凭借与生俱来的才能在阿斯提阿格斯王朝中获得一席之地。同样，尼古拉斯的著作中也提到了阿斯提阿格斯梦到波斯取得胜利的事情。这些伟大的领袖出身经历的传说皆很类似，例如摩西。

从希罗多德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居鲁士的形象不同于其他伟大的征服者。《历史》中存在很多关于他仁慈的记载，包括对被征服者仁慈的故事。击败米底人后，他宽恕了阿斯提阿格斯，让其得以安享晚年。吕底亚人战败后，国王克罗伊斯被俘并被判处火刑，据说在临刑前最后一刻，居鲁士改变了主意，将吕底亚国王从火海中拯救出来。2克罗伊斯后来成为居鲁士朝廷一员，并参加了居鲁士大帝的最后一战。这场战役发生在中亚地区里海东岸阿拉克斯河附近3，居鲁士对抗马萨革泰（Massagetae）[2]部落及其骁勇善战的女王托米丽司（Tomyris）[3]。托米丽司建议居鲁士回到自己的领土，但居鲁士无视女王的警告，继续向北深入旧雅利安人的土地。在阿姆河附近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居鲁士战败身亡。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居鲁士最大的特点就是雄心勃勃，但也正是因为这点，最终导致自己的灭亡。当然，这个记载只是希腊人的版本，对希腊人来说这就是“hybris”（傲慢）,“傲慢”往往会通向灾难之路。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教导人们谦卑。这也是后来拉丁经文中提到的“fata”（命运）—米底、巴比伦的统治者（居鲁士），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4

尽管故事和传说交织在一起，但希罗多德的主要目的还是记载历史。埃斯库罗斯，雅典剧作家，擅长撰写历史题材戏剧。5与希罗多德一样，他对波斯人的同情显而易见。他的剧作《波斯人》主要讲述了波斯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惨败，这场战役是希腊人能够保持自由独立的关键。希腊与波斯的冲突被描述为自由与专制的对抗，然而敌人身上的优点同时也被完美地展现。波斯人从各方面看起来都是富有贵族气质的，即使在失败的情况下，他们仍能展现出自己的纪律与忠诚。当然，这场战役发生在居鲁士死后半个世纪，但在战败后的悲情演讲中，大流士反复提到居鲁士，他还诉说了波斯帝国是如何在宙斯（Zeus）的指引下崛起的。有趣的是，希腊的神被用在这个戏剧中，因为埃斯库罗斯知道，如果将琐罗亚斯德教的天神阿胡拉·马兹达用在这里，对希腊观众来讲过于陌生。宙斯授予波斯王建立一个伟大帝国的权力，“一个人对整个亚洲行使权力”，从梅杜斯（Medus）开始，在接下来的君主中：

第三位是居鲁士，他很幸运，他的统治给所有人带来了和平：他统治了吕底亚人、弗里吉亚人，之后进军爱奥尼亚；没有神会迁怒他，因为他是明智的。6

纵观历史，作为敌人能以如此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戏剧中实属罕见，这也清楚地表明希腊人对波斯人的尊重，尤其是对居鲁士的尊重。

居鲁士的遗体被运回帕尔斯，安葬在帕萨尔加德—居鲁士击败米底人的战场。后来参观这个遗址的人，都会被这位伟大征服者孤零零的陵墓感动。普鲁塔克（Plutarch）[4]在《亚历山大大帝传》中写道，居鲁士去世两个世纪后，亚历山大来到居鲁士陵墓前，被墓志铭深深感动：“人们啊，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哪里……我是居鲁士，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不用羡慕我，因为只有一抔泥土覆盖在我的身上。”后来的参观者同样被感动。东方学家克劳迪斯·詹姆斯·里奇（Claudius James Rich）在19世纪晚期参观居鲁士陵墓后写道：“（陵墓）古老的外观立刻使我产生敬畏之心……毫无疑问，我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最辉煌的东方国王的陵墓。”7

希腊物理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曾在波斯宫廷待过一段时间，并掌握了波斯语。他记录的关于居鲁士的很多故事与希罗多德不同。据他记载，居鲁士与米底王室之间并无血缘关系，波斯战胜米底后，居鲁士娶了阿斯提阿格斯的女儿，很多人认为这是波斯人与米底人关系密切的重要因素，也是居鲁士能够统治波斯帝国的正当理由之一。克特西亚斯认为居鲁士对他的敌人并不那么仁慈，是居鲁士默许了阿斯提阿格斯的死亡。

公元前4世纪中叶，色诺芬（Xenophon）[5]完成《居鲁士的教育》一书，这部作品在后来得到了西塞罗的高度赞扬。色诺芬很少关注历史事实本身，而侧重于描述居鲁士作为统治者积极的一面。他视居鲁士为理想的国王，并强调理想的国王必须具备像居鲁士一样的品格。从根本上说，居鲁士是一位明智且仁慈的统治者，他拥有高贵的气质及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色诺芬给出的结论是“作为君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外，色诺芬还认为居鲁士并非死于战场，他去世时和生前一样安详，“嘴里念着高贵的遗言忠告”。亚瑟·杨（Arthur Young）认为，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一位历史人物的浪漫故事集”。根据杨的说法，《居鲁士的教育》“是献给影响了当世与后世的伟大人物的奉承之作”。8在许多方面，居鲁士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位理想统治者的典型，为后来的政治思想家发展这种思想提供了素材，如马基雅维利[6]的《君主论》（The Prince）。

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展现居鲁士仁慈的另一个例子是他在征服巴比伦之后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巴比伦统治者尼布甲尼撒[7]征服了巴勒斯坦，将俘虏的犹太人带回巴比伦充当奴隶。“巴比伦之囚”被认为是整个犹太民族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然而，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之后，犹太人获得了自由，并被允许返回自己的家园。在《以赛亚书》[8]中，这一功劳被归于居鲁士，他在这卷书中被描绘成一名仁慈而智慧的统治者。最重要的是，在《以赛亚书》中，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上帝选择了居鲁士，并给予他最崇高的地位。

论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我耶和华所膏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

《以赛亚书》44:28;45:1上

更让人惊讶的是，根据《以赛亚书》记载，上帝不仅对居鲁士的仁慈大加认可，而且似乎还对他的征服活动表示赞成和支持。耶和华握着居鲁士的右手，使列国臣服在他的面前。根据《以赛亚书》下一节的记载，上帝毫无疑问支持波斯之王。上帝说：

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

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闩。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密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以赛亚书》45:1下-3

《以斯拉记》[9]中有更多关于居鲁士成就以及居鲁士与以色列之神亲密关系的描述。居鲁士也承认自己伟大的征服是上帝的杰作：

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以斯拉记》1:2

《以斯拉记》还记录了居鲁士如何将尼布甲尼撒从圣殿中掠夺的珍宝物归原主。重建圣殿的时候，犹太人的“敌人”试图阻挠，虽然重建工作放缓，但仍按部就班进行。“为了以色列之神，波斯王居鲁士命令我们（继续工作）。”根据《以斯拉记》第6章的说法，居鲁士特别关心圣殿的重建，他要求将城墙建高，地基打牢，并将尼布甲尼撒偷来的金银器放归原处。

《以赛亚书》和《以斯拉记》中关于居鲁士的所有记载都是非常正面的。除了释放“巴比伦之囚”与重建圣殿外，居鲁士的征服活动及其“地球之王”的地位也是完全被认可的。这份认可来自以色列的上帝，他在所有事情上都支持居鲁士。

在罗马时代及后罗马时代，对居鲁士的奉承和赞美仍在继续。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在公元1世纪所著《犹太古史》（Jewish Antiquities）[10]中提到，居鲁士认为他的天命就是将犹太人送回自己的家园并重建圣殿，并为此提供资金支持。圣杰罗姆（St Jerome）在对《以赛亚书》的评论中提到犹太人对居鲁士的崇敬，居鲁士被认为是上帝选择的替天行道之人。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始于居鲁士时期，但直到大流士时期依然没有完成。11世纪的修道士赫尔瓦·德·伯格迪乌（Herva de Bourg-Dieu）称居鲁士为“pastor Dei”，意为上帝的牧羊人，因为他为犹太人做了很多好事。在一本16世纪版本的《犹太古史》中，有一幅精美的细密画，作者是耶汉·福凯（Jehan Foucquet），题为《居鲁士的仁慈》（The Clemency of Cyrus），画中波斯国王威风凛凛地坐在富丽堂皇的宝座上，聆听犹太领袖的祈求。

然而，约瑟夫斯也认为居鲁士死于征伐马萨革泰人的战争，并被凶狠的托米丽司斩首。之后的作家则强调，居鲁士试图将他的王国扩张到他难以控制的区域，因此居鲁士最终死于他的野心。公元4世纪，历史学家马塞利奴斯（Marcellinus）同样强调了这点。马塞利奴斯的研究重点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他认为波斯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的前身，导致居鲁士灭亡的原因与几个世纪后导致罗马灭亡的原因类似。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与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两人为罗马的衰落及基督教世界的毁灭而深感不安。对他们来说，罗马的衰落就是文明的衰落，紧接着便是混乱时代的降临。他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都将居鲁士视为帝国覆灭的根源，而不是帝王典范。许多后来的基督徒及异教徒作家最关心的是居鲁士大帝失败的原因。例如，公元6世纪初期波伊提乌（Boethius）[11]写到幸运女神及人类命运之轮的逆转。但丁认为居鲁士的野心最终导致了他在与马萨革泰人的战争中失败，并被托米丽司斩首，所以将居鲁士置于炼狱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作家更倾向于利用居鲁士之死的故事说明“骄兵必败”的道理。居鲁士的命运不过是上帝对他过大野心的惩罚。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很少提到波斯国王的美德，这与古代作家—例如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世纪的作家写了很多关于居鲁士的作品，也试图借此来解释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人们更倾向于认为罗马的陷落是一场令世界陷入混乱的大灾难。他们通过寻找其他帝国灭亡的原因来解释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因此对这个罗马之前的帝国（波斯帝国）兴趣浓厚。

文艺复兴时期，古代作家的作品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很多学者开始重新评价居鲁士及波斯帝国。1516年再版的希罗多德与色诺芬的作品，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了解到居鲁士统治时期开明的一面，而不是像中世纪学者那样强调居鲁士的灭亡。马特奥·班代罗（Matteo Bandello,1480—1562）[12]描写了一个色诺芬作品中的故事。美丽的巴比伦人潘提亚（Panthea）被居鲁士俘虏，作为战利品，居鲁士想娶她为妻。潘提亚对自己的丈夫阿布拉达塔斯（Abradatas）忠贞不渝，居鲁士无奈之下释放了她，还为她提供保护。居鲁士在故事中的正面形象在文艺复兴中为人所知，这些新的知识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前基督世界。更重要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希望彻底摆脱中世纪神学，对他们来讲，回到前基督世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方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对意大利半岛城邦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对居鲁士非常感兴趣。在名作《君主论》中，他试图勾勒出一名理想的统治者所要具备的品质。对希罗多德及其他古代作家的了解，使他可以正视居鲁士及帝国的野心。马基雅维利在《战争的艺术》（Arte della guerra）一书中研究了居鲁士与马萨革泰人之间的冲突，包括克罗伊斯提出的与马萨革泰人作战的建议，这也是导致后来灾难的主要原因。马基雅维利认为居鲁士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托米丽司完美的策略，她佯装撤退，留下大量食物和饮料，以此诱敌深入。这与希罗多德的记载正好相反，马基雅维利很可能参考了其他文献。

14世纪30年代，与乔叟（Chaucer）同时代的英国人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13]完成著作《诸侯的堕落》（the Fall of Princes），他认为居鲁士过大的野心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因此，并非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都强调居鲁士的美德。居鲁士的失败被归结为听取了错误的建议以及策略的失误，而不是像中世纪作家那样认为是上帝的惩罚。文艺复兴时期，在绘画和织锦画上出现了更加生动的居鲁士造型。

17世纪，玛德琳·德·斯库德里（Madeleine de Scudery）的历史小说《阿塔梅尼，居鲁士大帝》描绘了一个富有浪漫主义的英雄形象，这个形象可以很轻易地令人想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织锦画上穿着贵族服饰的居鲁士，与斯库德里小说中描绘的国王形象非常相似。18世纪，西班牙的纺织品延续了这种浪漫主义传统，同时也强调了居鲁士作为模范统治者的政治重要性，其中一件纺织作品上绣着“正义和自由前提下的统治”。9

亚瑟·杨坚持认为，“居鲁士大帝是一位历史创造者，他出生于一个神话时代”。10历史上的居鲁士总是被掩盖在各种典型的君主形象背后，从充满荣誉感到富有贵族气质，再到过于野心勃勃。事实上，古往今来，居鲁士的形象总是成为当时人们渴望他成为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作家笔下居鲁士的形象是不同的，这些形象都被赋予了当时的人们希望他所代表的样子。在希腊人看来，居鲁士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形象，这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居鲁士以一个仁慈统治者的形象出现的原因，其实是希腊人为了指出雅典民主制度缺陷。希腊作家对波斯国王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圣经》中关于居鲁士的描写完全是正面的，他释放了被囚禁的犹太人，甚至帮助犹太人重建圣殿，在《圣经》中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上帝说他握住了居鲁士的右手，允许居鲁士征服列国。实际上，《圣经》中居鲁士被描绘成上帝的代理人，而居鲁士也承认上帝一直在支持他的事业，这与居鲁士的继任者大流士在帝国建设的每个阶段都强调得到阿胡拉·马兹达的祐助非常类似。

罗马的作家们最感兴趣的是比较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以此解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虽然居鲁士的形象是正面的，但他做的事情与后来的统治者类似，不可避免地导致最终的灾难。中世纪的基督教作家更倾向于谴责居鲁士，在他们眼中，居鲁士的失败是骄傲和野心导致的必然结果，他的下场对所有想走类似道路的人来讲是前车之鉴。这些神学家最关心的是神在人间所发挥的作用，只有遵循神的意志，才能走上成功的道路。毫无疑问，这些神学家受到了罗马陷落的影响，忽视了《圣经》中波斯统治者正面的形象。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一切再次改变，在“正义和自由的前提下”，居鲁士又一次成为一名仁慈的统治者。在17、18世纪的绘画与纺织作品中，艺术家利用当时最浪漫的表现手法，描绘了一个光芒四射的伟大统治者形象。

在居鲁士死后的2500年中，这位古代统治者享有“大帝”的称号，并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拥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统治者。然而，正面的评价和反面的评价总是交织在一起。随着历史史实与传说的不断融合，一方面居鲁士被认为是仁慈统治者的代表，另一方面却被作为落入陷阱的前车之鉴。最终，脱颖而出的是居鲁士仁慈统治者的形象。这或许符合埃斯库罗斯在剧作《波斯人》中对居鲁士的评价：“没有神会迁怒他，因为他是明智的。”

关于帝国与霸权主义的价值问题，从希腊人对居鲁士的评价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神话中，这位伟大的国王始终是引人注目的。尽管这个问题缺乏真实的史料证据，但最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有关居鲁士作品的创作，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记忆才得以延续。古往今来，很多人都在研究阿契美尼德王朝与居鲁士，希望从这个早已消失的文明中吸取教训，泽被后世。

[1]居鲁士文书（又译居鲁士圆柱或居鲁士铭筒）是古代的一个泥制圆筒，现已破裂为几件碎片，以居鲁士大帝的名义由古代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写成，出土于巴比伦古城，现存于大英博物馆。

[2]马萨革泰，公元前6—公元2世纪生活在里海以东、咸海沿岸的游牧和定居各族人民的总称。

[3]托米丽司，马萨革泰女王，公元前6世纪在位。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大帝入侵马萨革泰，杀死托米丽司之子，托米丽司倾全国之力以还击，在一场惨烈的肉搏战中击败波斯军，杀死居鲁士。

[4]普鲁塔克，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闻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

[5]色诺芬（约公元前440年—前355年），雅典人，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他以记录当时的希腊历史、苏格拉底语录而著称。著有《长征记》《希腊史》《拉西第梦的政制》《雅典的收入》以及《回忆苏格拉底》等。

[6]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69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其思想常被概括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中世纪后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他主张国家至上，将国家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代表作《君主论》主要论述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条件和本领、应该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等。他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7]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34年—前562年）是新巴比伦开国君主—那波帕拉萨尔之子，新巴比伦王国第二任君主。公元前598—前597年亲征犹大王国，前597年攻陷耶路撒冷。在国内大兴土木，修建了很多宏伟壮观的建筑物。他在位时期是新巴比伦繁荣鼎盛的时代。

[8]《以赛亚书》是《圣经》的第23卷书，是上帝默示由以赛亚执笔，大约在公元前723年之后完成。记载关于犹大王国和耶路撒冷的背景资料，以及当时犹大王国的人在耶和华面前所犯的罪，并透露耶和华将要采取判决与拯救的行动。第53章是对约700年之后降临的弥赛亚耶稣的预言。

[9]《以斯拉记》是《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由以斯拉在公元前460年左右完成。波斯帝国摧毁巴比伦帝国后允许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以斯拉带领一批犹太人返回应许之地，这卷书就是记述的他在这段时期的经历。居鲁士在巴比伦作王第一年便“下诏通告全国”，授权给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的圣殿。这个命令大约是在公元前538年末或前537年初发出的。

[10]《犹太古史》是由著名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公元37—100年）所著。本书所写内容始于神创造天地至大卫王逝世，许多信息并未出现在《圣经·旧约》中，是犹太人口传的资料，故为神学界所重视。

[11]波伊提乌是欧洲中世纪开始时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思想家，在逻辑学、哲学、神学、数学、文学和音乐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最后一位罗马哲学家”“经哲学第一人”“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拉丁教父”之称。

[12]马特奥·班代罗，意大利作家，他的中篇小说开创了16世纪叙事文学的新潮流，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都有广泛的影响。

[13]约翰·利德盖特，英国诗人，1370年出生于英格兰萨福克郡利德盖特，卒于1450年左右，埋葬在圣埃德蒙，主要以长篇道德主义和虔诚的作品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