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的足球赛季开始时，肯德拉·史密斯的SUV里堆满了一箱箱的资料。每天在办公室里，她面前总是摆着一大摞文件。如果无法在下午5:45之前把它们看完，肯德拉会把剩下的装进另一个白色的箱子里，扔到车后座上，然后送孩子们去训练足球。她正在指导三个不同的小组，训练期间，她争取把文件留在车里。她的儿子达科塔问她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家庭作业，孩子们已经习惯朝边线望去时，看到一头浅褐色头发的妈妈正在低头看苹果手机。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灰。
肯德拉在为黑尼起诉山脉的立案过程中认识到，这个案子最难的部分在于：证明她的当事人确实受到了化学物质的伤害。如果她能证实当事人体内的化学物质来自上面的井场，那么她就能够证明两者之间必然存在联系。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并非易事。首先，她依然不了解山脉及其承包商使用的全部化学物质都有哪些。虽然山脉对自己的股东说，他们已经把每种成分都列在了FracFocus（一个化学品登记网站）上，但那上面的信息一点也不全。作为一名有着20年从业经验的民事辩护律师，肯德拉知道如何对一个案子提出疑问，以及如何给对方的举证制造困难。这一次，她是案件的“对方”：不是代表一个强大的行业，而是面对一个强大的行业。
事情并不只是收集证据这么简单。在一个如此复杂的案子中，胜负也取决于谁讲的故事更好，谁能够使法官或者陪审团相信，他们的主张更有事实依据，哪怕只是获得51:49的微弱优势。史密斯夫妇取胜的关键在于能否将所有这些证据清晰地表述出来。一连串陌生的化学品、互相矛盾的描述、包括孩子在内的原告，这些都使这个案子不好理解。一天下午，肯德拉在会议室里对我解释说：“把那些证据转换成法庭语言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她把问题分解为原因和结果。她之前经手的大多数化学品伤害案都和工作有关。在那种案子中，双方均知道工作场所存在危险品，也知道可能会受到危害。她的工作通常是到现场去，看看有哪些因素减少了对危险品的接触，包括工人在该化学物质周围工作的时间有多长，以及是否有任何减少接触的保护措施。她这样把它们一一列出来：
“你去斯泰茜·黑尼家，即使我们说压裂法没有问题，你也会问，是否有其他可能损害他们健康的因素：溢出、泄漏、排放、空气传播。没错，我已经找到了上述情况的全部证据。接下来看看这户人家和化学物质之间是否有什么阻隔？空气？没有。废料池的安全措施？没有。塑料膜没有经过测试，而且有证据表明废料池发生了泄漏。现在你再看看地形，是否有可能阻隔化学物质的传播？我们手头是否有证据证明化学物质已经污染了水源？是的。虽然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的邻居家的饮用水已经受到了污染。”
“现在你有了空气传播和皮肤接触的证据。他们整天沐浴在化学物质中，而且通过饮用水摄入了这些化学物质。
“第一。你确定当事人接触了危险物。
“第二。接下来你确定了危险物的传播途径。通常情况下你能找到一种传播途径，而我们找到了三种。
“第三。现在你手头有一大堆有毒的化学物质，那么你要问，如果把它们叠加在一起，危害是不是会翻倍。以石棉中毒和吸烟为例。两种情况都有的话，你患癌的可能性将提高20倍。你不能把这些化学物质分开来看，你必须把它们合起来看，但他们需要知道应该关注什么。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摸清所有的化学物质。”
肯德拉的思路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跟上。有时她正沉浸在数据中，会蹦出几句满是化学名词的法律术语，在语速如此之快的时候，听的人一不留神就会被远远抛在后面。作为一名聪明的与谈者，约翰会把肯德拉复杂的论点翻译一遍，这样法官或者未来的陪审团，就能听懂她说什么。他还利用妻子的调查发现，为即将到来的证人陈述准备问题。
每天晚上八点前，史密斯夫妇都会把孩子们领回家，让他们在客厅里各自的书桌前做作业。他们的家位于一个死胡同里，是一栋殖民地风格的浅色砖楼。接着肯德拉回到约翰为她搭建的台子上继续工作。史密斯夫妇结婚已经20年，有19年都住在这个家里。约翰知道妻子更喜欢户外生活。“她最喜欢的地方是海滩。”他说。于是他和几个兄弟给她建了一个带有天窗、吊扇、木地板、电视和红色组合沙发的门廊。门廊朝向他们家大大的后院，里面有喜爱体力活动的中上阶层郊区生活的装饰：一个露台、一张巨大的足球网、一个游泳池、一个菜园，以及约翰的曾祖父母在将近100年前从意大利带过来的一个用葡萄藤编织的棚架。
在后院，肯德拉把长裤套装换成宽松的足球短裤，看着孩子们把足球踢进大大的白色球网，她在门廊上扯着嗓子指导孩子们踢球，三个孩子分别是12岁的达科塔，9岁的西恩娜和小女儿安斯莉。安斯莉7岁，身体已经恢复健康，并展示出了和妈妈一样的干劲和运动天赋。后院周围种了一圈绣球花，肯德拉曾经很用心地照料它们，但是最近疏于修剪。现在，她大多数夜晚都会坐在门廊的红色组合沙发上看材料，直到深夜两点。然后早上六点起床，每天平均只睡四个小时。从她在法学院读书的时代开始，她就知道如何在缺觉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良好的状态。她和约翰分别用两年和两年半的时间便完成了法学院三年的课程。肯德拉同时还参加法律评论，并为一名教授做研究助理。但是在法学院的时候，她无须面对母亲的角色。达科塔、西恩娜和安斯莉需要她尽可能多的关心。她与自己和约翰做了一笔交易：只要孩子们没有觉得受到忽视，她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其他一切均不在议程之内，包括像参加同事的迎婴派对这样的事。肯德拉说，只能温和地拒绝邀请，因为她实在抽不出时间。她正在用有限的资源立案——证据开示阶段收到的不完整文件、环保部与政府互相推诿的官僚作风——肯德拉面临的最严重的制约因素都和时间有关。“当人们谈论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时，我从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平衡’这个词。”她对我说。
史密斯夫妇现在不是在准备一个案子，而是在准备三个。每个案子都有自己的一堆文件：沃尔斯起诉环保部的案子，在她的桌子上；巴兹·基斯卡登要求获得洁净水的上诉，在肯德拉办公室的地板上；斯泰茜和另外七个人的庞大案子，则在复印室兼黑尼资料室。
肯德拉的方法激怒了案件的另一方。肯德拉认为细致全面的地方，他们则认为是某种近乎怨恨的赶尽杀绝。在证据开示阶段，为了获取资料，一方的律师会提出一系列问题让对方回答，即所谓的“书面质询”。问题的数目一般在十个左右。而肯德拉在举证请求书中，为每个被告都准备了几百个问题。她并非只质询山脉资源和环保部这些大企业和大部门。她正在列一张名单，名单上的涉事方多达17个。他们都应该为耶格尔井场的问题承担责任，肯德拉说。而且她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事故，她怀疑里面有欺诈。
她发现完全相同的水样，却有着非常不同的检测结果。两份水样都取自贝丝·沃尔斯家。其中一份检测结果是阿特拉斯出的，这家公司去年夏天和国家环保局一起取的水样。另一份检测结果来自山脉的御用实验室“美国检测”。肯德拉能够看到两份报告的主要差异。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差别，是阿特拉斯的检测显示有高浓度的硝酸盐（可能引起呼吸问题，并使患甲状腺癌的风险增加），以及少量的其他化学物质、放射性物质和沙粒。硝酸盐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肥料。也可能和钻井有关。然而在“美国检测”发给沃尔斯夫妇和环保部的结果中，所有这些污染物都不见踪影。
随着诉讼的进展，牵涉的被告数目也越来越多，匹兹堡几家为公司提供辩护的顶级律所也被卷了进来。“见鬼，我们把半个匹兹堡都调动起来了。”约翰开玩笑说。
在与对手共事了几十年之后，肯德拉和约翰对他们已经了如指掌。但是现在这些昔日的同事变成了敌人，史密斯夫妇面临着从业以来最严重的挑衅。肯德拉猜测，山脉资源的一名辩护律师肯·科莫罗斯基似乎看她特别不顺眼。肯德拉说有一次在盘问证人时，科莫罗斯基隔着桌子向她猛扑过来。约翰没有看到这一幕。他那天正在教达科塔打篮球。当被问到是否真有此事时，科莫罗斯基矢口否认。“我从未做过有失职业道德的事，包括面对此案的上诉律师，肯德拉·史密斯和约翰·史密斯时，”他在一封邮件中写道，“我要说明的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从未扑向，也从未被人看见扑向史密斯律师，或者其他任何律师。”但肯德拉却回忆起其他一些她认为有失职业道德的例子，例如科莫罗斯基就曾在盘问证人时大声说出她在大学里踢甲级足球比赛的事，说什么这可不是足球比赛。
在肯德拉看来，这些人身攻击都是对手为了恐吓她而使用的笨拙方法，目的是为了提醒她注意，对方正在调查她的背景。他们可吓不倒她。“我有点想笑，”她跟我说，“如果这个家伙的本事就是这些，那他可麻烦了。”在大学教练严格的指导下踢足球，培养了她坚强的意志力，这是肯德拉非常重视的一种品质。“作为一名女性，在这个位置上你必须十分小心，”她说，“在寻求帮助之前，你必须忍耐一下，别人才不会认为你是在打女性牌。”她现在让两个女儿踢足球，就是为了培养她们的意志力。每个人在赛场上都会犯错，但是犯错并不会打败你的队伍。只有当你犯了错却总是耿耿于怀的时候，你的队伍才会落败。脑子里不要想任何人，她对两个女儿说。你想的只能是你自己。
最后肯德拉实在受不了了，她去找法官抗议，法官决定列席他们盘问证人的过程。肯德拉怀疑这些律师之所以如此表演，是因为他们知道她手里有确凿的证据。她为铁路公司辩护过，为新泽西州参加有组织犯罪的人辩护过，和前面那些比起来，这个案子的难度并没有增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