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江带我们来到厂区的另一栋办公楼。推开一扇很大的办 公室门后，我们看到里面密密麻麻地坐了几十个接线员，他们正低声接着电话。在所有接线员前方有几块大屏幕，里面实时滚动着电话的接入和拨出情况。原来，这是AQUA 的电话中心。
AQUA在越南只设有这一个电话中心，统一管理所有售后问 题。 AQUA 的售后服务网点遍布全越南，其中只有少量是自建的，大部分是加盟的。不过，所有加盟的服务网点都要由 AQUA 进行统一培训和管理， AQUA 不是外包出去就撒手不管了。
这种管理机制是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调整出来的。以前， AQUA 的售后服务网点也是外包的，产品出了什么问题，用户直接联系网点上门维修。但是这样做有两个问题：一是售后服务的反应速度和质量，无法有统一的保证；二是售后服务要解决的究竟都是什么问题， AQUA 并不能掌握。
张守江在上任之后，就着手建立了这个电话中心，并改变了 管理规则。他先把外包的售后服务网点都改为加盟店进行统一管理，要求加盟店接到报修电话后不能自行安排维修事宜，而是要转到越南总部的电话中心来，由电话中心统一安排。加盟的售后服务店接到派单后，维修员在24 小时内上门，会有一个基本报酬，如果能提前上门，则会获得额外奖金——奖金金额按照提前程度累进计算。这种激励机制，让售后服务的反应速度和质量都有了保障。而所有报修问题都统一汇总到电话中心，电话中心就成了大数据中心， AQUA 可以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张守江进一步要求，任何新品上市之后接到的第一个报修电话反映的问题，一定要告诉他，确保他自己对新品出现的问题有第一手的把握。
AQUA通过分析电话中心获得的数据，不断提炼出各种对越 南而言具有共性、对全球而言又具有越南特性的问题。电话中心就此成了本土化需求的挖掘中心。海尔集团有一个强大的全球研发体系，各个地方的特殊需求都会汇集到它在全球设立的几大研发中心；研发中心又可以从全球调集资源，合力设计出一系列满足特殊需求的本土化产品。对于海尔集团而言，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是一体两面，是它必须同时具备的两种能力，这样它才能真正成为全球性的大企业。
而这些满足本土化需求的产品，其生产过程是在一个跨国的 供应链网络中完成的，中国在其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以AQUA 在越南生产的冰箱为例。生产冰箱需要一些只服务于专门用途的标准化产品，但越南的市场规模不足以支撑这些产品的生产。比如，越南的玻璃厂主要制作建筑用玻璃，不生产家电玻璃，因为市场需求支撑不了产能布局，这些玻璃就得从中国进口。再比如，从中国进口的线束加了 10% 的关税后，还是比越南当地产的便宜，因为线束里要用到铜线，中国在这块具备成本优势。冰箱用的电脑板倒是有一家日本企业在越南生产，但生产需要的元器件都来自中国和日本，越南只负责完成电脑板的组装环节。最终， AQUA 冰箱的材料总成本构成是这样的：从中国进口采购的占 60%, 主要是压缩机、风机等电器、线束部件和部分蒸发器制冷系统；另有 10% 来自泰国、沙特阿拉伯、日本等；还有 30% 是来自越南当地的塑料和钗金件。
AQUA在本土化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是中国的全球性大 企业走出去的典型。但我们必须调整观察问题时的着眼点——不是“中国大企业”走出去，而是“全球大企业”面向世界布局，只不过刚好这个全球大企业的总部在中国而已。
海尔作为大企业，在经济空间中穿透政治空间的各种现实实 践提醒着我们，在思考经济问题时必须要时时反思，不能被封装式思维困住。
在反思中，我们旋即就会想到：企业是法人体，它实际上也 是一种基于法律而被构造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在经济空间中活动的更加真实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没有人的活动，企业就只是个观念而已。
这些人在穿透国界、进入其他国家之后，虽然会被现实环境 强行打破自己的封装式思维，但是要面对异国人士的封装式思维。这一系列处境会让他们脱离自己熟悉的意义空间，而要想进入新的意义空间却并不容易。他们会被迫面临各种身份困境，要在文化差异的冲击中努力调适应对，也会在此过程中发展出各种隐性知识。
未来的商人秩序，会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演化出来的， 对商人秩序的思考，显然必须有“人”的视角。这种视角恰恰是被封装式思维遮蔽掉的，也是我们在今天必须重新打开的。
像张守江这样的国际大企业海外部门高管，当然是“具体的 人”中的一部分。但在越南的调研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此前在国内极少有人关注的群体——“中国干部”。他们的出身是，各种赴越投资的企业——日资、韩资、美资、港资的企业皆有，但尤以台资为多，从中国大陆聘用过来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若干年前来到越南的中国干部，有些回国了，有些则长期留在了越南；今天仍在越南的（前）中国干部，身份可能多种多样，有可能仍然在做高级打工者，有可能已经自己创业当老板了。
他们不像张守江那样，因依托国际大企业而引人注目，而是 以另外一种方式默默撑开了一种此前我们所不知道的经济和社会空间。我们在这个群体中了解到太多有趣而又感人的故事，从这个群体中发现了真实的实践世界极为灵动活泼、富有生气的一面,更在企业之外，从“人”的角度看到了商人秩序的另一种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