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秩序再次走到历史前台的动力机制在于技术、公司组织 以及各种生产流程对于国界的穿透，本章的开端已经对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在本章，也是全书的结尾处，我们也许可以畅想一下，新的商人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落地逻辑可能是什么样的。1 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要想对它进行有效讨论，需要足够多的人参与进来。我在下面的讨论只能是个较为粗糙的论纲，对它最大的期待就是能够把问题域打开，以这个论纲作为靶子，激发更多人的共同探讨。
这种新的商人秩序应当通过一种商人自治的组织呈现。通过 对汉萨同盟历史的大致梳理，我们会发现商人自治组织的一些基
1本节后 1 &的计论，滦旻与"天观”小组诸仅同人计论的启发，尤其是当于向东、対庆彬、张 笑宇、李鏡、周林刚等兀仅旳计论， it 我收获尤多。本逻辑。所谓自治，意味着必须要有制定自我治理规则的能力，要有判断及执行规则的能力；对新的商人自治组织来说，还必须恰当安置它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那么，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基本原则。
第一，跨国运作的各种公司应该形成一种联合机制，在既有 的国际经济治理已经失效之处，发展出自治性的组织，我姑且称之为“商会同盟”。同盟中需逐渐商谈、演化出可被普遍接受的行为规则。实际上，相关方面的行为规则已经有不少，但它们并未获得自觉，也就无法被系统化地整合为一个体系，而更多地作为零散、偶然性的存在。未来，各种公司、商人应该朝向这样一种同盟及“规则自觉”的方向迈进。
第二，这个商会同盟应该设立执行委员会和仲裁机制。之所 以设立的不是司法机制，是因为商会同盟无法拥有强制执行权，否则它就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国家了。而仲裁无须强制执行，只是提供第三方裁判权，从而为争议双方提供一种正当性的判准，商会同盟就可以完成这种工作。这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的功能有些类似，但商会同盟很可能会基于新的技术和经济逻辑发展出一种新的仲裁机制。争议双方应自动履行仲裁裁决，如果有一方拒绝履行，商会同盟的执行委员会便有权发出警告、进行罚款，乃至将其开除出同盟。
第三，开除出同盟之所以会有实质威慑力，应当是因为同盟 资格会为成员带来一系列商业上的好处。包括在同盟内更便捷的融资渠道、更低的交易成本，以及对用户而言更高的品质和信誉的象征一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对品质和信誉的追求应当是商会同盟的道德基础所在，只有具备了道德基础，同盟本身才是可持续的，对于同盟外成员才是有吸引力的。由此，商会同盟可能是新的技术条件下新的商业伦理的孕育之所，它可能会发展为一个商业一伦理共同体。
第四，商会同盟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形成资本额与投 票权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而克服现有多边组织中权责不对等的困境。由于商会同盟的伦理性出自实践世界中商人自治的过程，而且会通过仲裁机制不断自我净化，可以克服现有多边组织中价值观不连贯的困境。如此一来，商会同盟便应具有一种中立性。
这种中立性对于国际秩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今天 有大量的国际政治争端实际上源于国际经济争端，但封装式思维让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商会同盟天然地能够穿透各种边界，直击这类问题的本质，并提出足够中立、从而具有道德可信性的解决方案。所以，商会同盟不仅对各个国家、各种组织提出的一系列诉求应该是保持中立的，甚至对商人追求利润的冲动也应是保持中立的。这实际上会形成一种商人自治的道德诉求，这种诉求还会对跨国大公司基于国际税务漏洞等机制而获得的各种不对称竞争优势形成相当程度的抑制。
第五，商会同盟提供的种种规则和仲裁机制，不应该、也无 法是对现有的主权国家主导的各种机制的替代，而应是在不同维度和层次上的开创。当然，它们之间会有不少交叉重叠的部分。在这些部分，双方的规则和机制也不应是替代性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这有些类似12 世纪亨利二世在英国进行的普通法改革，他在传统的贵族司法系统之外设立了一套国王司法系统，两套系统彼此竞争，民众可以自主抉择到哪套系统去进行诉讼。这种竞争关系让两套司法系统不断从各种层面上努力优化自己的公正性，形成了一种良性状态。
这样一种商会同盟，姑且可以被称为“新汉萨同盟”，它是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商人秩序重回历史前台的一种可能性。与几百年前的汉萨同盟相比，它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其“新”。
(-)时代新。它出现在新的技术条件和新的经济逻辑下，不 是在政治秩序的夹缝处生长出来的，而是现实环境的需求驱动出来的。因此，它不会和国家在同一种空间秩序中产生竞争，而是直接进入另一种空间秩序。
(二)样态新。汉萨同盟要打造的是一种“内部平等、外部垄 断”的商人秩序，新汉萨同盟要打造的则是一种竞争性的商人秩序。同盟成员对于非同盟成员的优势不是通过垄断贸易形成的，而是通过信誉与品质的竞争性优势而实现的。
（三） 机制新。新汉萨同盟形成的组织机制，应该匹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所需求的分布式组织结构。这样一种组织结构正适合基于自生秩序的商人世界来发展，而不适合基于集权秩序的政治世界来发展。
（四） 方向新。新汉萨同盟的中立性特征，使那些根植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国际政治争端可以获得新的、有道德可信性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新汉萨同盟会以更深刻的方式回应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的错位问题，为很多目前看起来似乎无解的国际政治问题提供新的出路。新汉萨同盟很有可能成为人类未来秩序逻辑的一个重要探路者。
基于这一系列构想，再来看“亚洲地中海”世界，我们会发 现其中的东南亚部分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特性。东南亚并没有强国家的传统，相反，它长期具有强商人秩序的传统。商人可能来自各个地方，在今天，尤其是来自“亚洲地中海”周边。在东南亚,国家只是秩序生成过程的参与者之一，甚至不一定是主要参与者。所以，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秩序天然是多孔化的结构，I 这种多孔化结构也就天然适合新汉萨同盟的出现。
1 "多花化”的槪念接引自［吳］後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醴界：吳国帝权申的亚洲和欧 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 t 学占版社 2007 年版，第 20 页。势申提到，"全球化和国徐化使得当今的班区（捋诸如东南亚、西欧达种慧义上的 Jt 区——笔者注）成为多花化地区。就效果而言， 仝 球化具有变革性，国陆化具有渐进性。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互动加離了施，区的通 <44, 打破了処区跑封闲"。
以东南亚起步的新汉萨同盟可能还没有实力迅速覆盖太大的 区域，但是它应该有能力覆盖“亚洲地中海”地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其为“东亚汉萨同盟”。我们会发现，东亚汉萨同盟的覆盖区域刚好和全球制造业秩序的中心区域高度重合，这一区域因此有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去发展该同盟。而我们在东南亚看到的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创业在微观层面上构成了整个制造业供应链网络的基础，构成同盟运作的基础。
东亚汉萨同盟可能是由东亚世界的大企业家、大商人们共同 推动建立起来的，但其起点可能是在东亚地区传统上的"帝国边缘”地区——东南亚。咨诸历史可以发现，“帝国长期屹立的秘密似乎是：当帝国陷入危机或衰落时，要么是边缘拯救了帝国，要么是边缘让帝国恢复活力。只有帝国外围地区具有强烈的帝国归属感，而且相信帝国的崩溃给它们带来的害处多于益处，它们才会愿意而且有能力拯救帝国或使之恢复活力”。I 这样一种“归属感”能否出现，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一中国和日本是怎样一种姿态。中、日两国的商人群体如果能在东亚汉萨同盟的事情上发展出共识，事情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性。
商人自治的法律空间需要物理空间作为载体，商人们才能真
1 ［吳］赫尔弗亘德•明克勒：《统洽世界的盪弭——从古罗马到间振江、孟翰译，申 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6 页。正活动起来。这种物理空间不可能仅仅局限在东南亚这种“帝国边缘”，在“亚洲地中海”较为核心的地区一也就是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也需要找到这种物理空间。但这些核心地区都有着强国家传统，不是东南亚那种天然的多孔化地区，这种物理空间便必须是在国家意志的配合下才能够形成——这就有些类似于中世纪汉萨同盟的商人们在英国寻求君主授予贸易特权的过程。
国家意志的这种配合，从法理上来说，仅仅是一种商业性行 为，并不涉及宪法问题。构想继续推演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种商业行为实际上是有现成的空间可用的。从2013 年 9 月到 2019 年 8 月，中国已经批准了 18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态势。在这些自贸试验区的物理边界内还可以再划出若干小块地，并可以请日本、韩国以及其他环“亚洲地中海”国家也在其境内特定地方划出若干小块地，这些土地便构成东亚汉萨同盟所需要的物理空间——就如同中世纪汉萨同盟在海外设置的商站。
这些土地构成的物理空间，在法律上可以被暂且称为“共同 市场区”，它们分布在环“亚洲地中海”地区的各国境内。“共同市场区”的各地块间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
加入“东亚汉萨同盟”的商人们基于一定标准，可以获得共 同市场区的一种特殊身份证件，基于这种身份，他们在“共同市场区”内的各块土地上可以自由流动，不受通常的签证和移民政策的限制。这些商人基于常驻原则以及纳税额原则，可以在“共同市场区”内的特定地块上拥有票选权，票选出该地块的市政委员（候选人身份限“东亚汉萨同盟”商人），各地块的市政委员中再遴选出若干人，形成“共同市场区”的执行委员会。
在“共同市场区”内，商人自治的法律、仲裁和执行等机制 会逐渐地磨合演化出来。法庭和仲裁委员会的人选，则不限于“东亚汉萨同盟”商人。在民事法律上，“共同市场区”内适用这些商人自治法律，不受地块所在国的法律管辖；刑事案件则依照属地或属人原则，移交“共同市场区”以外的国家法庭审理。“共同市场区”内设置专门的权限法庭，用来裁断民、刑事案件的区分边界，以及裁断具体的刑事案件究竟应该依照属地还是属人原则来移交，从各种争议性案件的判例中逐渐厘清所应遵循的原则。
以上构想我们可以继续推演下去，各种原则和方案可以列得 很长。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讨论，一定可以开出更富想象力的构想。随着技术和经济逻辑的不断演化，我们正进入一个大颠覆时代。这种时代的前景，正是通过各种奇思妙想铺就出来的。
在为写作这本书而做的东南亚调研之旅中，在为写作这本书 而展开的思想实验之旅中，我们见证了太多激动人心的事情。
在未来，也许我们有机会继日本的亚洲故事和中国的亚洲故 事之后，再看到正在演进中的东南亚的亚洲故事。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故事不是东南亚的故事，而是在东南亚的特殊处境中，让整个亚洲焕发新的活力的故事。它不会是一个属于辉煌事功的政治一军事“帝国”，它会是真正属于“人”的不那么耀眼但足够温润的“帝国”。
这样一个明天，相当可期。
这本书的写作，缘起于罗振宇、脱不花约的一个饭局。2019 年 3 月的一天，他俩约我吃饭，罗振宇说他打算把跨年演讲打造成一个平台，更多呈现老师们的研究，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其中一个版块的主持人。当时我正密切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制造业向越南转移的状况，便提出，如果得到 App 愿意支持我做这方面的研究，我就可以接受邀请。双方一拍即合，随即我就展开了长达大半年的调查研究。
正当我琢磨怎么切入研究的时候，偶然看到网上的一篇文章, 讲的是中国一系列在特定细分领域里牛气冲天的小镇。其中就有徐小平先生的家乡——被誉为“世界提琴之都”的（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于是，在爱道思人文学社小院的昏黄灯光下，我用一瓶红酒换来了徐小平讲述的何彬先生的故事，这个故事迷人极T, 还让我看到了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所以，我的调研就从“世界提琴之都”开始了。
徐小平先生推荐了好友张明先生、赵晋成先生，还有自己的 妹妹徐燕女士，他们共同接待了我们到泰兴的调研。他们为我们介绍了很多访谈对象，有李书、吴建新、吴曾荫、丁沛、赵俊臣、刘鹏凯、台德成、丁克处、钱富民等多位朋友（以接受采访的时间先后为序）0 和这些人的访谈让我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有了更多理解。
之后，我进一步组建研究团队，并着手寻找进入越南的资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刘庆彬教授帮了大忙，他在日本留学时读的是发展经济学专业，有很多来自东南亚的同学。刘庆彬教授充分调动起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资源，迅速接洽上了越南的一系列研究机构和贸易组织；同时又通过自己的朋友储瑞金，带我们认识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冯超老师，以及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的徐银凯律师和张斌律师。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已经在越南河内设立了分所，张斌律师在越南有着多年的耕耘经验，对越南有着深刻的理解，建立了丰富的人脉网络。两位律师不光帮我介绍了越南的大量采访资源，还不辞辛劳地陪我们在越南做了多次现场访谈，对我们研究的帮助极大。
这个研究不应是单一学科的研究，而应有经济学、政治学、 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视野，才能够把问题域充分地打开。因此，我便邀请了一系列相关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调研和讨论，感谢刘庆彬、张笑宇、王剑利、齐群、杜一鸣、张萌等朋友的鼎力相助，没有和他们的持续高密度讨论，这本书是无法完成的。尤其要感谢张萌，她除了参与我们的调研和讨论之外，还不辞辛劳地帮我们安排一切行程。每次外出调研，我们每天都是从早九点出门到晚十点才回到酒店，中间几乎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如果没有张萌的悉心安排，以及她对调研材料的细心整理，这本书也是无法完成的。
出发去越南之前，云南大学的李晨阳老师召集了校内多位东 南亚研究专家，我和研究团队的伙伴们与这些专家做了讨论。这帮我们打开了思路，修正了调研方案。之后，我在北京拜会了很多朋友，黄节先生、张宏江先生、何菁先生都把各自在越南以及珠三角等地的朋友介绍给我。随后，我到深圳拜访了瑞声科技的江南先生，他帮我协调去瑞声在越南的工厂做调研的事情。我还去拜访了 TCL 集团，闫晓林先生和廖骞先生接待了我，并给我介绍了刚好回国出差的 TCL 越南工厂的负责人温志兴先生。深圳拓邦公司的刘天喜先生也接待了我们，并将拓邦越南分公司的负责人陈德义先生介绍给我。
到了越南之后，温志兴、陈德义以及胡志明市中国商会会长 赵骞先生对我们的帮助极大，他们是帮我们打开越南更多人脉的几个关键性人物。可惜的是，由于调研的时间有限，我们未能对他们几位以及他们的公司在越南的故事进行深入挖掘，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弥补。
在越南期间，我们拜访了大量的企业，采访了大量的人，听 到了大量有趣的和令我感动的故事。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讲岀他们的故事，只能把他们的名字列在这里一并致谢（以接受采访的时间先后为序）：感谢范玉红、李广哲、北川浩深、陈旭、汪洋、高雅、张守江、张锐、蔡莉、龚书熊、沈春良、真嶋翔大、Minh 、曹振华、任泽忠、雷祖旋、王奕谋、彭子豪、廖子权，还有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这些人都欣然接受采访，把他们的所知、所感坦诚地告诉了我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本书的丰富内容。
在越南做了大量访谈之后，我们又到新加坡，从资本秩序的 角度进行了一■些访谈。感谢Pieter Kemps 、 Joy Cham 对我们的信任，他们提供的信息帮我们验证了之前的很多假想。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在本书中未能把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更多内容呈现岀来，只能在这里表示感谢。
从东南亚回来之后，我觉得对珠三角与越南之间的制造业关 联有必要进行再一次的深入挖掘，于是又通过从越南调研获得的信息，回溯到珠三角的供应链网络当中进行调研。这一次的调研幸亏有陈志军先生帮忙，让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东莞制造业的发展历程。通过陈志军先生的引介，我们采访到了多位人士，他们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但基本上都不愿意透露姓名，我只能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离开了珠三角，我们又去到中越边境第一大陆地口岸广西凭 祥进行调研，赵骞先生把他的朋友何加继先生推荐给我们，我们从那里又获得了关于中越之间贸易的更鲜活的一手资料。
结束了一系列访谈之后，我与已经并肩研究10 多年的“大 观”学术小组的朋友们做了更多深入探讨。一系列更加有价值的思路，尤其是最后一章关于新汉萨同盟的思考，也在此过程中打开了。感谢这些朋友。当然，文责自负。
在本书即将付印的前两天，我还有了意外的收获。根据本书 底稿改写而成的得到App 音频课程“中国制造报告 20 讲”上线后，用户的反馈非常多，提供了大量极为有趣的案例，让我收获巨大。尤其重要的是，有用户提出了我在课程中的一个瑕疵，我迅速地把用户的建议添加在了书稿的脚注中，但在正文里保留了原有的瑕疵，让这本书呈现岀更强的现场感和互动感。
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谈到，随着技术和生产逻辑的变迁，经 济空间与政治空间日益分离。这一次的写作经历让我更为深刻地感受到网络时代作者与读者之间边界的模糊化。此前我能够想象网文的作者会是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但我自己也很意外地小小体验了一次，不啻为这次研究给我的又一份惊喜。
这样的一种边界模糊化，让我能够隐隐地透视到未来。感谢 你们。
施展
2019年平安夜，于北京
1
汉萨商人的主体是德意志商人，但在德意志商人结成汉萨同盟之前，他们还无法被称作汉萨 商人。
2
［日］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6—205 页。
3
[ 0 ]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广西师范天学占版社 2014 年版，第
426 页。
4
［法］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 13—21 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龚华燕、龙雪飞译，新世纪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6—164 页。
5
［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6 、 186 页。
6
1参见［美］詹姆斯•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05—206 页。
1关于贱艮资本家飾相关计论转引自［芙］欧爱玲：《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 与企业》，吴 AW, 社会科学玄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15 页。
2参见［徳］马克期•韦侑：《索教社会学》，崖乐、简惠芙译，广西师范九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39 页。
7
［美］欧爱玲：《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吴元珍译，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0 页。
8
ethnic和 nation 在汉语中都被译为“民族”，并引起了很多误解。 ethnic 指的是因为文化、传 统等差异形成的族群性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政治性意涵，并不指向政治上的独立，所以今天经常又把它译为“族群”；而 nation 所指的是一个要自我治理的人群，里面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性意涵，要求政治上的独立。用中国的例子来说，汉族、满族这些族群应该是 ethnic, 中华民族才是一个 nationo 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其中的"民族"就是 nation 意__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