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代历史，我们会发现一种吊诡的现象：贱民族群带来 了现代世界的活力（这里说的贱民族群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指欧洲传统社会中各种边缘性群体），但也正是这种活力终结了汉萨同盟这种商人秩序的辉煌，并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商人秩序。这种遮蔽不仅仅发生在古代中国，还比较普遍地发生在建立起强国家的地方。
在近代以前，欧洲处在原初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接近中国东 周列国时的状态。我们今天所说的英国、法国、德国之类的国家，都还没有出现。各国国王类似于周天子，只是某片土地上的名义共主，实际上根本管不了手下的诸侯贵族。国王手下的贵族还可能通过各种复杂的联姻关系或继承关系，同时担任别的土地上的领主，对别的君主也有效忠关系。如果这两个君主发生冲突，贵族会站在哪一边，就很不好说。还有一系列古代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的复杂要素，会对欧洲国王们的意志构成各种掣肘。诸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提出的效忠要求，罗马教皇提出的效忠要求，遍布各处的教会领地提出的要求，贵族们组成的议会对君主税收权力的约束，贵族们组成的高等法院对君主颁布法律权力的约束,领地的夹缝处发展出来的向君主购买特权的城市，等等。中世纪欧洲的政治一权力主体极为多样和复杂,其间就有了大量空隙,使得类似汉萨同盟这样的商人自治秩序可以成长起来。
空隙中还有典型的贱民族群一犹太人，他们在贵族们不屑 经营、认为有辱身份的金融业中发展起来，逐渐成为巨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金融技术和贸易技术，再加上北欧、南欧的商人们发展出的各种海商法，让地理大发现之后的远洋贸易得以大规模可持续地展开。
实际上，早在9—10 世纪的时候，北欧的维京人就已经发现 了北美。之后几百年中，时不时就有北欧人航行到北美。但这些航海发现并没有变成地理大发现，是因为维京人的航行背后没有大规模的远洋贸易作支撑。没有大的物资交换和人口流动，远航就不能对欧洲传统社会形成深刻冲击，航行到北美就仅仅是个偶然性事件，无法获得历史意义。但是在犹太人及南北欧各种商业城邦发展出金融、贸易和法律技术之后，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终于有机会从本质上改变欧洲的社会秩序，改变人类的历史。
边缘性群体在这里又起到了重要作用。大航海时代，远洋航 行是件风险非常高的事情，船员死亡率经常在一半以上，选择去海外冒险的多半是传统社会中的失意者。这些边缘性群体一贱民群体在既有秩序中丧失了机会，索性以生命为抵押放手一搏。虽然很多人都失败了，但是一部分成功的人带回了巨额财富，改变欧洲社会的力量正蕴含在这里面。
那些空有名头、没有实际控制力的君主一直想要击败手下的 诸侯贵族，在领土上形成统一的政治统治，但一直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君主能支配的军事能力往往敌不过大贵族。中世纪的财富形式主要在于土地、庄园。这就意味着，直属领地的规模大致可以兑换成领主的军事能力。君主的直属领地并不比大贵族的领地大，能支配的军队规模自然比不过大贵族的，也就没能力击败他们。
但是，远洋贸易带来一种全新的财富形式——成功的商人可 能一寸土地都不占有，却能积累起巨额财富。君主们发现了这笔财富，便向商人们借款，用借来的钱去瑞士等地找雇佣兵，总算能击败诸侯贵族将领地统一起来了。法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大致理解成，法国国王本来处于周天子的状态，但在经历若干代之后，他逐渐找到办法削平诸侯，一统天下，成了秦始皇。
欧洲主要国家陆续进入这种统一状态后，过去那种政治一权 力主体之间的空隙逐渐被挤压掉了。汉萨同盟这样的商人秩序虽然可以制衡中世纪的那种弱势君主，但是没有能力对抗这些新出现的强势君主，遂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一些新类型公司开始浮现出来，诸如东印度公司 之类的特许公司。这些公司塑造的不是过去那种纯商人秩序，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用来达成政治目标的商业手段。这些公司被授予各种垄断经营的特权，交叉使用商业、军事、政治等手段去海外开拓，发展起辽阔的殖民帝国。这些特许公司在亚洲建立起殖民地，其中的白人虽然也是移居来的少数群体，却能通过枪炮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军事控制。这些人在欧洲可能是边缘人群,但到了亚洲之后能直接成为统治者。特许公司的商业属性在相当程度上被政治属性吸收，这和汉萨城市或商站大不相同。所以，这些新类型公司的兴起，也让政治秩序逐渐遮蔽商人秩序。
更深刻的遮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到来。
在大革命以前，除了个别的宗教性高光时刻（比如宗教改革 时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神权统治）,各大文化圈的人都普遍认为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于传统。传统是由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面对各种挑战时产生的适应性策略逐渐演化累积而成的结果，是基于人的活动而成的，给各种自生秩序留下了相当充分的空间。商人秩序因此获得了成长的空间，并能够得到相应的政治承认。
可法国大革命把正当性的来源给颠倒过来了。在它看来，传 统只不过是人类的贪婪、愚昧、自私的各种堆积，配不上人类这种理性的动物。人类应该建立一种符合理性的秩序，而最符合理性的秩序，就是人们进行自我统治，而不是被他人统治，这就是人民主权论。
紧跟着的问题是：拥有主权的“人民”是谁？ “人民”需要满 足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人民”需要是内部均质性的，否则，咱们彼此都不一样，凭什么要一起过？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现实存在的，不能视而不见，因此就必须找到超越这些个人之上的共性。只要在那个意义上，人们是均质化的就够了。另一个条件是，“我们”这个“人民”和其他人群之间应该是异质性的，只有这样，才能说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跟“他们” 一起过，也不应该让“他们”分享“我们”的政治权力。
现实中，“我们”內部是有差异的，“我们”与“他们”之间 往往又有很多共性。但如果承认这些，“人民”这个公共身份就无法构造出来了，所以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叙事构造出“我们”的共性，以及“我们”与“他们”的异质性。如此构造出的“人民”，其内涵逐渐演化为“民族” (nation ), 其意识形态发展为“民族主义”。 8
因此，“民族”就是借助“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构造出 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可以极大地强化内部认同感，以及对外的差异感，进而带来强大的政治动员效力。所以，民族主义很快就成为现代政治中一种影响力巨大的叙事逻辑。政治问题是民族主义的首要诉求，而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就是区分“自我”与“他者”。在民族主义的叙事下，“他者”经常会被构想成一个不可被穿透的致密体，是与“自我”截然相异的存在。这种意象构造得越成功，民族主义的动员效力就越强 种滚雪球式的效应就岀现了。
欧洲各国在19 世纪后期都越来越强化这种民族主义叙事。在 国民教育和公共宣传中，人们会不断看到“我们”的优越之处、“他们”的卑劣之处，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本质性差异，世界秩序也就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系列致密体互相冲撞、难以妥协的状态。真实世界的运作逻辑被这种叙事遮蔽，各种在现实中穿透国界的商人秩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对于具体的“人”的观照也被排挤到后台去了。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以政治秩序笼罩一切的封装式思维，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并不断地被强化、精致化。
之所以会走上这条路，是因为如果商人秩序被突出得过多， 微观层面上“人”的具体活动被真实讲述，致密体的神话就会破灭，这和民族主义诉求的国家秩序是背道而驰的。而民族主义叙事的末路狂奔，带来了世界大战。
我在第五章讲过，一战后，各大战胜国在凡尔赛和会上仍然 以一种民族主义的思路来安排战后世界秩序，无视各国在经济上已经极为深刻相互依赖的现实，凯恩斯的天才预言被淹没在一片喧嚣之中。我们已无法知道，战胜国的领导人做出那种灾难性的选择是仅仅出于机会主义的选票考虑，还是他们自己也被困在封装式思维里一不仅给民众戴上了民族主义有色眼镜，还让自己也无法看清世界，以至看不到凯恩斯明明白白指出来的东西。
在东亚世界，这种状况发生了更复杂的演化。东亚原本就有 强政府的传统，政治秩序遮蔽着甚至污名化着商人秩序。随着西方殖民扩张，东亚世界也开始了艰难的反抗过程。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内部动员，东亚各国纷纷引入民族主义。随着反抗运动和战争的激烈程度不断上升，民族主义情绪也越发强烈。于是，政治问题成为压倒性的首要问题，商人秩序遭到了本地政治与反霸、反殖政治的双重遮蔽。
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的海商面相就被遗忘掉了，民族英雄 的面相被不断凸显，因为这样才符合民族主义的叙事构造需求。数百年来东亚世界形成的庞大商业贸易网络也被遮蔽掉了，只剩下殖民与反殖民对抗这一历史过程。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更是超越了一切，对国家秩序的强调进一步遮蔽了商人秩序。
在这种叙事逻辑中，被凸显出来的这些政治性面相当然都是 历史的真实侧面。但如果它们被抽离出一个更加完整的意义框架,侧面便有可能沦为片面，这是我们在今天必须反思的。
技术与经济逻辑的演化让我们在今天的反思有可能超越单纯 的观念推演，在对现实的观察中发现更深刻的历史过程。中世纪的政治秩序与商人秩序是并行的，而商人的发展催生了现代国家,导致近代以来强大的政治秩序遮蔽了商人秩序，封装式思维笼罩了一切；国家在彼此对抗中刺激着技术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到当代终于让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开始分离。到了这一步，一个新的历史循环很可能就要展开，商人秩序会从政治秩序的遮蔽当中走出，再次走到历史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