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5 不要让他们拖你的后腿，伸手去够星空

Chapter5
不要让他们拖你的后腿，伸手去够星空

“人们经常问我，‘你是不是一直都想成为法官？’我的回答是，在吉米·卡特成为总统并且下定决心要充分发挥所有人的才能之前，这种想法根本是不可能的。”

——金斯伯格，于2010年

像是又做了新娘。这是金斯伯格在比尔·克林顿总统领着她走到白宫玫瑰园中并宣布提名她成为下一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时的感觉。但不像新娘穿白纱裙，金斯伯格穿着一条宽松的海军蓝西装裙，头发用一个大发圈扎了起来。当时在场的人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知道金斯伯格差点错失了这次提名。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前，克林顿本要打电话让另一个人成为自己总统任期内提名的第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的，那个人也是男人。

但在宣布提名金斯伯格的那个下午，克林顿脸上看不出对此有一丝疑虑。他称金斯伯格为女性权益运动英雄和法律界巨星。更重要的是，克林顿说，他选择金斯伯格是因为她政治观念中立，既非自由派也非保守派，而且一直以来她的“道德准则都是缓和同事之间针锋相对的良药”。

“你无法给鲁思·巴德·金斯伯格贴上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标签，她已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并不受这些粗暴标签的限制。”克林顿总统说。“她亲身经历的歧视，”他补充道，“使得她在个人职业生涯的二十年间不断对抗歧视，努力让美国成为一个对我们的妻子、姐妹和女儿们更好的国度。”如果当时可以发言，金斯伯格一定还会补充道，“以及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和儿子们。”

克林顿的演讲中还提到了已与金斯伯格结婚三十九年的马丁。（“当时金斯伯格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性。”克林顿坏笑着对听众说。）但克林顿没有提及马丁在金斯伯格的大法官提名中扮演的另一个角色：他调动了自己全部的资源来确保总统知道，在华盛顿特区里就有一位曾经是女权律师的联邦上诉法官可以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我其实也没起到什么作用。”马丁后来坚持说，但他的朋友卡尔·弗格森出卖了他。弗格森说马丁“大概找了几十上百个朋友”来为金斯伯格游说，他请求他们给自己在国会或白宫里认识的所有人打电话，不管他们认识的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当马丁听说金斯伯格长久以来对“罗伊案”的不满好像让她得到了一个“不被女权主义者信任”的名声，他又动员了金斯伯格所有的女权伙伴来为她游说。

金斯伯格很少积极推荐自己，也从未要求别人来推荐她。但当时她的一位法官助理告诉她，如果只是消极等待被总统选中的话，那她大概排在候选名单上的第二十五位。金斯伯格不得不承认，她确实很想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当时，克林顿总统生涯初期几次对联邦法官的任命都出现了问题，不仅引发了一连串的政治混战，还导致了一些匆忙狼狈的撤职。1993年6月，距离拜伦·怀特大法官宣布从最高法院退休已经过去了四个月，克林顿还没有确认提名人选。但候选人的名单被泄露给了媒体，金斯伯格并不在其中。金斯伯格当时虽然还在努力争取，但当白宫顾问伯纳德·努斯鲍姆让她周末放心去佛蒙特州参加婚礼的时候，她以为自己没戏了。然而，就在那个周末，金斯伯格突然接到努斯鲍姆的电话，让她马上回华盛顿与总统会面。

克林顿候选名单中的另一位联邦上诉法官斯蒂芬·布雷耶据称有一些税务问题，这个问题曾导致其他被提名的人选没有得到国会确认，而且克林顿也不怎么看好布雷耶。（一年之后，克林顿显然改变了主意，他还是提名布雷耶成了大法官。）克林顿最看好的候选人马里奥·库莫则在他决定提名之前的几分钟宣布退出竞选。

星期日在白宫的会面中，克林顿立刻就对金斯伯格产生了好感。克林顿总统的幕僚听说马丁是税务律师后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下金斯伯格的税务记录肯定没有问题。实际上，金斯伯格才是家里全权处理财政事务的那个人。但当克林顿的审查员在金斯伯格夫妇位于水门大厦的公寓中审核她的税务记录时，是马丁给他们做了午餐。

克林顿的媒体联络官乔治·斯蒂芬普洛斯说，克林顿一度担心金斯伯格支持为堕胎提供公共资金会“让她看起来文化上太左”。但克林顿想要一位可以改变历史的候选人，而金斯伯格在此之前就已经创造过历史。临近午夜，克林顿打电话告知金斯伯格自己将提名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明早我们会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一个小仪式。”克林顿告诉她。当然，他补充道，“我们希望你可以发表一段讲话。”

这最后一句话让金斯伯格从狂喜中平静了下来。她回到了书桌前写演讲稿。幸好夜晚本就是她最有效率的时段。而且，整个提名过程发展得如此迅速还有一个好处。“白宫撰稿人没时间修改我的讲稿，”在向全国发表了第一次讲话后的金斯伯格说，“我一字未改地发表了讲话。”

美国人民第一次见到金斯伯格的那一天，她的表现与平时大相径庭，甚至她的一些朋友都从未见过她的这一面。那一天，金斯伯格戴着几乎占了脸蛋一半面积的淡紫色眼镜，热情洋溢地笑着发表了讲话，完全不像是传说中那个严肃冷淡的女人。她感谢了女权运动“为和我一样的女性们创造了许多机会”，还感谢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让女权运动得到了许多灵感与鼓励”。

“我相信，克林顿总统刚刚发表的讲话充满了历史意义，因为它标志着女性的才能，即社会中至少一半才能的来源，只能在社会职业顶层中昙花一现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金斯伯格说。

“我最后想感谢我的母亲西莉亚·阿姆斯特·巴德。”她说，“她是我认识的最勇敢坚强的人，不幸的是，她很早就离开了我。如果她生活在一个女性也可以追求事业与成功、女儿也像儿子一样被珍惜的年代中，她一定会成就大事业。我祈祷，我能做到和她一样。”

熟知金斯伯格的人们从未见过她如此不设心防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金斯伯格讲到自己的母亲时，比尔·克林顿从脸颊上擦去了一滴泪水。金斯伯格不仅在整个美国面前延续了自己对母亲的记忆，她甚至还帮助了一位男人反抗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性别刻板印象。

对女权主义激进的理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金斯伯格曾应征过联邦地方法院[1]的法官职位。审查委员会说金斯伯格不够格，因为她没有金融证券方面的法律经验。“我想知道他们又有多少性别歧视问题方面的法律经验。”金斯伯格之后对自己的法律记者朋友妮娜·托特博格抱怨说。

不过金斯伯格也不怎么想做地方法院的法官，因为地方法院是所有联邦案件诉讼的第一步，主要作用在于确认事实证据。她对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问题更感兴趣。每年，大约会有一万个案件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最高法院只会挑选其中大约七十五个进行审查。因此，一般而言，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们对各种法律问题拥有最终解释权。一直以来，想要成为上诉法官的关键在于认识对的人，以及在竞选中支持对的一方。但即便在跨过了这个关卡之后，男性律师之间的关系网依然阻碍着女性成为上诉法官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直到吉米·卡特成为总统的1977年，所有联邦上诉法官中只有一位女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卡特政府决心改变这一现状。女权律师们急切地想要为此做出贡献，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组织，专门考察法官候选人是否愿意为平权事业做出努力。这样一来，金斯伯格忽然之间就认识了那个可能可以让她成为上诉法官的关键人物，她叫林恩·赫克特·斯查弗然，是该考察机构的主席，她曾是金斯伯格在哥大的学生，后来又做过美国民权同盟的实习生。

金斯伯格在应征位于纽约的第二巡回法院和华盛顿巡回法院的法官职位时，她知道自己的女权工作背景可能会对她不利。在一份写给自己的题为“第二巡回法院面试记录”的备忘录中，有整整一页是关于要如何应对针对她“个人经历而造成的偏见”的质疑。金斯伯格还准备了一张清单罗列自己所有的优秀品质，在这些品质中，金斯伯格没有把重点放在自己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诉讼律师这一点上，也没有着重讲自己天才般的法律策略或是自己的各种成就，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她“持久工作的能力上——她习惯于长时间工作，下班回家后也会继续工作，每天必须把当天的工作做完，不论做到多晚”。金斯伯格还冷静地指出了她“对于工作成果的高要求”（“我对自己有着最严酷的批评和要求”），并在清单的末尾写上了她是“优秀的（即懂得共情的）倾听者”。总的来说，金斯伯格写道：“我非常希望你们可以根据我的个人品质来对我做出评价，而不是根据我的性别，或是根据那些无法客观评价我的表现和潜能的人的观点。”引用莎拉·格里姆凯的话来说，金斯伯格只希望审查委员会可以给她以基本的尊重。

金斯伯格没能成为第二巡回法院的法官，显然是因为她同时申请了两个上诉法院的法官职位，尽管她先前被告知这并无不妥。金斯伯格当时的信件中透露出她对此的失望之情。“一些地区的法院系统中采用的‘功绩制度’看似在发挥作用（但也许实际上并没有），有些人正在对此提出质疑，我很受他们的鼓舞。”金斯伯格1979年3月在给女权律师戴安·布朗克的信中写道。那些曾受教于金斯伯格或钦佩她的女律师开始团结到了她的周围，她们中至少有一位在卡特政府中任职。

“如果鲁思不能成为上诉法院的法官，大量女律师会觉得女性律师数量上的增长以及女权运动的进步都是徒劳无益的，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情绪非常浓烈。”联邦总检察长助理芭芭拉·巴布科克在3月12日给总检察长格里芬·贝尔的信中写道，“如果金斯伯格不能成为上诉法官，这将被认为是对女权运动的严重羞辱，全美没有任何一位女性比她更够格。金斯伯格完全符合成为上诉法官的要求。”巴布科克给金斯伯格寄去了这封信的复印件。不到一个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听说了金斯伯格的大名。

正如金斯伯格所料，很快就有人拿着她曾为女性权益抗争的事实来对她进行攻击。俄亥俄州的保守派议员约翰·阿什布鲁克抱怨说金斯伯格“对女权主义有着非常激进的理解”。金斯伯格在给她的法学教授赫伯特·韦克斯勒的信中写道，阿什布鲁克的评论“严重歪曲了我的观点、言论和文章，但是我怀疑他可能根本不在乎我到底说过或写过哪些话”。幸运的是，阿什布鲁克作为众议院的成员，没有权力投票决定是否任命金斯伯格。1979年5月，妮娜·托特博格在《法律时报》上发文支持金斯伯格。“司法委员会上的保守派成员们一直拖延，至今还未确定举行任职听证会的时间。”托特博格写道，“如此拖延的原因是这次的被提名人是一个女人。哪怕这个女人曾是女性运动法律策略的幕后策划者。”

但在最后，在司法委员会对任命金斯伯格的投票中，只有声名狼藉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投了反对票。1980年6月18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中，金斯伯格全票通过，正式被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她没有忘记那些帮助她走到这一步的学生和女权律师。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学生戴安·齐默尔曼还记得金斯伯格被任命后，教员和学生们为她举办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庆祝聚会。聚会上，金斯伯格坐在地上，抱着肯德基全家桶，一边吃着炸鸡，一边咯咯地笑个不停。

女人们反对她

在金斯伯格正式宣誓成为上诉法官之后举行了另一个正式的庆祝聚会。杰拉尔德·冈瑟，那位不惜勒索法官也要为金斯伯格找到一份法官助理职位的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受邀在聚会上演讲。冈瑟是著名法官勒恩德·汉德[2]传记的作者，他告诉在场的人们，金斯伯格会成为一位和汉德一样的法官，“真正思想开明、不存偏见”，并且会“密切关注自己因个人经历的局限而可能造成的思维限制”。奇怪，保守派和自由派心里都偷偷这样想，会意地用手肘捅捅身边的人，美国民权同盟的荣誉会员怎么可能会成为中立派的法官？

冈瑟和这些怀疑者打了一个赌，赌注五美元，他赌在几年之后，金斯伯格会“被广泛认为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上最独立开明、深思熟虑、谦逊节制的一位”。几年之后，冈瑟收到了一封夹着五美元的信，随信还附有一则从《华盛顿邮报》上剪下来的报道，这篇报道把金斯伯格描述成了一位可靠的中间派。

金斯伯格是在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刻才被任命为华盛顿巡回法院的法官。在她上任一年之后，她就发现自己现在的工作距离女权主义的法律世界已经很远了。卡特总统之后的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在华盛顿巡回法院中任命了多名坚定的保守派法官，包括安托尼·斯卡利亚、肯尼斯·斯塔尔、罗伯特·博克和克拉伦斯·托马斯。金斯伯格所在上诉法庭的主要职责是监管联邦机构，她的工作通常非常琐碎无聊，马丁曾开玩笑说金斯伯格处理的绝大多数案件都跟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有关。但是，华盛顿巡回法院常被称为是美国第二重要的法院，而且毫无疑问是通往最高法院的最佳道路。

但金斯伯格的新头衔并没有改变她的一些“恶习”。在哈佛法学院毕业生二十周年的同学会上，有人想要让“这一届的全体同学偕妻子”一起拍张合照。“你说‘妻子’是什么意思？”金斯伯格质问道。而金斯伯格夫妇参加鸡尾酒会时，每当主人向别人介绍“金斯伯格法官”时，那个人一般都会向马丁伸出手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斯伯格在华盛顿巡回法院的一些法官助理甚至都忘了她曾经在女性权利诉讼中声名显赫。

“她一般被认为不是‘代表女性的法官’，更不是‘政治观点明确’的法官，而就是一位很有法官样子的法官。”金斯伯格的两位前法官助理大卫和苏珊·威廉姆斯后来写道，就好像做“代表女性的法官”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金斯伯格认为自己作为上诉法院法官的角色和从前工作的角色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法官，她需要遵循判例，而非试图改变它们。而且，在这个大多数决定都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共同决定的法院中，金斯伯格确立了自己寻求合作的原则。

“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伟大的异议者，我更倾向于换位思考，哪怕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妥协。”金斯伯格在1985年的一次法官圆桌会议中说。“当然，我也有一些不可妥协的基本原则。”她补充道，但是她“一直关注着各种人性格的特点，并从中学到了许多。在成为法官之后，我更多注意到人们的不同性格对其观点所产生的影响。”金斯伯格甚至尝试说服她的法官同事们在一致同意的判决书中署上所有法官的名字以示整个法院的意见一致。不过其他法官都不怎么喜欢这个主意。

人们彻底确认金斯伯格作为中间派的形象是在她的一次演讲之后。1993年3月，金斯伯格在纽约大学发表了被称为“麦迪逊演讲”的讲话，当时台下的听众中有许多是她住在纽约时的老友。金斯伯格在演讲中说，涵盖范围过广的法院判决只会适得其反，必须先靠民间运动和立法机构引起社会变革，然后法院才能改变判例，否则法院过早插手干预只会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为了举例说明，金斯伯格选择了一个对许多听众来说都有着私人意义的案子：“罗伊诉韦德案”。

过去的几十年间，保守派一直想要推翻“罗伊案”，而且就在金斯伯格发表“麦迪逊演讲”之前的几个月，他们差点就在“计划生育联合会诉凯西案”中赢得胜利。幸好安东尼·肯尼迪、大卫·苏特和桑德拉·戴·欧康纳三位大法官从中斡旋达成了妥协，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州政府可以对堕胎进行限制，只要这些限制不对女性造成“过度负担”，也不在胎儿离开母体可存活的时间点前完全禁止堕胎。保守派和自由派对这一结果都不甚满意，但至少“罗伊案”的判决暂时没有被推翻。就在女权主义者们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时，金斯伯格却宣称问题的源头正是“罗伊案”的理论本身。

金斯伯格说，最高法院当时不应仓促做出影响如此广泛的决定，而应该遵循之前在陪审员制度和政府福利制度问题中所采用的诉讼路径，即逐步推翻各个州的法律。如果当时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大法官们很有可能被说服建立起一个女性平等的法律框架，其中就可以包括生育自由。金斯伯格说，“罗伊案”判定在胎儿离开母体可以独立存活的这个时间点前，任何限制堕胎的法律都是违宪的，然而，这个大胆的判决实际上“中止了一个正在向着正确变革方向前进的政治进程，而且我相信正是因为如此才拖延了社会对堕胎问题的理性分析，最终推迟了该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金斯伯格的这个分析在历史学界至今仍有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罗伊案”判决前，推进堕胎权的政治进程就已经停滞不前了。而且，历史记录表明，“罗伊案”判决之后，堕胎问题也并未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5年，“罗伊案”判决书下达的两年之后，候选大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的就职听证会上，没有任何一位参议员问了他有关堕胎权的问题。但一些曾支持堕胎合法化的共和党成员很快发现，让共和党成为一个反对堕胎的党派有利可图。而且，即便最高法院当时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通往达成女性性解放和性自主权的路上可能依然阻碍重重。但金斯伯格坚持自己的观点，她坚定地认为只有逐步发生的改变才是可持续的。

对那些听了金斯伯格“麦迪逊演讲”的女权主义者和律师来说，她的观点像是对女权运动的背叛。演讲之后的晚宴上，伯特·纽伯恩回忆道，一些女权主义者激烈地质问了她们的老朋友。“她们担心，‘罗伊案’中确立的法律原则本就已岌岌可危，而鲁思这样的言论会导致‘罗伊案’被推翻。”不久之后，当纽约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向克林顿总统建议提名金斯伯格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克林顿的答复是，“女人们反对她”。但最终，欧文·格里斯沃尔德在一次演讲中将金斯伯格比作了瑟古德·马歇尔，正是这次演讲让克林顿改变了自己对金斯伯格的看法。因为格里斯沃尔德做的这件事，金斯伯格几乎原谅了他之前做的所有事。

有能力对人生选择完全负起责任的成年人

在克林顿提名金斯伯格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消息泄露之后，媒体急切地想要调查清楚金斯伯格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是激进女权主义者吗？如果是的话，那要怎么解释她在华盛顿巡回法院中令人困惑的审判记录？1998年，《法律时报》做的一次调查中发现，当金斯伯格与著名的保守派法官罗伯特·博克共同审判时，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案件中她都与博克意见一致，而只有百分之三十八的案件中她与另一位由卡特总统提名的自由派法官意见一致。六年前，自由派人士还成功阻止了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名博克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员泰德·肯尼迪在参议院演讲时警告听众：“罗伯特·博克如果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女性会被强迫在穷街陋巷堕胎”，“吃午饭时黑人则会被要求隔离开来”，以及很多其他听起来像是恐怖故事一样的有关博克的传说。）

《商业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一位华盛顿律师说金斯伯格“对商业化美国没什么敌意”，这大概也算是对读者们的些许安慰。《芝加哥论坛报》专栏作家克拉伦斯·佩琪撰文发问：“鲁思·巴德·金斯伯格到底是下一位瑟古德·马歇尔还是下一位克拉伦斯·托马斯[3] ？”但他也承认，金斯伯格总的来说算是位“温柔的女士”。曾与布雷耶大法官一起授课的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却持不同意见。他在自己全国发行的专栏中有偏向性地挑选了一部分匿名评论，然后说律师们都觉得金斯伯格是个“挑剔”“暴躁”“古板女学究作风” [4]的法官。（直到今天也没人想出“古板女学究作风”这个词用来形容男性的同义词是什么。）德肖维茨宣称“包括法官、法官助理和律师在内的同事们都认为金斯伯格‘不好相处’，而且正是她的这种性格让同事们都疏远了她”。

把金斯伯格和瑟古德·马歇尔相比，德肖维茨说，是“对我们记忆中英雄形象的玷污”，因为，毕竟金斯伯格也不过是“在女权运动比较时髦且不会影响到自己仕途的情况下，为几个上诉的女权案件辩护了一下而已”。马歇尔在此之前五个月已经去世，所以没法对此进行评论。另一位自由派学术大家，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诉讼的同盟，已退休的大法官威廉·布伦南则在私底下写信给金斯伯格。“总统选择你非常英明，你是最好的人选。”当时年近九十的布伦南写道。金斯伯格的回信中说：“亲爱的比尔[5]，我爱你！请为我祈祷。鲁思。”

接下来的一步是克林顿总统的幕僚认为整个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步：让参议院投票确认金斯伯格这个前女权诉讼律师兼美国民权同盟成员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院的共和党成员们想要得到总统收到的有关金斯伯格的评论和备忘录。他们是得不到的。”一位克林顿行政官员在一次会议笔记中写道。“传言说白宫里一些堕胎权的狂热支持者建议马丁开展行动以确保金斯伯格支持堕胎权的态度不会被质疑。”在金斯伯格就职听证会的准备中，白宫警告她，在听证会中她可能会被要求对美国民权同盟做过的所有事承担责任，并建议她在回答中与美国民权同盟拉开距离。“我说，‘不用再说了，我不会做任何贬低美国民权同盟的事’，”金斯伯格后来说，“所以他们只好放弃了。”

到了七月，在考虑任命金斯伯格的为期四天的参议院听证会中，并没有人问起任何有关美国民权同盟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参议院实际上由民主党控制，而且在支持任命博克和托马斯的两场激战之后，共和党人已对斗争感到疲惫不堪。另外，虽然就在两年之前，一位名叫安妮塔·希尔的女性还因为指控托马斯大法官性骚扰而被一整个审判团的白人男性百般刁难，但在这两年中，参议院委员会中新加入了两位女性参议员。

听证会中，整个美国看到的金斯伯格略显疏离、声调平抑，一次只说两三个词语，一个句子中间还带有许多令人困惑的沉默，就好像是在朗读外语文章一样。但金斯伯格以谦虚的态度讲述了许多有关她的家庭的有趣故事，她还展示了一本简的儿子保罗创作的画册，标题是《我的外婆很特别》。司法委员会主席乔·拜登评论道：“我告诉你，保罗，你字写得不错，画也很漂亮，你都不需要出版商就可以出书了。”

金斯伯格曾经的客户斯蒂芬·维森菲尔德更是充满感情地代表金斯伯格出席做证。拜登对此评论道，他自己和维森菲尔德一样，是失去了妻子的单亲爸爸。另外，在参议员泰德·肯尼迪的鼓励下，金斯伯格还讲述了她多年经历的各种性别歧视。

斯特罗姆·瑟蒙德确实问了金斯伯格一些有关堕胎的问题：她是否同意“凯西案”中的大法官更关心的是公众的看法而非如何正确运用法律？金斯伯格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我认为最高法院的所有大法官和所有联邦法官都同意一个原则，即法官必须依照自己理解的正确的法律行事。”

“你很厉害，法官，”拜登咯咯笑着说，“你确实很厉害。”

很多年之后，在谨言慎行的大法官候选人约翰·罗伯茨的就职听证会上，共和党人在被问到尖锐的问题时多次引用了金斯伯格的这个回答。“她说过很多次，‘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依据一个案子的事实来运用相应法律’。”金斯伯格的法官助理艾丽莎·克莱因出席了金斯伯格的听证会，她事后回忆道：“某些人说这种话可能会被认为是在打官腔。但大家都知道金斯伯格是真心认同自己说的每一个字。”

听证会的最后，几位保守派女性向司法委员会提出了抗议。其中一位女性说金斯伯格已“充分说明了她对于女性特权的忠诚”，显示了“她对女性经受的性别歧视有相当充分的了解，而对男性经受的性别歧视却一无所知”。在被指责为过多保护男性权利那么多年之后，金斯伯格大概会觉得这个评论相当好笑。

金斯伯格拒绝道歉，不管是为她曾在美国民权同盟里做的工作，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身份，或是自己对堕胎权的支持。“拥有选择是否怀孕的权利对女性的生活、健康和尊严来说至关重要。”她简洁地说，“这是一个她必须自己做出的决定。当政府控制着她的决定权，她就没有被当作一位有能力为人生选择完全负起责任的成年人来对待。”

最后，在参议院就任命金斯伯格为大法官一事投票时，只有三位参议员投了反对票。

最高法院工作中的美好一天

作为新上任的大法官，金斯伯格现在可以自由出入几十年前她作为律师在最高法院辩护时只有九位男性大法官可以出入的房间。她现在是大法官会议的一员了。在大法官会议中，九位现任大法官关上门，畅所欲言自己对案件的真实想法。除了大法官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这个房间——“这个房间里没有秘书、法官助理，甚至连递送消息的人都没有。”金斯伯格这样形容道。任何外界对于这个房间中发生事情的了解都来自大法官们的口述。如果大法官们想要会议记录，也只能自己手写。

口头辩论庭审结束几天后，大法官们会召开会议对案件进行讨论和投票。首席大法官坐在长桌的一头，最资深的普通大法官坐在长桌的另一头。在首席大法官总结完案件后，所有大法官会根据资历长幼依次阐述自己的看法。金斯伯格说，一般来说，会议上不会有太多辩论，尽管外界很多人希望在会议上会发生一位大法官说服另外一位大法官改变想法的情况。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讨论了几分钟之后，总会有一位大法官说，‘反正最后都是要写在意见书里的。’”金斯伯格说。然后首席大法官就会指派一位大法官负责撰写判决书，除非首席大法官是那个案件中的少数派，那么就由多数大法官中年资最长的大法官指派撰写判决书的任务。

金斯伯格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写的第一份判决书中充满了令人生畏的技术细节。在成为大法官三年之后，她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来完成自己几十年前开始的事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了让女军官们的工作得到公正的评价与待遇，金斯伯格曾多次代表她们出庭。但为军中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事业还未完结。

除此之外，金斯伯格还有一项未竟的事业。在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工作期间，金斯伯格一直没能成功让最高法院适用最严格标准来审查存在性别区分的政策，如果可以说服最高法院适用该标准，基本上就意味着所有基于性别而区别对待的法律都将不复存在。这一次，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金斯伯格，在一些希望进入州立军事学院学习的女性的帮助下，将完成她这两项未竟的事业。1996年，在有关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拒收女性学员一案中，金斯伯格很高兴地发现这一次质疑是由联邦政府提出，联邦政府质疑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这个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学校拒绝招收女性的做法。作为一位曾经时常需要跟联邦政府对着干的诉讼律师来说，这本身就已是胜利。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宣称，录取女学员会破坏它的教学目标，因为这个目标包括使用“打击训练的方式”来培养学员，而这种方式不适合用来训练女性学员。在联邦政府对它提出了性别歧视诉讼之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姐妹学校设置了一个拙劣的模仿项目，并把它称为“弗吉尼亚女性领导力学院”。

“一个军事学院只招收男性，它传授只有男人可以学习的‘男性’价值观，而且明确表示男性可以经受住严酷训练的打击并获得成功；另一个军事学院则公开、明确并有目的性地被设计成只招收女性学员，并向她们灌输温和的、女性化的价值观。”联邦助理副检察长保罗·本德在庭审口头辩论中说。（这就是那个亲耳听到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拒绝聘用女性法官助理的保罗·本德。）

金斯伯格对此只补充了一点：“如果女性要在生活和军队中成为领导者，男性必须习惯听命于自己的女性上级，但如果女性连军事学院都不能上的话，男性是不可能习惯的。”

在这次的大法官会议上，该案的投票是令人足以欣喜若狂的七比一，其中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主动回避，因为他有个儿子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受训，剩下八位大法官中唯一持异议的是斯卡利亚。金斯伯格得到了撰写该案判决书的机会。这是她迄今为止最大的胜利。在这篇判决书中，她甚至可以自豪地引用自己做律师时胜诉的案子，以宣布过去那个迈拉·布拉德韦尔因为女性身份而不能成为律师的坏年代已经彻底过去了。

金斯伯格在“美利坚合众国诉弗吉尼亚案”中的判决书节选

1971年的“里德诉里德案”中，女性原告控诉州政府拒绝给予法定平等保护，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案件中判定原告胜诉。（爱达荷州法律规定，“如果有数人独立申请处理遗产，并对该遗产拥有平等权利，必须优先考虑男性申请者”。“里德案”中最高法院判定该法律违宪。）自“里德案”之后，我院不断重申，法律或政府政策不得以性别为由妨碍女性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其中包括依照个人才干与能力追求事业、取得成功、参与社会活动并为之做出贡献的权利，否则制定该法律政策的联邦或州政府都将与宪法中平等保护原则的要求相违背。

尽管我院还未将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与基于种族或民族血统的区别对待一视同仁，但在“里德案”之后的各种判例中，我院对于任何可能妨碍女性（或男性）平等机会的政府行为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在有关政府基于性别区别对待的问题上，我院现在基本持以下态度：着眼于区别对待以及被剥夺的机会本身，上诉法院必须确定政府对此种区别对待是否有“极具说服力”的正当理由。州政府负有标准十分苛刻的举证责任。它需要证明“（被质疑的）区别对待是为了实现‘重要政府目标’，而且‘这种区别对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该重要政府目标的实现’”……政府提出的正当理由必须是真实的，不能为了应诉而在事后虚构。

另外，对男女天赋、能力或喜好不同的宽泛认知不构成正当理由。见“温伯格诉维森菲尔德案”（1975年）；“加利福尼亚州诉戈德法布案”（1977年）（斯蒂芬大法官的赞同意见书）。

……我们逐渐理解了，男女之间“本质的不同”依然是值得庆祝的事实，但这并不能成为人为限制某一性别享有平等机会的借口。对性别的区别对待可以被用来补偿女性“因某些特定原因而遭受的经济不公”，用来“鼓励平等就业机会，或是鼓励我国所有人民充分发挥其天赋和才能”。但这种区分对待不能像从前那样，见“戈伊赛特案”，被用来制造或维持女性在法律、社会或经济上的低等地位。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弗吉尼亚州政府没能证明其不允许女性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中参与公民军队培训的政策存在“极度具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

我国宪法发展历史中一个重要部分……是把宪法权利延伸到那些曾经被忽视或被排除在外的人身上。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案例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对于“我们人民”意义外延的理解。

在斯卡利亚的异议意见书中，他说多数大法官在判决书中偷偷加进了对性别歧视进行严格审查的原则。但在这个案子中，什么样的评论都破坏不了金斯伯格的好心情。“我认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案件都在逐渐建立起一个原则，即女性可以不受人为限制地去追求事业与成功，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案’则让这一系列案件到达了胜利的顶点。”她说。金斯伯格把她在大法官席上宣读的判决书寄给了已九十高龄的布伦南前大法官。布伦南大法官曾在“弗朗蒂罗案”中试图帮助金斯伯格得到五票赞同，以建立新的法律框架，用最严格标准来审查法律中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金斯伯格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比尔，你曾经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金斯伯格在大法官席上宣读这篇判决书的那一天，五六位法官助理被邀请到大法官办公室中去庆祝。庆祝中没有香槟，只有一位欢欣鼓舞的大法官。“这是最高法院取得的成就，”当时在场的前法官助理大卫·托斯卡诺说，“那是在最高法院工作中美好的一天。”

不久之后，金斯伯格收到了一封来自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67届毕业生的信。信的作者说他对判决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就认识一些坚强到可以撑过整个训练的年轻女性。他甚至希望自己十几岁的女儿以后可以考虑去上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几个月之后，他又给金斯伯格寄了一封更厚的信，信封里装着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东西。那是一个挂着小锡兵雕像的胸章，这枚胸章是作者的母亲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典礼上得到的。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了。他觉得母亲会希望金斯伯格拥有这枚胸章。

[1] 即federal district court，联邦司法系统中最基层的地方法院。

[2] Learned Hand，美国著名法学家，也是历史上被美国最高法院意见书引用最多次的学者。

[3] 这两位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且是历史上仅有的两位黑人大法官，但他们的政治观点完全背道而驰。马歇尔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英雄，而托马斯则是现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政治观点最为保守的大法官之一。

[4] Schoolmarmish，该词一般用来描述古板严肃的女性教师，多用于贬义。而英文中没有相对应可以用来描述古板严肃男性教师的词汇。

[5] 比尔（Bill）是威廉（William）这个名字常见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