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6 真爱
真爱
“我一直支持我的妻子，她对我也一样。这不是牺牲，这是家庭的意义。”
——马丁·金斯伯格，于1993年
马丁从前常讲这个故事：金斯伯格在“布什诉戈尔案”中发表了她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第一个异议意见之后，他俩一起去百老汇看一场叫《证明》的戏。中场休息时，金斯伯格因为自己标志性的发圈而被其他观众认了出来。观众全体起立，剧场中掌声雷动。金斯伯格忍不住一直微笑。
马丁虽身为税法教授，但非常爱开玩笑，他这时假装耳语地大声说：“我打赌你们不知道城里正在开税法律师大会。”金斯伯格嗔怒地捶了一下丈夫的肚子。
每当马丁在公共场合讲这个故事时，他都会说这个瞬间“充分展现了我们俩在持续了近五十年的幸福婚姻中的相处模式”。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人们对于金斯伯格坚持信仰的钦佩；也充分展现了马丁性格的特点——他不抢风头、风趣幽默；他是缄默严肃的金斯伯格的反面；而且，只有在他面前，金斯伯格才会表现出自己性格的另一面。
法官助理大卫·托斯卡诺曾在大法官办公室中亲眼看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金斯伯格大法官拿着剪刀嬉闹地追着马丁绕着办公桌飞跑（她这么做的原因已不得而知）。马丁会当众亲昵地取笑金斯伯格——关于最高法院大法官们都对税法一窍不通，关于金斯伯格最爱的零食居然是李子干，关于金斯伯格有时会假装生气。在马丁工作律所官方网站的简历中，他被描述为“学习成绩很差的高尔夫球队成员”——这个描述肯定是马丁自己写的。马丁常穿短袖衬衫和旧高尔夫球衫，有时在办公室里也不例外。他告诉所有人自己的妻子曾是《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但他却没被选上。
马丁标志性的咧嘴笑看起来温柔又顽皮，他常戏谑地把自己描述为搭上了人生顺风车的幸运男人。当他的妻子在华盛顿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时，他也跟着搬到了美国的首都。他每次都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滑稽得很。金斯伯格的前法官助理玛格·施伦格说，金斯伯格和马丁的关系绝非成功男人和以丈夫事业为中心的妻子的关系，相反，金斯伯格夫妇的“相处模式以平等作为基础。在各自的领域，他俩都是绝对的巨星”。马丁在税法领域的名气为他赢得了像罗斯·佩罗特[1]这样的客户，同事们的赞誉，以及每年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每当被问到她是如何把婚姻经营得如此成功时，金斯伯格常回答说那是因为马丁是个非常好的人，而他觉得她也是。“他觉得我肯定还不错，”金斯伯格说，“不然他为什么会决定和我共度一生呢？”
晚年的马丁变得稍微正经严肃了一些。妮娜·托特博格说，马丁曾告诉过一个朋友：“我认为我做的所有事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帮助鲁思成就了她现在的事业。”
人生伴侣在金斯伯格的确认听证会上，她向美国人民介绍马丁时说他是她的“人生伴侣”，她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一直用这个词来形容他。听证会期间的每一天，马丁都会拎着金斯伯格的公文包走进参议院听证室，帮她把文件在桌子上摊开。斯蒂芬·维森菲尔德在他的证词中说，他和他夫人，就像金斯伯格夫妇一样，是“异于传统家庭生活方式的开拓者”。
可在外界看来，金斯伯格夫妇一点也不“异于传统”。在纽约时，他们的家位于曼哈顿最富裕的上东区，他们的孩子就读的是只有纽约上流社会的孩子才能就读的私立学校——著名的道尔顿学校和布兰蕾学校[2] 。马丁曾讽刺自己的工作是“专注保护富人的权益不受穷人和下等人的侵害，因为富人们富得理所当然”。周末的时候，金斯伯格夫妇的休闲活动是打高尔夫球。
但金斯伯格希望世界是一个男女都不受性别成见限制、充分参与家庭和工作的地方，她自己持久的婚姻就是最好的例证。当整个世界都在对她说“不”的时候，是她的婚姻支撑她走下去。“幸运的是，在我的婚姻中，我不会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她说。
维森菲尔德所说的“异于传统”和金斯伯格所说的“人生伴侣”含义相同。他们都认为，婚姻不应让女性失去独立与个性，相反，夫妻应平等地与对方分享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目标。这样的婚姻并不多见，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中。
伯特·纽伯恩比马丁小大约十岁，但和马丁一样，他的妻子也是女权律师。他记得自己曾告诉马丁他在很努力地模仿他对女性的态度。“要表扬马丁太难了。他根本不愿接受表扬。他要么显得毫不在意，要么就把表扬变成一个玩笑。他当时说，‘你可别把这个也怪在我头上’。我说，‘马丁，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都需要可以模仿的榜样。’”
1993年，《纽约时报》报道了马丁在金斯伯格大法官提名中扮演的不寻常的积极角色，以及十多年前他因为金斯伯格要就任华盛顿巡回法官而陪着她举家从纽约搬到了华盛顿。马丁觉得这些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一直支持我的妻子，”他说，“她对我也一样。这不是牺牲，这是家庭的意义。”
相反，当金斯伯格为了马丁的事业而离开哈佛法学院时，却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惊讶。但金斯伯格认为这只是夫妻之间的互相体谅。“在婚姻中，两人都需要做出一些妥协，”金斯伯格告诉我，“所以，举个例子，马丁希望能在纽约律所中花五年时间成为合伙人，那么在那段时间里，我就主要负责照顾家庭和孩子。”
在华盛顿，自从金斯伯格开车撞上了一扇门后，马丁就开始每天接送她上下班，直到她成了由政府配备专车司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为止。马丁平时阅读大量的书，并从中挑选出一些值得金斯伯格在工作之余一读的书给她。金斯伯格不善交际，但在各种聚会上，马丁总能鼓励她微笑着与各种人交谈。
马丁经常需要生拉硬拽地让金斯伯格离开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她经常保证马上下班却迟迟不走，这种时候马丁就会唱起吉尔博特与苏利文创作的音乐剧《潘占斯的海盗》中的一句台词：“是啊，但你并不走。”有一次，金斯伯格被问到马丁是否会给她任何建议，她说他的建议一般就是让她回家吃晚饭——马丁七点半开始打电话催她回家，但差不多九点她才会走——而当金斯伯格熬夜工作时，马丁会建议她去睡觉。
“好吧，这个建议其实挺好的啊，”坐在她身边的马丁插嘴说，“人一天总要吃一顿饭，偶尔睡点觉吧。”
金斯伯格含情脉脉地看了马丁一眼，继续说：“我的一生中，马丁给我最重要的建议是他永远都在让我相信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一开始时我其实很没有自信。我能写好这个辩护状吗？我能做好这个口头辩论吗？但我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可以直视我的同事并告诉他们，‘这个任务很难，但是我做得不会比任何人差’。”
最高大厨现在回想起来，马丁和金斯伯格觉得他们在结婚之后马上被派去俄克拉何马州军队服役是一件很幸运的事。那两年时间他们远离了曾经熟悉的一切，马丁说，正是这种陌生的环境让他们俩有机会“充分了解彼此并开始学习如何一起生活”。
在俄克拉何马州，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很多空闲的时间。“不夸张地说，我当时每星期大约只需要专注地工作四个小时，”马丁曾这样调侃自己的军营生活。“所以我不如帮着家里干点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家务都严格平均分配，而是两个人分别做“各自更擅长，更喜欢，或者不那么讨厌的家务”。
实际上，马丁确实学会了一项新技能。这个故事开始于一个金枪鱼砂锅，至少是一个被金斯伯格称为金枪鱼砂锅的东西。当时新婚的金斯伯格夫妇住在锡尔堡，一天晚上，金斯伯格尽职地端上了一锅菜。毕竟，做饭是她作为妻子的职责之一。马丁瞟了一眼这一大锅煮得乱七八糟的食物，问道：“这是什么来着？”尝过了这道菜之后，他就开始自学烹饪了。
他们结婚时，金斯伯格的表兄弟理查德送了他们一本《艾斯可菲食谱》。艾斯可菲是一位传奇法国大厨，他在巴黎丽兹酒店和伦敦萨沃伊酒店这样超豪华的酒店中都声名显赫。当时金斯伯格这对年轻的夫妇驻扎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军事基地里，工作的同时还需要照顾年幼的女儿，艾斯可菲大厨的豪华食谱可算不上是适合他们的家常菜。但马丁觉得自己以前学过的化学知识很有用，于是他开始尝试烹饪书中的菜式。
但是，之后的好多年，金斯伯格依然承担着主要的做饭任务。不过，她全部的做饭技能就是解冻冰冻蔬菜和肉类，然后把它们都煮熟。“我会做七样菜，”金斯伯格说，“每当我做完一轮就重新开始做第一样。”简觉得直到她十四岁那年暑假去法国之前她可能都没有见过新鲜蔬菜。金斯伯格说，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简决定，“我妈应该被逐出厨房”。金斯伯格最后一次做饭是在1980年。
简说，家里家务的分工后来就基本上变成了“我妈思考吃什么，然后我爸把它做出来”。詹姆士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虽然父母都在做着很有趣的工作，但人们总是只问他父亲是干什么的，他后来才慢慢习惯了这一点。
金斯伯格夫妇在华盛顿公寓的客厅里有三个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摆满了书的巨大书架，上面放的烹饪书比税法书还多。马丁会像读悬疑小说一样来阅读这些烹饪书。“我恨马丁·金斯伯格，”金斯伯格夫妇的朋友威尔金斯·罗杰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不是因为在我们这座万事瞬息万变的城市里，他和一位完美女性的热烈爱情居然持续了一辈子，而是因为马丁会做饭。”在他家里，威尔金斯说，他经常会被质问：“你为什么不能和马丁一样？”他们的另一位朋友开玩笑说，马丁的食谱是“美国税务法的可食用版本”。
在马丁的照顾下，金斯伯格吃得很好。金斯伯格吃饭很慢，马丁曾开玩笑说幸好比尔·克林顿没有像当时邀请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一样在白宫邀请金斯伯格吃午饭，不然他们现在都还没吃完。
简的妈妈要工作一直以来，金斯伯格都知道怀孕是导致女性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重要原因，而成为母亲之后养育孩子的重担则会进一步加重该问题。“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孩子出生之后生活就会变得非常艰难。”她说，“男人会平等地承担做父母的责任，不仅享受孩子带来的欢乐，也分担养育他们的负担吗？我憧憬的世界中，每个孩子都有两位慈爱的父母共同承担养育责任。”
金斯伯格的朋友们说，金斯伯格家大部分时候就是这样的，特别是简还小的时候。当时金斯伯格一家住在俄克拉何马州，马丁读到书上说孩子一岁之前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于是他开始全身心投入照顾简中去。他不仅经常弹奏古典音乐给她听，而且还全权负责凌晨两点起来给她喂奶，因为比起金斯伯格，他更容易在半夜被吵醒后重新入睡。
但搬去纽约后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简在布兰蕾学校就读时，她同学的妈妈告诉女儿要对简特别友善，因为，她怜悯地说，“简的妈妈要工作”。当时马丁正在威嘉律师事务所中发展事业，必须为这份工作投入巨大的精力和时间。的确，金斯伯格夫妇都同意除非单位里有很紧急的事，他们俩都必须在七点之前回家吃晚饭，但按金斯伯格的话来说，马丁的律所是出了名的“纽约最大的血汗工厂之一”。不过，虽然马丁很少在律所工作到深夜，“但不知怎么的，他所在的税法部门还是蓬勃地发展了起来”。
然而，律所典型的超长工作时间依然意味着金斯伯格需要担负起双倍的责任，她自己当时也在学术研究和照顾比简小十岁的婴儿詹姆士的双重压力下手忙脚乱。虽然金斯伯格已经习惯了繁忙的生活，但她对丈夫的耐心却与日俱减。据说，在1969年她指责马丁：“你儿子已经四岁了，你还一次都没带他去公园玩过。”马丁说，回想当时他确实有些后悔。“但那个时代的情况就是这样。”他说。
这样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当金斯伯格开始在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工作并在最高法院辩护后，情况发生了改变。道尔顿学校的老师开始经常打电话给她，抱怨当时在上小学的詹姆士又惹了麻烦。詹姆士记得，有一次他违反校规偷偷跑进一台无人看管的老式机械电梯里并让它上升了一层。不幸的是，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外面刚好站着学校保安。当学校又一次打电话给金斯伯格的时候，她终于发怒了。
“这个孩子有两位家长。”她严肃地要求学校轮流给她和孩子的父亲打电话。就从这个电话开始，金斯伯格说从那之后学校很少再打来电话，因为老师们不愿意打扰正在工作的马丁，毕竟他是一位重要的商法律师。而詹姆士则认为学校不再打电话了是因为他们震惊于马丁接到电话后的反应，教务主任告诉马丁：“你儿子偷（乘）了电梯！”“他能把电梯搬多远呢？”马丁回答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工作中的女性律师》一书的作者采访了金斯伯格，书里花了很多笔墨来描写她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作者埃莉诺·波特·斯威格似乎很希望看到金斯伯格对此感到十分焦虑或因此导致了各种危机。斯威格在书中提到，简曾叛逆地宣布说她要像奶奶伊芙琳那样做一个家庭主妇。斯威格还追问了金斯伯格一个发生在詹姆士身上的骇人意外。当时詹姆士才两岁，管家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在厉声尖叫，嘴唇上全是下水道污垢溶解剂。金斯伯格生动地描述了自己抱着詹姆士冲到医院去的情形，“他的脸因为深度烧伤而变得扭曲，一圈嘴唇都烧黑了，碱液还在嘴唇上灼烧出了一个小洞”。斯威格想知道：“鲁思在如此痛苦的经历中有什么感觉？作为职业母亲，她有没有为自己当时不在詹姆士身边而懊悔万分？换作任何其他母亲，答案都应该是肯定的。”但金斯伯格停下来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说，她觉得自己犯的错误是“不该把下水道溶解剂放在幼儿可以拿得到的地方”。斯威格以不完全赞同的口吻写道：“鲁思·巴德·金斯伯格能够以一种相对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次意外，这种心态是她成功的一部分原因。”
作为家长，简说金斯伯格有时十分“严厉”。“我小时候经常做错事，每次我做错事我爸会大声责骂我，而我妈一般很平静，但我知道她对我很失望。”简说。金斯伯格每晚都会帮两个孩子检查作业。某个暑假，詹姆士说，金斯伯格要求他每天写一篇文章。两个孩子喜欢逗严肃的妈妈笑，简十几岁的时候，还会在一本叫作《妈咪笑了》的本子中把每次成功逗笑妈妈的经历记录下来。
随着年龄渐长，孩子们逐渐理解了母亲工作的意义。简高中毕业时距离金斯伯格成为联邦上诉法官都还有十年之久，但在高中毕业册中“我的抱负”一栏里，简写道：“确保妈妈可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如果必要的话，我会成为总统提名她。”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马丁受够了在律所中全职工作的生活，而且他也赚够了钱。之前他就在纽约大学兼职教学了很多年，结束了律所的工作后，马丁开始在哥伦比亚法学院全职教授税法。金斯伯格也曾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教书（后来简也到了这儿教书，她们是哥伦比亚法学院历史上第一对母女教授组合）。马丁开始在哥伦比亚教书之后一年，卡特总统任命金斯伯格成了华盛顿上诉法院的法官。这意味着马丁需要丢下一切搬去华盛顿。他确实这么做了，重新在位于华盛顿的乔治城法学院找到了教职。
之后多年，经常有人问马丁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来回奔波是不是很辛苦。他们从未想过一个男人可能会为了妻子的职业而放弃自己的工作。
第一先生直到1981年，最高法院里只有第一夫人，没有第一先生。历史上，大法官妻子们的职责和总统第一夫人的职责差不多：为《好管家》杂志[3]摆拍照片，坐在最高法院法庭中一块专门预留的区域旁听庭审，每年在最高法院中名为“女士餐厅”的地方参加三次午餐会。当最高法院迎来了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后，大家终于意识到女性大法官可能不只是昙花一现了。1997年，“女士餐厅”被重新命名为“娜塔莉·康纳尔·伦奎斯特餐厅”以致敬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的亡妻。（这个名字是欧康纳大法官建议的，金斯伯格说当时首席大法官不同意改名，却没能拒绝把餐厅改成这个名字。）
约翰·欧康纳在欧康纳大法官上任后的前十多年一直是唯一的第一先生。他和马丁常开玩笑说他们是丹尼斯·撒切尔[4]俱乐部成员，马丁说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有一位“得到了你内心深处梦寐以求的工作”的妻子。但他马上补充道：“不过至少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工作，而她总是在疯狂工作。现在这样的安排比较符合国家利益。”
后来，欧康纳大法官在丈夫约翰·欧康纳确诊老年痴呆症之后退休，马丁成了所有大法官配偶中唯一的男性。
他一点也不在乎，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的遗孀凯思琳·道格拉斯·斯通说。“马丁喜欢自己作为金斯伯格配偶的身份。”斯通在最高法院历史学会出版的《最高大厨》一书中写道。“我还记得去金斯伯格家吃饭，却发现他们家的菜肴居然都是马丁自己做的时候有多惊奇。”她补充道。
每次有法官助理生日，马丁都会给他们烤一个蛋糕，一般是杏仁味或是巧克力味，偶尔是生姜、柠檬或胡萝卜味。金斯伯格大法官则会给助理写一个简明扼要的便签：“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马丁烤了一个蛋糕。”有时马丁带来的自制意大利脆饼太好吃，法官助理们甚至会因此而荒废一整天的工作。
“我一直很敬畏金斯伯格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前法官助理凯特·安德里亚说，“但每次看到她有这样一位真心喜欢她并且以平常心对待她的伴侣时，就会觉得跟她更亲近了一些。”另一位名为海瑟·艾略特的法官助理则描写过某天晚上在大法官办公室中发生的一件事，金斯伯格在参加完一个活动后回到办公室中工作，马丁坐在她边上安静地读书。“我开始向她汇报我的研究成果，这时马丁站起来向我们走来。我开始非常紧张，脑子飞快地转着，‘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话太愚蠢了？他干吗走过来？！’但他只是走到了金斯伯格身边，帮她摆正不知怎么有点弄歪了的衣领，然后走回去继续读书。我一直都会记得那一瞬间他们之间那种自然的亲密感。”
金斯伯格告诉我：“马丁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马丁在法学院期间抗击癌症以及金斯伯格十年内两次罹患癌症时，他们之间这种不寻常的亲密都从未消失。在那几次磨难之后，他们作为彼此最好的朋友，在没有癌症打扰的宁静中厮守了将近六十年。但是，癌症最终还是回来了。2010年，医生说马丁的癌细胞转移了。
“如果我对爸爸最初的记忆是他在做饭，”简说，“那我最后的记忆也是。他在最后的日子中已经无法进食了，连简单地站在厨房里都会觉得很疼，他还在为妈妈做饭。因为对他来说，能够在晚餐时和妈妈讨论法律问题，并且确保她吃得健康开心，就是最快乐的事。”
马丁最后一次住院前，他在床边的黄色信笺上给金斯伯格留了一封信。
2010年6月17日
我最亲爱的鲁思，
你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爱过的人，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我们的父母、孩子和孙辈们的话。从五十六年前我们第一次在康奈尔相识的那一天开始，我从未停止过对你的欣赏与爱慕。
见证你一步步走到了法律世界的顶端，我真的很高兴！！
我应该会在医院待到6月25日星期五。在这之前，我需要好好想一想关于我已快消失殆尽的健康和我剩下的生命；也好好想一想这次我是要继续努力抗争，还是就此放弃，因为对我来说，癌症已经让我的生活痛苦得难以忍受了。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的决定，但是我理解你也许会不同意。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少爱你一丝一毫。
——马丁
6月27日，马丁与世长辞，这时距离他们结婚纪念日和金斯伯格母亲去世的日子不到一星期。当时正临近最高法院审判年度的尾声，这是最高法院一年中最重要的时期，所有重要的案件都将在这段时间里进行判决。马丁逝世后的那一天最高法院照常开庭，金斯伯格在当天要宣判的一个重要案件中撰写了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她认为公立大学的基督教团体不可以阻拦同性恋学生参加他们的集会。
简和詹姆士说金斯伯格应该去最高法院，毕竟，她从未缺勤一天。“父亲肯定不会希望母亲因为他的去世而错过审判年度的最后几天。”简说。
于是金斯伯格一如往常坐在了大法官席上，那天她很安静，头上戴着深色的发带。当罗伯茨首席大法官朗读向马丁致敬的短文时，斯卡利亚哭了。马丁被葬在了阿灵顿国家公墓。不久之后，金斯伯格办公室的窗台上多了一面折叠好的美国国旗，那是马丁葬礼上用的国旗。
[1] Ross Perot, 成功商人，曾在1992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
[2] The Dalton School，位于纽约曼哈顿，是全美当前最负盛名的学校，采取男女同校从幼儿园到高三十三年一贯制的教育体制。布兰蕾则是另外一所相似的著名女校。
[3] Good Housekeeping，一份美国著名的内容保守的女性杂志。
[4]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