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9 我就是爱你张扬的样子

Chapter9
我就是爱你张扬的样子

伊琳：我听说你可以做二十个俯卧撑。

金斯伯格：是的，但是我一次只做十个。（笑）休息一小会儿之后可以再做一组。

——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采访，2015年

人们在谈论金斯伯格的时候，许多人会用“不可阻挡”这个词来形容她。但他们应当知道，仅从字面意思来讲，金斯伯格也确实不可阻挡。比如说有一次，肋骨断了的金斯伯格都没有停止一星期两次的私人健身训练。

在过去的将近二十年中，布莱恩特·约翰逊一直是金斯伯格的健身教练。2014年金斯伯格肋骨断了的那一天，他试图跟金斯伯格的秘书说在大法官的骨头痊愈前，他不会让她继续锻炼。

现在，坐在华盛顿办公室中的约翰逊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依然对金斯伯格当时的回答惊叹不已，他还记得当时金斯伯格的秘书说：“她不想听这种话。”

约翰逊并非没有经历过艰苦训练的人。作为陆军预备役一等中士，约翰逊以前经常从直升机或飞机中跳伞，还曾被派遣去过科威特。而且，他不仅见识过军人的坚韧不拔，他对精英女性们坚韧的品质也并不陌生。他的客户大多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职业女性。但金斯伯格却是那个被他称为“和钉子一样顽强”的客户。

“我是说，她并不是最强壮或最结实的女性，但她真的很坚强，”约翰逊说，“她在健身房里就像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上一样拼命。”

金斯伯格一直很瘦，但在直肠癌痊愈后，马丁开始说她瘦得像是刚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一样。1999年，马丁建议金斯伯格找一个健身教练，当时欧康纳也建议她在癌症治疗期间要坚持锻炼。（金斯伯格喜欢晚上工作，所以她从来都赶不上欧康纳在早上八点进行的有氧训练课，欧康纳一般要求自己所有的女性法官助理都来上这个课。）金斯伯格在二十九岁时陪马丁参加一个税法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她发现了一个加拿大空军训练课，从那之后，她基本每天都会练习。这个训练设计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中包括了许多飞快触碰脚趾、高抬膝盖、大圈摆臂和高抬腿的动作。

金斯伯格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候，人们都认为她是个一本正经，甚至有些冷漠的人。但当她在骑马或滑水的时候，金斯伯格就会显露出自己卸下了防备心的另一面。有一个夏天，金斯伯格和伯特·纽伯恩一起在科罗拉多州奥斯本市教书。有一天，他们俩与几位朋友相约去科罗拉多河里玩激流和漂流。当时金斯伯格年近六十，而且身形瘦小。“我告诉鲁思她应该坐在船的后方，因为她太轻了，如果船撞到石头的话，她会飞出去的。”纽伯恩说，“她的回答是：‘我从不坐在后方。’”几年之后，一位名叫杰罗尔德·科恩的朋友受马丁之托去为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提名进行游说，他说：“当克林顿总统想要找一位年轻法官的消息刚传出时，我就推荐了金斯伯格，而且我特别说明她身体状况非常好。”1998年，已经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金斯伯格在夏威夷大学访学一星期，她兴高采烈地去玩了冲浪。

有一次，美国奥运会女子篮球队来参观最高法院，金斯伯格和欧康纳领着她们参观了法院楼上的“美国最高球场”。金斯伯格大胆地投了一个球。女篮队员们纷纷表示，如果好好训练一下，金斯伯格完全可以做一个控球后卫。金斯伯格的七十五岁生日聚会在第二巡回法院中举行，这是她负责监管的巡回法院。在聚会中，有人问金斯伯格希望谁能给她录一段生日祝福的视频。金斯伯格的选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选择了扬基棒球队的传奇经理乔·托尔。

在经历了大手术、化疗、放疗等“一系列治疗”之后，金斯伯格承认，她需要重塑健康。金斯伯格的朋友，一位名叫格拉迪斯·凯斯勒的华盛顿联邦法院法官推荐了约翰逊做她的私人教练。当时约翰逊在凯斯勒的法院中担任记录管理员。约翰逊不太清楚金斯伯格的经历，但他也不在意。他只需要知道金斯伯格现在的身体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开始训练。金斯伯格对待训练的态度和她对待其他事一样：充满惊人的决心，而且决不抱怨。

“她每天都要用脑，”约翰逊说，“我要确保她每天也都使用她的身体。”

刚开始，约翰逊让金斯伯格站在地上撑着墙做俯卧撑。金斯伯格怀疑地问道：“俯卧撑？”约翰逊回答道：“没错，俯卧撑。”

在训练开始的前几个月，约翰逊有点担心，因为金斯伯格没有给他任何反馈。“如果大法官不喜欢你的话，”金斯伯格的一位秘书告诉他，“那你不会现在还在这儿。”约翰逊之后再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约翰逊依然还有着军人的宽阔肩膀和坚挺姿态，但他喜欢戴蓝色镜片的眼镜，而且在回邮件时喜欢用“酷”“帮派”这样的词语。约翰逊看起来像是习惯于让那些头脑复杂但四肢简单的专业人士感到自在的人，换句话说，约翰逊懂得如何自在地做自己。他经常跟金斯伯格开玩笑，而且他说，尽管金斯伯格是出了名的没有幽默感，连她自己的孩子都这么说，他却偶尔能够把她逗笑。

约翰逊办公室的地上堆满了东西，包括许多箱黄色档案文件和装满了运动器械的粗呢袋子。办公室角落里的架子上放着一件写有“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的T恤和一顶写着“我爱金斯伯格”的帽子，这两样都是他最著名的客户送给他的礼物。在他桌子下面有一个半开着口的黑色袋子，里面放着一双拳击手套，这双手套属于他第二著名的客户，埃琳娜·卡根大法官，她在金斯伯格的推荐下也成了约翰逊的客户。

约翰逊理解这些女性，她们在这个世界中需要不断奋斗前行，却又不能太过刻意。“在这个城市中做女人，你必须忍受一些事情，而且必须付出很多，”他说，“比如说你看金斯伯格大法官和凯斯勒法官，她们奋斗的时候会有人告诉她们，‘你想做律师？你可以做律师助理，但你不可能成为律师。’”

约翰逊现在仍在军队预备役中，他还做着防止性侵和为受害者辩护的工作，在军队官兵提出了性侵投诉之后，他不仅会帮助他们了解可能的处理方法，还会引导他们经历整个处理过程。他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吗？“我从小身边就有许多坚强的女性，她们影响了我看待女性的态度，”他说，“我对女性的态度和我对男性的态度是一样的。”（然后他又赶紧补充说，不过他的祖母总是教育他一定要为女士开门。）

练习了撑着墙做俯卧撑之后，金斯伯格又练习了跪式俯卧撑。在这之后，标准俯卧撑。到了那个时候，约翰逊心满意足地说：“我可以看到她眼中的光芒。”有时金斯伯格会做超过二十个俯卧撑。这时约翰逊就得看着点金斯伯格，以免她对自己训练得太狠。

在经历了癌症以后的金斯伯格瘦弱得像一只小鸟，脸色也总是苍白，但约翰逊从来不会因此觉得金斯伯格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几年前，《纽约客》杂志的作者杰弗里·图宾在一本介绍最高法院的书中用了“脆弱”这个词来形容金斯伯格。他后来被直截了当地质问了这个错误，马丁当着他的面问道：“你能做多少个俯卧撑？”

图宾还在努力回想自己到底能做多少个的时候，马丁反击道：“我太太能做二十五个，而你居然用‘脆弱’来形容她。”

布莱恩特·约翰逊时常会被问到金斯伯格是否其实做的是“女式俯卧撑”，指的是那种膝盖跪在地上的俯卧撑。他拒绝使用这个词语（而且她确实也不是）。“俯卧撑就是俯卧撑，”约翰逊说，“我从不因为一个人的性别来决定她能做什么训练。”

但这并不是说在训练中他看不到任何男女差异。实际上，在他训练金斯伯格的最高法院中大法官公用的健身房中，他就看到了一些男女差异。“我曾在那儿看到过首席大法官，还有布雷耶大法官。”约翰逊说。

他翻了个白眼。“男人们，包括我，都有点自负：‘我知道怎么做。我知道怎么使用杠铃，我知道怎么开车。’而女人们明白，‘我不知道怎么使用杠铃’，”他说，“金斯伯格大法官很懂法律，但关于私人训练的知识，可得由我来解释给她听。”

唯一金斯伯格试图向约翰逊解释的东西是戏剧。“有时候我能理解，”约翰逊坦白地说，“但有时我就……好吧。那是她擅长的领域。”在大法官健身房中没有装电视之前，金斯伯格会听着古典音乐健身。（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曾经上过一次爵士健身操课，她惊恐地向《新共和》记者描述道：“那个课上会放很响的音乐，我觉得听起来太可怕了。”）

现在训练时，金斯伯格一般会放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新闻在线》。“我甚至也成了《新闻在线》的粉丝。”约翰逊说，虽然听起来不怎么有热情。在卡根大法官的训练中，当她第一次让他调到电视频道的《体育中心》栏目时，约翰逊松了一口气。

而且他对于要教卡根拳击感到非常高兴。“多少女人知道怎么出拳？虽然这不是很淑女的动作，”约翰逊说，“但皮质手套击打在皮质沙袋上的声音太美妙了。当你听到那个击打的声音——”他模仿了一个拳击动作，并发出了“”的声音——“那是女人们有时候没法领会的感觉。”他甚至还创造了一套挺长的组合拳，并把它称作“卡根组合拳”。

有一天晚上——金斯伯格的训练时间基本上都在晚上，一般是晚上七点——金斯伯格的训练课紧接在卡根的训练课之后，金斯伯格问约翰逊那副拳击手套是干吗的。约翰逊顺势建议比卡根年长一些的金斯伯格也尝试一下拳击。“她说，‘不用了，还是把这个运动留给卡根好了’。”

所以金斯伯格这是最终发现了自己的运动极限吗？

约翰逊对此有个理论：“她觉得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和权威，不需要用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再给她以安全感。”

金斯伯格在八十岁高龄之后还同时维持着惊人的高工作强度和无比繁忙的社交生活，如果约翰逊愿意，他完全可以说这有一部分是他训练的功劳。但他主要开心的地方在于，从开始训练之后，金斯伯格的骨密度就没有丝毫下降，而这对她的年纪来说本来是不大可能的。“有一次她在办公室里摔倒了，臀部着地，”“对年纪较大的女性来说，摔倒的话意味着什么？”约翰逊指的是她们很容易就会摔断骨头。“金斯伯格去看了医生，回来之后说，‘什么也没断’。这就是我训练效果最好的证明。”

有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场虚惊。金斯伯格突然感到头晕、胸闷，并且出了一身冷汗。她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她之前一夜未眠在写意见书，所以想要不管这些症状继续训练。“我当时非常固执。”金斯伯格说。但约翰逊打电话给了她的秘书，这位秘书，用金斯伯格的话来说，用她特有的“温柔但非常有说服力的方法”坚持说服她应该去医院看看。

约翰逊看着金斯伯格上了救护车，他保证：“你在我的看护下不会有事的。”他接着又说了一句让金斯伯格忍不住微笑的话：“我说，‘大法官，你知道你不会因为这个就可以偷懒不做那些俯卧撑了对吧？’”

在医院里，心电图显示金斯伯格右侧冠状动脉阻塞，医生给她做手术植入了支架。“我没事，”金斯伯格跟我说，“我胸也不闷了。我当时就想回家。”她说着自己笑了起来。医生们坚持让她在医院住了两个晚上。

当金斯伯格住院的消息被媒体报道之后，约翰逊收到了一条在俄亥俄州工作、同为健身教练的朋友的信息，约翰逊是在一次健身会议上认识他的，在那个会议上，金斯伯格是传说中神一般的存在。“嘿，你到底对大法官做了什么，老兄？”他的朋友质问道。“我就很奇怪，问他，‘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一直都在收听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金斯伯格在星期三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她想在下个星期一就开始继续训练。这一次，约翰逊妥协了，但是只允许金斯伯格做一些拉伸运动。直到那时，约翰逊才知道训练对金斯伯格来说非常重要，比她断掉的骨头重要，甚至比和总统的晚餐还要重要。

金斯伯格从不掩饰自己对贝拉克·奥巴马的喜爱。她用sympathique这个意为“轻松愉快”的法语词来形容他，这是她对一个人最高的赞扬。但有一天晚上，约翰逊记得，金斯伯格从白宫晚宴中提早偷偷溜出来。毕竟，她在健身房有约。

“我说，‘你为了我抛下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回忆道，“哦天哪，那奖励你多做几个俯卧撑。”

金斯伯格的健身计划

金斯伯格大法官先在椭圆机上热身五分钟，然后做一些伸展和转体运动。最近，布莱恩特·约翰逊要求她扶着他的手做一些单腿下蹲，以及平板支撑。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约翰逊会努力压低金斯伯格的背脊。但金斯伯格的招牌运动是一个被约翰逊称为“那个让你不需要全天由护工照顾的运动”，这个运动可以帮助年长的客户在上厕所时，无须别人的帮助就可以自己从马桶上站起来。

1. 双手握着一个12磅的球坐在椅子上。（金斯伯格刚开始时用的是2磅的球，后来才慢慢增加重量。“我第一次给她12磅的球的时候，差点把她压垮了。”约翰逊说。）

2. 站起来，双手握球，将球移动到胸前。

3. 将球扔给约翰逊，约翰逊再把球递回来。（“我不会把球扔回去，万一她没接稳被球砸到就太糟糕了。你就想象一下，万一大法官被我扔的球砸到了，我需要写多少报告啊。”）

4. 坐回到椅子上。

5. 重复十次。

金斯伯格的时尚品位

华盛顿是一个在时尚上追求实用与统一的城市，而大法官们更是穿着统一的黑色法官袍，但在这样的城市中，金斯伯格勇敢地展示着自己的审美。就和金斯伯格的其他方面一样，她的审美简洁、优雅，有时又出人意料地大胆。而且，对金斯伯格来说，所有小细节都很重要，这不仅因为她是完美主义者，更是因为细节中有故事。

金斯伯格最著名的时尚单品就是她搭配在黑袍外面的颈饰或蕾丝装饰领，扫一眼她办公室中的衣柜就可以发现她至少有十几个这样的饰品。在她刚上任的时候，这些是她为女性大法官的存在做出的静默政治宣言。“你知道，标准的法官袍是为了男性设计的，领口处预留了露出衬衫和领带的位置，”金斯伯格说，“所以桑德拉·戴·欧康纳和我认为，在法官袍上加上一些女性化的装饰也没什么不合适的。因此我有很多很多的装饰领。”设计法官袍的人从未想过有一天女性也可能会穿上它，因为当时的人们从未想过自己所处的世界有一天会发生巨变。但金斯伯格和欧康纳把这个本与女性无关的东西加上了自己的特色。

男性大法官们也会装饰自己的法官袍。伦奎斯特为了向吉尔博特和苏利文创作的《艾俄兰斯》致敬而为自己的法官袍上添加了金色条纹。（金斯伯格也是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粉丝，她有一次开玩笑地送了伦奎斯特一顶英国法庭上戴的白色假发。）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则经常佩戴他标志性的领结。

但金斯伯格的颈饰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这位不喜浮夸写作风格的大法官却用着繁复美丽的颈部装饰。她在宣读异议时佩戴的颈饰是一串天鹅绒上镶嵌着细小玻璃珠的香蕉共和国[1]牌颈饰，那是她在2012年时被《魅力》杂志评选为年度女性时得到的礼物。“它看起来很适合在异议时佩戴。”她简单地说。

虽然在现在的最高法院中很少有金斯伯格赞同的判决书，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她会佩戴一条悬挂着许多金制小吊坠的颈饰。这是她的法官助理们送给她的礼物。她喜爱的颈饰还包括一条她在南非开普敦博物馆中发现的白色网状编制颈圈，和一条在大都会歌剧院的礼品商店买到的颈饰，那是她最喜欢的男高音普拉西多·多明戈在威尔第创作的《斯蒂菲里奥》中佩戴的带有双片下垂布片的颈饰的复制品。金斯伯格说这个颈饰可以让她想起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片段，当时金斯伯格刚刚得到了哈佛荣誉学位，同为哈佛荣誉校友的多明戈为她唱了一支小夜曲。那一天，金斯伯格不仅得到了等待了半个世纪的哈佛学位，还见到了自己最喜爱的男高音歌唱家。“那一天太美好了。”她说。

金斯伯格一直希望下一代女性大法官也养成佩戴颈饰的习惯，但是直到现在，她的这个愿望还没能达成。最高法院大法官正式就职前有两次宣誓仪式，第二次是在被称为授权仪式的正式场合进行公开宣誓。2009年，索托马耶尔在她的宣誓仪式中佩戴了一个蕾丝颈饰，这个颈饰末端的蕾丝被编成花朵样式，下方则垂着一片纯白色的装饰布。记者们得知这是金斯伯格送给她的礼物。但是根据法庭素描和官方画像[2]来看，索托马耶尔后来没怎么佩戴过这个颈饰。她一般会佩戴着自己标志性的大耳环，但对法官袍不加装饰。

在卡根加入最高法院时，她已经是金斯伯格的好友了，但她从一开始就拒绝佩戴颈饰。“我认为你必须做让自己舒服的事，”卡根在任职开始后不久说，“我平时生活里不会佩戴带有褶皱或蕾丝的装饰物。有些人佩戴的饰物让我觉得不怎么舒服。”金斯伯格并没有因此与她疏远。

如果颈饰是金斯伯格个人的象征，那么大法官袍则是统一的象征。“大法官袍，我认为，是‘我们都将公正审判’的象征。”金斯伯格在谈到黑色的法官袍时说，“在美国，这个规定应该是由前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确立的，他曾说过美国的法官不应该穿皇家礼袍，也不该穿红色或栗色的袍子，而是应该穿纯黑色的。”

但在确立这个规则的时候，马歇尔只考虑了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最高法院。“我当时不知道任何人会为女性制作大法官袍，”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欧康纳说，“当时可以买到的要不是唱诗班的袍子，要不就是教授袍。”金斯伯格一般从英国购买自己的袍子，她喜欢英国市长穿的袍子。不在最高法院的时候，金斯伯格有时会去一些模拟法庭中做法官，这种时候她偶尔会允许自己穿得出挑一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她曾做客中国，她很喜欢中国红黑相间的法官袍，后来就得到了一件作为礼物。

“法官并不是一份在着装方面最有魅力的职业。”有一年，《魅力》杂志曾在卡内基音乐厅里举行年度晚会，当时在台上的金斯伯格这样说道。但金斯伯格自己是个例外。她一直是法官时装界的一匹黑马。她在就职确认会上的着装得到了《纽约时报杂志》传奇时尚编辑卡丽·多诺万的赞许，多诺万还曾是《时尚》和《芭莎》的编辑。“去年夏天，当金斯伯格穿着一条轻快的褶子裙，搭配短打上衣和珠链出现在参议院时，在华盛顿时尚界的眼中，她是继杰奎琳·肯尼迪之后最时尚的女性。”多诺万写道。

1997年，另一位《纽约时报》的时尚编辑杰弗里·罗斯描写了自己拜访金斯伯格办公室时的经历，在这篇文章中，罗斯也把金斯伯格的泰然自若与杰奎琳著名的白宫访问录像进行了比较，然后他做出了极为少见的充满诗意的疯狂褒奖：“很难不被她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所震撼。她大约只有五英尺高，穿着绿松石色的中国丝绸外套搭配着阔腿裤，黑色的头发紧紧扎成马尾辫。她看起来像是一个精致的小雕像。”马丁在纽约工作的律所中一位秘书曾为金斯伯格打印一份辩护状，她还记得自己看到金斯伯格时的迷茫，这位穿着绿色短袖套衫的女士和她想象中的模样大相径庭，这位秘书后来也成了女权主义者。

现在，金斯伯格喜欢穿由锦缎或带刺绣的丝绸制成的宽松优雅的袍子，她常会搭配一些夸张的首饰：醒目的珍珠项链，一串戴了几十年的红色项链，或大吊坠颈饰。

金斯伯格没有耳洞，但经常佩戴颜色夸张的耳钉或者大耳环。金斯伯格经常在旅行时购物。大卫·施泽记得她曾开玩笑地抱怨说马丁不喜欢逛街，所以尼诺会陪她去。尼诺是她对安托宁·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昵称。

金斯伯格很少穿休闲的衣服。在《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中，杰弗里·图宾写道，有一次下暴风雪，最高法院派了吉普车去接金斯伯格和其他大法官来参加法庭口头辩论。“金斯伯格穿了一条直筒窄裙配高跟鞋，”图宾写道，“但地上全是雪，因为金斯伯格的着装，一般在法官助理办公室里做文职工作的吉普车司机不得不把这位瘦小的大法官举起来放进车里。（后来，金斯伯格给这位小伙子写了一封申请法学院的推荐信。）”

金斯伯格在着装问题上有时很保守。她的长孙女克拉拉说，每次金斯伯格觉得她穿的裙子太短了就会不怎么含蓄地表示要借给她一条披肩盖一盖。克拉拉大一的时候穿了鼻环，而且耳朵上一共打了十三个耳洞，金斯伯格对此惊恐万分。“她一直把我的鼻环叫作‘你脸上的那个玩意’。”克拉拉好笑地说。不过，金斯伯格跟我说，她觉得至少鼻环，不像文身，是很容易就可以去掉的。

在公开的社交场合，金斯伯格会戴手套，一般是黑色或白色的蕾丝手套。在密歇根州冬天最冷的时候，她还会穿大胆的过膝皮靴。她的手包里一般都会有一本美国宪法。后来她从《魅力》杂志的礼品袋中得到了一个MZ Wallace的托特包，她实在太喜欢了，就自己又买了一个。（她还给克拉拉也买了一个。）

她非常喜欢菲拉格慕皮鞋。金斯伯格的头发永远都紧紧地梳在脑后，一般用发圈固定住。偶尔她会戴着穆斯林头巾来上班，这种时候，金斯伯格的一位法官助理说，秘书们就会警告他们，今天是金斯伯格穆斯林头巾日，“这样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就不会傻笑”。

金斯伯格的办公室是她精致品位的体现。办公室里摆着一个埃莉诺·罗斯福的塑像，很传统，但是金斯伯格还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用的标准书桌上放了一块黑色的花岗岩。虽然金斯伯格说她最喜欢的艺术家是马蒂斯，但根据她从华盛顿博物馆中选择的艺术品来看（所有大法官办公室中摆放的艺术品都是自己从华盛顿博物馆中挑选的），她的选择实际上更难以预测。她喜欢二十世纪中期美国艺术家本·坎宁安的抽象作品，坎宁安的传记作者说他的作品结合了“逻辑和想象力，从而给我们对社会中存在的对抗经验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金斯伯格的另一最爱是德国艺术家约瑟夫·阿伯斯的几何色块作品。（2011年，金斯伯格曾羞涩地表示，自己在拿回正在旅行展览的阿伯斯作品前不会退休。她估计那差不多要等到2012年。但直到现在她也还没有退休。）她还买过马克·罗斯科和马克斯·韦伯的画作。

除了在梦里，她都只是一只麻雀

金斯伯格在观看戏剧时常流泪。“她看电影时经常会多愁善感。”简说，但戏剧确实是另一种容易让人多愁善感的艺术。金斯伯格常常会幻想，如果自己有歌唱天赋的话人生一定会大不相同。“如果上帝给了我天赋，我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歌剧女主角，”她说，“但可惜我的声音太过单调。而且我小学音乐老师对我的评价太残酷了。他们评价说我只是一只麻雀，做不成知更鸟。”不过她还是会唱歌，但“只在洗澡的时候和在梦里的时候唱”。

金斯伯格从十一岁时就开始喜爱戏剧了。当时十一岁的琪琪在布鲁克林的一所高中观看了一位名叫迪恩·迪克森的指挥家指挥的《乔康达》，她当时全身都感觉像是触了电一般。迪克森是一位非洲裔美籍指挥家，他在欧洲声名远扬，但在美国却因为一些与他才能无关的原因而一直郁郁不得志，金斯伯格一直都记得这一点。他在美国指挥的时候，金斯伯格曾多次参加新墨西哥夏季戏剧节，其中一次她这样告诉《新墨西哥圣达菲报》的记者，迪克森“从未被称为大音乐家”，而这本是对指挥家惯常的尊称。

1961年，在舞台上和生活中都努力对抗种族主义的传奇非洲裔女高音歌唱家莱昂泰恩·普莱斯在《游吟诗人》中初次登台大都会歌剧院。当时金斯伯格和马丁就坐在观众席中。金斯伯格还记得当时一束聚光灯打在了普莱斯父母骄傲的脸上，他们来自密西西比州，父亲是一名工人，母亲则是一位助产士。几十年之后，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接见了普莱斯，她握着普莱斯的手惊叹道：“我的天哪，这位伟大的女性。”（午餐时，普莱斯主动唱起歌来，一位在场的记者确信，当时同为戏剧爱好者的肯尼迪大法官流泪了。）

对戏剧的喜爱也一直是马丁家族的传统。简记得她的奶奶——即金斯伯格热爱的母亲伊芙琳，每星期六都要听大都会歌剧院的广播，伊芙琳的父亲则是敖德萨市一座剧院中的技工。金斯伯格和马丁驻扎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军营中时，他们会开四个小时的车去达拉斯看一场大都会歌剧院的巡回演出，还会从军营图书馆中借戏剧的录音带来听。后来在纽约，他们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有一个包厢，每星期五都会去，这几乎成了他们安息日时最常规的活动。

在华盛顿，金斯伯格夫妇住在水门公寓，街对面就是被称为华盛顿国家戏剧之家的肯尼迪中心。戏剧明星们常常会谈论起金斯伯格到后台的拜访，以及她在幕布拉下后会对本场戏谦逊地做出博学的评价。“我们认为她是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荣誉成员。”剧场主席说。金斯伯格也是观看演出的常客。“她品位极佳且十分博学。”莎士比亚戏剧公司的艺术总监迈克尔·卡恩说，他还邀请了金斯伯格为自己证婚。

作为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戏剧迷有很多好处，其中包括可以在至少三场演出中客串。有一次金斯伯格和斯卡利亚一起在《阿里阿德涅在纳索斯岛》中客串，金斯伯格戴着白色的假发，摇着扇子，而斯卡利亚则让一位歌者跳到了他的大腿上。在2003年的歌剧《蝙蝠》中，金斯伯格、肯尼迪和布雷耶出现在舞台上，他们被介绍为“最高法院中的三位最尊贵的客人”，这让所有观众都惊喜万分。对金斯伯格来说，这些经历中最好的部分是什么？“多明戈离我不到两英尺远——当时我就像触了电一样。”金斯伯格说。

金斯伯格现在负责监管最高法院中一年两次的戏剧和乐器演出。就像她在演讲中说的那样，这些演出“在最高法院繁重的工作中提供了一个最令人愉悦的休闲”。

[1] Banana Republic，美国著名服装与首饰品牌，在全球拥有六百多家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