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为当代中国企业立传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吴晓波
2004年，我结束了14年的财经记者生涯，原计划给自己一年的度假期。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某基金会的邀约，他们希望我能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当半年的访问学者，做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的课题。
也就在那里，我萌生了创作《激荡三十年》的念头。
在与肯尼迪学院和商学院学者们的多次交流中，我突然意识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本轮经济改革既充满了好奇却又所知甚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到过中国，在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库里，关于中国公司的案例只有两个，而且每篇仅2000多字。
回望中国商学界，我们同样缺乏完整的案例研究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上，这已成为我们进行国际沟通和自我认知的巨大障碍。
一
《激荡三十年》采用了编年体的写作方式。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
其实，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它应该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只有当大历史的必然规则与小人物的偶然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全部图景。
全书第一章“1978：中国回来了”的第一个段落就是一个细节：
1978年11月27日，中科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他突然意识到，“气候真的要变了”。
柳传志的故事一直贯穿全书：1984年，他在中科院的一间传达室开始创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倪柳之争”；1996年联想生产出第一台万元国产电脑；2003年联想收购IBM的电脑业务；2008年联想实施产权改革……
在上下两卷的《激荡三十年》里，出现了数以百次计的柳传志和联想公司，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一位温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对我说：“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 。”谁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决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你却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上述这句话。
关于命运的故事贯穿在整部《激荡三十年》中。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及其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
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抛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他们其实并不陌生。在任何一个商业国家的财富积累初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群，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我相信，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
二
在《激荡三十年》所记录的年代里，中国市场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部改革开放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在很大程度上，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时候，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了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弱小，却又是那么肆意，它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者的集大成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
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与此同时，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
也许只有进行了全景式的解读后，我们才可能透过奇迹般的光芒，发现历史深处存在着的那些迷雾。譬如，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中国企业的超越模式与其他超越型国家的差异在哪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为经济增长率欣喜的同时，观察到另外一些同等重要却每每被忽视的命题，如社会公平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对人的普遍尊重的问题。
▲我希望用我的创作，还原企业史创造者们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
三
企业史写作使我开始整体地思考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过去的30年是如此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几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自从2004年的夏天决定这次写作后，我便一直沉浸在调查、整理和创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一大块时间。不过让我料想不到的是，它最终的工程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预期。
2006年的秋天，地产企业家王石来杭州约我喝茶，他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农民，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及我们这一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问题直接把我逼进了一个更浩大的创作计划。在后来的6年里，我相继又完成了《跌荡一百年》上下卷、《浩荡两千年》和《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作品，从而构筑了一个自成体系的中国企业史文本。
我希望我的创作不至于辱没了“中国崛起”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经济神话。罗马史的研究者尼克尔·马基雅维利曾经说，“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如此，创作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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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吴晓波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