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他们影响了我们，但不能“占领”我们童书业是中国瓷器研究大家，一生过手珍宝无数，很多人感慨，古人是如何如何的厉害，官哥汝定钧，任拿一件都羞煞后辈人。然而，童先生却不这么认为。

他说：“任何艺术品从发展的角度看，总是古不如今的。”

今人站在古人的肩上看世界，得见古人之未见。古人之所想，今人亦想之，想通了很好，想不通，让后人接着想。今人所拥有的技术能力，远超古人。1637年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其中记载景德镇瓷器72道工序，道道不可缺，今日去景德镇，各种电气机械工具一起上，没有人再需要那72道工序。

那么，古人的伟大之处是什么呢？是创见。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在爱琴海边探讨什么是正义，何谓善恶，知识是怎样产生的，国家是什么。他们第一次提出了这些元命题，然后划定了后人思想的疆域。后来的哲学家们也许在这些命题上的思考都比苏格拉底要深入和丰富得多，但是，只有苏格拉底是伟大的。

亚当·斯密写《国富论》，这位懒于事务的苏格兰盐税官，文笔不算最佳，叙述唠唠叨叨，马克思还发现他抄袭别人的观点。但是，他第一次定义了生产的三大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他发现了“看不见的手”。斯密是经济学的奠基人，只有他是伟大的。

凡·高画向日葵，画星空，画稻田，画自己劳作后的靴子，今日学过几年油画的人都能在技巧上画出这些向日葵、星空、稻田和靴子，但是，凡·高创造了第一次，只有他是伟大的。

那些一往无前的人，是浩荡时空中的火花和油盐。

古人很久远，然而，他们最具创见力的时候却都很年轻。苏格拉底不到40岁就被称为“雅典城里最聪明的人”，凡·高在35岁画出了那朵向日葵。

本书所写的50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写出了垂世不朽的作品。

亚当·斯密写出《道德情操论》时，36岁；

卡尔·马克思写出《共产党宣言》时，30岁；

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写出《论美国的民主》时，30岁；

保罗·萨缪尔森写出《经济学》时，33岁；

彼得·德鲁克写出《公司的概念》时，37岁；

迈克尔·波特写出《竞争战略》时，33岁；

汤姆·彼得斯写出《追求卓越》时，40岁；

吉姆·柯林斯写出《基业长青》时，39岁；

杰克·特劳特提出定位理论时，34岁；

菲利普·科特勒写出《营销管理》时，36岁；

费孝通写出《江村经济》时，28岁；

费正清写出《美国与中国》时，41岁；

保罗·克鲁格曼写出得诺奖的论文时，25岁；

凯文·凯利写出《失控》时，42岁。

尼尔·弗格森写出《罗斯柴尔德家族》时，35岁；

弗朗西斯·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时，40岁；

张五常写出《佃农理论》时，32岁。

你终于发现了，越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作品，越与作者的勇气、勤奋和天赋相关。它们都朝气蓬勃、别开生面，但都不是完美的，充满了锋芒甚至是偏见。

为了创作这本《影响商业的50本书》，我重读了那些曾经影响过我的伟大思想，因阅历和心境的不同，我自然读出了新的心得。不过，即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也时刻告诫自己：不要让这些人——他们写作那些文字的时候比此刻的我要年轻得多——彻底地“占领”我的思想。

所有伟大的书写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开辟新局，自成门户，不过，有局就有限，是为“局限”。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提供绝对的真理，没有任何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换而言之，所有的门庭都是后人攻伐的对象，所有的大师都是亟待被颠覆的偶像，我们在温情中学习，在理解后叛逆。

他们影响了我们，但不能“占领”我们，唯如此，我们才可能成为前所未见的自己。

这本书的出版，感谢编辑宣佳丽和刘耀东。没有她们的督促，我不可能按时交出作业。另外，2020年年初的疫情把我锁在书房一个月，这本书也意外地成为日后记忆的一部分。

2020年2月新冠疫情武汉“封城”之际，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