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米格莱斯博士——来自迈阿密的年轻艾滋病研究者，已经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并开始了一轮的面试，寻找接下来的出路。他想继续研究HIV。他有很多机会，但是只有一个可能的奇迹在等待着他。他发现了它——还能是哪里？自然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10号楼11层。福奇博士和迪纳雷洛博士等人在这里做了很多伟大的研究，不仅是关于HIV，还与免疫系统的基础科学及其与各种疾病的联系有关。
3月的一天，米格莱斯博士来参加奖学金面试，他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见到了康纳斯博士，巧合的是，康纳斯博士接替了福奇博士的职务。在面试中，康纳斯博士告诉米格莱斯博士，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开始研究一小部分没有发病的HIV携带者。
面试气氛相当热烈。“这真是难以置信。这一定就是答案所在。”米格莱斯博士说。
“我就知道。这简直太神奇了，不是吗？”
米格莱斯博士告诉康纳斯博士，他在乔治城照顾过的一个病人的症状就不符合常规。“这个女人来到医院时，已经重病6天了。可之后她就好了。我当时在想，是我疯了吗？”
米格莱斯博士怀疑，如果不是上天的启示，那这名女子则属于一小群不同寻常的HIV携带者，他们打破了我们对这种疾病的所有认知。但他当时对可能的情况一无所知。康纳斯博士找到了一些这样的人，并检测他们的血液。他们只是出现了症状延迟，还是另有原因？
米格莱斯博士最终得到了这份工作。他想和康纳斯医生一起去治愈艾滋病。
当时，所谓的艾滋病鸡尾酒疗法降低了死亡率。这相对来说是个好消息，尤其是在美国，正如我提到的，艾滋病不再是十大死亡原因之一了。
尽管如此，在1998年，据估计每分钟还是有11名男女或儿童会感染HIV病毒。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一个联合国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总共有580万人新近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这使得艾滋病患者总数达到3340万人。仅1998年全球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就达250万，为历年来最高，而这种疾病导致的死亡总人数则接近1400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称，艾滋病的传染集中在发达国家，但正日益向新兴国家蔓延。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约70%的人患有该病。
报告还写道：“这种流行病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遏制。1998年，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出现了新的感染病例，坦白说，许多地方的疫情已经失控。”
尽管科学和医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鸡尾酒疗法带来的强烈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例如，这些药物增加了患者对糖尿病的易感性。考虑到免疫系统的微妙平衡，这也许并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抗HIV意味着触发反作用，而这似乎也导致身体开始攻击自己，破坏了糖代谢的能力。是的，它的确能救命，但长出“水牛背”一点儿也不好玩。“水牛背”是鸡尾酒疗法导致的一种常见副作用，它会导致脂肪在体内重新分布，尤其是在肩膀上。
一个HIV呈阳性的人——布雷恩·贝克，开始出现水牛背。1993年，他30岁时被确诊。他曾在一家唱片店工作，还当过音乐节目主持人。鸡尾酒疗法让他面颊上的脂肪减少了，嘴唇上的皮层也脱落了。他情绪摇摆不定，不得不停药一段时间。但至少他还活着。
不久，他就遇见了鲍勃·霍夫，一场浪漫的爱情就此展开。与此同时，鲍勃觉得自己像个走投无路的人，眼看着所有的朋友都死了，自己也可能快了。
鲍勃想：“我觉得我随时都可能死去。”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日子是这样过的：时常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紫色斑点，检查嘴里是否有白色的真菌感染。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困惑与幸存者与日俱增的负罪感交织在一起。“我遇到很多人，简直难以置信，他们都过世了。我交了新朋友，那些人也都离世了。”他根本不想出门。他觉得他的处境与他父母的遭遇有些相似，他父亲的朋友们在“二战”中死去，在那之前，他母亲的朋友们死于西班牙流感。
他说：“流行病暴发会夺去人的生命，战争也会夺去人的生命，这回轮到我了。”
为什么他没有死呢？
鲍勃对于他还活着有一个理论。他想，也许是因为他有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及定期清洁结肠。他认为可能是这一过程让他的免疫系统被调动起来，没能被HIV掌控。这听起来说不通，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的血液早已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采集，还是几年前他和临终的朋友一起去的。不过，他当时还没被列为研究对象。他只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密切关注的人之一，因为研究人员还不知道他是否会生病。他每六个月就会去献出一些血液。他继续活了下去，没有任何症状。
后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让他去见米格莱斯博士。
当米格莱斯博士刚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聘用时，他参加了一个会议，与其他研究者一起试图弄清楚像鲍勃·霍夫这样的人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到什么。米格莱斯博士是房间里资历较浅的人，为了解释这些普通人的免疫系统里令人惊奇的分子机制，他列出了所有可能的方法。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考虑到免疫系统的复杂性，有无数可能的原因可以解释是什么救了这些人的性命。可能他们感染的是这种疾病里一种较弱亚型，可能他们的免疫系统之前经历了一些特定的疾病环境，可能他们以一种罕见的方式与疾病结合或与免疫系统的其他部分进行交流。
米格莱斯博士列出了一系列选项，科研团队也开始尝试排除不相关的选项。他们需要增强免疫系统的疫苗或药物的研究，他们在与时间赛跑。患者正在不断死亡。
当米格莱斯博士第一次见到鲍勃的时候，他正在努力一一确认这些选项。那是2007年12月10日，鲍勃打算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你的免疫系统一直在战斗。”米格莱斯告诉他。用该领域的术语来说，鲍勃是一个“长期不进展者”。至少对他个人来说，这应该是个好消息，但鲍勃感到很不安。“幸存者毫无乐趣可言。”
鲍勃回忆说，他被告知，“这不是一块免死金牌”。鲍勃被警告说，如果他的免疫系统面临另一种攻击，比如肝炎、带状疱疹，另一种需要他的免疫系统全力以赴、可能令他衰弱的攻击，他仍然可能面临死亡。
米格莱斯博士说，他想研究鲍勃的血液，试图寻找可能有助于解释鲍勃存活的标记，并帮助找到治愈方法——真正的治愈方法。鲍勃当然同意了。
当时，米格莱斯博士告诉鲍勃，他有一个理论是，鲍勃的CD8+T细胞比其他人的具有更好的响应性。他告诉鲍勃：“你的免疫细胞比其他人的细胞对病毒的反应更强烈。”
但对米格莱斯博士和其他研究人员来说，仅仅这一点并不能令人满意。为了找到治愈方法，消除艾滋病，他们不仅需要知道免疫系统做了什么，还需要知道它是如何做到的。
20世纪90年代末，米格莱斯博士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其他研究人员与世界各地的其他研究人员携手，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正是鲍勃和像他这样的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很多所谓的精英控制者，像鲍勃这样把HIV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病人，都有一个能影响免疫系统识别入侵者的方式的基因。具体来说，他们都有一种名为HLA–B57的基因变体，其中HLA代表人类白细胞抗原。这是多尔蒂博士和其他人多年前发现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在人类身上的体现，他们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HLA在帮助人类免疫系统区分自身和外来物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鲍勃和其他精英控制者体内，B57这个关键基因似乎有些不同。在第一次对精英控制者的研究中，13人里有11个拥有这种基因。相比之下，整个人群中只有10%的人具有这样的基因。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它从本质上确定了免疫系统的一个潜在的遗传基础是可以抵抗这种类型的瘟疫的，这个关键的DNA片段将开启T细胞对HIV的有效免疫。
进一步来讲，鲍勃和其他精英控制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感染的病毒株较弱才存活下来的，这些病毒株照样可能夺取其他人的生命。
米格莱斯博士认为：“他们并不是感染了懦弱的病毒。”他知道是他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一个强大的变异。“这证明了人类免疫系统的能力。我们一直认为这是致命的，但他们被感染后仍然活着，他们表现得就好像他们感染的是疱疹病毒一样，而病毒却待在一旁，无所事事。”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发现。现在看来，鲍勃和其他精英控制者幸存了下来，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免疫系统和HIV在某个时刻发生了相互作用：第一次接触时。
“证据指向了我们所说的‘启动’——激活事件。这是免疫系统第一次接触病毒，”米格莱斯博士说，“我们怀疑，像鲍勃这样的人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成为精英控制者的道路。”
这些都是重要的启示，尤其是这样一个理念：你处理疾病的方式很可能是由最初的接触决定的。初次免疫应答，无论是对流感、HIV还是感冒来说，都可能在免疫系统中产生共鸣。正确的初次免疫应答可以挽救你的生命，但并不是说你对这种事情有特别的控制权。无论怎样，了解这一点可以为我们研发药物提供信息，或者通过基因测试，我们可以研究个体对不同病毒的易感性。其中一些也许还是科学上的预言，但现在已经可以看见希望了。
的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所做的所有努力使人们对免疫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米格莱斯博士认为这样的基础科学“与炎症性疾病、自身免疫和癌症相关”。科学家写的论文是药物和疗法的种子，特别是疫苗开发的种子。而精英控制者的反应方式则基于我们优雅的防御系统在分子水平上的“共同途径”[1]。
米格莱斯博士说，对艾滋病毒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描绘出免疫系统级联反应的“关系多样性流程图”。“百宝箱就在那儿。”
也许我们从中得到的最大的启示是，这项研究以及来自许多地方的大量工作是如何得出最重要的结论的。
米格莱斯博士说：“人们不再只有死路一条。”鸡尾酒疗法、AZT的诞生、基础免疫学的飞跃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取得的成果等综合在一起，挽救了无数条生命。
这项工作必须继续下去，因为HIV像所有生物体一样，会不断地演化、生存，并逃避免疫系统和药物的检测。
“这是一场军备竞赛。”米格莱斯博士强调说。
我们也可以从社会视角看待这场军备竞赛。“这简直是在宣判死刑。人们被吓坏了，没有人在意，里根也没有发布政策，”米格莱斯博士说，“患者自己的政府背叛了他们，所以他们只能自己为自己发声。”
“如果他们没有动员起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他们为自己辩护，这也是对自身免疫系统的一种社会性补充，他们呼喊着：我们不是异类，我们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是同胞！
自此，这一观念激起了很多人医学上的自我赋权运动，比如乳腺癌步行活动[2]，运动员呼吁人们关注某种疾病。
最后，我们从鲍勃的故事和我们的集体健康问题中得到的主要经验教训是，我们是如何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彼此关联的。鲍勃的结局是幸福的。但在我结束他的故事和他对医学的贡献之前，我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免疫系统过于强大的群体，他们的故事可以填补更广阔的科学图景。
[1] 在这里指在多个不一但相关的信号通路中相互作用，最终达到相同的表型。——校译注
[2] 乳腺癌步行活动是指为了增强公众和患者对乳腺癌的认识而举行的步行活动，有时还伴有捐赠。——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