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养过一只鹦鹉, 后来这只鹦鹉越狱未遂, 绝食而死。
这几天, 因为一些讨论, 我又想起了这只鹦鹉。
鹦鹉名叫“小米”, 纯黄色, 小巧秀丽, 是一只非常普通的虎皮鹦鹉, 并不值钱, 也不会说话, 生来就是做宠物的。它本是邻居所养, 但后来邻居家又养了一只猫, 添了一只狗, 所以把这只鸟送给我, 同时还搭送了一个鸟笼。
我觉得这种普通的竹制鸟笼太小太俗气, 于是花了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只仿铜的大鸟笼。让小米从逼仄的“一居室”搬到了“大两居”。每天我会给它喂食、清理, 有时还会给它吃有机的小米。它应该很喜欢我, 每次我看书喝茶的时候, 小米都会蹦蹦跳跳, 叽叽喳喳。
一天午休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客厅里有很大的动静, 扑哧扑哧的响动声, 时断时续。不会是进了一只大虫子吧?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 走到客厅。吓我一跳, 原来小米飞了出来。
我尝试抓住它。虽然在一个密闭的环境, 但是想要捉住一只会飞的小鸟, 还是很不容易。我越想捉住它, 它越是拼命躲闪扑腾。后来, 小米飞累了, 掉在客厅的角落。我轻轻地把它捡起来, 不料它用钩子一般的鸟嘴狠狠地咬住我的手, 差点咬出血来。
我把小米重新放进鸟笼, 然后仔细检查了一番。发现鸟笼顶端的栅栏间距太大, 小米很可能是从这钻出来的。于是, 我在顶部的栅栏上又缠了许多铜线。心想, 这下它肯定逃不出来了。
后来小米居然又两次飞了出来, 有一次还是半夜。
但是, 最后都被我抓了回去。
从小米第一次飞出鸟笼, 我明显发现一个变化, 那就是它不怎么吃东西了。无论我怎么逗它, 它都好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它每天最常见的举动就是不断地用头往每一个栅栏间距中钻, 试图再次飞出牢笼。
我真的想把它放了。因为我知道, 一个品尝过自由滋味的小鸟, 你再也无法把它关在笼中。
但是, 我担心一旦把它放飞, 它很难存活。它可生来就是宠物, 从未在自然环境中生活过。外面那么的危险, 小区里光流浪猫就有数十只。
所以, 我决定给它换一只鸟笼。大鸟笼不适合它, 处处都有越狱的机会。
以前那只鸟笼已经被我扔了, 所以我又在淘宝上订了一个新的竹制小鸟笼,3天后到。
为了防止小米在这期间逃跑, 我用塑料袋把鸟笼包了起来, 只在鸟笼的最上部挖了几个透气的小洞。但是, 小米居然把塑料袋都给啄破了。于是, 除了透气孔以外, 其他所有的地方我都用浴巾把鸟笼包住。
小米被关进了小黑屋, 这下它是绝对飞不出去了。
每天我会两次给小米喂食换水, 但是它根本不吃不喝。
当新鸟笼送来的那一天, 小米死了。
我很难过, 也很后悔, 后悔当时没有放飞小米。
我时常想起小米, 因为这个小小的生灵告诉我, 自由比安全更可贵。
大学期间, 有两部影片我非常喜欢, 看过多遍。一部是《勇敢的心》, 一部是《肖申克的救赎》。在我看来, 这两部影片比绝大多数法学专著对我的影响更大。
我经常想起《勇敢的心》结尾时主人公临刑前呐喊:“ Freedom!”这个呐喊时常提醒我人生的意义。而《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经典对白更是让我泪流满面: 有些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 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纪念这只追求自由的鹦鹉!
何谓榜样各位同学、各位老师, 大家晚上好:
作为教师代表在此发言, 我感到非常荣幸, 也非常惶恐。我似乎回到我的大学时光。那时, 每次颁奖典礼, 我总是坐在礼堂的角落, 看台上星光灿烂, 心里暗自神伤, 心想自己何日也能得到荣誉。所以, 见到各位这么多的榜样, 我有点感慨自己学生年代的庸碌无为。
关于榜样, 我有三点体会和大家分享。
首先, 我想对没有获奖的同学说, 榜样是可以复制的。在中文中, 还有一个词和“榜样”读音类似, 叫作“版样”。我是湖南人, 区分不了前后鼻音。所以, 在我看来, 两者都是一样的。版样就是印刷的模板, 如印钞票, 就需要一个货币的“版样”。无论是作为人们效仿的“榜样”, 还是印刷钞票的“版样”, 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都具有可复制性,可以批量生产。如果一个榜样, 不能复制, 那他只可能是天才或者奇迹。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搞一个十大经济人物的评比。当然, 很多人物评出来之后就被抓了。而每年选出来的, 不是达官显贵, 就是“公主、贝勒”, 这可能就不是榜样, 因为它的复制性不强。如果大家哪天可以选上, 那可能就是奇迹了。当然, 有时候, 奇迹还是会出现的。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所以, 对于没有成为榜样的同学们而言, 不要灰心, 也不要像我当年那样暗自神伤, 羡慕嫉妒恨。你要相信, 这些榜样都是可以复制的, 只要你努力, 明年你也是榜样。
其次, 我想对获奖的同学说, 榜样是必然会腐朽的。无论是“榜”, 还是“样”, 它都是“木”字旁, 这提醒我们,榜样是会朽坏的。无论是何种“榜样”, 何种“楷模”, 都如草上之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败。也许是给各位泼凉水, 今天在颁奖晚会上, 你获得了表彰, 你感到非常开心, 但这种幸福感不久就会消失, 也许明天早上一起床, 这种幸福感就没了, 有的只是空虚。
那么, 如何让这种幸福感持续呢? 有人会说, 我要加倍努力, 争取获得更多的荣誉, 不再满足于“榜样法大”, 要成为“榜样中国” “榜样世界”, 不断追求荣誉的高峰。但往往这样的人却容易摔得粉身碎骨。
让幸福感持续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接受一切成功与失败。
同学们获得荣誉, 要感谢很多人。写出优秀的学术论文, 要感谢图书馆的丰富资料, 感谢食堂的饭菜没有地沟油、瘦肉精, 感谢你宿舍的同学在睡觉时还忍受你敲击键盘的声音, 甚至要感谢和你发生口角, 进而动粗的同学,他让你灵机一动, 想出了这样的选题: 激情状态与刑事责任。
但是, 你唯一不能感谢的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认为是你自己的才干、智慧让你获得了成功, 那你注定不会幸福。因为这样的你在成功时, 你会目空一切、狂妄自大, 在得意中自我毁灭; 在失败时, 你会自怨自艾、愤怒嫉妒, 甚至自寻短见。
一个朋友说, 一瓶饮料, 便利店里3元, 饭店30元。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处于高位, 成为30元的水, 而他自知自己本就是便利店里3元一瓶的水。
最后, 我想对所有的人说, 真正的榜样不在这台上, 它在我们的内心, 也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良知。良知才是最好的榜样。法律要追求公平和正义, 而良知也是公平和正义的尺度。
顺从良知的呼召, 做一个真实的人, 无论在顺境和困境, 都能彰显人性的光辉, 克制人性的幽暗, 一个行在光明之中的光明之子才是真正的榜样。
一个卓越的法大人, 并不取决于你的知识、财富、官职, 而取决于你是否坚守了良知的底线。
(本文是笔者2011年“榜样法大”颁奖典礼的致辞。现场听过这个致辞的同学估计现在很多都事业有成, 但不知是否还在向真正的榜样学习)
下 跪那时, 我只是一个学生, 无权无势, 但却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向我下跪。
那是多年前的一个中午, 我刚从××商场的美食城出来,走上人行天桥, 凛冽的寒风在我暴露的皮肤上肆虐。突然我看见前面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妪不停地向人打躬作揖, 而路人纷纷掩鼻而走。估计又是一个乞丐, 我正在这么想着, 老人却向我走来。我摸了摸口袋中的硬币, 心想也许又是一个骗子。我几乎都能猜到她会说些什么, 无非是来京访亲, 找不到人了, 好些天没有吃饭了等引人入套的话。我做好了用几个钢镚将她打发的准备, 不料老人却用地道的河南话对我说, “同志, ××区司法援助中心怎么走?”喔, 原来只是问路, 我笑了笑, 感觉自己有点神经过敏。“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但自己确实不知那个援助中心在哪儿。老人朝我点了点头, 又向旁边一个路人询问,但对方却并未理睬这个貌似乞丐的老人。我禁不住又打量了一下老人, 她估摸60多岁, 带着数个破破烂烂的编织袋和一个陈旧的黑色旅行袋, 袋子旁还用玻璃绳子拴着一个破水杯。又是一个上访者, 我心里一阵难受, 对老人说: “您别急, 我帮您打电话问一问。”我用手机给查号台打了电话,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 很快问到了援助中心的地址——××路×号。这时老人突然扑通给我跪下, 泣不成声地对我说: “你是个好人。”天啊, 仅仅是问个路, 一个六旬开外的老人居然向我下跪。
我的眼睛有点湿润, 慌忙把老人扶起。她只是一个劲地对我说“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好人”。我给她指了指援助中心的方向, 告诉她该怎么坐车。老人从贴身的内衣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 颤巍巍地记下了地址。我本想迅速撤离这个让人压抑的天桥, 可又觉得即使指明方向、地址, 但对这个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老人来说, 要想找到那个连我都不易找到的援助中心无疑是大海捞针。于是我决定带她去, 不料就为这她再次向我下跪, 我措手不及, 只能一手提起了她那像垃圾一样的编织袋, 一手把她扶起。
在去往目的地的出租车上, 老人告诉我, 她是河南南阳人, 今天早上刚到北京, 为了找援助中心, 已经徒步走了4个多小时。她问了问我的身份, 当我告诉她我还是学生时,她又一次哭了, 哽咽地说道: “如果不是家里穷的话, 我那儿子现在也是大学生, 也就不会遭这个罪了。”原来他的儿子是油漆工, 两年前来京打工。一天深夜, 她儿子骑着自行车, 带着铁桶和毛笔正往家赶, 突然被几个巡逻的警察二话不说地抓了起来, 还来不及申辩就被关进了监房。过了20多天, 事情总算是弄清了, 孩子的清白也得到了证明, 但他的手指却受了重伤, 而且精神彻底崩溃, 成了疯子。想象一下吧, 一个来北京寻求希望、身心健康的年轻人, 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 莫名其妙地深陷囹圄, 没有任何反抗、任何辩解的机会, 最终成了一个废人。
若老人所言属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此事面前是何等的苍白, 一个打工者, 仅仅因为穿着寒碜就会被怀疑为嫌疑分子, 而那些开着“大奔”、西装革履却暗地里做着违法勾当的“款爷”就能理所当然地避免这样的“天灾人祸”, 甚至还会备受尊敬。难道我们的法律中有“以衣着和相貌”这样的定罪原则吗? “人生而自由, 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感到了人类的渺小, 感到了法律的悲哀, “相信法律吧!”这就是我, 一个研读法律近10年的人对她唯一能说的话。
到了援助中心, 我执意要陪她上去, 但老人对我鞠了鞠躬, 说已经很感谢我了, 让我不要上去, 她说我还年轻, 不要介入这种可能影响将来前途的事情。
我走了, 想着老人的话, 突然感觉自己是多么的卑微、多么的懦弱, 感到自己曾经奋笔疾书的有关法律精神的探讨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幼稚。
深夜, 我又想起了这位老人, 不知在这寒冷的冬夜里,她栖身何处?
(本文是笔者2004年所写, 当时用网名发表在BBS上,因网名比较阴柔, 后被人取名为《一个女大学生的日记》,“吸睛”甚广)
狂人罗大拿的故事今天要讲一个罗姓大拿的故事, 狂人中的狂人。
大拿当然不是我, 他的名字叫作罗伯特·罗素。
“罗姓”的大人物还真是不少, 像罗伯斯庇尔、罗尔斯、罗伯特·李等, 找机会以后都可以聊聊。
说起罗素, 估计无人不知。他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 1950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非常有趣的是, 诺贝尔奖项中不包括哲学奖和数学奖, 所以有不少伟大的哲学家获得的都是诺贝尔文学奖, 如罗素同时代的法国大哲学家伯格森)。
从很多角度来说, 罗素都是成功人士中的成功人士。
罗素出身豪门, 他的祖父是第一代罗素伯爵, 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 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伯爵。罗素的父母思想进步, 但是颇受争议。两岁的时候, 年幼的罗素就失去了母亲与姐姐, 两年后他的父亲也撒手人寰。罗素的父母在遗嘱中委托一些自由的思想家, 如约翰·穆勒抚育他的孩子。但最终养育罗素的还是他思想保守的祖父母。
他可能是活得最长的哲学家 ( 1872~1970年) , 在世存活近百年。在其漫长的一生中, 著述等身。据不完全统计,他至少有68 种著作。所涉学科之广, 令人咋舌。除此以外, 他还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几乎包含你所能想象到的所有话题: 唇膏的用法, 旅游的礼仪, 雪茄的选择, 等等。
罗素酷爱写作。据说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发现写作于他易如反掌, 而且可以靠此获得丰厚的收入。他每天清晨要出去独自散步一个小时, 构思出一天所要写的东西, 回来之后用早上余下的时间进行写作。他下笔非常轻松愉快, 没有丝毫的修改。这种令罗素惬意的活动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 他把每一笔发表的作品和在电台上录节目的酬金都一一记在小笔记本上, 放在贴身的口袋里面, 不时拿出来看看, 并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1]
罗素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导师, 几乎就所有的重大问题向人类发表意见。比如, 中国问题, 美苏关系, 核裁军, 和平主义, 性道德, 等等。五四运动之后, 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中国讲学, 给中国留下著名的五大演讲, 后来结集出版, 名曰《中国问题》。虽然中国人对罗素景仰有加, 但对其观点不冷不热, 这让罗素对中国之行非常失望。 20世纪对于全世界的大多数人而言, 罗素几乎成了哲学家的典范。哲学是什么? 人们的回答是: 就是罗素口中所谈的那些事。
你羡慕罗素的一生吗?
说实话, 我不羡慕。很多时候, 我把他当成人生的反面教员。
有人曾问罗素: “人生的意义为何?”
他觉得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非常无聊。
在他的自传中,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活着, 有三个动力:对爱情的渴望, 对知识的追求, 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
然而, 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极其自恋、极其空虚的可怜生命。
对爱情的渴望, 让罗素处处留情。罗素结过4次婚, 一生绯闻不断, 当时纽约城市大学以道德不胜任教职为由将其解聘。罗素认为, 道德的束缚是人类不幸的根源。罗素的爱充满着对他人的利用, 他爱的只是自己。他的空虚需要从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身上获得满足, 但却永远无法满足。
罗素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品为《婚姻和道德》。获奖词中, 称赞罗素“为人类的道德文化做出了贡献。”可笑的是, 在婚姻和私生活上, 罗素恰恰抛弃了道德,从没有放弃过任何机会染指遇见的任何一个女人, 甚至包括他的学生——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艾略特的妻子。除了数不清的情妇以外, 罗素的受害者们还包括大量身份卑微的人: 家庭女仆、保姆, 或是经过屋子的随便哪位年轻、漂亮的女性。罗素的研究者说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罗素不顾高龄, 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个穿裙子的人, 他干这类事臭名远扬, 甚至还不是背着妻子, 而是就在她的眼前, 当着那些他屋里客人的面。[2]
对知识的渴望, 让罗素著述等身, 但知识带给他的是更多的骄傲, 更多的自恋。知识常常让人自高自大, 罗素可谓一个典范。因为知识, 罗素觉得可以对人类的一切事物说话。在20世纪60年代, 罗素的伦敦总部变得像一个微型的外交部, 他发过不计其数的信件和电报给各国总理和国家首脑, 当这些信件越来越长, 越来越频繁, 没有节制时, 他收到的回复也就越来越少, 这往往让他怒火中烧。
罗素是一位好斗的“勇士”, 他几乎批评他本人以外的一切人。当他被激怒时, 他对不赞同自己观点的人义愤填膺, 凭一时之冲动脱口就骂, 很多时候指控毫无逻辑, 完全忘记他本是“逻辑大师”。 “二战”后, 他认为苏联和纳粹一样坏, 甚至比纳粹还要坏。但是没过多久, 他又不再反苏,开始反美。他就核裁军问题同时去信给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 收到前者的亲笔回信, 但是没有收到后者的回信, 于是他变得极端反美。他认为肯尼迪比希特勒大概坏50倍,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 (当时的英国首相)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人……[3]
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 让罗素不停地从事社会活动。但他爱人类, 不爱具体的人。因为抽象的人类只是一种完美的概念, 它总是可爱的, 对概念的爱只需投入脑力,但对具体的人的爱则需投入真实的感情。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不完美, 都有可鄙之处。一个人越是陷入对抽象人类的爱,就越是厌恶真正具体的人。
尽管罗素热爱民众, 并为他们的苦难而痛苦, 但他依旧远离他们, 因为他身上有贵族气质, 同普通人缺乏联系。罗素养尊处优惯了, 很少有比罗素更远离社会现实的人, 他几乎不会操作最简单的机器装置, 也不会从事任何日常事务,即便再娇生惯养的人也不可能像罗素那样缺乏基本的生活技能。他爱喝茶, 却不会煮茶, 当他的第三任妻子皮特不得不外出时, 她要在厨房的石板上留言, 告诉罗素如何烧水煮茶:“提起炊具上的衬垫, 把壶放到加热板上, 然后等水开,然后把水从水壶倒在茶壶里。”但是, 在这般详细的提示之下, 罗素还是失败了。
罗素主张人人平等, 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伯爵的头衔。尤其当这种头衔能够为他带来好处时。罗素也主张男女平等。他认为男女都应该有完全的性自由, 他严厉批评了当作传统美德流传的清规戒律以及人类自我牺牲的种种理论。但这种鼓吹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论调, 似乎给了罗素更大的自由去拈花惹草。
有一部美国法学院学生的必看片——《魔鬼代言人》。在影片的结尾, 魔鬼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虚荣, 无疑是我最爱的罪”。这句话也许可以作为罗素一生的总结。
罗素的人生, 你羡慕吗?
伟大的梦想依然在心中——纪念马丁·路德·金辞世五十周年
2018年4月4日是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辞世50周年。
1968年4月4日, 金博士在洛兰汽车旅馆 ( Lorraine Mo-tel) 遇刺身亡, 终年39岁。
在遇刺前一日的晚上, 金博士在孟菲斯迈森会堂 ( Bish-op Charles J. Mason Temple) 做了人生中最后一次演讲。
在这次演讲中, 他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命运。
他说: 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不断努力而梦想永远无法实现, 而我们的人生正是如此。很多时候, 我们不得不直面理想落空的现实。
“人生就是一个梦想不断破灭的过程。圣雄甘地几十年鞠躬尽瘁为印度人民争取独立, 但是最后遇刺身亡, 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他梦想看到的统一国家最终由于宗教纷争而一分为二。”
“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建造圣殿——我们中的一些人非常努力要建造一座和平的圣殿。我们反对战争, 抗议示威, 但是这样做, 似乎是在以头撞墙, 完全是徒劳。很多时候——你形单影只, 心灰意冷, 迷茫困惑。”[4]
但, 这就是人生。
然而, 金博士听到了时间长廊另一端的一个声音: “也许今天无法实现, 明天也不能, 重要的是它在你的心里。重要的是, 你一直在努力。”[5]
重要的是梦想始终在你的心里。
金博士预见了自己的命定,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无法在有生之年看到民权运动结出的硕果。
他说他已经站在高山之巅, 一如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他看到了伟大的“应许之地”, 虽然他自己无法前往。
在这最后一次演讲中, 金博士提及自己的死亡。
他说: “我常常想到自己的死, 想到自己的葬礼——我常常对自己说, 我希望人们怎么评价我呢?”
“希望人们会说: ‘我曾经努力去爱, 为人类奉献了自己’。”
“希望人们会说: ‘我是为了公正而奏响的音符……所有其他表面的事都不重要, 我不留钱在身后, 也没有奢侈的生活品, 我只想留下我为之奋斗忠诚的一生’。”
“如果能够帮助身边的人, 如果能有一句话和一首歌使他们快乐, 如果能告诉有些人他们选择的路是错的, 我就没有虚度此生……”[6]
作为中国人, 我们大多数人对金博士的熟悉始于他那篇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很多人在学习英语的时候, 都曾经背诵过这篇演讲。作为“英语渣”的我也曾经背过, 但从来没有成功。
然而, 我记住了金博士引用的一句话: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在金博士最著名的书信之一——《伯明翰监狱的来信》中, 他再次引用了这句话。
在这封书信中, 金博士提醒我们: 有史以来, 享有特权的群体, 很难自愿放弃他们的特权, 个别人还有可能看到道德之光, 然后主动放弃他们不公正的行为。但是群体不如个人讲道德。
金博士因为倡导非暴力不抵抗运动而入狱, 当人们指责金博士故意犯法时, 他的回复是: “事实上有公正的法律和不公正法律, 我坚决主张服从公正的法律, 这不仅是法律责任, 也是道德责任; 相反, 每个人都有道德责任, 拒绝服从不公正的法律。一如奥古斯丁所言, 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
那么, 如何区分这两种法律呢? 金博士使用了托马斯·阿奎纳的回答: “不公正的法律是人制定的, 但与永恒的自然法相违背。任何贬低人性尊严的法律都是不公正的。”
金博士提醒我们: 人们应当铭记在心的是, 希特勒在德国所作所为尽都“合法”, 而匈牙利自由战士的行为全是“非法”, 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帮助和安慰犹太人是不合法的。但是, 金博士说, 如果他活在当时的德国, 他一定会帮助和安慰犹太兄弟。[7]
金博士非常喜欢“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人生最后一次演讲中, 他再次提起了这个故事。
“有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 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 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 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 就动了慈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 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8]
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死对头, 祭司是犹太人中的宗教领袖, 利未人则是宗教精英, 但是最后施以援手却是为犹太人所极为不齿的外邦“杂种”。想象一下, “二战”期间, 一个中国士兵倒在地上, 国军将领从旁边经过, 爱国学生也经行此地, 但都没有施救, 最后救助士兵的是一个日本人。这个故事会不会让你震惊?
有人考证, 在故事中, 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途非常危险, 被称为“死亡之隘”。匪徒出没频繁, 也有许多“专业碰瓷者”, 地上躺着的人很有可能是强盗的同伙。所以,祭司和利未人着急赶路, 没有救助同胞其实也情有可原。
因为祭司和利未人首先想到的问题是: “如果我停下救这个人, 我会怎么样?”
但是好撒玛利亚人经过的时候, 他反过来问: “如果我不停下救这个人, 他会怎么样?”
金博士说, 这就是我们每天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要问: 如果我停下来帮助这些清洁工, 我的工作会怎么样? 我是否会失去我的工作、我所拥有的一切?
而要去问: “如果我停下帮忙, 他们会怎样?”[9]
马丁·路德·金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这是对所有愿意成为公义乐章即便最微小的一个音符的鼓励, 不分是美国音符还是中国音符, 是白人音符还是黑人音符。
借用改写金博士《伯明翰监狱的来信》的最后一句话结束:
在不久的将来, 洋溢着爱心的手足之情将似灿烂的繁星, 以它们最美丽的光辉, 照耀我们伟大的中国。
师生之道一段时间内出了好几起高校教师行为失范的事件, 让同为教师的我不禁有许多的感想。
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老师。小学作文长大了想干什么,我好像从来没有写过想当科学家, 也没有写过想当领导, 只写过想当老师。
那时常常引用一句老套的诗词来拔高主题——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后来才知道, 这描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用来歌颂老师, 似乎不太合适。
从小到大, 教过我的老师有很多, 有的严厉, 有的温和, 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让我厌恶教师职业的老师。
相反, 大部分老师都对我照顾有加, 这越来越坚定我从事教师职业的信念。
我们常说天道酬勤, 但事实上, 人生的许多成就, 个人的努力虽然重要, 但自己所能决定的其实很少。有许多重要的关头, 许多的贵人相助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只能以感恩的心来接受, 并希望在自己有能力和有机会时也能够去祝福他人。
中学时, 我的班主任是历史老师, 他对我帮助很大, 让我到如今都酷爱历史。大学时也有很多老师的言行影响了我的“三观”。大一教授文学概论的老师, 开启了我对文学真正的热爱, 并让我第一次思考与永恒有关的话题。本科期间, “唯二”两篇认真写的论文就有一篇是文学概论的结课论文 (还有一篇则是大四的毕业论文)。
另一位老师教授民法, 带有浓浓的湘音。很多同学听不懂他的发音, 但是我能听懂。从他身上, 我学习到有些人真的能够为了信念而不计利害得失, 很多时候行动比语言更加重要。
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导师也让我感恩在心。
当年报考博士, 成绩公布后我很开心, 专业课和面试都是第一名。我给导师打电话, 他说那就没问题了。所以, 我把找到的工作辞掉, 安心等待入学。结果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很纳闷, 去问学校的教务。教务老师告诉我, 今年政策有变, 一个导师只能带一个学生, 你所报考的导师已经带了一个保送的学生。所以很遗憾, 你被淘汰了。
我去找导师, 导师感到非常意外, 觉得政策不合理。所以, 他写了一封信, 让我拿着信去找当时负责的领导。信上只有几句话, 其中一句是“我觉得这样做对学生不公平”。
领导看完信后对我说: “好吧, 那就来读吧!”
过了几天, 学校让我去领录取通知书。
其实导师完全可以不帮我, 对此我只有心存感恩。
2003年, 我博士二年级, 去找导师。因为毕业要发表两篇“核心”。我发表无门, 所以找导师帮忙。记得当时在老师办公室, 他脸色乌黑, 状态很不好。我和老师提及发文之事, 他说没问题, “你好好写”, 写完之后他会推荐。当时他对我说: “罗翔, 你现在觉得发文章很重要。但是你到我这个年纪, 你会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比这更重要。比如, 家庭的幸福。”我当时没有听懂老师的话中之意, 根本没有想到他身患重病。当时的我甚至觉得他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为他已经功成名就, 而我还一文不名。
一个多月后, 文章就见刊了。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老师, 几个月后他就离开人世, 终年46岁。
我连老师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上, 想想真是难过, 最后一次见老师, 居然还是找他帮忙发文。
我时常想起我的老师, 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也让我知道生命中有比学术和事业更重要的价值。
我后来分配给另外一位导师。这位导师要求很严。当年我写博士论文时, 他不时电话督工, 有时一个电话能打两个小时。每次我打电话请教问题, 他都要挂掉, 然后给我回拨过来, 他的理由是学生话费有限。有一年大年初二, 我在朋友家喝酒聚会, 酒兴正浓, 结果导师打来电话, 说今天已经初二了, 年也过得差不多了, 该收心写论文了。
这位导师对学术有种孩童般的天真烂漫, 经常能够为一个问题和我争得面红耳赤, 我有时也毫不客气, 一点也不顾忌导师的颜面。现在想想自己还是有点过分。要是我现在的学生用当年我的态度对待本人, 我一定会勃然大怒。
毕业之后, 导师还时常给我打电话, 有时一个问题也要和我讨论很久。当然, 他现在不再挂电话回拨, 理由是我不再是穷学生了。听说我毕业之初兼职律师, 他时常给我介绍案源, 想让我赶快发家致富, 安心学术。
至于我的硕导, 对我帮助也非常之大。能够来大学任教, 很大程度是因为硕导的帮助。有时去导师家提着百十元的小礼物, 导师都要回赠价值数倍的礼品送给我家长辈。直到现在, 老师还经常和我讨论学术问题, 鼓励我多写多思考。看着头发花白的老师仍然勤于笔耕, 让身为学生的我怎能懈怠?
很多时候, 人只能学会感恩地去接受祝福, 并把祝福传递给他人。
我时常在想, 我能否成为一位传递祝福的老师呢?
最近, 南北两所高校都有大学教师的负面报道。一位好友兼同事给我发来这样一段文字:
“对任何国家和社会来说, 教师都是重要的职业。可是,作为教师, 如果一个人的灵魂真有什么可贵的地方, 那必须包含他对自己身份, 能力, 职责的清醒认识。然而, 有时候我会很怀疑我大学时代遇到过的一些老师,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大多比我们年长二三十岁, 有的颇为儒雅, 有的一脸精明, 有的似乎仍有 ‘愤青’ 气质, 容易得到年轻人的信任。虽然各自面目不同, 他们里面的一些人却都有一种未经反省或者拒绝反省的自恋。那是入戏很深、真真假假的一帮人——他们借着名校的光环, 充当 ‘精神资本家’, 给年轻人和社会公众放债, 拿着实际的好处, 剥削欺凌他人的时候面不改色。”
这让我陷入深深的反省——其实我远比自己想象的自恋和道貌岸然。
马丁·路德·金说: 我们每个人都在修造圣殿。但无论你是谁, 你的生命中都会有一场内心的斗争, 每当你想行善, 就有一种力量牵扯着你, 让你作恶。就像斯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里所写的,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恶的“海德先生”和一个善的“杰基尔博士”。人性充满了矛盾, 每当我们有梦想, 要建造自己的殿堂, 就必须承认这一点。
每当想到自己内心的幽暗, 我就在设想: 如果我也拥有涉事教师那样的权力、资源和环境, 我又会如何对待这些学生呢? 我心中的“海德先生”是否会把“杰基尔博士”杀死?
人性的幽暗不仅需要外在的法律制约, 还需要内在的德行约束, 更需要信念的源力。
不要轻易去相信人性, 因为人性就像柏拉图所说, 好比一辆两匹马拉的战车, 每匹马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奔跑。所以我们需要光明的牵引, 行在光中, 在阳光的照耀下, 让人性的黑暗无处可藏。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 我也跌倒, 所修筑的圣殿倒塌,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再次爬起, 重新开始, 朝着光明前行,向着标杆直跑。
我的外公也是一位教师, 他离开这个世界快8年了。他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纸遗嘱, 没有多少财产的分配, 主要是一些人生建议, 其中第一条就是: 你当自卑视己, 切勿狂妄自大。
每当我看到自己内心的幽暗, 我就想起外公的教导, 他能让我从虚荣的空中重回大地, 也让我意识到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并不是自己所配的, 白白得来的祝福也应白白地传给他人。
[1]. [英] 保罗·约翰逊: 《知识分子》, 杨正润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256页。
[2]. [英] 保罗·约翰逊: 《知识分子》, 杨正润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287页。
[3]. [英] 保罗·约翰逊: 《知识分子》, 杨正润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287页。
[4]. [美] 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自传》, 克莱伯恩·卡森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21~322页。
[5]. [美] 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自传》, 克莱伯恩·卡森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21~322页。
[6]. [美] 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自传》, 克莱伯恩·卡森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21页。
[7]. [美] 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自传》, 克莱伯恩·卡森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81~184页。
[8]. 《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
[9]. [美] 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自传》, 克莱伯恩·卡森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26~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