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戰爭
根據一般常引用的數字，一八五○年到一八六四年間的太平天國戰爭，導致了兩至三千萬人喪生。1據此，它被稱為人類史上最慘烈的內戰。近來幾篇研究對此時期流失多少人口莫衷一是，這顯示要回頭去做精確（甚或是粗略的）死亡人數統計是不可能的。2當時的記載顯示發生過規模驚人的屠殺和破壞，戰後所編纂的回憶錄及方志都以駭人聽聞的頻率，屢屢提及人口的巨大折損（長江下游市鎮喪失將近五○％的人口，甚或更多），以及人們遭受了難以言說的痛苦。3但無論這些數字精確與否，死亡人數顯然遠大於同時期的美國內戰（或稱「美國南北戰爭」；一八六一－一八六五） —— 約有六十二萬名士兵及五萬名平民死於該內戰。4
可是，姑且不論這場戰爭的毀滅性有多強，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太平天國戰爭與那些照理說涉及範圍與影響都較小的事件相比，仍相對地罕為人知。5即使是在中國研究領域內，關於太平天國的記述也驚人地缺乏血肉：我們只關注抽象的意識型態，而非戰爭所造成的傷害。關注十九世紀晚期上海如何崛起的學者們，常常會提及移民從繁榮、風雅的江南地區來到上海，卻從未敘述那場驅使他們背井離鄉的毀滅性戰亂。在講授太平天國這段歷史時，海外中國研究學者的典型做法是，點出「它是史上最慘烈的內戰」這個事實，或是引用那個「兩到三千萬」的駭人數據；但接下來，我們（包括我自己）就會轉去講述耶穌的兄弟洪秀全和他的古怪願景 —— 這常讓學生聽得津津有味。是時候重新思考太平天國諸方面孰輕孰重的問題了。
我在十年之前，曾寫過《清初揚州文化》（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這本書，講述揚州如何在一六四五年滿人征服後建構名勝。我在完稿前意識到，儘管自己已經看過清代幾乎所有版本的《揚州府志》，但獨漏一八七四年那份。所幸離我住所只有幾個街區的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就有這本府志。6我走去圖書館，打算花上一兩個小時看完它，以確保自己不會錯過揚州府所有方志中任何有關清朝的記載。但那天，我在那份材料中的發現，卻改變了我對自己研究項目的理解。它讓我重寫了該書結尾，同時也開啟了一連串全新的問題意識，指引我走向現在這項研究。我吃驚地發現，我在《清初揚州文化》中提到（以及許多沒提到）的所有名勝幾乎都毀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戰爭。7更讓我震撼的是，我發現一八七四年版的《揚州府志》刻意用樣板化的方式，記載了太平軍佔領揚州時眾多百姓自殺或被殺的捨身成仁過程。我當時已有十多年的清史研究經驗，讀過一些關於太平天國的論著，也曾在課堂上講過太平天國史。可我從未真正思考過，這場戰爭對於地方上那些失去了生命、生計與所愛之人的幾百萬人而言，意謂著什麼。
接下來的幾天內，我讀了數以百計描述忠義死節的記載，儘管這些故事和我當時努力要完成的作品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所謂「方志」，是將一個地方各方面材料按主題組織、編纂的匯總，在官員指導的名義下，由地方精英纂輯而成，對材料取捨有自己一套固定的原則。儘管此前的清代方志通常都記載了道德模範人物的傳記，包括列女、忠義、篤行、節孝、名宦和文苑，但這本方志卻著重聚焦於忠義死節者。我後來才瞭解到，太平天國之後，江南地區的方志常常強調忠義，而且它們採用的編纂形式也頗為典型。這些有關死節者的故事被高度樣板化，除了死者姓名、社會地位、死亡地點與原因，並不提供其他訊息。例如，一八七四年版的《揚州府志》記載的眾多人物中有這麼兩例：「武生朱萬春，城陷，巷戰多時，賊以火槍環擊而死。」8「（咸豐八年）趙嘉琳，揚城再陷被擄。至三汊河時，賊以火藥實寶塔中。琳祕藏火種，擲入塔。是夜塔崩，賊死數千人，琳亦死。」9
這本方志描繪了因為回嘴而遭剮、刺、劈、燒、或砍的死節者，以及自沉、上吊、自焚、絕食或服毒的死節者。每個故事皆以死亡發生的那一刻為中心，捕捉與太平軍對抗的關鍵舉動。每個被這樣記載的人，都因此從活生生的人被「轉譯」成道德的楷模，或是忠於朝廷的化身。在這個「轉譯」過程中，每個人都被簡化，簡化到只剩下單一政治與道德意涵。他們的個人特質或經驗只留下能將他們塑造為忠義之士的部分，其他部分則不復存在。他們的義舉讓他們喪了命，卻也定義、定位、決定了一切，彷彿那英勇的一瞬間就證明了他們的紀念價值。但我想要知道的是，死者們的屍骸下落如何？戰時如何安排葬禮？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倖存者有多麼看重朝廷賜予的殊榮？對倖存者而言，喪失之痛會帶來怎樣的情感衝擊？朝廷賜予的殊榮似乎很自然地主導了紀念方式，但我們是否能在這些方式中，發現情感回應的蛛絲馬跡？
在官方的紀念中，死者是在一個極為特定的政治語境與話語中獲得意義的。透過道德化的語言，平凡的男女被塑造成烈士，而他們轟轟烈烈的死亡則充滿政治意涵與道德重量。地方精英們創作有關死節的道德故事，並將其上呈府、省、禮部的官員，希望能獲得承認。這些精英建立了符合清代價值觀及制度的祠祀，以供奉戰爭死難者。然而，也不過幾十年光景，這些看似為王朝殉死之人的故事就被刻意遺忘，被國家的新需求淹沒了。在十九世紀末中國的大眾記憶裡，地方劫難的終極象徵不是太平天國戰爭，反而是年代更古早的一六四五年清廷對江南的暴力征服。這是因為人們解釋事件的方式改變了。在一八七○與一八八○年代的方志記載裡，十七世紀那種為明朝集體效死盡忠的行為，成了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為清朝效死盡忠的先聲。將盡忠視為最至高無上的價值，是這種驚人的類比所試圖鼓吹的價值。再到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滿清征服中原的故事又有了全新的意涵：不再是盡忠的象徵，而成了（漢）民族的恥辱。清朝已名聲狼藉，所以儘管太平天國戰爭發生的時間點較近，時人為大清殉難的行為已無法引起任何共鳴。人們於是替這場十九世紀中葉的戰爭樹立了一批全新的英雄，並賦予它一套全新的意義。
當公眾只聚焦於死節者的忠義與英雄主義，便抹煞了戰時破壞與殘酷的記憶；而有系統地排除太平天國製造的文本，則讓其他說法相對缺乏 —— 至少短時間內如此。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新的一批革命烈士取代了被前朝旌表的那些人。原本被用來紀念太平天國戰爭死難者的祠祀，也都改弦更張，轉而紀念為建立中華民國而死的人。有關太平軍及其對手清朝的文本與故事，凡是不符合新說法與時俱進的，都被曲解或忽視。肯定太平軍英雄行徑的材料，則在海外的圖書館裡被重新發掘，或是憑空捏造出來。十九世紀中葉那些貌似為了清王朝而捐軀之人，在二十世紀時顯得既不革命也不進步，因而在現代中國史的主流論述中變得無足輕重 —— 這些主流論述對戰爭、王朝、太平軍，甚至對於死者的評判，都做了一百八十度逆轉。從民族大義出發的新願景想像，掩蓋了無意義的暴力，掩蓋了情感，掩蓋了失去。原先那些紀念死者的方式，如今已不再有意義。與當初方志編纂者的用意背道而馳，對戰爭死難者的記憶消失了。
十九世紀中國的這場內戰，常常被寫成一部傳記，講述一位夢想家如何掀起第一場革命運動的故事。一八三七年，來自中國南方腹地廣東省的失意考生洪秀全陷入幻覺，恍惚中見到了令他不安的幻景。六年後，他從幾年前由傳教士手中得到的一部基督教小冊子裡，為這些幻景尋得了解釋。他聲稱自己是天父的次子，也就是耶穌的弟弟。他在家鄉廣收信徒，並從一八四四年開始，在廣西山區發展出一個融合基督宗教和民間慣例的體系，替他日後挑戰強大的王朝秩序奠定了基礎。10
一八五一年一月，在對官兵贏得了一場決定性的戰役後，洪秀全自封為「太平天國」的「天王」，這一舉動相當於宣告一個獨立政權成立。太平軍由廣西向北殺出一條血路，佔領沿途的戰略城池要地。謠言四起，沿長江而下傳到了三角洲乃至更廣的地方，引起焦慮與不安。11一八五三年，太平軍佔領並定都於明初舊都南京，並將之更名為「天京」。他們推行新的貨幣和曆法，宣揚自己的宗教，並構想了從未徹底實施的全新政府制度與地權制度。他們還把民眾組織成生產與戰鬥單位，並依性別來隔離劃分。
太平天國操弄著一種初生的漢民族主義：他們在宣傳上將清朝直接妖魔化，用「妖」字開頭來稱呼清廷，藉以挑戰滿人、朝廷官員及機構的合法性；他們還刻意屠殺滿人駐防地的平民。12在建都後的十一年間，儘管內鬥幾乎摧毀了太平軍，但他們還是同清軍、地方團練、地方駐防與外國傭兵對抗，爭奪領土與稅收。13由於地方頻繁反覆易主，平民及其賴以為生的基礎設施受到嚴重的連帶傷害。在十四年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清帝國二十四個省份當中，有十六、七省深受其害，其中又以長江沿岸遭受蹂躪最甚。
圖1.1 江南地區
一八六○年南京左近清軍江南大營崩潰後[1]，太平天國在土地肥沃、商業化程度高的長江三角洲成功佔領了不少主要城市。從一八六○年到一八六四年湘軍攻陷天京的幾年間，連天烽火給此處的物、人都帶來災難性後果。清廷及其盟友也刻意將敵人非人化。湘軍的創立者曾國藩便在試圖剷除太平天國時，將他們形容為儒家文明之敵。
長江三角洲的城市難民們逃往鄉村，抑或奔向上海租界避難 —— 上海此時得益於外國勢力的保護，而這些新來的難民日後將會改變這座城市。軍隊因起用俘虜和徵募新兵而逐漸壯大，也加劇了日益嚴重的暴力行為。14交戰雙方為了餵飽膨脹的軍隊及團練，不得不四處打劫；同時，由於百姓也能被徵募為兵或是供給敵方物資，雙方都對平民百姓施以暴力。隨著戰事延續，戰鬥也變得愈來愈弱肉強食、難以預料、混亂無比。15隨著雙方都開始以徹底殲滅敵人為目的，這場戰爭也變得更加險惡。16盟約薄弱且不可靠，財產也毫無保障。在一些案例中，兄弟和鄰居分屬不同勢力而互相作戰，很多社群也對該支持哪一方以自保而意見分歧。17
一八八一年，《無錫金匱縣志》的編纂者提到，戰爭摧毀了清朝幾百年來在人民心中建立起的和平願景，也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雖卒憑藉黃靈湔除腥慝，而數百年之保聚蹂躪無遺。其虔劉焚掠之慘，亦前此所未有也。」18
事情何以走到這樣糟糕的境地？無錫這份縣志的編者們將地方事件的災難性發展歸咎於官員無能與部分地方精英的收賄行為。19他們指出，應付太平軍襲擊所做的準備既薄弱，又不徹底，主事者有部分責任。他們還指出，更糟的是，那些在春天收取租、稅的人們不但沒能守住縣城，還把他們徵收的錢物主動獻給了太平軍。20被徵召來對抗太平軍的地方團練常常對農民和商人施以恐怖暴行。糧食短缺的軍隊是很難控制、很難維持的。21
這場危機也有著更深層、更險惡的誘因。為了強調戰前所謂統治負責、社會和諧的情形與戰時的絕望苦難之間的尖銳對比，方志的編纂者理想化了戰前的情況。其實問題已醞釀多時，因為即使是被稱為中國經濟與文化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也已飽受多重的社會、經濟危機影響。清帝國深受政府職能萎縮、貧困，以及自然災害所苦，而在道光年間（一八二一－一八五○）又因人口壓力、基礎設施破敗、官場腐敗、通貨膨脹與行政問題而加劇。當時關注經世之術的學者對這些問題已多有討論。22此外，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洪災、瘟疫、饑荒及地震也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大範圍破壞。
一八四○與一八五○年代漸趨嚴重的貨幣危機使得局勢益發緊張。清帝國仰賴著銀銅雙本位體系運作。在該體系下，稅務及其他大宗的交易透過銀兩秤重來進行，而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數商業活動則透過銅錢來交易。銀的短缺引起物價急遽上漲，而其中以土地稅漲幅最大。地主對佃農施壓，收取租金，然後他們才能納稅，並繳交官員們為了彌補財政縮水而徵收的多種額外雜費。23在這情勢下，佃農潛逃，地主賣地遠走，而那些走投無路的人則落草為匪。鴉片戰爭後英國強加的賠款給已經入不敷出的國庫添增了沉重負擔，外國勢力的勝利既挑戰了清廷的主權，又挑戰了其合法性。24
社會各階層不少人都因種種原因心存不滿；戰爭的爆發放大了既有的社會矛盾，而這些矛盾又深切影響並決定了地方對戰爭的應對。戰爭讓人們對官員的瀆職更感激憤，同時也激發人們宣稱要對王朝效忠至死。從結果來說，戰爭與戰後重建強迫修正了政治秩序，削弱了地處京城的朝廷權力，也賦予了各省巡撫（不少人統領地方軍隊鎮壓過叛亂）以及地方精英更多的權力。
縱然戰前早已存在緊張關係，但戰時苦難和破壞的廣度與深度仍如《無錫金匱縣志》編纂者所堅稱的那般，前所未見。他們指出，戰爭之下，無錫幾乎無人倖存。成片民居化為殘垣破瓦。一度繁榮的縣府所在地只剩兩成民居保留下來。編者寫道，被毀的房子中，有兩成為太平軍所焚，一成被盜匪破壞，而其他的，也就是大部分被毀的房子，損毀於搶奪戰利品的團練鄉勇之手。陸續回到縣城的難民發現自己無家可歸；外地來的人也在看到一片瓦礫後，決定走為上策。因此，即使是在太平軍被鎮壓十五年後，也就是一八八○年代初期，縣城的人口依然稀疏，而縣官也因沒錢修復縣署，必須在民宅辦理公務，而後又轉移到一處廟宇之中。25此時甚至連編纂方志也很困難，因為縣裡不少文書已在戰爭中被毀損殆盡。26編者總結道，即使部分重建工作已經開始，但乾嘉時期的榮光「竟不可復觀矣」。27他們相信，過往和平繁榮的時代已然結束，戰爭已改變了一切。那麼，接著該如何恢復呢？
長江下游地區在戰後所編的方志中，充斥著這種由大災帶來的喪失之感。這些方志由省上巡撫委託縣令（在名義上）主持，而具體則由地方精英編纂。這些作品通常很直接地（以對自己有利的筆觸）描述戰爭中的事件，記錄地方百姓效忠王朝的卓越義舉，並記載戰後的稅賦減免。28安徽安慶府及其轄下的桐城縣似乎受創過重而無力為之，致使兩地都沒有修纂戰後方志。29徽南廣德州的州志修纂者這樣概述當地的戰爭經驗：
自庚申（一八六○）二月賊竄入州境，出沒無時，居民遭荼，或被殺、或自殉、或被擄，以及餓殍疾病，死亡過半。存者至於無可托足，皆遷避於南鄉篁竹堡。堡民負險擁眾，其地倚山，四面環抱，廓其中而隘於路口，故易守。賊屢攻不克，益壯其聲勢。最後為賊酋洪容海率黨攻破，大肆屠戮，居民無得脫者。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種，糧絕，山中藜藿薇蕨都盡，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時屍骸枕藉，道路荊榛，幾數十里無人煙。州民戶口舊有三十餘萬，賊去時，遺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來未有之奇禍也。30
這段話用一系列套語來形容這場災難，描述了食物匱乏如何讓人由吃榖物至吃野草、再至食人；這種固守成規的敘事與意象在各種體裁的戰爭記載中都是典型的手法。戰後許多作者都採用了修辭形式以及文學典故來描寫他們的經歷；這意味著我們應該小心，不要只把他們的作品當成是對客觀事實的敘述。然而，我們也不該矯枉過正地將之全部視為虛構。我們不該也不能以法律或科學的標準來苛求這些樣板語句，它們的功用是讓作者能以耳熟能詳的方式表達戰爭的慘烈程度。許多與這段記載相似的記述，並不告訴我們某地死了多少人，或是告訴我們這個地方戰後的景狀。然而，這段記載卻（用其目標讀者看得懂的方式）揭示出，在廣德（就像在許多其他地方一樣），戰爭的破壞力既毀滅了生命，也毀滅了景觀。
很多當時的人都提到，這場戰爭中的苦難難以言喻，而且和《廣德州志》的編纂者一般，他們認為戰爭造成的破壞也是史無前例。對很多人來說，「苦難」及「損害」塑造了他們的戰爭經驗。然而，就像那些殉難者一樣，這一時期承受的損害、精神創傷與毀滅後來就被忽略、或被刻意遺忘。在我們藉以理解現代中國史的敘述典範裡，罕有痛苦、道德矛盾，以及模棱兩可等面向的地位。檢視這場戰爭對人產生的後果，或許能夠改變我們對於這個時代的理解，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一貫以來過於重視革命、國家、民族，以及那種將當時的人劃分為要麼效忠於「太平」、要麼效忠於「清」的簡單粗暴做法。對很多當時的人而言，效忠的意義既不絕對，也非常不穩定。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過去還是現在，中國十九世紀中葉這場戰爭從來沒有被用中立的態度討論過；它的命名無可避免地蘊含著政治立場。在這一點上，它與美國內戰很相似，後者也有著許多種稱呼，其中大多都對應到不同的政治陣營與地域關係上。清廷及其盟友以「髮賊」、「髮逆」來蔑稱他們的敵人，以「長毛」來貶稱其軍隊，即便這個對手在政治、領土上都已確立政權，清廷在稱呼上也從不承認這一事實，以免長其氣燄。朝廷也稱其為「粵匪」、「粵寇」，因為這場運動的領導人和最初的追隨者都來自於廣東、廣西兩省。這場戰爭也被稱為「洪楊之亂」（因為太平軍的兩名領袖一位姓洪，一位姓楊）或「紅羊之亂」。目擊者將他們的經歷稱之為「劫」，將其與佛教中帶來的末日災難相提並論，或是把自己描述為生活在烽火連天的時代。支持叛軍的人們一開始把他們的團體稱為「拜上帝會」；而當他們氣勢如虹之後，便將其改稱為「太平天國」。這一稱謂包含了中國與基督教經典中各自用來指涉烏托邦的語彙（「太平」與「天國」）。31
在一九四九年中共革命建國以前，這場事件同時並存著正面與負面的稱呼，並會因當下的政治需求或作者的立場而被選擇性地使用。在中國，在半個多世紀裡對這場戰爭最常用的稱呼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而在英語世界，我們無意間（至少是未經思考地）採用清朝的角度，幾乎一直都稱其為「太平之亂」（Taiping Rebellion）。32十九世紀中葉並存著幾種相互衝突的稱呼：親太平軍的外國人稱其為「起義者」（insurgents）或「革命者」（revolutionaries）；而我們今日幾乎無可避免地採用的「叛亂」（rebellion）一詞，則反映了當時英、美決心與清朝同一陣線的立場。33基於戰爭造成的平民傷亡程度以及交戰雙方所說要「滅絕」對方的用語，或許更恰當的說法，是稱其為一場「全面戰爭」（total war）。若根據這場戰爭的打法，我們也許可以稱其為反叛者與鎮壓者之間的戰爭，或是「內戰」（civil war）。採用內戰一詞，也讓我們不再把這個十九世紀的中國案例當成一個奇異或獨一無二的特例，而看到在許多方面，它與不同時間、地點發生的其他事件都具有可比性。藉由將之重新命名為內戰，我們也可以重新聚焦於戰爭造成的損害和破壞上，而不只是關注一個人及其信眾所持的那些奇特願景或意識型態。34內戰一詞可以讓我們摒棄潛在的價值判斷，並超越那些將國家重要性置於個人及集體苦難之上的敘述，超越那些橫掃一切的政治與道德敘述。
這場戰爭既艱辛，又混亂。在地方上，團練、盜匪、戰俘、傭兵，以及地方駐軍都參與其中，他們當中有許多牆頭草，並非可靠的盟友。只有在相對較小的程度上，這才是場清廷鎮壓一群來自廣西、受宗教煽動的叛亂集團的戰爭。戰爭使得鄰人反目、家庭離散，戰爭也破壞了朝廷許下的護民承諾：朝廷的軍隊與團練橫衝直撞，所過之處，焦土連天。戰爭導致了道德、社會及政治上的混亂無序，因此人們必須重新釐清各種範疇，儘管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或者正因如此，人們更需要釐清它們）。戰爭也進一步削弱了王朝統治的合法性；弔詭的是，這反而更需要人們在戰後努力表達忠誠。戰時的損失，至少短時間內在民眾中激發出了對王朝復原的渴望。
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都糾結於一些看似簡單的問題。本書關注的就是這些問題：該如何解釋那些看似無法言喻的、災難性的、甚或是千年不遇的事件？戰爭如何改變了日常生活？那麼多的屍骸該如何處置？死亡人數如此眾多，該如何消化這樣的事實？如何找到失去的親人？怎樣處理他們的遺骸，才算合適？又該以什麼儀式來紀念他們？該如何接受物質上及個人的巨大損失？如何處理戰後那些從各方勢力退伍後繼續騷擾平民社會的士兵？35在一個被戰爭粉碎的世界中，還剩下些什麼？各個社群要如何在物質上和想像中獲得重建？倖存者直接或間接地提出這些迫切的問題，而蘇南、浙北及徽東南等重災區的人們對這些問題尤感焦慮。即便太平天國運動已催生出大量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在華語地區），但中外學者尚未提出或考慮過以上這些問題。在倖存者如何書寫這場戰爭，以及後人如何書寫和記憶這場戰爭之間，有著一道鴻溝。戰時的苦難被深烙在長江下游地區的記憶中；而那些把焦點放在民族主義、基督教影響以及現代化失敗的歷史著作，這些苦難被忽略了。
在二十世紀中國，太平天國幾乎一直都是現代中國史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主題之一。36這一被稱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戰爭，催生了眾多博物館、編纂項目、口述史、學術期刊，以及相關研究機構。學者們致力於蒐集代表清帝國及外國人觀點的材料，並尋找、核實、編輯、出版太平天國史料 —— 這些誕生於太平天國治下的資料，是在經歷了戰後清帝國為根除所有太平異端痕跡而進行的「大清洗」後，倖存下來的。他們的學術熱情參雜著政治因素。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愛國主義政治家與學者們便將太平天國視為革命理想的原初民族主義前驅。37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同樣身為革命家和廣東人的孫中山 —— 他把自己說成是洪秀全第二。蔣介石一開始是認同太平天國的；後來，當他開始推動儒家復興計畫時，才轉而強調自己對曾國藩的認可。湖南人毛澤東在年輕時很欽佩曾國藩，後來才培養出對洪秀全的欣賞之意。38
在一九四九年中共革命建國後，對太平天國大業的認同成了政治上的主流看法；共產黨將太平天國領袖視為革命前輩，有意拿太平天國中的特定願景和他們自身革命的部分元素畫上等號。羅爾綱等多產且富有影響力的學者傾其學術生涯，論證太平天國具有進步、愛國、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以及革命等特性。太平天國被賦予重大的解釋性意涵，被視為革命道路的起點，而這條路最終通向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勝利，並繼續向未來推進。因此，太平天國幾乎無可避免地被描繪成了一場解放婦女、重新分配土地的真正農民運動。在大躍進、文革等政治局勢緊張的年代（後者又以批林批孔時期尤然），太平天國研究作為一種評論時事與抨擊（當下）特定政治人物的管道，而大行其道。
從一八九○年代開始，譴責為清盡忠的「漢奸」就成為一種慣例；例如戰勝太平天國的湘軍將領曾國藩，便曾受過這樣的指責。39一個世紀後的一九九○年代，官方對現有體制效忠的強調壓過了漢民族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官方才開始為自己的合法性尋找新的依據。在這樣的語境中，曾國藩和孔子都被拿來當作「民族價值觀」的典範，而被模棱兩可地平了反。40然而，即使在今天，將太平革命運動說成是一場內戰，仍多多少少踩到了紅線。專注於戰爭造成的傷害與破壞的做法，挑戰了學術及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過去十年左右，有一些中國學者已開始這樣做，但那通常代表著對是、非、「好」、「壞」觀點的逆轉，以及對於當下學術與政治正統的否定。41許多政治資本、學術資本都被投注來給予太平天國運動正面評價。關注戰時的破壞，被視為否定太平天國運動的革命性及進步性，以及批評一九四九年後的政治秩序。
這些學術傾向有一部分被英語世界的太平天國研究吸收，特別是早期的學者。他們的研究十分關注太平天國的理想願景及其主要發想人。戰時的傷害以及地方經驗在太平天國研究中不受重視，反而是在對特定區域的研究中受到較多關注。42冷戰時期，出於反共需要，中國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敘述被借用、挪用，但其結論被顛倒，由正面轉向負面。43在這種敘述中，太平天國不再具有革命性和進步性，而被說成是在追隨一種「狂熱的宗教信仰」，其意識型態是非中國的，其體制很「原始」，其領導者「無情」且「縱逸」，洪秀全「顯然有心理疾病」，而其他領袖則「用粗糙的宗教騙術來維持威權」。44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女性主義學者將太平天國視為女性主義先驅；他們利用中國的研究成果，將那群從廣西出發北征的天足女戰士當作女性主義烏托邦的例子。45此外，由於太平天國是從基督教獲得靈感與啟發，所以早期那些被太平天國強烈吸引的西方學者，最初是對中國能否信奉基督教有興趣，後來則對「西方衝擊」與「中國回應」模式有興趣。「太平天國的宗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教？」這個問題在拜訪過太平天國的傳教士、外交官以及其他觀察者的心中縈繞不去，而且在後來對於那個時代的研究中，一直都備受關注。這個問題持續主宰與這時期相關的教學內容，並時不時地在歷史書寫中重新浮現。46為了另闢蹊徑，或者可能是受到了柯文（Paul Cohen）關於中國史研究應該採取「以中國為中心的方法」（一九八四）的呼籲所影響，也有學者認為太平天國的宗教實踐源於盛行於華南的民間宗教。這類研究結合了（不同程度的）文本解讀及民族學分析方法。47儘管這些研究對太平天國的宗教思想究竟是源自中國還是源自基督教有不同的結論，但不少著作的焦點都是這場運動的主要領袖洪秀全及其宗教洞見，或意識型態的性質與內容。48
本書不再以中國現代史背景來考量太平天國，也不再用中國革命史來衡量它的意義；我的做法是，把經歷過那個時代、那些事件的人們的疑問與顧慮，帶進我們對那個時代的理解之中。本書將那些領袖與將軍擺在一邊，把焦點放在日常經驗上，從而調整我們對於這些事件的視角。倖存者記下種種恐怖傳聞，其中一些被證實是真的。他們描繪了讓感官應接不暇的慘烈：熟悉的世界被粉碎、鬼哭鄰嚎之聲、屍臭，以及蚊蟲叮咬之苦。在那樣一個充滿道德錯亂與喪失之痛的世界裡，人們努力重獲確定感、銘記忠行、修補破碎的信心，想要再度相信這個世界能被修復，並一如既往。透過展現個人的痛苦、喪失感、宗教熱誠，以及各種情緒，本書希望改變我們對十九世紀中國的認識，將我們對二十世紀中國苦難與喪失感的理解置於不同語境中，並拿來與其他時空的戰爭與政治暴力做對比。
本書使用的材料包括各種文類的出版品及手稿史料，包括方志、日記、殉難名冊、官方檔案、善書、詩集、傳記、寶卷、法律文書、外交報告、旅人記述、傳教士報告、正史及野史，以及回憶錄。本書廣泛地囊括各種不同的聲音，儘管留下作品的人大部分都擁有一定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本書採用這種做法，是為了彰顯個人及地方經驗與道德說教意圖明確的官方記述之間的矛盾 —— 這種矛盾不只存在於晚清，也存在於日後的中國。
本書採用的史料，有一部分是加了標點的現代重刊本，其餘史料只有手抄本或木刻本存世。有一些史料因為在中國史學界中被視為是無可救藥地向著清廷，所以被認為不可靠或不值一讀，無法印證當下對太平天國的主流看法。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這類作品中，不少日記和回憶錄實際上對清朝都持嚴厲批評。普遍來說，這些文本中的精英主義和地方主義都壓倒了親清立場；位階產生的蔑視以及鄉土偏見讓那些作者很負面地將太平天國成員形容為下等的外來無賴。49但這些史料並不只有對反賊的鄙夷。即使在半官方材料或官方文件中，我們也能聽到有聲音在哀嘆國家及其軍事代理人造成的破壞和犯下的暴行。人們做出了改變人生的決定，是為了有更好的機會，為了生存，甚或只是因為被抓之後別無選擇，而不是出於政治或道德的原因。他們的憤怒保存在充滿情緒的鮮活記載中，無論那憤怒針對的是清朝、是自身處境、是太平軍，還是這所有一切。我們有充分的、前後一致的證據證明，人們會為了生存而改旗易幟，做出種種複雜的決定。戰後不斷強化的忠君愛國說辭，掩蓋了戰時曾有的緊張關係與政治裂痕。
本書所用的材料中，有一小部分來自於英美的旅人、外交官、傭兵和傳教士，他們行經太平天國的領地，寫下所見所聞，一抒己見。他們的中國行讓太平天國戰爭得以成為世界史中的事件；透過他們，對這場戰爭的描述得以傳送給全球讀者。英國國會議員曾進行辯論，熱議對這些中國革命者採取中立態度有何好處，並將其與自身對美利堅南部邦聯（American Confederacy）的立場作比較。50旅行作家與傳教士們穿上「當地的服裝」（包含假辮子在內），記錄、報告了他們穿越中國鄉村的體驗 —— 這種跨文化變裝行已經成了這些人必備身段。51其他來訪者將遭戰爭蹂躪後的世界形容為獵手的天堂：戰爭帶來的破壞讓他們有機會捕獵雉雞、鵪鶉、豬、香獐和鴨子。52無論是想促進貿易，想傳教，想發財出名，還是試圖在中國的戰亂中尋覓自己國家的利益，這些外國旅人都有從中獲利的空間。53在很多例子中，這些人的作品被自身種族成見與階級意識所左右，有時候甚至是以始料未及的方式呈現。就像中國的記述者一樣，他們的見聞受限於當下情勢，而且他們也往往使用既有的意象、文辭套路和類比方式來抒寫自身經歷。他們的所見、所寫，通常反映了自己既定的世界觀，也反映了難免會有的偏見。然而，他們的觀點多元，不是簡單將其歸咎於「帝國主義者」身分就能輕易囊括的。本書不把這些外國作者放在「客觀目擊者」的超然地位上，而是把他們的聲音作為對戰爭的多重視角之一來對待。他們提供了不同視角，並因此產生共鳴效果。但要小心，他們所提供的觀點，並不總是清晰，更非中立的。
歷史研究的傳統範疇不足以囊括這些史料的龐雜資訊。例如，繡像宗教教化小冊子，一方面用圖畫描繪著戰爭，另一方面還附有持親清立場且充滿宗教熱誠的文字供募款所用；方志與祠廟中充滿忠清忠君的表達，但字裡行間卻掩藏著地方、行省與朝廷之間的緊張利益關係；用來紀念為國捐驅者的祠廟與墓地，變成了地方精英的避稅手段 —— 他們因納租佃農的減少而不堪稅負；務實的用途及娛樂侵入了這些看似神聖的空間：官員不得不一再下令禁止在這些彰顯忠行義舉的祠廟中養魚和辦壽宴。十九世紀晚期湖南的某縣志歌頌一名天京義婦的美德，她殺死了兩名綁架她的湘軍男子 —— 這就顛覆了將王朝與道德相聯繫的常規做法；施善者和急公好義的精英們組成了鸞堂[2]，以從神靈那裡獲取善書，他們傾聽神明（有時也傾聽死者），儘管他們用實際行動所重建的秩序更符合他們的集體利益。這些精英之所以參與重建，不僅是出於自己的切身利益，同時也充分表現出他們的宗教情懷。
本書之所以選用特定事物來作為章節的標題，是希望透過它們來強調生活經驗的物質性和存滅無常，強調人們因喪亂而釋放的情緒具有巨大力量。各章內容旨在說明，以維護中央利益為先的官方說辭，以及其無法顧及的私人細節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第二章〈文字〉介紹了一位充滿魅力、支持清朝的「布道者」兼作家，余治。他自稱代表大清向百姓發聲。從因果報應的超自然邏輯中，他獲得了啟示，找到了對這個時代的解釋。早先的研究者強調余治這種急公好義的地方精英在戰時動員與戰後重建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章則專注在精英之善行義舉的另一個面向，以闡明一個新的、充滿宗教意味的帝國正統想像，是如何與太平天國的宗教異端相抗衡的。
接下來的三章聚焦於身體：那些活著的、死去的，以及被紀念的身體。第三章〈被標記的身體〉檢視戰時的身分是如何透過刺青、髮型與服飾來表達和理解的。在那段陣營立場極具偶然性的時期，這些記號象徵著絕對的忠誠。可最終它們也被證明是不可靠的：即使是俘虜臉上的黥記，也有可能去除；制服或通行證可以被丟棄或與人交換；而剃頭師傅也會幫人改變髮型以蒙混過關。但對很多人而言，即使讓身體遍布瘡痍的禍根已經被拋開或被覆蓋，戰爭仍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心靈創傷。
第四章〈骨與肉〉探詢的是，江南地區死者的屍體下落如何。屍體擔負沉重的政治象徵意涵 —— 屍骨四散的景觀，表示統治政權的嚴重失敗；而食人的出現（無論是謠言還是事實），更說明支撐社會的社群紐帶已經瓦解。在這樣一個看似喪失道德基礎的世界裡，那些關於屍體如何失蹤，如何被找到，或是被奇蹟般保留下來的故事，被用來證明死者或是那些找到屍體的家人的德行。埋葬死者的做法可以幫助省級和地方的官員（或是那些攜手合力妥善處置屍骨的慈善組織）獲得合法性。
第五章〈木與墨〉聚焦於祠廟與書本對戰爭死難者的紀念。透過紀念之舉，清朝試圖恢復並重獲各個社群被戰爭所耗損的忠心。死者被作為烈士銘記；強調盡忠之死以及王朝勝利的敘事掩蓋了戰時的不確定性及背叛。然而，強烈的情感無法被操弄。紀念的同時，也成了表達不同陣營立場的方式：地方民眾堅持認為，紀念家人和鄰居是他們自己的義務。他們取木築造祠廟，潑墨作書紀念逝者；即使是得勝的湘軍和淮軍，也爭取優先紀念他們自己死去的同袍。戰爭一結束，每個層級的人們都尋求清廷支持自己的做法，即使僅是為了替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王朝制度而已。
第六章〈失去〉聚焦於一名男子，如何在他特殊的回憶錄裡紀念被害的母親。張光烈，一位我們所知甚少的無名小卒，刻意援用官方紀念的書寫架構，只為了表明這些方式不足以代表或涵括他的記憶與感情。張光烈記錄了自己在面對喪親巨痛時，如何以極為個人化的方式探詢意義與尋求安慰。此外，戰時的苦痛最終透過新式媒體找到了出口：《申報》等報紙讓這些故事得以傳播，並促進了新型社群（community）的構成與動員，即使有時候這是建立在人們的痛苦經驗之上。
暴力和紀念重塑了戰後社群，改變了人們對所處的政治與社會世界的理解：無論是死人還是活人的身體，都被戰時經歷打上了標記；太平軍在俘虜臉上刺上「太平天國」字樣，男人們得思量頭髮的政治意涵；如同一切善有善報的故事，悲痛的家屬在神祕指引下尋回了屍體和棺材；食人隱喻著社會的崩壞，但也為重創下的社群提供了食物；死節者的屍體保持不壞；某人摯愛的姊姊的靈魂在死後回來，說她死得其所，好讓家人們安心。上述這些故事都說明了，真摯的情感和所受的創傷會以不同且很可能長久持續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影響著他們與家人，與國家，以及與彼此之間的關係。在此，本書要用最接近底層的眼光來閱讀史料 —— 既低於事後回溯所建立的、宣揚忠於王朝的崇高框架，也低於後世不斷被利用的革命框架。唯有檢視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民眾是如何面對內戰帶來的傷害，我們才能獲得瞭解他們世界的新視角。或許，這個新視角能讓我們更瞭解自己的世界。
[1]編註：該年二到五月，太平軍再一次擊敗圍困南京城的清軍江南大營。江南大營由直轄於清朝皇帝的綠營軍組成，其遭太平軍擊敗一事標誌著清朝只得更加仰賴湘軍等地方團練。
[2]編註：鸞是傳說中類似鳳凰的神鳥，能傳達來自天神的訊息。這一過程被稱為「扶鸞」，是一種類似占卜的民間宗教活動，演化成士人傳承文化與道德規範的宗教活動。進行「扶鸞」的場域就稱為「鸞堂」。
1例如William Hail, Tsĕ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with a Short Sketch of his Later Career, 2nd ed. (1927; reprint,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4), p. xiii. 他引用了Samuel Wells Williams的經典作品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的1883年修訂版，稱「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估計，在1851到1865年間，有整整兩千萬人因太平天國叛亂而喪生」。何炳棣討論過這些數字，並質疑其精確性 —— 見其著作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246-247. 然而，何炳棣也認為這是人類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之一（見頁238）。
2例如姜濤，〈太平天國戰爭與晚清人口〉，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蘇州大學社會學院編，《晚清國家與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頁3-13，以及華強、蔡宏俊，〈太平天國時期中國人口損失問題〉，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蘇州大學社會學院編，《晚清國家與社會》，頁64-75。有一篇較早但仍然很有用的文章是Yeh-chien Wang, “The Impac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on the Population in Southern Kiangsu,” Papers o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19 (December 1965): pp. 120-158.
3Mary B.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5.
4Mark S. Schantz, Awaiting the Heavenly Country: The Civil War and America’s Culture of Deat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I. 關於平民死亡人數以及統計死亡數字之難，可參見Drew Gilpin Faust, 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Knopf, 2008), xii. 近期一篇刊載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的文章指出，這個統計數字應該再上調百分之二十，總數應為七十五萬人。這個新數字不含平民死亡人數。見 “New Estimate Raises Civil War Death Toll,” New York Times, April 3, 2012, D1, 3.
5柯文（Paul Cohen）提到，在他晚期中華帝國史概論課上的很多本科生在選課前就知道義和團，但聽過太平天國的學生相對較少。見其著作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15.
6英傑修，晏端書等纂，《續纂揚州府志》。
7Tobie Meyer-Fong,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中譯本見梅爾清（Tobie Meyer-Fong）著，朱修春譯，《清初揚州文化》（上海：復旦大學，2004）。
8英傑修，晏端書等纂，《續纂揚州府志》，卷11，頁14a。
9英傑修，晏端書等纂，《續纂揚州府志》，卷11，頁18a。
10關於這些宗教及民間慣例的討論，建議參見Robert P. Weller, Resistance, 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 Taiping Rebels, Taiwanese Ghosts, and Tiananme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若想看生動且深入淺出的洪秀全傳記，可見Jonathan D. Spence,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1st ed. (New York: Norton, 1996). 編註：此書已有中譯，見史景遷，《太平天國》（臺北：時報，2016）。
11關於謠言（特別是揚州地區的）可參見Tobie Meyer-Fong, “Gathering in a Ruined City: Metaphor, Practice, and Recovery in Post-Taiping Yangzhou,” in Lifestyle and Entertainment in Yangzhou, ed. Lucie B. Olivova and Vibeke Børdahl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9), p. 40. 亦可見符南樵，《咸豐三年避寇日記》。
12Pamela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342. 關於太平天國的願景想像，見Wagner, Reenacting the Heavenly Visi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82).
13對於這些事件，簡又文（Jen Yu-wen）的宏大著作提供了很有用的概述，特別是關於軍事方面。然而，該書將太平天國視為革命且愛國的，並竭力捍衛這種說法。見Jen Yu-wen ,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亦見Philip Kuhn,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90-1911, Part 1, ed.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64-316.
14John Withers, “The Heavenly Capital: Nanjing Under the Taiping, 1853-1864”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3), p. 222.
15Withers, “The Heavenly Capital”, p. 228.
16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342. 關於太平天國反滿情緒的宗教層面，見Rudolf Wagner, Reenacting the Heavenly Visi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82).
17關於一個家庭中兄弟倆一人為清廷做事、一人在太平軍當軍官的例子，見華翼綸，《錫金團練始末記》（手稿，上海圖書館藏，1864）。把太平天國視為兩種不同類型精英間的內戰（而非清朝與地方精英聯手對抗太平軍）的論點，見Xiaowei Zheng, “Loyalty, Anxiety, and Opportunism: Local Elite Activism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Eastern Jiangnan,” Late Imperial China 30.2 (December 2009): pp. 39-83.
18裴大中、倪咸生等修，秦湘業等纂，《無錫金匱縣志》，1881，卷7，頁9a。實際上，這本方志是由無錫和金匱兩縣聯合出版的，他們共用一個縣城。為了簡潔起見，我只稱「無錫」；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金匱是包含在內的。
19《無錫金匱縣志》的總編秦湘業（1822-1883）經歷過這場戰爭。方志中記載著他們家族財產的巨大損失，以及同宗男女的大量死亡。根據Kathryn Bernhardt的說法，幾乎沒有幾家富有的無錫人家得以倖存。見Kathryn 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33. 秦湘業似乎是其中一個家族的後裔。
20裴大中、倪咸生等修，秦湘業等纂，《無錫金匱縣志》，1881，卷7，頁16a。該地方志較早的版本中，關於戰爭的記載被附在〈兵防〉之下。這些較近期發生的事件顯然挑戰著原本的分類邏輯，因此編者們加入了一個特別的卷次，〈兵事〉，想以此來「詮次加詳」，並「采摭史事（正史）及邑之遺聞（非正式、非官方的街談巷聞）」。見同書，凡例，頁4b。
21裴大中、倪咸生等修，秦湘業等纂，《無錫金匱縣志》，1881，卷7，頁17b。
22William T.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01, p. 150ff. 編註：此書已有中譯，見羅威廉，《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臺北：臺灣大學，2016）。
23Kathryn 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p. 43, p. 46. 對銀荒與財政危機更為宏觀的介紹，亦見彭澤益，《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北京：人民大學，1983），頁24-71。
24Rowe, China’s Last Empire, pp. 172-173.
25裴大中、倪咸生等修，秦湘業等纂，《無錫金匱縣志》，1881，卷7，頁19a；同書，卷6，頁1a-4b。
26裴大中、倪咸生等修，秦湘業等纂，《無錫金匱縣志》，1881，凡例，頁4a。在關於別處的戰爭記載中，對於書籍和文書資料損失的描寫也相當突出。例子請見英傑修，晏端書等纂，《續纂揚州府志》，1874，序言。省級官員在戰後組織設立印刷局，以期恢復該地區藏書。
27裴大中、倪咸生等修，秦湘業等纂，《無錫金匱縣志》，1881，卷7，頁19a。
28江蘇東部的幾種戰後方志都清楚寫道，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將戰後的稅賦減免記載下來，並採錄忠義事蹟。幾個世紀以來，長江三角洲部分府州的稅率是全國最高的，地主們一直試圖獲得稅賦減免。戰時的破壞讓他們得以以處境艱困為由而獲得稅賦減免。見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p. 138. 亦見Wang, “The Impact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on the Population in Southern Kiangsu,” p. 134; 以及Jeremy Brown, “Rebels, Rent, and Tao Xu: Local Elite Identity and Confl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Taiping Occupation of Jiangnan, 186o-1864,” Late Imperial China 30.2 (December 2009): p. 26.
29關於這地區遭到的破壞，以及葉家所受到的影響，見Joseph W Esherick, 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chap. I.
30胡有誠修，丁寶書等纂，《廣德州志》，1881，卷60，頁25a-25b。引自周武，〈太平軍戰事與江南社會變遷〉，《社會科學》，1（上海，2003年1月），頁94。
31Franz Michael, 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vol. 1, p. 3.
32關於這個問題，見Stephen R. Platt, “Introduction: War and Reconstruction in 186os Jiangnan,” Late Imperial China 30.2 (December 2009): p. 7.
33Platt, “Introduction,” p. 7.
34在曼素恩（Susan Mann）對蘇南常州三代才女的研究中，她刻意用了「內戰」的說法，以凸顯這些事件對她的主人公們造成的慘烈影響。見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35Rowe, China’s Last Empire, p. 200.
36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有兩篇論文作出了綜述。見夏春濤，〈二十世紀的太平天國史研究〉，《歷史研究》，2（北京，2002），頁162-180；簡又文，〈五十年來太平天國史之研究〉，收於《香港大學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1964），頁237-314。
37Vincent Shih, The Taiping Ideology: Its Sources, Interpretations, and Influenc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p. 436ff., p. 493.
38Stephen R. Platt,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84-185. 編註：此書已有中譯，見史蒂芬．普拉特，《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新北市：衛城，2015）。四川人朱德將軍曾告訴記者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說，他從小就景仰石達開。石達開是太平天國的翼王，在四川被清廷處決。見Agnes Smedley,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6). 關於共產黨對太平天國的認同，見Smedley, pp. 29-34.
39See Tan Sitong,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 The “Jen-Hsüeh” of T’an Ssu T’u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67-168. 書中作者讚許太平天國領袖的勇敢，並對湘軍的濫殺與掠奪加以抨擊。他並沒有提到曾國藩的名字；但很明顯，曾國藩就是他所指控的對象。感謝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對這一作品的提醒；亦請參見一本二十世紀早期的著作：Zou Rong,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 Chinese Nationalist Tract of 1903, trans. John Lust (The Hague: Mouton, 1968), pp. 18-23，摘刊於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ed. Pei-kai Cheng and Michael Lestz (New York: Norton, 1999), p. 200.
40Yingjie Guo and Baogang He, “Reimagin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Zeng Guofan Phenomenon’,” Modern China 25.2 (April 1999): pp. 142-170.
41例如史君與方之光2011年在《探索與爭鳴》上的爭論。方之光代表了1949以後的主流觀點，即太平天國成員是進步的、反封建的革命者。史君的論點則相反：太平天國不進步、不反封建、也不反帝國主義。這場論爭顯然始於兩位作者對於一篇文章有不同意見，該文攻擊了當下的正統觀點：鳳凰網，〈被拔高的太平天國運動〉，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taipingtianguo/（見於2011年8月19日）。史君似乎是華東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楊師群教授的筆名：楊師群，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777984845（見於2011年8月19日）。方之光，〈太平天國要對內戰造成的大災難負主要責任嗎？與鳳凰網《太平天國》編導商榷〉，《探索與爭鳴》，3（2011），頁31-33；以及史君，〈誰應對太平天國內戰造成的大災難負責 —— 與方之光先生商榷〉，《探索與爭鳴》，5（2011），頁27-29。
42例如Liping Wang的 “Paradise for Sale,” Mary Rankin的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以及R. Keith Schoppa的Xiang Lake。
43在實際效果上，太平天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代名詞，它也成為檢驗一個學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態度的判斷標準」。這樣的情況從1950年代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見Rowe, China’s Last Empire, p. 185.
44Michael, The Taiping Rebellion, vol. 1, p. 5.
45Ono Kazuko的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1850-1950 (trans. Joshua Fog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一書便是這一現象的典型例子。
46最近有一本專書在細讀太平天國文本後，提出應將太平天國視為一場貨真價實的基督教運動。見Thomas H. Reill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Rebellion and the Blasphemy of Empir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4).
47特別是Joseph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323-327; Robert P. Weller, Resistance, 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 Taiping Rebels, Taiwanese Ghosts, and Tiananme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尤其是頁70-75；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48Spence, God’s Chinese Son.
49這和James Cole對紹興團練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相符；見James Cole, The People Versus the Taiping: Bao Lisheng’s Righteous Army of Dong’an (Berkeley: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1981), p. xii. 亦見Withers, “Heavenly Capital”; 以及Brown, “Rebels, Rent, and Tao Xu,” Zheng, “Loyalty, Anxiety, and Opportunism”; 和W. Charles Wooldridge, “Build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Nanjing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 Late Imperial China 30.2 (December 2009): pp. 84-126.
50Stephen R. Platt,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New York: Knopf, 2012), p. 235. 中譯本見史蒂芬．普拉特著，黃中憲譯，《太平天國之秋》（新北市：衛城，2013）。
51例如Charles Taylor, “An Account by the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ian Missionary Dr. Charles Taylor,” Five Years in China (Nashville, Tenn.: J. B. McFerrin; New York: Derby Jackson, 1860), p. 262, p. 285. 這些情況發生於太平軍佔領南京及鎮江之前。
52富禮賜, 引於Thomas Wright Blakiston, 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 and Notices of the Present Rebellion in China (London: J. Murray, 1862), 7-8. Blakiston在這裡引用的應該是富禮賜發表在《華北先驅報》中的一篇文章，而非領事報告。其他來自歐洲的旅人也趁機在荒煙蔓草的城鄉間獵捕雉雞。額爾金伯爵於1858年在一度繁華的武漢三鎮核心地帶追逐雉雞的事蹟，也為Lindley Brine所引用，見Lindley Brine, 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 (London, J. Murray, 1862), 222. 亦見Augustus F. Lindley, 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London: Day & Son, 1866). Lindley廣泛介紹了英國獵手得到的這些上好狩獵機會 —— 請見該書頁78, 112, 122。
53Vincent Y. C. Shih注意到這些具體利益，但也認為這些外國人相對比中國人要客觀。對此我持比較懷疑的態度。見Vincent Y. C. Shih, The Taiping Ideology, p. 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