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本關於死亡與暴力的書，是件很痛苦的事。出於對我筆下那些受苦之人的尊重，我努力讓這本書不以我們自己、我們的時代，以及我們的理論為中心，儘管本書所寫的彼時與我們所處的此時之間，也有呼應之處。歸根結底，這本書寫的是過去的人，寫他們失去了什麼，寫他們如何生、如何死、如何被記得。我感謝他們留下了蹤跡，讓我們得以對他們的世界做驚鴻一瞥。
我感謝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中心（Kluge Center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慷慨協助。特別感謝克魯格中心的Carolyn Brown和Mary Lou Reker，以及國會圖書館亞洲部的工作人員。沒有國會圖書館和它的亞洲部，就不會有這本書 —— 或者說，這將會是一本很不一樣的書。能與國會圖書館比鄰而居，我非常幸運。
在進行本書相關研究期間，我在不少圖書館以及一所博物館查閱了資料，包括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揚州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北海分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史丹佛大學東亞圖書館（the East Asia Library at Stanford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C. V. Starr東亞圖書館（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以及霍普金斯大學的Milton S. Eisenhower圖書館。我很感謝這些傑出機構的職員給予的幫助與建議。特別感謝南京大學圖書館的史梅和霍普金斯大學圖書館的曾媛媛、葉雲山及Chella Vaidyanathan。
能夠成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的一員是我的榮幸，這讓我能有機會在系上的專題研究會報告本書的部分篇章，使我得以從同事們的精采問題與見解中獲益。特別感謝羅威廉（William T. Rowe）、Dorothy Ross、John Marshall、Kenneth Moss、Judith Walkowitz、Ruth Leys、Ron Walters、Nathan Connolly、Gabrielle Spiegel、Pier Larson、Sara Berry、Kellee Tsai（蔡欣怡）、Joel Andreas、韓嵩（Marta Hanson）以及Erin Chung的意見、問題以及關於從比較視角解讀材料的建議。霍普金斯歷屆中國史研究生們一直以來都是我的驕傲，他們為我提供協助、提供源源不絕的靈感。謝謝趙剛、馬釗、彭涓涓、郭劼、Pierce Salguero、Amy Feng、Saeyoung Park、Motoe Sasaki-Gayle、張婷、任可、張穎、Emily Mokros、李懿嫻以及Jack Bandy。
在霍普金斯大學以外，還有很多人就本書的章節給我提出過意見、建議，或送來材料、解答疑問、給予支持，並分享想法。Chuck Wooldridge和一位匿名讀者就我提交給史丹佛大學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的書稿提供過意見，我很感謝他們精闢的建議。我還想感謝那些無論是在史料推薦還是在意見交換上對本書做出貢獻的人（不按特定順序）：高化嵐（Philip Kafalas）、伍美華（Roberta Wue）、魏愛蓮（Ellen Widmer）、巫仁恕、David Bell、韓承賢（Seunghyun Han）、錢南秀、韓明士（Robert Hymes）、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田安（Anna Shields）、姜進、李嘉倫（Caroline Reeves）、趙剛、David Reiss和JoAnn Reiss、麥柯麗（Melissa Macauley）、艾梅蘭（Maram Epstein）、Vincent Goossaert、吳一立、秦玲子、麥哲維（Steven Miles）、曼素恩（Susan Mann）、胡曉真、高彥頤（Dorothy Ko）、韓書瑞（Susan Naquin）、冉玫鑠（Mary Rankin）、張勉治（Michael Chang）、馮素珊（Susan Fernsebner）、陳利、康無為（Harold L. Kahn）、范力佩（Lyman P. Van Slyke）、康若柏（Robert Campany）、楊凱里（Jan Kiely）、費絲言、李惠儀、周同科、米華健（Jim Millward）、班凱樂（Carol Benedict）、王國斌（R. Bin Wong）、郭安瑞（Andrea Goldman）、卜正民（Tim Brook）、Rosanne Adderley、王笛、盧葦菁、傅佛國（Joshua Fogel）、紀家珍（Joan Judge）、康笑菲、安東籬（Antonia Finnane）、易德波（Vibeke Børdahl）、包捷（Lucie Olivova）、大木康、魏定熙（Timothy Weston）、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劉文鵬、劉宗靈、付海晏、康豹、李慧澍、董玥（Madeleine Yue Dong）、劉平、孫江、朱慶葆，以及Robert Decaroli。還有提供翻譯協助和隨時回答我漢學方面問題的黃克武、張婷和郭劼，非常謝謝你們。十多年來，華府地區近代中國讀書小組（DC Area Modern China Reading Group）的夥伴們和我一起，佐著啤酒、玉米片和酪梨醬，分享了精神糧食。班凱樂、穆盛博（Micah Muscolino）、高崢（James Gao）和高化嵐還為本書倒數第二稿特別召集了讀書小組進行討論。他們的意見、建議在書稿的最後階段給了我極大的幫助。
本書若干章節源為一個有關中國城市的系列研討會所寫的論文；該系列會議由李孝悌主辦，歷時五年分別於紐約、臺北、波士頓及巴黎舉行。能有這些機會將我的作品先與朋友們分享，我很感激。部分書稿也在以下地方宣讀過：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中心、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普林斯頓大學的戴維斯歷史研究中心（Davis Center for Historical Studie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瑪麗．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Mary Washington）以及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這些地方的每一場學術對話不僅加深了我對材料的理解，還幫助我開啟研究上的新思路。
Bruce Tindall以始終如一的冷靜態度確保書稿的編輯品質。史丹佛大學出版社的Muriel Bell從很早就對這部作品寄予厚望，Stacy Wagner耐心久等，直至全書最終成形，她和Judith Hibbard、Tom Finnegan一起，一路照料著書稿，直到完成。還要特別感謝霍普金斯的IT專家Lisa Nawrot：在我以為書稿丟了時，是她把它救了回來。
Jordan Sand、羅威廉、普拉特（Stephen Platt）和戴真蘭（Janet Theiss）對書稿全文提出了精闢、有用的意見。他們的無私批評讓本書變得更好。對他們的慷慨幫助和友誼，我深深感激。
我父親Roger Meyer熱情地充當了我的專業外讀者，他在無數方面都是我的良師和榜樣。我母親Sheila Meyer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對我有求必應，必要時還為我照料孩子。多虧了她，許多事情才得以順利完成。我十分希望能有所回報，但我對她所欠甚多，實在無以為報。我另一位母親方唐月琴給我帶來了愛、帶來了美食、帶來了忠告和故事，讓我福上加福。最重要的，我要感謝方明遠，感謝讓我成為他的小家庭以及大家族的一份子，感謝他是個好丈夫，感謝他用自己獨特的幽默與洞見，讓我在古人的世界中徜徉之時還能和當下世界保有聯繫。還有對本書也貢獻良多的方立文：是你可愛的小干擾，才讓媽媽在書寫戰爭的傷痛與絕望之時，還是能心懷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