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尾聲
張光烈並不是唯一記下戰時經歷的人。在張光烈那本特立獨行之作初版的誕生之際，其他倖存者和目擊者也在將自身經歷訴諸筆墨。跟張光烈一樣，李圭也在戰爭中失去了許多親人，包括母親、妻子，以及襁褓中的女兒。他在〈思痛記〉中栩栩如生地記錄了他被太平軍俘虜時恐怖駭人的經歷。高鼎在李圭這本回憶錄的序中寫道：
粵匪自道光庚戌發難，迄同治乙丑，乃奏蕩平。歲越十六，省延十六，府州縣之不守者六百有奇，而吾人之陷賊中者，當以億兆計。其幽燐閃爍，朽［骨度］縱橫，與夫化為灰燼，融為脂水者，尤弗能以億兆計。若夫幸而不死者，亦莫可紀極。顧今日痛定思痛，能歷歷言之者，蓋少寡焉。1
這些經歷並未遠去，依舊歷歷在目，所以許多人仍覺得難以言說、難以描繪。然而，像李圭這樣的倖存者們覺得自己似乎被某種力量驅使，非得把這些經歷記錄下來不可。他們之所以認為自己的所見所聞難以言說，一方面是因為它們慘烈到言語無法表述，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它們很難用現有的道德範疇來解釋。該怎麼看待朝廷官兵犯下的暴行呢？又要怎麼看待那些無視忠義、捨棄對清廷的效忠，轉而投向叛軍並行兇作惡的那些人呢？那些因為侍奉錯了主子（即便是被迫的）才碰巧僥倖活下來的人呢？李圭這樣的作者揭示了現實生活可能比小說更為離奇殘酷。就像高鼎在序中所暗示的，李圭在字裡行間也強調，他之所以能活下來，靠的是他的個人特質。他能倖存下來，是因為他有耐心、有決心，並對周圍的詭詐環境具有洞察力。
對這些作者來說，那些徹底改變他們生命軌跡的經歷似乎快被遺忘，淹沒在接踵而來的災難中。這些經歷無法以國家之名所鼓吹的犧牲來解釋，也無法用對美德的頌揚之辭來闡明。2戰爭距今已有足夠的距離，使他們可以把痛苦的經驗轉化成流暢的文字。那些經歷本來痛苦得無法表達，但目擊者們已迫切感到有需要清晰地記下自己的所見所聞。就像張光烈一般，李圭和其他作者在自我表達的同時，還敏銳地意識到清廷及其官僚鼓吹種種道德模範背後另有目的。與歌頌為清廷死節之人的忠義節烈傳不同，他們不去宣揚死亡是臣民之道的最佳體現；相反，他們的回憶錄雖然看似受限於陳舊的比喻和俗套，但卻能凸顯生命中熾烈的情感與徘徊不去的情緒。無論這些戰時經驗真實與否，它們在一八八○年代曾短暫地成為個人與集體的一種宣洩渠道 —— 同時也成為可供買賣的商品。3這樣的書寫為我們提供了嶄新的視角來理解國家與臣民之間的關係，個人與社群之間的關係，以及私人的情感苦痛與公共生活中的情感苦痛之間的關係。
很多描繪這場戰爭的作品是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間寫下或出版的，其中一些作品（無論是回憶錄、隨筆還是對事件所嘗試做出的解釋）最重視的是目擊者和倖存者的個人觀點，儘管同一時期道德考量催生了與上述作品互相競爭的官方、半官方的方志及忠烈傳記。像張光烈《辛酉記》這樣的作品儘管也吸收、利用了官方正式的紀念形式，但它們也指出了這些形式根本上的不足。由國家主導的頌揚與儀式無法抒發主觀經驗，無法回應傷痛，也不能令死者復生、讓家庭破鏡重圓。更有甚者，有些作者似乎發現清廷及其代理者與叛亂的緣起脫不了關係。對戰亂後恢復秩序的渴望有時無關忠義。其他書寫或紀念形式展現不了的潛在緊張關係，卻浮現在回憶錄中，或是體現在城鎮中比鄰並存、競爭的祠宇中 —— 贊助修建這些祠宇的，是戰後統治江南地區的湘軍、淮軍長官，或是在家鄉地盤上堅持自己特權的地方精英。
由國家建立或促成的紀念體系無法充分表達人們的喪失之痛與憤怒，而且它們似乎也無法安撫躁動不安的亡魂。一八七二年，《申報》報導說，杭州滿城有鬼魂出沒 —— 該地正是一八六一年一場大屠殺的發生地。儘管曾努力清除充塞該駐地河道與水井的屍骸，但「究竟受傷過重，餘毒尚存」。戰後由福建移駐此地的數百士兵中，有一半以上喪了命。其中一個因見到「無頭、無衣、四肢不全者填街塞道而來」而暴斃，似乎是因為驚嚇過度。4
其他人也感受到了鬼魂的不安躁動。由於杭州曾在一八六一年被太平軍攻佔，是以在杭州失陷二十週年紀念日時，佛教僧侶在昭忠祠舉辦了水陸道場，以安撫、超度那些死於戰爭、不得安息的鬼魂。儘管那些為那場法事所作的文章裡採用了歌頌「殉難」、「忠」、「義」的辭令，但這場儀式的日期應和的卻是杭州城陷之日，而非朝廷所定下的春秋兩祭的日期。這場活動的策劃者是想要在官方的祭儀之外，尋求其他方式來撫慰死者嗎？5
這次水陸道場所用的儀式，通常被認為能超度所有死於暴力之水陸眾生的靈魂。它們也常被認為能使世界重獲和平與穩定。那些為這個場合寫下文章的作者卻僅僅利用這次道場來追憶忠義。然而，儘管他們這種做法頗為狹隘，但儀式本身卻更有深度、更有包容性。此外，慰靈的儀式至少持續到十九世紀末，這說明這些地方的社群在內戰發生之後的半個世紀，仍不斷被夢魘般的記憶和不得安息的鬼魂所困擾。
穿過忠義和革命的崇高框架，我們會看到底下隱藏著模稜兩可、倒旗易幟、微妙差異、偶然性，和被人輕賤的行為 —— 構成戰時經驗的正是這些被崇高表象所隱藏的東西。官府文件和忠義烈士名單中看不到的痛苦選擇、喪失之痛和主觀經驗，在回憶錄和日記等作品中找到了抒發之地。這樣的作品不會強行使用道德框架來過濾矛盾且微妙的事件、來增加其明晰度。此前，人們不把這些作品當作研究這一時期的重要材料。事實上，被二十世紀那些同情太平天國的編者認定為代表了「清方」視角的作品，都因為其階級立場，或是因為被認為傳播了關於太平天國的錯誤訊息，而遭到痛批。在中國之外，這樣的史料也基本上被學界忽略了。就這點來說，忠烈傳記、有關忠義死節者的方志記載以及紀念忠烈的祭祠也被學界忽略了 —— 儘管它們具有道德清晰度，但它們所宣揚的道德理想卻早已坍塌。在革命改寫了「忠誠」的邏輯後，忠義祠和宣揚王朝死節者的書籍都不再具有意義。那些自認與清廷之間有著神聖關係的宗教文本和慈善文本也遭到遺忘，這些文本曾賦予政治場域超自然色彩，但這種政治場域現在卻常常被人用純理性角度來對待。這些種類不一的史料在十九世紀後半大量湧現，但隨後因為它們的政治立場被視為退步保守或情緒表達失控，以及因為之後時代對民族國家及革命的關注超乎一切，所以被懷疑、被冷落。
如果我們貼近這些材料，會看到什麼？余治因城市居民的不義及天譴迫近而發出的大聲疾呼。在這種疾呼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確定性」的訴求。他那斬釘截鐵的果報論，不僅說明他想從戰時事件中找出可供依循的道德與政治確定性，也讓我們看到戰後的重建，其實有著宗教的維度。與之相似的，我們也能在採訪忠義局所作的紀念文本中發現，被頌揚的盡忠至死的烈士和作惡的叛賊被突兀地擺在一起。人們事後在守義的社群與起兵對抗國家的人之間，劃出了清楚且絕對的界線。然而，這種絕對的二分法遮蓋了戰爭所產生的巨大模糊與矛盾，這一點，透過細讀張光烈的獨特著作和其他人的作品，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就像我們所見的，在小心翼翼畫出的區隔與界線之下，潛伏著種種未經昇華萃取的緊張關係、模棱兩可的狀況，以及自我中心的盤算。
戰爭結束後，留下了什麼？
當然，留下了情緒，包括對清廷及其地方代理人失信的憤怒，特別是對它們沒能實現保護承諾而產生的憤怒，以及中央未能協助物資而延緩重建所產生的挫折。
留下了紀念景物，包括集體墳塚和紀念湘軍死者、地方死者和盡忠殉節者的祠廟；這些景物帶著利益衝突的烙印，以不同方式建成，由相互競爭的不同群體打理著。
留下了哀痛，對所愛之人死於戰時饑饉、暴力和疾病的哀痛。
留下了家的畫面，那是許多人再也無法返回的安全港灣。即使有人得以返回，也只會突然意識到，屬於那兒的一切都已不復存在。
留下了夢魘般的記憶，關於道路和運河滿是難民和俘虜、水道為屍體擁塞的記憶；市場上售賣人肉的記憶。
留下了擾人的回憶，關於流浪、乞討和被俘者頭髮如何被綁在一起的回憶。
留下了刺青的臉、長出頭髮的前顱、砲火的聲響、鄉音的熟悉腔調、飄蕩不去的腐敗氣味。
留下了受挫感，那種尋覓不到生還者的受挫感，以及既找不到人，又找不到遺骸的打擊。
留下了失去感，過往一度真實且確知的事物都失去了，一切都變得不再真確、不再穩定、不再完整。
留下了尋覓，對答案的尋覓，對蘊含在果報或後來的革命中、新的可靠性的尋覓。
留下了一股揮之不去的不安，對那些被刻意遺忘之事的不安。
1李圭，〈思痛記〉，《太平天國》，中國史學會編，頁465。
2關於內戰和通俗文學之間的一個有趣比較，見Alice Fahs, The Imagined Civil War: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North and South, 1861-186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她寫道：「戰爭成了無窮無盡的故事來源，戰爭有無數的『故事軼聞』可供蒐集、講述 —— 這種觀念讓通俗文學在戰時和戰後都活力十足。這種把戰爭當作故事寶藏的理解是內戰通俗文學的主要遺產之一。」（頁311）
3沈懋良刊載在1875年《申報》文學副刊上的〈江南春夢庵筆記〉，應該是份偽造的回憶錄。沈宣稱自己曾經被俘而成為一位太平天國官員的隨從長達十三年之久。該作品的現代版本可見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四冊，頁431-448。羅爾綱把這個作品和其他作品作了系統的比較，斷定它只是混集各種材料而成的偽作，並未對太平天國做出原創（或說準確）的描繪。他批評該作者沒有釐清事實 —— 而且還蓄意誤導讀者。羅爾綱稱該書作為偽作已經為欺騙了幾代人。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料辨偽集》（北京：三聯書店，1955），頁5-37。那本書的確可能是偽作，其作者也可能從未被俘，但這偽造之舉仍然引起了我的興趣。為什麼直到1875年還會有人不嫌麻煩地創作出一段被太平軍俘虜的經驗來出版呢？那個年代會有人相信它嗎？若有，那又是什麼讓它得以取信於人？
4〈杭州滿城多鬼〉，《申報》，1872年7月20日，電子版。關於杭州滿城陷落的簡述，見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pp. 132-133。另一個關於鬼的故事，見汪康年（1860-1911），《汪穰卿筆記》（上海：上海書店，1997），頁43。
5曹籀，〈為庚辛殉難士民募建水陸道場啟〉，丁丙，《庚辛泣杭錄》，卷3，頁67b-69a；釋宏澋，〈追薦殉難忠義建水陸道場疏〉，丁丙，《庚辛泣杭錄》，卷3，頁69b-70b。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佛教僧侶。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頗受尊敬的地方詩人和居士，該文文末懇求大家捐獻 —— 並以此為機會，累積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