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右图所示,1994—2008年,菲律宾暂时处于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这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任其货币浮动”的典型例子。虽然这使菲律宾暂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胀,但最终为决策者设定利率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泡沫阶段1994—1997年,菲律宾处于泡沫阶段。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资本流入强劲,货币回报丰厚,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在此期间,菲律宾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95%,升幅为GDP的12%。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51%),这使菲律宾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菲律宾的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12%,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5%。在债务与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菲律宾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5%),经济活力适度(GDP缺口达到2%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8%,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因为菲律宾的实际汇率达到了23%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菲律宾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97—1998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菲律宾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25%,这使菲律宾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菲律宾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19%),导致货币政策紧缩(短期利率上调9%),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29%)。同时,菲律宾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3%和79%。由于货币疲软,菲律宾的通胀率处于温和水平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10%,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较低的水平。这合乎情理,因为当时菲律宾仅存在约1/4导致更大规模螺旋式通胀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央行的外汇储备较少)。菲律宾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60%),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菲律宾需要去杠杆化,但部分由于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24%(年化增幅为15%)。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的必要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菲律宾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短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11%),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菲律宾比较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3个。菲律宾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菲律宾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51%(年化降幅为5%)。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24%的低点),菲律宾重新获得竞争力。最终,其GDP萎缩仅持续较短时间,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16年内恢复。
这场危机对菲律宾政局造成显著影响,为约瑟夫·埃斯特拉达上台搭建了舞台,而许多人认为埃斯特拉达是一名民粹主义领导人。
菲律宾1994—2008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