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一揆的浪涛

3.国一揆的浪涛 义就占领河内

就在十年战乱行将结束之际，从京都撤出的义就率领两千部下向河内进发，河内顿时战云密布。义就军兵分两路，一路从摄津欠郡（现大阪市区域）攻入和泉堺，另一队从生驹山脉西麓沿高野街道进攻。自不待言，河内属东军的畠山政长领国，虽由守护代游佐长直把守，但仍被义就大军攻破。义就方面得到大和的越智、古市等西军武士的加入后军威大振。义就认为此时正是攻打河内诸城的大好机会。九月二十七日，义就军攻下坊城，十月八日，攻克南河内的岳山城，十一月又连克往生院城和若江城，对河内形成全面压制之势。政长的下属守护代长直见大势已去便乘船遁逃，义就军顺势占领欠郡的天王寺城，旋即攻入和泉堺，之后大肆掠夺当地商贾富豪。

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并非偶然，其实在义就军撤出京都时就应该能够预想到。如果那时候能够尽力赦免义就，并授其领国，或许能够避免兵燹之祸。幕府重臣认为赦免义就甚为荒唐，断然不允。结果义就不仅没有获得守护一职，反而被定性为背叛幕府的谋反者。义就与幕府的矛盾终不可调和，而与义就为敌的后果就是数日后，河内一地尽落其手。

夺取河内后，义就为了强化“河内王国”的防御能力，把河内古市的安闲天皇陵（今大阪府羽曳市）改造为固若金汤的城市要塞。之后，义就又完成高屋城的建造，将官邸从若江搬迁至此。把皇陵改造成官邸，这确实是义就的行事风格。倘若论起来，只有战国末期的把继体天皇陵（现为大阪府高槻市的今城冢古坟）改造成芥川城附城的松永久秀能如此这般行事。

摄津国农民起义

大内氏归国后，细川氏重新统治摄津，但是仍有很多人与义就暗通款曲，反对细川氏。从一四七七年年末到翌年，摄津国的武士集团主导掀起了反幕府和细川的农民起义，史称“摄津国一揆”。细川政元派讨伐军前去镇压，可之后讨伐军被围困在三宅城（今茨木市），义就的下官游佐、誉田氏等立即派军队从后面包抄。一四八二年（文明十四年）三月，义就终于占领摄津欠郡。认识到形势颇为棘手的幕府以讨伐农民起义和夺回欠郡之名，派细川政元与畠山政长的联军攻打摄津。联军相继于三月攻陷三宅城、闰七月攻克茨木城、十月夺取吹田城。茨木一族在此次战役中灭亡，吹田一家逃亡。国一揆被平定的同时政元军也随即撤退。为与义就决一雌雄，政长军从尼崎经海路堺于同年八月进驻河内橘岛（今大阪市平野区）。其实政元从一开始并没有讨伐义就的打算，不过十年后的形势决定了二者的敌对关系。

政长与义就发动了河内争夺战。在战斗的初期，政长军一方占有优势，九月便攻下守口城，并在水陆等十七个重要地方（今大阪市城东区）设置指挥中心。政长在攻打河内的同时也兼任着山城守护之职，由于被河内战役牵制，政长分身乏术，山城守护一职实际上处于空缺状态，群龙无首之际，义就军乘虚而入。

同年秋天，义就军中的别动队在大和的土豪高山氏的引导下攻入南山城，随后于十二月攻陷草路城，翌年（文明十五年）春天又取得对山城上三郡（缀喜、久世、相乐）的压制。在此基础上，义就命人破坏宇治桥以阻滞幕府军南下，并集结大军于八幡。此时正值夏季，连绵大雨导致淀川流量激增。义就瞅准时机掘开千町段淀川河堤，河水汹涌奔流，政长军的十七个指挥所全部被淹。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最初的水攻战。史载“大水汹涌冲入河内国（中略），十七个指挥所及其以下地方皆被大水淹没”。被水淹的政长只得再一次退回橘岛据守。义就借此水战一举控制河内、大和、南山城三国。

国中土民聚议

河内争夺战以政长的失败而告终。一四八五年（文明十七年）七月，连接久世和缀喜两郡要冲的水主城守将齐藤彦次郎突然归顺政长，政长方得以顺利夺回久世郡。之后，彦次郎引领政长军从宇治攻打义就管辖的富野、寺田两城（今京都府城阳市）。政长与义就两军在久世、缀喜两郡边界对峙三个月，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两军只好从附近村庄征用士兵和粮草，如有抵抗，就一把火将村子烧光。山城的百姓因战争而苦不堪言。

十二月十一日，南山城三十六国人 [1] 聚集到石清水八幡宫召开“讨论两军大战事宜”的会议。四周的村民云集而来，共同商讨如何应对。兴福寺的寻尊大师在其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称其为“今日山城国人，上至六十，下至十五六岁，齐聚国中议事”。这次集会可谓是合三郡之力召开的会议。最后的决议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一、令两军从山城三郡撤退。

二、维护寺社和领主庄园。

三、停止和废除新关。

根据决议，从十二日开始，山城居民与两军交涉撤军一事。山城一方提出强硬主张“如不撤兵，我方将全力将其赶出”。之所以有如此气势，可以说是当初应仁之乱山科七乡民众发动的抵抗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

总之，两军从十七日开始陆续撤军。受古币、筒井、越智等大和国众人反抗运动的影响，政长一党的核心人物齐藤彦次郎也率军跨过宇治川向京都进发。如果说应仁、文明之乱集中体现为两军之战的话，那么这一天就意味着大乱已实质性结束。农民方面向幕府的要人细川政元和两军首领各自进献了大量礼钱。并且山城的三十六名国人被推举为细川家的下官。以此为条件，地方武士获得山城上三郡（南山城）的自治权，也就是守护的权力。对此，寻尊记载道“山城之事意味着将摆脱政长和义就的钳制，对国人等势力而言成败全系于此”。而通过支付巨额礼钱换取自治权的做法也让这些地方武士日后背上沉重负担。

国一揆的背景

这次前所未有的守护大撤兵被大正年间的中世史研究学者三浦周行命名为“战国时期的国民议会”。但是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对其评价也变得更加谨慎。但无论如何，大家一致公认守护权力的驱除和地方武士自治权的获得存在基本的事实关系。近年来有关农民运动的研究视角在不断扩大，已从畿内、邻国扩展到全域，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之后详述）。

总之，依据历史史实，一四六八年（文明十八年）二月，地方武士在久世郡最北端的名刹、平等院会合，制定“国中掟法”，另外从作为自治行政机关“惣”的乙名、沙汰人中选出“惣国月行事” [2] ，用于对三郡的经济援助，以及充当给幕府的礼钱。自从地方武士行使自治权后，取得不少政绩。如一四八七年正月，在缀喜郡多贺对抢劫杀人罪行判处斩首，同年五月又裁决了兴福寺的杂役与名为石垣的居民间的诉讼案等。一四八八年正月，因为牵连到米商买卖的诉讼案，奈良街道被封锁。通过武士实施的自治收到良好效果。而对此情况了如指掌的寻尊大师认为起义爆发的初衷是好的，它完全体现了下克上的精神。而对于逼迫守护撤兵和制定相关法律的做法，寻尊大师也给予了“方法得当”“手段高超”的评价。即使起义本身有需要检讨的地方，寻尊同样发出了“从结果而言仍然不失为神妙之举”的感慨。

室町时代，如果把地方土豪官僚化视为领国制的核心，那么山城国兴起的山城国一揆事件则与之形成两极对立。从农民起义的视角看，地方土豪内部积蓄的“力”推动了应仁以来所爆发的诸多抵抗运动的发展。一般而言，地方土豪较之守护势力和幕府属于势力弱的一方，但实际上绝非如此。如因反对守护势力介入，而于一四〇〇年（应永七年）十月爆发的赶走小笠原长秀的信浓大文字一揆（大塔合战）。这是地方土豪因为厌恶守护的压制，而与幕府联合的一次追击守护的行动。农民起义运动之后信浓成为幕府的直辖国（料国），但并没有实现地方武士的自治。而时隔八年后的山城国农民起义却实现了地方武士自治，就此而论，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自不待言，类似的运动不只发生在山城三郡，还有之前一四七八年到一四八二年（文明十到十四年）发生的摄津国农民起义。诸如此类，应仁之乱爆发前后，各地方武士间渐进式的联合行动在畿内和临近各国广泛开展起来。尤其受南山城暴动取得成功的刺激，周边地区的反守护运动也呈抬头之势。山城西岗（乙训郡和桂川以西的葛野郡）的土豪以“希望通过磋商，将该郡交由国人管理”为由向领主请愿。结果，他们像南山城一样获得行使自治权。当然，作为守护不干涉自治权的代价，土豪们要上交相当于本地收入五分之一的年贡。像这样，山城在细川氏的容许下实施自治，然而四年后在丹波发生的农民起义却让细川氏震惊不已。

延德时期的丹波国一揆

丹波与信浓一样地形复杂，自古被称为“雾海之国”。此地居住着自立性很高的地方武士，他们毫不畏惧细川氏的权威。一四七九年（文明十一年），发生了守护代内藤氏囚禁主君政元事件。内藤氏被罢免，守护代一职被更迭为喜用高压手段的上原秀之。以此事件为契机，同时又受到山城国农民起义的影响，当地武士的反抗气焰高涨。

一四八九年（延德元年）九月，发生了“丹波国骚乱”，大量的人员被守护代征用为车马夫，由此直接引发了“无足众的暴动”，即外系的武士和土豪反对守护的起义。它的性质与摄津一揆类似。由于起义爆发两个多月也没有被控制住，除了细川军，畠山政长也派援军前去镇压。其结果是，一揆势力被孤立于须智城（今京都府丹波町），气势有所削弱，但暴动并未停止，一揆从大堰川发展到由良川流域的奥郡，引发位田城的暴动。一四九二年（明应元年）三月，政元亲自领兵前往镇压，同年九月，起义被镇压，史称“丹波国浪人的没落”。

同年五月，河内又发生骚乱。其实，在骚乱爆发之前，一直是畠山义就维持着河内国的稳定，三年前义就逝世，并不是守护的嫡子基家继承了河内国的统治权（官方认为是谋反）。根据寻尊的记载，“国中百姓等公诉其八十条不法罪状，其间遭到弹压，基家以此为由提出应取缔掟法和足轻事宜”。虽然此次暴动被说成是足轻起义，但实际上很可能是国人一揆运动。九月，在高屋城，有“二十一位官员”因暴动被处刑。紧接着十月就爆发了“乡民起义”。很明显，这次暴动受到山城、丹波的地方武士起义的影响。像这样，畿内的邻近国以及政元和基家的分国都遭到了土豪、农民的反守护斗争的冲击。从政元的立场看，其原来未必要与义就、基家对立，只不过基于对政长势力的顾虑以及受形势所迫，只能与“河内王国”为敌。但事情已恶化到如此地步，已无需对政长有所顾虑，政元必须要慎重思考赦免基家一事。

细川政元镇压一揆

中央的政界方面。将军义尚在一四八九年（延德元年）出征近江的过程中去世。翌年，义政也去世。在富子的推荐下，义视之子义材出任将军。义材继承了表兄义尚的遗志，努力强化将军权威，同时继续率军出征近江。一四九三年（明应二年）正月，为讨伐基家，义材发表了出征河内宣言。义尚、义材出征近江（六角征伐），将大量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幕府官员和属臣，对此，执政的细川政元感受到了巨大危机，与义材矛盾加深。其后义材又与富子在处理小河第的问题上产生矛盾。结果导致计划赦免基家的政元和富子联手策划了废除义材的军事政变。镰仓时代以来，“下克上运动”成为确保武家社会长久存续的重要力量。此次起义爆发，也正是由于细川、畠山两氏憎恶国一揆运动的极端化，而采取了对国人弹压的政策所致。

义材率领近卫军中的直属卫队和政长、赤松政则、大内政弘等诸大名兵出京都，于一四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到达橘岛，并以橘岛的正觉寺为大本营向三军发号施令。从三月下旬开始，义材大军包围了高屋城，并发动攻城战役。就在此时，政元秘密向大和的越智家荣、古市澄胤等人宣告废除将军义材。关于废除将军这件事恐怕事前都和其他大名通过气，只有义材与畠山政长、尚顺父子被蒙在鼓里。

四月二十二日，政元将天龙寺小僧足利义澄（政知之子）转移到游初轩安顿，意在奉其为新将军，此举也让众人明白室町幕府将军一职已有所属。与此同时，政长的家督以及河内、纪伊、越中三地守护之职被剥夺，而义材亲族所掌管的通玄寺、三宝院等诸寺庙也被毁掉。此事件史称“明应政变”。次月，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又痛感大势已去的政长在内藤井寺自杀，其子尚顺则逃往纪伊，而前将军义材则被幽闭于龙安寺。这一连串的行动被认为是富子越过细川一手策划的。

政元如此行事的目的在于确立专制统治的权力，并在此基础上一举解决山城国起义问题。一四九三年八月，幕府剥夺国一揆的自治权，并委任伊势贞陆出任新守护，古市澄胤出任守护代，但实际上的守护是政元本人。九月十一日，郡代井上近江守（澄胤的下官）攻打并围困盘踞在稻屋妻城（今京都府精华町）的以土豪、武士为主的自治联合组织。基家的下官、誉田正康加入了包围军。此举也象征着政元和基家结成了弹压起义的联盟。在此形势下，实施了八年之久的国人自治的政治传统在统治阶级联合剿杀下被“斩草除根而一时消亡殆尽”。

注释：

[1] 指地方武士。

[2] 指按月计的费用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