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师出有名——伊达、上杉与今川氏

南北朝时期，斯波、大崎两大家族世袭奥州管领一职，其治下的奥羽地区有很强的独立性。而与其同时代的作为竞争对手的豪族伊达氏则以梁川（今福岛县梁川町）为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战国时期，伊达植宗崛起，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伊达所属领国有一突出特点，领国的地头权限很大，因此家臣对封地拥有处分权，家臣团在地方的势力十分强大。一五一七年（永正十四年），植宗被朝廷授予左京大夫，后通过运作，于一五二二年（大永二年）被幕府史无前例地封为“陆奥守护职”。借此，植宗获得了对陆奥全境的合法统治权，同时对周边的大名和土豪产生威压之势，在其分国的地头及家臣团中树立起权威地位。

越后方面，守护代长尾氏正在推进分国内的统一战争，但战争引起了分国的武士和豪族的强烈抵抗。长尾只得依靠幕府从中调停，但由于将军和细川氏此时皆流浪在外，出于无奈，长尾只好奏请后奈良天皇于一五三五年（天文四年）下达“御旗御免旨意”。因为以前曾发生过御旗丢失事件，所以此次还能够得到敕许，表明长尾氏的政治地位要高于国内的其他豪族。翌年二月，长尾氏又得到平定越后的“治罚的旨意”。其子晴景又在一五四〇年（天文九年）九月从后奈良天皇那里得到“私敌治罚旨意”，用以加强对分国内土豪的控制。该圣旨本身并不是用来对付朝敌，而是让地方大名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地方官吏。用圣旨来讨伐地方小吏有点牛刀杀鸡的意味，但这正是长尾氏不依赖幕府的重要体现。

伊达植宗画像（仙台市立博物馆藏）

一五五二年（天文二十一年）正月，被北条氏康追击的上杉宪政与晴景之弟景虎达成协议，上杉氏将关东管领和上杉家的家名让给长尾家以换取其军事援助夺回关东。翌年秋，景虎（得到上杉家名后，改名上杉谦信）迅速领兵奔赴京都，并得到“惩治所在国及其邻国的狂悖之徒”的圣旨，奉敕令讨伐领国存有异心的政治势力。敕令中所言的领国究竟是指武田信玄的信浓还是北条氏康的关东，旨意并未明言，此事变得十分微妙，而景虎自身有很大的决定权。景虎依诏获得了挥军南下征伐甲信和关东的名分。因此时的将军正亡命朽木，所以圣旨是越过幕府直接下达给景虎的。一五五九年（永禄二年）四月，景虎率五千精兵直取京都。与上次行动没有如愿拜谒将军而征伐关东不同，此次军事行动景虎遵从了将军义辉的指示。获得公武（皇室和幕府）两方面权威支持的景虎军士气大振，于翌年九月，越过三国峠进驻厩桥。一五六一年三月，号称有十一万大军的景虎军队向小田原城的北条氏康发起进攻。景虎军很快将氏康团团围住，并在鹤冈八幡宫举行了管领就任仪式，正式改名为上杉谦信。时年四月，因武田信玄出兵笛吹峠，谦信撤兵北归。

一五六〇年（永禄三年）五月，骏河的今川义元率四万五千精兵入侵尾张。有观点认为，义元此次挥军西上目的在于夺取兵家必争之地京都，也有人认为他是为了夺取三尾（三河和尾张）。但是从前年的织田信长、斋藤义龙和长尾景虎等发兵京都，义元对此制定了“今川家战场法令”的七条军令，并下发给各领国的事实来看，也不能否定其出兵京都的目的是为了援助将军义辉。另外，从前年义元获封三河守护事件来看，此次出兵不仅与是否夺取京都有关，还关乎名分一事。织田信长担心义元恐施“假道伐虢”之计，不允许其军队通过，并于五月十八日雨夜，以少量精兵突袭驻扎在桶狭间的义元军大营。义元军遇袭后顷刻土崩瓦解，首领义元阵亡时年四十二岁。东日本最大势力今川氏自此一蹶不振。

一五六三年（永禄六年），织田信长将主城从清洲迁移到小牧，一五六七年，在攻陷岐阜稻叶山，吞并美浓之后，信长又将本城迁到岐阜。同年十一月，正亲町天皇将诏书送达信长，诏令其应“乘胜追击”。从不把天皇权威放在眼里的信长，此次却一反常态，如获至宝般地将诏令作为其出兵京都的大义名分。

如上所述，东国的诸大名包括后北条把获得象征幕府和朝廷权威的诏书作为重要的“情报战略”和宣示其政治权威的合法象征。从诸多史实及其背景审视，乱世之中天皇制度的存续在政治上对诸大名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对其成就霸业具有战略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