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再度抵华后不久，我过了一段河边静坐式的生活。那是在西江的小帆船里。西江是从香港通往内地的一条河道。在此行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一直静坐注视着那流向时间下游的水流。但轮番登舟的海盗和各种离奇人物实在太让人出乎意料，使我不得不回过头窥测一下未来。
那年6月，香港出现了许多不祥的流言。中文小报声称长城以南下起了“六月雪”，上海的太阳出现了晕圈，二者都是歉收或刀兵之灾的征兆。还有谣言说，香港的九龙郊区出现了一个双头婴儿。又说，发电厂附近有个渔夫佛龛中的佛像出汗了。那年的天时也确实有点怪，天气酷热，还下了几次多年未有的大雨。每天傍晚，压在人们心头上的乌云从暗绿色的余晖中层层落下，就像房屋倒塌时的碎木板；粉红色的闪电在高空中燃烧，就像魔鬼在阁楼中骚扰；片刻之间，暴雨倾盆而下，好像马上就要把这座苍白的城市淹没在群山之中；而那滚滚雷鸣，席卷港口；突然，“哗啦”一声巨响，却又像是一枚炮弹在世界尽头爆炸的回声。
就真实的国际局势来说，那是一段糟糕透顶的日子。自从纳粹在欧洲发动闪电战以来——当时我正在跨越太平洋——比利时与荷兰被征服，法国全境沦陷。人们担心日本将向所有欧洲国家在远东的殖民地进攻。6月中旬，香港与法属印度支那的交通均被切断。但人们得知，法国已将大批日军放入中国国境线内，后者足以控制从法属殖民地通往中国的铁路。6月20日，日军就在香港对岸的中国内地登陆了。而英国政府则绝望地同意把滇缅公路关闭3个月，以完成对中国的封锁。日本人则继续顽固地包围香港，并在中国内地烧杀抢掠，把大批难民驱赶到香港。谣传说，在香港与印度支那之间的海南岛，日本驻军有将近10万之多。灾难迫在眉睫，港岛人民到了祈求上天保佑的时候了。
虽然英国人安排了撤出妇女和儿童的行动，但他们对外仍是一如既往地沉静。英语报刊对东方的坏消息一律不登载，对欧洲的坏新闻也多方避免。其手法一是拖延，二是突出鸡毛蒜皮的好消息，最后是一再重复英国的光荣历史。在报道法国到了最暗淡时刻的消息的同时，报纸发表社论高谈阔论香港的财政问题，以及人们对历史影片日益增长的兴趣，等等。有家报纸竟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说香港防务无须担忧，因为任何英国人都能在几小时内学会持枪杀敌。
在华人中，富人为了防盗购买了更加结实的铁门，还砌高了围墙；还有一伙爱国的富家子弟给重庆的宋美龄送去了一面锦旗。中产阶级大量储粮，穷人跑去找算命先生占卜吉凶。难民们只要还逃得起，就转向珠江口对岸的澳门再度逃难去了。
作为中立国 [6] 的旅行者，最为明智的办法看来也是赶快离开此地。
我之所以来香港，原本是由于它是进入遭到封锁的国统区的最好起点。我最早是想乘海船进入印度支那，再乘火车进入中国云南的。可后来去印度支那的船停驶了。我又打算经中国边界地区的沙鱼涌这条陆路进入内地，可日本人登陆了，把那条陆路也切断了。看起来，通往重庆的唯一途径就只有靠昂贵却并不安全的飞机了。当时，我遇到了一伙人。他们打算乘船去澳门，然后从这块受到葡萄牙人殖民统治的土地背后有日本驻军的西江三角洲偷渡过去。
这伙人的首领名叫米克斯，他是一名年高德劭的传教士，籍贯是美国得克萨斯州，从广西过来，讲一口连珠炮似的粤语，略带点高亢的美国西弗吉尼亚口音。他以前曾多次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通过封锁线运送经书和罐头。他这次旅行的任务是护送6名皈依基督的年轻女孩。她们长得虽不漂亮，可是为了安全，家长还是决定让她们到内地去。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英国姑娘、一位奥地利医生和一位德国医生，都是红十字会的。
7月上旬，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我们乘坐短程汽艇从澳门出发了。中途，有一艘姊妹船与我们相遇，上面挤满了难民，是从澳门逃出来的。他们确信澳门马上就要遭到进攻了。我们一行抵澳后，米克斯牧师立即带着那几个女孩子到“载圣经的船”上与蛇头接头去了。剩下我们这些人就抓紧时间到挤满了难民的澳门去找住处。这里只剩下了一些肮脏不堪的窝棚，那是16世纪葡萄牙帝国留下的遗迹。我在澳门这次短暂的旧地重游中，很希望多花点时间在这小小的半岛上散散步，看看明亮而又布满灰尘的街道，和那些有400年历史的华南和欧洲拉丁国家风格的房屋。在导游书中写到的景点里，我只看到了闻名遐迩的轮盘赌场。傍晚，我们在一家旅馆里找到了几个房间，这家旅馆设在贫民窟，房子像是用刷了油漆的火柴棒搭的，非常刺眼，房屋顶层很薄，金属电线裸露在外，电灯通宵不能关闭，环境也非常嘈杂。远处黑漆漆的港湾上，日占区的山丘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任何光亮，就好像才从海底浮上来一样。
翌日清晨，米克斯先生传来消息说，我们碰到大难题了。他说，在澳门和相对安全的沼泽地之间，有几英里 [7] 的开阔水域。白天，水域中有时会有日本人出来巡航。夜间，日本人会回到堡垒，可又有年头已久的海盗出没。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到底是白天走，还是晚上走。听说日本巡航队最近截获了3只走私船，还用机枪扫射乘客。和米克斯打交道的那个走私贩子保证说，海盗们不会“狮子大开口”，于是我们决定夜间走。
在一个天还很亮的傍晚，我们乘船跨越港湾，进入一条一边是大陆另一边是绿色岩岛的海峡。后面紧跟着一艘满载中国乘客的帆船。他们也是同一伙走私贩子组织的，蛇头还派了一名护航员。蛇头身着黑色渔夫装，很容易激动，他逼迫我们每人都交了35港元，约合7美元，并言明此款包括了所有沿途买路钱。渐渐阴暗下来的海峡里满是匆忙赶回葡属水域的渔船。没一会儿工夫，他们就进入了空荡荡的大海。大海上雷雨交加，视线模糊不清。
傍晚的余晖犹存，身后的澳门水域仍目力能及，这时，一艘舢板自岸边驶向我们，发出一声呼喊。那摇橹的人身穿粉红色罩衣，是个漂亮的中国大姑娘。船上另有一个穿黑裤子、蓝上衣，面色阴沉的男青年。他有支装在木匣里的驳壳枪，用一条黄带子挎在身上，表明他的身份是当地的正式海盗。他向我们索取法币10元，约合50美分。护航员立即如数付款。这位“正式”海盗面露嘲笑，匆匆离去。我们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都放了心。米克斯先生和女孩子们开始用粤语做游戏，还唱起了英文歌。
晚上八九点钟，天空乌云密布。茫茫夜色中，两条大木船朝我们驶来。这时，女孩子们藏在草席底下，在用行李搭的窝里边玩游戏。她们看不见外面，不停地轮流拍手、唱歌，一直玩到大船靠近，搭了挠钩。一时间，将近20个人跳了过来，他们穿的是沾满油垢的破烂长袍，佩带着锈迹斑斑的枪支和大刀，和人们传统印象里的海盗更像。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他们对乘客的行李进行了一番检查，然后提出要500元法币。
身为船主的走私贩子刚抱怨了几句，就立即被粗暴地告知，现在是新规矩了，以前到对岸收的钱改成现在交了。于是，船主人装模作样地对米克斯先生说，外国乘客太多，他的日子不好过，船费内含的过路费怕是搞不定了。因此，他让我们这些外国人自己去和海盗们讲价。在我们当中米克斯先生是唯一会说粤语的人。他向海盗抗议说，200元就足够了。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少一分也不行。倘不立即付款，就要押人上岸，然后按老规矩，从香港送来赎金才能放人。我们把钱凑齐后，他们在手电筒下数了两次，才默不作声地离开。
当夜一会儿明月当空，一会儿又暖雨宜人，如此往复通宵未断，好像其顺序是事先安排好了的。11点半来的那批海盗要去了200元；翌日凌晨1点钟又来了几个坐小船的，他们似乎是新入行的，只要了50元就兴高采烈地走了。他们说，自己原是以捕鱼为业的，可现在为了谋生，就无所不为。凌晨两点半又来一批，要了300元。我们凑钱的时候，他们还跳上另一条船抢劫了一番。
当女孩子们听海盗威胁说要把大家押上岸时，她们就把自己的外衣挂在通向那个窝的入口处。这些外衣已变得不成样子了。后来，每当海盗们用手电筒搜查时，她们就歪眼垂肩、挺肚鼓腮，故意显得丑陋不堪。忽然，另一艘船上传来了妇女的哭喊声。我们身边这几个女孩子吓得尖叫了起来，她们连连呼唤米克斯先生。可是米克斯先生呢？他只顾跪在甲板上，以手掩面，忽然间就变成了个缄默、无所作为的老头儿了。其实在第二批海盗来过之后，他那春风满面的神气就不见了。经过第三批，他就决定不再讨价还价了，改而采取更好的办法——祷告。后来我们得知，其实邻船的妇女们并未受辱，海盗们只是为要钱揪了她们的头发。走私贩子还在继续和海盗们留下的守卫低语，口气显然是客气的，他们还不时装腔作势地对女孩子们发出叫喊，意思是警告我们，予取予求，方有生路。海盗首领们回来见此情景时，就立即把要价抬高到了400元。米克斯先生专心祷告，海盗问他要钱的时候他竟浑然不觉。
凌晨5点左右，海边山丘和三角洲平原上的沼泽已隐约可见。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有样东西初看像岩石，可它的桨在不住地摇摆，并朝我们划了过来。“检查行李！”一声沙哑的叫喊后挠钩搭了过来。
这些人分批来到我们的船上，大头目抢先拣好东西拿，所有的行李都打开了。只有那个英国姑娘的大箱子找不见钥匙。这时，米克斯先生竟自祷告中清醒过来，从船主手上借来一把斧子，独自把箱子劈开了。有半小时的时间，我们都站在一边，默默无言。海盗们吵嚷着搜查我们的东西，手中晃动着刀枪。我们都留心躲闪着。脚下被翻出来的东西越堆越高。米克斯先生又祷告起来了。医生们却在嘟囔着：“要是手中有枪，那就……”漂亮的英国姑娘和几个女孩子一起坐在甲板的凳子上，对米克斯先生气得要命。她们发现，拣出来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其实可以偷偷取回来，塞进后舱里去。
沼泽、大海、苍天连在一起，一片灰暗景色。海盗们的黑船在浅滩旁晃动，无法得知上面正发生着什么事情。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从外表看，他们都像是平常人，身穿过膝的黑大褂，不论身份级别，华南当地人都穿这种衣服。再看他们所盗窃的东西就更难理解了。当然，他们要钱、钢笔、手表。还有呢？只要兴致来了，什么东西都要。连一束布花、一本旧杂志也要。灾难吗？闹剧吗？我从来搞不清楚，只有枪支是唯一毫不含糊地摆在面前的事实。
我有一张50元的美钞，原本放在衬衣袋里。后来，我装作搔痒把它转移到了鞋里。一个女孩子事后告诉我，她身边的两名海盗曾商量要把我杀掉。最后决定不这么干时，其中一个抱怨说：“这些外国人莫非知道我们要钱不要命？要不，怎么会骗我们呢？”
那位奥地利医生藏了几盒美国烟，他把烟塞进了船尾的排水孔里。就在抢劫即将结束的时候，烟被几个到处搜索的喽啰找到了。可医生却一把抢回了这批仅存的烟。“不给整盒，每人来一支还不行吗？”海盗们竟这样和颜悦色地请求道。于是，医生打开一盒，每人奉送了一支。
在天还没有大亮、日本人还没出来的时候，海盗们都走了。我们的船扬帆穿过一片苇塘。他们拆除了一座只能走人的桥，进入一条像胡同一样窄的笔直水渠，水渠两侧都被闪着蜡光、风车般的芭蕉叶遮盖着。当黄铜色的太阳从树叶中升起的时候，船已停泊在一堆被烟熏黑了的小棚子附近。这些棚子都搭建在岸边（为避免潮湿，棚子底下用木桩架空），其原始和凄惨情状宛如史前的湖边民居。在肮脏茅屋的阴影中，黑猪和红鸡踱来踱去，不时还有醉鬼出现，他们百无聊赖地笑着、叫着。水边，一个老太太跪在那儿，鼻子都快着地了。她在两块石头之间搥着一件破衣服，那样子好像是对所有的布匹都怀恨在心。香港与澳门这些港口城市，连同商店林立的大街、电梯、冰砖、汽笛声、海外奇谈、海岸要塞等等，这一切都好像远在千里之外、千年之前了。
那几个女孩子忽然发现了她们自认为能搞定的一件事情：觅食，于是都欣喜若狂地上岸去了。当时，我们都在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准备去内地的路费已损失过半，要到未被日军攻占而且有银行的大城市还得走一个礼拜，可剩下的钱根本支撑不到。前面会有海盗，那只是可能性，可后面有海盗，已是肯定的事实了。因此，掉头回去，却没有足够的钱给他们，那肯定是不明智的。米克斯先生胡乱地把《圣经》中的几段翻出来，以期从中得到启示。这时，有些身着白衣的人正在芭蕉树后偷看，后来，他们终于站了出来，手里拿着枪和雨伞。
他们自称是国民党政府的警察，要请外国客人去局里。可我们还是没法弄清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其中一人有眼疾，看起来很像最后在晨光熹微中出现过的那批海盗当中的一个人。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手里可是有枪的。
警察局是一座土坯砌的茅屋，位于漂浮着绿色野生植物的沼泽地旁边。其中有些人似曾相识，他们穿着白内衣，正在打麻将牌，黑大褂挂在墙上，刀枪都放在角落里。他们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游击队。当米克斯对他们说明身份后，他们说自己与国统区被一条西江的主要支流隔开了，河上经常有日军来回。既然医生们是给中国人民送药来的，他们当然会帮忙把人送到河对岸。但是药品必须由他们亲自护送，免得被日军一锅端了。这看起来又是偷窃药品的托词，可是我们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办法。
一会儿，女孩子们气喘吁吁、垂头丧气地跑了回来，因为她们什么食物也没买到。这儿的村民们都快饿死了，手头仅有的一点儿吃的坚决不卖。我们的房东从床底下扯出一块干鱼，又从门前的瓜架上摘下个瓜给了她们。于是这些女孩子就满怀信心地去做饭了。
黄昏时节，红十字会的补给被装上了一只舢板。用草盖好，由两名游击队员用篙撑离岸边。他们身穿黑大褂，伪装成农民，说是要把船撑过江去，走一条大船看不见的安全小路，第二天早上再把药品运回来。天黑后，5名武装警卫登上我们这只篷船。在明朗的夜空和柔和的月光下，我们出发了。开路的是一只游击队的舢板。它驶过芭蕉园，进入一片浅塘。浅塘一边满布山竹果树和棕榈树，形成一道栅栏，挡住一部分浅塘，与滨河的另外一部分浅塘分开。半英里之外，一座日本碉堡内冒出了一缕淡淡的炊烟。
20分钟后，舢板渡到对岸。有人用手电筒闪了三下，这是安全信号。于是，我们所乘的篷船离开浅塘，进入广阔的水域，暴露在月光之下，然后航行了好长一段时间。竹帆和绳索的嘎嘎声，听来犹如房屋的倾塌声，远处的岸边渐渐靠近。又过了紧扣人心的几分钟，总算现出了对岸的峡口。可是，我们的篷船刚刚离开干流，进入树木遮阴的水域时，又突然闯进来两只帆船，吓得一群鸭子呱呱乱叫。我们的船被搭上挠钩，有个人跳了过来。他身穿黑绸大褂，双手各持一支左轮手枪，可一看见眼前有这么多外国人竟有点不知所措了。
“请原谅。”他用牛津腔的英语说完这句话，就快速退回到自己船上去了。一条日军讨伐队的船来到大河边，发出一阵鬼叫，并用探照灯扫射了一下河岸，但是没有注意到树下面连在一起的3艘小船。
控制住我们的这些人，把我们放在一个充斥着鸭子臭味的地方，议论着怎样处置我们。由于他们那两只船上满载着呱呱叫个不停的鸭子，米克斯和那几个女孩子只能听到有限的一些话，内容是：谣传这批外国人要把价值50万美元的物资偷运到非日军占领区。小头目要把我们送给日本人，从中捞点油水。可那穿黑绸大褂的却不大信这个谣言。他觉得，为了分点东西而与那么多国家的人闹纠纷，划不来。破晓时，一艘伪军的汽艇来到大河，在渠口抛锚。他们将此事报告了首领，请他做出决定。天光渐亮，可以看清楚他们了。这时，我们疑心他们就是前一昼夜见过的那些人，因为他们穿的都是黑大褂和白内衣。
他们最后还是决定不扣留我们了。旭日东升，我们获准扬帆西上。我们驶入一条小溪，小溪边满布沼泽和稻田。篷船迂回前进，绕过翠绿的群山。山上有条条瀑布和蜘蛛网般的丛丛白莲花。又走了几英里，只见载药品的舢板正在等着我们。有3个人正笑眯眯地把所有的东西装上舢板，其中两个人就是昨晚卸船的。另一个麻子也肯定早就和他们相识。
清晨即将过去。一个背着枪的男孩子守卫在围有四面坑道的破烂碉堡旁，他光脚穿条紫色短裤，看样子不像士兵，不过他上身穿着军装，应该是我们遇到的第一名正规军。而这里，也才真正是国统区的前线。米克斯先生大摇大摆地拿着大黑伞沿岸边走来走去。他承担着和关卡讨价还价的重任。这些关卡每隔差不多半英里就有一个，由国民党军向走私的客货抽税。米克斯老奸巨猾，强调说连伪军都没向我们抽税，并说明我们是给中国人赠送药品的，国民党军若是连这也要抽税，那可真是丢人。其他走私船只都停在检查站，他们所载的货物有布匹、棉纱、水果罐头、虾米、洋鞋、化妆品、香烟等。在战争中被封锁的国家，这些货物都是价值连城的。检查一番，钱财过手。
成群的小鱼在河里嬉闹。芦苇丛中，淡黄色的蝴蝶飞来飞去，竞相追逐。女孩子自听说伪军可能会把我们交给日本人后，就一直失魂落魄。现在，她们又活跃起来了。她们用水桶从沟渠中打水洗涤、平整衣服。在一块稻田旁，有头水牛在池塘里晒太阳！这水塘对它来说，高低深浅正合适，好像是专门为它量身打造的。在水牛两侧，有一群小鸭子排成了“人”字形的队伍，就像启蒙读物里面“大水牛、小鸭子”的插图里画的那样。又过了一会儿，女孩子们又来了唱歌的兴致，在炎热的7月在流水边用粤语尖声唱起了圣诞节赞美诗。
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谁也不再去想过去遭遇了什么，是什么人干下了那些使我们倒霉的勾当。为什么游击队舢板给我们打出信号，让我们跨过大江，结果又到了伪军手里？在藏着伪军的地方，那只舢板是不是打完信号便逃之夭夭了？如果是的话，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伪军、游击队、警察、海盗、走私贩子，如此种种人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到若干年后，我才做出了合乎逻辑的猜想。
在太平洋战争的1943年至1944年这段时间里，我在华南工作，并在西江三角洲一带工作了几个月，那正是1940年我们和海盗们猜哑谜的地方。由于我从毗邻各省学到了不少东西，因而对走私这行的上下关节也就了解一些了。
他们的行为可恨至极。当时西江三角洲和广东的几个邻县正闹灾荒。走私贩运的主要物资不是一般的贸易品而是大米，去向更是非常人所能想象：是从国民党辖区内的受灾区运往敌占区并卖给日本人的！对于身处向着未来高速航行的飞机中想要窥视天机的人来说，繁荣的走私与惨痛的灾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粮食走私和灾荒加重，这二者都是由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所导致的，而国民党政府却几乎是听之任之。
直到共产党进行土改之前，广大中国农村的统治大权都一直掌握在地方上的一小撮人手里，而大多数人则是辛苦种地的庄稼汉。这一带农村人口密集，谷物是致富的关键。囤积余粮以掌握经济势力的通常是一小撮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地主按传统习惯向佃户收租，租子比率常常高达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商人与高利贷者坚持古老的、对无知农民极其不利的经商之道，甚至因此成为囤粮大户。
这一小撮人同时还掌握着政治权势，因为由上级委任的官员大都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亲属，而这三种身份也经常集于一身。他们自然会与亲朋勾结，从事投机生意。
控制粮食的集团通常也有军警大权。当地驻军或民团长官可能是外来人，可往往和本地权贵具有一样的出身背景。结果就不免物以类聚、同流合污了。许多军官只要在某地任职时间稍长便会被拉下水。由于有军权的人能够对谷物和其他物资课税与管制，他们就常常被其他生意人物色为做投机买卖的同伙。军官永远能从农民手中搜刮到粮食。
靠这种权力的独占，一小撮控制谷物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腐化起来。事实也的确如此。自己的亲朋非法横征暴敛，官员们就当看不见。军官们把武器借给地方官，以便他们强派苛捐杂税。上级官员若是来巡查，民间豪绅——都是地方实力派的骨干分子——就异口同声地为他们庇护的恶棍们说好话、打掩护。
帮会横行至此，一切地方经济必将受损。抗日战争中期，西江三角洲和国民党政府其他前线的走私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战时流亡到中国内地的中央政府连手工业都没建立，上海和其他沿海沦陷区的现代化工厂所生产的东西无法替代。结果就是，侵华日军一俟战线稳定，便将沿海工厂的产品向内地倾销，数量不减战前。这些工厂既有日本人直辖的，也有伪政府控制的。日本人禁运一切军用或工业物资，而对其他物资则置之不理。国民党对一切走私物资都要课税，但从不设法禁止，即便是奢侈品等物的贸易。国民党的宣传机构鼓吹物资总是有益的，因为一切物资对战争和工业都是有用的。
1940年前后，当我路过西江三角洲时，当地一小撮控制谷物的人已经独占了走私的绝大部分。为了方便，其中许多人都与日军占领区的对手们建立了联系——包括伪政府的文武官员。这件事办起来很容易，因为日本人和国民党所使用的是同一小撮权贵。许多国民党官员与战线另一边的伪政府成员在战前非亲即友。我和米克斯先生一行在旅行中遇到的那些怪事无疑就是这种勾结的结果。
当然，走私生意对国民党前线地区是有害的。这种情况不仅有利于日本特务渗透，而且走私货比土货价廉物美，也会挤垮地方工业。再则，走私贩运的厚利还会把投资从工业领域吸引走。烟草和棉花之类的原料流往日军占领区，加工成香烟、布匹，再运回来，就把本来可在原地加工的工业生产夺走了。但是，比这更加有害的，是在灾荒时期能极为便利地把大米运到敌占区。
西江三角洲和其他人口稠密的广东各乡平时要从印度支那，如缅甸输入大米，因为粮食是不能自给的。后来，当我和米克斯先生经过那里时，有些乡还要从香港进口大米，尽管翌年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人占领香港，切断了这条供应线。稍后，他们就开始出高价在沦陷区就地买米，用于交换的是布匹、棉纱、法币，以及过去他们从香港的仓库中搞来的任何东西。尽管未被敌占的广东受灾最早，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大米却被该省各地区的一小撮囤粮户走私贩运出去了。
政府和军队的长官们为谋私利，榨取饥民手里的大米，卖给敌人，因而饿死了很多人。如此勾当，在以后持续两年的灾荒中从未中断。这就把本地区残存的一点抗战士气一扫而空了。也许，这本来就是日本人出高价买米的目的。
据传，在1943年至1944年的饥荒中，广东饿死的人达50多万。这对任何当权政府来说都无疑是一场大灾难。在这几十万人中，因输出大米而人为致死者究竟有多少，我从未听说过统计数字。即使只有几千人，对国民党的打击也是无可估量的。这项丑闻一经少数勇敢的报刊发表，马上就在全国关心政治的人士中广泛流传开来，引起了人们的诅咒痛骂。对许多人来说，这件事完全摧毁了国民党反共在道义上的借口。
农民们感到这些悲惨的事情和自己休戚相关，因而，小道消息迅速在数百里外广为散播。他们说：饥饿人群中的幸运儿只是那些给粮商当苦力、把大米背到日本人那里卖的人。他们好歹还能拿一点报酬，但若是被刺刀逼着给国民党运粮，那可是一分钱都拿不到。
这一切发生在太平洋上激战正酣之时，日本人的行动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但此后，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巨变中，日本的侵略渐成过去，这些事件却还在不断重演，这时西江灾荒的另一个方面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我听说过的所有饥荒情况中，这个因素全都存在。它简直是一幅促使中国传统社会解体、责任感崩溃的讽刺画。现在到了该写写它的时候了。
近年来，在所有受灾荒威胁的地区中，每逢初夏，在万里无云、烈日当头的时候，农民手中的粮食就不多了，他们不得不忍饥挨饿以节约粮食，并且祈祷天灾不要降临，这样等下一季粮食收上来之前就不至于断炊。而另一方面，经这个古老的病态社会规范授予特权的人们虽然在此期间有足够的粮食，根本用不着顾虑什么青黄不接，可他们还是要将这种原本用于食用的谷物尽量当作财富来囤积。在他们之中，自然也会有少数人在坏年份时发点慈悲，少收点地租。但在我所知的那些灾荒中，绝大多数租子仍是按十成征收的。
饥馑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少数囤粮户当然就要抬高粮价。但能有钱买回自家种的粮食的农民寥寥无几。于是，大部分人就只得食用代食品或变卖财产来购粮了。在还有树叶可吃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卖家具、衣服以及从房子上拆下的零件。此时，抢劫事件开始发生，但灾荒还不算太严重，强盗只是按传统方式把所需要的东西客气地拿走。他们所佩带的枪支，也只是起威胁作用。
通常，在树叶也快要吃完时，地方权贵就会开始把家眷、细软、剩余的粮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一般是保留着中古式城墙的地方，里面有国民党军队严加戒备。有时，这一小撮权贵从农村跑掉后，还会留下管家卖粮食，并收购农民们被迫卖掉的东西。国民党保安团的任务是在灾区维持秩序，为权贵发财起保护作用。当他们力量有不足的担忧时，就会有外地增援被派过来。
在以往的灾年中，如果秋粮歉收，树叶很快脱落，不能食用，农民就吃树皮和陶土，或卖掉工具、土地，好购粮充饥。在此情况下，他们甚至会把种子也吃掉，把心爱的耕畜也杀掉，从而灭绝一切回乡务农而不必借贷的希望。在粮价继续攀升的同时，饥饿的农民不得不将自己的财物抛向市场，但囤粮户所出的价钱却越来越低。在此阶段，农民陷入惨境的标志之一是，在长辈去世时，为了省下钱来购粮充饥，不仅不能举办丧事，甚至不得不将死者裸葬，既无寿衣，又无棺材。这在高度敬祖的中国社会中是莫大的耻辱、痛苦与折磨。
如今，沦为盗匪的人更多了，竞争也日益激烈，空气中总是弥漫着紧张的味道，动手抢粮之前不免要先火并一番。树皮和陶土当然并非食物，只能暂时延缓饥饿感。当匪帮强大到足以抢掠整个村庄时，灾区就进入了真正的野蛮时代。苦难使他们变得残酷无情。有时，匪帮竟会因无物可抢而迁怒于饥民，残暴地将他们杀死。
现在，许多农民或因身体虚弱，或出于没有心思，就根本不再去掩埋死人，而只是把尸体拖到离家较远的田中丢掉了事。而另一些人则感情麻木，竟在断炊时跑去偷吃别家的尸体，还得把争食的狼和狗赶走。有些人把家中不太有用的人卖掉，希望救活有用的人。妇女和儿童被出卖时尽管还算是奴婢，而未被当成食品，可依然要过秤。当一斤人肉的价格低于一斤粮食的时候，就说明灾荒达到了顶点。这时，体力尚能维持的农民就携家带口逃难去了。那些走不动的，就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绝望但体面地死去。
在灾荒的最后阶段，落草之人数量庞大而又丧心病狂，他们会将打击的目标扩展到灾民以外。他们威胁要劫掠城市，并且会把一小撮囤粮户的粮食抢回来。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部分原因是中国有个牢固的传统，非不得已，不去犯上。另外，那一小撮人不仅有粮，而且有权，他们早已采取了足够的防范措施。
灾年中，许多饥饿的农民不仅要买口粮，还得买种子和农具，以便日后耕种，结果将自己弄得债台高筑。然后为了把钱借到手，又得把仅有的土地典当出去，或答应秋后算账，以收成抵债。当他们用贷款买回种子、农具时，其价格当然是较高的，有时竟比他们在饥肠辘辘时胡乱卖出这些东西的价格高出两三倍。当他们借粮时，粮价是按当时的灾年水平来估计的；而收获还债的时候，粮价又是按照当时丰年的水平来估计。一来一往，利息甚高，荒年后的月利率往往高于10%。
手中有粮的少数人保持高粮价，直到他们把高利贷都放完；而在收获季节前一周，他们又抛出粮食，把市场粮价压低。在此阶段，降价一半也并非罕见。这时，一个曾经借用五斗粮食的农民在收获后就非还一石不可了。农民在收成到手后，即使并不够吃，地主和其他头头们也会不断找上门来，不仅要索取当年的租子，而且要追索过去灾年的欠租。于是，农民就只得再把土地或其他财产典当出去。
在灾后的岁月中，即便天公作美，农村中也还是会留下深深的受灾烙印。少数本来小康的中农因土地减少，沦为贫农；而原本的贫民就更是地无一垄了。控制粮食的那一小撮人却赚得盆满钵满，土地、钱财、粮食都增加了。许多流入远方城镇的农民，由于家中的一切都已变卖一空，就只好在城里继续流浪。而往往他们做工的工钱会被压得比平常工人的工钱更低一些。
我想，普通美国人了解到这些惨无人道的状况后，一定会发问：如此腐朽的社会，怎么会存在？就算只是短暂存在也不应该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沦入土崩瓦解，或者叫自杀状态，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尽管得到美国的援助也未能得救。但中国走向这条迟早会爆炸的道路，却是早从100年前与西方接触时就开始了。
19世纪以前，中国社会在多重因素的支持下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中国与其他大国相隔绝，战事不多，不需要庞大的军队，也无须强有力的政府，只要派好封疆大吏，皇帝的权威就能笼罩全国。皇亲国戚和宫廷王府的生活或许是绝顶豪华的，但捐税一旦分摊给全国各地，却也不算过重，尚可承受。
中国交通落后，各地隔绝，受到外界的经济、政治干扰都很少。人民生活需要大都由本地手工业来满足。按照西方的定义，那里的工业只不过能达到自给自足，很少能积累流通的财富。货币的流通量很低，财富的主要媒介是土地和在土地上生产的粮食。
在土地所有权上，早已传下了大量的不平等。帝国官员则不断由一小撮地主阶级所补充。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有80%的人民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所有这些人，只靠一小撮掌权者发慈悲才能活下来。
过去，对统治者的贪得无厌有一种制约力量，就是孔子的社会观念。这是一种人文精神，早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就由中国人发展起来了。这种观念认为，正如父亲有责任让子女过上美好的生活，为官者对治下的人民也负有同样的责任。皇帝对其臣子负责，并通过他们对人民负责。他是国家的君长。所谓家国一体。
在这一整套社会结构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责任是双向的：一是晚辈对长辈要孝顺，二是长辈对晚辈要爱护。皇帝是“天子”，具有人们想象中一切最高尚的美德，于是这种社会制度就加强了人们对合乎礼教的高尚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反过来又加强了这种社会制度。
尽管古代中国出过许多暴君、昏君和贪官污吏，但除了在改朝换代的混乱时期，人们一般总是保持着一种“天下一家”的观念，认为不应彼此欺凌。当一个朝廷允许其官吏肆无忌惮地压迫人民的时候，人们就认为天子已违背了天命。也就是说，皇帝任由人民遭受涂炭之苦，会引起他抽象意义上的父亲的震怒。这样，人们就会相信，改朝换代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由于历代皇帝都身处与世隔绝的深宫内院，信息的传布备受限制。因此，即便四海糜烂、九州沸腾，社会的某些地方也仍然不失良政，保持着正常的人际关系。加上中国那种低效能的、前现代的经济，这就意味着，富人仍可为富，穷人继续受穷。
当中国不再与西方隔绝，而沦为一系列战争与侵略，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各种无理要求的牺牲者时，与外国的交往就暴露并加深了清王朝及其继承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脆弱性。而后中国又被一系列内战搞得一团糟，为满足庞大军队的消耗，捐税有增无减。安定的生活已经走远，中国陷入了漫无边际的混乱状态。
即便是在和平时期，西方的工商业对中国古老的平衡状态也起了摧残作用。内地已经对外国市场开放，于是原有的手工业品市场被破坏了。铁路与现代航运拉近了相距遥远的人群和区域之间的距离，造成了使人头晕目眩的经济压力。当现代化工业在沿海地区萌芽时，西方式的可怕商业竞争大踏步地向内地扩散，冲击着中国原有的经济稳定，更多的货币和种种形式的流动资金开始流通。
交通条件的改善让父母官们信守的伦常开始沦丧。当看不见的皇帝远居深宫内院，与其说是统治者，不如说是偶像时，他所代表的、刻印在人们脑中的价值观毕竟还有点约束力。可是，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就不同了。信息通路一开，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所谓国家领袖的道德一样是个问题，不管是清王朝、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许多人都不过是乱臣贼子和既得利益者，地方当权派当然会转向新的楷模。
西方的思想和教育也增加了混乱，诸多种类的新名堂和价值观同时涌现，哪一家思想在中国亮相最多，自然就最容易被广泛接纳。西方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你争我夺，竞相在最短的时间内从中国榨取最多的东西。
西方人在中国沿海开辟了通商口岸后，这里的现代化工商业确曾在中国人中造就了一批新兴的富有阶级——买办和其他协助或模仿西方工业发展的人。其中，有的发展成了西方式的中产或上层阶级。他们用固定财产投资做生意，生意经也是从西方学来的，那可是远非原始的老一套可比的。在别处，包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地区——农村在内，则一般只有控制粮食的那一小撮人才能接受新教育、进行新投资、获得新利润。中国只有他们才受过教育、拥有闲置资本，不管数量有多可怜，然而他们获得新财富时往往会购置田产。这种新财富可以来自工商业，也可以来自勒索受贿，而购置田产则是该阶级的传统投资方式。
由于目前原因不明的人口猛增，当中国进入纷纷扰扰的20世纪、经历西化改革的时刻，它已经有了光靠原有土地上生长的谷物怎么也填不满的嘴巴，而且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已很严重，耗尽了地力。生存之难与潜在的恐惧使人贪得无厌，并加重了那种不惜同类相残的个人主义。这种行为方式普遍存在于家庭之外的各个方面，家庭成了人际关系中的善良和责任心仅存的堡垒。
这样，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中较为富有的人都在以全新的、几乎是毫无节制的方式来致富。已被无知和无权摧残的农民则处于无法抗拒厄运的地位，他们为恶性增加的人口和没完没了的战争负担所苦，而这种负担是富人必定要转嫁给他们的。中国的财富——包括土地在内——一开始是较为缓慢地、多少还合乎人道地在易手，而后来，这种变化就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残酷，贫者越贫，直到情况坏到不能再糟糕的情况，就像我在讲广东灾荒时谈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