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丨乌云滚滚
在最后一批海盗，或走私贩子，或游击队向我们有礼貌地告别之后，我们在热带地区度过了整整一周。那是在离开澳门的船上。我们扬帆通过三角洲中交错如网的河湖港汊，朝北驶向西江的主道。
抗战前，正当沿海地区最为繁华和最为现代化的时候，一次走向内地的旅行就是对西方式享受和城市化中国的缓慢告别。从沿海的大都市进入内地是分阶段的。最初，你到达了铁路的终点，继而是公路的终点，然后是电报的终点。沿海和内地的典型界标应是最后一座有戏院的城市，有干净旅馆的镇子，或有家大饭馆的村庄。如果你离开了那个可以买到上海香烟的小卖铺，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到达古老而又贫穷的内地了。
可是1940年，在我们的战时旅行中，情况却是相反的。我们接触最原始的地方反而是海岸。那是离开澳门后的第一个早上，我们缓慢地向内地行进。随后，我们进入了国民党的封锁区，这才离开了荒芜的海岸。旅途中，我们经过了第一条人行道，第一条可容得下一辆人力车的道路，它们好像在对我们表示欢迎。后来，又出现了第一条通行汽车的公路、第一个小饭馆、第一家大旅店，最后是第一座有电灯的城市和第一条铁路。等到达柳州时，我们已离开海岸300英里了。
在乘帆船行驶于三角洲的一周里，我们迂回地往来于荆棘丛生、烈日当头的沼泽地中，整天在日军碉堡和讨伐队附近转悠。后来，我打算在地图上找到此行的踪迹，结果却连一条水道都没找着。但我相信，这一周绕行的结果若以直线距离计算只不过是40多英里。那是一段既神秘又可怕的旅行。除了几个女孩子偶尔说笑几句，其他时间都是静悄悄的。三角洲一带的未沦陷区或半沦陷区随时都有遭到日本人袭击的可能。富人大都逃走了，而农民则正在第一个荒年中挣扎。有人预计，这次荒年将会持续3年之久。
炎热的7月天气，旅途的空虚令人如入梦境。每丛树林、每个港汊，都可能冒出点什么要命的东西来对付赤手空拳的我们。在草木茂密的两岸之间，我们航行了数小时之久。在此期间，偶然会见到一两个在田间耕种的农民，而他们一看见我们就跑开了，有时还会发现丛林中藏着个人，他静悄悄地、面带惊异地看着我们。此外，就再也看不到任何人类生活的踪迹了。有时，树梢上会出现其他走私船只的桅杆。他们正在和我们平行的沟渠中静悄悄地、神秘地驶过。前头不远处，一缕云烟飘上天空，同时伴有摩托汽艇的嘟嘟之声，听起来使人神经紧张，没人知道那是中国人的，还是日本人的。每当我们航行驶过一个村庄时，那恐怖的景象就如同游乐场里的地下鬼屋一样。红树和小棕榈树形成的道道围墙过去了，显现出来的是破烂房子里衣衫褴褛的人。他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呆若木鸡，没有任何动作，此时此景寂静得连河边的蟹声都听得见。
尽管除路卡，我们很少见到国民党部队，但战争的痕迹却散见于各处。在大片水域的入口处，一排排生了锈的鱼雷漂来漂去，活像浸入水中的怪物的嘴巴。沿岸，被炸毁的载客汽艇经常在树下沉浮。那是由于船员在两年前撤离广东的那次逃难中，曾寄希望于在树木下藏身，躲避轰炸。当时，中国人自己也曾焚毁桥梁、拆掉公路，使一大片区域重归原野。这在当时是“焦土政策”的一部分。我们多次来过这里奇特的加油站废墟。加油站两边堆满了破烂瓦斯喷枪和洞穿了的卡车残骸。但这东西位于开阔的农田上太不协调了，犹如海岸上放了架缝纫机。
我们离开澳门后，沿着这块被海水浸没的土地旅行了一周之久，而在弃舟登岸，来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镇——担水坑时，所见到的一切依然十分触目惊心，其情景仍在诉说着战争的存在。城镇周围的农田土地肥沃，看起来未遭兵燹。我本来以为，这儿的任何城市都和香港或澳门差不多，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建筑、生气勃勃的人群和引人注目的色泽、音响与芳香，可担水坑却是座死城，因为这座城市遭到过严重的轰炸。广州失陷后，居民无论贫富，都惊慌失措地逃走了。黑色的瓦砾堆上，烈日照耀的空地上，到处可见耸立着的空空的门窗框架。窄窄的街道上，除了一排排柱廊，就是丛生的杂草。有些公共建筑物上残存着战争初期草率涂上的粗犷宣传画，现在颜色都褪得差不多了，可它们却是在墙壁上打破死一样沉寂的唯一的东西。在多数街道上，活着的生物除野狗、野猫和老鼠之外，就只有路旁衣衫褴褛的小贩了，他们手里的货物全都肮脏不堪。清晨，虽有大雾弥漫，农民们却依然把蔬菜和粗糙的手工艺品拿来互相交易。他们身穿用热带林木纤维简单织成的蓑衣，蹲在市场的各个角落里，喧闹着讨价还价，活像一群瓦砾堆里的野兽。可是，这里毕竟还有座高级旅店逃过了空袭，房顶上的花园餐厅是唯一别致的景象。餐厅里的买卖活跃极了：大走私贩子和文武官员一起在那儿吃喝玩乐，狼狈为奸。这寂静的城镇总共只有几盏菜油灯在闪烁发光，可那高高在上的屋顶花园却像是幻觉里浮现出的东西，发出绿色的光晕，同时又像一座五彩缤纷的岛屿，原来那是一架走私来的日本汽灯照出来的光亮。
到达担水坑的当晚，我们这些外国旅行者就被国民党驻军将领们请来屋顶花园做客了。那是一桌豪华的酒宴，有鱼翅、大虾、鸡鸭、猪肉、高档调料等等。在吃了一星期干鱼和瓜片之后，这样的一餐的确美味非凡。有玉石花鸟装饰的花园餐厅凉爽宜人，肥胖的官员和商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开怀畅饮，像孩子般玩笑打闹，互相比较着新近走私来的珍品，其中有：自来水笔、温度计、手表、旅程表、写着“MODERN TIMES”（摩登时代）和“WELCOME”（欢迎）等英语字样的衣带环扣等。这些客人中，有各种国民党人的面型。有狡诈的三角脸，有粗鲁的方脸，还有会大声发笑但笑中毫无乐意的大胖圆脸。所有这些，后来我都像梦魇一样见识了。
当将军和副官得知我们当中的几位欧洲医生隶属中国红十字会时，他们起了很大的兴趣，这是他们从未听说过的机构。对两位医生在来中国之前，曾在西班牙共和国军中工作过一事，他们也非常感兴趣，并提出了许多把西班牙与中国情况相比较的问题。但佳肴美馔并未减少两位医生对他们的讽刺。
“我们中国军人的力量与西班牙的相比，怎么样？”将军问。
“中国军人吃苦耐劳的能力举世无双。”德国医生回答。
将军看来受宠若惊了。
“你认为中国可能被打败吗？”他问。
“永远不会。”奥地利医生在杯盘狼藉的桌上挥手叫喊道，“中国的资源是无限的。即使在西班牙战争刚开始时，共和国的最高级将领们也没吃这么好的东西！”
将军再次感到受宠若惊。他和年轻的、发福的副官们又揣测起西班牙之所以失败这件怪事：“分配不当嘛！”他们最后如是判断，并奸笑了一番。
离开担水坑后，我们开始步行。那是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旅程。女孩们在前面紧靠在一起，快步疾行。她们把手中的棕色阳伞笔直地举在头上，两腿在发亮的衣裙下飞速穿梭，直到离开了日本人的管界。这时，她们边走边玩笑，毫无倦意，在炎热的天气中走了一整天，却依然像刚出发时那般精神焕发。远在她们后面跟着的，是米克斯牧师，他身穿厚衣，头戴厚厚的白色遮阳帽，手提黑色雨伞。最后是我们这些人和挑夫苦力们。大家一起蜿蜒前进，一会儿停下歇脚，一会儿又起来赶路。
如果不是由于天气炎热，情况紧急，这次跋涉肯定会像以前一样，充满在中国乡间游历的野趣。在一些连绵不断的村庄中，妇女们把头发梳成圆锥形，盘在脑后，显得很俊俏，但它看起来又活像黄蜂的肚子，让人看着就有点疼。另一些村里，女人又在深蓝色的围裙上戴着银链子。在这块平原的一边，有些村庄颇有中古时期意大利的风貌，周围有些残破了的高大的方形灰塔，就是往昔高利贷者们的堡垒。另一边最讲究的房屋属于归国华侨，其样式在多大程度上与加利福尼亚或印度尼西亚的建筑相似，那就要看房主能给木匠们的脑袋里塞进多少东西了。在山丘地带，村庄是围池塘而建的，池塘里面养有淡水鱼，上面建了一圈公厕。外地人若有腹泻跑去大便，那些鱼便会乱蹦乱跳，以至于吓他们一跳。老乡们看到后哈哈大笑。我们所步行的全程过去都是汽车路。在平坦的田地中，公路的残迹多已不复存在，除了那些电线杆桩子（地上的部分已被砍掉当柴烧了）。在长满杂草的山区，道路上布满了反坦克陷阱，又宽又深。有朝一日，这里要重建公路时，另择他途比复原旧路应该要容易些。
肇庆位于西江三角洲中央，它像担水坑一样，有一半都是残垣断壁和骨白色的瓦砾堆，另一半有人居住的房屋，为了避免空袭也涂上了黑色。大型建筑的屋顶上则置有阴暗的竹笼子，权当防空用具，可惜那只是一厢情愿。大街上，中午的人数与和平时期夜间11点半差不多。少数开张营业的店铺大都充斥着走私货。此外，除了农民的手工制品，再无地方工业品的踪迹。
这里的走私车沿着数不清的小道，穿过前线，又重新汇合，犹如三角洲的条条小溪。经一家轮船公司安排，我们要朝上游去的一行人登上了一条船，那船有点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盖伦帆船的风采，可容纳300名乘客和1000多只鸭子。大家在这条旧船上待了两周，才从林木覆盖的广东平原上升到荆棘丛生的广西高原。江水逐渐由红沙泥色变为青石灰色。气候则由潮湿温热变成了微风习习的燥热。女孩子相继在亲戚家附近上了岸，最后米克斯先生也走了。
由于距前线和日本空军基地太近，这条大船只能在夜间航行。前面，烧木料的拖驳映出了橘色的火光，微弱地照着我们这条大船。在船尾，从上到下分别是头等、二等、三等舱位，都是由板条和雕花木格连在一起制成的。由于天热，夜间各等舱位的乘客无不聚在甲板上。白天，船躲在遮盖两岸的竹林之下，乘客们则纷纷散在田地和果园里去睡觉。
除了本地生意人和个别旅行者，乘客大都是临时的走私贩子，或按他们开玩笑的说法，是“走私游击队”。他们每人从日军占领区回来时，都会带一两箱袜子、口红、自来水笔和其他轻便商品。我还记得，有位将军的太太，由4个年轻警卫护送着自前线返回。她去前线是与丈夫一起度假的。作为军官家属，他们比一般国民党军人的东西要多些，吃得也更好些。他们总是打打闹闹的，就像旷课的小学生；一上岸，就忙着捉蝴蝶，或坐在小船上；一看见我们走过，就用脚踢水。他们拥有的东西中，价值最高的是枕头和毛巾，绣着“Good night”（晚安）、“Good morning”（早安）等时髦的英文字。为了充分利用机会，他们不分早晚地请同行的外国人教他们读英文。然后就彼此重复，哈哈逗乐。一旦他们记熟了发音，就在早上起床登岸时叫喊“Good night”，而在晚间洗脸时，却又喊着“Good morning”。
每座城镇都是离江越远，人越多，越繁忙。两广交界的梧州市外围到处都遭到过惨痛轰炸。但市中心那些四五层的楼房却完好无损。这些建筑都已涂成了黑色，使得城市好像是一座蝙蝠之城。黄昏时刻，空袭的危险已经过去，阴暗狭窄的街道上就会闪烁出微弱的电灯光来。这时，肮脏的人群就会在这半明半暗之处游荡。他们争吵讥笑，生龙活虎，使人联想到战前那种熙熙攘攘的生活。尽管出卖的商品大都是走私货，可也有少数小铺子开张营业。他们贩卖行李包、柳编什物和易于制造的城市生活用品。在梧州，我们开始感到了国民党中央当局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护照受到了检查，还有人要求我们填写入境表格。这是我们从边界进入、走了百多英里路以来头一次碰到的。大街上有用粗大木料与铁丝网搭成的路障，是用来防止暴乱、对付人民的。
在梧州上游，我们的帆船在战前曾是渔村的几个地方停靠了几个晚上。当年，走干流的大轮船从来不会经过这里，可惜那些船后来都被日军炸沉，或者被自己人“焦土”了。现在，这些地方都成了繁荣的市镇，充斥着酒肆、旅店。乘帆船来的暴发户“游击商”们通宵达旦地赌博酗酒，吵吵闹闹。柳州是第一个看上去正常的城市，在城郊一条支流上游，是来自桂林和其他华南未沦陷城市的铁路与通往重庆的公路之交汇处。即便在白天，它那挤满人群的街道也会发出叫卖的、建筑工地上的、汽车的、报贩的、军队口令等各种声音。我们越往内地走，军人的身影就越多。柳州遭到过空袭，但大多数地方已经盖上了简易的新房。城外围有些小工厂，商业区票号兴隆，人群中不乏衣着考究者。这就和我读过的那些有关战时中国的情况开始有些相像了。
那年夏天，我脑子里对国民党政府的了解全都来自美国的报纸：什么虽败犹荣呀，勇敢机智的游击队呀，数百万西撤的难民下定决心抗战到底呀，正在后方建设的新中国呀，山洞中的工厂呀，忙碌的工业合作社呀，新公路和医院呀，如此等等。此外，还有蒋委员长的高大形象在挂图中俯视着团结起来的大地；微露在他背后的，还有他那美貌动人的妻子。当我在美国读到这一切时，也曾慨叹道：“和我当年所知的中国是多么不同啊！”一个新中国在战争中诞生了。这是我重返中国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我离开澳门后的36小时内的奇特见闻，是与上面讲的光辉精神不相符合的。但我可以把那些怪现象都看成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所发生的特殊的事，把那些怪现象当作任何前线都会有的一部分而不予重视。但在后来的几星期，当我穿过前线，看到了后面那宽阔的长条形领土上所遭受的苦难时，我便很难再相信一切见闻都是例外了。再后来的那几年，当我在西北和华中访问过前线之后，才开始了解，1940年的华南前线是有代表性的，不仅在抗战的消极态度上，更在国民党的品格上。这种品格无论在平时或战时，抵抗外敌时或打内战时，都同样削弱它自己的力量。
在所有国民党前线的后面，展现着一片片“无路区”，都和我们在西江三角洲走过的一样。其深度依日本空袭的习惯而有所不同，一般有10英里到50英里。这里的所有交通设施，包括宽点的人行道在内都被毁掉了，或任其自生自灭。整片整片的城镇都被抛弃了。住在那里的只有农民、一小撮囤粮户、走私贩子和他们的代理人。驻防的军队大多是贫弱的地方部队，或中央政府打算削弱的部队。
在“无路区”之内，还有一块被废弃的长条形领土，纵深不一，最深的达100英里，都是按可能被敌人侵占危险的程度而定的。现在，乡村生活颇为正常，城市生活的上层结构已经解体。乡村公路还在开放，但所有的铁路都已被摧毁。现代化工厂要么被“焦土政策”，要么迁往西南去了。城市中的大部分上层人士都和他们的生意、技术、购买力和可用于投资的钱财一起转移到西南，或者战线的另一方——日本占领区去了。占领区是不受侵略威胁的。驻防在这里的第二线军队比“无路区”第一线的更多、更好一些。他们平时可以演习，一旦受到攻击可以保命。最亲信的“精锐”部队则保留在更遥远、更安全的大后方。
日本侵略的后期，大部分前线虽平静了几年，但国民党依然很少努力将外围领土与西南边塞连成一体。这里仍没人理睬，没有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只有走私线路把敌方产品运往华西稍富裕的一些市场。结果，经济灾难制造了政治不安，也必然导致了军事力量的疲弱。
理所当然，就私人利益来说，谁也不愿意在暴露于敌前的区域扎根。但应该承认，国民党政府应与这种怯懦现象作斗争，应该采取必要的冒险措施以树立榜样。可是，与此相反，政府却对私人利益妥为保护，不惜因此损害国家的利益，削弱本国军队的抵抗力。
这种轻视前方的倾向在部队的配备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前方驻防的都是较差的部队，精良的部队反而放在后方。在国统区，政府当然由国民党一手遮天。1940年，当我到达中国时，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都承认，这个政权正在积蓄力量，准备打一场反对另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大仗。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北方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由国民党委任经营的五大银行对发放贷款到靠近前线的地区搞建设吝啬得很，而私营银行反而愿意冒险。政府公务员间有句口头语，表示对往前线投资不屑一顾。他们说那叫“浪费”，说把高价值的设备与人员运往前方是“浪费”。高级国民党官员也“以身作则”，把家资从危险地带转移到华西或海外。这就和地主在灾荒时期从原籍逃跑，而把农民留在灾区一样。日本侵略期间，前线地区的农民和其他无权无势的人，也像饥荒时期的农民一样，能凭借依靠的唯有自己。在控制着粮食的一小撮人看来，所谓“社会栋梁”，已经安全撤到了最近的城镇中。
到了抗日战争最后的年月，国民党政府与地方上控制粮食的一小撮地主的相似之处就更明显了。后者利用灾荒来侵占土地和其他财富，而前者则利用日本的侵略来增加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所独占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即便在战前，这个政权就表明过，它要把大多数中国的基础工商业置于政府或国家银行的独占之下。后来，它就利用国难加紧盘剥中国经济，致使私人企业萧条到了濒于灭绝的程度。同理，战争的紧急状态还被用来削弱地方实力派和其他任何国民党中央政权之外的势力。
这种趋势在日本投降后达到了顶点。当时我们美国人试图保证国民党成为全中国的政府，把它的军队运往下游沿海的日军占领区，并给了它那么多各方面的援助，结果却致使它觉得人民是否对它支持就无所谓了。然后，它就把独占增加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在全中国造成了革命成熟的形势。这时，日军侵华期间被弃之不顾的前线的种种弊端，仿佛已然扩展到了全中国。
在战前，普通外国旅行者想接近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听一听谈一谈，那是很不容易的；只能认识到某些专门与洋人交涉的人，而且他们的脾气往往不太好。再有，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或娱乐场所萍水相逢的一些人。其他人都太忙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接触面与外国人毫不相干。而战时中国可就不一样了，就拿我那回在柳州来说，我在炎热的8月等车去重庆，一等就是一星期。
柳州的旅馆设在近郊区，三面都被圆锥形的、遍布广西的小山丘环绕着。在敞开那一面的中央立着一棵短了一截的松树，活像戏院中的乐队指挥台。我在柳州度过的第一个清晨，天刚破晓，庙里的一座大钟就从覆盖着尖屋顶的丛林之上传来了巨响。然后扩音器就穿过树叶，传来大声喊叫：“18架敌机到广西来啦！”
这些由机器宣布的字眼和浮夸而无感情的腔调越过家家户户的屋顶，掀起一阵喧闹。旅馆伙计和挑夫们一个接一个地敲门喊道：“警报！空袭！”柳州人对空袭总是一惊一乍。当地遭受过几次大空袭，但频率不高，所以还不至于让市民无动于衷，听天由命。
旅客们手提衣箱行李以及他们摆在荷花池边的柳条篮子或鸟笼子，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来到花园，然后就挤出门去，加入跨过广场的人流，直逼农村道路两旁的林荫，树影在人群穿过时摇曳不已。再走近点，小山包脚下的斜坡上已爬满了人。
从广场到山脚下的田地是非常拥挤的，人行道只够单人行进。叫喊声在这儿就更大了，有些人边跑边吵。这个踩了那个的脚后跟，跑得慢的被推倒在泥塘里，如此等等。田野上，有个建筑脚手架高高耸立，第一次发出警报时，它的横梁上就悬出了一盏红灯。忽然，第二盏红灯又顺滑车升起。从屋顶的台子上发出的巨大声音催促着人群快跑，“敌机离境已不过30英里了”。警报器的调门儿变成了一个紧张的人声：“快！快！快！”人群在哭喊叫骂声中踉跄地前进着，然后在山脚下较为干燥的地方散开，大家都弯下腰慢慢地走着。有时，第三次警报声传到了山脚下的岩石洞里。那是柳州的天然防空壕，还不曾遭到过轰炸。此刻，在洞外享受新鲜空气与开阔眼界的人可就手忙脚乱了。
在各个高处，成百成千的人待在那里，犹如戏院里的观众。在“指挥台”外，缤纷的仲夏天空伸展开来，仿佛在上演造化大戏。在它下面，柳州城一览无余，像是舞台的布景。银灰色的建筑物是暗绿色高地上一块结实的补丁，周围遍布着阴暗的三角山峰。奔跑的人群荡起的灰尘，将房屋都盖住了，这条黄色的土龙沿着汽车狂奔的公路一直延伸到乡村。
“敌机已到柳州了”，扩音器隆隆作响，令人不寒而栗。
山上，香烟熄灭，阳伞折起，孩子们叫着父母，穿白衣服的人被警告要注意隐蔽，一切谈话都停了。下面的这座空城里，除了马的嘶鸣，听不见其他声音了。在阳光照耀的大街上，可以看见圈里的牲畜、在关张的店铺门前喘息的狗，以及一群趾高气扬、摇摇摆摆地走下水里的大鹅。再过一会儿，沉寂中听见了嗡嗡声。每把扇子都停止了，每只眼睛都在向上看，这声音越来越清楚了。那天早晨，敌机自城南飞过，每3架一组，看起来像些小黑点，穿过“指挥台”外天空中发亮的云朵，飞往西方，顷刻间就不见了。西边是从印度支那出发，穿越广西高原的公路，随着一阵风吹麦浪，柳州四围的斜坡上也响起了声音。
我在山谷中和两个国民党官员坐在一起。他们身穿上等走私料子的文官制服，虽然没和我讲英语，但我的出现使那位年龄稍小的官员想起了他自己的旅美之行，于是便开始向同伴介绍起了美国。——那摩天楼呀，真高哇！那大桥呀，真长啊！那隧道呀，好深哪！在他的朋友听腻了以后，他又谈到当他闯进美国中部时，看见过一只鸟。他稍许夸张地描述了它是多么小巧玲珑，还摇着手，表示那鸟翅膀如何扑腾。他勾起手指，按在嘴上嗡嗡叫，声音如此可怕，以致斜坡下面的一位妇女嘟囔着：“飞机又回来了！”并赶忙把阳伞合上了。
可这回轮到年长的官员听不够了。
“我真想也到外国去看看那只鸟。”他这样说。
柳州人也许还没被轰炸搞得“谈机色变”，可“跑警报”却颇有经验。他们不像新手，把日历、花瓶、相册什么的抄起来就走，而是带着吃的喝的，坐在山里，在敌机过去后的十几分钟里就舒坦起来了，拿大树叶遮阴凉，用草编织篮子。当大家都心满意足时，谈话声喧闹了起来。在较低处的山洞口，有些人买了面条、豆浆、带穗的老玉米，把炉子燃起来，和那些打算迟一点在家用早饭的人一起，繁忙地干起活来。穿着破烂的孩子们游游荡荡地上下山，好像戏院里叫卖报纸、花生米的小贩。
过了一会儿，山下一些玩游戏的孩子们在我背后模拟着空袭，挥手叫着“崩、崩”，彼此打耳光。当然，他们一看见外国人就立即停下来，用他们所想象的外国话，“叽里咕噜”地和我逗乐。“叽里咕噜”是中国人对外国话的通称。在英语流传较广的城市里，孩子们和外国人逗乐通常都喊些“唉，比，塞，耶斯、耶斯”之类的声音，大概是由“A、B、C”和“Yes、Yes”演化而来的。可这些柳州孩子却不断发出“郝勒儿、郝勒儿”这样的卷舌音。后来我得知，1940年柳州听到的外国话主要是俄语，那是由于苏联顾问在当地办过军校。孩子们可能是在试图说“赫勒朔”，就是“好”的意思。
和我在一个山谷里的官员们立即厌烦了这帮孩子，并把他们赶开了。可他们自己却继续着那些关于外国人的、令人难受的对话。他俩都是从沿海城市来的，年纪都不小了，经历过那样一种岁月：旅华外国人的做派仿佛已把中国看成了殖民地。当然，他们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这两个中国人又谈起“狗同中国人不许入内”的牌子，还有其他令人生厌的歧视行径时，说到外国人便用了两个经典的蔑称：“大鼻子”和“老毛子”。讲到这些，当然会有许多不愉快的辛酸往事，但那位追忆着啼鸟的人却讲了如下一段趣闻：
在镇边上，住着一位女大鼻子传教士。她的听差死了，就又雇了一个中国农村的基督徒。她开始训练他了。明白吗？传教士训练听差，说是为了传教，其实是让他们听话，少要钱。
这个大鼻子遇到了一大堆麻烦，她教给他用老毛子的方法搞清洁卫生。在接待过中国客人之后，她要他把每件客人用过的东西都洗一遍，还得用药水擦过。可他却不明白这究竟有何意义。更糟糕的是，她要他每天洗手、脸5次。他怕把脸皮洗掉了，就不大听话。一天，他给她送午饭时，脸上有条炭痕。这大鼻子可真恼火了，立即让他到她屋里去把镜子拿来照照。
她问道：“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这机灵的听差冲口答道：“镜子裂了！”
清晨过去，云朵渐开，高温逐渐下降，那本来很长的树荫也逐渐缩回到小山峰脚下了，人群开始不安地蠕动起来。当上面的人向下面的人群中荡下灰尘时，人们就吵起来了。每当一点点怪事和那些呆滞的目光相遇时，人们就聊个没完，笑个不止，狗打架呀，卖花生米的在争吵呀，都会引起一阵骚动。还有一回，一个受惊的男孩想躲在大家所坐的阴凉高地，可谁也不许。“这儿不行！”“这儿不行！”“我可不给你让座。”他们就这样戏谑地朝他喊着。于是，他只得哭着鼻子到太阳地里去了。最后，过来个士兵，给他满身披上树叶，他又在哄堂大笑中重新跑上山去了。
少顷，有个小小的殡仪队在下面已经空了的柳州城里出现了，他们小心翼翼地靠镇边走过。当扩音器播报一架敌机又返回柳州时，整个队伍就重新奔上山去了。他们带着棺材和红绿色仪仗幡旗，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抬棺材的苦力竟想把棺材放到活人的头顶上。他们在山上打趣地说，把他留在这儿吧，他不会有意见的。于是，哂笑声在整个山峰中的人群里爆发了出来。
那架单机飞过柳州时既高又快。这时，有个蠢材在对面的山上脱下了衬衣，露出大片白色。于是所有山坡上的人就都吵嚷起来了，他们彼此呼应，愤怒地涌到那人坐着的地方，势如倾泻的瀑布。那人则疯了似的跑下山去，那些想要他命的人紧跟在后面追赶。
我所在的那座山上，喧闹转瞬就成了笑谈，题目是，“杀死看起来像是给日本飞机打信号的人，用什么法子最好”。
清晨即将过去，我周围的人开始朝我看过来，还不时地哈哈大笑，然后又往山脚下指指画画，那里有人坐累了，正在田边来回走动。我看见了另一个矮个子外国人，他戴着白色防晒帽，被一群笑着的人们包围着，他们也在指着我。整个山脚的人群不出意料地聊开了。我们这些外国人除了像小绵羊似的腼腆地接近他们之外，别无他法。接着，侃大山发展成为放肆的讥笑。“看，他们看对眼了呢。他们笑了，彼此走近了，出傻相了。”“你猜，他们说的是哪个国家的话，是不是俄语？”当我们这两个外国人彼此握手，并排坐在岩石旁时，这种讥笑发展到了顶点。非常明显，这在他们看起来是今早最可笑的事情。
“有时我想，当初要是不离开瑞士就好了。”那个大鼻子说，同时用手帕抹一下脸，好像他是在阿尔卑斯的空旷山顶乘凉。他说自己是个医生，是控制霍乱病的专家，是国联派来中国的，他还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自己的实验室里需要养很多小白鼠，于是他训练了两名苦力来帮他晚上在马路上捉老鼠。一人拿手电照老鼠，另一人把它们收进网。有一天夜间，在一处陋巷，他们追着老鼠爬，后来捉到一个大家伙，可还没来得及拿走，就有个穷老太婆冲出小屋喊道：
“这老鼠是我的，它吃我们家东西好几年了！”医生只得给她几块大洋才拿走老鼠。
这时太阳已过头顶，阴影渐渐从对面的山峰消逝，人群为躲避换了方向的阳光骚动不安起来。由于一切公共活动均已停止，多数男人就心满意足地在山上坐下来聊天，直到警报解除。可妇女们却为未了的家务活儿而犯愁，而且许多人都回城去了。
突然，扩音器又响了。它宣布，其他飞机回来了。当晴朗的天空再次因为引擎声而震动时，高处的人就蹲下来躲进灌木丛中不出一点声音了。那些带头回城镇的人也静悄悄地跑回山里来了。即使后来经过了数年之久的长期空袭，许多中国的乡下人也还是以为飞机有某种特异功能，他们顽固地迷信驾驶员会听见地上的一切声音，所以即使在防空壕里，说话声音比耳语大些他们也认为是危险的。可另一方面，移动目标比静止目标更容易被发现这一点，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毫无例外，当敌机即将飞抵人们的头顶时，总会有一群人拥到一起挤来挤去。周围的人鸦雀无声，惊惧无状，而他们却忙乱地跑着，将自己完全暴露在敌机之下，那真是中国人最可悲的样子。中国人总受着各种暴力的威胁，他们不仅不去反抗，而且有的表现让人觉得莫明其妙。
那天早上的18架敌机显然已把炸弹丢在了通往印度支那的公路上。当年6月，在日本人强迫关闭那条公路之前，那里曾挤满越界运送补给的卡车，因此，它是个显眼的大目标。日本轰炸机再次路过柳州也是笔直地飞走了。当它们嗡嗡地飞过去的时候，山上的人群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水田里的一小堆人身上，他们因被墙壁和树木挡住视线，不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偏偏逃跑的狭路却被一个缠足妇女所阻，她摇摇晃晃，前仰后合地扭动着，活像一条鱼，想用尾巴的力量朝前跑，她后面的人们恐慌地跳着脚，这个老太太害怕到不得不打破沉寂，她喊道：“快点儿！快点儿！”好像路上的障碍并非她自己。在山上，一旦敌机不见，人们就又笑了起来。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尽管我只见过不多几次空袭造成了实际的损失，但我住过的城镇乡村却经历了上千次的空袭警报，成千上万的居民从家里跑出来，布满田野。这就是我对战时气氛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回忆起来最令人伤心的景象。中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不过是重重刀俎下面的鱼肉，强大外国的利益，还有本国那些有权有势、只图私利的集团都在随意宰割他们，日本飞机就好像这一切恶势力的代表。当飞机的隆隆之声变得深沉起来时，全家坐在山上或田中的人就会暂时中断笑话和闲聊，把那些在长期习惯中形成的无表情的面孔转向天空。
每当我在这无聊而屈辱的时刻，听着那些没完没了的瞎聊时，往往使我震惊的是，我觉得自己远非仅从一个和平时期的国家来到了一个战争中的国家。我觉得我的国家是个活跃的、能够控制自己命运的、相信动荡不定的未来将由自己的能力与力量来左右的国家。它的每一个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小心提防，不让外界的各种力量摆布自己和自己的国家。的确，许多西方人看不惯中国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小事情，而这只不过是任何一个暂时沦为受害者的人的一种自然反应而已。大多数有关中国的报道来自那么一些外国人：他们滞留中国时，正值它几近沦为西方殖民地的那几十年。这些外来人与中国人所打的交道，肯定反映了那些国家与中国的不平等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不平等也在加剧。因此，人们所看到的所谓中国人的特点也必然带有许多积弱的烙印。奸诈、恶意、残酷、琐碎。“闻小胜而骄，见小败而馁”，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任人摆布欺凌的受害者的特点。那些没完没了、令人恼火的笑声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那是瘸子的拐杖、伤员的绷带、病人的良药。
一天早上，当我在柳州一座山旁“跑警报”，和几个来自花街柳巷的女郎一起坐在河边时，颇听到了一些男人大谈男女之事。
一个早晨，一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身穿破旧半西式服装，手提公文包，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机关职员（他有个习惯，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时，总要用吐沫把一些树叶贴在手臂和大腿上，让太阳晒出痕迹来），他讲了个故事，是关于两个男职员追求一个女职员的。
这之后，又有个人讲了个故事。这时，笑声终止了。和上次笑声荡过山坡时一样，大家都因敌机已临当头而不快，在听得见声音的距离内，坐着的人们都不安地彼此看着。尽管特务的效率甚低，在生人中说反政府的话一般没什么危险，但在1940年，这类现象还不多。广西和国民党中央是有些对立的。这人所穿的便服是用家里做的灰色土布织成的，样子是南宁式的，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广西人。他把故事会推向了高潮。
他说，有个重庆的大官，他的小轿车在柳州以北的田里坏了。但司机却交代说，他已经把工具箱卖掉，无法修理了。于是这个大官就傲慢地命令在田中工作的农民回村去喊人来推车。山区的广西人向来性子就很犟，他们在战前所受本省政府的教育也增加了独立感，于是农夫拒绝前往。像在重庆的派头一样，那国民党官员就命令卫兵揍了他一顿。
在邻近的一块田里，另一个农民把这一切看在眼中，赶忙跑回村去报告了村长。村长敲起了集合锣。村民们手持长矛、梭镖、鸟枪列队沿路前进，后来强迫官员给被打得鼻青脸肿而又怒气冲冲的农民道了歉。然后，他们把车推走了。
这阵欢声笑语鼓励了另一位听众——一个“游击商人”里最穷的人。他骄傲地解释说，自己以前在广西西部边界靠近印度支那的地方当过中农，后来是为歉收和负债所迫才背井离乡。
去年天旱少雨，他家乡那些贫农种的都是些高坡地，庄稼快旱死了。可易灌溉的河滩地都属于富有的地主，收成不受影响。山上的贫农们饿急了，就在夜间爬进山谷，去偷未熟的稻谷，但地主雇有看青的人，偷庄稼并不容易。山上有个农民想了个办法，希望以此帮助亲人，那就是，给地主当看青的。可他是偷着干的，因为在穷人眼里，看青的都是敌人。雇他的也是个国民党官员，能从当地驻军那里借枪给看青的佩带。第一天夜里，这个神经紧张的小伙子听见由他负责看守的那块地里传出了声音，就朝黑暗中胡乱开了一枪。他听到了一声喊叫。然后，有个受了伤的人带着满身泥泞滚出来，逃掉了。第二天，他回家见自己的父亲受了致命的重伤，就跳河自杀了。不久，他们全家都跳河自杀了。
故事讲完后，人们没有悲戚，甚至连磕了药般的笑声也没有。
我在柳州住的这一周里，只有一天没响警报，还有一天响了两次，可只有一次遭到了12架飞机的轻微轰炸。其实，轰炸本身并不如人们的喧嚣那么可怕和实际。警报响了好几次，轰炸也未必来一次，而喧哗却是每次警报后必有的。城的另一边所升起的棕色烟云飘过山巅，看起来更像一种什么自然现象，而不是由人类的战争造成的。炸弹落地时的声音主要造成的是激扰。猛投或撕裂或颤动的声音，仿佛是阳光普照的天空被扯烂了，像金属板一样发出嘎嘎的声音。无论是在空气中，还是在土地中，爆炸声都在颤动中传播着，给人一种大山从中间崩开、滑动的感觉。村子里，狗在空旷的街道上惊慌地乱窜；而在山上，坐着的人们脸上却带着淡漠的神情，仿佛他们的对话只是被雷声打断了。
敌机去后，山上山下，到处笑着，重复地问着同一个问题：
“怕不怕？”
然后，儿童、老人、残疾人纷纷回答：
“不怕，不怕！”
“怕一点！”
最常见的回答可悲极了，却又不是全然的灰暗：
“怕，没有办法！”
当“指挥台”上的巨响报告敌机已离省后，一阵人群的嗡嗡声响过群山，就像戏院断电后重又接好一样。大家发出笑声，彼此从衣服上拿掉树叶，走时还摘点花朵。人群如河水般流下山地，重新占据了他们自己的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