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丨共鸣箱
到2月初，继香港和马尼拉之后，新加坡也沦陷了。这时国统区的人们对英国和美国的表现既吃惊又失望，甚至在成都教会学校的校园中，平素谦恭有礼的华人基督徒也流露出了这种情绪。英国人在19世纪实行了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政策，引发了中国人的不信任感，到如今中国人还看不起英国人也是理所应当。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反感则近乎友人之间的埋怨。几年以来，绝大多数开明、有头脑的中国人都认为，美国人参加对日作战将有助于中国抗战的胜利。国民党控制下的报刊也鼓励这种希冀，目的是转移对国民党失败的注意力。美国宣传机构为了冲淡中国人在美国对日贸易上的中立态度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断保证将来会援助中国，这更加助长了这种希望。1941年日美谈判期间，罗斯福许诺向中国提供美国当时最大的飞机——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国民党大肆宣传了这条消息。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人现在更加失望，因为原来以为美国有奇迹般的力量，可现在看起来美国也不是无敌的。而且，很明显美国答应的援助并没有很快到达中国。许多中国人缺乏现代知识，他们以为“空中堡垒”是一种用锚链拴住、悬浮在空中的碉堡。但在受日机轰炸威胁的重庆上空，他们始终没有看到这种碉堡的出现，所以更加深了不满情绪。
在由成都前往重庆的长途汽车上，我第一次充分领教了中国人的这种怨毒。我的座位附近有两个国民党空军军官，这种人向来骄横，特别是在那几年，由于国民党的飞机太少，所以很少让这些宝贵的飞机冒险参加战斗，这越发助长了他们的骄横之气。两人似乎是在跑买卖，因为他们带着几箱子女士衣物，这些衣物是上海制造的，上面贴有日本人的印花。他们喋喋不休地对其他旅客大谈对美国的看法：
“美国人根本不会打仗！只有中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和苏联人会打仗。美国人只会跳舞、喝酒和赚钱。他们除了机器什么也不懂，他们只对享乐感兴趣。”
“你知道美国人为什么丢了马尼拉吗？因为日本人把他们的奶牛都炸死了，而美国大兵们只要有一天吃不上冰淇淋就拒绝作战。你看看美国人在中国怎么生活，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只有金钱，没有勇气。为什么他们不派美国军队出国作战？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士兵留在家里，花钱雇我们勇敢的中国人替他们打仗受罪。”
旧有的排外情绪又一次爆发出来，理由真是数不胜数：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前向中国出售鸦片？为什么美国人向日本人出售军用物资？为什么英国人封闭了滇缅公路？如此等等。从成都到重庆的一路上，我听到的全是这种议论。
一到重庆，我立即开始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表现美国人也是能打仗的：画鸟。当时美国驻重庆的唯一军事机构是美国战争情报局，在当地雇用了三位美国职员，每天发布从旧金山无线电台收听到的新闻广播，企图以此消除中国人的失望和反美情绪。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新闻由中央社向全国统区发布，但只能对很少数有文化的中国人产生影响。为了向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宣传，美国战争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打算制作一些胶片幻灯片，替代之前的玻璃幻灯片在农村放映。在我向大使馆汇报了我在中国北方的情况之后，我开始制作一套幻灯片，主题是鸟儿之间的战争，为的是反驳当时流行的对美国的嘲弄。我的作品承认，美国过去只在口头上支援中国、道义上谴责日本是愚蠢的；作品向人们解释，美国需要时间来筹备反攻，美国的力量必将增强到足以击败日本的程度。
70张幻灯片制作完毕后，我开始在记者招待所为美国战争情报局工作。在1942年的其余时间中，我负责编辑英文新闻评论周刊《美国文摘》（The American Digest ）。这一周刊面向中国各报纸杂志亭发行，内容摘录自美国出版物。在这一年和以后两年多的时间中，美国战争情报局的美国杂志和报纸通过外交函件由“驼峰航线”运来，抵达时间不定。但这毕竟是美国报刊到达我们人口最多的盟国的唯一渠道。私人订阅的报纸杂志属于二等邮件，当时“驼峰航线”运输极为紧张，禁止通过这条航线邮送二等邮件。这一禁令直到大约日本投降前一年时才解除。
在1942年初的几个月中，重庆开始在太平洋战争中崭露头角。当我1940年冬天住在这儿时，来到重庆的逃难者们生活在雾气朦胧的山城中的简陋房屋中，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上海、香港、新加坡、仰光这些灯红酒绿的沿海大城市。而现在，在这个不平常的春天里，这些幸运的大城市突然全都落入了敌手，重庆则成了在远东唯一未被日本人占领的首都。这是中国国土辽阔，还有上百万农民士兵默默牺牲的结果。虽然重庆可能只是一个脆弱的支柱，但它毕竟是抗日力量的象征。诸盟国对它报以钦佩和希望，赞扬蒋委员长是大政治家，他将帮助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决定未来世界的前途。
重庆人的反应是符合一般人性的。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的几个月中，他们是愤怒的。但在此之后，虽然日军在中国以外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但闭塞的山城之中却似乎不可思议地兴起了乐观精神。中国从东北到西南完全受到日军的围困，这固然是最值得恐惧的事，然而最糟糕的事情毕竟落在了别的国家头上。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重庆方面或可希望日本人的胜利将激起盟军迅速反击，甚至将在打击德国人之前收拾日本人。另一方面，许多人看到高傲的白种人被亚洲人——尽管这些亚洲人是中国的敌人——打得一败涂地时，心中不禁暗自高兴。由于国民党新闻审查的封锁，没有几个重庆人了解本国前线的状况，也没有几个重庆人认识到：如果日本人不是决意从海上南进，而是决定征服整个国统区的话，他们同样会赢得干净利落。
对于外国人来说，当时中国人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趾高气扬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比如我在从成都到重庆的长途汽车上听到的那样。但我毕竟只是在旅途、餐厅和店铺里略微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代表官方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美国人则明显地感到，国民党高层对美国有一种暗含的敌意。这些美国人普遍抱怨：“中美成为盟国之前，他们还要客气不少。”
当然，这种民族主义的兴奋不可能维持多久。因为当时国统区千疮百孔，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很快就使重庆人认识到：不管其他盟国败得多惨，也不管它们如何奉承中国，真正危如累卵的正是中国自己。我认为，可能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大部分重庆人很快转而采取一种奇怪的双重态度来看待这场战争。一方面，他们继续愉快地对中国以外的战局保持强烈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完全是旁观者的兴趣，就像在观看和议论一场别人的象棋比赛。另一方面，对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战争，他们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玩世不恭的冷漠态度。这年仲夏，当美军首次在所罗门群岛登陆时，公众的这种态度在重庆茶馆中就已经明显表现了出来。在抗战接下来的3年中，这种双重态度越发显著。
这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同样表现出一种危险的两重性。这就是言行不一，宣传和现实相去甚远。国民党在抗战前就存在这一问题，但比起现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现在国民党的国际地位之所以提高，更多是因为宣传而非成绩；毫无疑问，这种状态反过来越发鼓励国民党领导人大讲空话，大做表面文章。事实证明，他们依靠这种欺骗外国人的手法不仅可以获得声望，更有实际的援助。盟国在亚洲遭遇惨败时，美国就许诺今后会大力援助国民党，这使国民党越发认为欺骗比改革更有效。正因为如此，当局势越来越糟糕时，国民党的宣传和“官方”消息反而越来越乐观。
自此直至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宣传和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国民党政府似乎将油漆公司的广告实践了出来：“表面好就是真的好。”官方言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公众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怀疑态度来看待它，还有它所提出的一切口号和号召。
当我到达重庆时，城市和横穿城市的河流上仍然弥漫着浓厚的冬雾，使这个崎岖不平的山城好像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面纱。两个月之后，浓雾开始稀薄，偶尔有几个小时，天空晴朗得仿佛阳光充足的夏天。重庆人希望今年在天空晴朗的季节中，日本飞机不会再来进行轰炸，因为现在日本人有了更重要的轰炸目标——印度的加尔各答、斯里兰卡的康提和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悉尼。通常在轰炸季到来之前，城市的建筑和修复工作会停顿下来，但今年的整个春季，这些工作一直在紧张地进行。在重庆也有一些使人惊慌的谣言，说日本人今年将对重庆进行更为猛烈的轰炸，但人们认为这不过是茶馆里的“龙门阵”，要么就是商人故意造谣。
重庆的雾气通常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消散。日本天皇的生日也正在4月底，日军有时会用大规模空袭来给天皇庆生，所以当这个恐怖的日子临近时，人们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许多家庭搬出城外，另外一些早早在郊区农村预定了住房。这种恐惧的浪潮是从南岸发起的。那里原本是中立国的租界，最早匆忙深挖防空洞的也是南岸。过去，使馆区和外国产业周边的不动产很值钱，因为表面上还是中立区。现在却价格猛跌，因为有流言称，如果日本人轰炸重庆的话，外国人的房屋，特别是美国大使馆必将首当其冲。凡是我住过的中国旅馆，老板都要我预付房钱，因为旅馆老板不想我们欠着房租就被炸死了。
天皇的生日那天恰巧是个大晴天。重庆市和江边的红色山丘格外明显地暴露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之下。当天夜晚正值满月，如果日军轰炸机打算庆祝天皇生日的话，月光将通夜为他们照亮整座城市。重庆人心惶惶：传说500架日本飞机已经到达汉口，日军侦察机曾飞临重庆上空，日本人打算在午夜试验一次令人胆战心惊的大轰炸。人们的目光不时忧心忡忡地盯在山顶或者某个房顶的黑色台架上，空袭时那里会挂出警报气球。整整一天，只要街道交通有一点骚乱，马上就会引起一片惊慌，开始是少数人，然后是整条街道上的人都会四散奔逃。但实际上，天皇生日这一天的白天和夜晚，连一架日军侦察机都没有飞临重庆附近。
不到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旅馆房间里绘制鸟儿幻灯片，这时听到了多架飞机的轰鸣声。它们不可能是日本飞机，因为一直没有响起空袭警报；也不可能是中国飞机，因为中国只有几架破旧的飞机，只有在日本飞机空袭前后，才会听到中国飞机在空中发出刺耳的声音。
这次我听到的声音柔和、低沉而有力，就像撕裂厚绸缎时的那种响声。
我住的旅馆在城市北侧陡坡的顶部，房间直面嘉陵江。突然，十几架飞机从下游方向映入我的眼帘，那儿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的地方。那里的市区建在半岛上，好像是重庆伸出的一只脚。飞机在两江交汇处的一群中国平底船上空低飞轰鸣。然后，机群开始转弯，飞出长江两岸群山，沿着嘉陵江朝上游方向飞来。当编队整齐的飞机经过我的旅馆附近时，整个机群突然向上跃升。它们是美国P-40战斗机，机首漆着“飞虎队”的标志——露着牙齿的鲨鱼头。接着，编队分散开来，轮流飞越重庆的最高点，之后又向长江俯冲，消失在视野之中。突然，机群又陡直地向上爬升，再次出现在视野之内，然后又向嘉陵江俯冲。地面上的人们拥挤在房屋的阳台上、庭院中和街道上，使这些地方变成了一片蓝色。人们挥舞着帽子、衣服、旗帜，把小孩举过头顶。这群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行了半小时，像戏水的飞鱼一样为人们进行了表演。在这半小时中，50万重庆人发出的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响彻山城，这是重庆人第一次看见属于自己方面的机群。
第二天，旅馆经理通知房客——特别是我这个可敬的美国人——不必再预付房租了。下一个星期，美国大使馆附近的房地产价格又回升到了以前的水平。此后的一个月中，重庆没有响起一次空袭警报。这个城市仿佛已经旗开得胜了。在此之后的几年中，夏天的太阳和晴朗的天空不再使重庆人觉得可怕了。
在杂草丛生的废墟上，成百上千幢新的房屋开始兴建，规模和样式比任何战时首都所能看到的其他建筑都要宏伟和讲究。其中有最时髦的现代化西式建筑，带有拐角的阳台。别看那阳台和房屋表面只是泥巴糊的，可是一旦涂上醒目的白色油漆，再勾勒上优美的线条，街道上就有了一片欢乐的景象。许多旧屋之前为防空而刷上了黑色或灰色的保护色，现在也重新漆成了光亮的奶油色。在街道上，新的商店不断开张，出售价格昂贵的进口布匹、罐头、酒类和其他以前几乎看不到的奢侈品。
小道消息说，这些商品中只有少部分是新近由仰光等日军新占领的城市走私来的，大部分是原来国民党官员和其他囤积居奇者私藏在重庆的。这些人现在认为，由于日本的进攻破坏了奢侈品在远东其他地区的市场，而且害怕将会有更多的走私品运往重庆，所以急于在市价下跌之前脱手存货。
没有被新建房屋挡住的残垣断壁，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内容有：香烟、影剧、算命、当铺、化妆品、花柳病特效药等等。在这些广告的掩盖之下，隐约可见抗战初期的标语：“一滴油一滴血”，“战士为国捐躯，国民毁家纾难”，等等。新的娱乐场所不断开放：电影院、大鼓书院、茶馆、咖啡馆、冷饮店、旱冰场等等。市区也出现了更多的乞丐，因为官员在城郊修建了许多私人防空洞，原来在那儿栖身的乞丐无处容身，只得流浪到市区中来了。但总的来说，拥挤的街道给人一种富裕的、无忧无虑的印象。暴发户和官方垄断商坐着崭新的美国轿车——其中有些是刚从仰光输入的美国最新型号——穿着西服和上海旗袍，到处驱车游乐。
美国人或许指望美制P-40战斗机的出现能够鼓舞重庆人的斗志。但此后几周，我在和重庆人的接触中却发现效果适得其反。整个春天，重庆暗中滋长着玩世不恭的幸灾乐祸情绪和对抗战消极的双重态度。在美国飞机出现之后，这种情绪更加公开化了。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脱离现实，它认为中国已经单独抵抗了日本5年，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让那些新的盟国——特别是美国——去为将来操心吧！该轮到他们来出钱和打仗了。中国不仅可以继续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有权在盟军对日作战期间尽可能地大捞一笔。
在这种情绪之下，国民党认为，比起迅速击败日本人，也许让战争维持僵局好处更大。国民党领导层采取的行动使这种态度明朗化了。这年春天，宋子文和蒋委员长的其他代言人暗示，如果中国不能很快地从美国得到更多的援助，就会被迫和日本人讲和。实际上，当时日本人正致力于东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战事，无暇分身征服全中国，所以国民党——特别是领导层——的这种姿态只可以说是敲诈勒索，他们是希望利用战争来牟取暴利。当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到达中国以后，这就更加清楚了。蒋委员长分配美援物资的方式并不是为了迅速地把日本人赶出去，而是在国内上下其手，削弱对手，搞平衡，以巩固脆弱的军事独裁统治。
在最高领导榜样的影响下，国民党人从上到下相继效仿。我想，对于他们那种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和大发美军财——从美军为机场建设支出的款项到美国大兵在餐馆付出的饭钱——的行径，每一个后来到达国统区执行战斗任务的美国人必然都有苦涩的体会。
之后的一年，日军轰炸机对重庆远郊区进行了几次浅尝辄止的空袭，但重庆市区再也没有遭到日机轰炸。日本人可能已经明智地认识到，继续刺激重庆方面对他们并无好处。另一方面，很快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战斗机到达重庆，也使得日本人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了。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重庆再也没有遭到轰炸，它成了环抱群山外种种事件的“共鸣箱”，发出着回声。这就是重庆的意义。
1942年，最响亮的回声来自于日军新近占领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大多数在沿海地区的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只是把重庆看成是偏僻的小地方，没有什么人希望前往重庆。但现在几乎东南亚的所有人都希望逃往重庆。但其中只有少数人有幸成功地逃到重庆，有的是穿过乡间的水稻田从上海逃来的；有的是翻山越岭从香港逃来的；也有的是穿过热带丛林小径由河内、曼谷、仰光逃来的。
早在1月末，第一批来自上海和香港的难民就到达重庆。3月至5月，由缅甸逃出来的难民到达重庆。有的人相当幸运，他们乘坐汽车通过滇缅公路，甚至带来了睡衣和够一年用的瓶装橄榄油。这年夏季和秋季，从更远的地方——如北平和新加坡——来的难民也逃到了重庆。在重庆街头，每周都会出现新的人群，他们穿着陌生的制服或便服，那些衣服的样式都是重庆商店里见不到的。在这一年中，至少有5万中国难民来到重庆，大部分来自香港。不少缅甸人和中缅混血家庭在重庆郊区定居。难民中还有一些越南人、印度人和欧亚混血儿。此外，还有200名到300名美国人和欧洲人。
从这些难民们带来的消息看来，日本人征服这些新地区的手法和他们进攻中条山区的手法别无二致。他们同样是采用轻装突然袭击，尽量利用守备漏洞，利用对手的麻痹大意和过分信赖工事的心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人还在对方地区制造惊慌和混乱的气氛。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国家、种族、宗教等原因，军民之间、人民之间原有的不平等和敌对情绪大大方便了日本人。
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和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双重态度——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规模宏大的、引人入胜的外国战役，所以在重庆反而不容易认清这一年在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国国内情况的人来说，他们好像是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没有公开发行的报刊，只有少数人对全欧洲的事务感兴趣。消息传递依赖最原始的信件，或者来往于城市和宫廷之间的商人、信使或其他旅行者。
大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很少相信国民党发布的国内新闻。当我向国民党外的朋友询问有什么新闻时，我发现一种惯常的回答是：“不知道。今天我只看了报纸，还没有听到别的消息。”只要希望了解真实情况，他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新闻和情报系统。通常的方法是看望由于职业关系而多少了解某方面情况的朋友，或者是去来往旅客的聚集地，或者是和记者们交往——他们知道的情况一般比报纸上公开报道的要多一些。当然，用这些方法收集来的消息也未必可靠，其中可能有许多是流言蜚语。你必须注意这些消息在细节上是否符合你个人观察的经验，或者是否有其他消息相互印证。然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才能核实。用这一套办法来了解情况当然不像读报那样容易，但却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工作。
从这年夏天来自浙江和江西的人们所带来的消息可以看出：当年4月，有不少在空袭东京时幸存的美国杜立德大队飞行员们在中国东部的这两个省份着陆。不久之后，日军即进犯两省，他们肯定是知道了这些飞行员们在这两个省内着陆的消息。日军占领并破坏了东部地区的机场，防止它们成为对东京穿梭轰炸的基地。当时日本人的战线已经拖得很长，但国民党的抵抗力也下降到了最低点。日军对浙、赣两省进犯的结果说明，他们在中条山和东南亚的那套轻装突击的办法仍然异常奏效。这就为他们确定后来在中国的作战方案提供了新的途径，意义非同凡响。
日本人的轻装袭击进展神速，外国传教士和美国飞行员必须日夜不停地逃跑，才不致落入魔掌。一些初到中国、目光敏锐的美国飞行员注意到，一旦当地的官员和军队向西逃跑，那就是危险即将来临的确切预兆。此次战役中很少发生激烈的战斗，即使在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地区也是如此。这次日本人进犯的区域相当大，而且地形开阔，所以日军突击队可以绕开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的地带。从一开始我就听到谣传说：兵力单薄的日军为了虚张声势，经常征集中国民夫为他们搬运装满石头的假弹药箱。之后每一次日本人进犯国统区时，我都会听到这类谣传，时间和地点都说得有根有据，可能确有其事。即使这些谣传是虚假的，由此也可明白公众对国民党军队战斗力的观感。
当日本人几乎完全占领浙、赣两省之后，他们像通常那样按原定计划后撤，途中掠夺了一切可以带走的战略物资，不能带走的就统统烧毁。这两个省盛产稻米，是国统区的又一个粮仓，所以日本人在撤退时烧掉了带不走的所有存米。日本人还把军马放到稻田中吃光春天的秧苗，并且破坏了灌溉沟渠和堤坝。他们的行动有条不紊，目的是加重对方的经济困难，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变得更加虚弱。
回过头来看，浙赣战役中传来的两个例子很有代表意义。第一个例子发生于浙江省。此次日军进攻的城市中，金华是国民党设防最坚固的城市。很明显，国民党打算坚守金华，因为浙江是蒋委员长的家乡 [20] 。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蒋委员长对金华的防务非常关注。当日军逼近金华时，蒋委员长从千里之外的重庆对金华守军发布各种战略战术方面的命令。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企图亲自指挥同年夏天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群岛的登陆作战的话，会是怎样一副光景。在中国，这种远距离指挥的后果只能更加糟糕，因为中国的电话电报网极为糟糕，军队中的情报体系更不完备。
我听说，蒋介石最初命令金华守军在城外防线迎敌，接着命令收缩至城内固守。然后再一次命令他们出城迎敌，接着又命令他们回城固守。蒋介石直接向战场上的下级军官发布战术命令，而他们的上级却毫不知情。这样折腾到日本人真正兵临金华城下时，当地守军士气低落，一片混乱。金华可以发挥作用的碉堡群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进行了抵抗，随后金华迅速落入敌手。
当日本人开始撤退时，金华守备司令和蒋委员长都亟须挽回面子，于是派出大军去进攻日军留守金华掩护撤退的少量部队。由于当初金华沦陷得太快了，国民党军队还没来得及炸毁他们自己的碉堡群。现在这些少量日军凭借完好的工事，竟然坚守金华达几个星期之久。当日军掩护部队终于撤出金华时，国民党和外国报刊都大肆宣扬收复金华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却只字不提为了挽回原本可以不丢的面子，无数士兵毫无必要地牺牲在了金华城下。
史迪威将军的遗著揭露了后来中美联合部队作战期间，蒋介石同样反复地企图对他一无所知的问题横加干涉。蒋介石的作风是一贯的。1948年和1949年从中国传来的消息证明，蒋委员长的遥控指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多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
1942年第二个代表性的例子发生在江西北部。从当地逃出来的传教士说，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抓捕壮丁使山区农民的生活极为困苦。这年春天，农民揭竿而起，宣称要反抗国民党的进一步勒索，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共产党的新四军曾在这一带活动过，他们的影响可能是这些农民敢于挺身反抗的原因之一。
当地国民党政府派出军队对反抗农民进行镇压，农民们逃入深山准备战斗。就在这时，日本人开始进犯，很快威胁到这一地区。造反的农民提议与派来镇压的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本人作战，但国民党当局拒绝了。不久日本人逼近这一地区，镇压农民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当局一起逃跑了，而造反的农民打起了游击，相当成功地抵抗了日军的进犯。日本人撤退之后，国民党当局再次派出讨伐队，农民不得不再次进行抵抗。
在这一年中，农民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暴力来反抗国民党强加给他们的苦难。从重庆以南、与四川相邻的贵州省来的旅行者证实了这一点。当地似乎发生了抗战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反抗国民党的农民暴乱。由于暴乱发生在贵州东部和湖南交界处的险峻山区，所以外界对情况不甚了解，甚至从那一带逃出来的外国传教士也不知道详情。他们之所以逃跑，是因为谣传暴乱者认为外国人都是亲国民党的，因而仇恨一切外国人。暴乱者的力量非常强大，足以攻击有城墙保护的城镇，而且曾切断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的唯一一条湘贵公路，时间达一个月之久。
在重庆，大家对这场暴乱众说纷纭。自然而然，有人传言暴乱是共产党人发动的；也有人说是非共产党的自由派和左翼分子支持的；也有人说暴乱者只是普通的土匪，是由破产农民、逃避兵役者和逃兵组成的乌合之众，当时这些人在国民党统治的山区越来越多；另外有种说法是，那是贵州的地方主义者不满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垄断，从而支持甚至领导了这场暴乱；第五种说法是，这是一次“苗族骚乱”，因为土著苗族人占贵州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在过去的四五百年中，移民贵省的汉人把当地苗人 [21] 从最好的耕地上赶进了深山，因而这些苗人可能对任何汉人政府都深怀不满；第六种说法是，暴乱分子是汉奸，暴乱是由日本人支持的，目的是在国民党后方制造麻烦。
以上种种说法可能都是片面的。实际上，这场暴乱可能包括上述各种因素。不管暴动是由谁唆使的，贵州的汉人和苗人生活同样极其困苦，这种苦难的生活迫使他们铤而走险，这才是暴动的真正原因。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我停留在重庆的最后那段日子里，贵州东部的暴乱仍然没有完全平息，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攻击城镇，也很少切断公路。但国民党的官员除非是在强大讨伐队的保护之下，根本无法进入这些山区征税征兵。在抗战之后的几年中，国民党不仅无法消灭这些暴乱者，而且在国统区的其他险峻山区不时发生新的暴乱，暴乱者据守在自己的山寨据点中。这些暴乱为共产党夺取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从现在看来，关于贵州暴乱的种种互相矛盾的谣传恰恰预示了之后反国民党运动的格局。在这些运动中，共产党人、非共产党的自由派、保守的地方主义者、原军阀和西式工商界人士，不可思议地成为了同路人。当然，这些运动由于成分过于复杂，最后难免失败，但这种运动的存在毕竟证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已经众叛亲离，以致天差地别的各方竟可以在反对国民党这一点上找到共鸣。
然而，在1942年，证明国民党正在走向自我毁灭的最不祥的预兆是河南的确实消息。这年秋天，来自洛阳的旅行者们带来了第一批战时大饥荒的消息。由于春旱，河南小麦严重歉收。但垄断粮食的地主和官员们仍然像往年那样收租征税，这就榨干了农民们本就不多的存粮。当年夏季酷热少雨，秋粮大批旱死。农民们看到严重的饥荒就在眼前，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拥向外省，其中一些向西深入国统区，另外一些向东，越过战线进入沦陷区。但国民党和日本人都对救济灾民毫无兴趣。在秋天来到之前，许多农民不得不回到河南家乡等死，另有大批农民外出逃荒。
到9月，上千万的河南农民不得不吃树皮、树叶和泥土过活。在洛阳，半升小麦的价格高达80元法币，比苦力工作一周的工资还多。树叶比较便宜，在霜降之前为1升1元法币。有一段时间，牛肉的价格下跌到比小麦还便宜，这是因为许多农民不得不屠宰耕牛过冬。当树叶凋零时，开始传出人吃人的消息。当时每一列从洛阳开往西安的火车上都爬满了难民，就像死虫身上群集的蚂蚁一样。难民们紧紧扒住每一个把手或脚蹬，许多人由于过分虚弱而跌下列车，惨死在铁路线上。在洛阳到西安几百英里长的铁路沿线，到处都是这些人的尸体。这年秋天，不管农民是否还有粮食，垄断粮食的官员和地主照旧逼租催税。
再浮光掠影的观察者也会看出，这是一场特大的饥荒。在洛阳街头，街旁的沟中到处躺着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与此同时，饭店仍然开张营业，只要有钱大可以尽情吃喝。由于粮食的缺乏和昂贵，许多贫穷的市民开始像农民一样挨饿；但国民党的官老爷和小职员却在整个饥荒时期都在吃公粮，从没断过炊。许多腐败的官员甚至倒卖公粮，大发横财。一些受歧视的地方军口粮短缺，汤恩伯的嫡系中央军却总是吃得饱饱的，以便“维护社会秩序”。后来，这些受宠的军官们因为大发国难财和出售军粮而遭到公众谴责，汤恩伯就是其中之一。
和过去一样，囤积者们囤积小麦，等着饥馑促使小麦价格飞涨，然后用获得的暴利低价收购土地、儿童和快要饿死的人的其他财产。据说，富人在西安附近设立了几个大规模的组织，派出代理人前往灾区低价购买土地和奴仆。
在此后两年的河南大饥荒中，死亡的总人数高达300万人，在第一年可能就死了近100万人。这样一场大灾难可能不完全是人为的，但很明显，如果不是有人为因素的话，死亡人数就不会那么多。在河南工作的教会救济人员发现，他们可以在灾区从囤积者手中买到小麦。当然，价钱是很贵的，但比起从外地购入廉价小麦，在当地购买可以更快地解救饥民。许多救灾粮食就是通过国民党官方机构，从当地粮食囤积者手中买来的，然后再把这些粮食分发给种出这些粮食的农民们。外电报道，一些文武官员以极高的价格为救灾工作提供了小麦。毫无疑问，这些小麦是他们在枪口威逼之下从农民手中抢去的。
然而，比起河南当地的勒索分子来说，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还要更加凶恶贪婪。当时，所有送到中国的外国救灾款项都必须按照官方牌价——1美元比20元法币——进行兑换。可是，在河南当地的黑市牌价，美元的真正价值为1美元比40元法币。这就是说，送往河南灾区的每1美元赈灾款，至少要被经手外币兑换的国民党银行勒索一半以上。
国民党政府似乎也有自己的救灾计划。在大饥荒的第二年，消息已经传到海外时，国民党拨了一笔救灾款项给河南省。但这笔款项的滥用成为抗战后期的巨大丑闻之一。由于救灾款项的发放者正是趁灾荒之机大发其财的官员们，所以其中绝大部分款项都落入了私人的腰包。
当时我已经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对这类利用饥荒敲诈勒索的行为已经见怪不怪。倒是一位住在洛阳附近的教会朋友写信告诉我的一些河南的情况，使我感到不同寻常。很明显，河南的农民也达到了用苦笑排解忍耐的极限，农民们不再遵守封建传统的“克己和服从”了。我的朋友在信中写到，在初夏时，当税吏来到仍有存粮的村庄中征粮时，许多农民愤怒地拒绝交出粮食，而是用钱和农具代替。
税吏们说：“我们是为了军队和官员征收粮食的，他们总不能去吃钱和犁头吧？”
农民们则尖锐地反问：“难道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就能够吃钱和犁头吗？”
在许多村庄中，税吏必须在大批士兵的保护之下才敢于搬运农民的粮食。当他们搬走这些粮食时，衣衫褴褛的农民们像一群猴子似的追逐他们，尖刻地谩骂和威胁这些抢走了自己口粮的人。
这年夏末，在饥荒刚刚开始，还没有使大批农民倒下去之前，整个河南的城镇中到处都发生了抢粮暴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甚至国民党官方的粮仓常常被成群的武装农民洗劫一空。在秋初，一大批暴动的农民直逼洛阳西宫。在这种威胁之下，河南省政府不得不允诺向农民开仓放粮。但这个诺言之后并未兑现。在宿命论的影响下，由于饥饿而越发虚弱的农民没有进行更多的暴动。但这年的几次暴动毕竟为以后开了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