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丨同床异梦
我是在双石铺听说珍珠港事件的。当时，在几天的路程之内，我看不见其他美国人，也见不着一台收音机。我与世隔绝了整整一年。在此期间，我不能设想美国人对太平洋有什么考虑。我首先需要估计的是，这场新战争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亲自经历着国民党统治在若干省内所表现出的无法掩盖的灾难和失败。对这些省，我曾一厢情愿地与美国的情况进行着对比与衡量，然后为中国在一年之后的样子设想出了美好的蓝图。我设想，会有许多美国人被派往中国各地，鼓励人们在日本的进攻被遏制住之前采取各种必要的改革，而不是等打败日本后再着手。国民党会拒绝改革，但我相信中国人民是要求改革的。我很有把握地认为，所有美国人都是坦诚务实的。如果有人肩负战争的使命前来，那他们就必然会公开发言，支持民众的变革意愿。中国将会真的成为大多数美国人所想象的那样的国家。
我有好一段时间没见过其他美国人了。但是，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改变对美国在华工作所处氛围的看法。未来总不免要产生于过去，而中美之前的关系绝非良好的先例。举例来说，仅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几天之内，就有两种谣言传到了双石铺，而且都是对日本有利的。后来我得知，这两种谣言一周内就迅速传遍了全中国，很可能是日本人散布的。其中一种谣言说，太平洋战争是由美国对东京的一次大轰炸开始的。它起到的作用是，当真实情况传进来时，中国公众会加倍失望。另一种谣言是有关宋霭龄的无稽之谈。她也是和美国有深厚关系的国民党政府要人。
这则谣言在日本进攻香港之初就流传开了，说宋霭龄在乘飞机逃离香港时把飞机上的难民撵了下去，好给她的狗腾地方。谣言越传越快，也越传越像真事。在宝鸡，我碰到一个人，他说他所认识的一个人又认识另一个人，那人曾亲眼看见这些狗在重庆下了飞机，它们除了牛奶什么都不吃。这个说法加重了谣言的破坏力，因为中国的每块农田都非常狭小，不可能分出牧场来，养牛这回事在外省几乎是没听说过的，即便是人喝牛奶也会被视为是西方生活的奢华享受。
后来我得知此谣言的来路是，宋霭龄飞离香港时，那架飞机几乎是空的，因为其他乘客都未能及时赶到机场。那条出了名的狗的主人是渝港班机的美国驾驶员，是用另一架飞机撤出的。其实宋霭龄非常讨厌带毛的小动物，包括狗在内。她不许这类东西和她同室，当然更不许同机。
但事实却怎么也止不住谣言，因为在中国群众里，孔氏家族太不得人心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那个冬季，中国西部的学生曾到处示威游行，抗议孔氏家族的人和狗。任何地方，只要新闻检查机构稍有松懈，或对孔祥熙不太友好，报纸就会发表倒孔社论。由于宋霭龄长期留居香港，还在海外和日本存有大笔财产，难怪她的同胞以为，在她眼里中国人还不如狗。这就好像中国政治神话里的“天人感应”，人民对她的仇恨偏偏感应在她所憎恶的一种动物身上。
自然，倒孔情绪中是含有反美成分的，这是由于我们美国对孔家不加掩饰的支持。后来，我们在太平洋节节胜利，这种反美情绪就转入地下。但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仍有残余，致使再往后的那种对美国人的猜疑、厌恶的感情有增无减。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我还听到过人们仍在谣传宋霭龄运狗案，并以此为证据说明美国专门支持中国最腐化、最自私的人，专门和他们结为盟友。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从宝鸡南下重庆时再次搭乘了“工合”的卡车。同行乘客中最有身份的一个人叫K.P.林（译音），是孔家的亲信，也是重庆“工合”总部的头头之一。此人是个正式受洗的基督徒，曾在美国攻读机械工程学多年，在福特工厂实习过。他就是亨利·鲁斯笔下具有美国“实用技艺”的人，也是后来威尔基所谓的“对美亲善的蓄水池”的一员。但我上车不久就得知这个姓林的家伙在宝鸡留下了一摊浑水，令人三日作呕。
和许多留美学生一样，他回国后发现，他所受的先进教育在中国并无用武之地。如果他去从事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就无法保持在美国的生活水平。更何况，自己动手做工意味着斯文扫地。于是，他就干脆成了个国民党官僚。他在“工合”期间，曾使出全身解数把“工合”的控制权集中于重庆总部。他这次前往宝鸡视察的结果，比一年前的另一个骗子对“工合”的诬蔑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有个英国救济组织居心不良地硬给“工合”扣了个帽子，说有一箱药品被“工合”私运给了共产党。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里，又有几箱维生素、药品等救济物资从美国运来宝鸡。按募捐人指定的用途，这批物资应运往洛阳附近的国民党前线，发放给当地“工合”员工和难民。但是自这批货到中国之日起，政府就一直反对此项安排，根据却只是莫须有地认为“工合”会转手私运给共产党。特别糟糕的是，这批货要去的地方是前线，而国民党内有一种迷信，似乎前线地区的人都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后来，主管此事的国际红十字会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了蒋委员长，这才勉强获准运出重庆。蒋委员长命令把物资运往北方前线，送给重压之下的人民，只要不越过宝鸡就行。宝鸡距前线还有数百英里的路程。
宝鸡“工合”仍有少数人觉得有机会将这批物资送往前线，但这个姓林的一来就让大家死了这条心。他把箱子打开，捡了些宝鸡员工不甚急需的东西送给他们，而把大部分物资上贡给了西安的显贵。在从宝鸡南返的车上，他带着一大瓶从救济物资里拿出来的鱼肝油，打算送给已经养得肥头大耳的靠山孔祥熙。
亏得上天有眼，让这姓林的一上车就在解手上倒了霉。他从美国回来后，在生活上养成了一套挑挑剔剔的习惯。尽管他的祖国幅员辽阔，在旷野荒郊到处可行方便之事，可他非要背着人才能解手。事无不巧，他在宝鸡上车之前，不知在用餐时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患了重庆的外国人称为“长江腹泻”的病症。他仗着有权有势，是乘客里面的霸王，就随时命令停车。可是北方的秃山没什么遮蔽，他就只得到半英里以外去找看不见的地方。于是，平常那种神气活现的步伐也只得换作慌慌张张的小跑了。
当然，其他乘客解手都只走开一两垄农田就解决了，谁都不会在乎。人们一发现我这个美国人也对留美学生的穷讲究不以为然，便都笑开了，对他的讽刺话也就越来越多了。大家都知道他带的鱼肝油是干什么用的。人们告诉我，他不仅上厕所有怪癖，而且贪图享乐，爱拍有钱有权的人的马屁。这些特点被认为是留美学生的通病。
和一年前一样，当我行进在川陕交界的高山之上时，顿感气氛为之一变，令人振奋。若是从骄阳似火、天干物燥的北方来到四川，温润和风自然是好极了；而看惯了河南浅泥潭的人，一见从岩石中流出的深水流，也的确会心旷神怡。最好看的是在有人居住的山谷中的油亮亮的亚热带植物。当我们继续前进至四川盆地时，山顶上甚至被常青植物覆盖着。在低洼地里，稻秧挤在水田当中，连成了一片翠绿的地毯，北部斜坡上的冬小麦看起来像是庄稼里的幽灵。
一如过去，旅途中引人入胜的美景掩盖不住中国深底下的矛盾纠结。越是富庶的地区，地主经济就越典型，土地就越集中，从佃户手中收的地租也就越多。在四川土地肥沃的地区，土地几乎完全为地主所有，其中有些地主即便是以西方标准衡量也称得上是百万富翁。地租高者竟可达到九成。我们的卡车越往南走，穿过的肥田和富镇越多，而街上游荡的乞丐也就越多。
此外，我在沿途之中还看出了中国新生的病症。在卡车过夜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两家大旅店，专门接待最富有的官员和走私商贩。他们的房间条件改善了、整洁了，价格也提高了。但总体来看，这条路上的交通却垮掉了。一年前，这条路上每天要往来100多辆汽车，今年，好几个钟头才过去一辆车，就连本地的大马车也显著减少了。在国统区，这是北方边陲与中原联系的唯一一条公路，但它却大段大段地空着，这表明这个国家已成了一团解不开的疙瘩，就像交通的梗阻一样。
“工合”卡车到达了终点站成都。成都成为四川省会已有很多年了，四面环山，位居重庆西北200英里左右。我在这儿逗留了几个星期，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记述几年来国民党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当然这只是我的见闻，打算递交给美国驻重庆大使馆。
成都是个美丽如画的地方，号称“西南京都”。它有中世纪的城垣，古代的庙宇，还有精致的手工艺品商店。在满遮树荫的街道两旁，到处有当地军阀、地主的小宫殿。但我在逗留期间，最感兴趣的却是另一件事：自从美国人出于战争需要进入中国以来，这是我首次遇到那么多同胞。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聚居区就是照着美国的模子造的，繁荣而安全，但存在于一个贫穷、战乱的世界之中。
可以说，旅居成都的美国人大都是传教士。他们的生活基调是由宗教狂热决定的，因此似乎不是典型的美国人。可是，我遇到过一些传教士，他们身居穷乡僻壤，只有不多的几人住在一起，狂热地致力于做好事或说好话，和一般的美国人并不相同。不过，在一个大点的社区里，传教也和一般工作差不多了。我无意怀疑大地方的传教士也愿意像独处在穷乡僻壤的传教士那样热爱和关心自己的工作，但他们下班之后，还是更喜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生活，尽量和在自己国家时一样。
成都在未沦陷区有最大的新教社区，其中有100多个美国人，还有一些加拿大人和英国人。少数几家学校和医院是设在城里的，但传教士们的中心却是在南门外的大学区，我在成都逗留时就住在那儿。在战前华西协合大学校址之内和周围，还有几所迁自沿海的基督教学院。暂居这里的人们对战时的拥挤状况不免嘟嘟囔囔，但同时校园里巨大的灰砖建筑物、宽广的草坪、成排的遮阴树营造出了空旷的感觉，与美国的相似程度真是令人惊讶不已。这和他们附近挤满了破房子的污浊城郊的对比真是太强烈了。光是草地给我的印象就够深的了，它的面积有好几英亩，上面还有一头进口母牛，是属于宋美龄的。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任何肥沃的土地都必定会种上庄稼，谁要是种草放牧，哪怕只是一小块地也显得过分。
在较小的诸如家具等什物上，成都教会区也许还赶不上郑县教会区那么西化。但是，郑县教会区只剩下了几名传教士留守的空架子，而成都教会区则充分实现了西方和半西方的生活方式。这才是这份大产业设置的目的。成都南门外成排的教职员住宅的卫生间可能是用水车提水的，还不那么现代化。可是有些十至十二居室一套的房子，连那亚热带式的花园在内，每块砖都与美国城市近郊中等以上街区的毫无二致。在遥远的中国，美国传教士就住在这儿，通常是一家一套房，用着好多仆人来料理家务。在教堂之外，他们享受着安逸的生活，按院系召开茶话会、师生联谊会、讨论会，偶尔还有一两次舞会。总之，美国大学城有的，这里也都有。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女生们同样穿着高跟鞋、皮外套在草地上散步。成都没有霜冻，皮外套当然只是为时髦，而不是为御寒。她们还会低吟着从美国电影上学来的小调。下午，网球场和篮球场上挤满了男生，他们身穿上等运动衣，神气极了。
我初次访华时去过成都，那是在抗战前几个月。当时，成都教会成功地、不自觉地变成了他们想要它成为的那个样子：一个充满美式舒适生活条件和意识形态的地方，一个具有美式人际关系的地方。这地方是与周围环境隔绝的，只是为了中国人来模仿和享受。谁愿意来都行，只要你有条件。1942年，用不着几天你就能发现，原有的那种孤立状态和正常职能正遭受着新的压力。日益扩大的战争正在给旧的先驱者们带来新的折磨。
成都南门外的传教士中有头脑的人如果肯留心的话，必将产生忧虑。理由很简单，学生的成分开始变了。教会的宣传说，他们的宗旨是训练中国的领袖，是传授给中国学生为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我在成都遇到的大多数传教士都相信这一点。日本侵华以前，在沿海大城市中，多数学生来自真正的中产家庭，虽然他们未必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当时的情况和宗旨或许还是一致的。
1942年，成都已与沿海地区隔绝长达3年之久，流亡内迁的大学中，随校迁来的学生都已毕业了。成群的年轻人又考入了这些学校。但学生成分中，富家子弟的比例日益加大了。封建军阀、高利贷者、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军阀，所有这些人的子女的比例都加大了。当然，这些青年的在校表现和前途各不相同。可是就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接受了父母为自己安排好的一切，把受教育当成了游戏，从中拣一些有兴趣或足资装点个人门面的东西，毕业之后就为自身和家庭的利益奋斗去了。成都一所教会学校的美籍课程注册主任满腹怨气地向我抱怨，在国难当头的第五个年度里，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去银行工作的最多。在毕业之前，她就陆续收到国民党银行或垄断企业招收会讲外语的秘书的函件，真像是从各方面送上门来的肥肉。教会学校毕业生去军队的很少。
一位成都某大学毕业后教我中文的老师对我说，教会学校有两个特点吸引着许多学生，一是成绩要求低，二是生活条件高。他当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是成都各教会学校中声望最高的。对这一点，后来有许多学生、华籍教员和旅华美人都能证实。
通观战时各大学的情况，好像有这么一条规律。学生的生活水平和学术水平成反比。当然，不同类型的学生会选择不同类型的大学。我的汉语老师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是由战前几所非教会学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在国统区内的学术水平最高，生活水平最低，把最聪明、最进步的学生都吸引去了。他们孜孜不倦地严肃治学，甘愿住棚子宿舍，三四十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另一个极端是成都的某大学。那里的学术水平很低，但可以为富有的子弟提供砖瓦宿舍，每间宿舍只住两个人。
我的汉语老师对我说，他在西南联大是个靠奖学金过活的学生。那里的学生常把战时的贫困视为光荣的标志。许多人穿粗布制服和农民式的草鞋，有的是迫不得已，有的则是心甘情愿。他们自己洗衣服，打扫宿舍和乱七八糟的走廊。我这位汉语老师还补充说，他觉得成都校园生活的风气是可笑的，全都是地主子女。少数得奖学金的学生都有传教士们的额外资助，以便他们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平。穿戴不佳的学生会被其他同学瞧不起，有时还会被中美教职员冷落。在这里，不要说农民的草鞋显得可笑，连普通的中国布鞋都不入时，要穿西式皮鞋才行。富家子弟花钱雇仆人替他们打扫宿舍、洗衣服。自己动手干这些活儿的学生就像穿了不入时的鞋子一样丢脸。
他说从西南联大来到这里感到恼火失望。他觉得，许多学生到大学来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特别是许多人学英语只是由于它在中国上层社会是一种时髦的第二语言。大多数人沉湎于电影、运动、调情，毫无学术志趣。要找个关心战争、政治的人很难。由于对这些话题感兴趣容易引起非议，于是，许多中籍、美籍教员都给谈论这些话题的人泼冷水。
关于这个问题，我记得和一位担任教师的美籍高级传教士谈过一次。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在青年时代声名卓著，后来却大肆吹捧国民党，多半是被收买了。为了支持国民党，他曾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说国统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年抗战后提高了。
“成都教会大学中有多少是从沿海来的流亡学生？”我故意这样问，因为国民党一直还在用战争初期大转移的英勇故事来安抚美国人。
“几乎所有的都是。”他答道。
“我觉得四川本地的地主和富家子弟在增加。”
“嗯，在一些院系里可能占一半。”
“课程注册那边有人告诉我，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学生都是本地人了。”
“这样啊，也许有三分之二吧。”
传教士对中国的描绘是有偏差的，这大概是美国对华政策有误的一大原因。我刚才说到的那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当然有恶意的因素，但我觉得主要还是自欺。郑县的传教士们面对国民党的腐化现象就会设想，那只不过是临近前线地区难免的局部现象，在内地，情况会是很好的。在位居西南四塞中央的成都，传教士们却相信，他们所见的一切与官方宣传不符的情况，必定都是由大后方决定的，在前线，一切应该都是好的。两地的传教士都很乐观，因为他们读到的吹捧国民党的文章都是在美国发行的。在他们的交谈中，在写回美国的信件和报告中，他们都倾向于把他们认为不典型的东西略掉，而那些“不典型”确实存在于他们所在的地方。反过来，教会的宣传又以他们的报告为根据，进而鼓励了美国出版界吹捧国民党，如此就形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恶性循环状态。
有责任感的传教士们在1942年之所以会忧虑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问题。在战前，一般认为他们的生活应和在美国时一样。于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与中国同事相比都显得特别豪华。为了维持西式生活，尽管他们和中国同事做同样的工作，但必须有更高的待遇。这是不容争议的前提。
在战前，双方不难相安无事。因为美国人的生活圈子之外，一切都是中国的老传统，没什么更多花钱的地方。物价低，劳力贱，教会雇用的人员靠微薄的工资也能过得不错。外国人的待遇要比中国人高，这个传统也颇受尊重。19世纪以来，在工资方面，“土”工就自然地比“洋”工低。即使在中国职工里面，对此抱有疑问的也不多。
可是到了1942年，老规矩遇到了新情况。由于难民涌入、通货膨胀和垄断企业带来的不断加深的贫困，传教士的生活原本固然是小康，如今在对比下简直成了豪奢。在成都校园内，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一户美国人独占一所房子，还可以雇用若干仆人；而在中国人里，除了大学校长，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住房都要自理。物价的猛涨把他们赶出了校园，像苦力一样挤在贫民窟里。我听说，新入职的美国讲师月薪合1000元法币（合50美元），而年岁更长、经验更丰富、拖家带口的中国教授月薪则只有300元法币（合15美元）。广播中每天都有甜言蜜语说，中国已成了四强之一啦，和盟国并肩作战啦。这些调门激发了中国员工的公开抗议。
让重庆的美国人感到不安的第三件事是国统区内的非基督教化倾向，或者放到以前，也可以叫“非美国化”倾向。教育部长、CC系头目陈立夫正在稳步推进一项计划，旨在把所有学校都变成孔教或准法西斯思想的训练班。这种思想是重庆顽固派所拥护的。教育部试行干预教会学校的研究课题、教材审定、教师选择，对凡与国民党不合的西方自由主义教育观点尽量削减，这些做法有时取得了成功。后来连三民主义青年团甚至也在教会学校活动起来，他们对被认为政治上可疑的学生搞特务活动，对一般同学施加影响，使之追随国民党路线。教会学校本来对左派和自由派的吸引力就不大，但即便如此，特务们有时还是会闯进校园，将据报有危险思想的人劫走。对此，传教士们也并不抗议。
上述情况之所以发生，有一些为传教士开脱的说法，乍听起来不无道理。这些学校兴建得比中国学校神气，开销也比中国学校多，其目的是要从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各个方面传播西方文化。这里不仅有舒适的生活区，还特别强调游戏、体育和衣着得体。这些都是传播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传教士们要帮助的是潜在的特权学生，多多益善。如果美国用来支持教会的钱都花在住得起这些学校的子弟身上，而没有花在值得受教育的人身上，那的确并非传教士们的过错。教会学校的学术水平低，这是美国国内对宗教事业兴趣降低的又一个标志，这从聘任合格青年教师的日益困难上就可以看清。总之，传教士也不能负全责。至于如何对待国民党在校内的“非美国化行为”，那是需要从全局出发来考虑的。从前，教会外的外国人在中国大摆排场，对中国雇员非常苛刻；当时传教士们的行为便显得较为开明。如果传教士们对国民党的“非美国化行为”表示不满，就会危及他们的一切事业。
就我所见，传教士们的处境之所以陷于尴尬，主要还在于他们那种认为一切都不可怀疑的共同信念。一旦有年轻人提出问题，大多数长者总是按教条强调自身事业的正义性，强调对失败是不必理会的，因为他们的用心毕竟是好的。他们时常武断地认为，只要有了好的目的，手段就一定是对的。
1942年，身处华西的几十名美国人所感到的矛盾和困扰，正代表了整个美国当时的处境。在美苏之间的世界其他地方，美国正在扮演着成都传教士的角色，目的是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变别人的行为、生活和思想。我们有一种顽固的全国性认识，即一切罪恶都源于苏联，而一切美德都在美国，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性和我们试图施加影响的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终究存在差异，于是好心反而带来了尴尬。
从整体来看，我们是尊重生活优渥的，这在美国是一种恰当的态度。在一个民族独立、自由稳固、繁荣昌盛的国家里，个人物质主义的理想可以实现。因为在这个国家，民主政府能保证大多数人要求的变革通过立法手段实现。而在国民党中国这样贫弱的地方，民族独立和自由毫无保证，稳定的政府除非经过一场革命否则无法建立，在这里，美国式的物质主义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美国人坚持在外国的生活也要与本国无异，于是在实际行动中竟与当地那些自私自利、毫无爱国心的人，甚至罪犯勾结了起来。当地人对此的责难并非凭空捏造。
尤为糟糕的是，许多美国人根本不明白中国这样上下悬隔的古老国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当地的生活优渥产生了严重误判。他们不懂，这个国家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按出身分配的。他们习惯于按我们自己的民族习惯，判断一个人富有是因为勤快俭省，而这样的人通常也就是好人；另一个人所以穷，只不过由于他笨拙懒惰，挥霍无度，因而也就是坏人。许多身处海外的美国人对一切地方政府都特别尊重，几乎达到了盲目的程度——只要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在美国，尊重权威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美国政府得到公众支持已长达150多年了。可是，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从未被公众的选票认可，它只获得了外国的承认。
我在成都逗留的时候，传教士们的不安似乎已平息。在中国，日本的各条战线相持日久。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可怕消息传来，大家都认为在他们生活圈子外面发生的混乱不会触及他们。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是从美国传来的，包括总动员、配给制、民防工作等。我听到过成都的传教士们关于美国家庭为节约开支而吃大锅饭，以及家庭妇女为前线士兵捐赠卫生包和针织品的议论，但从未听说过有任何实际行动。现状不能改变的理由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人们说：
“我们吃大锅饭节约不了开支。各家吃饭时间不一致，有些人常去下馆子，那样开支岂非不减反增？”
“捐赠卫生包，不知往哪里投寄呀。到这儿来的美国兵肯定都有自己的给养，用不着捐赠；要是给中国人，他们会拿去卖钱的。”
“我们都织不好东西了，都是阿姨替我们做的。”
不管他们的不安达到了什么程度，大多数人的反应似乎一直是希望巩固以往的生活。有些人对战前的生活方式死抱着不放。他们认为：“我们就得这样生活嘛，我们的任务就是示范美式的生活水平呀！”另有一些人则拿出了自我保护、自我维护的态度，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他们说：“这座房子在我们来之前就造好啦，我们除了住进去之外，还能怎么样呢？”还有少数人把自己干的蠢事一股脑儿推给共产党。他们说：“那些批评我们生活方式的中国人都中了共产党宣传的毒了。”
我还听说过三件小事，足以说明成都南门外校园生活的辛酸一面。第一件事是一位愤愤然的美国人告诉我的。他以前是某个讨论会的成员。
我记得，他的讨论会叫作“基督徒团契会”，常在美国教职员家中集会。大家可以随意交谈，女主人还会准备些茶点和三明治。起初，这个团体吸引了许多教职员，甚至学生。后来物价上涨了，美国主妇决定不再招待饼干和夹肉面包了，结果到会的中国人锐减，团体也就解散了。
第二件小事是一位愤愤然的中国人告诉我的。他偷听到了一对美国夫妇的对话：
“我那个教师委员会今晚在咱们家集会，亲爱的。”教授说。
“干吗不早点告诉我？”他妻子说，“我得快点儿回家，把三明治什么的准备好。”
“什么东西也别给，他们不喜欢。”丈夫说。
“可我一向都为他们准备好吃的东西啊！现在停了，岂不令人笑话？”
“那搞点花生米和茶水就行了，亲爱的。把好东西给他们吃，他们回去反而要埋怨我们的生活水平太高哩！”
第三件事是一位美国教员告诉我的。他好像觉得大家的愤愤然都是没来由的。一天下午，他信步回家，见校门口有个鬼鬼祟祟的中国人，装作在传达室门前看布告的样子。看年纪，他要比学生大得多，穿着一身难看的便装制服。这美国人回想起有些教会的自行车被盗过，就怀疑眼前这人是偷车贼。他凑近大门口盯着，发现还有第二个鬼头鬼脑的人站在前一个旁边。他们用黑话交谈了几句，搭了手，勾了指头。现在，这美国人觉得他们就是偷车贼无疑了。于是，当他们走进校门时，他就紧跟了上来。
突然，他俩跑起来了。他也在后面追上去。后来，他发现有个学生在那两人前边跑着。这美国人恍然大悟，原来是两名特务想劫持一个学生。自行车肯定没危险了。于是他不跑了，回家了。
我写这一章不是为了攻击教会组织。很明显，美国人支持教会的动力一贯是抽象的利他精神。这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教会之令人尊敬一如他们自己所宣传的那样。可是，由于美国在亚洲碰到了当前的这些问题，我认为承认传教士也会犯错误是明智的。鉴于此，我接下来要讲一件事，在我所见的传教士作为中，这是最不值得恭维的一件，而且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周，我在郑县验证了此事非虚。
1940年前，某新教教会在郑县办过一家医院，由一位美国医生经营。当年下半年，美国大使馆发出通知，称由于远东情势不安，建议美国公民回国。这位美国医生当即决定马上离开，并将医院关闭。当时在郑县工作的还有个受雇于天主教会的德国医生和一个红十字会的奥地利医生（他的中国妻子也是医生）。这两家都想说服美国人，最起码让医院有半天开诊，因为它的手术室和其他设备在方圆数百英里之内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建议，留下来的医院可由德国医生和奥地利医生夫妇共同代为经营，或由其中一方代为经营。美国人担心，那个德国医生是天主教徒，与新教是对头，可能会倒手把医院交给天主教。于是他表示，如果是奥地利医生及其中国太太同意全心全意经营，他就答应转让。
天主教会的拨款能否到位尚在未知之数，而那对夫妇在确知红十字会出资支持前也不会接手，因为他们不想靠行医牟利，不想靠给富人治病赚钱过活，但又不能在无人支持下义务行医。可是，美国医生却等不到红十字会总部的决定，因为那得等上几天或几星期才行。于是，他就打发了病人，锁上门，把钥匙交给了本教会的一位女福音传教士，上路去了。
不久，郑县遭到一次空袭，死伤数十人。德国医生和奥地利医生一起办了个急救站，对无力在私营医院就诊者一律免费治疗。他们很快就把药用完了，包括许多当时新出的抗生素。但他们知道，关了门的医院还有不少药品锁在地下室里，于是就跑去找那位福音传教士，想要些自己急需的东西。可她却说，她无权把教会的财产送人。
又过了些时日，有些受了伤的穷人因无药可用而相继死去。有个富有的官员找到那个德国医生，请他以私人医生的身份接治他的女儿。德国医生告诉他，困难在于缺药，他和掌管钥匙的福音传教士同属一个教会，想必可以去找她商量，借来钥匙，搞到药品。
那个福音传教士听说本教区有居民有急需时，就打开了医院储藏室，一箱箱地找来找去，直到把所需药品都拿到手。官员的女儿不久就脱险了。为感激上帝保佑，传教士还为官员的女儿康复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那个女儿被带进教堂，在祷告词中被说成是受难的羔羊，最后由于上帝的过问而得救。就在同时，教会外的受难者仍在相继走向死亡。理所当然，这件蠢事在非教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咒骂与辛辣的嘲笑。我是在洛阳初次听到此事的，当时距那件事发生的时间已隔了好几个月。
无疑，那位女传教士是想做好事的。但后来她可能感觉到，她原本只有暂借教会财产的权利，结果却将它送出去了。在沮丧中，她给该教会在上海的委员会写了封信，请示她是否可以处理这些医药用品。她得到了批准。于是她就都转给了一名年轻的男传教士，由他开了个诊疗所，为一切愿去就医的贫穷病人开放。虽然出于良好意愿，但药自然不该这么用，而且它肯定加深了人们对之前的无所作为的怨恨。不过，这件事影响不大，因为来就诊的病人没有几个。
后来，我遇见一位去郑县视察工作的传教士，就把上述故事告诉了他。我强调教会不该偏向某一社会阶层的人士而对其他人加以歧视，并说此事是歧视非基督徒的典型事例。他听了表示非常难过，说到了郑县一定会详查此事。
他从郑县回来时又碰到了我。这回，他兴高采烈地笑着对我说：
“你把那件事说拧啦！你只对我说得到特殊待遇的女孩家里是基督徒，没说她父亲是做官的呀！没事！”
显然，在这场国民党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教会工作并未营造出有利于美国的基础。后来我得知，读过教会学校和美国大学的中国人里，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当汉奸的人多得令人十分不安。现在已经是1950年了，可是教会工作在中国内战中的影响却好像更大了。我毫不怀疑，当年的药品事件仍然在发酵，促使一些人反对西方，欢迎新的当权者。每当有机会促使中国采取西方式的改良方法来代替革命时，西方却总是对发挥一种远较教会工作广泛影响的漠不关心的作用，以致失败。
许多美国人都把中国看得很神秘莫测。我不妨拿欧洲国家打个比方，来说明美国教会想在中国实现的愿望究竟是什么。英国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英国的历史只有中国的一半那么长，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孤立性较少，对外界影响的抵抗也较少。
现在，我要写写这个“英国改造计划”了，这个假想和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实际意图是一样的。我们向拥有4.5亿人口的中国派去了几千人。那么，照此比例，为了影响英国的4000多万人口，我们只消派去几百人就够了。这些男女人士都该是有色人种——美籍黑人、印第安人或东方人。我无意贬低少数族裔，而仅仅是为了指出，美国遣往中国的传教士从来都与本土居民属于不同的种族和肤色，他们的身份是最一目了然、最无可改变的外乡人。他们的生活受到了种种偏见的扭曲和局限，而这些偏见在现代世界其实就是种族偏见。
尽管他们到英国去是为了影响那个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可他们是志愿前往，而非公选或公派。他们是出于内在的冲动，或受到感召而前往英国的。只有少数人在教育背景和气质上适合充当这种民间大使的职务。既然他们要帮助一个自己所不了解的国家，就得有了不起的善心。但常见教会号召活动却往往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们比英国人更聪明善良，也许还要更幸运。这种臆想的优越感，特别是再加上种族差异的观点，自会玷污他们与英国人的关系。有些人的出身在美国并没有被看得很高，也不是典型的美国人，可是他们却表现得好像很了不起、很不一般。
在他们所定居的英国社区里，日常生活这架机器让这些传教士和本地居民远远隔离。美国天主教传教士虽然个人生活简朴，但教会一直遵循着“自给自足”这条表面上的原则，手段则是投资不动产甚至工商业。随着财源滚滚，自给自足的目标往往能够实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天主教会竟和最大的地主归为一类，教会的建筑也远远超出寻常。于是，在英国，我们假想的天主教徒们就会把英国最好的大宅和最值钱的产业都占为己有。如果英国政府想要均贫富，大概肯定就会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
为了复制美国中产阶级的安逸生活和中国贫穷生活条件的对比，大部分在英国的美国传教士的生活都要比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高一些，他们不仅有轿车、冰箱和风扇，还有私人飞机、游艇、游泳池，他们的钱来自美国，但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让他们饱受普通英国人的批评。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美国传教士在承平时期会对英美关系造成损害，因为他们在全英国只有几百名，多数英国人不会感到他们的存在。许多美国人会想方设法地帮助当地人。他们非常勤奋，也建立了很高的威信。尽管如此，如果教会办的那些服务性设施——学校和医院是企业化经营的，或像在中国那样是半企业化的、通常是当地一般中国人无力问津的，那么，英国人里的有识之士必定不会把教会工作当成一回事。从某些传教士的高生活水平来看，有些人会断定，他们的一切传教勾当都不过是牟利的骗局，于是，传教士们不仅难以传播谦逊克己的基督教信仰，反而会把所有美国人都打入另册。
也许，这些传教士所做的最有害于美国的事情，倒是由他们吸引到身边来的本地人做的。毫无疑问，这些美国人会诚心诚意、随时随地地传福音。但如果有些贫穷的英国人以为，他们假装信教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那么，美国人身边就也会充斥着一群“面包果酱基督徒”，一如中国的“饭桶基督徒”。在这个假想的英国，如果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很时髦，一如近年来在中国那样，那么，教会学校和教堂就会挤满英国的富豪之家，包括那些无可救药的、顽固保守的托利派残渣余孽，他们都是些贵族地主、腐败政客、发战争财的以及其他为本国人所不齿的家伙。由于这些人过于引人注目，尽管他们为数很少，也会很快就被许多英国人认为那就是美国式的英国人。如果美国要干涉英国的内政——如支持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那么，传教士及其徒子徒孙的共识就会加快反美思潮的发展。
最后要说明，如果认为单靠教会的努力，便可改变英国的政治、经济、天性，就可以说服英国人放弃社会主义实验、恢复自由放任等，未免过于天真了。我们的对英政策绝不应该建立在如此天真的臆想上。
但这一切恰就是我们曾在中国所想、所做的事情。多少年来，许多美国人一直以为，仅仅几千名传教士和受他们影响的中国人正在改变着一个庞大、古老、封建的社会，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美式的民主国家。多少年来，我们的国策就建立在这么一种思想基础上。这种思想认为，就美国方面来说，用不着采取更多的积极步骤，变革就会发生。现在看来，我们的努力全是不足的，而采取更积极措施的时机已经丧失了。
教会出版机构也有责任。他们是为教会说话的，但其实际影响与名分并不相符。除了自欺倾向，这种状况可能也是一种人类愿望的牺牲品，即靠自我吹嘘来自我激励。他们的工作是为教会募集捐款，其中很多人必定以为，只要动机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事实地瞎吹了。但我以为，更大的责任应由全体美国人或者大部分美国人来承担。这里说的大多数是指那样一些人：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相信，中国人是无关紧要的东方人，只要随便一个美国人前来领导，他们就会成群地跟上来。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并未被传教士蒙蔽，是我们蒙蔽了自己，因为传教士所说的与我们所想的太吻合了。
1942年2月，就在我离开成都前往重庆之前，我应邀出席了两次晚茶会。
在有一定规模的教会社区里，一般至少有一个成员会承受这样一句奉承话：“您怎么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个传教士。”这种奉承的分量简直像被封为骑士，由英皇用剑抚身一样。在成都，将这种传统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一位女士。她丈夫由于在金钱上和她发生误会，就连同他所属的教会一起抛弃了她。在此之后，她做起了旅店生意。她有很大的魄力，甚至曾被指控经营不正当场所，被拖上了中国法庭。当我和教职员们一起造访她家时，我们喝的是川橘白兰地甜鸡尾酒。她是白种人，发色黝黑，肤色偏暗，俨然一个半老徐娘。她在客厅里转来转去，逐个应酬客人。她用一架银白色的手风琴奏出了爵士乐曲。她修剪过的手指甲和修饰过的牙齿像手风琴上的金属键一样闪闪发亮。过了一会儿，她又用留声机奏出了伦巴舞曲，于是大家和着乐曲跳起舞来。和青年男子一起跳舞时女主人总喜欢她领舞。她是个决心很大的女人，跳起这种舞来总是咄咄逼人地不断向前，好像非给她一拳头才能让她后退。她的谈吐有时也会使舞伴退避三舍。
“战前我们在下江居住，很难和其他教会的任何人接触，”她谄媚地在我耳边嘀咕说，“我们最好的朋友全是美孚油行的。”
另一场聚会也是舞会，招待对象是美国空军志愿人员，即陈纳德的“飞虎队”。“飞虎队”成员的薪金高出中国士兵平均薪饷的1000倍。那天晚上，大家过得很愉快。这一方面是因为精品陈年苏格兰威士忌，这是我离开香港后头一次见到的，这些酒是“飞虎队”员从仰光带回来的，他们在楼上痛饮了一番；另一方面，男女主人在校园里称得上最善良、最厚道的人了。
那天晚上，女主人给我讲了一段她自己的故事，这让我觉得她真是善于敞开心扉。她是个业余画家，在成都附近旅行时总要带着画具，好把四川的自然景色画下来。那雾色迷蒙的天空、红色的土地、修长而又暗绿的竹子、冬末开满黄色油菜花或芝麻花的原野尤其值得一画。有个中国基督徒妇女在郊外旅行，给她写了一封英文信，要她务必前往同游。在信尾“又及”之后拼错了几个字，闹了个大笑话。她要写的本意是：
“又及，别忘了多带几只盘子（plates），到处有葡萄（grape）可摘。”
结果却写成了：
“又及，别忘了多带几条裤子（pants），到处有强奸（rape）！”
将近夜半，兴高采烈的舞会突然被两位不速之客干扰。他们是重庆史迪威将军总部的陆军军官，要在这儿住下来，以便在教会医院镶牙。从重庆到成都一般需要两天时间，可他们的吉普当天清晨才出发。
“你们时间抓得真紧啊，路上没碰坏什么吧？”
“两三条狗，”两人中军衔较高的一位高高兴兴地笑着说，“还有两个中国佬。当然，他们不算数，哼！”
也许，牧师之中也有人感到良心不安，只是出于礼貌才没形之于色。可不管怎么说，在鸡叫三声之前，他们全都是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