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释我在来年，也就是我在中国旅居最后一年所产生的种种预感，我要首先说明我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对时局的观点。如果在1950年——这时共产党人已经占领了中国大陆，而且看起来美中关系在几代人的时间内都难以恢复友好——回顾当时的局面，那么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日本刚投降的那个时期是美国在中国采取积极行动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我们的战时盟国——包括苏联在内——全都默认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国共双方都欢迎美国人能帮助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
但我们竟与如此良机失之交臂，这是后来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的关键所在。喜欢中伤史迪威的人曾说，史迪威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但是真正干涉中国内政的却正是这些人。而且其干涉的方式之粗暴，范围之广大，绝非史迪威时期所能比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种干涉导致的后果虽是军事惨败，但其动机却是政治的。只是很意外，结果同那些人的初衷相反，这种干涉竟加速了国民党的垮台。
在日本投降时，从名义上说，国民党控制着中国领土的一半左右，主要是在西南地区；人口总数2亿，接近总人口的一半。但在中国的18个省份中，完全没有遭到日本人入侵、也没有共产党根据地的省份只有四川和甘肃。由于许多教员和公务员被强制入党，所以从纸面上看，国民党有100多万名党员，但其中积极正直者为数极少。在那几年中，国民党宣称自己有400万人的军队，但实际数量不到300万人，真正有战斗力的很可能不到100万人。由于国民党和农民的关系极为紧张，所以它根本没有能打游击的民兵。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到10万人，主要是长征的幸存者。当时他们只控制着中国西北延安附近的一小块贫瘠地区，人口大约有200万。但8年之后，当日本投降时，共产党的正规军已接近100万人，另有100多万民兵。他们除了有在中国北部的根据地，还控制着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在东北也有少量游击队。在日本投降前的几个月中，他们开始向河南、湖南等华中省份扩张，并控制了上海、南京周围的一些县。在日军占领区的后方，共产党人控制了中国领土的大约四分之一，人口大约为1亿，占中国总人口数量的四分之一。
这种现象表明，共产党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在大战期间访问过共产党辖区的人都认为，由于共产党人在敌后做了大量工作，组织农民起来保卫家乡，所以他们在当地拥有大批追随者。他们不但能保卫自己，而且能够向日本人出击。为此华北日军不得不修建了长达几百英里的壕沟和土墙，以保护铁路线和城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守卫的华南前线，日本人在那里没有采用类似的策略，守备相当空虚。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年，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奔赴陕北，共产党员人数接近100万。
1945年夏季，大势已明，日本人很可能在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之前就投降。于是，国共两党将在夺取日占区领土上展开一场争夺。在这场争斗中，共产党军队无疑有能力攻占许多中国重要地区，夺取从长城到黄河之间的华北全境。当地国民党军队腐败糜烂，几乎不可能将这一地区从共产党手中重新夺回来。
即使苏联没有在日本投降之前出兵东北，共产党人也能占领东北。在日军占领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活动似乎不是特别活跃，没有像在华北那样大规模地组织动员农民。但东北仍然注定要落入共产党手中，因为他们距离东北最近。当时国民党军队远在西南山区，手中只有少量运输机和破破烂烂的内河船只，不管是从空中经过共产党控制下的华北地区，还是绕过华北地区，国民党都没有能力运送足够多的接管部队到达东北。
长江流域也很成问题。当日本投降时，国共双方在这一地区或附近都驻有军队。毫无疑问，汉口将被国民党占领；但上海和南京很可能会被共产党占领——除非有私下安排使日伪军及当地土匪为国民党据守这些城市，等候蒋军到来。当然，中国西部仍会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和台湾、海南两岛也会被国民党占领。然而，一旦共产党人占领了人口稠密的广大东北地区，并从投降的敌人那里获得大量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力量就会大大加强，甚至超过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民党保守派的腐败和中间第三势力的脆弱，共产党人无疑有能力在几年之内就控制全中国。
诚然，对美国的决策者们来说，这种局势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当日本投降时，联合国仅仅初具雏形，新的两极格局刚刚显露。自从德国战败，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就表现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当时在欧洲，苏联占领军的行为使人们严重怀疑，它是否能够与各国和平相处。
大战期间的观察家已经发现，中苏两党路线差异巨大，联系似乎也很微弱。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是共产主义者，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很难相信在美苏两强之间，它不会站在共产主义阵营一边。无论如何，中国的非共产党力量不是太腐败就是太软弱。所以，美国要么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要么听任共产主义最终在中国取得胜利，别无其他选择。然而，国民党的特性使美国介入时必定会有碍国际观瞻，而国民党的腐败必将使最强有力的干预也归于失败。
但我认为，美国仍然可以找到一种比较明智的对策。也许人们会谴责这种对策是幼稚的、理想主义的、含糊不清的、必将失败的，但无论如何，它不会比我们实际采取的对策——它被某些人认为是现实精明的政策——造成的失败更为惨重。
我现在还认为，当时美国应当努力促使国共以不流血的、政治的方式进行竞争，而不是大打出手。作为民主国家，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用选举或公投的方式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即使共产党会因此获得投票的多数，乃至压倒性多数席位。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人总比任何一个反共的美国人更能代表中国人民；更何况凭借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人也有权利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1945年，美苏分歧还没有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它们完全有理由在第三国进行一场和平统一、公民自决的实验，无论产生的政府是共产主义的，还是非共产主义的。这样做毕竟有利于世界和平。
此外，我认为美国最好不要单独对中国的和平协定承担责任，因为中国当时明显处于内战的边缘，完全有可能引起另一场世界大战。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由于在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中，我们在远东保持着巨大的军事实力，所以我们完全有把握在联合国做出反应之前维持中国国内的力量平衡。
由于当时中国的现实存在着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对立的势力，所以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在中国处于暂时分裂的情况下，由联合国出面，安排国共两党达成一项停战协定，并由联合国监督保证协定执行。然后，联合国代表应该促使国共两党谈判，达成政治解决协议。在此之后，联合国就可以组织公民投票，结束分裂状态，确定中国未来的政府。
我认为，这一切将要花费几年——至少是5年——的时间。在暂时分裂阶段，中国南方和海南岛应该划给国民党，国民党也将继续统治中国西部。但从长城到黄河的华北地区应划给共产党。除了间谍和特务——主要在大城市——国民党早已全部被赶出了华北。在八年抗战中 [37] ，连日本人都没能消灭华北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所以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在华北和共产党人较量，更不用说控制这一地区了。
由于国、共两党都没有在东北开展活跃的抗日活动，所以东北地区应该暂交联合国托管监督，由国、共两党联合管理。在长江流域，国共两党都无法在不诉诸武力的条件下把对方赶走，所以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也应该采取类似于东北的方式。由于中国大部分现代化工业都集中于东北及长江流域，所以由联合国托管这两个地区将会加强它的调停者地位，有利于国共两党谈判。为了战后的重建工作，国共两党都将需要工业品，联合国可以把这两个地区的工业品作为砝码，迫使双方都不敢破坏停战协定。至于台湾地区，由于它长期被日本殖民统治，与大陆的文化差异很大，所以应当置于联合国的直接托管下，以后再单独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其前途。
这样一个计划在实行中必将遇到严重的问题。在一个大多数人是文盲的国家中，公正的公民投票即便不是毫无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联合国可能不得不承认，问题最后还是要由国共两党的实力来决定。但由于国共两党都认为自己正确，而且有能力控制全中国，所以联合国委员会必将碰到无穷无尽的麻烦。双方都可能侵袭对方的控制区，制造纠纷，最后可能仍然是一场公开的内战。由于当时的中国已经处在革命前夕的崩溃状态，所以联合国的全部努力完全有可能在一片混乱之中结束。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停战协定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终而实现和平的解决方案。中国土地的暂时划分如果恰当地反映了国共两党的实力，则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的谈判。而且，暂时的分裂时期正好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国民党中相对正派的保守分子可能会推动改革，乃至改组领导班子，以此增强自己的力量。如果联合国坚持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那么至少在由它托管的东北和长江流域，勉力支撑的第三势力或有机会发展壮大。
在过去的几年中，如果我们做出种种努力使中国问题由联合国来解决的话，即使中国仍然爆发了内战，这种努力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将有助于改善国际气氛，也有助于加强美国的国际地位。如果我们指出，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你死我活的政权，因而中国问题是国际问题的话，国际法的威信也能得到提高。如果我们请求羽翼未丰的联合国在这样一个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我们将加强它的地位，而联合国地位的加强是对和平的最好保障。
由于中国潜在着对革命的强烈要求，我认为联合国的干预很可能将以共产党人的全面胜利告终，正如共产党现在通过战争做到的这样。但是，这样至少可以使中国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对美国抱有强烈的仇恨。
一位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前不久与其会晤的记者称，总统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国共两党分裂的严重性，并打算同时和国共双方接触，以帮助它们达成一项协议。我相信，国务院中的专业人员也希望按这一方针制定政策，也许打算让联合国也参加进来。但在罗斯福去世后几个月的混乱状态中，美国显然没有任何明确的对华方针。从赫尔利和魏德迈的愚蠢做法中可以看出，美国除了在投下原子弹之前制定的旧方案，并无任何新的计划。当初的设想是，美军在1946年春夏才能占领日本列岛，所以还有近一年的时间可以制定对华政策，安排战后的协定。
但是日本人提前投降了，于是对华政策未经周密筹划，多数做法只是随机应变。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一成定局，蒋介石立即决定重启和共产党的谈判。在蒋介石内心深处，他必定知道自己毫无把握以武力占据东北和华北，并为此坐立不安。美国大使赫尔利派了一架飞机到达延安，劝说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泽东于8月下旬到达重庆。他和蒋介石通过中间人针对成立联合政府以及敌后游击区的共产党参与政权等诸多问题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的斗争。
但在国共两党会谈开始之前，蒋委员长已经请求美国人帮助他控制日军占领区全境。美国人同意了这一要求。麦克阿瑟命令驻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同时美国开始空运国民党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也进驻并控制了中国北方的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的港口，并掌握了北平以及北平通往天津和东北的铁路。我认为美国人这样做和苏联军队迅速占领东北有关。尽管苏联人的这一行动是在雅尔塔会议上预先安排的，但仍然在美国决策者中间引起了一种惊慌的气氛。原子弹的成功和美国在远东聚集的庞大军力——它们原来是为了进攻日本本土而调集的，但现在已经无此必要了——使决策者们过高地估计了军事力量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无形因素的作用。
在这场混乱之中，我所听到的唯一有趣的新闻是：当魏德迈问蒋委员长希望空运多少部队时，蒋介石冷冷地回答说，大约300万人。这个数字是蒋介石纸面上全部军队的四分之三。这似乎是一个绝妙的例子，说明蒋介石认为美国人是可以捉弄的，也说明他对飞机的常识一无所知。他必定把运输机看成了基斯顿警察 [38] 中的魔车，想运多少人就可以运多少人。我相信这条新闻完全真实，因为它并非来自中国人的流言蜚语，而是登在1945年12月17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这家杂志的老板鲁斯对蒋介石极为友好。
魏德迈同意空运近10万人，主要是美式军械部队。我在柳州曾看见第一批国民党部队登上美国飞机，前往上海、南京地区受降。在此后的几周，其他部队也由美军飞机运往北平、天津。在这一年冬天，美国舰只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从南方沿海运送到了美军驻守的中国北方港口。全部海空运输费用由美国纳税人负担，数字至今保密，可能高达几亿美元。
与此同时，日本战败后，华北的共产党人立即要求当地敌军投降。在日本人拒绝的情况下，共产党军队发起了进攻。在有的地区，日本人进行了抵抗，而在另一些地区日军自行撤走，让伪军留下来进行战斗。到10月，除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控制的地区，共产党人几乎占领了华北的全部铁路线，把日伪军赶进了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共产党人似乎有意避免国际纠纷，所以没有攻击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的城市。此外，他们开始向东北渗透，而且很快就占领了几乎整个东北——但大城市和铁路线除外，这些地方仍由苏军驻守。
10月初，毛泽东飞返延安。国民党开始企图用武力占领华北。它的军队由原来的前沿阵地出发，沿着通向华北地区的铁路线发动进攻，同时也从美军控制的各个城市向周围发动进攻。国民党动用的兵力包括原来驻守在华北附近的部队、美国人抢运到北方各城市的部队，以及收编的大量伪军甚至是一些日军。由于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的地区可以免遭共产党的攻击，所以在国民党的战略计划中实际上也利用了美军。
但还不到几个星期，国民党的攻势就陷于停滞，这是由于共产党的“破袭战”。国民党那种笨拙的正规攻击，似乎比不过共产党“四处开花”的灵活战术。令人惊慌的是，大量国民党士兵、军官，甚至一位将军都主动投奔了共产党。毫无疑问，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全面内战已经不可避免。
有些人为美国在这场混乱中的作用辩护说，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所有盟国，包括苏联在内都承认，并且在波茨坦会议上做出了保证。
我认为，一个理想的合法政府应该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但很明显，只要一个政府能够统治国家，保住政权，并遵守外交惯例的话，美国就不得不承认它是合法政府。但即使按照这种标准，也很难说1945年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对半个中国失去了控制，而在它仍然统治着的那些省份中也存在着普遍的不满，共产党外的反抗正在蔓延，而且有理由怀疑蒋介石和日本人进行了交易。
美国的决策者们一直不理解，国民党早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分文不值，这是不可原谅的。如果说只有很少几个美国人——主要是传教士——经历了我于1941年在中国北方目睹的那场大悲剧的话，那么经历了1944年华南大溃败的美国人则有上万人之多，有情报军官，也有重要人物，他们的报告本应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依据。
阻止美国撤回对国民党的支持的先例是没有的。如果改变对外国政府的态度符合美国利益的话，我们从未犹豫过。我们至今不承认西班牙波旁王朝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合法性。甚至在我们还承认贝当政权为法国的合法政府时，我们就开始站在戴高乐一边了。蒋介石本人是在1927年通过非法手段夺得政权的，但我们当时很快就承认了他。
1945年，我们可能缺乏政治家的风度将中国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我们也可能觉得自己受到所谓国民党政府合法性的牵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是和苏联人达成一项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协议，然后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分歧。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苏联人决不会遵守这样一项协议，但可靠证据表明，在中国内战关键的那几年，苏联人插手的事情比我们少得多——虽然他们没有和我们达成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谅解，但之所以没有达成，是因为我们太急于插手中国事务了。
在目前美国的气氛中，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当时任何企图压制共产党人的行动实际上都可能铸成大错。不过，我还是要列出1945年我们在中国这场豪赌中的种种失算。我们的努力（包括当时的和以后几年的）——因为希望赢得赌局而给国民党更多的军事援助——恰恰使这种失败变得更加惨重。
（1）我们让中国内战不可能用谈判的方式来结束。当国民党第一次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进攻失败时，它再一次迫切需要美国在政治上给予帮助，于是在1945年末，马歇尔将军奉派来华。
马歇尔成功促使国共双方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主要由于他的努力，已经建立的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等党派代表组成——开始积极筹建联合政府。蒋委员长也允诺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普选，保障所有政党的合法地位，释放全部政治犯。在美国的协调下，国共双方也开始讨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战后各自保留多少军队。
但是，1946年3月，马歇尔返美述职，催促调运援华的救济物资。他在美国停留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的和平协议开始崩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横地修改了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计划，增加了总统——也就是蒋介石——的权力，削减了国民代表大会中非国民党代表的名额。接着，国民党军队企图占领整个东北，而共产党则奋力抵抗，于是停战协定也遭到了破坏。战斗很快蔓延到华北，到仲夏时，内战已经暗中全面展开；秋季，共产党代表退出了谈判，飞回延安。1947年初，马歇尔终于离华返美。人们公认他的使命彻底失败。国民党对中国北方地区发动了第二次全面进攻。
我们可以像马歇尔那样，把内战的重新爆发同时归罪于国共双方，但实际上美国人也负有重大责任。1945年，是我们精心策划、施加压力，把剑拔弩张的国共双方硬拉到了一起。这种局势给此后由我们主持的国共双方的停战和谈判造成了极大障碍。而马歇尔虽然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某些援助，但在停战时期，我们仍然把更多的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地区。我们继续按照原来的安排，为国民党装备和训练8个空军大队，虽然在当时是保密的，但后来毕竟泄露了。我们继续按照魏德迈的计划装备国民党陆军。我们至少给了国民党200艘海军舰只和几万吨军用物资——那是我们战后留在太平洋岛屿上的。
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使共产党人怀疑马歇尔的诚实和公正，使他们在谈判中变得更加难以应付。我们帮助国民党在中国北方占据了大片地盘，增强了他们虚假的权力，这使国民党领导人也更加难以对付。我们不但在日本投降后帮助国民党往北方抢运军用物资，而且在停战期间仍然不断给予他们军事援助，这使他们确信我们鼓励他们和共产党打仗，以为我们谈论和平只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而做的表面文章。这些行动也使他们坚信，我们无论何时都会出来挽救他们，即使我们否认。无疑，正是这种思想使蒋委员长在1947年初决定再次挑起全面内战。当时驻华美国顾问对此表示反对，并警告他前景不妙，不能再指望美国追加援助，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却使这些警告变得空洞无力。
（2）正是由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中国内战的战线大大延长，战争也更加残酷。如果我们在1945年不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中国北部，那么国共双方的敌对行动将局限在中原和长江流域。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战略位置极为不利，所以双方之间的战斗将很快迫使蒋委员长回到谈判桌前，而这正是国统区中大多数有政治头脑的人们所希望的。由于经历了长期的战争苦难，在日本投降之后，他们极度渴望和平。他们试探每一种与共产党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其中许多人为了获得和平，甚至愿意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例外的只是国民党中极少数的狂热分子和非常富有的人，因为一旦内战打到他们头上，他们可以从容地逃往海外。
从马歇尔1947年1月回国，直到1949年1月蒋委员长“隐退”为止，美国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是整整两年的内战。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战役都发生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如果当初美国没有用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先遣部队的话，国民党也许根本不能到达这些地区。在此期间，大量战斗是靠以前的伪军来打的，而这些伪军是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收编的。当蒋介石“隐退”时，双方大致以中原和长江为界。如果当初美国不进行干预的话，双方的分界线可能也大致如此。看起来美国干预只是使局面变得更加糟糕而已，现在蒋介石不得不下野。当初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劝告，一意孤行地再次挑起内战；现在他把美国奉送给他的地区统统丢光，也使自己丢尽了脸面。他不得不用“下野”的手段来缓和四面八方的责难。
蒋介石押上自己的威信，白白地造成了数百万人的痛苦和死亡。国民党部队士气极为低落，所以激烈的战斗并不多见。但围困、交通断绝和内战中常见的其他混乱局面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加深了人民的苦难。退却中的国民党部队经常对守不住的城市实行“焦土政策”，对守不住的农村大肆掠夺。
我们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以使其守住我们奉送给它的“礼物”。美国援助的武器在内战中起了极不光彩的作用。对于我们到底给了国民党多少援助，存在着一些争论。但从日本投降前夕——当时我们已经决定不通过中国来打击日本——到中国内战在大陆结束的5年之中，我们给予国民党的援助总数高达数十亿美元，在30亿至50亿美元之间，其中军火大约10亿美元。
但这些援助大多起了相反的作用。确实，美国武器帮助国民党控制人民，使国民党从农民手中敲诈了更多的粮食，抓捕了更多的壮丁，并打败了相当数量的进攻的共产党军队。但由于国民党部队士气极为低落，军官腐败无能，这些武器并没能给国民党带来胜利。中国内战的高潮是在共产党向长江流域挺进、蒋介石黯然“隐退”的那个时期，在此之后，共产党在中国其余地区的进军速度越来越快，几乎是一场不流血的进攻。在中国的美国军事观察员估计，在内战的高潮，我们送给国民党的武器中有一半以上——也许高达80%——落入了共产党手中。其中一些是战斗中缴获的，但更多的是由投诚起义的士兵带过去的，甚至还有一些是被腐败的国民党军官走私卖给他们的。
我们援建的国民党空军几乎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飞行员士气低落，不愿用生命做不必要的牺牲。他们很少对军事目标进行低空轰炸或扫射，因为这样做虽有战术意义，但却很危险。相反，他们喜欢安全地把炸弹从高空扔下去，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军队和平民一并进行狂轰滥炸。他们也经常对国民党丢失了的城市进行报复性的空袭。这样的轰炸只能造成巨大的灾难，但对战局毫无影响。事实上，这种恐怖的空袭可能反而帮助共产党把中国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正如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人的狂轰滥炸帮助了国民党一样。
美国援建的国民党海军起了相同的作用。由于共产党没有海军，所以国民党海军并无用武之地。直到1949年蒋委员长退守台湾地区为止，海军都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在此之后，蒋委员长用海军对大陆进行封锁，但这并不能“光复”大陆。由于这种封锁妨碍了共产党重建大陆的努力，而且给中国人民增添了麻烦，所以它只能使大陆公众更加仇视国民党，并将美国视为“战争贩子”。
（3）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就明显地和日本人、伪军及土匪部队勾结，目的是共同对付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大量迹象使人们有理由确信，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战时有某种“交易”，也许确有大理——潼关协定。但我们在战后却支持援助国民党，而且我们未能清楚地表明，我们与这种勾结毫无关系，这样就使美国看起来成了一名帮凶。
1945年，当我们把国民党军队运往日军占领区时，国民党迅速而顺利地收编了大量伪军，并把他们作为向共产党发起进攻的先头部队。如果他们在以前没有密切的来往，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点的。后来，只有很少数的汉奸受到象征性的审判，被处决的就更少了。几乎所有伪军军官——加上他们的部队——以及很大一部分伪政府文职官员都被国民党包庇下来。头号汉奸汪精卫在日本投降前的几个月病死，但他的继承人周佛海却被国民党赦免了叛国罪，原因是他执行过蒋介石的命令，在日本投降后阻止共产党人进入管区，一直坚持到国民党前来接管。从道义上来说，这件事在中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读者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法国的戴高乐为了消灭左翼运动而赦免贝当和赖伐尔，并委任维希政府中的叛国者们担任官职的话，在法国会造成什么影响？
特别是在上海，当地土匪和国民党接收大员狼狈为奸，一些土匪甚至被国民党当局公然封官。由于当时上海有成千的美国人，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很难相信美国人对这种事情不知内情，也很难相信这种事情没有得到美国人的默许。
甚至农民也有理由觉得美国人的行为心怀叵测。抗战时期，在华北地区有许多农村地主逃到日军占领下的城市中避难，这些人和日本人多少都有些勾结。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农村中，逃亡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然后分配给农民，还减少了所有地主的田租。当我们美国人把国民党带回华北地区后，他们力图恢复原来的状态。他们把农民的土地收了回去，还给逃亡地主，甚至包括和伪政权关系密切的地主。国民党还允许一些地主追索抗战时期的田租。这一切都是在国民党部队和收编伪军的支持下进行的。而国民党部队是美国人带来的，并一直依靠着美国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自然觉得共产党的宣传有道理：美国是反动势力，总是要维护反动特权。
（4）我们对国民党的援助，简直是把美国和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的最后几年——也是最黑暗的几年——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现在美国人正在就我们的对华政策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看清那些在中国本是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都认识到，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特别是1945年所进行的海空大抢运的话，国民党决不可能继续统治中国。甚至连最愚蠢的中国人也可以看出，他们生活在美国的影响之下。美式车辆、美式制服、美式武器遍布整个中国，惹人注目。当时在中国首都——国民党于1946年初将首都迁回南京——住着美国军事顾问，在中国沿海游弋着以青岛为基地的美国战舰，在中国天空飞翔着美国军机。在中国的历史上，1945年到1949年大概会被记录为“美国化时期”。这是一个充满痛苦和贫困、邪恶和荒谬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很快扭转这种局面。
日本的侵华战争在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中原和南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共产党控制并切断了铁路线，国民党控制的华北地区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正常的贸易无法开展。内战耗费了80%的政府支出。通货膨胀犹如脱缰的野马，完全失去了控制：1945年到1948年，1美元的币值由1000元法币上升到1000万元法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民党突然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政党，它的统治也将面临一个极为艰难的局面，更何况国民党并无任何自新的想法！蒋介石政权根本不打算解决这些问题。很明显，它希望由美国人来为它解决这些问题。它自己只是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在自我毁灭的恶性循环中堕进深渊。
在农村，成百万农民接近破产。不同的是，现在那些囤积粮食的少数人由于看到内战的结果必将对他们不利，所以不再买入土地，而是用他们攫取的暴利购买黄金、珠宝和美元，这些东西在逃亡时便于携带。地主阶级由于看到自己统治的末日即将来临，于是从自杀性的疯狂转变为极端的残酷无情。许多农民仅仅由于交不出田租，就被地主或他们的狗腿子活活打死，这种现象只是这个“美国化时期”的一个侧面。在这个时期还发生了几次人为的大饥荒，最严重的一次是1946年，发生在号称“粮仓”的湖南。
1947年在河南和山东也发生过一次人为的巨大洪水灾害。当时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39] 的帮助下，抗战前的郑县黄河堤坝已被修复。接着是和共产党人谈判将黄河改回北流故道的问题。黄河旧河道通过共产党控制区，在几百英里长的干涸河床上，大约有50万农民已经安家。由于共产党希望将黄河再次改道选择在对他们有利的时机，所以谈判拖了很长时间。这时蒋委员长突然下令将黄河改道，结果造成了巨大的洪灾，5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家园。
当时国民党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在内战中变得紧张不安、胆战心惊的国民党军队对待农民比抗战时期更为残酷。国民党军队对村民的集体屠杀——有时是活埋——时有发生，至于抢劫、强奸、殴打，更是司空见惯。因为共产党游击队是由农民组成的，这可能使国民党军官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士兵——同样也是农民——在另一种场合就可能是他们的敌人。国民党士兵集体投共现象也经常发生，这样国民党就必须在自己的统治区内抓捕更多的壮丁。由于大批壮劳力被抓走，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便无法维持生活。1946年末至1949年初这段时间中，内战的激烈程度甚至更甚于抗日战争的后几年。为了应付内战，国民党在农村穷凶极恶地强征粮食、牲畜和车辆，使得大批农民倾家荡产。
在城市中，美国奉送给国民党的礼物使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在原日占区巧取豪夺，大发横财。从日本投降之后，这种风气长盛不衰。尽管存在着内战，但国统区的工商业本来是有希望恢复的，然而实际上，由于官方的垄断、公开的骗局和对私营企业的敲诈，工商业开始崩溃。许多中产阶层甚至上等阶层人士走向破产。国民党中大发横财的人在逃往海外之前，把攫取的暴利纷纷存入外国银行。很多人估计，这种存款高达10亿美元，有些人甚至估计数额和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全部美援相当。
在如此不堪忍受的时期，城市也必然陷入残酷与镇压当中。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国民党曾给人民以象征性的自由。但在此后，审查制度就变得比抗战时还要严苛。民盟在1947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一些成员遭到殴打、绑架甚至暗杀。由苏联新闻机构报道出来的深夜逮捕事件和突然失踪事件广泛流传。学生们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抗议最为强烈，于是军队用机关枪对付学生示威，还侵入校园逮捕或杀害被怀疑为学生领袖的人。
在这个“美国文化”风行一时的时期，花费几十年时间才形成的表面现代化成就也开始崩溃。由于官员们把大量资金装入私人腰包，各地公路失修，城市街道堆满垃圾。救火队员在敲诈到足够的贿赂之前不救火，警察私下和地痞流氓串通一气。很多人认为，与其把钱存入现代化的储蓄银行或保险公司，还不如买成物品囤积起来更为有利。随着现代工业几乎完全停滞，西方的影响就主要表现在各种奢侈品——高级轿车、香烟、尼龙、塑料手提包上，因为从美国进口这些物品可以获取暴利。
这种趋势在上海和其他一些有过租界的港口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带头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其他各国也先后放弃了在中国的租界权。但即使是这种好意现在也变得对国民党不利。在日本侵华之前的10年中，蒋介石政权曾在世界上赢得了“现代化政府”的好名声，这和外国租界的影响分不开，当时的外国租界提供了一个稳定、高效的世外桃源。现在国民党再也无法弥补这一损失了。
“美国化时期”中最糟糕的事情也许是，在这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国家，蒋委员长坚持要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几亿人头上。
蒋介石似乎感觉到，他必须使美国人相信，他的统治是民主的，不是独裁的。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完全是象征性的——就好像中国京剧的舞台布景一样，结果只是使他的“民主”显得更为稀奇古怪而已。例如，1947年举行了国民代表大会，从名义上来说，这是第一次由公众投票产生的代表大会。但实际上，投票很容易做假，因为中国公众也一直持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根本不会把选举当作一回事。然而，最后在南京会议厅中出现的国民代表人数竟然超过了法定名额。原来，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使美国人相信他是多党政府，临时把一些代表席位“赐予”了以前属于民盟现在改投蒋门的人，同时撤销了国民党内一些触犯了他的人士的代表资格。但被他撤销的代表无论如何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他们不顾他的旨意，仍然出席了大会，所以代表的人数超过了法定名额。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不听话的代表被强制退出会议大厅，代表的席位仍然给予蒋介石指派的人。这件事说明，对于蒋介石来说，民主始终是一个十分麻烦又莫名其妙的玩意儿。
同样，从理论上说，在蒋介石成为符合民主宪法的民选总统之后，他在名义上放弃了独裁的权力。但他几乎立即又授予了自己更大的权力，其借口是国家处于“动员戡乱”时期。由于一党独裁的“训政时期”从理论上说已经结束，所以国民党宣布，党的经费今后不再从政府预算中支出。但众所周知，在此之前蒋介石的亲信们已经把没收过来的大量日本财产转到国民党名下，国民党还有足够的资金保障。
蒋委员长在这样一些伪装之下，用尽各种阴谋诡计，企图通过制造混乱来谋取最高权力，但他制造的乱局却开始失去控制。当美国人使蒋介石有机会占据东北时，他派往东北的接收大员都是南方人或上海人，他们的敲诈勒索终于使东北人民纷纷加入由共产党在北方指挥的军队。为了统治台湾地区，蒋介石派去了外省人，他们的残暴行为使台湾地区人民于1947年爆发了暴动。国民党屠杀了上千人才恢复当地的秩序。蒋介石在1945年终于通过政变把云南省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他立刻把该省最精锐的部队用美国飞机运往东北。但这些部队对保卫东北毫无兴趣，结果成群地向共产党投降了。与此同时，蒋介石把外地人派往云南，这些中央大员在当地搞得怨声载道，于是滇省大部发生了公开的暴乱。最后，被蒋介石搞下台的省主席、心怀不满的军阀龙云在1949年又策划了一次政变，致使云南省全部投向了共产党方面。
在军事方面也是一样。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一时的权力和面子，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魏德迈为国民党训练和装备了39个美式军械师，但蒋介石害怕这39个师的实力会威胁他对军队的掌控，于是把大部分消耗于玩弄势力平衡的内斗中。结果这39个师的士气十分低落，并很快就和那些未经美国训练和装备的部队一起投降了共产党。在缅甸战役中崭露头角的孙立人是最有才干的国民党军队大将之一，但蒋介石却任命他担任陆军训练司令这一闲职，搁在一边不予重用。蒋介石安插在国民党军队关键职位上的人，都是除绝对忠于他之外一无所长的家伙。蒋介石重用“常败将军”汤恩伯，使他得以继续创造打败仗的新纪录。我于1941年就听说过卫立煌在河南的溃败，他后来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1948年又再次去职，原因与7年前那几次较小的败仗类似。
蒋委员长“隐退”后退至台湾地区，打算把宝岛建设为自己的禁脔。在大陆，桂系的副总统李宗仁作为代总统，接替了他的职务。李宗仁以前是在违抗蒋介石旨意的情况下被选为副总统的，那次他让蒋介石大大丢了面子。所以作为报复，蒋介石明显地希望李宗仁失败，希望大陆在李宗仁手中丢失。蒋介石越过李宗仁，向自己在大陆的嫡系部队发布命令，鼓动他们撤退而不是坚守。他还扣留了李宗仁的部队所需的经费。共产党之所以能那样迅速而轻易地占领中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原因之一就是蒋介石的这种干预。很明显，他希望当李宗仁——当时合法的政府首脑——失败时，美国人将再次把他在台湾地区的小朝廷视为中国政府，而且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很快迫使我们重新大力协助他恢复对全中国的统治。
然而，在这最后的几年中，最能暴露蒋介石本质的行动发生在“隐退”前的1948年。当时北方战场的形势明显对蒋介石不利，逃离大陆不可避免。这时他专横地决定发行一种叫作“金圆券”的新纸币，来代替已经贬值到离奇程度的旧法币。蒋介石下令所有人都必须把私藏的黄金、白银、外币兑换成这种新纸币。为此还发布了禁止囤积和投机的新法令。蒋委员长的儿子蒋经国——他以前在江西省“模范城市”担任专员——被指派发动一场恐怖运动，威逼人民遵守这项法令。
无论如何，蒋委员长的私人圈子都不受法令约束，更何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时已经把大部分财物转移到了国外。但在上海，蒋经国处决了几名小囤积者，以获杀鸡儆猴之效。然后蒋经国以违反新法令为借口逮捕了一批富商。讽刺的是，这些人中也包括那些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代表人物。正是这批人在1927年唆使并帮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流血政变。杜月笙的儿子也被逮捕了。杜是上海著名的流氓头子和“慈善家”，在1927年的政变中用青帮势力帮助了蒋介石。
1927年，这些人欢迎并支持蒋介石，因为他们指望他能建立一个政府镇压共产党和农民，维护他们的利益。现在这个由他们帮助建立的政权已面临末日，而它的圈子也越来越小。他们自己也成了这个政权的受害者。他们必须交出自己的财物，付出巨额“罚金”才能从监狱中脱身。蒋经国被派来进行这种敲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残酷的象征，因为蒋经国受过苏联的教育——这使人想起蒋介石讨好共产党的那段历史；而且蒋经国的“模范城市”几年来一直被国民党当作一个荣耀、一个骗人的橱窗，表示自己正在向西方的现代化政治进步。
在上海的逮捕和处决行动震动了国统区，中上阶层的人们不得不至少交出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币。国民党并没有大力稳定“金圆券”的币值，所以它很快就贬值到了几乎和旧法币一样的程度。但通过这种手法，蒋介石捞到了一大笔硬通货，据保守估计，价值为3亿美元。共产党占领南京、上海时，蒋介石携带着这笔钱逃往台湾地区。虽然他当时已经把总统职位交给了李宗仁，因而对国库并无合法权力，但他仍然占据着这笔财产。
蒋介石毫不怀疑自己有权占有这些财富，它是点燃他本人这支“神圣火炬”的燃料。但交出硬通货的人们却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对国民党也更加不满。蒋介石这种企图把人民身上最后一分钱都榨光的行为，甚至在那些热烈支持过他的人们中间也引起了强烈的憎恨，他们不再相信他是“真命天子”了。他现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只有他对自己的统治感到满意。
中上阶层抛弃了蒋介石，中国最后仅有的反共力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混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一次社会革命，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中国旧的特权阶层资助和承认国民党政权，把它看成一个能在危机四伏的现时期保护自己利益的卫士，而国民党却听任蒋介石独占。这个阶层创造了这架政治机器，但最后这架机器却反过来残害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在中国，旧的特权阶级已经没有能力继续进行统治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曾在中国北方推行了温和的社会革命，主要是在土地改革方面。内战开始以后，为了赢得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在中国北方开始推行更为激烈的改革措施。他们鼓动农民斗争地主，平分地主的土地，甚至处死了一些有民愤的地主，从而唤醒了农民的解放觉悟，并广泛宣扬“有进无退”的意识。这些做法无疑也帮助了他们组织军队，夺取胜利。
但只有在华北、东北地区，共产党才有时间这样做，因为那里内战进展得比较缓慢。在中国的其余地区，由于共产党进军太快，根本没有时间来进行土地改革，只能留待以后来做。所以在大半个中国，共产党人夺得政权并非是由于新事物的感召，而是由于旧事物的崩溃。
国民党崩溃的最后阶段可谓众叛亲离，悲惨至极。当共产党占领北方各城市时，还有大批公众，包括穷人，惊慌失措地在共产党到来之前纷纷逃跑。但在共产党向长江流域挺进时，绝大多数公众，包括上层人物，都对国民党极端憎恨，所以只要是认为自己不会被作为战犯而受到审判的人，绝大多数都留了下来。这时人们主要害怕的已经不是共产党的占领，而是国民党败兵的暴行和混乱。甚至大多数美国人也开始与节节胜利的共产党军队联系。在此期间，蒋介石又企图使中国遭受最后一次屈辱。他表示，如果美国介入中国内战，他愿意恢复不平等条约，并给予美国更多的军事基地——从而使中国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即使共产党人真的像反共漫画中形容的那样，即使共产党真的是苏联人的追随者，它也很难比国民党更坏了。
以上列出了我们对华政策的种种失败，其主要恶果是在中国人民中间造成了强烈的反美情绪。但这只是局限于中国而言，另一方面，我们站在国民党一边所进行的冒险也损害了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地位。
（1）我们在欧洲的政策是用和平建设的手段与共产主义竞赛，即“马歇尔计划”，但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却企图用破坏性的军事行动来扑灭共产主义，这使得亚洲人有理由认为，美国偏爱亚洲人过去所憎恶的自以为高贵的西方国家。在殖民主义时期，英国、法国、荷兰就是这样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东方和西方的。在西方，他们主张社会进步，他们本国的人民是欧洲最自由、最富裕的人民。但在东方，当他们在亚洲殖民地中的人民起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时，他们的回答却是残酷地镇压。
（2）对于那些并不像美国人这样狂热反共的亚洲人和欧洲人来说，我们在中国的行为形同残忍虚伪的伪君子。我们的报刊和政府竭力鼓动中国人在东方向共产主义作战，但我们美国人却没有开枪，战斗和死亡的双方都是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并不关心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存。
（3）其他任何国家都比我们更加理解中国的局势。在英国外交部和其他西方国家——无疑还包括苏联——看起来，我们对国民党的支持让我们成了十足的蠢货。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很久，许多外国观察家就已经看清楚，美国的对华政策恰恰正在中国造成一个我们声称希望避免的局面。我们对国民党中央集团的援助，只是使得这个集团变得更加虚弱，更加不愿意自力更生。而我们维持蒋委员长最高权力的努力，更促使他压制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一切非共产主义势力，何况这种势力在中国本来就不强大。我们用力捂住盖子，直到下面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这就确保了共产党最后迅速而全面地争夺并完成了权力的更替。
（4）我们在中国的行动可以被当作一个证据，证明美国正如共产党宣传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至于我们是如何陷入这种尴尬局面的，美国官方却一直没有给出解释。但我认为，这只是因为许多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时，我们匆匆忙忙地采取了一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也是机会主义的对策。但也有可能在决策的过程中，有少数希望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们在中国的特殊军事地位和在青岛的海军基地，对保卫东方的非共产主义者来说具有象征性的作用。不幸的是，1946年末，我们又和国民党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我们自己认为这个条约是平等的，因为它规定中美双方的商人在对方国家享有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由于中国是一个非工业国，美国人借助该条约可以在中国大肆兴办企业，但中国人却不可能以类似的规模进入美国市场，或在美国兴办工业，所以这个条约很可能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为方便进行经济侵略才签订的。实际上，许多国家——不仅是共产主义国家——也正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条约使我们看起来成了帝国主义者，但它实际上是美国仓促执行对外政策的后果。如果我们真的是或打算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去签订这样一个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国民党不是美国的傀儡，但其实一切都依赖美国，然而，美国商人却并未从中捞取到多少好处。在华美国商人和中国的私营企业一样，也不得不任凭国民党官方垄断和诈骗的摆弄。我们和中国的贸易额一直微乎其微。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大部分商品是富人用的奢侈品，而我们支持的国民党政府使大多数中国人变得一贫如洗，根本买不起美国货。美国商人中也确实有少数人在中国发了大财，但他们并不是通过中美商约的合法途径，而是通过和国民党官员的“交易”发了财。这个条约的讽刺性在于，我们一方面为了保卫商业自由，另一方面却在中国支持一个压制商业自由的政府。
（5）共产党中国如果出现独裁政府、限制自由贸易以及由苏联影响带来的现象，我们对此必然会大力抨击。但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由于我们在国民党中国的那段经历，这种抨击将会大大失去分量。同样，由于那段经历，我们对任何国家中类似现象的批评也将失去力量。
（6）我们对国民党的单方面支持削弱了联合国的威信，特别是1945年我们在中国进行的海空大抢运，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不管把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叫得多么响，但这毕竟是美国强加的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有利于自己的方案。这是对联合国权力的第一次嘲弄；它向其他国家表明，我们可以自行其是；它还向别国表明，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抛开联合国为所欲为。
我们在1945年越过了联合国，大概正是因为这点，后来我们一直不愿意把中国问题变成一个国际问题。1947年，当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岌岌可危时，魏德迈曾再次奉派前往中国，了解能够采取何种行动来挽救局势。当时他建议将东北地区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但他的这一报告被秘而不宣。直到1949年国务院提出白皮书时，才将这一报告公布出来。同时白皮书声称，当时我们之所以没有向联合国呼吁，是因为不希望损害蒋委员长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其实，我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也是因为害怕这将降低美国的威望。因为联合国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必将使我们以前在中国的单方面行动暴露在世界舆论之下，从而使我们处于尴尬的境地。
（7）我们在中国侵略性的反共行动加快了冷战局面的形成。大部分美国人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眼睛盯着的仅仅是欧洲。在欧洲，苏联确实更富有侵略性。
当然，不管美国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共产党坚持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不可避免的学说，也致使美苏因此总是存在着潜在的紧张关系。但如果我们在战后不是那么匆促地在东方采取进攻姿态，这种关系可能不会恶劣到如此地步。1945年，我们对国民党部队的空运必定给了苏联人以深刻的刺激。因为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显然是反共的，而且就发生在日本投降后仅仅几天，就发生在一个与苏联相邻的国家中。
（8）我们竭力鼓动毫无价值、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去把中国共产党吃掉，这很容易摧毁我们反共产主义的道义立足点，表明我们只信奉“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的信条。
在叙述我们如何陷入这种困境之前，我最好先谈一些苏联在中国的情况，因为这方面的情况一直被某些人利用，在美国制造混乱。近几年来，流行的说法是把现在中国的局面完全归罪于罗斯福和苏联人。据说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强烈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于是这位已故总统被说成是放弃了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所取得的胜利。苏联军队被说成是在东北故意延长占领时间，以使中国共产党有机会占据东北。东北被说成是共产党征服全中国的主要基地。最后，中国共产党被说成仅仅是莫斯科的工具，据说它完全是由它的苏联主子武装、支持和指挥的。这些说法是十分危险的误解，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亚洲遭到更惨重的失败。
我并不十分欣赏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中的表现。我认为他恐怕在世界性的官方事务中过高地估计了个人的作用，这点与蒋介石的封建式信念并非毫无共同之处。他明显地认为，如果自己能和斯大林友好相处的话，美、苏两国也会友好相处。当时由于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的联系，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不得不对蒋委员长保密。但我认为，罗斯福秘密承认和许诺苏联对中国东北港口和铁路的权利是不妥当的。如果为了打击日本人，我们不得不对斯大林进行贿赂的话，美国最大限度只能许诺苏联在联合国面前提出它对东北的权利要求，以便把最后的决定留给联合国去做。但反过来说，尽管罗斯福的这一行动有失稳妥，但雅尔塔会议毕竟没有注定中国内战的结局。
如果苏美两国都不插手，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占据中国东北。归根到底，国民党之所以能到达东北，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帮助它进行了海空抢运。
苏联军队确实在东北多停留了半年，在此期间，大批共产党部队渗入东北，以至于国民党后来无法把他们赶出去。然而，苏联军队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才多做停留的。当时蒋介石希望争取更多的时间，由美国人把他自己的军队运往这一地区。
当苏联人终于在1946年初撤出东北时，他们撤退的方式确实有利于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去接收他们留下来的日军装备。但到目前为止，官方的美国观察家们只能找到这一个例子来说明，苏联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之前，曾给过中国同志以大量的物质援助。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从东北得到的武器并不比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从东北南部得到的武器和其他利益更有价值。苏联人并没有为他们的中国同志在东北留下有重要作用的基地。相反，由于苏联人当时认为，国民党定能成功占领整个东北，所以在撤退之前把所有的军事工业都给破坏了。
因此，在内战中，东北并未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基地。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和主要力量来源，一直是在他们抗战期间就已经控制了的华北游击区。内战中的决定性战役也正是发生在这一地区。
当然，以上情况并不能说明苏联从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也不能说明他们不给外国共产党人物资援助。如果中国共产党需要苏联给予更多援助的话，他们可能是会同意的。也许他们曾秘密地给予中国共产党一些援助，而现在还不为非共产主义世界所知晓。但人口众多的中国并不是保守秘密的好地方，如果苏联人确实给过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秘密援助，那么时至今日必然会为外人所知。
实际上，不过多介入中国事务对苏联是有利的。在抗战期间，苏联援助给了国民党，而共产党则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扩张。到日本投降时，国民党的腐败使人们相信，如果没有外来干涉的话，共产党人必将取得胜利。苏联的不干涉态度避免了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反苏情绪——如果这两个不同的民族真的发生了大量接触，很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不干涉态度也使苏联在亚洲其他国家赢得了公正的名声。而与此同时，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却使这些国家怀疑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不管苏联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管他们在欧洲干了什么，其在中国的行为看上去是比较公正的。在中国大陆内战期间，它的唯一一次重要介入只是在东北以消极的方式留下了一批武器。如果这仅仅是欺骗中国人的假象，那么起码在这段时期，它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正因如此，在亚洲的冷战中，共产主义者明显居于上风。同样，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更大程度上是美国的失败，而不是苏联的成功。
在本书之前的章节，我已经叙述了美国失败的几个因素。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为失败埋下祸根。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们和国民党的不现实的关系，使我们接近了这场失败。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我们在中国的情报系统不完备，宣传方针不合时宜，而美国新闻界又按主观愿望报道，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防止这场失败的发生。赫尔利把不同意他意见的专业外交人员赶出了国务院，这件事说明，我们习惯于认为外行可以而且应当处理对外政策的问题。这种传统大大促成了这场失败。这些专业人员虽然现在被笼统地扣上了共产主义者的帽子，但对他们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却是：他们当初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已经完全被历史证实了。
美国人的性格易于冲动，我们中有许多人都下意识地轻视有色人种，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教会。我们中的一些人似乎认为中国人民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可以而且应该接受任何一个美国青睐的政府，而不管这个政府是不是中国人自己所喜欢的。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危险地用主观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对外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可以由美国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不是必须由所在国的客观事实来决定。
我之前说过，我认为在日本投降后紧接着发生的海空大抢运，是我们这场失败的关键所在。这次行动使我们无可挽回地闯下了最后的大祸。但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人对这次抢运过程做出详细的解释。甚至国务院的白皮书也把这件事情含糊敷衍过去了，以证明美国对加速国民党的崩溃并不负有责任。虽然如此，这次抢运的大致情况现在已为人们所知，而且其中的一些细节也不难推测。
这件事情的起源还要从史迪威事件之后说起。当时赫尔利和魏德迈被指派担任在中国的重要职务。选中这两个人可能仅仅是因为方便，因为当时赫尔利就在重庆，而魏德迈则近在锡兰 [40] 。但他们的保守主义态度肯定也是考虑派往中国的因素之一。赫尔利是共和党人，而魏德迈一直支持共和党的政策。罗斯福之所以选中他们两个人，可能是为了增强对外政策中两党合作的力量。
我推测，当史迪威的政策遇到困难之后，罗斯福那种喜欢凭冲动做出决定的性格就表现出来了。罗斯福当时没有去寻找更好的手段来贯彻原来的政策，而是凭一时冲动就决定在相反的方向上试试看。当时鲁斯系统的杂志和其他报刊，加上沃尔特·周以德等共和党议员开始煽动鼓噪，反对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蒋委员长。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可能认为，不如再给蒋介石一点甜头，并且最好让共和党人去中国做这件事。他可能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平息共和党对他的国内政策和欧洲政策的批评。另一方面，恐怕他那种过高估计个人作用的历史观也起了作用。他可能认为，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本人和蒋委员长要维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此外，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曾披露，罗斯福希望在战后前往中国，亲自充当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调解人。所以他当时可能已经下定决心，目前的政策主要是维持蒋介石对日本做最低限度的抵抗，其他一切都留待他日后能够亲自处理这一问题时再说。
就这样，在史迪威事件之后，我们的对华政策被共和党人接管。在日本投降之前关键的几个月中，我们在中国的首要代表缺乏处理中国事务的经验，而且他们似乎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评价国民党的。由于赫尔利和魏德迈不断赞扬国民党，所以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声望押在了国民党这一边。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没有加强国民党的力量，也没有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失败了。在日本突然投降之后，美国又一次凭一时的冲动来处理中国问题。这时赫尔利和魏德迈特别希望采取能够掩饰他们自己的失败的方案。
我听说，蒋委员长请求美国帮助他占据全部日军占领区的要求，最初是用电报形式提交给华盛顿的。然后华盛顿要求身在重庆的魏德迈及其情报部门对此表达意见。魏德迈及其僚属认为，把国民党部队运往东北是危险的军事冒险。很明显，这时魏德迈已经对他自己以前为了讨好国民党而促成的局面感到不安。他拜访了蒋委员长，劝告他不要企图占领东北，因为那样会使战线拉得过长。他还建议由美国、英国、苏联三国共同达成一项协议，保证蒋介石能够占据华北的部分地区。但蒋介石拒绝了这些建议，而魏德迈也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
在匆匆忙忙地交换了一连串跨越太平洋的无线电报之后，海空抢运计划就敲定了。我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是站在赞成蒋介石要求一边的，赫尔利更无疑是强烈支持蒋介石要求的。赫尔利的支持很起作用，因为他当时的职务是美国驻华大使。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这样仓促做出的，这似乎是这场灾难中最可悲的方面。这场灾难已经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且直到现在还在继续给我们造成损害。在某种程度上，这场灾难可能是一个老年人害怕全世界的绝望心情所造成的。然而很明显，最后的决定是在华盛顿由杜鲁门总统或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的，也可能是由他们共同做出的。
外国人经常迷惑不解地认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没有根本区别。上述一连串事件更证明了这一点。两位民主党总统对中国这场灾难的责任并不比任何共和党人小。1945年以来的历次事件，特别是发生在1950年的几件事，倒是明确了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区别。
我们的军事干涉政策在中国失败了，这种政策虽然同时在希腊获得了成功，但也花费了过多的人力、时间和金钱，这种情况使杜鲁门、艾奇逊和他们的民主党支持者们似乎开始认识到：在一个经济和政治基础不足以抵抗共产主义的国家，企图用军事行动来遏制共产主义是徒劳无益的。现在这些民主党人不幸又有可能被卷入在印度支那的另一场危险的军事冒险中，这次他们显然希望在这些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中，运用成功的马歇尔计划代替杜鲁门主义，即采用政治解决方案，用政治、经济手段与共产主义竞争，而不是用军事力量来压制它。
但另一方面，在1950年初关于台湾地区问题的激烈辩论中，许多共和党人提出的口号是：“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那就再干一次。”换言之，正因为军事干涉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希望挑起一起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更为不祥的预兆是，一些共和党人在1950年春季的预选策略表明，他们竟然有意或无意地打算在美国试验一下戈培尔的弥天大谎式宣传术，目的是让我们在亚洲继续奉行军事干涉政策。由于这种政策在中国造成了最大的失败，所以他们就编造了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神话，和事实完全相反，从而麻痹了美国公众的判断力。
毫无疑问，确实有些“可敬”的共和党人当真相信，民主党政府已被亲共产党分子渗透，这一政府开始忽视中国问题，后来更是顺势把整个中国都出卖给了苏联。但很明显，另外一些共和党人之所以在中国问题上喧嚣不已，纯粹是选战投机活动，华盛顿残留的亲国民党院外集团更是竭力鼓噪。麦卡锡参议员及其一伙很可能还会从政府中抓出几个隐藏的共产党分子或共产党同路人。但这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问题上，目前共和党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颠倒了黑白，这使我们在将来更加难以防止类似的错误。
例如，共和党人说史迪威帮助了共产党，因为他打算用美国武器装备共产党，并让他们参加盟军方面的作战。实际上，史迪威在这些方面都失败了，他既没能利用共产党的军队，也没能在美国于中国建立空军基地之前，加强中国地面部队的力量，反倒是陈纳德在大战期间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忙，因为他竟然能使自己主张的中国南方的空中冒险计划得到批准，而这一计划的执行引起了日本人在1944年的大规模进攻，让几百万中国人倾家荡产，陷入绝望的境地，而这种情况，恰恰给共产党人的扩张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共和党人还说马歇尔帮助了共产党，因为他曾致力于成立联合政府。实际上，联合政府是唯一能延长国民党的生命并给予其必要的重建和改革喘息时机的办法。但马歇尔也失败了，联合政府一直未能建立。倒是赫尔利和魏德迈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忙，因为他们进行的海空大抢运使国民党的战线拉得过长，他们的反共好战态度也使蒋委员长不切实际地幻想可以获得更多的美援用于内战，其结果就是后来的这场惨败。
国务院现在被共和党人指责为过激派。其实，国务院的错误正在于过分保守，由于这种态度，它迟迟没有理解中国问题的严重性，而当它发觉这点，想制定一项可行的政策时，却已经为时太晚了。左翼作家们也被视为有罪，因为他们暴露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因而被说成是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其实更应当受到责备的反倒是那些右翼报刊，它们企图用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加强国民党的力量，结果却适得其反。
我认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事实表明，1937年到1941年，即由抗战开始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共产党表明自己能够在日本侵华的危急态势中扩张力量，而国民党则在这个时期开始失去力量，因为它不愿意也不能够调整自己的政策，使之适应于战时危机状态。到中国成为我们的盟国时，势力消长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很难施展影响扭转这种趋势，因为当时我们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向中国投入的精力都远远不够。
到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已经变得如此虚弱，而共产党已经变得如此强大，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击败共产党人了——除非我们美国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全面干涉，并在实际上把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要这样做的话，就必须向中国派遣一支远征军——我估计至少需要10万人，这支军队必须准备投入战斗，甚至牺牲生命。此外，还不得不向中国派遣成千上万名美国顾问、军事教官和文职官员，他们必须学习中国事务和复杂的中文，甚至可能不得不接管国统区的行政权和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由于当时美国人在国外事务中缺乏经验，所以这种大规模干涉的最后结果很可能仅仅是使得共产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这种干涉必将毁掉美国在全世界的名誉。但共和党中主张积极干涉的人，像鲁斯、周以德、蒲利特、诺兰、惠瑞、麦克阿瑟、赫尔利、麦卡锡、魏德迈和陈纳德等人，对这种必然后果却采取了故意不去正视的态度。据我所知，1947年，当时的国务卿马歇尔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决定美国不会进行这样一种冒险行动。但当时魏德迈却在建议将东北地区交联合国托管的报告中，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而这种介入最后必然会走向全面干涉。我认为，马歇尔当时的决断证明他是一个正直而明智的人。
因此，我们的过错并不在于我们力图使蒋介石和日益强大的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也不在于我们给予蒋介石的物资援助太少了，相反在于我们给予蒋介石的东西太多了——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的影响。我们的这种做法，使蒋介石根本不愿意在向中国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方面和共产党竞赛，而这才是我们挽救非共产党中国的唯一道路。
从长远考虑，我认为共和党的现行立场有两个方面最令人担心。
第一个方面，共和党人荒谬地希望坚持积极干涉的政策。实际上，这一政策已经破产。共和党人的这种表现使我想起，旧中国的统治阶级也是这样盲目地追求完全保障自己的地位，结果却带来了自杀性的后果。因为这种做法，他们过分考虑自己的“面子”，完全脱离农民，仅仅相信武器、碉堡等军事力量，结果反而使他们的统治地位完全崩溃。我担心，如果共和党人在1950年的大选中获胜的话，美国可能会在亚洲全面执行一种积极干涉的政策。这项政策很可能会在几年内导致共产党人夺取全亚洲。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和平可言。美国在工业上的优势可能会使我们短期内在军事上取得某些胜利，但在今日全球性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些胜利恐怕只是长期战争的序幕。这场混乱很可能会延续几十年之久，谁要是想夺得这场混乱的胜利，就必须采取比现在的冷战严酷得多、复杂得多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原子战争的另一种可能后果，是使人类退回到原始时代。如果那样的话，最后的较量就不会在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进行了，而是将在崇拜蛇的人和崇拜龟的人，或者树栖人与穴居人之间进行了。
第二个方面是，共产党人很可能已经认识到：反动的美国恰恰为他们的扩张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敌对行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激愤的反美情绪引起的。他们现在只需要选择一定的时机来采取不友好的行动。例如，正值我们对台湾地区问题的辩论达到高潮时，他们没收了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的财产。这表明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共和党人是他们最可靠的美国朋友。他们正希望能挑动美国人的情绪，为干涉主义者们影响我们的政策制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