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历史性悲剧，我在几年来收集到的材料看起来虽如此单薄，却也能像是从望远镜中观察一样看出了夜郎自大招致的失败结局。大部分材料来自那些年代的美国人，他们正处在特殊的美国化时期。
我在广东交出了吉普车和无线电器材之后，大约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飞返重庆，离开了美国战争情报局。我在重庆等待我的朋友老叶，他是民主同盟的成员。几年前我们就相约，如果战争结束我们还活着，就相聚在一起共同欣赏和平年代的第一次月圆。在华北，国民党与共产党步入内战状态，重庆也呈现出种种新的迹象，表明中央政府正准备自卫。国民党一直自吹自擂，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几个月前还对所谓的“吉普女郎”进行围剿，可现在又为美国人兴办起了利润归公的国营妓院，后来由于日本投降才告吹。也许是为了挽回“新生活运动”的面子，政府又命令三教九流之辈不准滞留于城内。
社会上的一般公众都相信国民党、日本、伪政权三方曾有过若隐若现的种种联系，我有意去访问内蒙古伪政权的头子李守信，他正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上宾从北方飞到重庆。9年以前，我第一次来中国，曾花了一整天时间逃离他的部队。他当时还是一个以日本人做后台的土匪头子。另一个在重庆不期而遇的人是萨空了，他是民盟成员，职业是记者，两年前在桂林被特务拘押。
1943年萨空了失踪之际，正值国民党想把民盟赶出美国人视线之时；1945年又承认了民盟，但那只不过是想把民盟当作窗帘，供美国人欣赏。有些民盟领导人声称不会参加联合政府，除非释放萨空了。即使有民盟的支持，官方也从未宣布任何关押原因，他还是平白无故地被迫在牢狱中消磨了两年时光。
萨空了告诉我，他曾在3个集中营待过。第一个是桂林附近的省办集中营，那里对待犯人比较温和，在里边也可以工作，还可以往外捎信。第二个是在桂林城内，是CC系特务办的，比较严厉。第三个是在重庆郊区，是国民党中央办的大规模“思想改造营”。他说在最后那个集中营里几乎死去。在此之前的拘禁都比较宽松，后来却被逼着在夏日的骄阳下干修建公路等繁重的体力活，而且只给少量食物。这个集中营十分严厉。他的一位狱友因为偷看了一眼重庆中国共产党报纸的碎片，就被关了几个星期的单独禁闭——关在一所没有窗户眼、大小不够身体平躺的囚室里。那张碎纸不过是食堂丢掉的包装纸而已，原本是用来包新买的陶器的。
萨空了说，在第二个桂林集中营，他几乎精神失常。那里关着十来个犯人，大部分是学生。由于房屋太小，所以能听到种种严刑拷打的声音，那里有水刑，有抽打膝盖的板子，还有一种旧电话改造的电刑机。好在萨空了被视为有身份的人，所以待遇不错。正、副主任都曾客客气气地来看望过他几次。
这两位主任因一名女犯的到来而各怀鬼胎。她原是广东省的电影明星，带着金银财宝、细软家私逃离她的汉奸丈夫，投奔内地。但不久就被作为日本间谍而被送进了这所集中营。集中营主任是本地的桂系人物，暗地里想要娶她。副主任是重庆派来的中央系，偷偷地监视主任，认为此事大逆不道。当然，也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想娶她。在拜访萨空了时，主任批评中央派来的副主任是跳梁小丑，鼻子伸得太长了。副主任来访时则抱怨不讲道德的广西人，说他对蒋委员长不忠心。萨空了说，在这样一个专门折磨人的臭水沟中，听着胡言乱语，他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疯子，身处疯人国中充当顺民。
我在重庆见到萨空了时，他倒并未显出遭受关押的明显特点；他的谈吐仍一如既往，总是带着嘲讽的口气。他的政治观点已经相当左倾，虽然这是自然的事。他不久就去了香港，参与李济深将军周围的对政府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体，后来又投奔了共产党。
在萨空了离开重庆之前，我的朋友老叶来了。日本投降时，他是美军小组的一名顾问。这个小组去了内蒙古，帮助美国坠机飞行员逃离日占区。小组在日本投降前被占领内蒙古的苏联军队拘留。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交涉，他们最后乘美军飞机出来了。老叶到来之后的第二个星期是9月末，我们搭乘一艘破船——从船底到船顶塞满了返乡难民——沿长江而下，直航上海。
这本应是一趟兴高采烈的旅程，因为几乎所有旅客都七八年没见到长江下游的家乡了。这艘船是两个国民党机构和美国战争情报局合租的，后者租用的目的是运输中国职员。船上乘客多是无力乘飞机的办事员或下层官员。他们多属小康之家，在抗战初期怀着满腔爱国心，长途跋涉来到内地。回乡途中反而意气消沉，与上次我同新军士兵们南下广东那次的情形差不多。11月间，华北内战硝烟弥漫，每个人都忧虑中国又有几年的仗要打了。旅客大多是知识分子，外国人称之为“白领”，是通货膨胀的第一批受害者。大部分男女的服装已寒酸得与农民一般了，许多人由于重庆的潮湿气候染上了肺病，却又得不到必要的营养。
长江沿途风景如画，先是四川境内的峦峦绿山，然后是绵绵的三峡风光，最后是平原的一马平川。在金黄的秋色中，蔚蓝的长空下，数不尽的鸭群正穿梭交织嬉戏于长江之中。旅客们顾不上观赏沿途的美景，只惦念身上的破衣抵不住江上的寒风，于是赶紧把甲板船舷的帆布垂帘紧紧扣上。他们蜷缩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在奇臭的空气中消磨时光，或是唠叨暴涨的物价，或是低声谈论内战，或是默默地玩牌。船上的拥挤程度超乎想象，要想移动身子，只能像虫子那样在人群中蠕动。到了夜晚，甲板上躺满了人。在两星期的旅途中，竟有3个孩子因拥挤被推落下水，而在混浊的漩涡水流中又无法搭救，轮船照旧航行。
那次在广州，我第一次尝到了中国奇特的胜利滋味。这座城市的武装日军数量庞大，远远超过国民党军队和美军；日军要求执行遣返回国的协定，而不能把他们留在当地对付香港周围的少量共产党军队。这次我在长江沿岸城市又见到了此情此景。在汉口被扣押的几千名日侨在集中营内开设了小饭馆和小商店，汉口的许多中国人来此参观，很像美国人参观当地的唐人街。日本投降虽已达3个月之久，但此地抵御着共产党军队的日军，在街上随处可见。在南京也能见到日军将领的汽车横冲直撞，冈村宁次的司令部仍旧日夜加班，布置日军遣返事宜。看得出来，他们就算撤退也不想让共产党占了便宜，也尽力不给共产党军队得便宜。
据说，自三峡以下的各地乡村多有共产党军队进行游击活动，我们这艘船除在黄昏前到达日军或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城镇外，一般都停泊在江心过夜。在南京与上海之间的镇江附近，有一天晚上，一艘小汽艇向我们的船驶来。重庆当局派了几名士兵在船上守卫，他们见汽艇驶近，便惊慌地开了枪，小汽艇上的人也开枪回击。甲板上的人群倒无人被打中，真是奇迹。呼喊声取代了枪声之后才搞清，对面汽艇上的人不是共产党，而是原伪军，现在为国民党工作，出来巡视也许是想捞点外快。
汽艇上的人们暴跳如雷，因为我们的守卫射杀了一名他们的人。他们赶到我们船上，随便抓走了一名守卫作为嫌疑犯，并警告我们说如果想逃走，日本炮舰就会把我们击沉。次日，经在岸上多次讨价还价后，守卫才被放回，我们也被允许继续航行。几个从前的伪政府官吏同一名日本军官来到我们船上，履行正式手续，我们的船长对他们点头哈腰，奉承备至，还请他们到自己的客厅去饮茶。蜷缩在甲板上的旅客全身哆嗦，纷纷嘟哝着愤恨的怨言。
在上海，日军精心地隐匿了起来。摩天大楼和高烟囱排列成行，在它们面前的江流中满是美国的战舰。从太平洋调来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云集此地。大批美国陆军和空军仓促放弃了花费大量劳力建成的训练营和机场，也从西部来到了大上海。上海的高级宾馆、餐厅和夜总会中，大部分客人都是来自内地的外国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成年累月在海上或穷乡僻壤生活后的第一座摩登城市。庆祝活动接二连三，人们沉浸在一片迎来送往的狂欢之中。我觉得这座城市的样子真是怪极了，活像一座混血儿的大都会。在人力车来来往往的街道上，几百辆美军卡车和两栖装甲车也在穿梭不息。跑马厅里经常举行足球赛。贩卖奢侈品的街道上人流滚滚，到处都是戴着肩章的美军和勾肩搭背的高大白俄女郎，他们一个个笑逐颜开，打情骂俏。
第一批国民党占领军在8月飞临上海时，市民们狂欢着迎接他们。到了12月初，幻灭的上海市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地下钻出来的，更怕天上飞下来的。“地下钻出来的”是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地痞流氓，“天上飞下来的”是指从重庆坐美国飞机来发财的家伙。
我和老叶计划同去他的北平老家，但当我向国民党当局申请去政治地位未定的北方的签证，并在职业栏内填写了“自由作家”时，却遭到了当局的拒绝，理由是不能保证我的安全。其他职业的美国人都顺利得到了签证。我看当局之所以拒发签证是因为我那“自由”二字。当时我指出，在华北有这么多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的。这些话略微刺激了接待我的官吏，让他动了改变主意的念头。不等签证下来，我已被安排搭乘美国军机北上，离开了上海。
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在北平住过大约一年时间，并逐渐喜爱上了这座古都。那里有晴朗干燥的天气、精巧的建筑、恒久稳定的生活方式。1937年夏季，日军占领北平时我正在城内。一场秋风扫落叶似的战争骤临城下，但除有几天因担心发生巷战而有些恐怖情绪外，此后大家又都满不在乎了。故地重游更让我领略了北平仿佛不可侵犯的魔力。我是1945年圣诞节到达的，北平的魅力一如往昔。
共产党军队控制着所有大雪覆盖的郊区，离城仅几里地。通往北平的铁路均由原伪军、美国空运的国民党军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守卫。但是，北平的城墙似乎营造出了一片和平的围城，与战争一触即发的城外截然不同。除了几所新的日式建筑和不少新道路，其他并无变化。这个城市未曾遭受轰炸，也未遭受战争的洗劫。紫禁城内红黄相间的宏伟宫殿和华美绚丽的中南海，依然完整无缺地屹立在城中央。在满是手工作坊的街道上，货品依旧精美绝伦。几个世纪以来，北平一直向东方各务求奢华的皇室宫廷提供种种装饰品。在那幽静的、砌着灰色墙的平民胡同里，北平人照旧各操各业，充满自信，言辞举止谦和有礼。那是由于他们自信地生活在天下的中央。
因为国民党接收人员没收和查封了许多房屋，因而住房很难找到。但是，我和老叶10天后找到了一处两进的宅子。它与紫禁城仅一墙之隔，是我当年房主的另一个套院，很有皇都风格。我们偶然路过那里，看见有些人从里面迁出，于是发现里面有处空屋，24小时内就签订了房约，月租约合11美元。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内囤积居奇的风气尚未传染此地，所以我们只花了300元就把室内布置得舒适惬意。
不久，我发现相邻店铺的东家和人力车夫都还记得我的名字，他们和善地问起我离开北平的这几年都做了什么，后来我又分文未花得到了一只小狗，它有点像史宾格犬。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一个老妇正生气地将它用绳索拖着走，狗踉踉跄跄地跟着，肚皮几乎贴地。我告诉她这不是驯狗的好办法，她就把系狗的皮带交给我，并客气地说：“你要是乐意，你拿去好了。”这种氛围正适合我梳理过去几年的经历，并把它们写在纸上。
1946年的整个春季都洋溢着和平在即的乐观气氛。马歇尔将军到达重庆，他的调停一时制止了内战。美军、国民党、共产党三方参与的军调部就在北平城里，办公地址在一座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院里，屋顶是绿色的琉璃瓦，房子奢华得如同宫殿。有一段时期，三方军调小组成功制止了各地的纠纷。在北平，三方代表在谨慎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社交生活和调解工作。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北平设立了分署，向国民党区和共产党区分发救济物资，跨越平静的国共交接处十分容易。许多来北平的美国记者都去了共产党辖区。他们报道说：两党都在休整，没有大动作，并禁止外国观察家东找西寻。民盟虽在重庆得到了承认，但在原日占区内仍被私下认定为非法，但北平的盟员肯定不久将会合法，因此他们不屑于隐藏他们的政治兴趣。老叶是民盟中央成员之一，有些座谈会就在我们的宅子里进行。它给了人们希望，觉得中国的未来不经流血即可一新。
当然，3月局势就变了。东北战端重启，马歇尔也回国述职。但北平地区依旧平静，4月我去了一趟北平南边——平汉路沿线由共产党控制的乡村。
自从这种旅行成为可能之后，我就打算抓住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共产党辖区逗留较长的时间。但离开北平前我还是决定稍事停留，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大量混乱的素材，新素材可能只会扰乱我的思路。由于几年来我在国统区生活和收集了大量材料，已足以写出一部谴责国民党的书了。如果不曾在共产党辖区待过一年以上，我也不愿将国共进行对比。我不愿意离开美国如此之久，在共产党辖区只逗留不到一个月，动机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我决定力争进一步收集不偏离揭发国民党这个主题的材料。这次的目标是高树勋，他原是国民党军队将领，去年秋季起义投共。此举导致了华北呈现僵持局面，双方实力相对均衡，间接为马歇尔的停战协定铺平了道路。
我在高将军的司令部逗留了两星期，共产党在冀南给他安排了一块驻地。我在共产党辖区总共步行了200英里，包括从司令部出发前往乡村。高树勋原本就是不得宠的地方军将领。蒋介石拨给他的部队给养一向很少，又分配给他情况恶劣的驻地，终于逼得他不再继续忍气吞声。之后多名国民党军队将领跟随高将军的步伐投共，让他的地位大为提高。限于篇幅，我无法详述高将军的经历以及我在共产党辖区的游历纪实，在此向读者致歉。
为了方便读者评判此书的价值，我应当表达自己对共产主义者的个人看法。下面我就会这样做，只是不会详述。在战时的重庆和北平的军调部，我结识了几位共产党的代表，也与共产党辖区的中外人士进行过谈话。我的观点即来源于此，我也会讲讲自己的短暂游历。
我多次表明，我不能同意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根据我在中国观察所得的总体印象，经济因素在历史上确实有重大影响，但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过于简单化。我也不认同共产党凡事简单化的教条，即认为人类的未来发展会遵循着一条固定的路径，即战争加剧，爆发世界革命，然后是一段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是乌托邦式的国家消亡。这种说法使我震惊，这种宏伟的设想易于把生活中的现实削足适履，安到先定的概念中去。美国的对外政策曾经也采取过这样的思路。
如果将共产主义理论教条化并用于治国，我想共产党的统治不可避免地要崇尚权力。可是崇尚权力会打破我所信守的种种权利，我不会愿意在一个崇尚权力的国家做公民。我并非一叶障目之人。举例说，如果我国是共产党执政，但采取了本书中叙述的国民党式的政策，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大加鞭挞。同时，我虽然在一个效率低下的美国政府机构中工作了3年，但我不会低估私人企业的作用和价值。我认为共产党的根本目的与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如果非共产主义世界不能向自由和繁荣迈进，战争和革命的危机必将越发严重。
不管怎样，我认为人类的社会活动应根据本国的政治、社会背景和条件，各国共产党也应该根据本国的环境和条件，做出正确的估价和判断。由于美国不需要一场革命，所以我对美国共产党是不屑一顾的。但是，中国绝对需要一场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它的尊严和力量也来源于此。我喜欢并敬重我所知道的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我从不怀疑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和理想主义者，他们诚挚地相信：只有依靠他们的主义，中国才能得救。
现在他们统治了全中国，或许会有所改变。假使他们管不好这个国家，而使另一场江山变色的革命成为必要，那么未来的革命将是反共的，而共产党会发现自己处于国民党的身份和状况。但是，我想短期内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管共产党怎么干，人口过剩和生产技术落后当然会给中国这样的大国带来长期的贫困。任何想使经济生活水平拉平的措施只会使中上层阶级更穷，而下层所得无几。共产党在管理农村方面已有若干经验，在管理城市方面和全国行政方面则很容易犯错误。他们管理舆论的方法很可能会使部分旧中上阶层人士不满。但这种人只占中国人口的20%或更少。在大多数农民中间，共产党目前的政策几乎肯定会取得成功。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农村根据地大大扩展。起初，无知、迷信、保守的农民也抱有猜疑态度，但经过一两年，共产党显然获得了农民们坚如磐石的信任。
土地再分配和其他土地所有制改革显然合乎农民的要求。虽然共产党不能满足农民的一切要求，消除农民的一切苦难，但至少与农民同甘共苦。他们在农村中发动的男女平等运动和反封建家长制的运动也吸引了妇女和年轻人。从大处来看，共产党在教育、公共事业和治安方面为农民做了大量工作，远胜于国民党的纸上吹牛。共产党也给予了农民地方自治的权利。虽然这些自由建立在服从共产党根本方针的基础上，但农民对此毫无异议，因为他们之前从没有过任何政治权利。
中国的自然环境必然造成一连串的干旱、水灾、饥荒和瘟疫。正因为很多地方本来就没有足够的粮食，所以农民们交出大量粮食以养活城市、军队和政府是非常痛苦的。特别是在华南和华西，共产党迅速占领、社会治安和清剿土匪的工作可能得进行好几年。
有很多根本性改革可以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大面积造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新灌溉法、改良种子，以及其他新的耕作方法。对于这些问题，国民党除了做些表面功夫，并没有真想解决问题。显然，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宏伟的规划，他们兴建铁路和公路，减少灾荒，在贫瘠和新开的土地上修造运河。如果共产党能说服农民在肥沃的田地中铲掉坟墓，那就又可以开辟出数量可观的良田（我尚未听到进行这项工作的消息，无疑是农民的保守思想在作怪）。土地改革已使农民增加了粮食产量。在旧制度下，每年都有大批粮食被一小撮囤粮户拿走，他们以此谋利。估计全国粮食产量10%因此损耗于腐烂、鼠患和蛀虫。
写到这里，我想提一下，1949年到1950年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之后，美国大部分刊物对共产党的态度很不友好。当时大部分美国记者离开大陆，或转移到香港等地继续写有关中国的报道，消息来源是刚从解放区逃出来的人讲的故事。由于素材存在反共偏见，而且许多美国的编辑喜欢迎合公众的口味，于是这种报道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印象：由于共产党的种种约束，共产党中国大不如前。我并不怀疑今日中国还存在很多令人痛苦的事情，但是美国报刊没有说清，大部分痛苦来自过去长期的封建社会，以及国民党统治和日本侵略时期的暴政，而且有战争遗留下来的种种创伤。许多赶潮流的美国刊物在描述中国的糟糕情况时，总喜欢暗示，说那是新的灾难，是共产党新政权造成的。实际上，这些情况已存在许多年了。现在，美国报界把国民党统治下普遍存在的苛捐杂税、重复征粮、暴力拉夫等造成的后果，一股脑都算在了共产党的账上。国民党当政时，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这类情况了解得不多，那是由于亲国民党的美国报刊认为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不予发表。在共产党政府带领中国走上复兴之路时，美国各大报刊依然低估共产党的成就，正如我们当年高估国民党一样。
我相信，变革中国农业社会是如此迫切，又如此复杂，只要共产党做出一小部分的改进，就能获得中国农民的拥护，维持政权稳定。无论从前的一小撮既得利益者观感如何，共产党政权至少在国内、在相当时期内不会受到严重的挑战。
本书即将出版时，美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图看起来还相当陌生，许多人总喜欢用欧洲的先例来进行解释。有些人扬言，苏联帝国主义者会把中国变成波兰和罗马尼亚那样的“卫星国”。有些人则希望中国能像南斯拉夫那样转过来反苏。有人已预言，一旦中国巩固了政权，他们就会主动追随苏联的模式，千方百计地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将一切生产资料国有化，而不顾改革过程中对人民造成的伤害。
还有其他更多的猜测，我怀疑和上述臆断大同小异，兑现的可能性极小。当然苏联无疑会努力把中国的经济前途同自己拴在一起。他们也可能施加压力，争取边境少数民族的自治。他们也可能在中国安排“不冻港”，与美国的巴拿马运河协定异曲同工。假使苏联果真愚蠢地提出要求，肯定会在中国掀起一场怒潮。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对传播“铁托主义”肯定会更为热心。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是新生的伙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可能会长期地留在苏联阵营。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他们不是苏联的仆从，而是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并非国际大棋局的玩物。依据我的想象，只有当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苏联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时，同苏联的关系才会破裂。
从公开的计划来看，中国共产党没有走苏联的激进道路。原因显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当时统一战线和温和政策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非常有利。他们说现在需要一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允许其他政党和私营企业的存在，直到大部分中国人都受到了足够的教育和训练，中国也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化，然后再平稳地跨入社会主义。他们声称这个时期也许要长达半个世纪。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真诚的。如果采取冒进手段，中国可能会陷入极大的混乱，严重程度要超过苏俄内战结束后的状况，甚至会引发一场反革命复辟。也许至少需要经过一代人，中国农民才会断绝对私有土地的迷恋。
若要探讨这些问题，或是中国前途的其他问题，最好回顾一下中苏共产党领导人迥然不同的经历。许多苏共领导人在掌权前是从地下工作、监狱、流放中坚持过来的。沙皇政权轰然倒塌后，他们只用了两三年时间便巩固了政权，但随即又遭到了列强的封锁。这种背景很容易使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出发，像对待纸上的统计数字那样对待苏联公民。
但是毛泽东及其同志是逐步取得政权的，这个过程经历了20多个年头。从1927年开始，他们就生活在他们掌权的那部分区域。直到1949年进入北平为止，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与群众保持着亲密接触，从村到村、从乡到乡，对农民做了不计其数的说服工作，由此他们的政权逐步扩大。他们研究并熟悉人民，而且让理论根据人民来调整，而非反其道而行之——生硬地让人民接受理论。
我认为，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是创新的、独特的，其基本原理出自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但在那样非西方化的人民中间，在如此大不相同的环境中成长，其结果是很难预料的。中国革命经历了100年的奋斗才推翻了封建主义，因此我怀疑在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下一出戏也将至少延续100年。在中国达到现代化之前，还不能把一切设想周全。到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可能是共产主义的，也可能是非共产主义的，或是另外一种现在还没有发现的形式。
展望未来，美国与苏联对在华利益的争夺不会无限扩大，除非在一场核战争中，所有国家一同消失。同时，有些美国政客拒绝承认这个把中国引向未知前途的新政府，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像天文学家拒不承认一颗行星，只因为它偏离了他们预测的轨道一样。
我有许多中国朋友，我也欣赏中华民族。我希望他们可敬的民族气质会勾画出将来革命的轮廓。中国的民族品德是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才形成的，给中国带来了闻名于世的悠久文化，我对他们的前途非常乐观。一个集合了和谐人际关系、无处不在的昂扬状态、尊重个人价值的国家，实在是很值得我们期待。中国农民得到了一个能给予他们政治权利的政府，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值得欢庆的时代。
在共产党中国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从高将军司令部回来的路上，在北平南边有几家铺子，路旁一家新开张的铺子在出售花生、草鞋等杂货，这家店主遵循传统在店门两旁贴上了红纸对联，以示新张之喜，但他能想到的传统词句可能不够意思，因此想加点新思想又能表示吉祥如意，于是对联上写着：
庆解放大军胜利，生意兴隆通四海。
祝马列主义实现，财源茂盛达三江。
当我在5月上旬回到北平的时候，深感城市与乡村鲜明地划分出了中国的两种面貌。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乡村平原上，人们生活在令人振奋但略显单调的气氛中，从清早的简单早餐开始，眼前每个人都不断忙活着农事或备战事宜。绿色的田野和棕色砖坯屋的村子里，除了蓝色的便服和灰色的军装，再也看不到多少其他颜色。
北平城内正是五彩缤纷的春季，古老红墙内的御花园里百花争妍，紫丁香、牡丹、芍药纷纷盛开。街上满是穿着亮丽薄衫的活泼女郎。傍晚，天空都被霓虹灯照耀成一片粉红色，戏院和日本人留下来的酒吧间都是镀金镶饰，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官员们在里面寻欢作乐。接收大员利用职权之便使这座城市深受其害，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摧残了奄奄一息的正常工商业，但灾难仍毫无止境，许多北平人重新以游手好闲、玩世不恭的方式对待狂热的娱乐病，而且常常用冷嘲热讽的闲谈和谣传来掩饰不满。
在茶馆里海聊能听到中国各地的传闻。当时国民党政府已还都南京，我也在北平听到了那里的一则消息。私营江轮不在南京下锚，因为捐税和官员勒索过重，停船便是赔本。一个美国人带着家属和几个装家具的板条箱从家乡来到上海。他告诉我，上海码头堆满了进出口的货物，由于官吏作祟，法规名目繁多，致使货物堆积如山，大批货物腐坏，只得丢弃。他的几只板条箱从船上搬下来，经过海关检验后搬到一家不远的旅馆，花费的钱只比横渡太平洋的船费少一点。
一件小事可以概括国民党在北平的作为，它是我的朋友老叶亲身经历的。他去北平几里地外给战前去世的父亲扫墓，看坟的农民家属告诉他，日军曾在附近办了一所军用农场，没收了许多邻近土地。日本投降后，农民们收回了被没收的土地，照旧分割成了小块田地。然后国民党官员发现了这里的情况，便告诉农民，这土地是日军财产，须由接管单位重新没收。幸运的是，老叶与官方做了疏通，土地因此没有被没收。但这件事情，曾引起了居住在离共产党辖区只有一二里地的农民们的关注，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叶的另一个亲身经历也是很典型的。他在战前曾留日学农，一直想学以致用，不管政权如何更替，他总想一心扑在贫瘠的土地上，期望为中国农业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有所贡献。回到北平时，他渴望了解日本人在农业问题上做了些什么。他发现，日本人想把华北占为长期殖民地，便为此进行了大量有关水土保持、土壤潜力、粮食生产的科研工作。他们的实验和调查远远超过国民党在战前所做的工作，而且将结果有条有理地打印了出来。但是，接收人员对此毫无兴趣，也不想保存这些资料。他们只对靠着接收工作可以暴富有兴趣。这些看起来不值钱的印刷品被一大捆一大捆地堆在日本办事机构或研究机构的地板上，好些资料已被看管楼房的士兵作为燃料烧掉了，没收时也只是作为杂物处理。
在当年春季从重庆回到北平的非官方人士中，就有艾丽斯。这位女士谱写了无数非秘密工作的传奇。我见到她时，她刚从共产党辖区归来不久，我问她，她那个女儿——领导过青年救国暗杀队、在放映电影时炸死过汉奸——现在怎么样了。她告诉我，他们痛苦地醒悟过来了。她的女儿一直为国民党冒着重大危险，相信在遥远的西部，国民党政府是完美无缺的。在他们亲眼见到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后，有些人已倾向于共产主义，但大部分人已丧失了政治信仰。有一位领导人是个男青年，在一次失败的投弹中丧失了一条手臂，他声称将来会做盗贼或者牧师，但迄今尚未打定主意。
初夏时节，一个青年来探访我。8年前，他是我的家庭服务员。他告诉我，在战争时期，他学会了汽车修理的技能，在一家日本车厂工作。他本想去西边的国统区，但妻子和孩子的生活难以维持。他说，为了表达爱国心，日军车辆进库修理时，他总是做得既慢又差。在适当的场合，他也真的冒险搞了些破坏，如把白糖倒在油箱里等。
他说：“我十分遗憾，悔不该置全家于险境。现在国民党政府从西边迁回来了，为这样的政府卖命真是不值。日本投降时，我拿出全部积蓄与人合伙买了一辆卡车，经营运输业务，可好日子没过几天，目前捐税太重，勒索盛行，我们大概要把卡车卖掉了。现在物价暴涨，甚至都买不起孩子的鞋子。日本人占领那会儿日子其实还好过些。”
1946年一整年，国民党干了许多粉饰面子的勾当以掩盖它的不负责任，其中一项就是开办汽车厂，取缔人力车。到了夏季，一辆象征性的简易汽车在上海用现存零配件组装了出来。在大吹大擂中，这辆汽车被运往全国各地展览，还在北平等大城市的街道上行驶过，车上挂着巨幅蒋委员长的肖像。后来不曾见再有汽车造出来，人们也继续坐在人力车上神秘地苦笑。通货膨胀直上云霄，物价达到了天文数字。在黑市上，国民党官员大肆出售美国军用卡车，一时间出售汽车成了发财致富的好买卖，购进者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北平茶馆里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一个还乡官员到达机场后乘人力车进城，到达旅馆后拒付车费。人力车夫骂他，结果他傲慢地回答：
“我刚从重庆乘美国飞机飞到这里，它都不收我分文，我凭什么还给你这么个人力车夫钱？”
到了夏末，物价直线上涨，我的房子月租金已经高达折合40美元的价格。在北平附近，国共两党经常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几里远的城外，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车车队遭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伏击。军调部的气氛也进入了冷战状态。国民党撕毁保障政治自由的诺言，警探们开始秘密拘捕可疑分子，还使用武力驱散学生示威运动。我因为老叶与民盟的关系而受到了警告，住房也受到了监视。
依我的看法，北平之所以不能像以往那样成为一处安乐窝，是因为美国蹚进了中国的浑水。在一个晴朗的周末，我亲身经历了一件事，足可证明这个论断。当时，我同军调部的几位美国友人乘吉普车去城北20多英里处的十三陵旅游。这处宏伟的名胜古迹古树参天，陵道两旁布满神兽石雕，很值得一观。
我们知道十三陵外的山区有共产党军队，但以为陵区或许无人居住。在第一处陵墓前边，我们被两名骑马的年轻共产党军人阻拦，他们把我们领到附近村子里的农民家，这家农民祖祖辈辈看管这座皇家陵园，从他那里我们听到了几天前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一队改编伪军驻扎在十三陵以南数英里处，那天他们突然包围了一个有200多人的村子，村中有20多名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在进犯前的半晌，他们竟然用迫击炮不停轰击村子，结果炸死一个农民，炸伤数人。当他们真的进攻村子时，共产党游击队员早已远走高飞，但他们还是洗劫了村子，抢走了储粮和最好的家具、被褥。两个农民因抵抗被刺伤，其中一人受了致命伤。几个稍有姿色的姑娘被强奸，一个老妇人因保护儿媳也被刺伤。遇难者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
有人或许会说：内战总归是残酷的，共产党有时也会粗暴地对待地主。依据我的所闻，这是真的。我没听说劫掠明陵村庄的原伪军装备了美式军械，但是我们驱车回北平时，却见到了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哨兵。美国是原伪军的后台老板，没有美国的帮助，整个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和原伪军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建立。北平城和从北平到沿海地区的交通线都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美军就是蒋军和原伪军可以如此猖狂暴虐的后台。
日本投降前，我赞同美国对中国采取单边行动，逼迫蒋委员长采纳史迪威将军的改革建议。现在我依旧认为，当时的军事冲突证明了我之前的观点是正确的：大部分中国人拥护改革，改革也许会成功。但在日本投降后，我却开始发现，美国要是聪明一点的话，应尽力克制单边行动。这样可以避免让美国人不自觉地担当不光彩的角色：美国人简直像是在按倒农民的女儿，供蒋军和伪军强奸一样。由于美国的国民性和世界地位，我们应当采取与别国联合行动的对外政策，或与联合国携手，如此才更容易取得成功。
我们对于美国以外的情况仍旧如此无知，因此很容易受骗上当。举例来说，国民党就是用花言巧语迷惑我们，才得以利用从前的伪军的。另一个例子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战后的在华活动。从字面上讲，它是一个国际组织，旨在执行联合国的救济计划，但由于美国承担了最多的经费，而且中国被认为是美国特殊利益圈内的国家，因而中国善后救济工作的指导权和几乎全部执行权都被美国人掌握。经美国同意，国民党成立了中国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发放救济物资。联合国规定，不问政治倾向，所有救济物资都应发放给所有遭受战争灾害的地区。根据这项规定，共产党地区应得全部救济物资的25%到30%，但美国人允许国民党横加干涉，后来即便加以制止，共产党辖区获得的物资总数也不到总额的5%。
其次，美国已成为极其富裕强大的国家，其他国家与我们交往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促使我们有时会轻率地使用强制力量，有时甚至还采取诈骗的办法，从而损害了本国的国际信誉。1945年，我们进行了遍及全中国的海空大抢运，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为了讨好国民党而违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规定是另一个例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的活动也表明，握有权力的美国人来到依靠美援的国家也会腐化堕落。许多应在共产党辖区发放的救济物资出现在了国统区的黑市上，许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职员满载而归，远远超过工薪所得。
陈纳德将军组织了一个“慈善”航空公司，大概是揩救济总署之油的第一流手段。在战后初期的中美关系中，救济项目曾是光辉的一笔。当陈纳德再次从美国空军退役后，他回到中国，并建议成立一家运输救济物资的航空公司。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航空队建立资助了好几百万美元，但还是要按正常价格付运费。飞机如有剩余吨位也能运载别的货物，利润归公司所有。没过多久，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付的运费便已超过初期对航空公司的投资总额。这家公司也成了陈纳德的“私人小金库”。
我相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高级职员必会对这个方案表示惊异。他们曾反对过一年，但最后屈服于蒋委员长的个人意愿，违心地批准了。于是，这家“慈善”航空公司在独裁的中国“合法”了，但在国民党圈子之外仍难免产生恶劣的影响。当这家航空公司偿清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债务之后，国民党的中国救济总署官员对陈纳德表示愿意继续合作，把原可陆运的大批物资交给他空运。陈纳德完全控制公司后，便开始给国民党提供准军事性的援助。
和平时期的单方面行动易于招致纠纷，因为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总能引发无数激情。一个民族的个体太容易与整个民族同一、混同起来，马歇尔将军在谈判中痛苦地领会到了这一点。他的停战协议墨迹未干，国共双方就开始谴责他，认为他是代表美国利益，而非出于善意。民族激情本应与调停无涉，结果竟让马歇尔最终失败。
同样的情况在北平低一级的谈判中也能见到。在军调部设在各地的小组内，大多数美方代表都和马歇尔一样正直和富有耐心，但当他们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面临失败时，两方的中国同事都责怪他们为美国人的利益说话。同时，北平公众痛感和平日益渺茫，也觉得美国人应负一定的责任，于是开始挑剔美国人不受公众欢迎的外貌和行为，然后再经一番添油加醋后，便认定美国人都是不道德的。
有几位美国官员，特别是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同纳粹德国与维希法国的侨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因为这些家庭都有漂亮的女儿且家境优渥。这就招致一般中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这样的国家，他们愿意同任何白种人联合起来欺负非白种人。北平有很多穿美军制服的中国人——有些是在黑市上买来的，有些来自曾在西南任职、现已离职的美军人员。有一次，美国宪兵听信了一个坏建议，在黑市上没收美国供应的物资，并有一两次在街上强迫中国人脱下身上的美军军服。这下子可惹恼了不少中国人，他们认为美国人傲慢无理，不堪忍受。
到了1946年秋天，美国的内战调停工作已告失败，军调部虽然依然存在但已停止办公，工作人员的家属允许来华以及从美国进口家具和汽车。于是，愉快而舒适的美国社区很快便引起了众人的瞩目——别忘了，北平是一座受到战争威胁的城市，而这场战争的发生也有美国的责任。这种想法很快使北平公众忘却了日本投降后几个月中美国人的种种努力。他们认为美国人都是冷血动物，想利用中国内战捞到好处。其实，这本是我们不愿掺和进去的一场纠纷。年末，北平举行了第一次反美示威运动；接着，在全中国其他美国人被关注的城市，也相继发生了抗议或示威事件。
假定对中国的干涉、谈判和驻守活动由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分担，那么尽管还是会招致中国人的抗拒，但敌对情绪至少会少一些。中国人容易对美国一国怒气冲天，却很难怨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若是有其他国家做比较，美国在中国虽然难免会犯下种种过错，但不至于引起如此可怕的怒火。假使联合国在中国调解和平也归失败，责难也不会由美国独自承受。
采取联合国行动而非美国单边行动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在外交事务中造成一种我们在国内事务中所习惯的氛围，发挥我们的特殊才能。通过美国的实践，民主成了一种消极的思想，但其妙处也正在于此。民主能把种种事物容纳在一起，能形成一种纷繁的观念和多个派别可以并存的环境。民主只要能得到自由和繁荣的哺育，无须多加鼓吹，也无须把它转变成我们习惯上认为的现代观念中的能动的思想意识。民主能保持不同意见的平衡，并不要求整齐划一，所以当我们在外交事务中放弃这个原则而单方面行动时，就往往会犯错误。在外交事务方面如要获得成功，也应该借鉴我们处理国内事务方面的经验，就是使各方面都得到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我们正是用这样和平的方式来协调国内分歧的。
当然，马歇尔在中国调停时也有三方代表参与——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但这还是不够，因为任何一方与其他两方都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若是扩大谈判的范围，固然也有失败的可能，但至少能让美国更好地发挥折中之术，如其在国内政策中所表现的那样。
1946年，不少我在战时内地认识的中国男女友人来到北平居住。他们有些是新闻界人士，有些是大学师生，还有一些在军调部工作。我最熟悉的是几位民盟成员，还有一些无党派人士和几个共产党员。以前我也有过国民党朋友，但后来大部分都和我断绝了往来，剩下的个别人也话不投机、若即若离。
我非常喜欢朋友之间那种真诚、平等的关系，这也是我8年来两次来华的收获。我们的相识部分是出于某些新的原因。回顾1935年，我初次来中国时，大部分中外人士的交往还仅仅是以礼仪相待，不能平等相处，还沾染着19世纪不平等条约的遗迹。外国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就像美国人生活在英国人或法国人中间那样——是罕见的，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行为，人们会说他成了“土包子”。
但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比过去多得多的美国人来到了中国，其中很多人的工作促使他们必须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与中国人交朋友。有些人喜欢上了中国，战后自愿留下，或是担任记者，或是加入救济总署等机构，或是从事工商业。战后的北平有一小块地，明显地成了中美人士杂居的区域，在那里大家亲切而不拘礼节，这种情形在战前是从没有过的。我相信，1946年在香港和上海也会有类似的真诚场面，可惜晚了些。但最起码，少数美国人和中国人已经开始平等、真诚、亲切相待，就像宣传里说的那样。
在我离开北平前的几个月，我开始感到这片美国的“桥头堡”和我在其中的住处一样，都已经朝不保夕了。有时事情看起来是这样：不管中美双方怀有多么强烈的主观愿望，只要中美关系由美国的强大力量和逐利态度左右，双方就无法继续友好相处。中国人是讲礼数的，不愿伤和气，因此我往往不必为捍卫美国的政策而争辩，免得陷入尴尬境地。我也倾向于避免争论，只是承认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误解，但怨气却会在其他零星小事上发泄出来。
对于如何管理我们这间半中半西的房子，我和老叶之间有过一场令人痛心的争吵，那是在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刺后不久。李、闻二位是民盟的领袖，住在昆明，我和老叶都与他们熟识。他们很可能是被国民党特务利用美国海军提供给他们的枪支杀害的。我还想到，7月的一天傍晚，我和几位中国记者聚餐，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蛮横地攻击美国人的写作如何虚伪、如何充满了铜臭气。然后我又想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分队不合时宜地举行了独立日纪念活动，耀武扬威地飞越北平上空和共产党邻近区域，仿佛在嘲讽中国人还没有完全独立，主宰不了未来的命运。
我住在北平期间听到人们谈起记者杨潮，他是我在桂林和衡阳结识的，我很喜欢他。后来，他在美国战争情报局驻福建办事处工作。在日本投降前的几个月，美国战争情报局派了一个年轻人去上海收集日方出版物及其他情报。年轻人从上海归来时途经共产党游击区。他回到国统区时立刻遭到了逮捕，在严刑拷问下供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并声称杨潮也是共产党。于是杨潮像通常那样不经审讯便遭到了逮捕。这个消息流传到战后的北平到我听说时，杨已被囚禁数月，最后在上海附近的一所国民党监狱被拷打致死（死的时候眼珠被挖掉，舌头也被拔出）。
后来，我又听说严刑拷打的细节是虚假的。杨潮患上了疟疾，狱方不予医治，因此身亡。他的妻子去探监时，他已经眼不能视物，口不能说话。于是，她悲痛地认为他肯定被上了刑。但是我并未感到丝毫的宽慰。杨潮是经我介绍而参加美国战争情报局驻福建办事处工作的，他为美国战争情报局的战时工作出了力，现在却被国民党迫害致死。虽则蒋委员长在杨潮去世以前就宣布释放政治犯，但面对这位美国机构的原职员，美国大使馆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营救措施。杨潮死后，美国的报刊和国务院倒是对欧洲共产党国家抓捕的政治犯十分关切。
到了1946年秋季，冷战形势初现，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关系自然不能逃脱。在我的非共产党朋友中，大多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在共产党掌权后出国。他们估计中美不久便会被铁幕隔开，我也有相同的预感。私人交往已难以继续，也许在若干时日之后，还会发现我们必须彼此针锋相对。11月，老叶开始计划去共产党辖区，而我则搭上了美军运输机飞回美国。
一个面貌红润的美军少校在我身旁俯下身子，这时机身正飞离中国海岸线，飞离浑浊的黄海，飞向冬季的太平洋。这位少校来自军事援华团，专门负责训练蒋介石的卫队——简称MAGIC [41] ——这正是国民党的看家本领。
少校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吧？我真是对她着了迷。看看我为妻子买的这个白玉戒指。我在中国只能待3个月，若是再多待一个月，我大概就会真正了解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