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2年，戈德温伯爵以一种强硬的姿态回来了。在描述伯爵回归之后的英格兰时，《爱德华王传》称：“英格兰朝野上下都沉浸在极度的喜悦之中。”尽管这一描述是如此地言之凿凿（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刻意的担保），我们可以打赌，在那个秋天，虔信者爱德华很可能并不开心。他的仇敌们都拿回了昔日被剥夺的财产与权力：戈德温和他的儿子们重新当上了伯爵，伊迪丝则重新回到她的居所，并恢复了她在后宫中的地位。而亲爱德华的一派此时却流亡海外。一些人随着主教罗贝尔回到了诺曼底，其他人则逃往苏格兰，为一个名叫麦克白（Macbeth）的人效命。到了这一年的圣诞节（此时，英格兰遭遇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暴风雨），国王终于有了庆祝的理由。这年年末时，有消息传来。这个消息是，在从耶路撒冷朝圣回来的路上，戈德温嗜杀的长子斯韦恩死在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他的死意味着爱德华的亲属——曾短暂持有戈德温在威塞克斯的伯爵之位的乌达——可以得到米德兰西部的一小块领地作为补偿。而爱德华的诺曼朋友——曾于9月出逃国外的伦敦主教威廉——这时也“因为具有美好的品德”而获准回国。1但是，对手的这些让步只是强调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国王不再拥有最终的人事任命权，甚至失去了选择朋友的自由。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爱德华不得不接受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人选。
据《爱德华王传》记载，虔信者爱德华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像是个肮脏世界中的天使，热衷于展现他是如何勤勉地践行基督教信仰的。”《爱德华王传》告诉我们，在爱德华统治期间，他常会谦逊地与僧侣以及修道院院长交谈。他也会温和而专注地听弥撒，十分慷慨地布施，甚至每天在宫廷中向贫弱者施舍食物。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位国王既能够看到神的启示，也能创造神迹。他能用触碰治好瘰疬或颈部结核（“国王触摸便能治好的疾病”）。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爱德华王传》也声称，虔信者过着禁欲的生活，以此表明他对上帝的奉献。2
《爱德华王传》中描述了国王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过程，进一步说明了国王对宗教事业的热忱。正如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威斯敏斯特此前一直是一个无足轻重且贫困不堪的宗教社区，只能接纳少量的僧侣。然而，在爱德华的庇护之下，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到了13世纪中叶，爱德华所修建的教堂已经被拆除重建了。但考古发掘表明，这一时期所重建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不列颠群岛最大、欧洲第三大的教堂。自然，它是依照当时刚开始流行于诺曼底的罗马式风格修建的。在布局和设计上，它同瑞米耶日的新教堂非常相似。当然，两栋建筑间的联系源自瑞米耶日的罗贝尔。在爱德华主政的最初10年里，他就提出建议，要求建立威斯敏斯特教堂（时间可能在罗贝尔逃走前）。而且，他提出这一建议的时间可能相当早。这是因为，尽管这一工程规模庞大，但到了1066年国王去世时，这座新教堂几乎就要竣工了。3
爱德华建造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理由，可能同诺曼底公爵或权贵建造教堂的理由一样复杂。虔诚之心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爱德华王传》解释说，国王之所以深深为这座教堂所吸引，是因为他对圣彼得特别虔诚。但与此同时，即便是《爱德华王传》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让他沉迷于此的应该还有其他的理由。书中，威斯敏斯特被描述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去处。这里为绿色而肥沃的田野环绕。它靠近伦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方便坐船前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在这里装卸货物。这些特点不仅对于僧侣来说十分重要，对爱德华个人而言也同样如此，因为这就好似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宫殿一般。而如今，这里正是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所在地。换句话说，国王建立的是一座王家教堂与宫殿的建筑综合体，与诺曼底公爵们所打造的那种建筑复合体非常相似。而与当时已经存在于温切斯特的、具有同等地位的英式建筑相比，这座建筑却有很多不同之处。温切斯特一度是西撒克逊王国的中心，但后来被丹麦人占领了。那里也是克努特和哈撒克努特被埋葬的地方。在于1052年去世之前，爱德华的母亲埃玛也曾长期栖身于此。她死后也被埋葬在这里的老教堂。我们有理由猜测，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死后，虔信者都不想与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产生联系。正如《爱德华王传》所说明的那样，国王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希望自己死后能长眠于威斯敏斯特。4
至于《爱德华王传》中有关爱德华虔诚行为的其他记载，历史学家们则对它们持怀疑态度。他们持有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爱德华王传》正是有关国王的种种传说的蓝本，也正是由于这些传说，国王最终受封为圣徒。这些历史学家也十分中肯地指出，在《爱德华王传》一书当中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描写爱德华与戈德温伯爵长期冲突的时候，《爱德华王传》用了不那么圣洁的词语来描绘爱德华，将他塑造成一个充满愤怒并试图复仇的形象。然而，现代人对这本书的记载充满怀疑的主要原因在于，《爱德华王传》是受王后伊迪丝所托而作。而出于其自身的原因，伊迪丝有理由希望其丈夫热衷于宗教的特点（特别是他所谓的守贞行为）得到强调。虽然《爱德华王传》的成书日期一直充满争议，但这本书显然成书于诺曼征服之后。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伊迪丝成功为爱德华诞下了王位继承人的话，诺曼征服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另一方面，如果是因为宗教上的顾虑，爱德华自己选择不与她行夫妻之事的话，那么伊迪丝就不该因为后来所发生的灾难而受到指责。5
然而，我们可以对于历史学家的这种怀疑提出两点反对意见。首先，如果爱德华的虔诚之心是后人虚构出来的，那么这个故事未免也显得太过完整，其细节也太过完善了；其次，虽然《爱德华王传》具体的成书日期仍有争议，但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此书写于1065至1070年间。也就是说，这本书写于爱德华仍在世，或者人们对于他的记忆仍然很鲜活的时期。因此，如果人们能记起国王守贞的行为，那么他们也能记起国王到底有多虔诚。如果《爱德华王传》中的描绘与其现实中的形象差异过大（是一个空有其名的圣人）的话，人们必然不会把《爱德华王传》当真，或者只是把它当作一部不怀好意的讽刺作品。6
事实上，我们也能看到其他同时代的证据，足以证明《爱德华王传》中的描述并非胡编乱造，虔信者的确很虔诚。正如我们之前所见的那样，瑞米耶日的威廉相信，国王在1042年和平登基是神的旨意。而到了后来，《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甚至想象了这一场景，即在国王死后，灵魂被天使带入了天堂。在爱德华逝世还不到10年的时候，诺曼底公爵威廉（那时已成为“征服者”）在一封给费康修道院院长的信中称爱德华为 “受到上帝祝福的先王、我的君主和亲戚”，并用金银为他制作了圣物匣。类似地，虽然我们可以怀疑，爱德华是否真的只凭触摸便可以治愈病人，但《爱德华王传》中有关他年轻时在诺曼底就开始做这种事的说法是相对可靠的。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段，法兰西国王也开始在僧侣和修道院院长的支持下以这种方式治病救人。最后，也有证据可以有力地证明，《爱德华王传》所宣称的那个故事是真的，爱德华确实喜欢与僧侣和修道院院长（特别是外国宗教人士）交往。1041年，与他一起横渡英吉利海峡并到达英格兰的四个人中，有三个是宗教人士。7
从这三个人的身份和职业可以看出，爱德华是教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瑞米耶日的罗贝尔曾经出任修道院院长，而他之前所担任院长的这座修道院经历过沃尔皮亚诺的威廉的改革。8埃尔曼（Hermann）和利奥弗里克二人则是在洛陶林吉奥（Lotharingia，即洛林［Lorraine］）接受牧师培训的。正如勃艮第（Burgundy）一样，洛林这一地区也是改革的代名词。911世纪40年代中期，爱德华任命他们二人出任主教。此后，二人便在其所主管的教区大力推行改革，并重新安排其教区的体系。（例如，利奥弗里克就将其教区的中心从克雷迪顿［Crediton］移到了埃克塞特。）爱德华对改革的支持也能够清晰地体现在他对教宗利奥九世热情的回复中。1049年，英格兰派代表前往兰斯参加宗教大会。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如此一来，代表们就可以告诉国王，人们在此次会议上做出了哪些有利于基督教世界的决议”。第二年，爱德华又派出了两个主教代表团参加了利奥的复活节宗教会议和9月的宗教会议。1051年，罗贝尔主教更是前往罗马，去接受他的大主教披肩。10
但是，随着1052年戈德温家族返回英格兰，改革便戛然而止，它与改革派教宗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但如果我们认为，伯爵和他的儿子们反对的是改革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说得太过火了。例如，戈德温和罗贝尔的争端似乎更多的是政治以及个人层面上的，其重心在于争夺教会的财产而不是讨论教会的实践。同时，在阅读了《爱德华王传》以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戈德温及其儿子们的想法。他们认为，担任主教的外国人已经太多了。我们也知道，当埃尔曼主教想要把自己的主教座移到马姆斯伯里修道院（Malmesbury Abbey）时，戈德温和他的儿子们支持马姆斯伯里的僧侣们抵制此事。11最重要的是，就在爱德华排除戈德温的努力遭遇逆转、罗贝尔主教出逃以后，戈德温家族保举了斯蒂甘德（Stigand）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像戈德温一样，斯蒂甘德是克努特时代的旧臣。他显然是东盎格利亚的原住民，却有着一个北欧式的名字。这说明，他很有可能是盎格鲁人与丹麦人所生的混血儿。在历史记载中，他的名字最早出现于1020年。这一年，斯蒂甘德被任命为位于阿什顿（Assandun，该地点位于埃塞克斯，可称作阿什顿［Ashdon］或者阿兴顿［Ashingdon］。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使用前一个名字）的一座新教堂的牧师。克努特之所以建立这座教堂，既是为了纪念丹麦人征服过程中的这场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也是为了赎罪。1043年，斯蒂甘德成了东盎格利亚主教。授予他这一职位的人正是刚刚加冕的虔信者爱德华。但很明显，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克努特的遗孀埃玛安排的。王后显然是斯蒂甘德的靠山。同年的晚些时候，当埃玛失势后，斯蒂甘德也受到了牵连。但和她不一样的是，他很快又恢复了自己的地位。到了1047年，他再次升职，就职于盎格鲁－丹麦关系的中心地带温切斯特。这里也是埃玛一直居住的地方。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他在这一时期的崛起与戈德温家族的庇护有关，但是，1051年，当戈德温家族与国王对峙时，斯蒂甘德当过他们的中间人。据称，当戈德温被流放时，斯蒂甘德曾痛哭流涕。12
正如他作为世俗牧师的背景所说明的那样，斯蒂甘德并不是一个改革派。1052年9月，他成了近百年以来第一个以非僧侣身份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此外，在支持改革的人们看来，他还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滥用职权罪。根据12世纪史料记载，斯蒂甘德公开买卖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职位，因为买卖圣职而臭名远播。他当然对兼任神职（即一人同时担任一个以上的教会职务）也没有意见，而这也是改革派所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晋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后，斯蒂甘德并没有放弃对温切斯特的控制。也就是说，他同时担任了两个教区的主教。当然，鉴于他在1052年得到晋升时的情况，这位新任的大主教并没有追随前几位主教的脚步。他没有前往罗马接受披肩，而是把瑞米耶日的罗贝尔所留下的那一件拿来使用。13
鉴于他的过去和所有相关人士的态度，毫无疑问，斯蒂甘德是戈德温于1052年任命的。而且，相比于这一事件，再没有其他什么事件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出，伯爵在这次反转中恢复了他过去的全部权势。如果说爱德华在这年圣诞节心情沮丧的话，那么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似乎又回到了其执政初期的那种受到伯爵监政的状态当中。同样地，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来年春天，假如国王的心情忽然之间又好了起来，原因就是戈德温的突然死亡。
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爱德华和戈德温都在温切斯特庆祝复活节。但是就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大家坐下来一起用餐时，伯爵却突然不省人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他不能讲话，全身瘫软。”这不是突发状况。伯爵以这种全身无力的状态在病榻上躺了3天，最终于1053年4月15日逝世。听起来，伯爵似乎是患了致命的中风。但根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说法（他喜欢记载逸事），伯爵是噎死的。而且，就在他被噎死之前，伯爵还曾对爱德华说：“如果我做过任何危害阿尔弗雷德或你的事，就让上帝惩罚我不能吞咽。”戈德温被安葬在老教堂。就像他生前所习惯的那样，他待在克努特、哈撒克努特和埃玛的旁边。14
岳父之死并没有让爱德华变得更强大。在伯爵的葬礼之后，没有一位国王的朋友结束流放生涯回国，斯蒂甘德也没有去职。这是因为，在戈德温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哈罗德立即继承了威塞克斯伯爵的爵位。1053年，哈罗德大概30岁。较之他的父亲，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是这个民族和国家最为忠实的朋友，”《爱德华王传》写道，“他更加积极而有力地行使着他父亲的权力，并以他自己的方式耐心而仁慈地行事。”他身心强大，与人为善，但是在对付重犯时却毫不留情。就这样，哈罗德延续了戈德温家族对这片曾经的王国要害之地的掌控。《爱德华王传》的作者说，当他被任命威塞克斯伯爵时，“全英格兰的军队才得以重生，戈德温之死所带来的损失才得到了弥补”。15
但即便国王并没有变得强大，戈德温家族自身的力量也变弱了一些。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前，哈罗德一直是东盎格利亚的伯爵。而如果要接受威塞克斯伯爵一职，他就必须交出他对东盎格利亚的管理权。虽然那位英格兰的最高阶层的教会人士可以身兼多职，但这位地位最高的伯爵显然不能这么做。我们并不知道，爱德华是否坚持要求哈罗德放弃他此前的领地。有人猜测，是王国里其他大族的成员在贤人会议上提出这条规定的。这是因为，东盎格利亚的伯爵领落入了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伯爵的儿子埃尔夫加的手中。可惜的是，埃尔夫加是这一段历史中众多的幽灵人物中的一位。在与之同时代的历史作品当中，史学家对于此人完全没有任何的评论。他的年龄甚至也不为人知。我们最多可以说，他大约和哈罗德是同一代人。然而，我们可以部分肯定的是，他与哈罗德是竞争对手。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埃尔夫加曾在戈德温短暂流亡期间当过一次东盎格利亚的伯爵。而在戈德温家族胜利归国以后，他未获补偿便丢掉了职位。因此，对于埃尔夫加和他的支持者们来说，他理应于1053年再次获得这一职位。当然，哈罗德及其家人是否也这样看则另当别论。16
埃尔夫加晋升的后果之一正是英格兰政治的重新洗牌。1052年9月，戈德温及其诸子似乎开始专权。但是，仅仅7个月后，随着斯韦恩和戈德温的去世，戈德温家族控制下的伯爵领数量就由3个减少到了1个。作为威塞克斯的新伯爵，哈罗德现在是王国里最为强大的贵族，但他的权势仍受到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东盎格利亚的埃尔夫加以及在诺森伯里亚主政的休厄德伯爵的合力制衡。除去在1051至1052年间短暂的例外，英格兰的这一代人第一次看到，本国的伯爵几乎平分了国内的权力。
在这种均衡的局面下，国王是否能够重获主动仍存在争议。17如果从最紧迫且最有争议的一个政治问题（即王位继承问题）来看，那么答案似乎是：大概不能。很显然，在戈德温家族回归后，诺曼底公爵威廉几乎不可能和平地戴上英格兰的王冠。虽然他们是那么信心十足，一定要让伊迪丝风风光光地重回王后的宝座，但是，即便是戈德温家族的人也一定会意识到，比起将王位交给诺曼底的威廉，爱德华更不可能拥有一个亲生的王位继承人。他们必须寻找一个替代方案。他们可能考虑过国王的外甥拉乌尔伯爵，他是国王的妹妹戈达吉富所生。然而，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人选真的被考虑过，或者拉乌尔自己曾有任何成为王位继承人的打算。
无论如何，爱德华还有另外一个侄子。他不但是国王的父系亲属，而且还是一位前任国王的儿子。这位前任国王便是爱德华同父异母的哥哥埃德蒙。至少在此时，他已经因为对抗其替代者克努特的英勇举动（虽然最终失败了）而被称为“刚勇者”。1016年战败前，埃德蒙育有二子。后来，这二人都落入了克努特之手。按伍斯特的约翰的说法，丹麦人本来要杀死他们。但为了避免在英格兰造成丑闻，丹麦人便把二人送至瑞典，让他们在那里被杀。然而，瑞典国王拒绝亲自动手杀死他们，并且把这两个婴孩送到了匈牙利。在那里，他们得到了保护并慢慢长大成人。其中一个与其父同名的婴孩于匈牙利夭折，具体死亡日期不详。但另一个取名爱德华的则幸存下来，而且还成长为一个出色的人。基于某些明显的原因，史学家们称之为流亡者爱德华（Edward the Exile）。18
1054年，英格兰人决定寻找流亡者爱德华，并把他带回祖国。显然，英格兰人的目的是让他成为储君。这一年上半年，伍斯特主教奥尔德雷德横渡英吉利海峡，并开始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但我们很难确定，这到底是谁的主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说，主教去海外“是为了办国王的事”。由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 本是奥尔德雷德及其手下所编的，这句话可能是可信的。与此同时，人所共知的是，奥尔德雷德是戈德温的支持者。1050年，他便获得了斯韦恩的谅解。1051年，他又帮助哈罗德逃走了。很难相信，如果爱德华或戈德温当中有一方反对的话，这位大使还能够离开国家去执行任务。虽然在过去，戈德温家族尝到过将一位没有权势的流亡者扶上王位这种做法的甜头，但鉴于英格兰内部的权力制衡，最合理的方案也许是国王和他的亲戚们各退一步。他们都放弃自己心中最完美的计划，转而支持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王位候选人。
然而，此后的历史证明，伍斯特主教奥尔德雷德的这一任务并没有取得成功。在到达了神圣罗马帝国首都科隆（Cologne）之后，奥尔德雷德受到了当地主教和皇帝亨利三世的礼遇。但是这似乎是他此行所能达成的唯一目的了。毫无疑问，他希望可以借助亨利的影响力，把他要传达给流亡者爱德华的讯息远播至匈牙利。然而，或者是因为距离太远，或者是因为政治局面太复杂（匈牙利屡次叛乱反抗帝国统治），他的这一消息并未传到流亡者的耳朵里。或许，奥尔德雷德确实成功地把邀请送给了原定的接收人，而对方却对此反应冷淡。当流亡者爱德华离开英格兰的时候，他还不过是一个婴儿。可以想见，他对自己的祖国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说英语。他在匈牙利长大成人，又娶了一位名叫阿加莎（Agatha）的匈牙利女子为妻。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有着不同寻常的家族历史的东欧贵族。无论是何原因，在经过近一年的海外奔波后，奥尔德雷德两手空空地返回了英格兰。19
而在奥尔德雷德回国的时候，英格兰已经陷入了一场新的危机之中。1055年初的几个月里，长期在诺森伯里亚掌权的休厄德伯爵辞世。休厄德伯爵是克努特任命的。他为人尚武，丹麦语绰号为“强壮者”（Digri）。一直到他死前，他都十分勤勉，能够为王朝所用。长期以来，他的主要职责是扼制苏格兰国王们的野心。一个世纪以来，苏格兰国王们一直在从他们统治的中心向泰河（River Tay）沿岸稳步向南推进。就在他去世前的那个夏季，休厄德伯爵率军攻过国境，并废黜了麦克白王。（因此，他也铸就了万古流传的英名——他就是莎翁笔下的老休厄德。）休厄德伯爵这么做显然是奉了爱德华的命令，而这次军事行动也非常成功，但也正像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他的长子在战斗中阵亡。于是，在数月后伯爵去世时，由谁来继位便引发了一场争论。休厄德还有一子瓦尔塞奥夫（Waltheof）。但是，对于战略指挥官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来说，他显然过于年轻。（或者说，至少有人认为他太年轻了。）于是，1055年3月，贤人会议决定，将诺森伯里亚伯爵领转授给伯爵戈德温的第三个儿子托斯蒂。20
《爱德华王传》的作者对这一任命的益处没有丝毫怀疑。在这本书中，托斯蒂是一个“智勇双全、精明能干的人”。虽然比哈罗德个子矮，但他在其他各方面却与其兄长不相上下。他英俊、优雅、勇敢，而且强壮。因此，《爱德华王传》的作者得出结论：“再没有什么时代、什么地方能够孕育两位像这样的伟人了。”21
但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可这一任命。《爱德华王传》同时也表示，托斯蒂是在他的亲友（特别是哈罗德和伊迪丝王后）的鼎力相助下，才获得这一新封号的。与此同时，“国王也并未提出反对”。 除非真实情况与其记载完全相反，强调国王的态度就会显得有些多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爱德华王传》的作者似乎在有意反驳其他人的说法。他认为，爱德华没有反对提拔另一个戈德温家族的成员。
几乎可以确定，埃尔夫加伯爵正是被反驳的人之一。他最近重新接管了东盎格利亚，而这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英格兰政治的均衡局面。但如果托斯蒂被提拔为诺森伯里亚伯爵，这一均势就极有可能会被打破。而埃尔夫加和他的父亲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也就会被戈德温势力夹在中间（他们领地的南边和北边都是戈德温家族的领地）。埃尔夫加很有可能在3月的贤人会议上愤怒地与托斯蒂及其家族成员发生了冲突，因为也正是在同一次会议上，他被判流放。三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这一事件给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描述（虽然这些描述都很简短）。这不但充分反映出编撰者的不同立场，而且反映出了当时危及王国和平稳定的紧张态势。《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编著于坎特伯雷，而且有着亲戈德温的立场。它告诉读者，在不小心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之后，埃尔夫加“被控背叛国王和国家”，并遭到流放。但写于麦西亚修道院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则坚持认为，伯爵之所以被流放“是出于莫须有的罪名”。别有意味的是，在向来行文谨慎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中，编撰者奥尔德雷德等人认为，埃尔夫加从根本上就是清白的。22
然而，如果说虔信者执政期间所发生的众多事件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被判处流放的人很少会直接接受惩罚。正如之前的哈罗德一样，埃尔夫加也在第一时间逃往爱尔兰。在那里，他雇用了18艘战船的士兵，以之作为他的家兵。从爱尔兰出发，他乘船横渡爱尔兰海，以寻求格鲁菲德·阿普·卢埃林（Gruffudd ap Llywelyn）的帮助。同年的早些时候，格鲁菲德在一场血腥的战争中战胜了他南部的对手。在那之后，他就成了威尔士全境的国王。此人对英格兰没有特别的偏爱，对这位客人的家族渊源也不感兴趣。就在此前不久的1052年，他曾率军袭扰英格兰边界，给当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039年，刚刚登上政坛的格鲁菲德还要对埃尔夫加的叔叔埃德温（Eadwine）之死负责。但就像所有在威尔士政坛这一竞争激烈的地方取得成功的人一样，格鲁菲德很会抓住机会。他和埃尔夫加都同意，要暂时放下分歧，共同向英格兰发动进攻。1055年10月下旬，他们的联军越过边境进入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在那里，他们击败了拉乌尔伯爵，并攻陷了赫里福德城。当数量更为庞大的英格兰军队集结起来攻击他们时，这群侵略者明智地选择了撤退。率领着英格兰大军的哈罗德伯爵扑了个空，只好指挥士兵在赫里福德烧焦的遗址周围加强防御，此外则别无他法。最后，哈罗德亲自出面，将二人拉到谈判桌上，和解就此达成。“对埃尔夫加的判决被撤销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写道，“他拿回了自己所失去的所有财产。”23
有迹象表明，双方的和解是真实的。第二年，如果威尔士人进一步取得胜利的话，格鲁菲德也将获得类似的优惠条款。此时，哈罗德和埃尔夫加的父亲利奥弗里克伯爵合作，在英格兰内部举行了商谈。1056年夏天，哈罗德明显觉得，英格兰的事务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于是，就在当年的秋季，他便启程前往欧洲。一份于1056年11月13日起草的证书显示，当时他正在佛兰德伯爵的宫廷内。
一段时期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推测这次出访的真正目的。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哈罗德出访罗马或者从那里返回，中途来到了佛兰德。这是因为，《爱德华王传》的作者明确向我们指出，哈罗德曾经为了朝拜而去过一次圣城。他在佛兰德短暂停留，很可能只是为了拜访“英格兰人的老朋友”（在书中两处不同的地方，《爱德华王传》的作者都是这样称呼佛兰德伯爵的）。戈德温家族明显因为伯爵之前的礼遇而对他怀有感激之情。上面两种说法都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因此，不出意料的是，某些作者会解释，哈罗德之所以于1056年出行，是因为他试图第二次邀请流亡者爱德华回归。由于只是建立在一环扣一环的推理而非实际证据之上，这一推论真的只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理论而已。唯一可以确定的是，1056年秋，哈罗德的确身在欧洲大陆。而在第二年春，流亡者爱德华便抵达了英格兰。24
他在到达英格兰后不久便突然死去。根据各种史料，我们可以推测，他死于1057年4月17日。他的死亡地点很可能是伦敦，并被葬于圣保罗大教堂。但没有任何文献提到他的死因。他刚刚到达英格兰就离奇死去一事着实引人怀疑。同样引人怀疑的是，史料表明，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同与他同名的叔父见上一面。《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神秘地表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被禁止拜见他的亲戚爱德华国王。”不出所料，这一评论刺激了当代作家们，让他们创造了不同的阴谋论。在传播最广（然而也最不可信）的几个版本中，有一个故事是，哈罗德命人杀掉了流亡者爱德华；而另一说法则是，他死于诺曼底公爵威廉所派出的杀手之手。一位作者甚至暗示说，两位爱德华未能见面的真正原因是，虔信者爱德华仍希望诺曼人能够继承英格兰王位，因而拒绝接见这位未来的继任者。可以说，无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编写者是否真的了解内情，根据这一含糊的表述，这一历史谜团恐怕永远无法得以破解。25
这些阴谋论的问题在于，尽管近来的这场祸事令《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编写者心情低落，但是，英格兰人继承王位的希望并没有破灭。流亡者爱德华与妻子阿加莎共有3个孩子，其中有1个是男孩。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子女随同他们的父亲在1057年横渡了英吉利海峡，但在1066年以前，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一定已经都抵达了英格兰。1057年，这个名叫埃德加（Edgar）的男孩应该还不超过5岁，但他确实具有继承王位的资格。在一本成书于1060年前后的温切斯特的书中，埃德加被称为“clito”。这是一个拉丁语单词，相当于英语的“王子”（ætheling，代表出身于高贵家族）。在传统意义上，这是一个威塞克斯王族成员才配拥有的称呼，代表他们有继承王位的权利。在一份写于12世纪初的历史资料中，爱德华自己就曾称埃德加为“王子”。26因此，到了11世纪50年代末（可能早至1057年），包括正在变老的国王在内的许多英格兰人都确信，王位继承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但是，英格兰的政治格局继续发生着突变。1057年春，流亡者爱德华逝世；同年秋天，利奥弗里克伯爵死去。而到了当年圣诞节的前几天，拉乌尔伯爵也去世了。就在前一年，国王的另一个亲属乌达伯爵也离开了人世。英格兰政治的顶层格局再度发生了巨变，而这一巨变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埃尔夫加继承父位，成为麦西亚伯爵，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得不放弃东盎格利亚伯爵领。从原则上来说，他几乎无法反对这一惯例：毕竟，哈罗德在继承其父的威塞克斯伯爵爵位时也放弃了东部各郡。但他必然表达了对于把东盎格利亚分封给格思（Gyrth）这一决定的不满。后者是哈罗德和托斯蒂的弟弟，当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不久后，原属拉乌尔伯爵的西南米德兰各郡被分封给了戈德温家族的利奥弗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埃尔夫加一定更加怒不可遏。他很可能公然提出了抗议，因为就在1058年，他再次遭到流放。此事的具体细节虽然完全缺失，但很明显，这是历史的重演。“埃尔夫加伯爵被放逐，但他不久就借助格鲁菲德的帮助重返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写道，“要描述发生了什么是令人厌烦的。”27
不幸的是，这一谨慎的文风似乎传染给了另外3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在叙述接下来的5年的历史之时，这些书中都出现了不祥的沉默。此时，除去麦西亚之外，戈德温兄弟4人几乎控制了整个英格兰。在麦西亚，处于备战状态的埃尔夫加显然不准备妥协。基于《末日审判书》中的数据，学者们推翻了过去的观点，认为戈德温一派土地收入的总和并未超过国王的土地收入。根据修订后的数据，从土地面积的大小来看，爱德华国王很可能仍保有优势。但在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土地和领主权并不是自动联系在一起的：地主可以有自己的佃户，但他们并不一定是这些佃户的领主。一个人不必持有领主的任何财产，就可以“委身”（commend）于他。爱德华拥有大量土地，而他的领主权却似乎很微弱。与此相反的是，戈德温家族不仅拥有一张庞大且力量强大的关系网络，而且，这一网络还在不断扩张。仅哈罗德一人就拥有数以千计的拥护者。几乎在每一个郡，都有几十位把他当成封君的大塞恩。28
在教会方面，戈德温家族也有着强大的同盟。1051年，爱德华任命了约克大主教金西耶（Cynesige）。他于1060年蒙召归天，伍斯特的奥尔德雷德则取代了他。比起金西耶，总体而言，奥尔德雷德更具世俗气息。而伍斯特主教的位置则被交给了哈罗德的同盟兼密友伍尔夫斯坦。同时，尽管任命斯蒂甘德给整个英格兰教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坎特伯雷大主教仍然由他担任。在有关斯蒂甘德被擢升后一年的记述中，《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的编写者尖锐地评论道：“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大主教了。”11世纪50年代，新的英格兰主教都选择前往海外接受委任，唯恐受到斯蒂甘德的玷污。1058年，这位大主教找到了一个打破这一尴尬局面的机会。当时，反改革派团体夺取了罗马教廷的权力，安排了更听话的本笃十世（Benedict Ⅹ）来担任教宗。这位教宗热情地送给了斯蒂甘德一件专属披肩。但第二年，改革派就重新夺回了教宗的宝座。本笃被指责为伪教宗，这件事则让斯蒂甘德更加为人所不齿。然而，尽管他让英格兰蒙羞，这位大主教仍然在世俗界取得了成功。这也证明他是不可战胜的。他3000英镑的年收入让他与大伯爵一样富有。同时，他也是超过1000个塞恩的领主。29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很难想象，虔信者爱德华还能拥有任何事实上的权力。1060至1061年冬，两名洛陶林吉奥牧师被提拔为赫里福德和韦尔斯（Wells）两地的主教。这说明，在这些地区，国王可能还有些主动权。但是从其他的方面来看，自11世纪50年代后期起，戈德温兄弟实际上已经代替了国王，统治着整个国家。《爱德华王传》的作者厚颜承认了这一点。毕竟，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合理化这一状况，并且为戈德温家族史无前例的权力膨胀辩护。哈罗德和托斯蒂更是被描绘成英格兰王国的两大支柱。幸有他们的坚守和勤勉，虔信者才能完全不受任何俗务的干扰：
正是因为这些贵族保卫着四方的国土，充满仁爱的爱德华国王才能尽享和平和安全。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努力，他才能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荒原上和森林里，以享受狩猎的乐趣。每天，他怀着虔诚的心情，满足地做完祈祷。空中飞翔的鹰隼以及其他类似种类的鸟儿被带到他面前，成为他快乐的源泉。在听到猎犬狂吠、看见它们争抢猎物的时候，他也会喜不自胜。有时，诸如此类的活动能让他花去一整个白天。也只有在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似乎才能自然地受到俗世快乐的吸引，并去追寻它。30
11世纪60年代初，戈德温家族的势力日益强大。埃尔夫加伯爵似乎死于1062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没有关于这一年的任何记载。这一点令人起疑。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埃尔夫加死后，他的任何一个儿子继承了麦西亚伯爵之位。31随着他们在英格兰的对手终于撒手人寰，戈德温家族觉得，是时候与其对手的昔日盟友格鲁菲德·阿普·卢埃林一决高下了。1062年圣诞节后不久，哈罗德奇袭了威尔士王廷所在地里兹兰（Rhuddlan）。而这一次，格鲁菲德设法坐船逃脱了。为了发泄不满，哈罗德破坏了国王的住处及其剩余的舰队。第二年春，伯爵又发起了规模更大的、步调更为一致的军事行动。当他率领自己的舰队攻击威尔士南部海岸的时候，他的弟弟托斯蒂则带领另一支队伍直驱威尔士内地。这次联合行动是十分成功的。1063年8月初，格鲁菲德被自己人杀死了。他的首级被人送到了哈罗德那里，而哈罗德则将其转交给了虔信者爱德华。32
尽管戈德温兄弟后来向国王致以敬意，这场在威尔士取得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戈德温家族的。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记载，哈罗德在威尔士扶植了一个傀儡君主，取代了格鲁菲德。对此，在一个世纪后，历史学家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还表示，在威尔士各地，人们至今仍能看到为纪念在1063年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役而设立的石碑。这些石碑上面都镌刻着“这就是胜利者哈罗德”（HIC FUIT VICTOR HAROLDUS）的字样。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间，虔信者爱德华在历史记录当中完全销声匿迹了。而与此同时，作为征服者和对高级官员有任命权的人，戈德温家的长子却十分引人注目。33
然而，当我们再次在历史的时光中与哈罗德相遇时，他正策马前往其位于苏塞克斯海岸的博瑟姆庄园。在与友人一起用餐后，他便乘船驶入英吉利海峡。而且，不知用了何种方式，他最终成了诺曼底公爵的客人。
1VER, 44–5; JW, ii, 570–3; ASC D, 1052;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Map 6.
2VER, 62–3, 92–127; above, 64.
3Ibid., 66–71; Fernie, Architecture, 96–8; idem, ‘Edward the Confessor’s Westminster Abbey’, Edward the Confessor, ed. Mortimer, 139–50, 以及文集中 Gem 和 Rodwell的文章。关于修道院在1066年的状态，可参见 Summerson, ‘Tudor Antiquaries’, 164, 177。
4VER, 66–9. 威斯敏斯特宫现在的居民似乎很确定，这座宫殿是由克努特建立的（参见www.parliament.uk, Factsheet GII）。Mason初步认可了这一结论。 E. Mason, Westminster Abbey and its People, c. 1050 to c. 1216 (Woodbridge, 1996), 11–12. 然而，这本书中的证据似乎很少。其中，有一句来自《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话，而这句话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除此之外，只有有关飞毛腿哈罗德早先曾在威斯敏斯特下葬的猜测。大多数学者认为，就像教堂一样，这一宫殿是虔信者建立的。例如，可参见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Anglo-Saxon England, ed. M. Lapidge et al. (Oxford, 1999), 471。Carmen, 40.
5例如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95。关于《爱德华王传》成书日期的讨论，参见Stafford, Queen Emma, 40–8; VER, xxvⅲ–xxxⅲ.
6Above, 64; Mortimer, ‘Edward the Confessor’, 31–2.
7Ibid., 31–4; above, 21; ASC D, 1065; van Houts, ‘Edward and Normandy’, 71–5; Barlow, Confessor, 50.
8参见Barlow, English Church, 1000–1066, 85–6。他警告我们，不要把罗贝尔当成一个改革者。他甚至认为，事实情况恰好相反。
9S. Keynes, ‘Giso, Bishop of Wells (1061–88)’, ANS, 19 (1996), 205–13; Hare, ‘Cnut and Lotharingia’, passim. 虽然克努特同样与洛林有联系，而且让一个洛陶林吉奥人担任主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爱德华只是在延续早期的政策。毕竟，诺曼底的威廉也让一个名叫玛立利的洛陶林吉奥人担任了鲁昂大主教。更有甚者，既然埃尔曼和利奥弗里克在1041年与爱德华一起渡过了海峡，他们的任职就很难被看作是本地人阻止诺曼人晋升的尝试（这一尝试是由戈德温所主导的）。
10Barlow, English Church, 1000–1066, 82–4, 301–2; DNB Leofric; DNB Hermann.
11Barlow, English Church, 1000–1066, 86. VER, 30–1; WM, Gesta Pontificum, 286–9.
12DNB Stigand; VER, 36–7.
13DNB Stigand; WM, Gesta Pontificum, 46–7.
14ASC C, 1053; WM, Gesta Regum, 354–5.
15DNB Harold Ⅱ; VER, 46–9.
16Baxter, Earls of Mercia, 43–5.
17Barlow, Confessor, 188–213, and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96. 他们认为国王的确重新得到了某种主动权。参见Mortimer, ‘Edward the Confessor’, 28–31。
18JW, ii, 502–3; 参见 ASC D 1057. 同样可参见 DNB Edward the Exile; S. Keynes, ‘The Crowland Psalter and the Sons of King Edmund Ironside’, Bodleian Library Record, 6 (1985), 359–70。
19JW, ⅱ, 574–5. JW也表示，奥尔德雷德此行是奉国王之命，但这似乎是作者自己的假设。参见Barlow, Confessor, 189。
20VER, 34–5; Barlow, Confessor, 201–3.
21VER, 48–51.
22S. Baxter, ‘MSC of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and the Politics of Mid-Eleventh-Century England’, EHR, 122 (2007), 1189–1227.
23K. L. Maund, ‘The Welsh Alliances of Earl Ælfgar of Mercia and his Family in the Mid-Eleventh Century’, ANS, 11 (1988), 181–90.
24VER, 36–7, 52–3, 82–3; P. Grierson, ‘A Visit of Earl Harold to Flanders in 1056’, EHR, 51 (1936), 90–7, 参见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97。
25Ibid., 97–8. 关于阴谋论，可参见 E. Mason, The House of Godwine: The History of a Dynasty (2004), 92; John, ‘Edward the Confessor’, 257。
26DNB Edgar Ætheling;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98–101.
27Ibid., 103–4; VER, 50–1.
28修订后的说法见Baxter, Earls of Mercia, 128–38，原观点见Fleming, Kings and Lords, 53–71。DNB Harold.
29Barlow, English Church, 1000–1066, 86–93, 304–5; DNB Stigand.
30VER, 54–5, 60–3.
31Baxter, Earls of Mercia, 48; idem, ‘Edward the Confessor’, Map 11.
32ASC D and E, 1063; JW, ⅱ, 592–3; R. R. Davies, The Age of Conquest: Wales, 1063–1415 (Oxford, 2000), 24, 26.
33ASC E, 1063; Gerald of Wales, The Journey through Wale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Wales, transl. L.Thorpe (1978), 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