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无法明确得知，征服者究竟有多高，长成什么样，但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征服者威廉会是一个不令人敬畏的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描述道：“他的智慧和力量难以计量。就荣耀和力量而言，他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当他遇到那些违抗他意愿的人，他就会变得极其严厉。”另一份同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则指出，他的声音十分刺耳。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告诉我们，征服者很好地利用了他嗓音的这一特点。他变着法子骂人，“他一张嘴咆哮，不知怎地，他的听众就会感到深深的恐惧”。1
然而，1086年，在他返回诺曼底之后，他的这些把戏似乎不灵了。这时，威廉已经50多岁，接近60岁。按当时的标准，他已经是老人了。根据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说法，他也极其肥胖。在中世纪，贵族晚年发胖的现象非常常见。这是因为，狩猎活动根本不能抵消他们所食用的野味所带来的热量。此外，近年来，他在多尔和热尔伯鲁瓦都吃了败仗。在那之后，威廉就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军事功绩了。国王匆匆赶回诺曼底，可能是为了捍卫他的公国。但结果表明，他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什么。2
麻烦始于诺曼底东部边境的韦克桑（Vexin）。这里一度是诺曼底公国与法兰西王国中间的缓冲区。然而，10年前，腓力一世偶然获得了它。1087年，可能是在他们的国王的指示下，位于芒特（Mantes）的法兰西驻军开始进攻，并不断骚扰诺曼底。从奥德里克的描述来看，他似乎对此知之甚详。根据他的叙述，法兰西人占领了埃夫勒（Evreux）主教区。他们劫掠乡村，赶走牲畜，并掳掠人口。他还写道，这些人变得越来越傲慢，还辱骂诺曼人。3
如果我们相信马里斯伯里的威廉的话，最恶毒的辱骂之词是从腓力国王嘴里说出来的。据传，当时他取笑威廉说：“英格兰国王如今还在鲁昂。他就像刚生过孩子的女人，离不开床。”这位编年史家解释道，威廉确实在公国首府停留了一段时间，因为他犯了胃病，需要吃药。一般来说，史学家们都认为，这不过是指征服者威廉的肥胖问题。但是，“行动受限”“卧床休息”和“吃药”等这些词都会让人觉得，国王是真的病了。最重要的是，可能正是由于这个消息，威廉的敌人们开始想要同他一较高下。
但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说，腓力的侮辱最终还是传到了威廉的耳朵里，并刺激后者采取了行动。“等我病愈后去做弥撒时，”他发誓说，“会为他点上10万支蜡烛。”无论是威廉说的，还是编年史家杜撰的，这个笑话都太恶毒了。1087年7月底，威廉召集了大军，发兵入侵韦克桑，一路放火，焚烧田地、葡萄园和果园。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芒特。近来，法兰西人都是从这里发兵的，而威廉则将其付之一炬。城堡被烧毁，无数的房子和教堂也没能幸免。奥德里克写道，在这场大火中丧生的人不计其数。而且，令威廉臭名昭著的是（其他数位编年史家也提到过此事），死者中至少包括一位隐居的僧侣。
因此，一些修道院的编年史家必然会将接下来发生在征服者身上的事情看作神罚。“他犯下了残忍的罪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但是，命运对待他的方式更加残忍。残忍到什么程度？他病倒了，并且深受折磨。”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记载，一些人说，国王在骑马过深沟时受了伤，马鞍的前部撞到了他过大的腹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本人则同意奥德里克的说法。他认为，大火和夏天的燥热致使威廉患上了热衰竭。既然从战争之初，威廉就一直忍受着疾病的折磨，那么也很可能，威廉只不过是被他的旧病打倒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威廉突然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并宣布撤退，退回到鲁昂。4
回到公国首府后，人们很快发现，征服者就要死了。所有的医生所能做的，不过是让他不那么难受罢了。奥德里克用很长的篇幅记述了国王最后的日子。他声称，自己曾做过细致的调查，所描述的都是实情。在这一引人入胜的记录里，他写道，鲁昂过于拥挤和喧嚣。因此，威廉命人把自己送到城外的圣热尔韦（St Gervase）教堂。这座教堂位于鲁昂以西的一座山上。在剩余的夏天里，他一直在那里苟延残喘。尽管遭受着极端的痛苦，他还是留有说话的力气。“我从小被作为一个战士带大，”他呻吟着，“被我杀掉的人的鲜血浸透了我的全身。”当然，这些话是奥德里克说的，并不是出自威廉之口。但是，这两句话都描述了无可争辩的事实。国王花了大量时间向站在他床边的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僧侣忏悔罪恶，试图以此来洗涤他的灵魂。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下令把他的财宝分给穷人和各个教堂，并规定了这些人及教堂所收受的具体数额。他尤其注重重建那些他最近在芒特所烧毁的教堂。最后，为了取悦上帝，他下令释放所有被他监禁的囚犯。被释放的人当中包括莫卡伯爵、罗歇伯爵和休厄德·巴恩。就连哈罗德国王的弟弟伍尔夫诺思也被释放了。早在1051年，他就被当作人质送到诺曼底，此后一直处于监禁之中。在此次大赦中，唯一的例外是巴约的奥多。威廉坚持认为，如果奥多获得自由，将构成巨大的威胁。但是，在他同母异父的弟弟莫尔坦的罗贝尔以及其他众多的诺曼要人们的不断恳求下，国王终于妥协了，并释放了奥多。5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国王也告知了众人，他对继承问题是如何考虑的。和众多的权贵和神职人员一起，他的两个小儿子威廉·鲁弗斯和亨利也站在了威廉的病榻前。短护腿罗贝尔选择了躲避。他继续留在了法兰西国王的宫廷中。然而，尽管他的长子在他临终时轻慢了他，而且他对未来也有自己的预感，临终的征服者感到，他还是得选择自己的长子作为继承人。据说，国王对在场的人解释道，早在1066年，他就已经把诺曼底授予了罗贝尔，而贵族也已经对他宣誓效忠了。这一关系是无法解除的。
但是，罗贝尔的继承权只限于诺曼底。罗贝尔无法继承英格兰。这片土地是威廉在征服战争中所获得的战利品。而且，为了获得它，诺曼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因此，威廉公开声明，他不敢把它传给任何人。“我不会指定任何人做我在英格兰王国的继承人，”他总结道，“我只会把它托付给上帝。”同样地，这句话仍出自奥德里克之口。但是，国王的所作所为很好地证明了，这句话很有可能是真的。我们知道，国王并未把他在诺曼底使用的王室宝器留给他任何一个儿子（即他的王冠、权杖、宝球、圣餐杯和烛台），而是赠给了他位于卡昂的圣史蒂芬修道院。然而，他的确表达了他的个人愿望。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愿的话，他希望威廉·鲁弗斯成为下一任的英格兰国王。
最后，到了9月9日（星期二）那天，国王迎来了他的结局。在平静地睡了一夜之后，威廉醒来了。此时，太阳在鲁昂升起，远处传来了钟声。在问过时间后，他得知这一钟声（早上6点）来自圣玛利亚大教堂。于是，国王抬眼看着天，手指天堂，把自己交给了圣母玛利亚。然后，他就与世长辞了。6
在过去几周以来，威廉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来赎罪。据此，奥德里克认为，国王的死是高尚的。然而，接下来的场景看起来并不高尚。在他临死前不久，国王命威廉·鲁弗斯前往英格兰，并将一封信交给兰弗朗克大主教。信中，威廉推荐自己的这个儿子继承他的英格兰王位。至于亨利，威廉则许诺给他5000英镑的补偿金。于是，在他父亲死前，亨利也离开了，为的是确保自己的战利品能够到手。在征服者死去的几天后，仍没有短护腿罗贝尔的消息。这一点导致了一片混乱。在意识到没有人主管事务之后，为保全自己的财产，在场的那些较为富裕的人都立刻骑马离开了，任由那些较为贫穷的侍从去抢劫王室的财物。根据奥德里克的说法，所有的东西——武器、容器、衣物和家具——都被一抢而空。等到疯抢结束后，只有国王近乎赤裸的尸体还躺在地上。
与此同时，鲁昂居民则陷入了大面积的恐慌。人们四处逃窜，就好像有一支敌军已经集结在城门口，正在觊觎他们的财物一样。最终，僧侣和教士们鼓足勇气，结队前往圣热尔韦，并为国王祷告。在这个过程中，鲁昂大主教宣布，国王的尸体应当被运往卡昂下葬。但是，就在此时，所有的王室仆从都已经逃跑了，因而没有人来做必要的安排。最后，一个名为埃卢温的穷骑士自掏腰包，为国王做好下葬前的准备，并支付了运送遗体的船费。当船只和遗体到达卡昂时，城中居民和神职人员都适当地展现了他们的敬意，并前来迎接。但是，因为城中的一场大火，这一迎接的场面也陷入了一片混乱。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往回跑，想要把火扑灭。虽然奥德里克并没有把威廉的下葬同他的加冕进行对比，或是使用同样的语言来描绘这两个事件，但是威廉的下葬同他的加冕依然十分相似。同那时一样，只有几个僧侣留了下来，完成了仪式。威廉的遗体被运过几个火场，最终抵达圣斯蒂芬修道院。
葬礼本身也是一场闹剧。一群有头有脸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聚在修道院里，并为国王举办葬礼。在仪式上，埃夫勒主教宣读了一篇动人的布道词。在这篇很长的布道词当中，他歌颂了威廉的诸多美德。然而，当他结束演讲时，事情突然起了变化。此时，他向众人提出要求，即便这位昔日的君主伤害过他们，他们也要原谅他。听到这番话后，一个本地人愤愤不平地站了出来，并大声抱怨。他指出，他们脚下的土地曾属于他的父亲。征服者用暴力强征了这一土地，并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修道院。在声称这片土地属于他自己之后，这个人试图阻止这些神职人员继续举行葬礼。经过草草问询，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确认了他所讲的都是实情。此后，抗议者立即得到了金钱补偿，仪式才得以继续。但这还不是最大的耻辱。威廉终于要下葬了。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身体早已肿胀得无法放进石棺。人们无视这一状况，强行将尸体往石棺里塞，最终把他肿胀的肚子挤破了。再多的香料也没法掩盖国王的肚肠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因此，教士们只得草草完成葬礼的剩余部分，然后迅速跑回自己的住所。7
在总结的时候，奥德里克指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他表示，在死亡面前，无论穷富，人人都是平等的。他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国王，威廉生前有很大的权力，而且十分好战。无论来自什么地区，属于什么民族，人们都畏惧他的存在。然而，在他死后，他却衣不蔽体，需要依靠陌生人的施舍。生前，他曾统治广阔的疆土。而在死后，他却没有一块免费的土地可以容身。他那耻辱的葬礼充分地说明，肉身的荣耀是多么地虚妄。然而，奥德里克并没有把威廉死后的遭遇和他的性格联系在一起。他所做的事情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在描述这位国王最后的日子的时候，他开篇就赞美了威廉，称他是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奥德里克指出，威廉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能够依靠睿智的议政大臣们进行统治。他也敬畏上帝，并保护教会。8
但是，无论怎样评判征服者，我们都不能切断这一评价同诺曼征服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奥德里克自然会发现，赞美威廉变得更难了。他接受了诺曼人的观点，即威廉对于王位的诉求是合理的。他也认为，既然哈罗德发下了伪誓，那么威廉就有理由入侵英格兰。但是，正如我们所见，作为一个英格兰人，他无法忍受新王的那些无情的做法。后者曾经对他的反对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尤其是北方浩劫，奥德里克视之为威廉人生的一大污点。在这位编年史家的笔下，临终的国王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用饥饿之鞭抽打了无数的男男女女。唉！残忍地杀掉数千人的凶手正是我啊！”奥德里克对征服者和其他的诺曼人的看法也有不同。他认为，前者是高贵而热爱和平的。而对于后者，他仍然保留了不满之语：
他们傲慢地滥用自己的权威，残忍地屠杀当地居民。就像上帝的鞭子一样，他们重重地击打着当地人，以惩罚他们所犯下的罪过……尊贵的女性受到出身低贱的士兵的侮辱。而且，就在这些人渣的身边，她们因为自己所蒙受的耻辱而感到悲伤……这些无知的寄生虫傲慢得几乎发了狂。他们惊异于巨大权力的降临，并且认为自己可以我行我素。这些蠢货和罪人啊！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心怀懊悔地好好想想呢？他们之所以能够征服英格兰人，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基于万能上帝的意志。比起他们自己，他们所征服的民族不但更加伟大和富有，而且有着更长的历史。9
其他编年史家同样对诺曼征服提出了类似的否定意见。比起奥德里克，他们所生活的年代距离诺曼征服更近。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在法兰西的那些人通常对诺曼人的成就感同身受，并将其看作法兰克人的一次胜利。但是，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人们对于诺曼征服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例如，一个名叫米歇尔贝格的弗鲁托尔夫（Frutolf of Michelsberg）的巴伐利亚作家就认为，威廉无情地进攻并占领了英格兰。他迫使那里的主教们纷纷流亡他乡，并且杀死了当地的贵族们。另一个德意志人——特里尔的温瑞克（Wenric of Trier）——对征服者的批评则更为猛烈。1080年，他抨击了格里高利七世与某些统治者的私人关系。他说，教宗的一些所谓的朋友“像暴君一样，用暴力篡夺了他国的政权。他们通往王座的路是被鲜血浸透的，戴在头上的王冠也是血淋淋的。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使用了谋杀、强奸、屠杀以及折磨的手段”。他并未具体点出他所描述的人究竟是谁，但这位英格兰的新国王显然符合所有的描述。同年，在写给威廉的信中，格里高利还在后悔，因为他之前支持过诺曼征服，他不得不承受他人对他的批评。10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英格兰人则很少对此发表意见。这也许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反思这一段历史仍然太过痛苦。“就这样，威廉成了国王，”11世纪前后，坎特伯雷的厄德麦叹息道，“我实在不想说，他是如何对待那些在大屠杀中活下来的人的。”在这种集体的沉默之中，《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是一个显眼的例外。在本书之前的篇章里，我们曾多次引用他为威廉所撰写的讣告。这一篇章显然是在1100年之前写成的。他对于威廉以及诺曼征服的评价不但长，而且非常详细。无疑，他很了解征服者及这次征服。这位编年史家说：“我们应当描述我们所了解的他。我们亲眼见过他，还在他的宫廷里生活过。”如奥德里克一样，他称赞威廉是一个有智慧和权力的国王。他表示，国王是一个严厉的人，但他对热爱上帝的人很友好。事实上，在他统治的期间，宗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威廉自己就在巴特尔建立了一座新的修道院。他还重建了坎特伯雷大教堂和一些其他的教堂。在回忆威廉的其他作为的时候，这位编年史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赞许态度。他表示，在威廉的统治下，国家伟大，秩序稳定。他把反叛者投入监狱，也阉割了强奸犯。他不但用敬畏的语气描述了末日审判调查，而且还用这样的语气描述了国王在不列颠群岛内的权威。威尔士被纳入了他的统治之下，苏格兰也因他的武力沦为附庸。作者估计，如果他再多活两年，他可能连爱尔兰都征服了。
但是，接下来，这位编年史家就开始转而记载一些负面的事物。他说：“诚然，在威廉统治的时期，人们遭受了严重的压迫和许多的伤害。”在这些事物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威廉命人建造的城堡。修建这些城堡“给穷苦的人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排在第二位的是威廉不加掩饰的贪欲。他以“最不公正的方式”从他的臣民那里拿走了数以百镑计的金银。最后一个事物是威廉所引入的森林区。在这个区域内，不论穷富，他都会用严厉的法律来管制他们。这位编年史家总结道，尽管所有人可能都恨他，但威廉实在是太无情了，对此并不关心。如果他的臣民想要活着并保有自己的土地的话，他们就必须要完全服从于他的意志。11
即便是在这一有关征服者的统治的片面总结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20年间，威廉及其追随者带来了一场巨变。截至1087年，在英格兰的15座古老教堂中，至少有9座被焚毁或破坏，取代它们的是新的罗马式建筑。在接下来的大约30年间，其余的6座教堂也被重建了。与之有着同样的命运的还有那些重要的修道院。当然，虔信者位于威斯敏斯特的教堂是唯一的例外。在这场革命之前，它就已经改变了它的建筑风格。这是英格兰教会建筑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革命。时至今日，无论你参观上述提及的任何一座教堂，你都无法找到诺曼征服前的石造建筑的痕迹。这次，诺曼建筑得到了全面的复兴。直到13世纪初，在将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从老萨勒姆迁出后，人们才开始重建英格兰的大教堂。下一次大规模重建发生在17世纪。那时，雷恩（Wren）重建了圣保罗大教堂。12
随着城堡的引入，世俗建筑领域内也发生了一场相似的革命。人们在虔信者爱德华统治期间建造了零星几座城堡。除此以外，在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这也解释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为何会感到怨恨。著名的王家要塞（例如在温莎、沃里克、约克、诺里奇、温切斯特、纽卡斯尔、科尔切斯特等地的城堡和伦敦塔）都是征服者本人建立的。由于数量过多，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剩下的城堡。在英格兰全境范围内，只要有拥有一定的资产，新来的诺曼领主就会在自己的百户区建立类似的城堡。时至今日，人们还能看到他们所留下的不可计数的土堆。我们很难确定这些土堆的年代，只能估算这些城堡的总数。但是，据保守估计，在1100年的英格兰，人们大约建造了500座城堡，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在1066年后不久就建成的。13除了建造城堡和教堂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威廉还建立了新的王家森林区。这使得数以千计的人流离失所。更不用提，他还蓄意破坏了英格兰的北部。通过这一事件，他又杀害了几千人，并将约克郡毁成一片荒芜。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更能理解《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编写者的哀叹了。
然而，一些当代的史学家却认为，这些变化都是短暂的和表面的。经济也许受到了破坏，但不久也就恢复了。城堡和教堂也是表面上的变化。同时期的编年史家可能抱怨得很大声，但由于身处自己所描述事件的时代，他们缺乏长远的历史视角。持历史连续性观点的人认为，从根本上讲，诺曼征服其实并未改变什么。
但是，在论证这一观点的时候，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这些史学家都站在了诺曼人的一边。因为，威廉及其追随者所持有的观点正是，诺曼征服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在登上王位的时候，征服者就声称，他是爱德华真正的继承者。《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伤心地回忆道，在加冕礼上，这位新国王曾发誓，他会“像最为贤能的前辈一样”统治英格兰。在那之后不久，他又向伦敦的居民保证，他会保留他们的法律，就像虔信者爱德华一样。当然，接下来，《末日审判书》就出现了。根据这本记录，所有的诺曼地主都成了一个或者多个英格兰地主的合法继承人，而这本书正是从“爱德华国王活着的那些日子”起算的。
但这都不是事实。在现实当中，威廉是从哈罗德手里取得的王位，并不是从爱德华的手里。而且，为了得到王位，威廉发动了黑斯廷斯战役，而这场战役是欧洲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然而，没有官方记录承认这一现实。这些记录也不承认诺曼征服所带来的改变。例如，诺曼人几乎完全把哈罗德国王从关于诺曼征服的记载中抹去了。除统治前期发布的几份令状之外，没有任何的官方记录会把他称为国王。他只是哈罗德，或者哈罗德伯爵。在《末日审判书》里，人们也几乎完全消除了关于他的统治的记录。在共计200万字的叙述中，编写《末日审判书》的书记员也只在一两处地方提到他。这样做不是基于酸葡萄心理，而是按照严格的法律逻辑。如果征服者是虔信者的直接继承人，那么，从爱德华去世到威廉继位之间的12个月里，无论发生了什么，这些事都必然是异常的。14
简而言之，诺曼人自己重新书写了历史，而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让他们认为，1066年的那次征服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威廉也希望我们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十分渴望能被承认为英格兰的合法君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都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直到最近，《末日审判书》中所展现的连续性还是给研究它的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个新来的诺曼人都恰好占据了其英格兰前辈所空出来的位置。只有借助新出现的计算机分析方法，我们才发现，《末日审判书》的估算方法事实上掩盖了这一时期土地领有关系中的巨大断层。在所有的叙述当中，《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表述最恰如其分。它表现出了诺曼人言行不一的特点。在总结征服者的统治时，其作者抱怨道：“他们越是大声谈论法律和正义，他们所做的不正义的勾当就越多。”15
即便我们不承认（某些历史学家现在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诺曼人的定居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土地持有模式，毫无疑问，《末日审判书》也表明了在诺曼征服的过程中，一个统治阶层是如何彻底地取代了另一个统治阶层的。到了1086年的时候，英格兰人彻底从上层社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数以千计的新来的外国人。几乎可以肯定，这并非威廉最初的意愿。正如克努特大王一样，威廉想要统治一个盎格鲁－诺曼混合王国。在他之前，在同为征服者的克努特大王所统治的英格兰境内，盎格鲁人和丹麦人混居在一起。但是，在克努特大王主政之初，他就处决了他所怀疑的英格兰人，并提拔值得信任的本地人来填补他们的空缺。对比来看，威廉在加冕礼后广施仁德。其结果是，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反叛。1016年，英格兰人知道他们已经被征服了，但是，1066年，他们却拒绝相信同样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英格兰人被杀，或者被剥夺财产。最终，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诺曼征服远比丹麦征服更具革命的意味。“在威廉国王统治的第21个年头，”亨廷登的亨利说道，“在英格兰，几乎没有一个贵族有英格兰血统。有英格兰血统的贵族不是遭受奴役，就是处境极为悲惨。”16
统治集团的改变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英格兰人和诺曼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在一个非常著名的篇章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把黑斯廷斯战役描述为英格兰的受难日。正是因为这一战役，国家“换了新主人”。接下来，他勾画了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的不同之处。他说，英格兰人耽于美食和美色。他们不但在基督教事务上很懈怠，还沉溺于饮酒狂欢。他们住在狭窄而肮脏的房子里，喜好文身，也喜欢戴金手镯。他们要吃到犯恶心才停止进食，喝到呕吐才停止狂饮。相比之下，诺曼底人衣着华丽，而且注意食物的品质。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们也更为虔诚。他们是一个诡计多端而善战斗狠的民族。在诺曼人所建造的那些高大的房子中，他们过着节俭的生活。17
尽管这一描述有失偏颇，而且还受到道德上的后见之明的影响（英格兰人都是罪人，他们显然罪有应得），马姆斯伯里确实为我们描述了一幅两个不同文明共存的图景。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的区别不仅在于发型。在一系列作为和态度上，他们都有所不同。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战争作为例子。当我们关注征服前的英格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人几乎完全把重心放在了海军上。每年夏天，虔信者爱德华都从桑威奇出航，以保卫他的臣民。而且，为了缓和关系，戈德温伯爵还送给了他一艘大型的镀金战船。税费是基于船队的规模征收的，而且，舰队和军队这两个词可以互相替代。简而言之，在军事方面，他们的模式与当代斯堪的纳维亚的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与其完全不同的是，在史料当中，诺曼征服前的诺曼底是一个以骑兵和城堡为主导的世界。在这里，人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礼物不是舰船，而是战马。事实上，1066年，当他们终于需要舰船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外求援，请求外国借给他们战船。除此之外，他们也只能自己从头开始造船。18
类似地，诺曼人对于领主权也有不同的理解。从他们建造城堡来看，这些人将领主权等同于对土地的控制。他们不遗余力地抢夺新的地产，并建造堡垒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在那之后，他们会努力地将这一土地完整地传给他们的继承者。领主同领地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可以看到，诺曼人甚至开始以他们的主要领地的名字来给自己命名。“我，罗歇，他们都称我为蒙哥马利。”在11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一份证书中，征服者的老朋友就是这样描述自己的。19
在征服英格兰之后，人们对土地的欲望达到了顶峰。像克努特国王的追随者一样，一些威廉的追随者是为金钱而战的。一收到钱，他们就立刻返回家乡。但其他许多人则不同。他们是因为对土地的渴望而来到此地的，并且最终留了下来，创建了一个新的殖民社会。他们在英格兰的定居过程撕裂了旧有的土地领有模式。在重新规划他们的地产之后，他们建立了庄园。与此同时，他们也建起城堡，以之为行政管理的中心。这些殖民者自然想要按照自己熟悉的模式来管理和控制这些新的领地。因此，他们做出了进一步的改变。在这些新的贵族领地上，诺曼人创立了自己的法庭。在其中的一些土地上，他们甚至设立了郡长。这样一来，他们就打破了英格兰此前的郡和百户区法庭的体制，建立了一套完全独立的系统。他们引进的新法律也体现了诺曼人对待遗产继承的不同态度。新的法律对长子有利，旨在保证他们所继承地产的完整性。在诺曼征服前的英格兰，几乎不会有人用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但在征服之后，这一现象却突然出现。为了建立新的领主权，诺曼人残忍地对待活下来的英格兰人，并强迫那些过去持有土地的自由民成为缴付地租的佃户。而且，在持有土地的同时，这些佃户往往需要服从相当严苛的条件。在提到征服者杀光了英格兰贵族的时候，米歇尔斯贝格的弗鲁托尔夫可能多少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当他声称“国王迫使中等阶级接受奴役”的时候，他所说的话语则非常接近事实。20
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诺曼人对待另一种不同事物的态度，英格兰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命运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到了1066年，在诺曼底，奴隶制早已成为过去时。在同一时期的英格兰，这一制度却一直牢不可破。然而，到了1086年，英格兰的奴隶制却开始衰落了。在对比了《末日审判书》所提供的数据以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格兰的奴隶数量大约下降了25%。历史学家们通常将这次改变归因于经济的发展。他们指出，出于对钱财的渴望，诺曼人更愿意让自己的农奴持有土地，并付出地租，而不是给奴隶提供住所和食物，以换取他们免费的劳动。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另一个原因在于，一些诺曼人认为，奴隶制在道德上让人无法接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显然是在兰弗朗克的推动下），威廉本人也曾禁止奴隶贸易。据说，在远征威尔士的时候，他曾让几百个奴隶获得自由。这道禁令不可能完全禁止奴隶贸易。这是因为，在1102年的宗教大会上，人们再次谴责了“这一可耻的行为”，“在过去的英格兰，人像牲畜一样被出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教会最后一次认为有颁布类似禁令的必要了。到了1130年，奴隶制已经在英格兰彻底消失了。一些当时的人含蓄地把奴隶制的消失归因于诺曼征服。达勒姆的劳伦斯（Lawrence of Durham）写道：“当英格兰开始有了诺曼领主以后，在这些外来人的手下，英格兰人不再遭受他们此前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在这一方面，他们发现，外国人对待他们比他们对待自己更好。”21
在另一方面也同样如此。除瓦尔塞奥夫伯爵外，没有一个英格兰人因为诺曼征服而被处死。除去认为奴隶制是错的以外，诺曼人还认为，当对手投降后，最好饶恕他们。他们把这两种理念都带到了英格兰。直到诺曼征服前夕，英格兰人还在进行政治暗杀。但就在诺曼征服后不久，这一暗杀行为很快就消失了。“没人敢杀人，”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编写者对威廉所颁布的法律和他所建立的秩序大加赞赏，“无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犯下了什么恶行，他们都不能杀人。”国王最后一次下令处死贵族是在1095年。而在1076年之后的英格兰，即在瓦尔塞奥夫被处死之后，没有伯爵被处死。直到14世纪初，这一局面才被打破。在接下来的近两个半世纪里，诺曼征服所带来的骑士精神一直约束着英格兰。22
最后，诺曼人也带来了他们对教会改革的热忱。“在英格兰各处，宗教规范都早已消亡。在他们到来之后，这些规范才得以重新确立，”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1120年写道，“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镇里，我们都能够看到教堂和新建的修道院。它们都采取了新的建筑形式。随着新的宗教感情的出现，我们的国家繁荣了起来。”当然，在当时的英格兰，宗教并未完全消失，而这位编年史家是在夸大其词。要说明这一观点，当代的历史学家就会指出，1066年，英格兰和罗马之间就有联系了。他们还会指出，早在诺曼征服之前，建造教堂的热潮就已经出现了。23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诺曼人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教会改革的进程。威廉和兰弗朗克感到，英格兰的教会体制亟待改革，并着手引入副主教、教会会议和独立的教会法庭。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的婚姻完全被禁止了。数据印证了马姆斯伯里有关宗教建筑数量增加的说法。1066年，英格兰约有60座修道院；但到了1135年，这一数字大约增加了4倍，达到了250至300座。在虔信者爱德华的时代，英格兰有近1000个僧侣和修女；但到了马姆斯伯里的时代，其数量则大约是原来的四五倍。在9世纪末的英格兰北部，第一波丹麦人入侵的浪潮就已经彻底摧毁了修道制。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诺曼征服前的一个世纪，英格兰人曾尝试改变这样的状况。但是，仅在诺曼人占领的几年之内（也就是在“北方浩劫”发生后不久），人们可以看到，在英格兰的北部，宗教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复兴。在塞尔比（Selby）、贾罗（Jarrow）、惠特比（Whitby）、芒克威尔茅斯（Monkwearmouth）、达勒姆以及约克等地，人们或者修建了修道院，或者修缮了原有的修道院。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更好地证明征服者和改革派步调一致了。24
当然，对于上述观点也有反驳的声音。一些人会说，即使诺曼征服没有发生，英格兰人可能也会接受这些有关领主制、奴隶制、屠杀和宗教的新看法。但这一论断只是凭空臆测。我们可以看到，在1066年之前，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事态有任何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原有的统治精英集团被迅速取代，人们便可以很快地接受这些新的理念。这一改变产生了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这是因为，诺曼英格兰的人们迅速地接受了这些新观念，而在英格兰以北和以西的凯尔特国家，这些新理念并未得到认可。经过一两代人之后，在看待威尔士及苏格兰等邻国的时候，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等人使用了一种审视和批判的目光。他们以厌恶的笔触写道，这些国家的人仍然在相互杀戮，干着掳掠人口和奴隶贸易的勾当。由此产生的道德优越感一直持续到后来的几个世纪。当英格兰人自己在大不列颠境内野蛮地扩张的时候，这种优越感也让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25
对几乎1000年后的我们来说，评判诺曼征服是很容易的。我们可以不带偏见地指出，这一征服带来了什么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当时的英格兰人则没有这种奢侈的事后之明。对他们而言，诺曼人的占领似乎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大灾难。正如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所阐述的那样，“对于我们亲爱的祖国而言，这是一场悲惨至极的浩劫”。他们看到，自己的艺术珍宝被掠到诺曼底，成了敌人眼里的战利品。他们看到，他们的圣遗物消失了，或是被丢弃，或是被放入火中，以验证其真伪。他们看到，自己的教堂被毁了。无论它们在新来的诺曼人眼里是多么粗劣或者不合时宜，这些教堂都已经矗立了数百年，有些甚至始建于基督教在英格兰传播之初。“我们这些恶棍正在毁坏圣人的杰作，却还无耻而傲慢地认为，我们正在改造它们，”1084年，在看到他的旧教堂的屋顶被扯下来时，伍斯特的伍尔夫斯坦泣诉道，“比起我们，大教堂的修建者圣渥斯沃尔德（St Oswald）是多么地杰出啊！有多少圣洁而虔诚的人曾经在这里侍奉上帝！”26
伍尔夫斯坦等人也不无沮丧地注意到，忽然之间，英语就不再是一种书面语言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约在1070年前后，国王的书记官就放弃了使用英语写作的惯例。他们放弃的理由很充分，即当时的大多数权贵是法兰西人，根本不懂英语。从那以后，人们开始用拉丁语来书写英格兰的档案。类似地，在英格兰修道院的缮写室里，僧侣们也很快就不再使用英语了。举个很突出的例子，《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写到了1066年，D本则写到了1080年。只有E本的编撰者们坚持到了12世纪，直到他们中的最后一人于1154年停笔。我们知道，英语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摆脱了书写上的限制后，其变化形式大大增加，数以千计的法语外来词也大大丰富了它的词汇量。但是，1070年，这些事情都还遥遥无期。此时的英格兰人只看到，本国的传统即将消亡。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阿尔弗雷德大王时期，旨在提高俗人的宗教信仰水平。在诺曼征服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新的用本国方言写成的祈祷书或忏悔书。因此，教会与民众之间的一座至关重要的桥梁被毁坏了。“现在，教义被抛弃，而人们则迷失了，”1066年以后，一首英语诗歌（这首诗是仅存的几首写于诺曼征服之后的英语诗歌之一）的作者哀叹道，“现在，另一个民族在教导我们的民众。许多我们的教导者下了地狱，我们的民众也跟随他们下了地狱。”27
但是，最值得人们哀叹的仍旧是生命的巨大损失。按照奥德里克的说法，人们哀叹的原因是“痛苦的动乱和可怕的流血事件”。从黑斯廷斯大屠杀开始，征服者的到来所带来的死亡和破坏，就连丹麦人也无法与之相比。他一次次地镇压叛乱，还蓄意在英格兰北方制造饥荒。在英格兰的本土居民看来，作为这场大屠杀的制造者，诺曼人绝不是文明人。“就凶残程度而言，”亨廷登的亨利说，“他们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民族。”28
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只有一个解释：英格兰人罪恶深重，正在接受造物主的严惩。“上帝选择了诺曼人，以彻底摧毁英格兰民族。”亨利说道。尽管他的同胞没有如此尖锐地指出这一点，他们都一致认同他的观点。在奥德里克、马姆斯伯里和厄德麦的作品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我们都发现了类似的评论。英格兰人一度是上帝的选民，但他们偏离了正义之路。现在，他们正在诺曼之鞭下承受酷刑。29
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发现，《爱德华王传》中同样存在这样的观点。这一写于1066年之前不久的短文本来是献给戈德温家族的赞歌。但因为诺曼征服，它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而且，在征服之后，它很快被当成了献给虔信者的颂词：
英格兰，你要遭受灾难了。在过去，你明亮耀眼，圣洁的天使的后裔居住在你这里。但是如今，带着焦灼的期望，你为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而不断地痛苦呻吟。你已经失去了本土的君王，并承受了失败。在对抗一位外国人的战争之中，你无数的子民都流出了鲜血。可怜啊，就在你的身躯上，你儿子们被杀害。你的议政大臣和贵族们则镣铐加身。他们或者被杀死，或者被剥夺了财产。30
的确，这位匿名的作者因为他刚刚经历过的事件而感到无比的悲痛。因为这样的悲痛，他甚至不能直面这些事件。“关于英格兰，我该说些什么呢？”他问道，“关于接下来的几十年，我又该说些什么呢？”
1ASC E, 1087; EHD, ii, 280; WM, Gesta Regum, 510–11.
2OV, iv, 78–9.
3Bates, Conqueror, 158–9; OV, iv, 74–5.
4WM, Gesta Regum, 510–11; OV, iv, 78–9; ASC E, 1087.
5WM, Gesta Regum, 510–11; OV, iv, 78–81, 96–101, 106–7; JW, ii, 46–7. 奥德里克的记述也见于EHD, ii, 281–9。
6OV, iv, 80–1, 92–5, 100–1; B. English, ‘William the Conqueror and the Anglo-Norman Succession’, Historical Research, 64 (1991), 221–36.
7OV, iv, 78–9; 100–7.
8Ibid., 78–9, 106–9.
9OV, ii, 134–7, 268–9; iv, 94–5.
10Van Houts, ‘Norman Conquest through European Eyes’, 841, 845, 848–53.
11Eadmer, 9; ASC E, 1087. 现存的ASC E 的手稿是1121年写于彼得伯勒的（Gransden, Historical Writing, 93），但是，它有早期版本。我们尤其要关注这本书的编写者在1087年的条目下所写的内容，即威廉·鲁弗斯成为国王，而亨利得到了不可计数的财宝。这表明，编写者并不知道亨利会在1100年继位。
12E. Fernie, ‘The Effect of the Conquest on Norman Architectural Patronage’, ANS, 9 (1987), 71–85; Garnett, Short Introduction, 103.
13Eales, ‘Royal Power and Castles’, 54–63.
14Garnett, Short Introduction, 6, 46–56.
15Fleming, Kings and Lords, 109–20; ASC E, 1087.
16HH, 31.
17WM, Gesta Regum, 456–61.
18Above, 39–40, 61–2, 76; GND, ii, 58–61.
19J. C. Holt, ‘What’s in a Name? Family Nomenclature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idem, Colonial England, 179–96.
20Holt, ‘Colonial England’, 4–5,18–19; Carpenter, Struggle for Mastery, 85; van Houts, ‘Norman Conquest through European Eyes’, 841.
21Pelteret, Slavery, 205; Wyatt, ‘Significance of Slavery’, 345–7; Councils and Synods, ii, 678; Gillingham,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xvii–xviii, 266.
22ASC E, 1087; Gillingham, ‘1066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hivalry’, 223; Morris, Great and Terrible King, 358, 377.
23WM, Gesta Regum, 460–1; Barlow, English Church, 1000–1066, 289–308; J. Blair, The Church in Anglo-Saxon Society (Oxford, 2005), 407–17.
24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69; J. Burton, Monastic and Religious Orders in Britain, 1000–1300 (Cambridge, 1994), 31–3.
25J. Gillingham, ‘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Imperialism’; idem, ‘Conquering the Barbarians: War and Chivalry in Twelfth-Century Britain and Ireland’, both in idem,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3–18, 41–58.
26WM, Gesta Regum, 456–7 (cf. EHD, ii, 290); WM, Saints’ Lives, 122–3.
27S. K. Brehe, ‘Reassembling the First Worcester Fragment’, Speculum, 65 (1990), 530–1, 535–6. H. M. Thomas针对征服者对语言的影响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参见H. M. Thomas, The Norman Conquest: England After William the Conqueror (Lanham, USA, 2008), 131–8。
2828 OV, iv, 94–5; HH, 31.
29Ibid.; OV, ii, 268–9; WM, Gesta Regum, 456–61; Eadmer, 3, 9; ASC D, 1066; E, 1087.
30VER, 1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