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关1082年的记载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句惊人的话语。在这一年的开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在这一年，国王逮捕了主教奥多。”然而，在吓到了我们之后，这位匿名的编年史家却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在说完了这句话后，他只是补充道，“今年还发生了大饥荒”，之后便很快转向对1083年事件的记述。
到了这个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几乎已经成了唯一可以利用的原始文献。因此，为了调查威廉为何要逮捕奥多，我们不得不查阅一些后世编年史家的记载，而他们生活在四五十年之后。有些编年史家宣称，国王发现，他的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想要篡夺王位。另一些人指出，在英格兰摄政的时候，奥多施行了暴政，而这就是他被杀的原因。其他人则认为，奥多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觊觎教宗之位。
从表面上看，第三种说法似乎是最牵强的。我们知道，奥多更热衷于世俗事务，而在改革之后，教廷对任职教宗的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在这一时期，改革遭遇了极大的阻碍。1073年，教宗亚历山大二世去世，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继位。后者是一位激进的改革家。在教会与世俗统治者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他一直保持着强硬的态度。他坚持认为，教宗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观点，他与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Henry 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格里高利曾两次对亨利施以绝罚。他还宣布，这个国王已经被废黜了。国王则以牙还牙。他宣称，教宗根本不能胜任他的职位，并提名格里高利的一个宿敌来担任教宗。关于他们之间的分歧，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人们持有不同的观点。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奥多觊觎教宗一职的说法似乎变得更加可信了。三位编年史家的记述同样印证了这一说法。三人说法不一，说明他们是独立完成记述的。按奥德里克的说法，奥多在罗马购买了一处宫殿，并把它装饰得富丽堂皇。他用重礼贿赂了罗马的几个大家族，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奥多往朝圣者的钱包里塞证书和硬币。无论用了哪些具体的手段，不难相信，作为一个拥有巨额财富与极高权力的人，在对圣彼得宝座的争夺中，野心勃勃的奥多极有可能表示，作为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也可以担任教宗。1
对于奥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符合逻辑的举动。毕竟，他想谋求更高的职位。但对于他同母异父的哥哥来说，这一举动肯定不符合逻辑。威廉绝不是格里高利七世的坚定支持者。二人的关系有着一个良好的开端。早在1066年，当格里高利还是一个枢机主教时，他就一直是诺曼人入侵英格兰的主要支持者。但后来，他们的关系恶化了。这是因为，这位教宗试图获取回报，并宣称英格兰是教宗的一处封地，而威廉是教宗的封臣。威廉自然拒绝了向教宗宣誓效忠的要求。格里高利同样与兰弗朗克交恶，因为后者多次拒绝前往罗马与他见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之差，以至于教宗威胁要免除大主教的教职。然而，尽管教宗与诺曼英格兰方面有着很多的争执，但双方并没有完全对立。1081年，在一封写给两位法兰西主教的信中，格里高利还曾赞扬威廉是个虔诚的君主，能够支持教会，并能以公正和和平的方式治国安邦。（“尽管在某些事上，他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忠诚，”教宗承认，“但他已经比其他国王更值得褒奖，更应该获得荣誉了。”）同样地，当格里高利最终在1084年被亨利四世驱逐时，兰弗朗克愤怒地写了一封信，以回应亨利的支持者所写的一封有失偏颇的信。在后者的信件中，他诋毁了格里高利，而这正是兰弗朗克所不愿做的。2
因此，不论是威廉还是兰弗朗克，他们在1082年都不可能支持奥多的计划，用奥多替代格里高利。不管他们对格里高利有何种看法，他们都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二人都不相信奥多会成为一个合适的教宗。除去有关教廷政治的考虑以及对奥多做法正当性的质疑之外，反对奥多的计划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原因。根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和奥德里克二人的记载，奥多曾计划率大批卓越的骑士离开英格兰，以支持他对教宗这一职位的诉求。在众多骑士中，奥德里克列出了切斯特伯爵休的名字。“他们决定放弃在英格兰西部的大量地产，并立下誓言，要追随主教渡过波河（Po），去开创一片新天地。”当征服者了解到他们的意图后，自然非常不快。那些在英格兰的骑士是他的骑士。威廉需要他们来防范暴乱和抵御外敌，他们的出走势必会削弱他对王国的掌控。因此，奥德里克写道，1082年上半年，还在诺曼底的威廉国王迅速横渡海峡，来到英格兰，让他的弟弟大吃一惊。此时，奥多正准备从怀特岛起航。在被抓住之后，奥多便被送去受审。
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完全相信奥德里克的记载。1082年秋，威廉确实曾经渡海并来到英格兰。但是，他不可能马上就逮捕他的弟弟。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两人还曾共同在威尔特郡见证了一份证书的签署。我们同样不能过于相信奥德里克所说的话，认为威廉真的在奥多的审判上说出了那些话。在这篇很长的控诉里，奥多之所以被谴责，主要是因为他对英格兰人的压迫。但不论怎样，在威廉回到英格兰之后，类似的事件的确发生过。《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记载证明了这一点。这一记载虽然简短，但重点突出。奥德里克用戏剧性的语言描述了这次审判的结局。他写道，在聚在王宫里的要人当中，没有一人敢出手逮捕被告。因此，威廉不得不亲自下手。奥多抗议说（正因为他想要成为教宗，此言尤其具有讽刺的意味），作为一个主教，只有教宗才有权审判他。据说，此时的国王回应他说，他不是在对一个主教进行宣判，而是在逮捕一个伯爵。（这句话同样出现在其他的记载当中。马姆斯伯里认为，这句话是兰弗朗克说的。）不论是以何种方式，奥多最终还是被押送回了大陆，监禁在位于鲁昂的公爵城堡里。3
奥多的背叛——威廉一定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是一系列家族灾难的序曲罢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国王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并最终被打倒。1083年，在他回到诺曼底不久，他的妻子玛蒂尔达王后就病倒了，并最终于11月2日离开人世。对威廉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是因为，他们的婚姻显然是以爱与信任为基础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威廉为什么一直如此倚重玛蒂尔达王后，让她在英格兰和诺曼底摄政。同11世纪绝大多数统治者不同，威廉没有私生子，也没有任何证据（至少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表明，他对王后不忠。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曾记录了这样一桩荒唐的绯闻。据传，在继位为英格兰国王之后，征服者曾“沉浸在一个神父的女儿的温柔乡里”。但是，他将这一故事批为胡说八道。毕竟，故事的结局是玛蒂尔达挑断了她情敌的脚筋，而威廉为了报复，竟然用马缰绳打死了王后。事实上，马姆斯伯里说，虽然在其婚姻的后期，威廉和玛蒂尔达这对王家夫妇有过小争执，但那是因为短护腿罗贝尔意图谋反，而玛蒂尔达秘密地给他们的儿子提供了支持。“很明显，他们之间的争执并没有影响二人的夫妻感情。威廉自己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王后死后……他为她办了极为隆重的葬礼。连续多日以来，因为失去了她的爱，他都极度悲伤，表现出了对王后无尽的思念。”玛蒂尔达被葬于卡昂的圣三一修道院，那是她于20年前亲自捐建的。时至今日，在主祭坛的前面，我们仍能看到她完整的墓碑以及最初的墓志铭。4
在失去妻子不久，威廉遭遇了第三次个人危机。短护腿罗贝尔再一次被流放了。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二人的关系到底为何再一次破裂，但这一危机的确发生在玛蒂尔达死后不久。这一时间节点十分重要。奥德里克说，尽管这对父子已经和解，但国王一直在辱骂自己的儿子，常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在书里的其他地方，他则告诉我们，罗贝尔出于“某些愚蠢的理由”而生他父亲的气。无论他们争吵的原因是什么，这次决裂并未像之前那场类似的争吵那样，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次随罗贝尔出逃的只有几个人。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说，罗贝尔逃往意大利，是想要和托斯卡纳女伯爵（countess of Tuscany）联姻。这样一来，他就能获得支持，以反抗他的父亲威廉。罗贝尔也可能出于相同的目的而造访过其他的地区。奥德里克提到，他去过德意志、阿基坦和加斯科涅（Gascony），为的是拜访一些对其抱有同情的领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罗贝尔并未造成直接的军事威胁，他的叛逃依然带来了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在诺曼底公国和英格兰的王位继承问题上，这种不安定表现得尤为明显。威廉并未公然废长立幼，但从1084年起，在王室证书和公国证书的证人名录中，威廉·鲁弗斯的名字已经取代了罗贝尔的。5
这样一来，征服者接连三次遭到了来自至亲的打击：奥多入狱、玛蒂尔达死去以及与罗贝尔再一次决裂。失去亲人和亲人的背叛肯定让他付出了代价，并有可能让他更加感觉到，他是孤独的。姑且不论其他，这些人都是他昔日所倚重的人，都曾帮助他摄理朝政。但与此同时，1082至1084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威廉的家族问题在其统治的地区引发了更严重的危机。也许，罗贝尔确实想要卷土重来，但根据编年史料的描述，他成了一个四处游荡的流亡者，既缺少朋友，也没有多少资金。他的昔日盟友（例如，法兰西国王和安茹伯爵）似乎都没有为其提供过物资上的支援。这个时候，诺曼底和法兰西在1079年所达成的和平协议看似仍然有效。而威廉在1082年也和安茹方面达成了类似的休战协议。据说，直到威廉去世之前，双方的协定仍然有效。在罗贝尔再一次叛逃后，曼恩成了国王唯一的麻烦来源。在那里，勒芒子爵反叛了，并夺取了位于诺曼底公国南方边境的圣苏珊城堡（castle of St Suzanne）。1084年，威廉发兵，像往常一样迅速地包围了它。6
然而，在包围的过程中，国王却把指挥权委以他人，自己返回诺曼底去处理“要务”（奥德里克称）了。这些要务到底是什么，这位编年史家并没有做出明确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它们可能与威廉在1085年所收到的情报有关。这一情报告诉他，丹麦国王有入侵英格兰的计划。7
当然，这算不得一种新的变化。从一开始，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一直威胁着威廉的统治。丹麦人的舰队曾两次跨海来到英格兰，但都不过是无功而返。然而，就整体而言，1085年，这一威胁似乎更加严重。5年前，丹麦迎来了一位名为克努特的新国王。他似乎想要和与他重名的著名的克努特大王一样，创建丰功伟业。克努特四世是前任丹麦国王斯韦恩·埃斯特里特森众多儿子中的一个。1069和1075年，他曾两次接到父亲的命令，率领一支舰队前往英格兰。据当代人估计，他所统领的战船有200 至300艘。但一登上丹麦王位，这位新国王就下定决心要做件更大的事情。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说：“鉴于之前的失败，为了入侵英格兰，克努特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据我所知，这支舰队至少包括1000艘战船。”即便我们把这一说法当作道听途说，我们也不难相信，在这个时候，入侵英格兰的舰队规模确实远超从前。原因在于，这一次，入侵英格兰的不止丹麦国王一个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这一年，人们互相奔走相告，并认定这是事实：斯韦恩大王之子丹麦国王克努特率军前来，打算借助佛兰德伯爵罗贝尔的力量来征服这个国家。”数年前，克努特迎娶了罗贝尔之女阿德拉（Adela）。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记载，为了入侵英格兰，罗贝尔还特意另外召集了600只船。8
从威廉的反应来看，我们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1085年秋，征服者匆忙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称，他率领着一支“庞大的部队”。这支部队由“来自法兰西和布列塔尼的骑兵和步兵组成，比此前来到这个国家的任何一支部队的规模都要大”。无论这个评估结果是否把1066年的入侵大军算在了里面，1085年的这支国王的部队无疑是无比庞大的。伍斯特的约翰曾提到，这支部队由“数千名雇佣骑兵、步兵和弓箭手”组成，而马姆斯伯里则把这支军队称作“一支庞大的雇佣骑士部队，其中的成员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各个省份”。他告诉我们，这支部队里的成员甚至包括法兰西国王的弟弟韦尔芒杜瓦的休（Hugh of Vermandois）。他带领着他手下所有的骑士加入了威廉的大军。9
因此，当马姆斯伯里说“国王非常恐慌”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一到达英格兰，威廉就召集了要人，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以讨论如何化解这一危机。首要的问题在于，要怎样维持这支雇佣军。不同于威廉以往带到英格兰的大军，这支雇佣军的任务是保卫这个国家，而不是掠夺这个国家。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按照中世纪最常用的方法，靠掠夺当地居民来补充给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人们很怀疑，这个国家要怎样才能养得起这些军队。”会上，这一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马姆斯伯里说，这一解决方案是大主教兰弗朗克的主意。他提出，要把军队分散到王国各地。“人们一致认为，骑士们应当驻守在权贵的家中。这样一来，一旦有必要，每个人都可以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公共福祉和个人私产，令其免受蛮族的侵害。”这样一来，各权贵就必须负责雇佣军的衣食住行。马姆斯伯里对此解释得很清楚。例如，伍斯特主教伍尔夫斯坦“开始供养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他不但用高昂的报酬取悦他们，还为他们提供上等的美食”。10
因此而痛苦不堪的不仅仅是这些贫穷的权贵。“那一年，人民更是苦不堪言，”《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回忆道，“国王命人破坏沿海所有的土地。这样一来，就算他的敌人登陆了，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抢的。”另外，根据一份12世纪早期的资料，威廉还下令在海岸上严密布防。与此同时，他向城堡增派守军，修缮城墙，并派人把守这些地方。正如那些权贵一样，城镇也接到了命令，要容留大批来自法兰西的雇佣兵。居留在城镇里的雇佣兵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城中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英格兰居民。
就这样，随着白昼渐短，由秋入冬，英格兰进入了高度紧张的状态。就像1066年的情况一样，全体国民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消息。之后，就在快到圣诞节的那段时间里，有关敌人的消息终于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道：“国王发现，他的敌人确实因事受阻，并且无法实施他们的远征计划。”虽然他们不过是暂时推迟了入侵计划（很明显，克努特已经决定把入侵计划推迟到第二年），但这势必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紧张的气氛。作为回应，威廉把一部分雇佣军派遣回欧洲大陆。然而，他还是安排其他的雇佣军在英格兰过冬。这意味着，他仍然担心丹麦人会趁机入侵英格兰。
1085年，国王又一次在格洛斯特过圣诞。但是，这个圣诞节的气氛必然是十分紧张的。前来的要人们都忧心忡忡，担心丹麦人随时会采取行动。威廉自己也很焦虑。因此，他罢免了克罗兰修道院（abbey of Crowland）和索尼修道院（Thorney Abbey）的院长。这两座相邻的修道院均位于沼泽地区。不久前，丹麦人正是在这个地区登陆的，还获得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在支持丹麦人的当地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僧侣。对威廉来说，他既不想再经历一次伊利事件，又不信任克罗兰和索尼两个修道院的现任院长。于是，他任用了两位来自圣旺德里耶修道院的诺曼僧侣，取代了这两位院长。11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这一年的圣诞，国王在格洛斯特停留了5天。在接下来的3天里，宗教会议也在此地召开。在之后的记述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告诉了我们，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
在这此后，国王就国家事务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和众臣进行了讨论：这个国家里的居民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分布在各地的，这些居民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然后，他把手下派到英格兰的每一个郡，命令他们查明，各郡到底有几百海德的土地。或者说，在这个国家，国王到底拥有多少土地和牲畜。再或者，在12个月内，每个郡应当向他缴纳多少东西。他还命人记录了其治下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和伯爵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在这份记录中，还包括许多内容。）虽然我可能说得太多，但在这里，我还是要把他所清查的内容列出来：对所有英格兰居民而言，只要他有地产，国王就会清查他到底拥有多少土地。就计算方式而言，或者以土地面积计算，或者以土地上的牲口数量计算。他还会彻查，这些土地究竟有多少收入。他的调查是如此之仔细，以至于在这片国土上，哪怕是一海德或一维格特土地①都会被记录在册。事实上（提到这件事实在让我丢脸，但做出这等事的威廉似乎并不这么觉得），没有一头公牛、一头母牛或者一头猪会被漏掉。
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土地赋役调查”（Domesday Survey）的描述。这一调查的结果是《末日审判书》，而这份文献也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文献之一。就名气而言，只有《大宪章》能胜过它。就文献的体量而言，它则是英格兰历史上部头最大的文献。事实上，《末日审判书》有两卷。厚重的一卷名为《大末日审判书》（Great Domesday），较薄的一卷则称《小末日审判书》（Little Domesday）。两书共有832页，每一面纸上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缩写。据统计，这两本书共有大约200万字。12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其他同类型的文献超过《末日审判书》的体量。少量有关这次调查的附属文件被保留了下来。学者们将这些分散的文件戏称为“卫星”（satellite）。但是，就这两卷书本身而言，它们保存得比较完整。毫无疑问，它是英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这是因为，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说明的那样，它所记录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调查的成果。无论就规模还是强度而言，这场调查都是空前的。它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对权利、税务、土地及资产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前工业化时期英格兰社会的最为详细的描述。即便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它所提供的信息也是最为全面的。
正因如此，它才得了《末日审判书》这个骇人的名称。12世纪，《末日审判书》是被保存在温切斯特的国库内的。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官员们称之为“财政署的登记簿”（the book of the Exchequer）、“温切斯特的大登记簿”（the great book of Winchester）或者“国王的登记簿”（the king’s book）。但是，正如其中的一位官员在12世纪7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当地人把这本书称作‘末日审判书’”。有人怀疑，这一别称从一开始就存在。这是因为，有很多其他的证据可以表明，威廉的调查让当时的人们胆战心惊。这一项目的推进速度势必是吓到他们的原因之一。这一调查工作始于1085年圣诞节后不久，但在翌年8月1日之前，它显然就已经完成了。尽管《大末日审判书》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最终定稿，但这一调查本身不过用了6个月多一点的时间。13
为什么征服者要在1085年冬季发起这一场大规模的调查呢？关于这一问题，史学界始终众说纷纭。鉴于它发生的时机，没有人愿意相信，国王这么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大多数人认为，这个调查同这一时期丹麦人的威胁有关。然而，这两件事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史学家们对此仍有争议。尽管历经100多年严谨的学术研究，人们还是没有就《末日审判书》的编写目的达成共识。
通过研读《末日审判书》本身、“卫星”以及同时代编年史家对它的评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这次调查是如何进行的。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言，在调查开始的时候，威廉就派遣了各个调查官（commissioner）深入各郡。而从《末日审判书》及其附属文本当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些郡至少分属7个巡查区（circuit）。（大多数巡查区包含5个郡，但有一个巡查区只包括3个郡。）我们可以看到，威廉会向每个巡查区派遣4名调查员。所以，直接负责收集《末日审判书》数据的人员可能不超过30人。
幸运的是，根据一份名叫《伊利调查》（Ely Inquest）的文件，我们得到了一份问题的清单，而当时的调查员必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末日审判书》所关心的主要土地单元是庄园（manor）。这个词似乎在诺曼征服之后才刚刚出现，其含义大概是“贵族的个人地产”。首先，调查官会提问一些基本问题：庄园的名字是什么？在虔信者爱德华在位时期，是谁在掌管它？它现在的主人又是谁？然后，他们会继续询问具体的细节：庄园里有多少海德的土地？有多少犁？有多少奴隶？有多少自由民？他们也会问到自然资源：这个庄园有多大面积的林地？有多大面积的草场？有多大面积的牧场？最后，他们会问及土地收入：在爱德华统治的时期，这个庄园的土地收入是多少？现在，它的土地收入又是多少？14
这只是从《伊利调查》全部20个问题中挑出的几个。每调查一个庄园，调查员都必须问完全部的问题。《末日审判书》当中包括许许多多的条目。据粗略估计，全书共提到约1.3万个地名以及约3万个庄园名。15我们可以推测，这30个左右的调查官一定有很多的助手。但即便如此，他们又是怎么在这短短的6个月里收集到这么多信息的呢？
一个解释是，就像政府官员一向所做的那样，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会让被调查者自行估算。总佃户（tenant-in-chief，即直接从国王那里获得土地的人）似乎需要向调查官提供书面的回复。在某些情况下，《末日审判书》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他们的回复。调查官也有可能会从现存的书面记录中快速获取大量的信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11世纪的英格兰是一个受到严密管理的中世纪国家，有一套完整的科层制度。借助于早年的调查和税册，他们便可获知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虔信者爱德华时期的那些问题）的答案。16
如果《末日审判书》只包括这些内容，它可能不会引发多少的评论。事实上，它将会成为依照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进行的又一次王室调查。它的价值可能也会变得极为有限。如果让土地持有者自行评估的话，调查的结果必然是不准确的。但是，《末日审判书》的内容不仅更为丰富，而且更有价值。这是因为，无论是自己估算的还是官员调查的，所有汇集到一起的书面证据都必须接受公开审查。1086年春季，每个郡的郡法院都召开了特别庭审。在这些庭审上，他们传唤了大量的证人。这些证人大多是从每一个百户区或小邑中选出来的陪审员。例如，在剑桥郡，每15个百户区需选派8名陪审员。除百户长（reeve）必须参加以外，这8个人当中必须包含1名当地的牧师。算下来，全郡共需要派出120名陪审员。这一陪审员的总量可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他郡有更多的百户区。在这些郡当中，每个郡所派送的陪审员数量可能达到了12个，而这个数量可能更为普遍。17
虽然就表面看来，百户区陪审员是最为重要的，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被要求提供证据的人。那些地主同样被召集过来。当他们的自我估算同陪审员的口头证词不符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为自己辩护。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类型的陪审团。有的代表整个郡，有的代表各郡的重要城镇，有的则代表各郡的宗教团体。根据《伊利调查》，每一个村社（vill）都必须派遣一个8人的陪审团。这一说法得到了《末日审判书》的支持。在其中的两处，我们可以看到维兰（villein）②出庭作证的情景。因此，如果只计算从百户邑、郡和堡镇中所遴选出来的陪审员，这次大调查的参与人数大约有8000人。如果每一个村落真的都派出了一个陪审团的话，那么这一数字就会超过6万人。因此，在每一个郡的集会当中，前来参加的人都有数百人，甚至可能有数千人。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集会的规模要远远大于郡法庭惯常的庭审规模。在威廉的统治时期，也不是没有过大规模的、旨在对土地提出要求的集会。但是即便是和佩农登希思会议那样的集会相比，此时的郡集会的规模也要更大。不难想象，对公众意识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庞大的集会。这些集会让他们想到，要用“末日审判”来形容自己的遭遇。18
几乎可以肯定，陪审员要回答调查官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其中就包括那些有关庄园资产的问题。在《末日审判书》中，他们时不时会提出反对，认为地主在估算自己的地产的时候并没有说实话。19 然而，在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当中，重要的问题都是与持有权有关的。例如，在虔信者爱德华时期，土地归谁所有？而现在，土地的主人又是谁？正如我们所见，诺曼人在英格兰的殖民过程是分散而混乱的。人们按照两种不同的原则来封赏土地，而这两种原则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更何况，很多地产根本不是被分封出去的，而是被那些势力最强的人直接夺取的。
在郡法庭的庭审当中，末日审判调查中的强取豪夺行为被摆在了聚光灯下（当然，这也是我们能对此了解如此之多的原因）。在某些地区，分歧相对较少。因为在这些地方，新来的诺曼人直接取代了此前的英格兰人，管理着整片的土地。但是，《末日审判书》显示，仅有很少一部分财产是按照这种方式被重新分配的——约占总量的十分之一。绝大部分的领地（占英格兰土地总量的三分之一强）是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完全打破了原有的土地领有模式。至于其余的土地，人们则很难总结，这些土地究竟是按照什么标准划分的。这就表明，在这些剩余的地区，诺曼人在自行占地。20
因此，在《末日审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数千条主张与土地占有相关。很多人在挑战他人对这些土地的持有权，而另一些人则就这一问题产生了纠纷。在某些情况下，陪审员们会认定这些土地占有者们的主张是正当的，并为他们作证。他们说，原始的王室令状的确写过，要将这些土地赋予这些领主们。但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说，他们从没看到过这种令状，并不知道被告是怎样得到这片有争议的土地的。有时，争议双方会各执一词，争夺对这一土地的控制权。例如，臭名昭著的掠夺者汉普郡郡长皮科特（“一头饿狮、一匹四处游荡的狼、一只狡猾的狐狸……”）在夏福德（Charford）占据了一小块土地。其诺曼同胞谢尔内的威廉（William de Chernet）就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合法持有人。据记载，“为了证明这一主张，威廉提供了全郡所有更有才智的人和老者的证词。皮科特则加以反驳，并从维兰、平民以及百户长那里获取了证词”。不幸的是，就像《末日审判书》中很多其他的争议一样，我们并不知道，谁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皮科特都能够成功保留他的掠夺成果。21
因此，厘清土地的领有关系正是末日审判调查的部分目的。这是诺曼人20年殖民活动的最终结果。说得好听点，诺曼人是凭运气得到这些土地的。说得难听点，他们得到这些土地不过是凭借贪婪的掠夺手段罢了。12世纪官员理查·菲茨·奈杰尔（Richard fitz Nigel）是第一个记录下“末日审判”这一名称的人。他认为，这次调查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权利感到满足。假设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他们就会受到惩罚”。这句话意味深长。可以看到，人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证最后的结果尽可能公平。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不止召集陪审员对地主进行审查这一条。就选择哪些人担任陪审员这一方面，人们也下了不少功夫。据我们所知，从陪审员的姓名来看，英格兰人与诺曼人各占一半。（因此，在剑桥郡，每个百户区的8人陪审团是由4名英格兰人和4名法兰西人所组成的。）当然，这一做法意味着，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借末日审判这一机会算旧账。但同时，民族成分的平衡也表明，维护调查公平性的这一决定是由最高层做出的。同时代的赫里福德主教有关末日审判调查的一则简短描述也揭示了这一点。他写道，国王又派出了第二批调查官，前去核查第一批调查官的工作。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还会提出指控，认为第一批调查官对国王有罪。他还告诉我们，第二批官员不会被派往他们自己的领地的所在地。很显然，这也是一个反腐措施。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大胆地猜测，在派遣第一批调查官的时候，国王势必遵循了同样的原则。22
然而，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解决这一问题？毋庸置疑，厘清土地的领有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地主之间的暴力行为。很明显，人们有必要维持一定的秩序。但是，当国家面临入侵威胁时，为什么反倒要优先开展末日审判调查呢？毕竟，如果丹麦人得手，几乎等不及记录的墨迹变干，任何有关英格兰的财产登记信息就将过期作废。调查期间，敌军入侵的威胁仍然笼罩在英格兰的上空。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威廉决定把一部分法兰西雇佣兵留在英格兰过冬。事实上，在《末日审判书》中，我们似乎在一两处地方看到了这些守军。他们驻守在南安普敦和贝里圣埃德蒙兹等城镇中。23
这些雇佣兵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有关此次调查目的的线索。就其本质而言，他们就是拿钱的士兵。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所要求的报酬不可能很低。1085年，威廉把这支庞大的军队安排到了全国各地。这样一来，地方贵族就会为他分担一部分军费开支。然而，多支军队仍然驻扎在王室领地和城镇中。他们的军费自然要由国王承担。到了1086年，这一情况肯定没有发生改变。这也就迫使国王想办法去筹集一笔巨款，以应付这些人的各项开支。
为获得这样一笔巨款，早期的英格兰国王要求他们子民纳税。正如我们所知，早在10世纪，英格兰的国王们就已经开始征收丹麦金了。这些税最初是支付给丹麦入侵者的。英格兰人希望，他们得到钱之后就离开。后来，这些税费被用来维持一支雇佣兵舰队，以抵御外敌。1051年，虔信者爱德华公开地废除了这支舰队，并停止为此征收捐税。但是，他似乎没有完全停止征收土地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告诉我们，为舰队所征收的税的重要性“总是高于其他税”。这就意味着，在虔信者的统治时期，还有基于其他目的而征收的土地税。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在停止为舰队征税之后，基于其他的目的，虔信者还是会每年征收土地税。因此，《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之所以在威廉加冕部分忽然重提土地税一事，并不是因为它突然重新出现，而是因为税额很高。24
然而，到了1066年，国王所征收的税费已经没有以前多了。这是因为，之后的几任国王的做法已经让估税体系停止了运转。土地税是以海德为单位计算的。因此，当国王出于政治目的，想要表现他的仁慈的时候，他可能会减少那个地区的海德数。尽管按照名称来说，每个百户区应当有100个海德，但到了虔信者爱德华统治的时期，根据估算，许多百户区的海德数却没有那么多。一份存留至今的北安普敦郡税收登记簿显示（虽然它写于11世纪70年代，但记录的却是爱德华时期的事），有的百户区有80个海德，有的百户区则有62个海德。其中一个甚至只有40个海德。因此，1066年，虽然北安普敦境内有32个百户区，然而经过估算，其境内的海德数量并非3200个，而是2663个。不仅如此，在诺曼征服之后，这一数量仍在继续减少。《末日审判书》显示，1086年，北安普敦郡境内的海德数已经降至区区1250个。25
问题还不止于此。就是在这一海德数量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在这些被计入的土地当中，真正缴纳赋税的土地也没有多少。就在同一份税收登记簿上，很多北安普敦百户区的土地都被记作“荒地”（vasta）。在某些情况下，被记作“荒地”的土地占据了总土地面积的一半之多。这个词在《末日审判书》中一再出现。在近期的研究当中，史学家们已经指出，官员们使用“荒地”一词是出于管理上的方便。无论这些土地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不纳税的，他们都不加区分，用这个表述来指代所有不纳税的土地。如今，许多史学家认为，“荒地”一词是有具体的含义的，指的是那些因为诺曼征服而被毁坏的土地。一项关于《末日审判书》中该词的使用频率的深层研究指出，这个词同1066年后数年间征服者的大军所光顾过的地区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看到，苏塞克斯地区的“荒地”数量非常多。无论是在黑斯廷斯雷普，还是在威廉大军于1069至1070年袭扰的威尔士边境上的几个郡，“荒地”都尤为集中。我们能够看到，1085年，威廉富有策略性地摧毁了海岸边的土地，而在城市里，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大片的荒地。据《末日审判书》记录，在诺曼征服前，林肯郡内有970个居住点；而到了诺曼征服以后，其中有240个变成了“荒地”。可以看到，“城堡的建立”摧毁了166个居住点，而“事故、贫穷和火灾”则使得剩下的那一些变成了一片荒芜。在诺里奇、什鲁斯伯里、斯坦福德、沃灵福德和沃里克等地，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城堡的建立，大批的土地被毁。据《末日审判书》记载，当休伯爵获得切斯特时，近乎半数的房屋都被毁掉了。“因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座城市的土地收入下降了1/3。26
然而，如果将其与约克郡的荒地的面积相比，上述数字甚至不值一提。据《末日审判书》的记载，荒地竟然占据了约克郡全部土地的80%以上。这一点说明，编年史家们的记载大体上是正确的，“北方浩劫”和1069至1070年冬天威廉的大军的确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根据达勒姆的西缅的记载，在接下来的9年间，达勒姆和约克两地之间的土地一直无人耕种，也几乎没有人住在那里。12世纪20年代，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宣称，直到他生活的时代，这片土地仍然是荒芜的。令人震惊的是，从《末日审判书》中的数据来看，1086年，约克郡的人口减少到了1066年的1/4。这意味着，大约有15万人从记录中消失了。这一次，编年史家们所写下的六位数似乎与现实情况相差无几。27
的确，在1066至1086年的这20年间，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似乎已经恢复了。例如，尽管约克郡庄园的平均土地收入下跌超过65%，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诺福克，当地的平均土地收入则猛涨了38%。然而，这一巨大的涨幅并不意味着局面已经变得非常乐观。这是因为，在《末日审判书》中，庄园的土地收入是按照佃户向庄园主支付的地租计算的。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些新来的诺曼领主所征收的地租已经高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末日审判书》中充斥着人们的抱怨。他们认为，地租过于沉重，已经超过了土地的实际收入。（其中有一条著名的记录，说的是持有白金汉郡马什吉本［Marsh Gibbon］的英格兰农民埃塞尔里克“［被地租］压得透不过来气，而且生活在痛苦之中”。）《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显示，这种压迫是从最上层开始的：
在分封土地时，国王会尽可能要求他的封臣去支付昂贵的地租；这时，如果第二个比第一个人报价更高，国王就会答应把地给第二个人；如果再出现第三个人，许诺缴纳更高的租税的话，国王就会把它交给承诺多缴地租的这个人。他根本不在乎，他的管家们是用了怎样错误的方式，把土地从穷人的手里弄到手的。他也不在乎，他们到底做了多少不合法的事。
在追求利益方面，诺曼人几乎都一样贪婪。《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也曾感叹：“国王和他的要人们都很贪婪。是的，他们贪婪得过分；他们对金银珠宝垂涎三尺。他们根本不在乎得到这些财宝的方式。即便是用罪恶的方式得到的，他们也并不在意。”正如《伊利调查》所记录的那样，调查员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能否对这片土地征收比现在更高的地租。28
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在那些没有经受过大范围掳掠的区域，庄园土地收入的下降与地主的仁慈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些土地收入跌得最狠的地方，往往也是诺曼人的新领地。在建立这些新领地的过程中，国王把不同的地产拼凑在了一起，完全无视了原来的土地持有模式。一个观点认为，这一重组过程的破坏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土地的经济总量都下降了。更可能的原因则是，这些新庄园是按照一种新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对领主来说，这种新模式更为有利。而对于庄园上的农民而言，这种新模式则意味着更多的压迫。在这些郡，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民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例如，在剑桥郡，自由民的人数从900人骤减到177人；在贝德福德郡（Bedfordshire），这一人数从700人减少到90人；在赫里福德郡，这一人数则从240人变为43人。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依附农民（servile peasants）的数量飙升。在《末日审判书》中，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他现在是一个维兰了”这样的表述。29
这些地区的土地收入较低似乎只有一个原因，即在诺曼征服前后，人们的估算方法不一样。在诺曼征服之前，当人们要计算某一特定地产的价值时，他们会计算这一片土地上所有英格兰自由农（freeholder）的总收入。相应地，1086年的土地收入则是按照地租来计算的。此时，这些新来的诺曼领主已经在经济上奴役这些过去的自由民了。对于那些小地主来说，这根本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但在诺曼征服后，他们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到，诺曼人“不但强征了很多不合理的税费，而且造成了很多难以估量的不公”。简而言之，土地领有关系的革命促成了社会革命。至少在特定的某些地方，比起诺曼征服之前的情况，征服之后的英格兰社会要不自由得多了。30
然而，即便是领主们在不断追求利益，他们向国王缴纳的赋税也越来越少。在某一时期，很可能是在征服者本人统治的期间，领主不用为他们的直营地（land held in demesne）缴纳土地税。我们仍可以以北安普敦郡的土地税册为例。在这份文件当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正如被算作“荒地”的部分一样，人们将领主的直营地与实际纳税的土地分开来对待。随着威廉继续统治，领主们的特权似乎有增无减。到了11世纪80年代，许多总佃户几乎不再缴纳任何的税费。实际上，这些人有时甚至在他们的直营地上征收土地税，并将其中饱私囊。31
因此，现在所征收的土地税没有之前多。这一事实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对个人以及团体的让步导致海德数急剧减少。更多的土地则被算作因为战争和破坏而形成的“荒地”。征服者本人则免除了总佃户直营地的土地税，还进一步建立了森林区这样的免税区。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国王们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征税体制。然而，这几个因素却在这个体系上开了几个口子。更何况，有些人会公然拒绝纳税。在北安普敦郡的税收登记簿中，我们可以看到，“诺顿（Norton）的那片6.5海德的土地就连１便士的税也没有交过。该地产属于国王的书记官奥斯蒙（Osmund）”。32
显而易见，为了弥补这一体制的诸多漏洞，国王就要尝试在那些仍在纳税的土地上收取更多的土地税。1084年，威廉下令征收土地税，税额是以往的3倍（每海德6先令，而不是惯常的每海德2先令）。他很可能是想用这笔钱来资助他在曼恩的战事。此时，这一战争还在进行当中。在记录这一税费猛涨的情况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十分恐惧。他认为，这一税费是“沉重而苛刻”的。无疑，这是针对那些不得不支付这些税费的人而言的。与此同时，我们仍然不知道，威廉等人到底能够从这一税费中获利多少。毕竟，到了这个时候，征税体制还有诸多不足。而到了1082年，大饥荒又接踵而至。这样一来，尽管税率已经提到很高，人们的收益很可能还是非常让人失望。33
1085年秋，威廉决定，要把庞大的雇佣军队分散开来，派遣到王国各地。这可能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国王把军队分派到他的封臣那里，分散到全国各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而这些封臣则按照他们领地的大小来供养军队。”如果说，政府是按照缴纳土地税的名单（很难想象，他们还能采取什么别的方法）来分派军队的话，这种将军队分散到各地的做法无异于再征收一次土地税。因此，在圣诞节的王廷大会上，很多人可能都提出了反对。威廉也意识到了修订制度的必要。这样一来，在征收土地税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更多收入。而在向地方派遣军队的时候，他也能做到更加公平。在末日审判调查当中，调查官们的部分任务就在于调查土地税的运转方式。对此，我们能从《埃克塞特末日审判书》（Exon Domesday）中一窥端倪。这是对英格兰的西南地区的调查结果。对土地税体系的改革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调查如此关注领主们的资源。国王试图精准查明，领地上的利润究竟去向何方。国王的这种做法很可能意在重新对领主直营地征收土地税。最后，假设末日审判调查有财政上的动机，那么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威廉会认为，弄清楚土地的具体归属这件事这么有必要。当一片土地的持有人存在争议的时候，人们就很难对这一土地征税。34那些土地的管理者肯定也清楚这一点。
《末日审判书》的早期研究者们提出，征服者的这次大调查是一次税务大起底，旨在修补土地税体制中的诸多漏洞。在这些学者当中，最著名的学者是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Frederick William Maitland）。在他所写的《末日审判书及其影响》（DomesdayBookandBeyond ［1897］）一书中，梅特兰写道：“我们的这份记录不是一个头衔的记录册，也不是一部封臣录。它不是一份惯例手册，也不是一份地租账簿。它是一部税收登记簿，一部土地税登记簿。”即使在距离梅特兰逝世早已超过一个世纪的今天，许多专家仍认为，末日审判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财政改革。35
但是，财政改革肯定不是编纂《末日审判书》的目的。只要看看这本书的内容是如何组织的，人们就不难发现，梅特兰等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本书显然不能用来估计土地税，因为这种税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共税收，要通过公共机构来加以管理。为了收取税金，在一个百户区里，税务官需要从一个村社前往另一个村社。在一个郡里，他们则需要从一个百户区前往另一个百户邑。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末日审判调查员也利用了公共机构来收取信息。他们从百户区以及城镇当中召集陪审员，让他们来检查那些地主所写的书面回复。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在汇总这些收集到的信息的时候，调查员却不是按照百户区或者村社的次序来排布它们的。他们煞费苦心，以地主的名字为序，重新排列了这7个巡查区里的信息。存留至今的巡查结果（《埃克塞特末日审判书》和《小末日审判书》）都是按照这种方式编排的。在编修《大末日审判书》的时候，书记官同样是按照这种方式排列他所收集到的数据的。这种编排方式使得土地税的计算变得异常艰难。要算出某个特定的地主需要缴纳多少土地税，人们往往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36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086年，国王确实进行过一次对土地税的调查；此时，一场土地税改革也势在必行。末日审判调查员所收集的部分信息可能正是为此次改革而准备的。但是，从《末日审判书》中数据的选择与编排方式来看，编纂这本书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可以看到，调查员们外出收集数据，并在他们的百户区以及千人区（thousand）里召集陪审员和地主。与此同时，威廉国王正在王国内各处（至少在王国的南部）巡视。当复活节（5月5日）到来时，各地郡法庭的庭审势必都已经进入了尾声。此时，国王在温切斯特戴上了王冠。在圣灵降临节（5月24日），当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封他最小的儿子亨利为骑士时，关于末日调查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一事，威廉心里一定已经很清楚这一问题的答案了。正如伍斯特的约翰所说的那样，“不久以后，国王下达了命令，要求他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男爵、郡长和骑士于8月1日到索尔兹伯里见他”。这是1086年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会议。这次全国范围内的会议也标志着末日审判调查的终结。37
1086年的索尔兹伯里与今天的索尔兹伯里并不是同一座城市（现在的城市是13世纪的人们所新建的）。在征服者的时代，索尔兹伯里位于它今天的位置以北2英里的地方（就是今天老萨勒姆所在的地方）。诺曼人可能很早就在这里定居了。早在1070年之前，威廉可能就在此处建立起了城堡。随后，舍伯恩的主教将他的大教堂搬到了这座城堡旁，并因此成了索尔兹伯里主教。1086年，这个地方的吸引力可能与其史前时期的历史有关。老萨勒姆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铁器时代的要塞之一。在那里，城堡和大教堂均位于一个直径400米的巨大圆形围场的中心，外围有全长约1000米的土质围墙。换句话说，要举办征服者所构想的大型露天集会，这里正合适。38
索尔兹伯里大会的规模是空前绝后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在那里，议政大臣们来到他的面前。全英格兰所有占有土地的重要人物都到场了。”为了使得我们对这一人数所代表的含义有所了解，我们可以借助《末日审判书》中的记载。全书提及了大约1000个直接从国王那里领有土地的人，也就是国王的总佃户。他们不但与国王保持着直接联系，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拥有巨额财富，而且身份显赫。这意味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来参与这次会议了。除了这些人以外，《末日审判书》还记录了8000名左右的地主。他们位于下一个层级，也就是说，他们是总佃户的佃户，或者说是国王的次级封臣（subtenant）。至于这些人中有多少人来参加会议，至今还没有定论。他们之中的有些人非常富庶，甚至比贫穷的总佃户更富有。这也就验证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当中有关“重要人物”的说法。但这些人当中的很多人都不富有，甚至比总佃户贫穷得多。他们当中有一半人的土地年收入不超过1英镑，似乎并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描述。因此，我们可以猜想，来参加会议的人数应该达到了四位数，甚至可能接近五位数，具体看我们如何理解国王的诏令。39
这场会议确实规模空前，而威廉近臣们的到来更加强调了这一点。遗憾的是，当时的人并没有记载此次大会。所幸的是，我们能够从一份1086年的文件里看出一些端倪。这份文件签发于1086年过半的时候。其签发地点同样在威尔特郡，不过是在另外一个地点。这份文献的证人名单显示，它大致就是在索尔兹伯里大会召开的同一时间起草的。征服者的名字旁边是他的两个小儿子（新晋骑士亨利和他的哥哥威廉·鲁弗斯）的名字。他们名字的后面是高级神职人员的名字。这些人不但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和约克大主教托马斯，而且包括达勒姆、温切斯特、林肯、切斯特、赫里福德、索尔兹伯里和伦敦等地的主教们。紧接着，名单上出现了世俗大贵族的名字，共计18个。此时，奥多仍在鲁昂的监狱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名字不在这份名单上。但是，威廉另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罗贝尔的名字则赫然在列。国王一生的朋友蒙哥马利的罗歇的名字也在名单上。此外，在众多世俗贵族中，我们还能见到理查·菲茨·吉尔伯特的名字。他是汤布里奇的领主，也是英格兰东南部最大的地主。费勒斯的亨利和里兹兰的罗贝尔（Robert of Rhuddlan）也在其列。前者是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大贵族，后者则征服了北部威尔士。有一个人的名字则不在名单上，他就是格拉斯顿伯里的修道院院长瑟斯坦。尽管他在3年前残忍地屠杀了自己修道院中的僧侣，但显然，他并不会因此而无法出席。40
这是一次气势恢宏的大点名。自从1068年5月王后玛蒂尔达加冕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场面。然而，18年过去了，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玛蒂尔达加冕期间的王室证书中，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的名字混在一起，英格兰人的名字还占了大多数。但到了1086年，英格兰人的名字却消失了，名单中只剩下诺曼人的名字（或者说，至少所有的主教都来自欧洲大陆）。1068年，在英格兰的15个主教当中，有10个主教是英格兰人。在剩下的5个主教中，有3个是虔信者爱德华所任命的德意志人，只有2个人是近期由征服者所指定的。但是，到了末日审判调查的时候，现任主教中只剩下一个英格兰人（老谋深算但令人尊敬的伍斯特主教伍尔夫斯坦）。至于英格兰贵族，失势是一个普遍的现象。1068年见证王后加冕的3个本土伯爵都已经不在了：埃德温被谋杀，瓦尔塞奥夫被处死，而莫卡仍身陷牢狱。那些见证了王后加冕礼的英格兰小贵族也消失了。这些人包括：埃塞尔海德（Æthelhead）、托维（Tovi）、丁尼（Dinni）、埃尔夫吉尔德（Ælfgeard）、邦迪格（Bondig）、伍尔夫沃德（Wulfweard）、赫尔丁（Herding）、布里克西（Brixi）和布里赫特里克（Brihtric）。但是，在1086年的证人名单中，我们连一个英格兰人的名字也找不到。41
英格兰人减少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威廉的宫廷里。在整个国家的官员队伍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一现象。在《末日审判书》所提及的1000个总佃户中，仅有13个英格兰人。而在其中，只有4个人的土地收入超过100英镑。而且，尽管拥有一个英格兰人的名字，索尔兹伯里的爱德华（Edward of Salisbury）很可能拥有一半诺曼人的血统。他也是这些人中最富有的一个。国王的塞恩（即持有超过40海德土地的人，大约有90个）如今都消失不见了。即便在下一级的佃户中，尽管英格兰人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他们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少。在调查中所记录的约8000名次级封臣中，只有约10%是英格兰人。和总佃户的情况一样，这些人根本无足轻重。存活下来的都是像马什吉本的埃塞尔里克这样的人，“（被地租）压得透不过来气，而且生活在痛苦之中”。此前，英格兰的中等塞恩有四五千人。而到了这时，他们全都被清除掉了。42
因此，末日审判调查揭示了英格兰统治阶层中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变化。几乎在每个村庄中，英格兰的本土领主都被诺曼人取代了。此外，它还揭示了在这一阶层当中，物质财富的分配发生了变化。简单来说，比起20年前，末日审判调查时期的英格兰的财富更加集中。1066年，英格兰的土地上居住着几千个中等塞恩。而到了1086年，区区200个诺曼贵族就控制了英格兰一半的土地。43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新来的诺曼人就拿走了好几个英格兰人的地产，因此要比他们的英格兰前辈富有数倍。例如，在虔信者爱德华的时代，仅有37人持有年收入超过100英镑的土地；在末日审判调查时期，这类人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81人。44对于处在最顶端的人来说，诺曼征服所带来的战利品丰厚无比。这个国家的一半土地都掌握在200位贵族的手里。而在这些贵族当中，10名新权贵掌握着这一半土地的一半（也就是说，英格兰全部土地的1/4）。这些人的名字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威廉的亲朋好友：奥多、罗贝尔、蒙哥马利的罗歇、理查·菲茨·吉尔伯特、切斯特的休……当他提及征服者擢升他的随扈并广施恩惠的时候，奥德里克·维塔利斯一点也没有夸大。“他沉迷俗世，讲究世俗的排场，”奥德里克这样描述休伯爵，“他十分奢侈，已经到了挥霍的程度了。他热衷于游戏和奢侈品，喜好演戏、玩马和养狗。”到了末日审判调查的时期，此人拥有300座庄园，年收入达到了800英镑，完全有能力负担这些活动。45
然而，即便诸如休之流的这些人已经变得非常有钱，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也仍然无法同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贵族相比。在虔信者爱德华统治的初期，威塞克斯的戈德温、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和诺森伯里亚的休厄德是所有英格兰贵族当中最有权势的：就土地收入而言，这3个人以及其家族名下的地产与国王相当。46当然，到了虔信者爱德华统治的末期，戈德温家族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进行扩张，取得了几乎不可撼动的垄断地位。但是，即便是在被边缘化的时候，利奥弗里克家族仍然极其富有且有权势。11世纪50年代，埃尔夫加伯爵曾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下成功地对抗了国王。他召集了雇佣兵舰队，并从流亡地一路打回国内。
在诺曼征服之后，伯爵就没有那么强的势力了。就是其中最富有的伯爵也不能与埃尔夫加伯爵这样的人相提并论。（为了便于讨论，这里以巴约的奥多为例。）当然，奥多最后倒台了。部分原因是，其同母异父的哥哥认为他权势太大。对于赫里福德的罗歇和东盎格利亚的拉乌尔，国王似乎也有这种看法。他们之所以谋反，似乎正是因为感到自身权力在不断地缩小。1086年，英格兰只剩下两个伯爵了，即蒙哥马利的罗歇和切斯特的休。尽管他们非常富庶，但比起他们的英格兰先辈来说，他们根本不值一提。在诺曼征服后，即便是联合起来（无论单个伯爵的势力有多么庞大），也没有贵族能够对抗国王的势力。在末日审判调查时期的英格兰，即使把前十大富豪的收入加在一起，其总和也比不上威廉本人的收入。威廉的个人财富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2600英镑。这是因为，国王所拥有的土地超过了这些人所持有土地总和的两倍。47
威廉固然已经无比强大了，然而，索尔兹伯里大会的目的仍旧在于，要让国王的权力变得更大。威廉召集了英格兰所有的地主前来参加这一盛大的庆典。《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此评论道，“他们全都臣服于他，成了他的人。他们向他宣誓效忠，表示他们会忠诚地拥护他，不会听从其他任何人的命令”。此前，已经有人有力地证明了，这是末日审判调查的高潮，而且与《末日审判书》的真正意图紧密相关。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地主成了威廉的人。这事实上是在描述一种臣服行为——个人臣服于领主，而领主通常会承认这个人对某一片土地的持有权。当然，几十年来，很多威廉的大臣一直以这种方式依附于他。但是，他们所持有的应当是他们位于诺曼底的祖传地产，而不是在英格兰所获得的土地。正如我们所见，许多英格兰土地是由国王分封给个人的。然而，诺曼人同样依靠威逼、侵占以及暴力掠夺的方式占有了许多的土地。获取土地的过程实在是太漫长、太混乱了。在某些地方，这一过程甚至是不合法的。因此，在末日审判调查之初，几乎没有诺曼领主能够为他们的地产出具书面凭据。
但是，在完成之后，《末日审判书》恰好就成了这种书面凭据。在结束其对这次大调查的著名描述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随后，所有的记录都会被呈送给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简明的叙述所表现得正是索尔兹伯里大会上的情景。在这次会议上，7大巡查区的记录被一一呈送给国王。（其中一份记录［即《埃克塞特末日审判书》］包含了一条被修订过的记录。而这一记录之所以会被修订，正是因为国王路经此地时所做出的一个决定。）因此，地主（至少国王的总佃户们是这样做的）在索尔兹伯里向威廉表示臣服。作为回馈，威廉也把末日审判巡查区的记录当作他们持有土地的书面证据。在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译成拉丁文的时候，12世纪的编年史家亨廷登的亨利恰如其分地把“记录”译成了“证书”。如果把这些文件合在一起，这些文件就成了一份巨大的赐地证书。这一做法也就相当于给新来的诺曼人吃了定心丸。他们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名头，以维护他们征服的成果。48
如果说贵族们从这场交易中得到了很多，那么国王所得到的就更多了。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里，威廉认定，英格兰的每一个地主都是从他那里获封的土地。他们要么是国王的总佃户，要么是国王的直接封臣的佃户。这一时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诺曼征服前，没有一个英格兰的国王拥有如此的垄断权。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在1066年以前，领主权和土地并不是自动关联在一起的。国王是某些人的领主，但并不是另一些人的领主。某些土地一直没有领主。虽然在程度上稍弱一些，但诺曼底的情况同样如此。尽管在1066年以前，威廉本人一直努力在公国的内部扩张自己作为封建主的权利，但就他所拥有的权利而言，他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诺曼征服的情景恰恰意味着，在英格兰，威廉能够建立一个全新的体制。在他登基时，他把所有的土地都当作被没收的地产来处置。这样一来，国王就能创建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会严格履行对国王的役务的贵族阶层；在处置英格兰教会的土地的时候，国王也能对其施加类似的严苛条件。
国王最为期待的役务显然是军役。当他提出要求的时候，他的封臣就会给他提供一定数量的骑士。但是，封君封臣关系也赋予了威廉其他的权利。这些权利至少与军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例如，当一个直接封臣死去的时候，为获得他的遗产，继承者必须向国王缴纳一大笔钱（即继承金［relief］）。假如继承人的年纪还小，国王就会把此人及其地产置于自己的监护（wardship）之下。在此期间，这片土地的收入就归国王所有。这样的状况经常出现。而如果继承人是女性，国王则有权安排她的婚姻。对于直接封臣的遗孀，国王同样有权安排她的婚姻。对于教会地产来说，国王也具有先占权。一旦有修道院院长或者主教死了，直到有人来顶替这一位置之前，其修道院辖区或主教区的土地收入或税务收入就会进入国王的腰包。（既然教职任命是国王说了算，那么这一过程就很可能会拖得很长。）
这些权利被史学家称为“封建附带权”（feudal incident）。拥有这些权利的人权力很大。他不仅可以定期获得可观的金钱（没有什么能比对死亡征税更加可靠），也可以改变他封臣的继承模式。他可以把其封臣的继承人的监护权卖给他想要提拔的人，或者把继承人（在继承人是女性的情况下）嫁给他。早在诺曼征服前，这种权利就已经存在于欧洲大陆了。但是，这些权利的作用会随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其中一个因素是，领主的权威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承认。另一个因素是，在领主的权威受到承认的情况下，领主对其封臣地产的大小以及分配有多少了解。
末日审判调查所呈现给威廉的正是有关其封臣地产的信息。因为诺曼征服，威廉成了每一个英格兰人的最高领主（ultimate lord）。而通过这次大调查，他精确地获知了人们都有什么东西，他们所有的地产都在什么地方。《末日审判书》是基于“所有的领有地都起于国王，终于国王”的原则编纂出来的，而这一原则也造就了它特殊的结构。每郡单列一章。而在每章的开头，编纂者总是会列出国王在各郡所持有的土地。在那之后，他会列出其他人所持有的土地。这些人包括主教、伯爵、男爵和修道院院长。这些人都从国王那里领有了土地。如果一个地主死亡或者造反了（愿上帝保佑他），无论其地产多么分散，国王的大臣都会迅速确定他的土地的方位，然后通知郡长前去占有它们。49
由此来看，这似乎才是《末日审判书》的目的。对于地主们来说，这是一份确认权利的证书。在残忍地征服了英格兰之后，这些人得到了一些地产，而正是这些证书确认了他们对于这些土地的权利。与此同时，对于王室官员来说，《末日审判书》就相当于一个名册。有了这个名册之后，他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财产的主人是谁。这些王室官员不但能够夺取和交付土地，而且能够根据土地的大小收税。即便是对于一个拥有强权的国王来说，这也是一件强有力的工具（甚至是一件武器）。这令他可以行使所谓的“中世纪欧洲最为强大的领主权”。那些最坚定地怀疑封建主义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是一个例外，它的统治模式十分接近理想中的封建模式。50
当然，在索尔兹伯里举行仪式时，《末日审判书》还不存在。调查官们全力以赴，以完成巡查区的调查记录。每份现存的记录都是许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所不同的是，《大末日审判书》是由一个书记员独立完成的。他很可能是在温切斯特完成这项工作的。为了把所有的数据压缩到一卷书当中，这位不知名的书记员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即整理和精简调查记录中的数据。他最有可能是在8月大会结束后不久开始动笔的。尽管学术界近来对于这本书的编写日期有争议，但毫无疑问，此书正是由征服者本人下令编写的。12世纪，一位伍斯特的编年史家丰富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他写道：“国王下令，所有的成果都应当被写进同一卷书里，而这卷书应当被存放在他位于温切斯特的国库中。”51
尽管对后世的君主和学者来说非常重要，但需要强调的是，《末日审判书》只不过是末日审判调查的成果。在这场调查之后，比起欧洲的任何其他的统治者，威廉和他的继任者都能更有效地管理其贵族阶层，并能够从这一安排中获得极大的利润。但是，它丝毫没能解决征服者眼前的财政危机。1086年的威廉急需一大笔钱。他所需要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只能在全国范围内收税。这样看来，末日审判调查的另一个功能很可能是收集信息，以改革土地税。国王急需资金这一点体现在另一个事实上。在末日审判调查的过程中，王室税收官也在全国范围内四处奔走，征收另一项惩罚性的土地税（每海德6先令）。在他有关大调查的描述的结尾部分，赫里福德主教回忆了“因为要征收王室赋税，这片土地饱受暴力之苦”的情形。52
在许多方面，1086年都是危机重重且不吉利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有暴力和大规模集会，而且还有持续的外敌入侵的威胁。每一座城镇上都驻扎有雇佣军军队。在等待中，这个民族的神经几近崩溃。这样看起来，人们将国王的大调查与上帝的审判日（Day of Judgement）联系到一起不足为奇。“这一年是灾难的一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总结道：
对于整个英格兰来说，这一年都充斥着令人烦躁和焦虑的气氛。这一年，许多牲畜因为瘟疫而死，农作物的长势也不好。人们难以想象，天气造成了怎样糟糕的结果。雷电来得十分猛烈，许多人因此而死。对于每个人来说，事态都在一步步恶化。愿万能的上帝在他有意愿时改变一下这样的状况吧！
然而，在索尔兹伯里大会期间，就像是受到神的旨意一样，带来风暴的阴云纷纷散去。就在8月1日的典礼前不久，克努特四世的死讯一定已经传到了英格兰。7月10日，这位丹麦国王被谋逆的本国贵族在教堂里杀死了。他的突然离世意味着入侵的威胁最终解除了。英格兰安全了。53
但是，诺曼底并不安全。当威廉在英格兰停留期间，从公国那边传来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举例来说，勒芒子爵已经放弃了在圣苏珊的落脚点，横渡海峡并前来求和。然而，其他地方的事态仍让人深感不安。虽然克努特已经死去了，但他的盟友佛兰德伯爵还仍然活跃，并且不太可能收起他的敌意。短护腿罗贝尔已经结束了四处游荡的生活，再次出现在法兰西国王的宫廷中，准备制造麻烦。在英格兰的危机突然解除之后，国王迅速采取了行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在尽可能从其英格兰臣民那里搜刮更多的钱财之后，威廉离开了索尔兹伯里，前往怀特岛，然后从那里返回诺曼底。
与此同时，负责编纂《末日审判书》的那位书记员开始专注于这一不朽的功绩。他开始压缩各巡查区记录里的信息，以制作这卷最重要的书。从工作量来看，专家估计，他至少坚持工作了1年。但是，当他的劳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突然停笔了。此时，他已经处理完了6个巡查区的数据，只剩下1个区的数据需要处理。正因如此，在9个世纪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是1卷未完成的《大末日审判书》和1本原始的调查记录，即记述了东部各郡情况的《小末日审判书》。54
书记员此时突然搁笔的原因已经无从得知。其中一个可信的推断是，他这么做是因为听说了国王驾崩的消息。
①1维格特约合0.1平方千米（各地的标准略有不同）。
②中世纪英格兰的不自由农民。
1ASC E, 1082; OV, iv, xxvii–xxx, 38–45;WM, Gesta Regum, 506–7. 关于格里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之间的矛盾，可参见Holland, Millennium, 349–90。
2EHD, ii, 644–9.
3OV, iv, 38–45; WM, Gesta Regum, 506–7; RRAN, 77, 81.
4WM, Gesta Regum, 501–3; OV, iv, 45–7.
5OV, iii, 102–3, 112–13; iv, 80–1; WM, Gesta Regum, 502–3; Bates, Conqueror, 170.
6Ibid., 161, 166, 170–2. 参见Douglas, Conqueror, 243。
7OV, iv, 48–9.
8Above, 226, 270; ASC D and E, 1069, 1075; E, 1085; WM, Gesta Regum, 474–5, 480–1.
9Ibid., 482–3; ASC E, 1085; JW, iii, 42–3.
10WM, Saints’Lives, 130–1; J. R. Maddicott, ‘Responses to the Threat of Invasion, 1085’, EHR, 122 (2007), 986–91; ASC E, 1085.
11Ibid.; Maddicott, ‘Responses’, 986, 991–5.
12H. R. Loyn,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Domesday Book’, Story of Domesday Book, ed. Erskine and Williams, 2; Carpenter, Struggle for Mastery, 103.
13EHD, ii, 530; Domesday Book: A Complete Translation, ed. A. Williams and G. H. Martin (2002), vii; S. Baxter, ‘Domesday Book’, BBC History Magazine, 11 (August 2010), 24.
14EHD, ii, 881–2; S. Baxter, ‘The Making of Domesday Book and the Languages of Lordship in Conquered England’, Conceptualizing Multilingualism in England, c.800–c.1250, ed. E. M. Tyler (Turnhout, 2012), 277–8, 299–303.
15Carpenter, Struggle for Mastery, 103.
16Baxter, ‘Making of Domesday’, 278–84; S. P. J. Harvey, ‘Domesday Book and Anglo-Norman Governance’, TRHS, 5th ser., 25 (1975), 175–93; idem, ‘Domesday Book and Its Predecessors’, EHR, 86 (1971), 753–73.
17EHD, ii, 879–83; C. P. Lewis, ‘The Domesday Jurors’, Haskins Society Journal, 5 (1993), 18–19; R. Fleming, Domesday Book and the Law (Cambridge, 1998), 12.
18Baxter, ‘Making of Domesday’, 284–7.
19R. Lennard, Rural England, 1086–1135 (Oxford, 1959), 155–6. 参见Fleming, Domesday Book and the Law, 2–3。
20R. Fleming, ‘Domesday Book and the Tenurial Revolution’, ANS, 9 (1987), 88, 101. Fleming后来修改了她的估算结果。她认为，按照地理位置划分的封地占土地总量的比例不是 “大约四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强”。idem, Kings and Lords, 211–12.
21Fleming, Domesday Book and the Law, 1; Abels, ‘Sheriffs, Lord-Seeking’, 33–6.
22EHD, ii, 530, 851; Lewis, ‘Domesday Jurors’, 19.
23Prestwich, Place of War, 114–15; Domesday Book, ed. Williams and Martin, 128, 1249.
24Above, 24, 75; Barlow, Confessor, 106, n5.
25EHD, ii, 483–6; J. A. Green, The Aristocracy of Norman England (Cambridge, 2002), 230.
26Palmer, ‘War and Domesday Waste’, 256–78. Palmer成功地驳倒了D. M. Palliser。D. M. Palliser, ‘Domesday Book and the Harrying of the North’, Northern History, 29 (1993), 1–23;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 ed. Colvin, i, 24; Domesday Book, ed. Williams and Martin, 716–17, 882–3.
27WM, Gesta Regum, 464–5; SD, History, 137; Palmer, ‘War and Domesday Waste’, 273–4.
28S. Baxter, ‘Lordship and Labour’,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900–1200, ed. J. Crick and E. van Houts (Cambridge, 2011), 104–7; Domesday Book, ed. Williams and Martin, 409; ASC E, 1087; EHD, ii, 882.
29Fleming, Kings and Lords, 123–6; Baxter, ‘Lordship and Labour’, 105; R. Faith, 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Growth of Lordship (1997), 215.
30Baxter, ‘Lordship and Labour’, 104, 107, 109–10; idem, ‘Domesday Bourn’, in D. Baxter, Medieval Bourn (Cambridge, 2008), 35–45; ASC E, 1087.
31S. P. J. Harvey, ‘Taxation and the Economy’, Domesday Studies, ed. J. C. Holt (Woodbridge 1987), 256–62.
32Loyn, ‘General Introduction’, 14; EHD, ii, 484.
33ASC E, 1083.
34ASC E, 1085; Harvey, ‘Domesday Book and Anglo-Norman Governance’, 181; N. J. Higham, ‘The Domesday Survey: Context and Purpose’, History, 78 (1993), 14–16.
35F.W. Maitland, Domesday Book and Beyond (new edn, 1960), 27–8. 也可参见 P. Hyams, ‘“No Register of Title”: The Domesday Inquest and Land Adjudication’, ANS, 9 (1987), 127–41; Maddicott, ‘Responses’, 996–7。
36J. C. Holt, ‘1086’, Domesday Studies, ed. Holt, 48.
37ASC E, 1086; JW, iii, 44–5.
38Above, 233, 259; History of the King’s Works, ed. Colvin, i, 824–5.
39J. J. N. Palmer, ‘The Wealth of the Secular Aristocracy in 1086’, ANS, 22 (2000), 279, 286, 290; Garnett, Short Introduction, 84–8.
40EHD, ii, 453–4.
41Ibid., 601–3. 据说，这个名叫阿尔弗雷德的证人是布列塔尼人。
42Williams, Engl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99, 105 (cf. Green, Aristocracy, 61–2); Carpenter, Struggle for Mastery, 79; Baxter, ‘Domesday Book’, 27.
43Carpenter, Struggle for Mastery, 81.
44Clarke, English Nobility, 32–3.
45OV, iii, 214–17; Baxter, ‘Domesday Book’, 27 (cf. Fleming, Kings and Lords, 219).
46Fleming, Kings and Lords, 58–71, 219–28, but cf. Baxter, Earls of Mercia, 128–38.
47Fleming, Kings and Lords, 227–8; Carpenter, Struggle for Mastery,81.
48Holt, ‘1086’, 41–64; Garnett, Short Introduction, 83–8; Carpenter, Struggle for Mastery, 105.
49Ibid., 83–7; Holt, ‘1086’, 50–5.
50Garnett, Conquered England, 354; S. 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Oxford, 1994), 345.
51F. and C. Thorn, ‘The Writing of Great Domesday Book’, Domesday Book, ed. E. Hallam and D. Bates (Stroud, 2001), 38, 70; EHD, ii, 853. 参见D. Roffe, Domesday: The Inquest and the Book (Oxford, 2000)。他认为，这本书是在威廉·鲁弗斯统治期间写的。
52V. H. Galbraith, The Making of Domesday Book (Oxford, 1961), 223–30; EHD, ii, 851.
53ASC E, 1086; WM, Gesta Regum, 482–3; JW, iii, 44–5; OV, iv, 52–3, 80–1.
54Thorn, ‘Writing of Great Domesday Book’, 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