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3日日记：
卢克决定回家。今天早上起床时，我非常恼怒，他已让他的未婚妻凯蒂寄30千克的再补给装备到秘鲁，30千克！！因此我要求他连上卫星电邮，试着阻止这份包裹寄出，因为这会花上300英镑。当他用笔记本电脑时，他念出要求的物品清单，这样我才能提出意见，判断哪些是必需品、哪些不是。清单包括一个MP3播放器，这又让我生气了，因为我要他给我也弄一台，他却只要求寄一台。
因此我对卢克说：“老兄，为什么只有一个MP3？你知道我也想要！”
“因为我要退出这次探险。”卢克用疲倦、灰心的神情说道。
“什么？”我结巴了，向他提起他承诺过的对象：慈善机构、赞助商、学校。
“我知道，”他说，“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决定之一，但我宁愿不要失去我们的友谊，和你产生不愉快。我感觉已经出现问题了。”
“老兄，我们可以谈，会没事的。”
“埃德，听我说，”卢克提高声调，“对你来说，只要谈一谈，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对我却不是，上次你所作的评论至今仍能刺痛我，我们上次争论过后我就想离开了。”（大约两个星期以前。）
“妈的，老兄，好吧，”我颤抖着说道，“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那么你就走吧。”
我对于接下来朝我袭来的情绪毫无准备，那是全然的兴奋，我就要随心所欲地进行这次探险了，我可以减少待在城镇里的时间，可以在各方面完全掌控这次探险。
卢克要离开，我并不难过，但很失望，我们的关系在这趟旅程中搞砸了，我想，他会后悔自己做出了这个决定——放弃一生一次的机会——但我丝毫不想改变他的心意。所有事情都变得明朗，尽管我未曾预料到卢克会离开，但突然间，一切都更合理了。
卢克并没有改变心意，因此我们为他的退出做计划，我提议给他一半探险赞助金，这样他可以自己继续步行或和奥兹同行，但他没有兴趣。这是个很安全的提议，我们都知道他只想回家。我们再次爬出阿普里马克深谷，来到圣马丁镇（San Martin），在这段长时间攀爬的过程中，我的脑子忙着想我刚得到的自由。我要小心，别在卢克面前表现出对此行的前景多么兴致高昂，而且，对他的离开表现得太兴奋也很不体贴。
我为什么不难过一点？是这样的，平心而论，卢克和我在投入这次探险之前是同事，我们在伯利兹的考察之初以及末尾共事了大约三星期。那段时间我们相处愉快，但回到英国后，我们从未给对方打过电话，甚至没有互通电邮，省下了卢克会寄给通信簿上名单的群组信。
我记得我对卢克的心态，在探险开始之前，我觉得他是完美的搭档：他是探险向导，我们相处得愉快；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发生争吵，那也不会是世界末日，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密友。
有趣的是，每次我们吵到一定程度，谈及无法再一起行走时，我默认的选项是“必须独自继续向前”，卢克的选项则是“想回家”。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因此，卢克的决定最初引发的震撼一消退，我就立刻感觉自由之情高涨，现在我可以抛掉过去几个星期的负面情绪，开始以我的方式进行探险了。
2008年7月5日日记：
今天我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我的头脑清醒，脑袋里各种灵感和想法在转着。这让我觉得自己比前几个星期更有生气，对此次探险更加富有激情。
卢克在那天早上五点上了巴士，我起床为他送行，我看得出来他很难过——他就像在一段破裂的关系中分了手。在离别时刻，我认为我们俩都想着：“我们办得到的，让我们再试一次。”但内心深处，我知道他离开的决定是对的，我为此感谢他。
回想起来，对于所发生的事，我必须负很大的责任。探险的想法是我提出来的，但我选择了让卢克加入，我认为是我让他认为，划皮划艇是娘儿们做的事，我们应该徒步走过亚马孙。我认为是我用热情诱使他投入一次他从未渴望完成的探险，因此，他的那些行为或表现都没错，他只是在做他自己，他已经尽力了，最后他做出了高尚的决定，选择自己离开。
卢克走了之后，我慢步走回铺位摇摇欲坠的旅馆，奥兹和路易斯刚起床，路易斯的双脚在地板上腾空摇晃，他坐着时露出了早晨调皮的笑容。他的笑容安抚了我，我和两个好人在一起，我并不是只身一人，我们会没事的。路易斯是个很亲切的人，身上流露出自信的气质，那天他告诉我，他以前如何赚到比我给他的日薪50新索尔还多的钱，他曾是毒品走私犯。当他讲述自己如何在漆黑的夜里沿着蜿蜒狭窄的小径走过一大段上坡下坡路时，我可以看出他热爱那份差事；他带着一小包（几千克）的可卡因，整个过程中肾上腺素水平不断上升。尽管才二十二岁，路易斯已经有太太和一个小婴儿了，因此他不想再从事那种危险交易了。他的眼中闪烁着光芒，这告诉我，他现在是个好伙伴。
那天奥兹在路易斯的协助下买了食物补给品，我开始重新计划探险的事，我们很快就发现几乎不需要更改原计划，卢克的两个主要工作是买食物和煮饭，而奥兹根本没问我就接过了这些任务。这支探险队更精简了。
我接下写博客的工作，这本来也是卢克的工作之一。我写信给所有的慈善机构和赞助商，让他们知道卢克离开了。他们都能体谅我，也很支持我，长途探险总会发生这种事。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在圣马丁坐着，向下凝视着峡谷，一边啜饮印加可乐，一边讨论行程。我们在阿普里马克峡谷的东侧，峡谷两侧的高处都有小径，但令人痛苦的是，每一次遇到水道流进峡谷，我们就得上下攀爬1000米，这让人筋疲力尽，也会消磨我们的精神。也因为我刚取得单独领导的地位，我建议我们稍微冒险一点，采取更有趣实际上也更容易的方式；我的想法是，走到谷底，沿着河流行进。下面没有毒品走私犯，我们可以钓鱼，而且，我们整天都是走下坡路，再也不用爬坡。
他们两人赞同了——或答应了，我不确定——但事后看来，我可能没有征询过他们的意见。我们隔天早上出发，不断地往下走，进入黑暗的峡谷深处。前半段灰扑扑的路很容易走，但往下走的话，我们要穿过密密麻麻的竹林才行。这经常使得我们必须匍匐前进，然后从缝隙间钻出来，走进底部臭气熏天的泥塘，我的凉鞋深陷泥沼里，就像双脚被包在满是猪油的塑料袋里一样。
因为现在天气暖和了，我们想要甩掉一些重量，因此我让卢克带着雨衣回利马了。后来回想起来，更惊人的是，我竟然让卢克把我的靴子也带回去了，这说明我们经常走在空旷的满是尘土的小径上，也说明我一开始对单独领导的地位多么不安。
我们在峡谷底部湍急的河边扎营，很难找到平坦之地睡觉，因此凿了一个石头平台放床垫。我们现在丢弃了煤油炉，因为奥兹很会煮饭，他用石头堆成一个小圈，在里面生了火；这几乎就像个烤炉，不仅能让锅子保持平衡，也能让那有用的微小火光保持在圈内。
奥兹总是能煮出更好吃的食物，那晚的开胃菜是草莓果冻粉（15人份）做成的浓稠甜饮料，我们三个人分着吃，接着他烤米饭，并且用大蒜煎罐头鲔鱼。
吃饭时，我注意到奥兹和路易斯的对话速度太快，我很累的时候会听不懂（直到我的西班牙语有显著的进步），卢克走了之后，简单的交谈也没了。晚饭后我很快就去床上了，并且拍了一段视频日记，写了日志。奥兹和路易斯又聊了一阵子，他们的声音盖过隆隆的水声，我刚好听得见。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世界上最深峡谷的崎岖谷地醒来。前一晚，我们累到无暇欣赏周遭的风景。每块构成“鹅卵石河滨”的石头直径达三到四米；河水高涨时会填满谷底，水位远高过我们头顶，水势凶猛危险。
我们小心翼翼地在石头上行走，我计划的问题立刻浮现出来：我们的背包太重，以致我们无法敏捷地行动，同时一直冒着扭伤脚踝的风险在大圆石间大步跳跃。我们前进得相当费力，既危险又缓慢，而在峡谷拐弯处是更可怕的光景：河岸消失了，河水的力道集中在两面峻峭的岩壁之间。
意识到我将大家带上了一条危险路径，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各种选项在我脑中飞快闪过。河道无法通行，前一天走过的右侧岩壁看来又太陡，我们无法再往回爬；只剩攀爬左侧岩壁——毒贩使用的那一侧——这个选择了。我们开始爬上左侧的一个山嘴，随即被竹子和荆棘阻碍了进度，我们的手、膝盖和脚踝扎满黑色的小尖刺。三个小时，我们前进了200米，而且喝光了水。
我问路易斯上方是否有水源。“有，”他说，“但我们不能去那里，那是毒贩使用的。”我开始急躁不安。我们到底在干什么？试图爬上一面眼前没有小径的峭壁，而且，这峭壁出奇地陡峭，密密麻麻布满针刺植物，还是毒贩经常出入的地方？
接着，在惊恐和压力之下，我仓促地做出另一个决定：我们必须再走回河边，穿过狭窄的峡谷。奥兹和路易斯使用那两只便携式充气筏，我在后面游泳，从而避免使用船只顺流而下。不借助河水前进，这是我探险规则的灰色地带，但在紧急情况下，我试着果断一点。在我们小心翼翼地下山回到河边时，我想到即将游泳通过峡谷，胃里就剧烈翻腾，而奥兹和路易斯都不会划船，是水上生手，无法直线航行。我们下到谷底时已经是下午了，俯视峡谷下游看不到峭壁的尽头，因此无法估计这段狭窄谷地的长度。我拿出地图计算这段峡谷的长度，好知道要在水中行进多长的距离：2500米。我开始觉得事态越来越失控，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遇上激流（很有可能），这绝对是拿所有人的生命在开玩笑。我在想什么？我只是从一个悲惨地狱换到另一个罢了。
“斯塔福德先生，你来到桑赫斯特(1)，你们村里是不是少了个白痴？”我的脑海里可以听到在陆军受训时我的第一位掌旗军士满是嘲弄的苏格兰口音。
“来根雪茄吧，斯塔福德先生。”后面这句是套用英国电视上一支雪茄的广告，意思是，深呼吸，给你自己思考的时间。我知道，因为我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让其他人失望了，我太仓促，需要冷静下来深呼吸。我告诉自己：“我们没有时间给自己加压力。”我看了看表，下午两点半；我决定先扎营。我们找到一小块沙滩生火，我坐在石头上，往喉咙里灌进又热又甜的咖啡，接着拿出地图，慢慢审视所有的选项。
我一镇定下来，唯一一个明智的选择便自动浮现在眼前——我发现山谷东侧（右边）有个山嘴，那里够矮，我们可以爬上去。虽然这会花上一整天，但是我们可以接上四十八小时前离开的小径。这意味着我承认走下峡谷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也意味着第二天早上要爬一大段路，但考虑到毒贩这一点，这仍是比较安全的一侧，而且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爬到顶端，那里就会有条可以重新接上原路的小径。
找到较安全、较适合的路径后，我难为情地回想这一天，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坐在阿普里马克峡谷的谷底，感到前所未有地渺小和可怜。我有能力独自走完这旅程吗？我会不会害我们三人都丧命？
我翻出朋友乔治给我的古巴雪茄。这是他让我在欢庆时刻抽的，但我想自己现在正是需要抚慰的时刻。我点燃雪茄，吸着那温顺如皮革般的烟味。我做了三个错误决定，让我们陷入了两个困境。我和自己约定，不要寻找简单的选项，也不要让自己在压力下做出特殊的决定，从现在起，我要对所有人的生命负起全责，我必须深入探索，找到能带领我们离开这狼狈处境的沉着和自信。
隔天早上我起床时觉得好多了。奥兹很快地在山嘴上找到了小径，我们只爬了四小时就抵达这条小径（我们三天前离开的那条）。
这条路径迂回地环绕着高悬于山谷一侧的山嘴，直到我们进入一个如画的村庄——洛马华克（Locmahuaeco）。这个村庄位于一个满是沉甸甸的橘子和甜柠檬树的山谷。在这美得不可思议的村庄里，我们发现了一家商店。这里有新进的汽水和饼干，经营商店的年轻夫妻很高兴地欢迎他们的第一批来客。我们立刻在这愉快的氛围中放松下来，放松到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没有要求见村长。这对年轻夫妇看上去悠闲又友善，建议我们把吊床挂在足球场的门柱之间。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见村长。
抵达足球场时，我利用这宽大的空间摆出四块约1.83米长的卷式太阳能充电板，为笔记本电脑使用的12V的摩托车干电池充电。好奇的小孩过来给我们甜柠檬，直到我们再也吃不下。
就在我躺在吊床上正要写日记时，村长传唤我和奥兹参加村民会议，要求看我们的通行证。我们当然没有。我们像调皮的学生一样，一路咯咯笑着去参加会议。在金属屋顶的小屋里，我解释我们是谁、在这里做什么，接着，奥兹再复述给那些听不懂我蹩脚的西班牙语的人听。整个村庄的人都集合起来，讨论如何处置这些突然出现并且在足球场扎营的外来客。每个人看起来都相当严肃，妇女较男性更甚。村长记下我们的护照和身份信息，说因为这里是红区，如果我们发生什么事，他们就会受到怀疑；还告诉我们，之后每进入一个村庄都要告诉村长。我们深深地表示歉意，并且感谢他们的建议。当他们说我们可以走时，我走向户外的黑暗中，松了一口气，觉得不会再有问题了。
“白痴！”奥兹大吼。他说得太快了，距离小屋也太近了，我们全都拔腿狂奔，就像孩子在街上恶作剧那般。我必须认真看待这些人，他们置身于法律之外，因为这里根本没有法律，当然没有警察，反而有大量的毒品交易。
“该长大了，斯塔福德，”我在吊床上斥责自己，“这不是游戏。”
第二天早上，这对刚搬到村里的年轻夫妇为我们煮了一只老母鸡和一种当地的根类植物丝兰（yucca）当早餐，比起其他多数村民，他们明显更悠哉和正常。我们离开时，大家都满脸笑容，我们沿着一条宽阔的道路爬上谷壁，离开这个村庄。吃完早餐后，大家都感到身强力壮，但这条路很陡，我走路时必须全神贯注，才能跟上那两个秘鲁人。在山顶时，路易斯没有改变步伐，用大拇指和食指张开弹弓的橡皮圈，瞄准了右边的树丛。他经常这么做——向左边、右边丢小石子——但都徒劳无功。不过这次他高声欢呼，抖掉他的背包，去矮树丛里捡东西。他打中了一只小山鸽，我们晚餐有肉吃了。
那天很辛苦，多次出现岔路，我们每次都要猜走哪一条才对，最后走到了路的尽头。我们发觉自己正小心翼翼地走下山坡，边走边紧抓着树根和树枝，但依旧时而失足滑倒。
我们在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溪里脱光衣服洗澡，洗去一个早上的脏污。我们猜想走丢的那条路就在上方，因此我们开始沿着一个山嘴向上爬，通过越来越浓密的树林。我才意识到，经过三个多月的探险，我们终于第一次踏入了丛林。我筋疲力尽，对于被树丛包围的熟悉感，我露出微笑，树荫的阴凉和植物潮湿的气味欢迎我回到这久违的环境。
三个小时后，我们水平前进了400米，垂直爬升了200米，穿过了茂密纠结的矮树丛，在倒落的树木间爬上爬下地前进。现在已经是傍晚了，没有道路的踪影，也没有水。我们扎了营，生小火，油煎那只鸽子。由于没有水，我们细细地咀嚼那多汁的鸽肉，并且以香蕉口味的甜饼干当作布丁。由于进度一直非常缓慢，我们都认为不能继续在河的这一侧穿越多山的丛林，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而且根据地图显示，照这样的速度，我们可能要几个星期后才能到下一个村庄。路易斯知道在阿普里马克峡谷的另一侧有一条路可以一路通往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因此，尽管遇上毒贩的风险大大增加，我们还是计划利用那条有毒贩的小径，尽快离开这里。
隔天起床时，我们没有水喝，但是有毛毛雨。我们几乎是一路直直地下了坡，到达河边，走了1500米，下降了650米。当山坡陡降时，我们如猴子般在树木间摆荡，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河边，最后危险的几米，我们掉到了湿滑的岩石上。最后我们把筏子充好气，渡到了对岸。每个人都咕噜噜地大口喝下两升的水。奥兹煮了一大锅面，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我们看到上方有农田，这意味着有路，有路就会有进展，我们开始攀爬陡峭的山坡。
2008年7月10日日记：
在50米上坡的某处，我双臂环抱着路易斯的腰以增加他的重量，好让他把奥兹拉上一面没有可握之处的垂直岩壁。很滑稽的行为，但别无选择。关键全取决于枯树不会突然折断或一丛杂草不被拉出地表。我们一走上小径，便静静地上坡——突然间非常清楚自己已在毒枭的地盘。
我们稍稍放松，便停下来，坐在树下猛吃甜柠檬。我今天吃了八个，这是免费的食物，又不用背——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继续爬坡，背着沉重的背包爬了800米后，我意识到爬坡变得多么容易，我们的体能能够胜任。我们找到一条很棒的路径——保持着极高的标准——拐过弯后，进入被苍郁森林覆盖的山谷。尘土飞扬的山丘日子已被我们抛在身后，两群吼猴在深谷间嚎叫，仿佛宣告着我们已来到丛林入口。吼猴的音量在哺乳类动物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蓝鲸），它们的叫声充满了峡谷，就像一群群恐龙正相互叫阵，准备大打一场。这些喧闹声令我振奋。离开经验不足的山区，进入我最爱的环境——热带雨林——这令我感到舒适。
阿普里马克河后段仍属于红区，我慢慢了解到埃内河也一样危险，在平和宁静的表象底下，我察觉到了不祥的真相：大量的毒品制造与走私活动在此进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应付毒品走私犯。路易斯警告我，我们如果误入运作中的毒品工厂，就会立即被杀掉。“没别的选择。”他说，因为利润太过庞大，毒贩不能冒着让外人知道位置的风险，当地人如果知悉制作细节也会三缄其口，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
毒品工厂拥有卫星电话、网络、全球定位系统和现代武器，配备远比秘鲁警方精良，因此警方根本没有胜算，唯一能成功打击毒枭的是军方，但这种打击显然并不常见。
我们睡在路边的壕沟里。早上五点半，我们启程后，大约在早餐时间晃进一个叫密拉维珍（Villa Virgen）的小镇。小镇刚从前一晚的盛大派对中回过神，多数人还醒着，但是烂醉如泥。镇长摇摇晃晃地朝我们走过来，满脸通红，眼睛充满血丝，他要求看我们的文件。我笑着问他能否推荐好的旅馆，他一脸迷糊地指着旅馆的方向，并且欢迎我们来到密拉维珍。我们待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向笑容可掬的路易斯道别，奥兹和我继续上路。
2008年7月24日日记：
我们现在在庇查利（Pichari），奥兹对未来几天、几星期非常忧心，他很怕当地的印第安人和毒品走私犯。我觉得他的恐惧心理可以理解，没有人认为前方的路是安全的，所有人都不断地告诉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人徒步行经这里。
我也很担心，但在心底，我认为这是对未知的恐惧，事情会比我们预期的容易。
今天我再次查看阿塔拉亚（Atalaya）和普卡尔帕（Pucallpa）之间的地图，那里简直偏僻得可笑，连绵数百英里的丛林，一条蜿蜒的蓝色河流贯穿其中，无论成功与否，接下来的几个月都将是一次历险。
我当然知道我有可能死在这趟旅途中，但我是如此坚定地投入，想完成，我认为这是值得一冒风险的，我们到目前为止都很幸运，谁说我们的运气不会继续好下去呢？但我不希望奥兹死去，我不想这样。我今天让他有更多机会选择离开，他在考虑，我看得出来，但我不想说服他留下，因为若是他死了，我必须负起责任。
我觉得就要进入关键时刻了，我将把生命交给命运。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我真实的感受。
今天和克罗伊讲话了。尽管已分手两年，我们还是很亲近。我只带了她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我们在斐济山上的湖边的合影，那天我们很开心。克罗伊，我爱你。
我们在两天内要抵达的城镇是纳蒂维达德（Natividad）。据说那里的每个人都有武器，他们通过对空鸣枪召集镇民会议，所有人都涉足毒品走私。那里没有警察，有很多印第安人。累了，我要睡了。
7月25日，奥兹和我背着沉重的背包从庇查利出发。我们现在要背路易斯之前背的装备。我们似乎到了红区的心脏地带，我可以感受到奥兹的恐惧。我们吃力地背着新增的重量，所以几乎没有交谈，走了5000米后，一辆轻型小货车驶过，后座有个人大喊：“他们会在这里没命。”奥兹被这句话吓得浑身发抖，因此我建议休息一下。我们有三分钟没说话，接着奥兹说他有话要说。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我叫他等我拿出摄像机开始拍摄时再说。
“我决定回家，埃德，很抱歉。我太害怕了。”
我并不意外。由于只走了5000米，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返回庇查利，为奥兹的离开做出安排。我们去搭便车，上了一辆轻型小货车，最后发现自己坐在一桶桶的古柯叶上。多么讽刺啊，载我们的是个友善的毒贩。他让我们在镇上下车。
我们情绪低落地入住一家肮脏的旅馆，开始检查我可以独自携带的装备；医药箱里的药和现在这个区域里的白人一样多。最后，我把所有的东西放进帆布包，包的重量减至45千克，里面有摄像机、录像带、计算机、卫星连接系统、电话、卷式太阳能充电板、12V的干电池、充电器以及各种配套的电线，当然，还有一些丛林求生装备。奥兹会把其余的装备带回库斯科，然后寄去利马存放。
我写了日志，度过了一个失眠夜，思考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我不想惹上麻烦，但也不想放弃。
隔天早上，奥兹同意帮我找新的向导。我们小心地在镇上询问，结果普遍的共识是，和外国佬一起走并不安全。当地人认为，美军正在这个区域执行任务，企图铲除可卡因加工厂。在这里，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涉足毒品交易，因此他们不太喜欢美国人，而我的平头和印满赞助商及慈善机构标志的衬衫，让我看起来像美国人，也像军人。
我们如果是在河里划皮划艇，就可以疯狂地划过去，而不至于惹人注目，但我们没有在皮划艇上。如果美国人最近没有开始扫荡这个区域，那我们也不会被当地惊恐的可卡因制造者视为警惕对象，但根据当地的传言，美国人的确在此展开了行动。我扔了探险衬衫，在街上摊贩处买了一件便宜的T恤。
我们最后去找向导的地方是一家杂货店，我买了一些钓具当礼物送给印第安人。店老板对我们很感兴趣，我们把这次探险的事告诉他后，他变得很严肃。“你不能徒步经过这里，”他坚持这么认为，“你必须搭巴士回利马，然后在阿塔拉亚重新开始你的行程。白人不可能徒步经过埃内河。”我问他如果试图这么做会怎样，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他们会杀了你。”
我们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计划这么做。他叹了口气，建议我到巡逻队办公室取得通行证。我听说过巡逻队，但一直不太清楚他们是谁，直到奥兹向我解释：秘鲁警方不被准许进入这个区域，这里实际上是法外之地，而巡逻队是由受人信赖的当地民众组成的，他们被选来维护当地治安，处理毒品以外的犯罪，巡逻队的人也都插手毒品产业。
我们带着鱼钩、铅锤和尼龙绳离开商店。我认真地考虑要不要去见巡逻队，如果他们说我不能通行，我们的处境会更糟。不过，我和奥兹还是紧张地穿过广场，敲了那栋迷彩建筑的金属门。我向来不能理解，为什么南美洲的准军事单位（还有真正的军方）要把基地涂上迷彩，难道他们认为这样别人就看不到基地了？真可笑！我们被叫了进去。在那阴暗的房间里，有个胖男人坐在金属桌子和一台老旧的打字机后方，他狐疑地看着我们，点头示意我说话。
我向他说明来意，事实上，我说了一点谎，我知道他不希望我们行经这里，但我也知道，在之前的探险中，曾有人乘皮划艇经过此地，因此，我假装我们是皮划艇探险者，问他是否介意开一张通行证，让我们通行。这位“主席”（他是这么介绍自己的）告诉我们小心点，但他显然很欣赏我们提出请求的恭敬态度。他说，我来对了地方，他当然会为我写许可信。在他敲打笨重的打字机时，我祈祷通行证上不会明确提及交通工具。大约40分钟后，他咳了咳，签了通行证，盖上印章后，把它交给了我们。太完美了，上面没有提到皮划艇，我们有了出自自卫委员会（Comite Autodefensa, CAD）——亦即巡逻队——的正式许可，可以通过这个区域。
回到水泥广场耀眼的阳光下，这个小小的胜利给了我新的希望，而谈及皮划艇也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奥兹，如果我们坐船前行，你会留下来吗？”我问道。他说会，但他提醒我，这会违背我的探险原则。
“我们一直在恐惧下一阶段，因为我们一直在听恐怖的传言，”我继续说道，“但每次我们往下游走，就发现事情从不像传言的那么可怕。我们先划充气筏去下游，自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如果都放心了，再回头走这段路；你如果不放心，可以在靠岸后离开这次探险。”
奥兹同意了，这是一条漫长的路程，但也是个计划。而在此刻，我仍有向导。我们必须回庇查利继续赶路，但我们至少知道将要面临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