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天早上，在一家肮脏的咖啡馆喝完牛蹄汤和印加可乐之后，我和奥兹走到河边，将筏子充气，之后在晨雾中在阿普里马克河上漂流。这条20米宽的河里到处都是岩石，还有起伏的小湍流和漩涡。这里到波多奥克帕（Puerto Ocopa）——下一个通了道路的落脚处——的直线距离是155千米，但是，河道蜿蜒曲折，因此路程也许超过200千米。我们预计在四天内抵达。出发时，我们一定是心烦意乱了，因为身上只带了三包草莓饼干。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和步行相比，漂流太有趣了，水流非常湍急，两旁的河岸呼啸而过，我们急速往北前进。
但奥兹开始做出怪异的行为，每遇到小湍流，他都要尖叫，像看到鬼一样。他原本紧绷的情绪几乎要在充气筏上崩溃了。我试着安抚他，让他冷静下来，但我们正在一条危险的河上急速前进。周围不仅有湍流，沿岸还散布着可能给我们带来危险的印第安小屋。我的安抚徒劳无功，他开始疯狂地大笑。
之后湍流变得更急，有一次，我判断错了形势，水流的力道将我压到一块岩石边。不到一秒钟，充气筏就完全进水了，我想我麻烦大了。奥兹从后面朝我而来，脸上带着疯狂的笑容，我挥手要他别靠过来。他安全通过后，我设法移动充气筏，很高兴地发现筏子尽管充满水而且被水淹没，但并没有沉下去。我划动筏子，离开湍流；只有我的上半身和帆布包在水面上，整个充气筏都在吃水线之下。
那天我们遇见了很多看来像原住民的人，其中多数人手持猎枪，大部分的人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傍晚六点，我们在一道石头河岸扎营。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两名年轻男孩正用鱼钩和线钓鱼，我们过去问是否有食物吃。奥兹用一种惊恐、狂乱的语调问他们问题，让我觉得有点尴尬，我知道他真的该回家了。男孩们并没有被奥兹的行为困扰，告诉我们第二天早上会有客船经过。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这条河除了划独木舟和皮划艇，还能行船，这让我精神大振。他们把丝兰给我们吃，我从未煮过丝兰，因此，奥兹教我如何切碎和烹煮。我们一人吃了一大盘。丝兰尝起来有点像马铃薯。奥兹稍微放松了点，在填饱肚子和知道第二天不用再坐充气筏后，他感到安适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搭客船到波多奥克帕，我在那里付给奥兹我当时能给出的钱，告诉他，我会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把余款汇给他。然后，我送他上了一辆破旧的出租车，让他前往萨蒂波镇（Satipo），他在那里可以搭公交车到利马，接着转另一辆公交车回到他在库斯科的家。这一切都是公事公办，没有夹杂情感，但当时我很高兴奥兹离开了，他的恐惧会感染我。此外，他也帮不上忙了，他已经做得非常好，尽其所能地带我到了这里。我非常感谢他，在他应得的薪资之外，我也转了一笔足以到向导学校上下一期课程的钱。那辆有凹痕的出租车在扬起的尘土中消失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奥兹的身影。
探险进行了四个月，我已经送走了卢克和奥兹，但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坚强了，生理和心理都在适应这次探险的新需求。我感到自己充满活力，每天都在体验全新的感受和风景。
我们搭乘的那艘客船的大块头船长叫鲁宾，他很热心地带我到波多奥克帕附近的阿沙宁卡（Ashaninka）部落找新向导。我要找能说当地原住民语言的人。那个村落的房屋沿着满是尘土的街道整齐排列，基本上是木造房屋（棕榈树干作屋顶）。阿沙宁卡村落和波多奥克帕殖民区的差别在于，印第安人干净整洁，而殖民港口混乱污秽。这里的房子都有稻草铺顶，而且通常没有墙壁，但连接房屋的泥土街道与西方村庄的街道没有太大不同。我们大约试了五次才找到合意的住所。我们来到一户人家，那户人家的门外坐着一对阿沙宁卡中年夫妇和一个男孩。鲁宾向他们说明我的来意，那个孩子马上笑开怀，说：“我愿意做。”
“太好了！”我说，对我已经找到向导而感到意外，“你几岁？”
“十六。”埃利亚斯说。
再过几个小时，船就要离开了，它会返回上游。我重新打包行李。我背一个很轻的包（少了笔记本电脑、太阳能充电器以及其他留在那家破旧旅馆的重物，因为我们还会再回来），还把一个很轻的帆布包给埃利亚斯背。我估计埃利亚斯不到1.53米高，但他的肩膀宽阔。他咧嘴大笑时，露出那种几乎像非洲人的笑容。我帮他买了一双橡胶底帆布鞋和一件衬衫，然后我们一起上船。
在船上，我问埃利亚斯关于他的家庭的情况。他告诉我，那对夫妇是他的叔叔和婶婶，他之所以和他们住一起，是因为他母亲被杀害了。
“很遗憾，”我说，“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星期三。”埃利亚斯回答。
我无法用流利的西班牙语和埃利亚斯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我也不是很想谈，因为这是很敏感的话题。看来在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母亲过世还不到一星期。很难以置信的是，我如鲠在喉。
回到庇查利，埃利亚斯和我住进我与奥兹之前待过两晚的旅馆。为了减轻重量，我把笔记本电脑留在波多奥克帕，所以现在无法查看电子邮件。因此，我打电话给在利马的朋友马莱内，请她转达所有重要的信息。和马莱内讲话让我觉得欣慰，听到她的声音里流露出对我安危的担忧，也让我感到不远处还有人关心着我。
在过去几天里，我有时候会焦虑，害怕自己的生命会有危险，但当我仔细思考进行这次探险是否正确时，我认为我只是害怕未知的事情，而且，我大概会没事。那些警告一定是针对一般的旅客的，我告诉自己，我跟他们不同，也提醒自己，我曾在北爱尔兰服役，在阿富汗待过四年，我应付得来。特别是，如果埃利亚斯在母亲被杀害的六天后也能应付得来，那么，我也可以。
2008年7月30日，沿着没有铺柏油的曲折道路走了35千米，埃利亚斯和我抵达纳蒂维达德。在听过所有的警告后，我的脑海中对这个法外之地有一番想象——那里全都是戴着宽边帽、留翘八字胡的持枪毒贩。但与我的想象相反的是，一对温和的夫妇让我们住进了一家算是旅馆的店里。接着，我去找奥兹的姐姐保利娜，她正巧在纳蒂维达德教书。找到保利娜很容易，因为她是镇上唯一的女教师。看到漂亮的女版奥兹真是棒极了。听到奥兹不再与我同行的原因后，她十分担心我，说，我也应该现在就回家。我试图笑着向她保证我能接受这个风险。于是，她建议我去见镇长，让我看上去尽可能坦荡，而且对这些毒品走私犯无害。
保利娜陪我去镇长家里，但我们抵达时，他正在洗澡。在外面等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乔治·布什在阿富汗的塔利班据点外闲晃，生怕被认出来。我希望没人注意到我，但整个广场的人都停下手边的事盯着我。
接着，我看到了一群彪形大汉。“好戏上场了。”我心想。四名持枪男子穿过广场，明确地向我走来，一脸不怀好意。而我也相当狂妄，在他们抵达之前，走上前跟他们逐一握手，并直视他们的眼睛。
我向他们说明来意，并出示了我在庇查利的巡逻队办公室取得的许可信。现在我开始意识到，那封信真是他妈的少见。
那封信有点把他们搞糊涂了，但这些大汉似乎认同我有待在这里的许可，不过他们要求见埃利亚斯。当时他在旅馆里，因此我在枪口的护送下回到了下榻的旅馆。恼人的是，埃利亚斯不知道把任何证件带在身上的必要性。这在秘鲁这样的国家是一大错误，因为法律规定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他勉强逃过了一劫，只因为他是个孩子。
看过信和埃利亚斯，他们要求看我帆布包里的东西。我带他们去我的房间，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看，并极其详尽地解释那台摄像机如何使用。基本上，我是在给他们灌输过多的信息。没多久，他们就厌烦了。我一直担心摄像机会被没收，因为他们不想让外人知道的就是这个区域的毒品交易。然而他们看过所有东西后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因此又露出不怀好意的表情，感谢我拨出时间，并欢迎我来到镇上，让我有任何问题就找他们。“我们就是王法。”他们这么说，以免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
之后我走到大街上，一名留着山羊胡的高瘦男子从我身边溜过：“当心点，英国佬。”要不是所有人都警告我在这里要当心点，我会笑出声。纳蒂维达德的人都太自以为是了。那些人不过是有枪的孩子。但这是相当致命的组合。
那天晚上睡觉时，我很讶异，因为我又能睡在旅馆的床上了。我将摄像机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把它调到夜视模式以防夜里又受到打扰；不过事实上并没有。
我们在清晨六点吃早餐，在炒蛋和面包下肚后，我们向保利娜道别，走出纳蒂维达德，朝埃内河出发。埃利亚斯和我走在一起，这看起来很滑稽——我约1.85米高，而他不到1.53米；他穿着衬衫和全新的橡胶底帆布鞋，看起来更像个孩子。
上午，我们抵达波多埃内（Puerto Ene），在那里遇见了乔纳森。他是个强壮精瘦的男子，身上没有一丝赘肉，在两秒内就决定丢下妻儿和我们一起上路。乔纳森知道路径，并且有着长年居住在此的当地人的自信。重要的是，他有魄力和个性，立马开始激励埃利亚斯和我，让我们走快一点。他坚定地领着我们通过树木丛生的小径。注入的这股新鲜血液让我们完全恢复了活力。
现在是8月初，埃利亚斯、乔纳森和我在雾霭中行经一个又一个原住民部落，每到一处就有人请我们喝一种叫玛沙托（masato）的饮料。那是一种发酵饮料，由妇女将丝兰咀嚼一番后吐在碗里制成——她们的唾液在发酵过程中至关重要——最后的产物是微含酒精的乳白色饮料。拒绝喝这种饮料是很无礼的，但我还不知道可以礼貌地拒绝续杯，因此，我们一整天喝了几升这种发酵饮料。
原住民部落让我紧张，但这些阿沙宁卡人也同样对我感到紧张。他们是我在整趟旅程中见过最真实的未曾改变的原住民，我很希望当时能有更多的经验，可以更放松地享受这一切。但情况就是如此，我只能去适应、去学习，并且尽可能去吸收。我努力去放松，但这远在我的舒适范围之外，我从未真正放松过。
阿沙宁卡的男人和女人都穿着一件棕色衣服或蓝色衣服。这种衣服被称作库斯玛（cushmas），差不多就像一个布袋，以传统方式手工编制而成。男女的个子都很小，没有人高过1.68米。他们还带着大串的珠子首饰，脸上涂着红颜料——通常是画一道细长的直线，从脸颊两侧画过鼻子。少有人穿鞋；许多人手持弓箭闲晃。他们大都以阿沙宁卡语交谈；我对乔纳森和埃利亚斯说西班牙语，希望知道每个人大概在说些什么。过去有少数传教士乘船来过其中某些部落，但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史上第一位徒步来到他们村落的外地人。
乔纳森在听到高频无线电传来他女儿生病的消息后，必须离开我们。我很遗憾他要走了，他一直精力充沛，我会怀念他的干劲和催促所有事情快快完成的不耐烦。他真不是个典型的南美洲人。
乔纳森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我躺在吊床上写日记，他把我从胡思乱想中拉出来：“斯塔福德！斯塔福德！来和我们一起喝酒！”
他向印第安人买了一桶十升的玛沙托，希望我和他一起喝。在我拒绝他的好意后，他偷偷溜上我的吊床，说我无论如何得付这一桶100新索尔（20英镑）的钱。
“滚开！”这是我对他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埃利亚斯和我继续前进。少了那位自大的朋友，一切都变得沉闷又安静。最后我们抵达一个叫帕马加利（Pamakiari）的部落，他们对我说：“不！”我因而无法通行。当地人明显害怕我到来，惊慌地聚在一起，对我大声吼叫，埃利亚斯和我都被泼了好几桶水，一名妇女还用手在我的脸上涂抹红色植物染料。
有一名女子站在这群人后面，她特别突出，比他人高出很多，约有1.82米高，身材瘦长、白皮肤，像西方人，但脸上涂有同样的颜料，也戴着阿沙宁卡人的珠子首饰。我盯着她看，不确定她到底是谁，而她也看着我。她走向前。“你是英国人吗？”她用优雅的英国腔问道，“我是埃米莉。”
“你知道你来到了什么地方吗？”埃米莉继续责备地说道，“你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事吗？”我被两种情绪拉扯，一方面喜于有人能和我好好沟通，另一方面则因对阿沙宁卡人所知贫乏而感到困窘。
村民让我们说话，但埃米莉一开始明显有所提防，不对我太过友善。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意大利的人类学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来自附近城镇的阿沙宁卡人共事，直到得到他们的信任才获准来访。之后，她住在其中一个部落里，研究他们的文化。
她扮演中介角色，因为埃利亚斯太年轻，对这些人不具说服力。他们全都不欢迎我的到来，问我是否从管理埃内河沿岸阿沙宁卡人的原住民组织埃内河阿沙宁卡部落办事处（Central Ashaninka del Rio Ene,CARE）那里取得了通行证。我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组织，我觉得自己愚蠢、天真，也没做好功课。阿沙宁卡人拒绝接受我的礼物，并且送我到河边等船，埃米莉看着我拎起背包和埃利亚斯走到河边。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们说我必须去的地方是几百千米外的萨蒂波——就是奥兹回家途中会经过的城镇——先搭船再搭出租车。
正当埃利亚斯坐着等待，而我在棕色的河里洗去脸上的红颜料时，埃米莉来到河边。她说，她和村里的一些长老那天碰巧也要去萨蒂波，船上还有空位，我们可以和她一起去。
当时我可以拥抱埃米莉的，她不知道我多么想哭，觉得自己多么悲惨，而她伸出了援手。我、埃米莉、埃利亚斯和几名阿沙宁卡长老一起登上了小船，往下游出发，前往埃利亚斯住的波多奥克帕。那里也是埃内河以一条灰色道路通往外界的地方。
一上了船，埃米莉就放松了下来。少了整个部落的人的盯视，我们一起坐在船舱的木板上，她笑着递给我一支薄荷烟。我大可以亲她的。她已经洗掉脸上的印第安颜料，鬈曲的长发垂落到自信且有女人味的地中海人脸庞上。她以平常的样子现了身。看着她抽着烟的柔软嘴唇，还有对我讲述阿沙宁卡人历史时的和善态度，我觉得胸口一阵灼热。
过去这个地区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埃内河畔的阿沙宁卡人在恐怖组织光明之路（Shining Path）——企图夺取秘鲁政权——的手上遭到了无情的对待。当时的政府给阿沙宁卡人配备了现代武装，他们进行了激烈的反击。然而，整整一代的阿沙宁卡男子都被歼灭了，只有少数二十五岁以上的女子在进攻期间逃过被一再强暴和殴打的命运。而新的威胁则是，石油公司想进驻这个地区，从阿沙宁卡人脚下掘出石油（这已经在本区域的其他河流发生了）。除此之外，古柯叶的入侵（殖民秘鲁人以武力或欺蒙拐骗的方式占据了原住民的土地）和非法伐木密切相关。因此，阿沙宁卡人视所有外人为威胁并不意外。
埃米莉也告诉我，泼水是缓和严重问题的方式，那些人真的很怕我们，但他们心肠很好，不想有麻烦。她告诉我，前一天早上，有个女人用水泼了一名酒后殴打老婆的男人，这是不使用暴力来表达严重训示的方式。
埃米莉说，她会为我引见部落办事处，帮我取得通行证，让徒步之旅继续下去。她为了一个陌生人，竟冒着赔上自己的声誉和村民的信赖的风险。而我必须承认，在这么筋疲力尽又极度疑惧的情况下，我被她修长的双腿深深吸引了。
我遵照她的建议，为阿沙宁卡村民买了价值800新索尔的礼物。包裹里大多是抗生素、止痛药和硬糖，部落办事处相信了我的善意，给我发了通行证。他们原本建议给部落带去大砍刀和铁锹，但后来的共识是带药品，因为药品比较轻（我们必须把所有东西背上肩）。他们甚至从组织里派了一名叫奥斯卡的向导和我们同行，他熟知部落，也获得了部落的信任。带着大包的礼物、通行证和一名受到信赖的阿沙宁卡向导出发后，我觉得一切又回到了正轨。我在镇上的一家旅馆待了几晚，和埃米莉外出用餐，享用披萨，喝红酒，聊着家乡的生活。我觉得自己焕然一新，准备再次挑战埃内河。现在一切就绪，还会出什么错？
奥斯卡是和我年纪相仿的阿沙宁卡人，留着20世纪80年代德国足球运动员那样的前短后长发型。他请求提前一天支取薪水。付钱时，我想：“这么做是因为他是部落办事处的人，我必须相信他。”奥斯卡非常高兴，我们约定隔天早上七点在他下榻的旅馆碰面。
早上七点零一分，我在阴暗的旅馆敲着奥斯卡的门，没有听到回应。他不见了吗？该死的，真是令人沮丧，我已经付过钱了，向导也没了。我问旅馆老板他几时离开的，她说他还在房里睡觉。我再次敲门，事实上是用拳头不断地死命敲：“奥斯卡！早安，朋友！”七点二十分左右，整个旅馆都醒了，而且对我很不爽。终于，房门开了，一双充血的眼睛从阴暗、散发着恶臭的门缝里冒出来，试着聚焦在我身上。奥斯卡喝得烂醉，廉价酒精的臭味熏得我倒退了一步。
“好极了！”我微笑道，“船在等着呢！走了，朋友！”
奥斯卡抓起他的小背包，我匆匆地拉着他上了一辆出租车赶往港口。他在车上立刻又呼呼大睡，我才不在乎呢，回到我想重新开始步行的地点需要坐两天船，他有的是时间从宿醉中清醒过来。
三十多个小时后，船回到帕马加利部落。我上岸时，那天泼我水的那个女人也在。奥斯卡向她解释，他是来当向导的，我已经取得部落办事处的书面许可。此刻，奥斯卡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那个女人不会读写，那张通行证对她来说没有意义，她从黑色粗糙的刘海儿后对我微笑，像是在说“这次让你通过”，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
由于当时是早上，我们没在部落停留，可以赶点路。这趟往返耗掉的时间让我开始担心进度，我希望现在就把埃内河抛在身后。我们走过丝兰田，接着走在穿过丛林的猎人小径上。情况允许时，奥斯卡会找其他人为我们指出通往下个部落的路，因为他也不知道路，在绿油油的次生丛林迷宫里很容易迷失方向。
尽管有奥斯卡在，我到多数部落时依旧感到恐惧。我和奥斯卡处得不错，但不是真的与他有交情。我也知道，他是对族人忠诚而不是对我，但我非常依赖他。
两天后，我们抵达一个看起来很文明的部落，茅草铺顶的房屋外围有个维护得良好的足球场。我们把背包丢在一个小棚屋下。奥斯卡去找村长，我坐下来等他。等了又等，我开始感到不安。奥斯卡终于回来了，看起来有点忧心。
“把摄像机放下，跟我来。”他说。
“什么？”我拖延着。我听到了奥斯卡说的话，但不想照他说的办。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事，我想把它们录下来。
“把摄像机放下。”奥斯卡又说了一遍，他看起来一脸担忧，我只好顺从了。
我们走出村子的中心区，来到一所学校。奥斯卡在前面领路，为我指出村长。就在我走向村长，向他做自我介绍并且与他握手时，一桶脏水朝我泼了过来。泼水的女孩用阿沙宁卡语愤怒地咆哮，高亢短促的话语随着脏水刺痛了我。
第二桶是满满的稀水泥，接着又来两桶，我环顾围绕着我的村民，没有人笑。我全身沾满了稀水泥，虽然觉得有点可悲，但我非常冷静。那个女孩接着把湿水泥混合物塞到我嘴里。所有女人都对我尖声大叫，既警觉又愤怒，但我着实感觉到在一旁静默地看着的男人眼里流露出同情。
“我们该走了。”我一边吐着沙子和水泥，一边对奥斯卡说。我和村长握手，谢谢他，并转身离开，前往河边。奥斯卡显然心绪不宁，我们走路时，他一句话都没说。到了河边，奥斯卡告诉我，下游的部落已经备好“成堆的尖刺”对我丢掷。
奥斯卡向我解释事态的严重性。他们认为我是阿根廷石油公司派来的；他们前一天才收到部落办事处通过高频无线电传来做好准备以防外国佬来偷地下石油的消息，接着我就出现了。
考虑到阿沙宁卡人的立场，我可以理解这个错误——我是白人，出现的时机很糟。我忍不住要想：考虑到我的话，部落办事处发出警告的时间也许可以拿捏得更好一些，不过他们不会担心我。奥斯卡说我们不能再往下走了，因为他也被部落赶了出来，再走下去，会让部落办事处和这个部落不再信任彼此。真是一团糟。奥斯卡说他不打算和我再走下去。我问他，如果走埃内河的另一边——殖民区那一边——他是否愿意。但身为阿沙宁卡人，他害怕走那一侧，他说毒贩太危险了。
我们将充气筏充好气，先划到河对岸，这样我才能用全球定位系统标出这个位置。在确定返回时能找到这个位置后，我们开始往下游划。我心神不宁：我带着那张重要的通行证，但和奥斯卡只走了两天，又要返回波多奥克帕。我自问为何要和奥斯卡一起回去，但疲累以及在部落遭受的族人对我发火的折磨，让城镇变得很有吸引力。我需要再找个人同行，也许应该找个不是阿沙宁卡族的人，这样我就能走毒贩那一侧了。现在，印第安人比毒贩还令我忧心，因此，我的注意力转向河的左岸（西边）。我们离开一段距离后，奥斯卡和我开始休息，之后顺着水流漂移。
那天晚上，我和一名男子在港口愉快地聊天。他告诉我，印第安人在这方面“很糟糕”，他们在阻碍秘鲁进步。他这是在重述秘鲁总统加西亚对秘鲁人灌输的宣传话语。电视广告不断播出开朗快乐的人开采石油和其他天然资源的影像，把“秘鲁的进步”告诉秘鲁人。这让我觉得恶心，因为我知道，阿沙宁卡人在这蓬勃的未来里分不到一杯羹。
第二天，我和奥斯卡回到萨蒂波镇。埃米莉让我看一张地图，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秘鲁境内亚马孙流域（除了少数保护区之外）都在计划进行某种资源的开采。一条惊人的法律声明，秘鲁人的土地所有权只到地表之下五米处，政府可以把阿沙宁卡人居住地区的地底探钻权出售给多国公司，原住民没有置喙的余地。这是埃内河刚发生的事，也是部落所要抗议的。我不禁选了一边站——尽管阿沙宁卡人把我赶了出来，但我完全理解，我也开始为他们猛烈抵抗的精神感到骄傲。
埃米莉谈到其他石油公司已经开采的地区，那里的原住民部落已经被改变了，再也无法挽回。开采的过程很脏，而且会造成严重污染（大多污染源是在运输时溢出的），使得河水污浊，再也没有鱼类生存。当地居民通常会获得薪水补偿，例如一个月1000美元。这足够让他们在部落里过着帝王般的生活，而且可以让他们永远喝得醉醺醺的——这通常伴随着家暴事件的大幅增加。当啤酒甚或更糟的烈酒被带进部落时，传统价值观便被破坏殆尽。埃米莉说，每一次她所在的部落办完派对，就会有约三分之一的女人遭到醉酒的丈夫毒打，无一例外。
阿沙宁卡人对我有这种反应其实很好，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土地和生活方式。我希望他们能顾及两者，愿他们能好好地生活下去。我不想再激怒他们了，因此我计划埃内河剩余的路程都改走西岸。
回到萨蒂波，我心力交瘁，放出风声要找向导，但来应征的人不是不太合格，就是开出我付不起的高价。后来我放弃了，决定单独行动。因为河水水位还很低，我会紧沿着河岸，并且将充气筏保持充好气的状态，一旦遇上危险，我就能够马上逃离。这是个冒险的计划，因为没有向导，我感到更加脆弱。
就在我预计出发时，埃米莉说她一个朋友的弟弟正在找工作，他是个林地工人，熟知埃内河西岸的情况。埃米莉安排我去见加迪尔·桑切斯·里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