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他哥哥位于萨蒂波镇的家昏暗的厨房里碰了面，他看起来精明又有才智，头发修剪得很整齐，上衣和裤子都烫过。我带了一些地图与他一起研究。他仔细钻研着地图，揉着非洲人一般的厚唇，指出他熟悉的区域以及我们该避开的地方。他很明智，希望自己快点进入状况，把事情做完，然后离开。他说他懂一点阿沙宁卡语，因为他曾在偏远地区居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阿沙宁卡人不会说西班牙语，因此他被迫了解了基本对话，这样才能与阿沙宁卡人沟通。我们拟妥计划，相互握手。
加迪尔——朋友都叫他 “乔”——和我经由现在已经很熟的路径回到河边：先从萨蒂波坐几个小时的出租车到波多奥克帕，接着再从波多奥克帕坐一整天的客船到西岸殖民区一侧的奎特尼（Quiteni）过夜，然后前往我的充气筏曾经抵达并且和奥斯卡一起在全球定位系统上标记的位置。从那里开始，我们计划沿着新开的伐木路往山里走，远离河边，避开埃内河下游较凶猛、较少和外界接触的部落。这条路线未经开辟，但可以让我们离我惯常走的河边远一点。
我在奎特尼写了以下的日记：
我的心好累，缺乏动力。我的身体没问题，但乔的西班牙语似乎有点特别，我听不太懂。他通情达理，看起来强健、聪慧，但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会讲阿沙宁卡语。这是个问题，明天我必须再找一个会说阿沙宁卡语的向导。
乔也是个积极劝人信教的基督徒。我刚上了一课，知道为什么教堂里不放基督的圣像。上帝也会忌妒，就像如果我女友和乔上床，我也会忌妒一样。
我实在很厌倦那些虚张声势的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故事，这会消磨人的干劲。然而，所有的人又一次说我们明天要走的路径太疯狂；马奇根加人（Machiguenga）不明白，我只是他妈的想走路。
乔大约1.73米高，身材中等，但赘肉不多，穿着橡胶底帆布鞋。我们行走时，他会展开喉咙用西班牙语唱基督教歌曲，一开始这让我露出笑容，他的自信显而易见，而且他正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步行。他邀请我一起唱，但我实在还无法摆脱焦虑的状态，去毫无顾忌地唱歌。我一方面欣赏乔的自信，一方面又被他像唱童子军歌曲的励志方式感到恼火。“你的动力是什么？”乔一再问我，这种问题就算我以前无所谓，现在也会激怒我。我刚走了四个月的路，一路上没有人鼓励我、逗我开心，我不喜欢有人打搅我的世界。
新的伐木路通往山里，乔和我走得卖力，速度也很快。我看到了此行的第一只王鹫（紫色、红色和黄色的头部不可能会被人认错），那时它在路上吃腐尸。我们惊扰了它，它飞走时，我想起几个月前在科尔卡峡谷看到的巨大秃鹰。伐木路刚修好——也许就在一个星期前——推土机完工后，还没有车辆行经，这意味着，这条让我们避开埃内河的路径是在我走在河边时完工的。傍晚，我们抵达一个来自马奇根加部落的印第安小村落。
对我而言，马奇根加人与阿沙宁卡人的长相、穿着和声音差不多，但语言显然不同。我们询问能否在某户人家待上一晚时，我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出现让他们不舒服。乔后来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毒品走私犯，背包里装着可卡因。他们给我们一小盘丝兰当晚餐，索价50新索尔。我心不甘情不愿地付了帐，感觉这一切都不对，我们很高兴能在隔天早上离开此地。
乔一直很担心某个部落，他认为在那里会遇到麻烦，因此带我走一条隐秘的小路进入山里，避开那个村落。他的知识无价，他告诉我，那个村落“很坏”，不会让我们通行。他在这里工作过，认识山丘上的住户，我们经过那边没有问题。
2008年8月14日，乔和我抵达一个叫马苏朗奇里（Masurunkiari）的小镇。这个镇很特别，因为很现代，有两三层楼高的木造及水泥建筑，有镇公所、电以及大学校，但镇民都是印第安人。这些马奇根加人卖了森林，现在有了钱，他们能够接受外来者，显然也常和殖民区的秘鲁人打交道，因此不觉得难以应付一个英国佬。
乔和我在两天内走了80千米，他是个步行机器，唯一的弱点是那双粗劣的帆布鞋造成的大水泡。
和乔走了五天后，我们又回到波多奥克帕，但这是第一次步行抵达这里。走在刚开辟出来的伐木路上，我们平均每天的里程是惊人的35千米。遗憾的是，伐木场景实在太可怕了。乔说，我们所见的伐木行为中只有10%是合法的，其他全是非法的。我天真地问他当局为什么不采取措施，禁止人们非法砍伐森林里的大型原木。答案显而易见，当局也牵涉在这庞大的利益里——“秘鲁的进步”。
在地方上，土地所有者被奉上惊人的条件，如果他们拥有有价值的硬木，那么伐木公司就会买下这些木头，开一条路进来砍伐。他们走后，给土地所有者留下清理过的农场，现在这些农场已经连接上秘鲁的道路系统，他们也有钱投资畜牧业。他们没接受过环境教育，加上政府提倡资源开采，谁不卖呢？
从太平洋开始，我已经走了四个半月，越过安第斯山脉，走下整个阿普里马克和埃内河，声名狼藉的红区也已在我身后。从波多奥克帕（乔答应陪我一起走到这里）开始，我还必须走下坦博河及乌卡亚利河，之后才是真正的亚马孙河，我并不想再花六七个月才走完秘鲁的部分。
我们坐在木造旅馆下方的酒吧喝啤酒，之前我把多余的装备都留在了这里。我们俩对于过去这几天的步调和进度都很满意，又一场大雨洗去了黏腻，空气相当清新。
一个白人如果在此处会被投以奇怪的眼光，那么再加上一个黑人向导，得到的关注就会加倍。和许多南美洲人一样，秘鲁人很直接地叫乔“黑鬼”，叫我“英国佬”，这表示，他们很容易就能叫出我们的名字。由于乔明显有部分非洲血统，因此他很习惯让自己看起来与众不同。我们有共同点。
旅馆餐厅播放着典型的秘鲁流行音乐录像带，不晓得秘鲁音乐是怎么回事的人还真幸运。进入秘鲁一定要带耳塞。在缺乏天分以及音乐素养低这方面，没有其他国家可比拟。奥兹曾试着教我分辨各地区不同的曲风，但我根本不想学，因为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同一类型，全是狗屎。在山里，曾有个胖女人穿着花花绿绿的宽大洋装，两脚轮流跳着，看起来像被锁在公厕外。她对着廉价麦克风高声嘶吼，活像在生孩子。在丛林里，十五个丑男人和着完全相同的低俗合成乐，一遍又一遍刺耳地唱着略有不同的歌词。在秘鲁郊区，有发电机的地方就会有一台大箱型电视、一台廉价DVD播放器，音量全开，放着世上最糟的音乐。
我从绝望中跳回现实。我向乔提到，下一阶段必须再找一个向导。他沉思了一会儿。“我可以跟你走到阿塔拉亚，”他说，“不会太远，而且坦博河有些部分我也很熟。”
乔和我正好用了六天时间走完坦博河。他怀抱着勤奋工作的樵夫心态，我们有任务要完成，所以他不会捣乱。如果没有他这样的态度，我们很可能要走上两星期。
有条翻过山的路径可以从波多奥克帕到阿塔拉亚，但乔和我早就准备好回到河边了。我们如有必要才会远离河边，现在，我们希望尽可能贴近坦博河，穿过散布在河边的阿沙宁卡部落。
坦博河上游入口相当壮丽，两边都有丛林密布的高山，形成进入这条新河流的俊秀门户。河流因山势而呈S形，河道被迫转向东边，之后再往北流。坦博河标示着群山的终点。
很难描述乔和我看待彼此的方式。尽管他自信又聪慧，但我肯定，我们永远不会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彼此的信念大不相同。我认为，在找到能流利地说阿沙宁卡语的向导之前，乔很不错，他有些地方让我觉得不自在，但我说不上来。
不过，我的心情比前几个星期好了很多。阿普里马克河后段以及整段埃内河让我疲累不堪，我觉得自己无法适应、不健康、没有活力，感到疲累、苍老，几乎无法正常生活，但我现在放松许多，树木丛生的高耸山岳让我再次留意到所经之处的美丽景致。
8月21日，我们绕过一道凸出的河弯后，在河滨扎营。乔很不安，他注意到400米外有个当地人。当我在河里洗澡，从带着污渍的身上洗去白天的脏污时，乔决定去和那人谈一谈。
乔回来时浑身颤抖，我从没见过他那样。“我们该走了，”他说，“如果在这里扎营，他们会杀了我们。”虽然很气愤于不能就这么爬进睡袋里，但我还是同意离开，以避过即将临头的杀身之祸。我们走进那个渔夫的房子里，得到了目前为止最冷淡的招呼。乔通常都很开心、健谈，这是他第一次保持沉默，因此，我率先开口，给他们看通行证，跟他们解释这次探险的事。在场的三名男子都带着猎枪，说我们必须由他们陪同到下游一个叫切尼（Cheni）的村落。
切尼在2000米外，我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身后还有枪口对着。我并没有因为这些挑衅而心烦意乱，还特意问他们的名字，表现得非常友善。最高大而且看起来最邪恶的男子不太甘愿地告诉我他叫维克托，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样很有趣。
维克托要我们在村外等着，他去和村长谈。没多久，一位戴着大学生样式的围巾和圆眼镜的修长男子走出来见我们，他用手巾擤了擤鼻子，说话时声音明显带着娘娘腔。
“你上周是不是住在萨蒂波的蓝旅馆？”他问道，脸上带着查尔斯·霍特里(2)（他在英国电影《非洲也疯狂》里饰演汤卡国王）般的笑容。
“什么？呃……对，呃……我在找向导。”我笑了起来。
“跟我来。”他带我们进他家里，要维克托和其他的彪形大汉离开。他解释道，他们虽然粗鲁，但在领土外围可以展示很高的防卫能力，这是件好事。
他说他叫法比安，并且开始指点我们。秘鲁人一旦出过国，就会与以前不一样。显然他受过教育，在西班牙待过，有些朋友在当地的大学。他现年二十八岁，是切尼的村长，他安排人为我们做炒蛋和鲜鱼。我们受到了上宾般的款待，他甚至让我睡在他的新水泥房子里一个有床铺的房间，虽然那张床没有床垫，但是有过被维克托用枪指着走在黑暗中的经历后，我们居然还能睡在床上，还能冲澡、好好吃一顿，实在令人惊奇。
如果说有个妄自尊大的未来秘鲁原住民领袖正在成长，我会说那人就是法比安，他知道自己在村里的重要性，也乐在其中。他谈及莎士比亚和贝多芬，让我很难相信自己正身处偏远的秘鲁原住民部落。法比安的待客之道无懈可击，因此我们以药品回赠。
接下来的两个阿沙宁卡部落稍稍刁难了我们。在我们向波耶尼（Poyeni）部落攀爬时，有群脸上涂着染料的女人在高处河岸上大吼尖叫，我们甚至都不被允许进入那个部落解释来意。我们只好再爬下去，继续沿着河岸走——完全避开这个部落。
接着到了奎马利一加（Quemarija）部落，我们和乔的老朋友豪尔赫、他太太内莉以及他的小女儿碰了面。这对夫妇很亲切，但担心他们的小女儿——她的头和脚上有好几个脓疮。他们要我帮这个小女婴看一看。我说，虽然我给每个部落带去一些药，但我并不是医生。然而，他们还是渴望听到我的意见，因为这个部落没有医生，也无法取得药品。我给她的父亲四分之一剂量的阿莫西林，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抗生素，但我告诉他，用在宝宝身上之前，一定要先问问下一个村落的医生。
礼物对阿沙宁卡人来说很重要，在他们的语言中，“生意伙伴”和“朋友”是同一个词。药物尽管有潜在的危险，却是我能带给部落最珍贵的礼物。我试过送其他较平常的东西，像鱼钩、钓线、打火机和手电筒，但他们最珍视药物。多数部落都有一个受过基本用药训练的人，我通常把药直接给那个人。
傍晚五点左右，我们还在与豪尔赫和内莉聊天，这时号角声响起，村里召开会议。乔和我待在这对夫妇有茅草屋顶的房子里，拉起吊床准备睡觉。几分钟后，我们也被召到会议上，被村长狠狠地训了一顿。他戴着正式的羽毛头饰——我在之前的部落里从未见过——慷慨激昂地说部落有自主的权利。演说一结束，他立即要求我们离开。
我们满头雾水，收拾好行李，希望能在日暮前抵达下一个村落。我问乔哪里出错了——我们贡献了药品、出示了通行证，甚至有熟人在部落。
“他喝醉了。”乔说。
在一些“较文明”（殖民区秘鲁人这么说时没有一丝尴尬）的部落，受教育的阿沙宁卡孩子想学西班牙语，甚至想学英语；他们希望学会使用计算机、穿西服。我看得越多，就越不觉得有什么好惋惜的。在我看来，阿沙宁卡人的生活方式不但无法延续下去，也没有意义。不像他们过“打猎—采集”生活的祖先，现在这些住在部落的家庭终日围坐在一起喝酒，让彼此的妒心增长。接受教育后，他们的生产力会提高，他们也能再次自豪起来，也许到那时候，做丈夫的就不会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痛打太太。
我们走出狭窄的坦博山谷后，广袤平坦的丛林向四面八方展开，热带季节干旱林已经被抛在我们身后。我们进入生物更为多样的热带雨林，这意味着，这里有种类更多的动植物，我们所熟知的亚马孙盆地即将展现在我们眼前。惊人的是，从这里到亚马孙河口只用再下降380米——由此开始约5268千米（3274英里）的距离。
乔和我仔细地研究地图，看着到北方下一个丛林城市普卡尔帕（Pucallpa）之前那一大片毫无特色的绿。我原本打算花一个月走这段路，但在研究过那广袤的平坦雨林、巨大的河湾、散布的牛轭湖后，发现沿途也没什么部落（亦即没有小径），对于到底要走多久我们毫无头绪。几个月来，我头一次感受到兴奋之情，乔热爱这种纯粹的冒险，最后他还是告诉我，他不回家了，他要和我继续走到他的出生地普卡尔帕。
在阿塔拉亚，我发现所有留在利马的备用探险装备都被卢克带回家了。我姑且相信：也许他认为我宁可把备用药物和滤水器都放在英国。但这表示，我必须在秘鲁从头采办一切。由于在阿塔拉亚买不到碘也买不到氯，乔和我在走到普卡尔帕的两个月路程中，都无法净化冷水来喝。我和卢克在这段期间激烈的电子邮件交流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联络。
从阿塔拉亚往北，所有的部落开始被称为亚歇宁卡（Asheninka，第四个字母是e），而非阿沙宁卡（Ashaninka，第四个字母是a）。同样地，对外行人来说，这些原住民村落看起来都很相似，不过，埃内河的阿沙宁卡人围坐在地上的芦苇垫上着喝紫色的玛沙托，而乌卡亚利河的亚歇宁卡人则是围坐在架高的木制楼（有些还有木制墙壁和隔间）里喝白色的玛沙托。颜色的差别只因为乌卡亚利河没有埃内河所咀嚼的紫色颜料。而原住民穿的一件式宽松外衣（库斯玛）也越来越少见，我们越来越多地见到亚歇宁卡人穿短裤和T恤，只有少数长者穿传统服饰。红色脸部彩绘在男人和女人身上仍然很常见。9月5日，我们待在密拉维士塔（Villa Vista）一对年轻夫妇的家里。他们有一半的亚歇宁卡人血统，另一半是秘鲁人和殖民开拓者所生的后代混合血统。他们给我们吃咖哩鱼和一种叫查波（chapo）的甜香蕉饮料（比可怕的玛沙托好喝多了）。他们养了一群狗和一头大肥猪，我们隔天早上离开部落时，那头猪陪着这家的主人曼纽尔和我们走了几里路。
因为不知道当地的小路，我们这次大多数时间走在河岸上，此外我们也认为沿着河岸走比较不扰人，因此，我们行进得很慢。有些河岸既杂乱又陡，有些则有连绵不断的缠人杂草绊住我们。蚊子大军出没，我小腿上的“红豆冰”比白肉还多。
两天后，我们在早上抵达一个叫圣卢兹（Santa Luz）的部落，并无意停留。那里的人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原住民管理机构阿塔拉亚地区原住民组织（Organization Indigena Regional de Atalaya, OIRA）发的通行证，但建议我们待到下午三点（高频无线电时间）和下一个部落宾西维尼亚（Pensilvania）通话，他们还愿意代表我们和对方通话。
那天村里有个集体劳动，这是有效集合所有人免费劳动的方式，发起人最后要提供食物和饮酒作为村民工作的报酬。我和乔接受了邀请，加入他们，从上午到午后和村民一起工作，清除矮树丛以开辟新的稻田。之后，我们吃到了好久以来最棒的一餐，有鸡肉、米饭、大蕉、丝兰和豆子。
到了三点，我们和村长一起通过无线电与宾西维尼亚通话。对方的回复非常清楚，如果有英国佬进入他们的部落，格杀勿论，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听到这回复，我很难过，我多么希望他们不再有敌意。这无可避免地让我们有点担心。乔想出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在圣卢兹待一夜，早上前往河边，用充气筏横渡到一座大砾石岛上。我们可以在那里走，避免经过宾西维尼亚。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圣卢兹的一栋房子里，耐心地等着村长调他珍贵的无线收音机频率，当他终于收到一些模糊难辨的音乐时，我问他这些信号是从哪儿传来的。
“中国。”他面不改色地说。
第二天，乔和我在滂沱大雨中出发。下到河里时，我们穿着T恤的身体在颤抖。我们将筏子充好气，在灰色的薄雾中往砾石岛出发。上了岛，天气放晴，我们决定不把气放掉，将充气筏夹在腋下或顶在头上。强风阵阵吹着。走到岛的尽头，我们把充气筏丢进水里，接着将背包放进去，这时乔朝我身后点了点头。
“埃德，小心背后。”
前言中叙述的场景上演了。我转头看到至少五只独木舟朝我们而来，全是武装好的亚歇宁卡人。许多男人站在狭窄的船上，不是拿猎枪就是拿弓箭，女性则持大砍刀。船一靠岸，男男女女便拥到岛上，愤怒地逼近我们。
关于我的反应，日记里写得比我的记忆还清楚。“又来了”是我脑海里的真实想法。我有点被这些要来杀我、不懂得体贴的印第安人惹火了，难道他们不晓得我们在赶时间吗？
我的脑海中一定有应对的方式，我也知道情况的严重性，但这种冷漠的态度似乎是我应付高压时的自然反应。我缓慢、镇定地通过合乎常理的方式，让这些族人冷静下来。我并没有勉强挤出笑容，因为这可能会被误解成对亚歇宁卡人严肃以对的事情的侮辱。我出示原住民组织给的通行证，看得出来，那位首领因为太过激动而无法读信——他的眼睛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纸文件（我后来才知道他会读西班牙文）。乔和我都认为，如果我们冷静、给予帮助而且不具威胁性，这些人也会有相对的回应。
我以为是首领的那个人愤怒地说着连珠炮的话，激动地比手画脚，下令把我们带回部落。被弓箭指着，我们上了充气筏，努力地跟上领头的独木舟，但充气筏无法像独木舟那样乘风破浪，我们一不留意就会往下游漂，必须用尽全力才能跟上队伍。抵达象征部落入口的泥岸时，我们累得全身发抖。
全程在猎枪和弓箭的押送下，我们进入村子中央的茅草屋顶小屋，接受真的村长的训斥。当时他并没有出现在岛上。
村长瘦小结实，大大的头上有双铜铃般的大眼，当时我觉得那双眼充满邪气。在全村人的环视下，他咆哮着说，我们没有获得允许就想通行是对村子的侮辱，他们是自治部落，有自己的法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他这样斥责我们。
大约就在此时，他提到了部落的名字——新波索（Nuevo Poso）——我才察觉我们不是在宾西维尼亚，这不是之前威胁要杀我们的那群人。
他们下令要我们清空背包，并且让我们解释每一项装备的用途。现在这已是我熟悉的惯例了，我慢慢地拿出每一样东西，详细说明其用途。由于对我们背的东西着了迷，再加上整件事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看起来已经冷静下来。最后，我们鼓起勇气问他们要吃的，因为我们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他们允许我们去问一位正在烤大蕉的女人，问她我们能否向她买食物。她还有一些巧克力饼干，我们像动物一样，三两下就补充了能量。这是我和乔头一次能单独说话，我们都承认情况一度危急，但后来乔坚称，他从不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我认为，他根深蒂固的南美洲男子气概也许和他的认知有关。我深信，如果我们是入侵者，这些村民是会带着战斗意图下水的，准备捍卫领土。如果考虑到他们中多数人曾和恐怖分子激烈奋战过，杀过人，那么事情不会像一开始看上去的那样离谱。
我很高兴那天没有携带武器；在整个行程中，很多人都说我们穿越丛林却连把猎枪都不带简直是疯了。我们推想着，如果只带一个背包进入部落就已让当地人受到惊吓且对我们怀有敌意，那么带把枪会遭遇什么反应？我们必须尽可能看起来不具侵略性，所以，枪支完全不被列入考虑范围。
人们带着弓箭的另一个理由是为了打猎，但我们有禁猎条款，因此，最初携带武器的理由也被排除了。我们知道，看到成群的野猪时，我们可以用呼喊或尖叫吓走它们；美洲豹的威胁到底是否真实存在，我们和当地人的看法也大不相同。总之，我们更乐于不带武器。
村民知道他们最终不得不让我们走，因此当我们返回时，他们说会写一张临时通行证，够我们到达下游的下个城镇，但我们必须搭充气筏，脚不能踏上陆地。
我向他们解释，我们不能用筏子，必须步行，因为这是此次探险的意义所在。这让我觉得自己很蠢，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得到了正面的回复。我们可以继续步行，但必须雇用村长和他的弟弟当向导，并且和他们一起回阿塔拉亚取得下一份通行证。这次要去警察局。
2008年9月7日日记，新波索：
我过得不开心，要不是承诺了要进行这次探险，我会立即回家。今天被亚歇宁卡人拦下来之前，我们勉强走了1000米。
这群人是坏人，尽管我觉得简单地将人分类很可笑，但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从他们的眼里，我看得出他们不了解我们，或者不想去了解。
我们被押送回村庄，一路上至少有四把枪或四支箭指着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冷酷的表情，女人用亚歇宁卡语惊恐地呼喊，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结果这个部落根本不理会管理亚歇宁卡人的组织（阿塔拉亚地区原住民组织），他们不信任原住民组织，因此这张通行证没有分量。
到头来，村长说，他可以和我们一起到阿塔拉亚从警察那里取得通行证，并且和我们一起到博洛涅斯（Bolognesi）……我怀疑他知道自己可以从我们身上弄到钱，他们不是我会挑选的同行者，但看来我只有这样才能继续走。
第二天早上，我们全都挤进一艘附挂5马力发动机的独木舟，轧轧地回到上游。在船上待了一整天，我们屁股僵硬地抵达阿塔拉亚。我提议请所有人——那是一大群从新波索来的亚歇宁卡随从——外出吃晚餐，我们去吃中国菜（这是我在秘鲁第一次吃中国菜），这些人看来非常高兴。隔天，我们和村长兄弟到警察局。因为他们是当地人，我以为其中一人会向警方解释事情的经过，以及我们的来意，但他们紧张地空等着，不发一语。看到这两人出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来到殖民镇上后表现得如此不同，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见鬼了，那我来吧。”我这么想着，开始向警察解释，我是个作家，想从乌卡亚利河徒步旅游到普卡尔帕，希望他能帮我写一封信，说明他同意我这么做。他记下细节，几分钟后，我们就拿到了信，完全没被问到我的动机或交通工具。我们得到了许可，这对亚歇宁卡兄弟非常高兴，现在他们可以和我们同行了。
隔天回到部落，这两兄弟立刻如鱼得水，他们召集村民会议，宣布从阿塔拉亚凯旋。他们骄傲地告诉村民，多亏他们的协助，我现在有了待在这里的合法许可，我们要公开讨论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薪水。
太好了！
考虑到亚歇宁卡人的语言中其实并没有数字，我觉得我也许可以在讨价还价中哄过他们。西班牙人抵达这里之前，他们只有三个字词代表数量：“没有”“一”和“很多”。而我中考时的数学成绩很优秀，还了解二次方程式，我想，我应该会占上风。
我付给乔一天25新索尔，打算也给他们这个数目。
“你要付我们多少钱？”他们问道，群众安静下来等着我回答。
“我通常一天付15新索尔，”我说，“但是，你是村长，而你是村长的弟弟，所以我想应该多付一点，我给你们每天20新索尔！”
“不能接受，”村长说，“我们是东戈兄弟，一天低于25新索尔，我们不会离开家人。”
“就这么办。”我站起来和他们握手成交，双方皆大欢喜。这对开心的兄弟叫阿方索·东戈和安德烈亚斯·东戈，都会说基本的西班牙语（对我来说很棒了，尽管乔说他们只会基本的）。我们四人团队要挑战乌卡亚利河。
我的西班牙语水平足以听懂会议上30%的内容，在这个会议上，大家相互交谈，没有直接对我说话，我感觉有点雾蒙蒙的，无法随时看清事情的全貌。一知半解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被一层薄雾围绕着，觉得所有的事情更像梦境。现阶段我只能直白地问，听懂浅白的回答。
第二天，我们首先要通过的村庄是宾西维尼亚。
“我们怎么获许通行？”我问那对兄弟，“他们曾说要杀了我。”
“他们已经同意你通行了。”村长安德烈亚斯说。他解释道，在我们回阿塔拉亚向警察申请通行证时，宾西维尼亚的村长也在那里，他们一起喝了啤酒——安德烈亚斯已经开始赚取他每天的25新索尔了。
不夸张地说，这对亚歇宁卡兄弟棒极了。他们很高兴能离开部落，他们不仅能探索丛林，还能到以前鲜少拜访的其他亚歇宁卡部落，这趟行程变成了东戈兄弟之旅，而我们能轻易地进入多数部落。
“这位是埃德华多（Eduardo）先生，是我们从英国来的好朋友，也是位知名作家。”他们会这么说，会很真诚很高兴地介绍我。
我们在部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但他们急切地提醒我，没有他们，这段旅程不可能完成。当我逗弄他们，问我和乔独行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时，他们就会上演一出哑剧：要么比出割喉的动作，要么是箭从我的后脑勺射进来，我的脑浆爆裂，溅洒在最近的树上这样的情节。他们认为这样很有趣。
我毫不怀疑这些人很危险。他们想要对抗外人，保护领土，因此一直处于警觉状态；我们要是态度不对的话，是不可能获准通行的。
然而还是有些部落对我完全封杀。
我从不知道不让我们通过的确切理由，但很多和我们谈过话的人都认为外国佬吃婴儿。你如果将这类传闻和真实的入侵者（如伐木工、古柯叶农以及石油公司）结合来看，就会发现，有些部落不愿意让任何外国佬踏上领土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吃婴儿的传闻很荒谬，但也许有其原因。遇到这种状况时，我们就被迫原路返回，横渡到河的另一边，希望对岸的部落较为开明、宽容。
目前让我们心烦意乱的是“白斗篷”，这是指成群的沙蝇和蚊子。我们只要靠近水边（这是经常发生的），就会被它们团团包围。我们很难计算出每一次有多少咬人的蚊虫围绕在我们身边叮咬，但它们一定数以万计而非以百计。
“当湿季来临时，情况会更严重。”乔兴高采烈地说道，“到时候就真的很恼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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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Sandhurst，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所在地。
(2) 译注：Charles Hawtrey，1914—1988年，英国喜剧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