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们向前推进，我的一些想法变得越来越黑暗，误解越来越深，性格开始发生变化。这是从让人满身大汗的丛林小镇博洛涅斯南边开始的。
“Pela cara！”有人在一辆满载的货车的车顶上对我大吼，当时乔、东戈兄弟和我正走在通往那个小镇的伐木路上。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他／它削脸”或“削脸人”，因此，我以为这只是人们对我的诸多侮辱之一，他们因为我在本地与众不同而对我大吼。也许我晒得有点黑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在镇上又听到过几次相同的辱骂，还伴随着窃笑。我问乔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回答很模糊（因为他也没听过这个词），因此我以为这里的人在开玩笑，要剥下我的脸皮。
这条河有500米宽，我们只有两只充气筏，但要载四个人，这意味着，把人送过去之后，必须再回头接其他人，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根本难以为继。方法其实很简单，但我们花了几天才想出来：每只筏子必须坐两个人和背包，其中一人划船，另一人要找话题聊，并且尽可能保持不动，重心越低越好。
公认最瘦小的安德烈亚斯在我的筏子上，我们总重约27英石(1)。我们的筏子不稳，是因为我们无法压低重心，导致头重脚轻，老是要翻船。在一片高低不平的河滩上待了一晚后，我们将充气筏充好气，两两挤进一只充气筏里，小心地划到对岸一个叫“十月九日（Nueve de Octubre）”的部落。抵达时，我们看到所有人都面带微笑，他们都在笑四个大男人怎么挤进两只小玩具船里。我们之前用高频无线电与他们打过招呼，因此这个席皮波（Shipebo）部落已经在等我们。
席皮波部落是第一个看起来不一样的原住民部落。妇女留着乌黑的长发和清一色的朴素刘海儿，她们都穿着宽松的蓝色短衫，让我想到克丘亚山区居民在殖民统治下出现的服饰，而非阿沙宁卡人、亚歇宁卡人及马奇根加人的简单库斯玛。至于男人，毫无例外都穿着短裤和T恤。
我在部落商店买了木薯粉（丝兰做成的颗粒状糖类食物）和糖。我很放松，提及来到这么友善的部落真是太好了。那位席皮波妇女说，当他们通过无线电听到我要来后，最初的反应是“杀了那个‘削脸人’！”，但得知我的目的后，他们同意让我通行，我因此得到了通行证。
“什么？！”我请她解释“削脸人”的意思，她告诉我，最近这区域发生了器官走私案件，还发现过少了器官的尸体。
“罪犯是美国人——像你这样的外国佬。人们听到你要来很害怕。”
我不太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有太多人想对我娓娓道来，但接下来的事让一切真相大白。
我们离开这个直线形的村庄——小路连接起一排较为孤立的房舍，里面住的全都是席皮波家庭。我们踏入其中一户人家，我露出一贯热情的笑容向他们挥手（表示我是个没有威胁性的好人），但屋主没有回应我。他看着我，吓呆了。
那人问走在前面的向导阿方索：“他是不是偷这个？”他说“这个”的时候，用食指比画着自己的脸，他仍然惊恐地看着我。
阿方索和安德烈亚斯笑出声，向他解释我只是游客，但那人没有跟着一起笑。
我们继续向前，在下一户人家里，女主人喝玛沙托稍微喝多了，差不多醉了，立即对我大吼，因为她听说“削脸人”要来带走她的小孩。
我的向导再次向她保证，用当地方言说明我此行的动机，但因为她醉了，不能理解也无法冷静下来，我们只好快快离开。
这里有许多人认为外国佬偷他们的小孩，杀人取器官。我不知道这种非法走私行为的起因有几分真实性，但也无关紧要，因为席皮波人相信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多次受到警告，如果入夜后被原住民发现，那么他们会不由分说地干掉我。因此，我们仔细安排路线，理智地规避风险，确保每天结束时一定能到达一个部落。
我很难不受影响，乔、阿方索和安德烈亚斯很高兴地进了部落，但他们不是注目的焦点，我才是。此外，眼下我还受限于自己的西班牙语水平，那对亚歇宁卡兄弟当然以亚歇宁卡语交谈，席皮波人则讲席皮波语。虽然向导让我的行程得以继续，但理解上的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将我推入了自己的哀伤世界。我讨厌他们怕我。此外，每次进入一个部落，在他们放下戒心接受我之前，我都要力证自己是个好人，这也让我心力交瘁。我们从未在同一个地方待过一晚以上，这意味着我每个晚上都要一再重复所有的苦差事，因为这条河边上满是偏远部落。但是待在部落外面更危险，会被认为是在躲藏，会带给这些防卫心很强的部落更多不必要的猜疑。所有事情都变得令我越发难以忍受，每天早上穿上湿衣服成了一种心理障碍，步行变得更吃力，一切都索然无味。对于我们穿过的丛林，我视而不见，我也尝不出鱼汤是否太淡或鼠肉是否太韧。我当时一定很忧郁，然而内心深处还是有个声音跟我说：“你还走得动吗？”“可以？”“那一切就没问题。”
为了长远的目标，我完全认为娱乐是次要的。我以一种不合乎人性的方式生活，每天早早上床，也不和向导们聊天，我不再更新博客——除非遇上特别自信的日子——害怕外界看到我现在的模样。在录制博客视频时，我会试图隐藏真正的忧郁，我像个紧张的青少年，眼睛盯着地面。我无法给家人或朋友打电话，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再对此行有所展望，我无法面对他们平常的样子或幽默。我非常痛苦，许多夜里在吊床上默默哭泣，任泪水自怜地滑落脸颊。
在不幸的海平面上，我还是瞥见了一个拥有幽默、美和善的世界。乔想学一些基础的英语，在辛苦的一天结束后，他会对我说：“我们去洗澡吧！”这只是琐事，却能让我微笑。亚歇宁卡兄弟也看出我在挣扎；安德烈亚斯（现在是我的充气筏搭档）在我们面对面坐在像澡盆一样的船里独处时，会看着我的眼睛，问我“还好吧”。现在，他的表情和善，独特的举止也能让我微笑，他会努努嘴来表明他要说的话。我们因为在湍急的河里相互扶持，现在产生了紧密的连接。
2008年9月11日，我们抵达迪欧班巴（Diobamba），那是一个亚歇宁卡部落。安德烈亚斯和阿方索的叔叔住在那里。就在抵达前的半小时，阿方索还捡到了一只乌龟，把它当礼物送给了部落。基于这两个理由，我们受到了比往常还热烈的欢迎。我们待的那户人家，一家之主是个二十四岁的单亲妈妈，她先生过世了。以亚歇宁卡人来说，她长得很高而且健美，有着和“花蝴蝶”格里菲斯·乔伊娜（Griffith-Joyner）一样优美的女性线条，更明显的是，她非常自信，直视我的双眼，笑得很狂野。东戈兄弟嘲弄我，说她想要我做她的丈夫。从她的态度看来，他们不是信口胡诌，一股没预料到的振奋和温暖在我体内升起。在自我怀疑的脆弱时刻，这种殷勤让我措手不及，我还不够镇定，无法做出任何表示，只能在她给我们食物、饮料以及热情招待的时候微笑道谢。她是我见过的笑得最爽朗的女性，我内心深处有个开关“啪嗒”启动了，我开始爬回有生气的世界。
那只我本来以为会成为宠物的乌龟，像豆子罐头一样被砍刀开肠破肚了。他们从壳开始剥，给龟壳刷上盐用火烤，让我们当作前菜吃一点。女主人炖了一锅乌龟肉，还上了一大盘犰狳肉让我们大快朵颐，我可以感觉到身心都恢复了力量。
尽管得到了这么热情的招待，但我的心理严重扭曲，不是光凭这件事就能疗愈的。在吊床上，我记得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了东戈兄弟的对话，确定他们是在谋划杀我，亚歇宁卡语里有个词和西班牙语的“杀”听起来很像，部分的我知道这是被害妄想症所致，但另一部分的我无力掌控，无法阻止自己在吊床上胡思乱想。
沿着河岸走，意味着我们每天必须多次渡河。可行走的河岸随着河湾在两岸间交替。由于水位很低，这么做还是比在林间茂密的矮树丛里劈出一条路径来得快。
在这些每天必须多次渡河的日子里，东戈兄弟头一次同搭一只充气筏时发现，如果不那么努力划，河水会带他们去下游，我们就不用走那么多路了。他们的想法可以理解，那天，乔和我无法阻止他们一再这么做；问题是，我承诺要步行走完全程，而阿方索和安德烈亚斯每次渡河就往下游多漂500米。因为我们必须一起行动，所以，乔和我也借由水流加快了进度。
看得出来，彼此对于这一点都焦躁不安。我们要的是徒步亚马孙，没有人想投机取巧。
“乔，必须告诉他们，从这里开始，绝不能再让河水带我们去下游。如果再这样做，我们就必须走回渡河处的对岸。”
“不只这样，”乔回道，“我们要往回走，今天重来一次。”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乔对这次探险的承诺之坚，他的价值观判定今天不算数。我们相视而笑、握手，并计划好，到了下个部落，我们要租艘船回头，重新走这一段。
这给我上了一课，烦扰我一整天的疑虑或罪恶感被做对的事的纯净感战胜了。尽管这会导致进度落后一天，但我们问心无愧。随着周数不断推进，这将成为我所依循的本能反应。这辈子，我第一次学会如何依照感觉的对或不对来行事。
我们从博洛涅斯花大价钱租了一艘船，将那段路重新走了一遍。一旦了解了我们意欲何在，东戈兄弟也就完全接受了这个观念。
因为我们打算在傍晚返回博洛涅斯，于是，我们将所有装备存放在那里，只带了最少的行装：几瓶水和全球定位系统。但这段河比预期中的还长，夜色开始降临，我们只好在河岸扎营。岸边有个人在钓鱼，他借给阿方索鱼钩和钓线。在面对晚餐可能没有着落的情况下，阿方索钓上一条又一条鱼，展现了惊人的钓鱼技巧。我们和那位渔夫分享捕鱼的收获，他则让我们用他的火煮食，还给我们一些很有嚼劲的乌龟肉。天气渐渐转凉，乔找到一小块用1米×2米大小的塑料布搭成临时遮蔽处，我们像军人一样排成一列躺在下面。从膝盖到胸部能被棚顶遮盖，我们祈祷有个温暖干燥的夜晚。
晚上十点，风势转强，到了十一点，令人不安的雨开始滴滴答答地打在覆盖头顶的塑料布上。随着风雨渐强，我们缩起膝盖坐成一排，强劲的雨水平地打在我们身上，我们全都湿到了骨子里。睡觉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只好一起坐在黑暗中，颤抖地等待黎明。雨在凌晨渐歇，我们得以小睡一会儿。为了让湿衣服变暖，我们尽可能一动不动地躺着。
从这时开始，我们有了条铁律：如果以充气筏或其他船只渡河，我们必须走回与上船处的水平面垂直的地方。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视作借助水流前进。
一般人会认为丛林的危险来自美洲豹、蛇和电鳗，但其实是昆虫让我快发狂了。我们经常会穿过隐藏在树叶底下的黄蜂窝，只要听到有人喊“黄蜂”，我们就会四处逃散，躲进矮树丛以减少被叮咬的次数。经过草木时，我学会尽可能地轻手轻脚，因为小蚂蚁会爬上我的手臂叮咬，留下小小的潮湿的伤口。
2008年9月20日日记：
我们的处境一团糟。我们没有抵达目标部落，没有水，所以没吃没喝没洗澡。蚊子是我遇过的最糟的东西，我一爬上吊床，就有三十只蚊子飞进蚊帐。我觉得它们全被我打死了，但接着又会见到一只。
我知道它们在咬我，因为每次一打蚊子，它们就会喷溅出鲜红的血。但我没有起反应（对叮咬没有出现反应），也许我和当地人一样，产生了抵抗力。蚊帐外有上百万只蚊子。上百万只！
今天真是糟透了，向导们在猜我们的方向，我什么都不清楚，没有路。
凌晨四点三十分，补记：
我刚起床尿尿，往下看我的肚子，发现起码有四十只蚊子在吸我的血。我用手拍赶，肚皮上留下一大道血痕。
现在睡觉也成了问题，尽管每天几乎都有十二个小时黑漆漆地躺在吊床上，但其中有好几个小时我会担心如何进展到下一阶段。一开始我服用抗组胺药帮助睡眠，但接下来，我要服用安定、曲马多甚至吗啡才能有足够的睡眠以继续前进。我收到了前女友克罗伊的电子邮件，她简单地问我是不是在吃药。她很了解我，可以根据博客看出我头脑不清醒。她猜得没错，但不吃药我更难忍受，我依旧无法停止脑中奔腾的思绪，在绝望中看着太阳升起。
第二天早上，乔又是最后一个整好行装的，他还没掌握快速整装的方法。因此，我们三个准备好后还要等他二十分钟，这已成了惯例。我们终于上路后，我用恶毒的言语攻击乔，他的反应是递给我一瓶新鲜的雨水，那是他机灵地在晚上收集的。我大口灌下昨晚到现在的第一口水时，因自己对他恶声恶气而感到内疚：他收集的雨水够那两兄弟和他自己每人喝一升，我多等二十分钟又怎样呢？
很难解释我为何没有领路。过去几个星期，我们一直沿着河道行进，因此不太需要领路人。此外，我以为东戈兄弟善于在丛林里行走，因此我没有操心，只是跟着他们走。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感觉我们并非一直在同一个方向上，因此，我开始至少用罗盘确认方位。
我们向北走了半小时，接下来的半小时又转向南，此时还不确定这是否在他们的计划之中，因此我只观察他们。最后一切真相大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我开始跟他们谈，指出我们理论上应该走的方向，让他们知道河在左手边。我很讶异，他们真的迷失了方向。我后来发现，过去两天乌云罩日，他们因而无法用太阳定向。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罗盘。从那时起，我要确保他们走在大致的方向上；在探险的头一年，方向是往北。
这也让我在导航上多花了点心思，我身边现在有个坚强的团队，我再没有借口打马虎眼。我必须掌握状况，并且随时清楚我们和河的相对位置，一旦出事了才好撤退。我开始明白，当向导坚定地告诉我“部落就在那个方向”时，这只是他们的最佳猜测而非事实，因此我还是得一直确认方位。
这的确有助于我再次振作起来，因为身为团队中唯一一位不用靠太阳定向的人，我是掌握进度的关键。
各位探险家、冒险王或登山客可能会很讶异，我怎么到这个阶段才开始留意导航的问题。为了减轻罪恶感，我只能说，这次步行现在已经变成一种生存挑战而非探险了，我们只是松散地沿着河走着。现在我的展望和处理许多事情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我把心思全放在安全问题或财务问题上了。
在秘鲁境内的亚马孙河岸，草木丛生的区域受到河流的严重影响，可能非常险恶。树冠低矮，只残留一些老树，树与树之间充满荆棘和刺藤；不带大砍刀劈出通道，我们根本无法通行。森林地表就像半干涸的湖底，露出的根部和藤蔓在厚厚的泥巴里纠结交错。当地人可以像豹一样轻松地在狭缝中快速通行，而我笨重的背包却老是和植物悬垂的枝节纠缠在一起。把它们扯下后，尘土和蚂蚁掉到我满是污垢的颈子上，我落在队伍的最后，感到越来越沮丧。
待在亚歇宁卡部落比待在席皮波部落舒服，因为席皮波人较认真地看待“削脸人”的传闻，所以那里的气氛可能冷淡又诡异。相反，亚歇宁卡人会以我们到访为由，举办和东戈兄弟重聚的派对（东戈兄弟可能认识当中一些人），他们会整晚开心地畅饮自制的甘蔗朗姆酒。
然而读我当时的日记，可以看出，我并未感到十分自在。
2008年9月26日日记，塞尔瓦（Selva）：
我已经厌倦了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那些笑话要么是我听不懂的，要么就是根本不好笑。我可能只是太累了，但这些笑话有一半是说我走路多么逊，另一半则是说要杀了我。
“看好你的英国佬，”他们会这么跟乔说，“否则砍掉他的脑袋。”
乔大笑，东戈兄弟也笑，整个部落跟着笑，大家都在笑，除了我。此刻，除了吃和保持洗澡后的清爽，我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我真希望自己的西班牙语能再好一点，每个晚上我都累得没有力气学习，或者无法集中精力去理解那些话。因此，我让自己对这些噪声充耳不闻，不花心思去翻译它们，结果，我能听懂的越来越少。
有一段时间，我不断质疑，我的徒步之旅是否太过自私，是否不必要地打扰了当地人，能否避免出现忧虑情绪，我是否认真思考过自己对这些人造成的影响。
这个区域的亚马孙河原住民渴望进步，他们想要电、手电筒、卫星电视和手机，无一例外。我走过的部落在未来二十年间将改头换面。它们并不是与世隔绝的部落，而是贫穷的村落；八卦和谣言也造成了无知和不必要的恐惧。
因此我的结论是，无论他们一开始是否感到不快，这次旅程都有其正面意义。这些部落虽然必须随时保持警觉以保护他们的土地，但对外面的世界无知绝不是好事。尽管我欣赏此地原住民自我防卫的精神，但并非所有的白人都是一个样。如果他们遇上一个不想偷土地、木材、小孩或器官的外国佬，那么这是件好事；如果他们遇上一个傻傻地微笑挥手，还在当地商店买木薯粉和糖的外国佬，那么这也是件好事。
我的进度又落后了，我现在预计这次探险需耗时两年。到达丛林大城普卡尔帕将标志着我的旅程完成了四分之一，那也是我数月以来梦想到达的地标。9月28日，我们已经走了六个月又两天，但还要三天才会抵达普卡尔帕。英国记者马克·巴洛克里夫（Mark Barrowcliffe）预计来和我们同行，他帮《卫报》写报道。由于马克不会说西班牙语，他会和马莱内一起从利马过来。我必须先搭船去和他会合，一接到他，我们就会全部坐船折返，从中断的地方开始走。
这次经验对我有益。待在河上，我能看到20米外的东西。想到夜晚能睡在床上，我更是觉得自己如入天堂。我极度渴望找间冷气房，多那么几分舒适都能让我一夜好眠，但是身边跟着亚歇宁卡兄弟和乔，我负担不起。
再次见到马莱内真是太好了。她是个可爱的女子，不太像典型的秘鲁人，非常另类，笑起来和骂脏话的时候都像个军人。我觉得马克一开始有点紧张，我对于他的加入也同样担忧。我想我们都注意到了彼此的不安，他刚到没多久，我就告诉他那些关于“削脸人”的威胁和我经历的悲惨时光。
马克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娃，因此，他认真考虑和我一起步行通过此地是否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他指出，走这段路的后果必须自负，这些部落的行为无法预料，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么做其实帮助不大。
马莱内很有胆识，要和我们一起走。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她努力地在湿滑的蜿蜒小径上走了一天，几乎整天的处境都很艰难，之后，她搭船离开了。
马克和我们走了三天，到最后很高兴他可以离开了。对他而言，丛林探险是个严峻的考验，我则很高兴有个英国人和我讨论体育、学校、电视和所有的英国事物。我们截然不同，但享受彼此的陪伴。马克让我发现自己走了多远。当他在丛林踏出第一步时，我看起来完全像个专业人士。我照顾了他三天，忘了担心自己，这正是我需要的。我意识到，我这时候对脚下的探险已经很娴熟了。通过马克的眼睛看丛林，我了解到，跟他比起来，我在树丛里多么舒适自在。
在最后一天，马克看着汹涌的河水笑道：“我一度以为要横渡这条河！”我笑了，他立即明白我们真的要渡河。我们相互扶持，脸朝着上游，缓缓地渡河；凶猛的水势几乎要冲退我们。
我不认为马克觉得自在，他似乎对这里的人和丛林很紧张，在此异地，我同情他。我们握手道别时，马克感谢我，我则希望他享受了一段愉快的经历。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他对我的心理帮助有多大，我多么感谢他的来访。乔和我现在有了新裤子，因为马克从户外衣物供货商那儿免费得到的物资都不要了。我们同马克挥手道别，看起来就像一对精力充沛的童子军士兵。
接送马克时雇的船、旅馆住宿、马莱内的飞机票，再加上城市较贵的饮食，让我们在短短几天内就花了近1000英镑。因此，我们步行到普卡尔帕时便快速通过了，没有留恋。我们必须去花费较少的地方。行进时，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装备，以及部分的团队装备：锅、船、计算机、卫星电话、EPIRB（紧急无线电示位标）、摄像机、录像带以及电池等。我以我认为公平的方式分配在每个人身上。安德烈亚斯和阿方索说，他们会再与我们一起走七至十天，到孔塔马纳镇（Contamana）后，从那里打道回府。
10月20日，我们看到前方有个亮红色和黄色的东西，以为到了伐木营地，靠近时才发现那些颜色其实是停在直升机场上的两架直升机。那个营地太过气派，不可能属于伐木工人。我们划船过河，来到伐木营地，在充气筏上向他们微笑挥手。营地工人看起来是外国人，可能是阿根廷人。看到两只橡皮艇上有一个英国人、一个秘鲁黑人和两个亚歇宁卡印第安人向他们挥手，他们都相当困惑。
营地的法国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他解释道，他们是来做地震研究的，想找石油，但没找到，营地在之后几个星期就要拆掉。我试着捞出我在学校七年学的法语，但连“午安”都忘了怎么说，因此我们以西班牙语交谈。这位法国人很友善，但对我们没什么兴趣，他说我们可以待在后面的工人寓所里。
那儿尽管是营地里唯一没有空调的建筑，但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豪华。我们得到了一份安全简报（我必须捏一下自己，我还在秘鲁），可以使用热水淋浴和冲水马桶。我看到钱能把杂乱的丛林变成干净的营地时，觉得很惊讶。这些人过着奢华的生活，有自己的健身房、酒吧和餐厅。我们吃了一大盘烤鸡、米饭和蕃茄，并且用他们二十四小时供电的发电机充满所有电器。
吃完丰盛的早餐，我们必须溜过别人的花园，继续走河的这一边。我们很快就抵达一个叫霍兰蒂亚（Holandia）的席皮波部落。霍兰蒂亚似乎荒无人烟，因此我们直接通过了，去下一个叫圣胡安（San Juan）的村庄。在那里，我们遇上了带枪的男子，遭到拘留，并且被押回了霍兰蒂亚。
霍兰蒂亚的治安官很老，在我姐姐和一位疯狂的澳大利亚职业高尔夫球员交往过后，我还没对谁马上这么反感。他告诉我们，有个人失踪了，我们有谋杀的嫌疑。这实在太荒谬了，因此我们不太把他说的话当回事。
在日记里，我似乎把这位老先生称作“浑蛋先生”，如果我不继续使用这个对他完全适合的名字，那就太可惜了。“浑蛋先生”想在我们身上挑出所有毛病，这样他就能觉得自己很精明了。他宣称，我的护照无效，因为女王没有亲自签名，他还要我证明，马克·巴洛克里夫（马克还名列在许可文件上）回了英国，而不是躲在附近的灌木丛里。
经过两个小时的单独讯问，他接着要我解释背包里每件装备的用途，我必须承认我的耐心快被磨光了。因此，我告诉他，为何不问坐在他身边的圣胡安村长，他手上有完整的清单，四小时前，我们被他的村落拘留，那些清单就是那时一起汇总的。
不行。我必须再次清空背包。
在这磨人的过程中，“浑蛋先生”猜疑地翻着马克·巴洛克里夫的喜剧小说《幸运儿》（Lucky Dog），仿佛我们的谋杀计划就详细地写在里面。他还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序号也记了下来，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不只是对我如此，“浑蛋先生”还花了两个多小时讯问阿方索、安德烈亚斯，最后轮到乔。幸好我有本书可看。那天全都用来讯问关于一名失踪的席皮波人这件事了——他可能只是喝醉了，不知晃去哪里呼呼大睡罢了。
幸好不是所有的霍兰蒂亚人都和“浑蛋先生”一样，有两户人家要煮饭给我们吃。在一阵混乱中，我们接受了两次招待，吃了两顿丰盛的烛光晚餐。
隔天早上，在留宿警察局（一栋木造小屋）之后，真正的治安官来了，我们才知道“浑蛋先生”只是代理人。这位较年轻的男子看了我们一眼，笑着问我们是不是要到孔塔马纳镇泡温泉。他向我们道别，也祝我们好运，然而最后他还是毁了这一切，他说我们有义务捐献50新索尔来修缮霍兰蒂亚警察局的屋顶——之后，我们就可以走了。
那天将尽时，他们几个在街上和年轻的女孩子聊天。我不该妄下评断，但这些女孩子才十三四岁，而我们团队所有人都超过了三十岁，当地多数十五岁以上的女孩都嫁为人妇也身为人母了。我是唯一觉得这情景古怪的人。每个想找单身女子的男人，都找十四岁以下的。
隔天早上六点，我们离开霍兰蒂亚，都想弥补浪费掉的时间。通往孔塔马纳的道路很平坦，我们大步走在路况越来越好的小径上，到最后，我们走上了铺过路面的道路。晚上七点，我们在黑暗中来到建筑物密集的镇上，入住旅馆。这里不再是木造小屋城镇：这里的建筑物都是由水泥砖建成的，绿色广场上花朵种得整整齐齐，这里还有垃圾桶，而且真的在使用。
忠实的亚歇宁卡兄弟——阿方索和安德烈亚斯——要在此地和我们分别。他们一夜好眠，洗好澡，穿上整洁的马球衫和便裤，抹上修脸霜，准备返回位于上游的部落。他们已经走了四十七天，离家太远了，影响力渐微，因此回去是对的决定。我走进他们房间付薪资和道别时，对团队即将解散这件事感到难过。除了我阴郁的心情之外，这四十七天非常精彩，我知道，没有他们帮忙，我无法通过那些骇人的部落。我们握手道别，这对兄弟进城为部落买了一副全新的附挂发动机。他们留给我温暖的感觉，我是在和真正的朋友道别。
那晚，我回头读遇见阿方索和安德烈亚斯那天的日记：
这群人是坏人，尽管我觉得简单地将人分类很可笑，但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从他们的眼里，我看得出他们不了解我们，或者不想去了解。
到底谁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