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我们所能掌控的事物，其余的顺其自然。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1：1
1990年我来到美国。除了从小到大看过不少意大利语配音的好莱坞电影、电视剧之外，我对美国文化知之甚少，一个好友建议我读一读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短篇小说，从而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学习美国文化。
《五号屠场》出版于1969年，是一部奇书。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发现自己被一帮名叫“拉法马铎人”（或许这个名字是他臆想出来的）的外星人给绑架了，并与另一个被捉的地球人——艳星梦坦妮·怀尔德哈克一起关进动物园展览。拉法马铎人能穿梭于四维空间——通常的三个维度再加上时间维度——因此可以随意重回他们生命中的任何时刻。比利从俘虏他的人那边学会了这项技能，然后利用这项技能来讲述他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包括同盟国在二战末期轰炸德累斯顿这一饱受争议的事件。
下面这段话是我在读《五号屠场》的时候看到的，它被装裱在比利位于地球的验光办公室中，也被铭刻在梦坦妮佩戴的盒式吊坠里：
神啊，请赐予我内心安宁以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请赐予我勇气以改变我所能改变的，请赐予我智慧以分辨这二者之间的差别。
当然，这段“安宁祷文”浓缩了主人公贯穿全书的追求——比利极其渴望安宁，并且认为只有意识到过去的事无法改变，能左右的只有当下，这样才能获得安宁。认识到这一点需要勇气——不是打仗时那种勇气，而是一种更加微妙，或者说更加重要，能让你最大限度上过好这一生的勇气。
现代版的“安宁祷文”据说是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所作，他早在1934年就曾在布道时用过这篇祷文。如今这篇祷文因为被戒酒互助会以及许多其他运用12步疗法的组织采用而广为人知。然而，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我们都能找到同样的感叹。11世纪的犹太哲学家所罗门·伊本·盖比鲁勒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在形成所有认识之前——要先认清某物是什么，某物不可能是什么，并对那些自己不能左右的事情放宽心。”公元8世纪的印度佛教学者寂天也写过类似的话：“如果困难有办法解决，那为何要沮丧？如果困难没有办法解决，发愁又有何用？”
甚至，还有更古老的说法：“充分利用我们所能掌控的事物，其余的顺其自然。有些事由得我们做主，有些事由不得我们左右。看法、冲动、渴望、厌恶——简而言之，我们的所作所为，自己能够做主。肉体、财产、名誉、职位——我们所作所为之外的事，由不得我们做主。”这段话见于爱比克泰德《手册》（The Enchiridion）的开篇。因为这一观点是爱比克泰德学说的基础，对于以芝诺为伊始的整个斯多葛派哲学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就让我们通过仔细思考这段话来开始斯多葛派学说的探索之旅吧。
上文提到的这些学说之间的相似性，揭示出斯多葛派的智慧传播广泛，绵延几个世纪，尽管这一点往往被我们忽略。此外，斯多葛派的一些重要概念也出现在其他哲学和宗教传统中，如犹太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这些相似点部分来自学派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影响，部分则反映出智者们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最终百川归海。虽然本书主要谈论的是斯多葛派学说，但我们会频繁接触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的人通过实践提出、再现、验证的观点。这些观点确实历经了时间的考验，所以将其运用于生活一定是一种明智之举。
就在前几年，有一天我在古罗马广场上散步，由于重读了冯内古特的小说，我脑中一直回味着我那位睿智的朋友爱比克泰德的话。忽然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他在某些地方做了太多让步，在某些地方却又做得不太够。爱比克泰德认为：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看法、冲动、欲望、厌恶等心理活动，但身体状况、财产、名誉乃至所担任的公职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想对他说，这种想法稍有偏颇。一方面，在阅读、聆听、讨论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看法会受到他人影响。至于冲动、欲望、厌恶等心理活动，很多时候都是出于本能自然产生的，我所拥有的只是避免将其转化为行动的一点意志力而已。（举例说，橱窗里有十分诱人的冰激凌吸引了我的注意，但是我当时并不想吃，而且吃了还会发胖，所以我控制住没有买。）另一方面，我当然也可以通过健身、健康饮食等方法照顾好身体；我可以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决定自己要什么，我也可以和同事、同学、朋友、家人一起为名誉而奋斗。另外，虽然我没有担任公职，但是否去从政是我自己决定的，是否争当候选人、为自己拉选票的决定权也在我自己手上。
正当我对着斯多葛派大师喋喋不休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只是因为活在20世纪而自鸣得意。我所说的一切，爱比克泰德当然都知道，他的智商没问题，所以他想表达的意思肯定不局限于字面上。我本不该这么惊讶，因为不管解读什么文本，都需要了解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人们往往需要一个向导来提供这些信息，而我在散步时身边早已有了一位绝佳人选。我问他：“您对我提出的反对意见怎么看？”像往常一样，爱比克泰德用比喻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的行为就像在海上航行，我能做什么？我能做的是挑选舵手、水手，起航的日期和时刻。接着，船在海上遭遇了风暴。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接下来该由舵手负责。如果天气不好，船无法航行，我们心烦意乱地坐着，到处张望，我问：‘现在吹的是什么风？’舵手回答：‘北风。’我们又能对此做些什么呢？‘什么时候会吹西风啊？’这得看老天爷啊，亲爱的先生。”
从爱比克泰德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斯多葛式控制二分法（一些事我们能够决定，另一些事我们无能为力）——其实是认识到了我们自己对世界产生的三个层面的影响。首先，我们做出某些选择，定下某些目标（航海），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看似最好的方法（经验丰富的水手）。接下来，需要认识到，并不是做出选择之后我们就能实施特定的行动方针。比如我们所选的舵手可能在起航的当天生病，或者他坐地起价。最终，一些因素会完全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例如风的方向和强度，我们就算一心想对其施加影响，最终也会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
碰巧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件可怕的事，恰好和爱比克泰德的比喻如出一辙。当时我和我兄弟一起从罗马乘飞机去伦敦参加一个哲学音乐节的活动，那场旅行中很多事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比如我们决定去，同意搭乘组织方安排的飞机（这给我们提供了特定的飞机和“舵手”）。而当我们即将在盖特威克机场降落时，发生了一件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的事。当时我们离地面非常近，能清晰地看到跑道，突然飞机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们感到飞机猛地一加速——突然停止降落，反而重新迅速爬升。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但飞行员表现得很冷静。他通过扩音器告诉我们，由于“机场限流问题”，我们要掉个头，重新着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本意应该是：“有架飞机还滞留在供我们使用的跑道上，而我们差点就砸在这架飞机上了！”而且控制塔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多亏了飞行员的迅速反应和飞机的强大引擎，我们才幸免于难——显然这两个因素都不受我们控制。我能知道这些，还是因为我那位靠窗的邻座不断告诉我事情的进展。奇怪的是，在这起事故过程中我的内心异常平静。我常常会想旅行中什么时候会发生危险，“这得看老天爷啊，亲爱的先生。”老哲学家再次言中。
爱比克泰德有一个重要观点——我们都有一种杞人忧天的奇怪倾向，并会把精力集中在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上。而斯多葛派信徒则认为生活好比一个方程式，我们更应该注重那些我们可以控制或影响的参数，例如确保此次航行是我们真心向往的，并且理由充分；确保花时间进行调查，为我们的航船（飞机）选择最好的船员（航空公司）；并在出发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斯多葛派学说教给我们的第一条，便是将精力和气力花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其余之事则顺其自然。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省许多精力，另一方面还能消除许多烦恼。
另一位斯多葛派学者西塞罗的比喻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观点。试着想象一个弓箭手正在射箭。西塞罗解释说：“有些事情是弓箭手可以控制的：他决定了训练的次数和强度，他通过计算距离和目标类型选择弓和箭，他尽自己最大努力瞄准目标，并且他也决定了何时放箭。”换句话说，如果他是一个认真尽责的弓箭手，那么在箭离弦那一刻前他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箭会击中目标吗？很显然，这可不是他能控制的。
毕竟忽然吹来的一阵风就能改变箭的方向，致使它完全偏离目标。或者其他东西，比如经过的一辆马车，也可能突如其来挡在弓箭手和目标中间。最后，目标本身（尤其当目标是敌方士兵时）也会移动来躲避飞来的武器。所以西塞罗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射中目标一事可以选择，但不可希求。”这样一个看似含糊的论述，它的含义现在应该很清晰明朗了：斯多葛式弓箭手决定尝试射中目标，并尽其所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也能够平静地接受可能出现的消极后果，因为结果永远不会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其他变量会介入——我们决定做任何事，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意识到爱比克泰德教会我的道理能够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作用。例如，试想一下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控制”程度。从儿时起，我就一直在同自己的体重做斗争。我小时候挺胖的，你可以想象，我常常在学校里被人欺负。后来十几岁时我就变得很没有安全感，在人际交往方面尤其如此，和女孩子相处就更别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情况逐渐好转，但是体重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并且还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在这点上斯多葛派的观点给了我很大帮助。首先，我无法控制我的基因（这是我父亲的精子与我母亲的卵子之间一次偶遇的结果），也无法控制与之同样重要的早期成长环境。小时候我跟我祖父母一起生活，他们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一顿吃多少，一天吃几顿，都是他们说了算。作为一名专攻先天与后天研究的生物学家，我认为我们的习惯是在基因和婴儿、儿童期成长环境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对这种早期影响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的理由。长大成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能够对自己的生活（包括选择吃什么、吃多少、去不去锻炼、锻炼强度多大等等）更好地加以控制。因此，虽然可能错过了最佳时期，但我依然决定适当锻炼，以保持肌肉的张力与有氧代谢能力，而且坚持了至少十五年。几乎在同一时期，我开始读营养学的入门书，留心观察食品标签，平时也注意食品营养，适量饮食。在生活中，我可能比预想中的更加频繁地践行了上面的习惯，很明显，这些习惯给我的结果是积极的——我更健康了，看起来也更精神了，而这一切反过来又让我的心理更健康了。但我仍然没有，也永远不会拥有那种修长、结实的身材，这种条件有的人天生就有，有的人则可以通过艰苦努力（当然也是在他们的基因和早期成长的推动下）塑造出来。这个曾让我备受困扰、深感挫败的问题，如今已经没了踪影。我已经把斯多葛派的态度融会贯通：我能够控制一些事情（吃什么、去不去锻炼），但是对有些事情（基因、早年经历和其他一些外部因素，例如锻炼效果）却无能为力。所以对于最终结果（我现在的身体以及健康程度）我能做到心平气和地接受；正如西塞罗所说，这是一个“可以选择却不可希求的结果”。无论结果如何，我已经拼尽全力——这一认识足以让我满意。
斯多葛式的控制二分法作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假设你在工作中有了晋升的机会，考虑到你在公司工作多年，业绩有目共睹，和同事、老板都相处融洽，你觉得自己升职合情合理。假设你明天会得知结果，用斯多葛派的思维方式能让你睡个好觉。然后明早无论结果如何，你都能以一种胸有成竹而不是听之任之的态度面对。但你的这份自信，并非来自结果——结果依然是你无法控制的，它取决于无数的变量，包括你公司的内部政策，老板是否欣赏你，你与同事之间的竞争是否激烈……这些都不是你自信的来源，你的自信在于——你知道自己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而这些事，也只有这些事，正在你的掌控之中。世界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会围着你转；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公司的股东、你的客户，还有其他的因素都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你为何要期望他们对你言听计从呢？
或者假设你是一位家长，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尽管她的童年快乐无忧，并且你觉得她和你很亲密，但她有一天突然开始叛逆，处处跟你作对。你通常的反应可能是懊悔，觉得自己在女儿小时候没有做到面面俱到，尽管你也想不出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此外，你还会因为控制不了局面而感到无能为力；你也会感到沮丧，因为你那原本快乐的孩子不再搭理你，甚至好像有点（至少暂时）看不起你。爱比克泰德告诫我们，懊悔是在浪费感情。过去在我们的掌控之外，无法改变。我们可以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但是我们唯一能改变的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正确的态度是：认识到自己已经尽心竭力地养育了女儿，并为此感到欣慰——事实上，你现在仍然在竭尽全力帮助她度过人生中这一困难时期。不论你能否成功，冷静地接受最后的结果才是最佳选择。
要知道，我并不是在建议你逆来顺受。斯多葛派学说经常被误解为一种消极的哲学，但是逆来顺受不仅仅和斯多葛派学说背道而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和斯多葛派实践也南辕北辙。我们所知道的斯多葛派信徒有教师、政治家、将军、皇帝等，这些人都不会听天由命、随波逐流。相反，他们博学睿智，能够区分自己所能控制的内在目标和自己能够影响但无法控制的外在结果。正如“安宁祷文”中所说的：意识到这种差异，正是一个人成熟而睿智的标志。
每当我身处困境，总会想起斯多葛学派另一个有关心灵平静的故事，这个故事很有名。幸运的是，我遇到的困难和故事主人公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帕格尼斯·阿格里皮纳斯（Paconius Agrippinus）是公元1世纪的斯多葛派信徒，他的父亲因涉嫌叛国被皇帝提比略处死。公元67年，阿格里皮纳斯遭到另一位皇帝尼禄同样的（可能也是不公正的）指控。爱比克泰德叙述了当时发生的事：“他听到消息：‘你的审判正在元老院进行！’‘希望有个好结果，但已经五点钟了’——这一向是他去锻炼然后洗冷水澡的时候——‘我们去锻炼吧。’他锻炼完毕，他们过来告诉他：‘你被定罪判刑了。’‘流放还是死刑？’他问。‘流放。’‘我的财产呢？’‘没有被没收。’‘那我们一起去阿里恰吃晚饭吧。’”阿格里皮纳斯的反应可能听起来很自负，就像在好莱坞电影里面镇定自若的英雄会说的台词——也许还是加里·格兰特或者哈里森·福特扮演的英雄——并不像现实里的人会说的话。然而，这正是斯多葛派学说的力量。我们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无法控制行为导致的结果，更别说控制别人的行为了——将这种基本真理内化于心，记住我们已经在当前情况下竭尽全力，因此能够平静地接受任何结果。
顺带一提，阿格里皮纳斯的一个朋友，一位元老（也是斯多葛派信徒）特拉塞亚·帕埃图斯，也被尼禄的爪牙指控，他就没这么幸运了。用罗马人委婉的说法，他被判处“自由选择一种方式死亡”（liberum mortis arbitrium），即勒令自杀。听到判决后，他平静地向和他一起吃饭的众人告辞，起身回到卧室，并邀请带来皇帝命令的执行官，在他的见证下割脉。随后特拉塞亚就和自己的朋友德米特里厄斯——犬儒主义对立学派的一位哲学家——讨论灵魂的本质，然后等待死亡降临。
阿格里皮纳斯和特拉塞亚显然异于常人，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并没有活在反复无常的暴君统治下——尽管如此，但很不幸，在尼禄死后两千年的今天，这样的领袖依然大有人在。然而，搞懂控制二分法的基本理念及其含义才是紧要之事。如果我们认真思考这一概念，就会发现不论大事小事，大多数事情其实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这一认知同时也得到了佛教和其他哲学派别、宗教传统的赞同，而由此推出的结果便是我们不论对物还是对人都不能太执着。这个想法不容易理解，从而导致人们对斯多葛派学说产生了另一种误解。爱比克泰德相当直白地对我解释道（我后来意识到他是为了一下子镇住我，好让我的头脑稍微开阔一些，来接受和那个观点格格不入的概念）：
那么应当如何好好训练这个能力呢？首先，最本质、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如果你执着于某物——不是那种带不走的东西，而是像水壶或者水晶杯之类的东西，你应当记住它的本质，这样就算它破碎了，你也不会因此烦心。对人也应该如此：假设你亲吻自己的孩子或兄弟朋友，必须提醒自己你爱的是凡人，你所爱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的；你所拥有的只有片刻光阴，既无法永存，也无法永不分离。反倒像是无花果或葡萄，一年中只成熟一季，如果你在冬天渴求这些水果，那你就在痴心妄想。所以同样地，如果你在并不拥有儿子或是朋友的时候渴望他们，无异于在冬天渴求无花果。
暂停一下，再重读一遍上面那段话。和多数人一样，我相信当爱比克泰德谈论水壶和水晶杯的时候，你们会赞同他关于执着的说法——当然，没有必要执着于身外之物（虽然许多人的确放不下这些东西）。毕竟，它只是个杯子（或一部苹果手机），就算它是一个昂贵的杯子（苹果手机可没有便宜的），碎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当这位哲学家将话题转到我们的孩子、兄弟或朋友身上时，很多人就会方寸大乱了。你可能会说，蛊惑人们不去关心他们所爱的人是多么残忍啊！一个人要多么反社会才会拿我兄弟和无花果做比较，不管把他比作当季的无花果还是过季的无花果都难以让人接受。
可是仔细琢磨过后，我发现爱比克泰德不是在劝我们别去关心所爱之人，而是在阐明一个事实，尽管这个事实可能会让人难以接受。斯多葛学派产生和兴起的时代政局动荡，人们的生活可能在转瞬间天翻地覆，无论老少，人人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即使生活年代比爱比克泰德晚一个世纪，深深受其影响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也有着自己的不幸，尽管他已经是整个罗马权力最大的人了。他膝下有十三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在他死后依然健在。这个家庭拥有极为优越的物质享受，食物是最好的，医疗条件也是当时最好的（马可的私人医生盖伦是当时的大名医）。
更确切地说，我们之前就知道爱比克泰德收养了友人之子，使其免于夭折。由此可知，即使是对那些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这位哲学家也不失同情和关怀。而爱比克泰德教会我的就是鼓起勇气，直面生活的现实。这种现实包括“人皆有一死”这个事实，如果要说谁属于谁，那我们都不属于彼此。理解这一点，并非仅用来让自己可以安然面对爱人逝去或挚友离国（放逐在当时很常见，就相当于现在出于经济原因搬迁或因为暴力和动乱逃难）。这样的现实同时也警醒我们趁还有机会，应尽情享受同伴的陪伴和关爱，尽量不要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因为可以肯定将来某天我们和他们都将和彼此告别，而欣赏他们唯一对的“季节”也将一去不返。我们永远活在“当下”（hic et nunc）。
命运使然，上面谈到的现实及其真谛，在2016年夏天毫无预兆地展示在了我面前。当时，我不顾家人的担忧，去伊斯坦布尔待了三天，我的家人对我说就在我到达的几天前，那个城市发生了一起骇人的恐怖袭击。但我认为——正如后来的结果表明确实如此——连续发生两起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不大，尤其在恐怖袭击之后，肯定会提高安保级别，所以这样的风险是我可以接受的。然而，我没考虑到可能发生政治动荡。
一天晚上，我正和几位好友在伊斯坦布尔历史街区一家极好的克里特餐厅用餐，当时很晚了，只有几张桌边还坐着人，这时我注意到我们的邻桌，所有人都盯着手机。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我又一次目睹了现代科技带给人们的危害：人们宁可刷Facebook，也不愿意和一起吃饭的同伴聊天。但马上我就认识到我应该排除对第一印象的认同（斯多葛派的说法），因为这些食客表现得太过专注，忧心忡忡，以至于我的猜想难以成立。事实上，当时外面正在发生一起政变，他们则在关注相关报道。而我们在桌上对这件事的反应十分冷静，我们酒足饭饱，谈天说地。我的土耳其朋友把这件事和他们国家历史上类似的事件联系了起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得立刻决定去哪儿。有传言说所有桥梁都被军方封锁了；若真如此，我们就没法回到伊斯坦布尔中部的旅馆了。而结果是，只有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方连接亚欧大陆的两座桥遭到封锁。打不到出租车，我们只能小心地步行。当走到桥边时，我们看见警车封锁了几条街，有些人好奇地在旁边看热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消息是，社交网站没有被封锁（事实上也从未被封锁过），所以我们暂时可以跟家人报个平安。
事实上，局势平静得有些出奇——人们抽着烟在桥上钓鱼，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带着些许困惑，我们回到旅馆上床睡觉。接下来几个小时里，我们听到直升机、战斗机在头顶飞过，随后传来两声巨响，后来我们才知道爆炸发生在塔克西姆广场附近。但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一如平常，街上行人往来（尽管人比平时要少些），咖啡馆照常营业（尽管许多博物馆都闭馆了）。机场暂时还没有开，所以我们尽可能低调，在附近散散步，看看书，并多多注意新闻，后来有人跟我们说我们的航班虽然改期，但按计划依然会起飞。我们可以在零点左右到机场，先飞去巴黎，再转机去纽约。
接下来，就变得有点麻烦了。我们坐出租车去机场时，有上百人堵塞了道路，尽管政变在首都安卡拉和一些小城市导致了数千人伤亡，人们依然在庆祝政变失败。一般而言，被疯狂的人群堵在路上绝不是什么好事，尤其在双方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更是危险万分。而我们当时的情况更糟，因为围着我们的是一帮看到街上的鲜血而变得无比亢奋的青年。换作是你，肯定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司机由于堵车而气急败坏地对另一个司机嚷嚷。尽管危机四伏，我们最终还是抵达了候机大厅，安全登机前往欧洲，接着飞去美国。
对于斯多葛学派的学生来说，第一，这段经历特别强调了本章的基本原则——我们掌控之内的事情少之又少。我每天对自己重复着这一原则，试着时刻牢记在心，但是再没有什么能像突然颠覆社会秩序这种事如此强力地证明这个观点。第二，我和同伴们在伊斯坦布尔的24小时里表现得十分沉着冷静，这让我很讶异。的确，我们从未真正遇到具体的危险，但形势扑朔迷离，特别是当听到爆炸声和军用飞机在头顶飞过时，心中难免会有些焦虑。第三，出租车驶过机场高喊的人群时，我意识到在情感上操控别人，玩弄人们的恐惧和愤怒是多么容易。因此，我更加认同斯多葛派的一个观点——永远不该认同这类情感，要时刻反省这些情感，以获得更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尝试理性地分析事情发展的原因，以及此事会让整个国家何去何从。在伊斯坦布尔，我践行了斯多葛派思想，在非常事态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还强化了一个观点，让别人也能从中获益——即使他们并未身处事件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