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死不可，是吧？如果让我现在死，那我马上就去死。如果让我待会儿再死，那我先去吃饭了，因为饭点到了。吃完饭，时间一到，我自然会去死。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1：1
古代斯多葛派非常关注死亡。其实，“关注”这个词在这里恰恰用错了，他们是意识到了“死亡本身”以及人类对死亡的重视，而他们对于死亡的观点又很不一样，而且鼓舞人心。
我必须承认，我与爱比克泰德就这个话题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长谈——对于死亡的思考曾深深困扰着我。的确，曾经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思考死亡，有时一天还不止一次。若你因此觉得我是一个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人，那你错怪我了，正相反，我一直对生活秉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无论命运女神赐予我什么，我都用心享受并尽力做到最好（她给了我许多东西，对此我心存感激）。此外，作为一名生物学家，我深知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由我们的祖先在亿万年前选择的演化道路所致。（例如，如果我们是细菌，我们就不会死于年迈，而只会死于变故；同样，我们也不能发展人生哲学。）尽管如此，想到有一天我的意识终将不复存在，还是会让我心烦意乱。而自从我第一次读到本章开头爱比克泰德的这段话，一切便有了变化。当时我不禁大笑出声，心想，竟然能如此轻松地看待这件对多数人来说可怕至极的事，真是难以置信。
爱比克泰德跟我解释了我的烦恼之源：“1阿斯（阿斯：古罗马重量单位，1阿斯约合373克 ）的小麦为何会从地里长出来呢？难道不是为了在阳光下成熟吗？因为麦粒并非天生就和植株分离，成熟难道不是为了收割吗？如果小麦也有情感，它是否应该祈祷不要被收割呢，但祈祷永远不会被收割，对小麦来说是一种诅咒。同样，如果祈求一个人不要死去，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诅咒，就像祈求小麦不要成熟，不要被收割一样。人类的命运就是要被收割，我们也意识到这个事实：因为我们命定如此，所以我们感到气愤；因为我们既不了解自己，也不像驯马师研究与马有关的事一样研究与我们人类有关的事。”
这段话很有趣，爱比克泰德提出了三个相关联的观点。
第一，我们与其他生物一样：正如玉米穗注定会在阳光下成熟，我们也注定会面临“收割”。相较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斯多葛派比较倾向于从字面上看待“命运”，因为他们相信某种宇宙的意志。但即使从完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我们也仅仅是一颗宜居行星上数以百万计的物种中的一员，而在宇宙中这类行星可能有数十亿颗。
他讲的第二点至关重要：我们之所以会对将来要死这一事实忧心如焚，也许是因为我们拥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能力，这是玉米和其他大多数物种所不具备的。当然，知道某件事并不能改变它的本质——只能改变我们对它的看法。所以，这条思路又回到了斯多葛学派控制二分法的基本思想：死亡本身并不受我们的控制（它不以这种方式发生，就会以那种方式发生），但如何看待死亡，肯定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因此，这也是我们可以努力且需要努力的方面。
第二点又引出了第三点：首先，将研究人类事务和研究马相提并论。爱比克泰德提醒我们，倘若我们害怕死亡，那是出于无知：如果我们能够像驯马师了解马一样对人类自身状况做到进一步了解或真正意义上的理解，那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将有所不同。
尽管跟我讲了那么多，爱比克泰德发现我依然没有完全信服，就像所有好老师在碰到一个抓不住重点的好学生时会做的那样，爱比克泰德改变了策略，对我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人类的罪恶、悭吝、懦弱的根源并非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面对这种恐惧，我要你训练自己，动用你全部的理性、所受的教育和训练来对抗这种恐惧；接着你会明白，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由。”其他斯多葛派学者（如塞涅卡），还有后来受到斯多葛派影响的蒙田等人都接受了这个观点——如果说哲学对我们有好处，那这种好处就在于它给我们展示了应该如何尽力过好生活，以及应该如何接受不必畏惧死亡这一事实，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所处的状态。即使是斯多葛派的劲敌——伊壁鸠鲁派也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正如他们的创始人伊壁鸠鲁在《致美诺西斯》中所写的：“因此，死亡作为所有罪恶中最可怖的一种，对我们来说无足轻重。你们要知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并没有来，当死亡来时，我们已告别人世。”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死亡，而是死亡的过程，因此我问爱比克泰德，如果我生病了怎么办？“那就好好忍受病痛。”当然，但谁来照料我呢？“神，还有你的朋友。”但我就要躺在硬邦邦的病床上了。“但你可以表现得像个男人。”我没有像样的房子住。“就算你有，你也会生病的。”他确实是一位严厉的老师，对吧？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完全符合斯多葛派学说的理论框架，对吧？人会生病是事实，而且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还会被某种疾病夺去性命。如果我们身边还有朋友、亲人陪伴，我们就应该庆幸，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活得足够体面，能与其他人维持着某种关系。我们身边的人，不能治愈我们的疾病或救我们一命，但他们可以陪我们一程，在我们抵达鬼门关前安慰我们。当然，我们人生之旅最好在一间像样的房子里，在一张柔软的床上结束，但是说实话，与那件将要发生的、值得我们全情投入的事相比，这些都只是鸡毛蒜皮。
我继续说道：“所以，死亡将不可避免地降临。”“你说‘死亡’是什么意思？”爱比克泰德纠正我，“不要粉饰它，你应该陈述事实。那是你的物质部分回归基本元素之时。那有什么可怕的？这件事对于宇宙而言，有什么损失吗？这件事很奇怪、很荒谬吗？”爱比克泰德又一次用令人心安的语调平静地推理着；又一次让人从更广的视角看待事物，而不是仅仅关注自己。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是我小时候的科学偶像，他让我们去反思这一事实：其实我们都是粒粒星尘——构成我们的化学元素，是由一颗超新星在太阳系附近的某处爆炸后形成的，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这些物质变成了组成我们身体的分子。这个想法奇妙无比，令人赞叹。与之相对，爱比克泰德说：“我们将再次回到尘埃，将组成我们身体的化学元素进行回收，允许新的生命在宇宙的变化中接替我们。不管宇宙变化是否有意义或者宇宙是否自在永存都无关紧要。无论怎样，我们来自宇宙尘埃，也将归于宇宙尘埃。总之，这一点让我们尤其感激自己活着有吃有喝、相亲相爱的时光，虽然从宇宙的角度来看，这段时间转瞬即逝。因为这段时间终期于尽而遗憾难过，不仅毫无道理，而且毫无用处。”
然而，有些人完全不信这些。相反，许多技术乐观主义者觉得死亡是一种疾病，可以治愈，于是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这一研究。从广义上来说，他们称自己为“超人类主义者”，其中不少人是白人男性富翁，来自世界顶尖科技公司所在地——硅谷。其中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或许当数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作为一名未来主义者（那些认为自己能够研究和预测未来的人），他目前在谷歌工作，开发了一款能理解自然语言的软件。
库兹韦尔已经取得诸多重要成就，例如开发了第一套全能光学字符识别系统。在本书撰写之时，68岁的他已经力挺了一个观点很久——我们可以通过把意识上传到计算机的方法得到永生，他声称这一方式现今随时都有可能成功。的确我们最好在所谓的“奇点”来临之前掌握这一技术。“奇点”是数学家斯坦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ław Ulam）提出的一个数学概念，用于描述计算机超越人类，独立地（甚至抛下人类）推动技术进步的时刻。
我在这里并不想解释为什么在我看来有关“奇点”的一整套理论从根源上看是误解了智能的本质，也不想解释为什么把人的意识“上传”到计算机这件事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意识既不是什么东西，也不是某种软件。我更感兴趣的是库兹韦尔这种人和他身后那些邪教徒般的追随者行为上的肆无忌惮，他们觉得自己无比重要，可以像神一样超越自然法则，而他们从没想过，他们挥霍掉的大量金钱和精力，原本可以用来解决世界上更多实际而紧迫的问题，也没想过他们一旦成功（假如吧），将对伦理和环境造成多大的灾难。究竟谁才能顺利运用这种新技术？花费的代价又是多少呢？假如我们做到了肉身不死（超人类主义者的另一个期望），那我们还会继续生育后代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如今已经满目疮痍的地球怎样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自然资源的渴求？怎样处理源源不断的生产废物呢？哎呀，我们要向地球外扩张！要去其他星球殖民！尽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银河系的什么地方宜居，也不知道宜居的星球怎么过去，不过不用担心啦……随着我对超人类主义思考越来越深入，就愈发觉得希腊人为这种思想专门发明的单词Hubirc[21]是如此恰当。
在我看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不管他们在参加过程中获得了多少特权，像库兹韦尔这样的人只是不愿意离开派对。出于这个原因，我能想象他和爱比克泰德会发生如下对话：“不，我还想继续欢宴。”“没错，那些密教之人[22]也想继续仪式，那些奥林匹亚的人也想继续看新的运动员出场，但庆典已经落幕。以感恩、谦和的心情离开吧，为他人腾出空间来。其他人一定也会应运而生，如你一般，一旦出生就需要空间、住宅、生活必需品。但如果先到的人不离开，那能留给他们的还剩下什么呢？为什么什么都无法让你满足、让你满意？为什么你要挤占世界的空间呢？”这一对话引出了这一章第二个话题，这一话题更为微妙，也引发了斯多葛派很多的思考。在我看来该话题——自杀与我们现代人息息相关。
2016年7月23、24日是一个周末，表演艺术家贝齐·戴维斯举办了一场聚会，30多位亲朋好友齐聚一堂。聚会十分欢乐，人们拉着大提琴，吹着口琴，喝着鸡尾酒，吃着比萨，还欣赏了贝齐最喜欢的电影《现实之舞》（La danza de la realidad）。星期天日落之前，客人陆续告别离去，贝齐在视野开阔的门廊上看了夕阳。不久，在看护人、医生、按摩治疗师和她妹妹的陪同下，贝齐喝下一杯医生开的混合了吗啡、戊巴比妥、水合氯醛的鸡尾酒，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要知道，贝齐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又称渐冻症、葛雷克氏症。她几乎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在41岁时，她不但无法表演，甚至不能自己刷牙或挠痒，更别提站立了。她说话口齿不清，要经过翻译转述。多亏加州最近颁布的准许协助自杀的法案，让她能带着尊严离世。我将她美好而揪心的人生讲给爱比克泰德听。他平静地回答：“一件事若对你无益，门是开着的；若对你有益，那就忍着吧。因为不论遇到什么事，门都是开着的，所以我们不必烦恼。”“敞开的门”是每次他想谈论自杀时对学生用的标准措辞。看我困惑不解，他解释道：“假如有人让屋内烟雾弥漫。如果烟不是很浓，我会留下；如果烟太浓，我会出去。一个人必须牢牢记住，门是开着的。我接到命令，‘不要住在尼科波利斯。’那我不住。‘也不要住雅典。’我放弃了雅典。‘也不要住罗马。’我放弃了罗马。‘住在伊亚罗斯岛。’我于是住在了伊亚罗斯岛；但对我而言伊亚罗斯岛相当于一个烟雾弥漫的房间，所以我，去往一个没人能阻止我去住的地方，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地方。”
在我们更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之前，请允许我插播一个伊亚罗斯岛的历史趣闻，显然爱比克泰德认为在这里你会度过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甚至真的会想要走出那扇“敞开的门”。伊亚罗斯岛是一座希腊小岛，属于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一座，古罗马人将这里用来流放政治犯。其中一个被流放者，不是别人，正是鲁福斯——爱比克泰德的老师，据称他参与了“皮索尼安阴谋案”（该指控应属捏造），被皇帝尼禄流放到了这里。（这也是他第二次被流放。）把人流放到小岛（当然是特别荒的那种岛）上的做法后来被1967——1974年掌控希腊的独裁军政府所用。在这一时期，左翼知识分子充当了斯多葛的角色，他们中有2.2万人被送往那里。不管伊亚罗斯岛的条件多么艰苦，应该说，鲁福斯可能甚至比爱比克泰德还要坚强，因为他没有走出那扇门，而是在岛上等待，直到被召回罗马。
再回到爱比克泰德，在本章开头引用的那段话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点。首先，他明确表示，是否穿过那扇“门”完全取决于你的个人判断，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情况对你来说确实难以忍受，那么你有权离开。其次，重点是这扇“门”必须一直敞开，这样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恰恰因为总有一条后路，我们才能承受住生活中的艰难困苦。正如在斯多葛眼中，死亡本身会给生活带来迫切的意义，自愿离世的可能性，让我们有勇气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选择。最后，要注意离开的“命令”是谁发出的。研究爱比克泰德的学者表示：在这里，他用了一种十分微妙的方式来谈论神的意志，和他之前的话一样，这种表达无论是在宗教典籍还是在大众读物里都是普遍受用的。
回忆起来，爱比克泰德比其他斯多葛信徒更相信天意，即“宇宙的总计划”。然而，该计划并非由某个会回应祈祷或关心个人命运的人格神来制订。爱比克泰德运用另一个类比向我解释了这个概念：“（例如）脚这个东西，我会说保持脚干净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如果我们把脚看成人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割裂来看，那么它行走在污泥中，踩踏在荆棘上，有时为保护整个身体而被锯掉都是合适的；否则它将不能被称为脚。我们必须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自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感受到某种“召唤”——让自己脱离宇宙的总体。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感受这种召唤呢？我们如何解读宇宙的意志呢？当然是运用理性。因此，审时度势，确定自己是否听到了所谓“宇宙的召唤”，完全由我们说了算。换言之，是穿过敞开的门走出去，还是留下再抗争一天，我们自己的判断终将给出答案。
作为实践派哲学家，斯多葛派学者通过反思过去来调整他们做出判断的能力，就像贝齐·戴维斯的故事让我反思疾病和死亡一样。有关斯多葛派信徒自杀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该派的创立者——塞浦路斯的芝诺。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对芝诺之死讲了很多不同版本（当然真相只有一个）。有人说，芝诺晚年时身体虚弱，痛苦不堪，自知不能再贡献社会，选择绝食自尽。这件事可真可假，但相当重要，因为它引入了一种观点：在某种情形下，斯多葛学派信徒可以选择走出那扇敞开的门，因为他们的创始人就有可能这么做过。
关于斯多葛派的传说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但我只列举两个，以拓宽我们探讨话题的视角。一个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小加图，他为了不落入恺撒之手，真的把自己的肠子扯了出来。另一个例子是塞涅卡，他甚至在斯多葛学派内部都饱受争议。考虑到塞涅卡与尼禄政权的关联，他把自己的哲学践行到何等程度，这并不明朗。塞涅卡被后人刻画成多种形象，从伪善的阴谋家到世俗的圣人，不一而足，而他的真实面目可能恰恰就介于两者之间：他是一个有缺点的人（就像他自己文章里反复写的那样），他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竭尽所能。塞涅卡成功地指导了尼禄，有效控制了他统治前五年的损害，虽然最终他还是对这位日益神经错乱的皇帝失去了控制。无论如何，正像刚才提到的，他被怀疑参与皮索尼安阴谋案，导致鲁福斯被流放，当然罪名也可能是捏造的。塞涅卡接到尼禄让他自杀的命令，并且依言照做，享年69岁。他本可以抵抗（也许是徒劳），尝试逃跑，或者像某些人那样摇尾乞怜。但是，他选择了一条不失尊严的出路，这是为了他所秉持的正直，也是为了保留一小部分家族财产，留给自己幸存的亲戚。
我列举了芝诺、小加图和塞涅卡的例子，都是以史为鉴，因为他们的故事说明了走出那扇敞开的门的三种不同的原因。芝诺是由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日俱增，此外他还认为自己已经对社会百无一用——贝齐·戴维斯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小加图为了捍卫政治事业，坚守原则，走出敞开的门。塞涅卡为了维护个人尊严和保护幸存者，采取同样的措施。（詹姆斯·斯托克代尔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加入他们的行列。）时至今日，以上部分自杀原因依然在军事、道德、医学领域有争论，因此，斯多葛派对于促进我们发展世界观具有巨大贡献。我们当然把舍生取义之人视作英雄，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允许，或者至少考虑安乐死的形式（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立法者制定并合法化的那种形式），用以帮助那些感觉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的人（早在23个世纪以前，芝诺就是这样的）。当然，这些观点颇具争议，因为政治自杀可以像加图（或斯托克代尔，假设他成功做到的话）那样正义凛然，但也可能会像当今的人肉炸弹那样令人胆寒。此外，以我们自己的方式结束生命在一些人看来是我们被赋予的权利，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在亵渎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
而这样的方式也会存在危险，即有人可能毫无理由地自杀。斯多葛派基本理论绝不能用于诸如精神病患者这样的人群身上，需要的是恢复，而不是结束生命。同样，斯多葛派信徒也绝不认同因琐事而自杀。例如，1774年歌德出版《少年维特的烦恼》之后，许多年轻男性幻想自己是现实版维特，盲目效仿自杀。因此，该书在许多地方被禁。1974年，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创造了“维特效应”一词，用来指代所谓“自杀传染”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通常是由名人自杀、小说中的自杀情节或其他原因引发。
永远的智者爱比克泰德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明确对我表示轻视自己的生命绝不是斯多葛派作风：“让我来描述一下那些被灌输错误理念之人的精神状态吧。例如，我的一个朋友无缘无故要绝食自尽。当我听说的时候，他已经绝食两天了。我问他发生了什么。‘我意已决。’他说。好吧，但是尽管如此，是什么原因让你如此决定？若你的决定是对的，我们会支持你，帮你离开人世；但如果你的决定有违常理，劝你还是再想想吧。‘人必须遵从自己的决定。’老兄，你在做什么啊？你要遵从你做的正确决定，而不是所有的决定。”爱比克泰德补充道：“好好活着，别有事没事就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