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基本目标并不是抛开轮椅。
——劳伦斯·贝克[18]
斯多葛派学说的目的在于帮助活着的人把生活过到极致，但这又有另一个问题：它是否也能帮助那些为生活所迫的人？不仅指那些陷入艰难处境的人，还有那些永远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的人——例如那些离不开轮椅的人或与精神疾病做斗争的人。答案是大致可以，至少在某些时候可以。哲学绝不是万灵药，我们不该抱有这种想法。
本章，我们将暂别好友爱比克泰德，去结识三位现代斯多葛派信徒，他们将通过自身的故事，向我们讲述哲学如何帮助他们应对脊髓灰质炎、抑郁症、自闭症等疾病的后遗症。我们在前文已经见过，古人在教学时常常会举一些榜样的例子：从苏格拉底到半神英雄赫拉克勒斯，他们有的真实存在，有的则是源于想象。本章我们将遇到的人，都是现代斯多葛派的楷模，每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时，总能从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受到启发，并进行反思。
拉里[19]·贝克是一位退休哲学教授，曾任职于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写过一本现代斯多葛学派思想概论。也正是这本书让我头一次注意到他，后来我在纽约花了几个月同好友格雷·洛佩兹以及其他斯多葛派爱好者一起讨论书里的内容。对于没有哲学背景的人来说，想读懂拉里的书并非易事，而且他的写作风格可以说很不一般。书刚起头，他就将斯多葛派信徒称为“我们”。显然他已经很较真地将斯多葛派思想当作自己的人生哲学了。很快我便发觉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有多较真！我有一位朋友，也是纽约城市大学的同事尼克·帕帕斯，他是一个“老哲学学者”（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古典哲学，不是说他本人很老），一次我偶然发现他之前和拉里共事过，并且两人也是好朋友，所以在他的介绍下我认识了拉里。
拉里之前患过脊髓灰质炎，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饱受后遗症折磨。尼克向我讲述了他这位朋友克服残疾的影响，在教学和学术生涯中大放异彩的英雄事迹。单凭拉里的这一背景，足以让我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他的书以及他对斯多葛派学说的兴趣了。通过拉里，我又了解了他为国际脊髓灰质炎后遗症健康组织所录制的一段视频，他在2006——2009年担任该组织的会长兼主席。我正是通过观看这段视频才完全明白为什么拉里·贝克会成为深得斯多葛派学说精髓的现代榜样。
拉里在十几岁时患上了脊髓灰质炎，当时是1952年，脊髓灰质炎疫苗还未研发成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康复医院度过。起初他四肢瘫痪，需要靠铁肺[20]来呼吸。经过了两年半的康复治疗，他的双腿已逐渐恢复，但是手臂仍处于瘫痪状态。拉里的呼吸系统也受到了脊髓灰质炎的影响，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每况愈下。拉里无法使用膈，所以只能靠颈部的肌肉来呼吸，每当他入睡后他就完全停止了呼吸，直到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至一定量后，他就会被憋醒。他苦笑道：“还真挺不方便的。”因此，在平时睡觉以及休息时拉里都会使用一个便携式呼吸机。在他年迈之后，多年前在康复医院里恢复的身体功能正在逐渐衰退，如今拉里无法进行正常教学，除非是一对一授课。
在视频的开头，拉里讲述了最开始他还可以不依靠轮椅，走路上下楼梯、出入教室。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情况开始变糟，他害怕去上课或参加系部大会（嗯，人人都害怕参加系部大会）。他最初的反应是不跟别人说话，尽量避免走路或爬楼梯。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需要费很大力气去应付的其实只是从办公室走到校园的短短四步路，当时他就坐在办公桌旁虚度时光，为外出和晚上回家忧心忡忡。
他起初觉得自己得了恐惧症，可能还伴有惊恐发作之类的症状。因此他去找专门做康复治疗的精神科医生。这位医生本身双目失明，他能从医学院毕业肯定吃了不少苦。他的办公室在一座老房子内，从停车场出来他先得走上五级不平整的台阶，进入走廊前还有四级台阶，而且一路都没有扶手。这可不是件好事。
拉里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后，医生问他，在那一刻困扰他的是什么，拉里有点不耐烦地回答：“我的烦心事就是待会儿怎么从你这栋楼走出去。”精神科医生平静地拿起电话，打电话给秘书，问大楼背后是否有通往停车场的斜坡，秘书回答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医生问道。
“这件事没问题了。”拉里答道。
之后，医生针对拉里碰到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可能有效的解决方案：“你能换个办公室吗？” “不能。”“学校能为你建一个斜坡吗？” “也许能。”医生告诉拉里自己之前坐地铁去医学院，身为盲人，他很怕地铁站台。“这种恐惧很合理，”他补充道，“所以你看到了吧，我选择了一座没有地铁的城市。”就在那时，拉里开始觉得自己有点蠢。他们学校确实为他造了一条斜坡，还给他配了一辆能用脚控制的轮椅。这件事很好地验证了理论之外、实践之中的斯多葛派学说。
拉里经过反思后认识到：这种事情在自己的一辈子里没少发生过，但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他们是否残疾。这促使他提出了一些建议来帮助人们建立一种关于生活的个人哲学，无论这些人是否残疾。
第一，拉里意识到了主动力的重要性。对他来说，感觉自己不是病人，而是在世上具有主动权，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然而，他必须完成一些艰巨的任务——例如，首先要做一个能够主动影响世界的人。我们的生命从没有自理能力的婴儿（他称为“入门级人类”）开始，当时的我们都算是“病人”，完全依赖于他人。慢慢地，在摸爬滚打中，我们学习如何去主动影响世界。当我们长大成人，掌控自我人生，索取并获得了自己的主动力（所有这些，都与我们现在熟悉的斯多葛派道德发展学说完全符合）。对拉里来说，最具毁灭性的残疾，使我们的主动力被严重限制或完全剥夺。然而，他说，即使脊髓灰质炎使你完全瘫痪，瘫痪本身也不会永久剥夺你的主动力，只不过你可能要像他那样，缓慢而艰难地把它重新夺回来。事实上，他将应对残疾这件事，看作重新夺回主动力的过程。拉里指出，在你重新获得主动力后，你的地位和其他人一样，你必须成为主动影响世界的优秀的人。他说，这需要将下列因素组织起来：价值观、偏好、目标、思考、决定、行动。如果这些要素不连贯、不完整或较弱，那么无论你身体状况如何，你都会陷入瘫痪。如果你为了尝试多种选择，而没有全心投入去做一件事，那你也会因为优柔寡断而陷入“瘫痪”。现代认知科学表明，面对餐厅菜单上太多的选择，或看到4S店里停放着大量的新车，都不是什么好的体验。更复杂的是，世界本身也在变，这要求我们不断对目标、决定、行动进行调整。换句话说，我们要学习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保持主动力。就像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的技能，不同的是我们无法奢侈地先在模拟飞行器上演练学习。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必须通过“空中实战”来学习，而不是在安全的环境中通过模拟学习。还有一件更让人紧张的事：我们驾驶的这架飞机上，通常会有我们十分在乎的人！
第二，我们要关注的是人的健全能力，而非残疾。拉里已经学会忽视他的残疾，或者至少把它看成不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这就需要掌握一些其他的技能，比如心无旁骛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力上。对于每个人来说，重点应该放在我们能做到的事情上，而非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上。与其说“我做不到”，不如说“我是否能换个方法来做”。
我们还需要实践苏格拉底布置的任务：“认识你自己。”认识我们的生理与心理能力——包括认识我们的极限。对自己的能力抱着无知（甚至自欺欺人）的态度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对自己所能做到的事保持最新的、最准确的认识。这不仅取决于我们的能力，也依赖于不同时期我们所处的特定（和可变的）物质环境及社会环境。拉里还建议我们训练自己去察觉自身能力和行为之间何时会失调。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所谓的内部警报系统，它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放弃隐忍，开始（或重新）由自己做主。拉里从经验中学到，认识自我十分困难，不仅需要很多实践，也需要客观看问题的能力。
第三，我们要制订人生规划。为此，我们必须总览人生，制订计划，得出“将一切都列入考量”（哲学家都喜欢这么说）的结论。这不是让你早早地找出自己一辈子想做的事，然后按部就班地实施计划，这种模式的计划十分幼稚。相反，拉里建议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思考什么事对我们至关重要和做这些事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并根据我们的能力和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正生活计划。我们的这份动态计划，应该前后连贯、志存高远、切实可行、可以修订，最好还能带来生活满意度的普遍提高。在他自己的例子中，拉里承认，由于他没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把事情看清楚，他选择排斥自己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如果他当时能从一个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他会对自己说“害怕爬很长的楼梯也许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我们应当尽力做到内心和谐，即不断做出努力，协调我们的（动态）生活计划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要协调精神体验和理性体验，协调欲望和需求，协调理智和行为。“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更想过和谐的生活，而不是成为传记作家、记者或狗仔队笔下的一则趣闻。”拉里睿智地说。
最后，拉里提醒我们：要当心难以逾越的“高墙”。我们碰壁的时候，得知道它的存在，最好能在狠狠碰壁之前就看到迎面而来的这堵墙。根据拉里的说法，诀窍在于知道何时退出：早一分钟也不行，晚一分钟也不行。避开那堵墙不仅需要我们在一生中不断了解自己的能力，还需要我们确定挡在自己面前的确实是堵墙，还是看起来像堵墙。“如果它只是一个幻象，那么你就可以通过它；如果不是，那你就得想方设法规避它，或者彻底改变前进的方向。”他补充道，问题是我们似乎很难分辨哪些高墙值得担心，哪些应该试着拆除。拉里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回溯本源。首先，他会寻找自己的基本人生目标，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对结婚46年的妻子以及他俩共同生活目标的义务，对完成他职业目标的义务，对为所有人创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物质丰富、友好的社会环境所承担的义务。只有当这些义务岌岌可危，遇到一堵真正的高墙并且狠狠碰壁之后，才会愿意停止。
在拉里看来，不从残疾人通道上走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不依靠轮椅做事并不能算基本的人生目标。”拉里的话已无须我赘言。我对于他这样一个严肃的学者，坚定的斯多葛信徒，一个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将自己的哲学理念付诸实践的人，打从心底怀着敬畏之情。当下次我自以为碰壁的时候，会试着体味拉里的话，我面前的高墙很可能只是我自以为是想象出来的幻觉。正如爱比克泰德的那句名言：“一忍再忍。”
运用自己的哲学处理困境的第二位现代斯多葛信徒，是安德鲁·奥弗比，而他对抗的是抑郁症。和拉里的情况不同，我直到现在还没见过安德鲁本人。我并没有主动去认识他，而是和他通过博客和社交网络有来有往地聊起来的。当然，读者应当谨记，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绝对不是站在个人经验的角度来说的：到目前为止，我的命比较好，并没有经历过上面提到的艰难处境。但是，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仅可以面对面交谈，而且可以借用文字的力量交流思想和情感。虽然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对方的切身感受，但我们确实可以获得足够的理解而产生同理心。
安德鲁从他的角度描述了他这种情况下斯多葛派学说能做些什么。再次强调，这一描述并非来自我这种从未经历过抑郁症，只能给那些处境艰难的人提供理论建议的人。相反，安德鲁的例子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何为实践哲学——独自努力研究、甄别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和拉里的看法一样，安德鲁绝不认为斯多葛派哲学能以某种神奇的方式治好抑郁症。然而他确实发现，实践斯多葛派学说对自己大有益处。
首先，他说罹患抑郁症的人都有一个大问题：总会持续关注自己和自身心理状态。而斯多葛派训练人们做的事，就是关注他们自己的反应，并且带着批判的态度去思考自己是如何感知世界、诠释世界的。
安德鲁写到了自己如何邂逅斯多葛派学说，他那时才24岁，当时的他备受抑郁症折磨。他之所以会患上这种病，部分原因正是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期望在一边，他自己的人生和面对的现实世界在另一边，两者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这种意识似乎像是对生活的重新评估，也像是一种让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执着的尝试。安德鲁开始读有关斯多葛派的书，因为他听说该派学说和佛法有很多相似之处；此外还由于他在参观阿肯色州的克林顿图书馆时，发现克林顿总统高度评价了马可·奥勒留——那位一向信奉斯多葛派的哲学家皇帝。（在比尔·克林顿的生活和政治生涯中，他表现得像不像一个斯多葛？我将这个话题开放供大家讨论。）安德鲁对此十分好奇。此外，斯多葛派学说的一个目标是实现安宁（在罗马时期尤其如此），这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有益的，对深受抑郁症折磨的人尤其受用。斯多葛派试图通过培养积极情绪，关注并摒除消极情绪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会在后面仔细研究一下这些技巧。）吸引安德鲁的，还有斯多葛派团结他人的精神，拒绝身外之物的执着（而身外之物恰好塑造了这个消费过度的社会），以及强调对他人负责和对逆境泰然处之的态度。
通过了解斯多葛派学说，安德鲁学到了将抑郁转化为优势。他解释道：“抑郁的人自我意识都很强。确实，他们的自我意识太强，而且过于消极，所以经常因为和自己的理想稍有不符，就看不起自己。即便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世界充满缺陷，还特别浪费人力资本，也会担心自己不够完美而情绪低落。抑郁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对过去的失败纠缠不休，不断回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所处的环境，更有甚者，彻底丧失自信。这种思维方式与我们当下还不错的结果是对立的——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它会造成当下的失败，并恶性循环，周而复始，难以断绝。一次失败会导致下一次失败，而下一次失败又会导致更多次失败。”
安德鲁一旦意识到消极思维和抑郁症之间的联系，立马回想爱比克泰德的控制二分法。我们能控制的事包括我们自身的决定和行动；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包括我们身处的环境、他人的想法和行为。当然，不是说一个人抑郁了，读一读《论说集》或《手册》里类似的内容，就能“哗”的一下子什么事都解决了。但是，安德鲁依然不断阅读，不断反思。的确，斯多葛派教导我们，如果要改变自身行为或内心感受，必须经过多次刻意的重复才能达成——许多现代心理疗法已经证实，这是治疗抑郁症等疾病的有效方法。
安德鲁发现斯多葛派学说还有一个特别有益的地方：他们强调把逆境当作生活的训练场。在比尔·克林顿极力推崇的《沉思录》里，马可·奥勒留对这一观点的阐述或许已经无与伦比了：“面对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攻击，需要严阵以待，就这点而言，生活的艺术与其说像舞者的舞蹈，不如说像摔跤手的搏击。”在一场生活的摔跤比赛中，斯多葛派勇对逆境，把生活看作摔跤场上的对手，这个对手的目的不是（一定要）击败我们，而是让我们保持警觉；斯多葛派渴望与敌手对峙，因为这是自我提升的途径。正如现代斯多葛派学者比尔·欧文所说：“我在实践斯多葛派学说过程中最有趣的自我提升，就是我从一个惧怕侮辱的人摇身一变，成了侮辱鉴赏家。一方面，我会搜集侮辱——遭到侮辱时，我对其进行分析、归类。另一方面，我盼望着被侮辱，因为它给我机会，让我打好‘侮辱比赛’。我知道这听上去有点儿怪，但是实践斯多葛派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会寻找机会把斯多葛派的方法付诸行动。”没错，是挺怪的，但我可以证明，那种获得解放和力量的感觉是真的，安德鲁也一样。
安德鲁的亲身体验，还强调了斯多葛派实践里另外两点对抑郁者有帮助的地方，其中一个乍听起来会让人觉得有点反常。第一个方面，就是爱比克泰德坚称我们应该审视“第一印象”——我们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的第一反应，而且要明白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事和我们的印象是有出入的。想想欧文的“侮辱比赛”：人们所说的不过是他们的观点，可能有理有据，也可能含血喷人。无论说话者的态度如何，要不要将他们的言论理解为侮辱，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有人叫我胖子，我小时候的确没少被人这么叫过。那么，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会怎样？我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的确胖过。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觉得别人冒犯了我呢？别人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难道也能算侮辱吗？反过来说，假如他们说的不是真的，又能怎样？那个想侮辱我的人很幼稚而且不懂事。这样的话，又怎么能伤到我呢？相反，他才是这场冲突里的失败者。爱比克泰德用善意质询的方式对我说了下面这段话：“站在石头旁边骂石头，效果如何？如果一个人面对诋毁，像岩石一样岿然不动，那诋毁他的人又能得到什么呢？……‘我对你做了坏事。’希望对我做坏事能对你有所帮助吧。”
安德鲁说的第二个很有用的方面——有些出人意料——就是现代斯多葛派所说的“想象消极的事”。作为又一种被现代认知行为疗法和其他心理疗法采用的基本思想，它要求人们经常关注可能会发生的糟糕情况，还有不断提醒自己事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糟，因为你拥有解决它们的内在力量。想象消极的事的练习，就是古罗马人所说的“坏事预演”（premeditatio malorum），比如把注意力放在被人超车这种小事上，或者关注爱人死去甚至自己死去这种大事上。
眼下的问题是，除了抑郁症患者，什么人会故意去想象最坏的情况呢？一方面，有研究实证表明这确实有效：想象消极的事，能让我们减少对其的恐惧，并在危机（假设有）到来之前做好应对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每当坏事最后没有来临，我们在晴日悠闲地驾车兜风，或享受与爱人相伴之乐时（因为他们还活着，活得很好），会油然生出一种全新的感激。
至于第三位现代斯多葛信徒，我甚至都不知道此人的姓名，我读到的文章是匿名的。而且我肯定无法理解她（简单起见，我假定这是一位女性）正在经历的事情。在写这篇文章的十年前，她被确诊为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意识到自己的学术梦想就此终结，她患上了抑郁症——不是因为这是她从事历史学家或相关工作的外在障碍（虽然这些障碍也十分难以克服），而是因为她内心的障碍：她根本无法应对现代学术界的社会环境。确实，她的生活被害怕失败和缺乏自信所占据，最终，她进了精神病院。她出院后，重新发现了斯多葛派学说。她小时候看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一本青少年哲学畅销书）时读到过这个流派。如今她在谷歌搜索“认知行为疗法”寻求帮助，接着发现了一个实践这种疗法的网站，了解到这种疗法可追溯到佛教和斯多葛派学说。
她开始阅读，最后发现与她内心共鸣最大的斯多葛学者正是罗马剧作家、演说家塞涅卡。（我发现现代斯多葛有一个特点，可以当作奇闻异事来讲：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性格，我们基本都会找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古代斯多葛学者，并会被他阐释哲学的独有方式所吸引。而我最爱的斯多葛学者当然是爱比克泰德。）塞涅卡在文章里谈到自我认识，他认为有时候我们自我提升最大的阻碍就是自己：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去哪儿，自己想去的地方，却无法下定决心踏上旅程。这个观点明显引起了这位匿名作者的共鸣：“一些谱系障碍者的问题是知道什么对自己有益。据报道，一些自闭症患者大半辈子都找不到人生目标。”
斯多葛派哲学让这位自闭症作家感同身受的第二个方面，是塞涅卡对于人类存在的社会维度的坚持。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他说道：“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像石拱，如果不相互支撑，就会坍塌。”以一种有效的社交方式同他人建立联系，仍是这位作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但至少，在斯多葛派学说的引导下，她头脑中有了更为明晰的目标。并且，就像她每次寻求帮助时塞涅卡反复对她说的那样：“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步，但我宁愿不成功，也不愿没有信念。”
我上面探讨的三个案例有几个基本的共通点：对于拉里、安德鲁、匿名作者来说，斯多葛派学说引发了他们观念的革命，深刻改变了他们看待生活的方式。重要的是，这正是斯多葛派哲学所要做的事。所有重要的斯多葛派作家，都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反思自己当下的处境，切实地用不同的，更理性、更有同情心的眼光看待事物。不，理性和具有同情心这两项要求绝不矛盾，至少在斯多葛派的眼中绝不矛盾。这种观点的转变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他们的处境。可以预见的是，斯多葛派学说经常被指责为助长了消极接受的风气——即便事实上，我认识的斯多葛多数都是行动派，他们一心要尽自己所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无论如何，应对问题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技能，因此受益的显然不限于坐在轮椅上的人、抗击抑郁症的人，或者患有自闭症的人。应对问题的方式，对我们所有人都很有用，因为我们总会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最后不得不妥协。
最终，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进而理解）事物，以及由应对的能力获得的新力量，将这两者结合有时会为问题的解决开辟前所未见的新道路——正如那位精神科医生对拉里（他后来觉得自己有点蠢）提出的几个明显能解决问题的方案，结果有些非常实用。斯多葛派学说不是什么前沿科技，但即便在本章提到的这些极具挑战性的情况下还能顺利解决问题的哲学，确实值得我们关注，也许还值得我们将它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