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知道好东西的人，就知道如何去爱它们；可是，如果一个人既不能分辨善事恶事，也无法分辨非善非恶之事，那他怎么有能力去爱呢？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2：22
一日，一位悲恸欲绝的父亲前来找爱比克泰德咨询。他的女儿身患重病，他因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状况而悲痛地离家出走。他说道：“我一想到自己可怜的孩子就悲恸欲绝。最近我的女儿病了，据说时日无多，我实在不忍心待在她身边，只能离她而去，等到有人告诉我她病好了我再回去。”
“嗯，你认为这样做对吗？”
“这是人之常情吧，所有父亲，或者说至少大部分身为人父的人都能感同身受。”
斯多葛学派对“顺应自然”做了大量的研究，但“顺应自然”并不是指可以做任何“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比如因为自身所经历的痛苦太多而将自己的孩子托由他人照顾。正因如此，爱比克泰德最终说服了这位心乱如麻的父亲回去照顾女儿。爱比克泰德对他说，他不否认许多父亲都会感同身受，或者说作为父亲有这样的感受十分自然，然而，问题是这样做是否正确。所以他采用了苏格拉底式的经典提问法：“我问你，既然你深深地爱着你的孩子，那么就这样丢下她一人离开是正确的吗？她的母亲不喜欢这个孩子吗？”
“不，她当然喜欢了。”
“那她的母亲是否也应该丢下她不管呢？”
“不，她不应该这么做。”
“那护士呢？她喜欢这个孩子吗？”
“喜欢的。”
“那么她应该丢下这个孩子吗？”
“绝不可能。”
“再请问，这个孩子的医生不喜欢她吗？”
“喜欢的。”
“那么他应该丢下孩子离开吗？最终，因为你们——家长和其他相关人士深爱着她，这个孩子就应该被抛弃，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或是应该死于那些不爱她、不关心她之人的手上，这样做难道就正确吗？”
“这简直天理不容！”
“那告诉我，如果你生病了，你的亲戚和所有其他的人，甚至你妻儿都对你不闻不问，留你孤身一人，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的爱，你乐意吗？”
“我当然不乐意啊！”
“那么你会祈望同你亲近之人以这种方式爱你吗——在你患病时因为太爱你而丢下你不管？或者说，如果只是不想被一个人丢下，那是不是祈望你的敌人来关爱你呢？”
你应该能看出爱比克泰德把问题往哪个方向引了吧。但很多人误解了爱比克泰德，或者说得更广泛一点，误解了斯多葛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没错，他的逻辑让人无可辩驳，但他是不是在说父亲对女儿的爱只是出于义务？这种对待爱和感情的看法难道不是十分刻板，甚至有违人道吗？
对于这件逸闻肤浅的解读，是否反映了爱比克泰德的真实意图呢？可能是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且相差甚远。爱比克泰德的意思是人类的情感需要引导——甚至训练——途径便是对所有激起我们情感状况的因素进行全面评估。不可否认的是，父亲不应为了避免自己痛苦而离开女儿。爱比克泰德精彩地指出了这一点，一方面他将这位父亲与他女儿的其他看护人放在一起——通过比较得出这位父亲的行为很糟糕；另一方面他让这位父亲思考一下，如果他处在女儿所处的情形之下，是否想要自己所爱的人做他现在所做之事。
但这仅把斯多葛派的观点概括了一半：自然而然之事有别于正确之事，我们应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做出判断的过程中，有时需要将“自然而然”推翻，支持“正确”。这一观点源于斯多葛派“视为己有”（Oikeiôsis）的理论，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以希罗克洛斯的扩展（或者更准确来说，收缩）关注圈的形式将这一理论呈现给了大家。该理论认为，我们在生命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本能的行为，其中有些行为相当自私，就像这位父亲对女儿痛苦的“自然”反应一样。然而，一旦我们在童年中期进入理性阶段，我们就开始能反思，并在必要时把自然与善区分开来。但这并不是要我们用“冷血”的理性代替自己的情感。这样是行不通的，如果斯多葛派真的主张这样简单的概念，那他们就真的太不懂人类的心理了，而他们肯定不会如此。
爱比克泰德曾对他的学生说：“尽管我们能写下、读懂这些情感，尽管我们可以在阅读时赞许它们，但它们不会让我们产生信服或与之类似的感受。因此像斯巴达人、家里的狮子、以弗所的狐狸等谚语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在教室里我们是狮子，到了外面的世界我们又成了狐狸！”他的意思是，仅仅认识到事物的真相是不够的，你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养成一种习惯，将理性结论融入本能之中。把实践哲学想象成学开车、踢足球，或者吹萨克斯管。起初，你所要做的便是持续关注自己正在做什么，并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结果你会发现自己表现得很糟糕，不断犯错，人也变得沮丧。但渐渐地，通过不断重复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动作，你会渐渐驾轻就熟，最终习惯成自然：当有人忽然横穿马路时，你会踩刹车；当你的队友突破防守时，你会传球给他；或者，你会按照正确的速度和顺序，用乐器演奏出一连串音符，从而使之成为一段旋律。真正的哲学是一丁点理论加上大量实践：“我们看到木匠通过学习某些东西成为一位木匠，舵手通过学习某些东西成为一名舵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在行为领域，仅仅希望变好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学习某些东西？……因为如今我们并不需要论据——不需要，斯多葛学派的著作中有的是论据。那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那个能运用论据，并通过行动检验论据的人。”
尽管爱比克泰德对实践（正确地）加以重视，古希腊人其实发展出了一套关于“爱”的复杂理论。该理论支持许多对爱的不同概念，其中一些与本章第二主题——友谊有关。通常，学者将agápe，éros，philía和 storgē[23]区分开来。agápe指的是你对配偶子女的那种爱意，后来基督教将其引申为上帝对全人类的爱——正如托马斯·阿奎纳所说，agápe即希望他人好。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什么是éros，那么你可能要三思了。是的，这个词确实带有感官愉悦和性吸引的明显含义，但正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阐释的那样，性爱发展成对人内在美的欣赏，我们由此表达对美本身的爱慕——无论它的具体化身是什么。philía是我们对朋友、家庭、社会展现的那种平静如水、高尚的爱意，因为我们视他们为自身，会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们。最后，storgē这个使用频率很小的词语，具体指的是对你孩子的爱意，但有趣的是，还指对你的国家或是运动队的爱。这种爱人生而有之，和理性与思考无关。不得不承认，单单一个英文单词“love”并不能完全涵盖这些细微差别，这着实可惜，因为我们当然应该将我们对伴侣、孩子、朋友的爱与我们对祖国、上帝的爱区别开来。但不论怎样，斯多葛派将会对此提出问题，该问题正是爱比克泰德向心烦意乱的那位父亲提出的那个：这或许是人之常情，但它是正确的吗？
例如，我们常常被教导，“无论对错”都要热爱我们的国家，或者无论输赢都要热爱我们的运动队。我认为这两种爱都属于storgē，但是一个斯多葛信徒会提出“无论对错”地去爱在两个例子里应该区别对待。事实上，这一名句的出处有二（其中一个衍生自另一个）。我们能够从这两个出处中看出为什么斯多葛派信徒言之有理，即一些种类的爱（至关重要的那些）需要符合正确的事实，而非我们对事情的主观感觉。这句话出自美国海军军官斯蒂芬·德凯特，据说他在1816年某次餐后说了这么一句祝酒辞：“敬祖国！愿她在外交时永远正确，但不论其正确与否，我们都为祖国干杯！”与之相比的衍生版出自美国内政部长卡尔·舒茨，他在1872年2月29日参议院会议时说了这么一句话：“祖国无论对错都是祖国，如果她正确，那就让她保持正确；如果她犯错，就纠正她的错误。”
我认为德凯特的版本更适用于运动队：“罗马队加油！愿她在与其他球队的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无论其胜利与否，我们都为罗马队加油！”无论如何，无伤大雅地忠实于某个球队挺令人感动的，特别是当那个球队快输球的时候，这种忠诚确实令人感动。但是，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对自己的国家盲目效忠极其危险。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舒茨是否读过爱比克泰德的著作，但他的观点和爱比克泰德对故事里心烦意乱的父亲所提出的观点如出一辙：的确，我们对后代或对国家怀有某种天生的爱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称许的。但是既然我们正在分别谈论人类和外交政策，而非运动队，我们就应该用理性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也许会离家出走，因为我无法忍受眼睁睁看着女儿承受痛苦，但是正确选择是站在她身边支持她。我也许会觉得祖国是我身份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对其敬爱有加，但是如果她要做的事对自己或他国有害，那么我有义务直言不讳。如果真的碰到了什么重大的事，不要把感情和理智割裂开来，尤其不能把后者忽视。
因为在希腊-罗马人看来，友谊是一种爱，所以爱比克泰德将友谊与家庭关系做同等对待是很自然的事：
除秉持信仰与荣耀，只给予及索求好的东西之外，哪里还寻得着友谊呢？ “但他一直在关注我，难道他不爱我吗？”你怎么知道，奴隶，他的关注就不同于刷洗靴子，或照料牲畜？你怎么知道自己于他看来，就不同于瓦罐，一旦不能为他所用，便不会遭到抛弃？……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难道不是同父同母所生的吗？他们难道不是一同成长、一同生活、结伴而饮、同榻而眠，常常还亲吻彼此吗？他们这种情谊，若有人见着，无疑会嘲笑哲学家有关友谊的悖论。然而当一小块形似王冠的肉落在他们之间，看看他们说什么：
厄：你在塔楼前方何处扎营？
波：何出此问？
厄：我将前往彼处，将你斩杀。
波：我亦欲取你项上人头。
——欧里庇得斯，《腓尼基的妇女》第62场第1幕
好吧，戏剧大师用了一种充满诗意的表达，此外，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不仅是朋友，而且是手足，但是他的观点表达得很清楚：真正的友谊，就如同真爱，只会在危难之时显现，在顺利之时是寻不着的。
从斯多葛学派的角度而言——友谊，就像任何我们自己道德之外的东西，是一个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例如，在罪犯之间不能有任何类似（斯多葛）友谊的东西，当然前提是“罪犯”并非仅仅指那些违反法律遭受通缉的人（毕竟，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种族隔离制政府的眼中就是罪犯），而是指从事暴力或偷窃等卑劣行径之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不仅因为很难想象一个罪犯道德高尚，而且因为每一次罪犯帮助同伙，比方说，逃脱正义的惩罚，那他就将友谊放在道德之前——这恰恰和斯多葛派对两者排列的优先顺序相反。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爱——我们对亲属和伴侣的爱。世界文学（包括希腊-罗马文学）中不乏这类故事：人们将爱置于一切之上，给他们自己、他人或者无辜的第三方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经常被鼓励去欣赏这些人，因为，毕竟“爱能战胜一切”。然而，“爱能战胜一切”只存在于理想化的童话世界，斯多葛信徒对此只会说这类感情并非真正的友情或爱，因为他们置“友情”和“爱”于个人的品德之上。我们已经接触过美狄亚，（据说出于爱情），为了帮助伊阿宋偷得金羊毛，她叛父杀兄，随后完全失心发疯，杀害自己的孩子以报复不忠的丈夫伊阿宋。根据斯多葛派的说法，不管美狄亚对伊阿宋怀着何种情感，都不算真爱。同样，现代也有许多类似的新闻故事，像美狄亚的古老传说一样可怕，这些故事中的感情亦非真爱。
现在，人们有理由怀疑斯多葛信徒是在咬文嚼字，非要说许多人对友谊或爱情的定义是错的。但是，那样就忽略了一点：斯多葛信徒既能敏锐地观察人类心理（一种描述性的活动），又能深刻思考人类道德（一种规定性的活动）。他们本可轻而易举地按照同行的说法把美狄亚对伊阿宋的感觉描述为“爱”，或把两个黑手党老大说成是“朋友”。但他们会补充道，基于他们对道德的理解，在这些情况下，用这样的描述用词有误。为何一定要这么说呢？因为如果“爱”和“友情”既可以用来描述道德并非第一位的情况，又能用来描述以道德为中心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因为未用语言区分本质相异的情形而陷入迷茫。“不过是咬文嚼字而已”置有时必须把话说清楚的情况于不顾，着实匪夷所思，因为我们互相交流、理解的能力依赖于语义——精确地使用语言。
我来举一个亚里士多德的例子，他肯定不信奉斯多葛派学说。（塞涅卡毋庸置疑是斯多葛，他吸纳了竞争对手伊壁鸠鲁派的思想，认为无论真理出自哪里，都是每个人的财产。我在这里便由他这句话展开说。）亚里士多德可能有点过分沉迷于分类法，例如，斯多葛派将美德分为4种，而他却一股脑抛出12种不同类型的美德，尽管所有类型的美德都只是智慧的不同层面而已。当谈到友情时，亚里士多德尤其重视philía，该词我们提到过，涵盖与我们当今所说的朋友以及亲近的家人之间的关系——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爱比克泰德在讨论友情时提到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两兄弟的故事了。亚里士多德划分了友情的3种类型，我认为这种框架在当今依然实用：功利的友情、愉悦的友情、向善的友情。
功利的友情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基于互惠结识的熟人，比如说，你和你最喜欢的发型师之间的关系。我母亲曾在罗马经营了很多年这样一间小店，从不经意的观察中就可以清楚看出，她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生意上的往来。这些妇女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让我母亲和她的助手给她们设计发型、做美甲等。虽然这项工作是专业性的，但她们也会讨论其他各种事情，从家长里短到国家政治。（然而，我不记得她们谈论过哲学。）这当然没有使我的母亲成为店里那些妇女严格意义上的 “朋友”，但的确让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只在生意上和顾客往来，平时没人认识的人。古人的想法很好：即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实际的互利基础之上，也可能因为利益的枯竭而终止，但我们仍然想要表现得友善并积极地同他人进行社交，因为这是一件正确而愉悦的事情——正确，是因为我们把对待他人本身当作目的，而不只是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康德如是说：愉悦，是因为我们天生是社会人，能在与其他社会人的交谈中获得满足感。
“愉悦的友情”，第二类亚里士多德式philía，很明显是基于（亦是互惠的）愉悦。想一想你的酒肉朋友，或者与你有着相同爱好的人。和功利的友情一样，这种友情也是基于互利，只不过这次的利不是工具性的，而是令人愉悦的。正如功利的友情一样，愉悦的友情无须深厚，尽管在现代英语的使用中，我们很可能在这些情况下使用“朋友”（friend）一词，而非“熟人”（acquaintance）。当然，和功利的友情一样，愉悦的友情也可能随着与之相关的“社交黏合剂”失效而结束——例如，我们对某个特定的爱好失去兴趣，或者在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发现了新酒吧。
第三类亚里士多德式友情远远高于大多数人称呼某人为朋友的最低标准：向善的友情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在这种关系中，两人发现彼此之间有一种无须商业交流或业余爱好等外力支持的吸引力，爱意源于对方本人。亚里士多德针对这种情况说过一句名言：正因为友人关心我们，所以他们成了我们灵魂的镜子，帮助我们成长，从而成为更好的人。这里你又看到了为什么“向善的友情”不仅指现代意义上的友情，也涵盖了与家庭成员或伴侣之间的关系。
再次重申，亚里士多德并非斯多葛派信徒，尽管斯多葛派也曾说过：唯一真正值得被称为友情的是向善的友情。然而，关键在于他们并没有否认另外两种类别的友情的存在及重要性，只不过将其限定在“可取的无关紧要之物”范围内：只要它们不影响你的美德和道德，你就可以拥有并培养它们。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罗马对爱情和友情的分类不仅比我们丰富，而且其定义多少与我们现在不同：他们会把一些在我们眼里泾渭分明的关系联系起来，如我们把“朋友”（一种类型的朋友）、家庭成员（另一种类型的朋友）、生意场上的熟人三者区分开来这种情况。最后，这些概念（以及让我们对其加以运用的字词）对于我们在现实世界（尤其是社会环境中）中找寻方向是十分有用的。我很欣赏古人在这方面的丰富词汇，读者们应该也深以为然吧。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精简自己语言的同时，或许失去了某些重要的东西。毕竟，意义更为丰富的语言能够反映更加微妙的思想，让我们能够具备更好的能力同生活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