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围着围巾，戴一顶灰颜色的花边宽帽，穿一件小立领的条纹衬衣，还有背心、蓝色牛仔裤和牛仔靴子。他与乐队、朋友们要做一场两小时的演出。另一些人作为特约嘉宾，会分别在不同时间上场。其中一人名叫斯嘉丽·里维拉，有厌食症，善于看手相，留着一头及腰的黑色长发，涂着褐红色的口红。她拨弄着吉卜赛式小提琴，在羽毛和亮片装饰中不停地前仰后合，时不时地瞥一眼鲍勃。有个天使一般的小伙子名叫大卫·曼斯菲尔德。他负责演奏民谣吉他、小提琴和钢琴，鬈发下是一张可爱的白色脸庞。有一次，滚雷乐队（Rolling Tunder Revue）的女士们让他穿上带有翅膀和光环的天使装，下身只穿短裤，就这样为我们演奏小提琴。有一个得了白化病的南方人，个子很高，皮肤白净，眼圈很黑。他唱了一首七分钟的歌，歌中唱的是一个日本女人，我想，是切腹自尽了。罗杰·麦吉恩上场了，他唱了一首《栗色的母马》，在即将唱到尾音时，被“漫游者”杰克·艾略特用套索套住。这个艾略特，曾在某个夜晚光着身子从一堆拖车前飞奔而过。“牛仔”金基·弗里德曼咆哮着登场。他戴着一顶十加仑大的帽子，穿着皮裤，唱了一首《来自艾尔帕索的浑蛋》。罗妮·布莱克利，长相介于葛丽泰·嘉宝和中西部妓女之间。她每晚都会坐在钢琴边，唱一首痛彻心扉的歌。这首歌的副歌绵绵不绝，她唱起来就像是狼嚎。她的嘴唇像玛丽莲·梦露那样噘着，就像在等着某人给她送来吸管和一杯奶昔。我跟她说过，如果哪天看到她把嘴巴合上，我会给她一百美金。为我们提供欢笑和疯狂的人是纽沃思。（他是我多年前伦敦之旅的大救星。早在与鲍勃认识之前，我和纽沃思就已是朋友。我们住在波士顿附近的贝尔蒙特时，他就常来看我和蜜蜜。他总让我们开心，把我们逗笑。）他会戴上一个红鼻子、秃头顶的小丑面具，顶上有一簇绿色的尼龙假发，上台和鲍勃一起演唱《文森特·凡·高去哪儿了？》。鲍勃戴着一个透明的塑料面具，这使他看上去像是自己的蜡像。每个人都穿戴完毕后，罗妮戴上一副镶着水钻的火焰状眼镜和一顶贝雷帽，脸颊上涂着红色的心形，漂亮的上嘴唇上画着一撇大黑胡子。
乐队的领队罗布·斯托纳，野心勃勃的帅小伙，长着性感的眼睛和青春痘，在鲍勃的巡演影片里出场了好几次。我听说过这个电影；它与拍摄于1964年的纪录片《不要回头看》不同，有表演和情节，还有场景和角色设置。我听到有谣言说我拒绝参与其中，其他人，如吉他演奏者、鼓手、灯光和音响人员，都在其中有演出。有一天，我戴上一顶红色假鬈发，穿上带腰带的长款T恤和高筒靴，在脸上随意化了点妆（包括一对漂亮的大印记），往嘴里塞了几片绿色口香糖，偷偷地溜到酒店的阳台上。那里正在拍摄一个镜头。时髦的斯托纳打扮得光彩照人，穿一件亮闪闪的黑色牛仔衬衣，梳着高卷式发型，戴着墨镜。我走上阳台，倚着栏杆，双腿钩着他，将口香糖吐出，粘在他脸上。我捧着他迷人的雀斑脸，用法式接吻吻了他。我就是用这种办法让大家知道我是有心参与电影制作的。
有一天，我与迪伦在加拿大农场周围的雪地上艰难地跋涉着。当时正在拍摄一个镜头。我花了半个小时贴好假睫毛，再戴上一顶新的长黑假鬈发。当然，我要演的是一个墨西哥妓女——滚雷乐队的女性都得演妓女。镜头开始时，鲍勃推着我穿过雪地，向一个棚屋走去。事实上，这个场景，既没有情节，也没有脚本。演员随机应变地“发展”出一个角色。我走进棚屋，悄悄地接近一个由哈里·迪恩·斯坦顿扮演的英雄。他是我们这些人中唯一真正的演员。我们把他从好莱坞召唤来，让他演一个好人。按计划，他要和我一起唱《鸽子之歌》，我们用西班牙语交流，坠入爱河，然后接吻。突然迪伦闯了进来（也有可能是杰克·艾略特，我记不大清了），我们大吃一惊。这位英雄为我壮胆，我用浓重的墨西哥口音咒骂突然闯进来的人。那天很冷，如果迪伦是认真的，那我怀疑自己其实干了一件很蠢的事。萨姆·谢泼德就在现场，这个片子本应由他来导演和编剧。但剧本从没写好，他几乎没有指导拍摄。于是鲍勃就自己站在摄影机后，对着自己痴笑，他让每一个人到处跑，把他脑袋里构思的电影演出来。这部电影就这样在各种小意外中愉快地完成了，它把鲍勃在夜里做的不管什么梦都拍出来了。有一天，在缅因州波特兰市的一家酒店里，艾伦·金斯堡给坐在舞厅里玩麻将的一屋子人念了首诗。摄像机拍下了他的朗诵，还捕捉到了深感意外的犹太群体的反应。他们不知道该拿这位留着大胡子、闻名世界的文学界人物怎么办好。此人开始时是温和的，结束时却大喊出什么长毛的阴道。他眼镜后的一双眼睛睁得越来越圆。
另一天，我们乘坐大巴前往纽约北部的一个吉卜赛人聚居地，看望阿罗·格思里。那地方有个带吧台的餐厅。正当大家围坐着喝热棕榈酒时，鲍勃突然发疯了一般试图把一个情景实现出来。一个老吉卜赛女人盯着我，跟我说让我一定要上她的房间去一下。在那间房里，她向我展示了一个污渍斑斑的绣花枕头。这枕头中有她刚刚去世的丈夫留下的灰尘。她跟我说，她从未感到过孤独。床上放着一件褪色的、镶珠的白色晚礼服。礼服长及脚踝，缎子胸衣上挂着蕾丝肩带。放在礼服边的是一个古色古香的绣花钱包，以及一串用假珍珠和假钻石穿成的项链。
“把这礼服穿上。”她兴致勃勃地说着，我照做了。礼服完美合身。她擦了擦脏脸上的泪水，像个有智慧的老者那样摇头，说尽管不知道我是谁，但她早就知道这天我会来，礼服、钱包和项链都归我了。她亲了亲我，让我下楼去，回到众人中。我备受鼓舞，就像自己有了魔法一般地飘下楼梯。所有人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我，齐声喊着“噢哈”。而鲍勃决定要与我一起拍一个镜头。在拍摄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下山行至一个小湖边。正值秋天，灰色的天，很冷，秋日低垂。我赤着脚，我们站在树下，窃窃私语（我忘了当时说了什么），如同普通的两个人。有那么几分钟，我们回到了另一个时间，刚刚十九岁，也是站在树下，棕色的落叶纷纷，雪花落在我们的头发上……我知道，若是我们回头，那魔法就会消失。但我没在意。我们走回山上，去拍摄那个场景。在摄影机前，我把进入我脑海中的所有想法都说了出来。我问鲍勃，为什么他从不与我谈起萨拉，又问他，若那时我们就结婚将会怎样。他没办法在即兴的情况下回答得好，于是我就自己回答了。我说，那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太政治了，而他又撒了很多谎。他只是站在那里，手搭在吧台上，尴尬地笑着，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尽管我说的那些，对他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了。
火车上，萨拉坐在鲍勃的腿上。孩子们分开来，坐在凳子上。这些孩子中有四个迪伦、一个加布，还有加布的朋友伊基。我不妒忌萨拉，尽管我认为我应该那样。事实上，我感觉我应该保护她。作为一个母亲，她太脆弱了。她的皮肤白净有光泽，眼睛大而黑，脸上的一切看上去都很脆弱：随着情绪变化若隐若现的额纹，天使般稀疏而柔软的黑发，嘟着的嘴唇和完美的鼻子，高高拱起的眉毛。萨拉在冬天是冷的，她看起来缺乏足够的能量。我们彼此笑着。有天我们开始无话不说——当然，谈话的内容是关于鲍勃。她很小心。她很忠诚。但我感觉在某种意义上，我和萨拉之间建立了一个对抗她丈夫的幸存者联盟。
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鲍勃和萨拉总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我总是要给他们递毛巾，取水和咖啡，点烟，照看孩子，试着让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晚饭。我不知道对他们而言，我意味着什么。我想，有时候我就像男人，守护着从另一个时空过来的两个挣扎者，两个行动缓慢、外貌怪异的挣扎者。我呢，就如冬天里的狼，被神抛下与他们一起，守护着他们。
萨拉害怕站在下面是静水的桥上。我想这种恐惧，比她对被抛弃的恐惧，更有诗意。我给她写了一首歌——《夜晚的静水》。
有一天，我穿得跟鲍勃一样。一样的帽子，一样花色的围巾，一样的衬衣和背心。我也叼着根烟，画上同样的胡楂儿，穿一双相同的牛仔靴。我轻轻走进鲍勃的摄影棚，靠近一个保安坐着，我以鲍勃式的语气对他说：“给杯咖啡。”不一会儿，咖啡来了。然后我又说，“给根烟。”嘿！好家伙！真快！一根点着的烟，毕恭毕敬地递到我跟前。
“你喜欢我穿成这样吗？”我用自己的语气问那保安，忍不住咧开嘴笑场。
“哦，老天！竟然是你，琼？”
“啊哈。有没有被吓到？”
这事也给鲍勃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我们以此拍了个很傻气的场景。在这场戏的最后，我像鲍勃·迪伦那样唱了一首我写给萨拉的歌。而鲍勃呢，就演一个不知名的音乐人，走上前向我推荐他的歌。我演鲍勃，对这个不知名的音乐人表现得很粗鲁。萨拉正好进来。伸着头看看我们，摇了摇头，然后就笑了。她坐下来看着我们，表情怪异。我唱完了，说了段生硬的迪伦风格的结束语。然后这场戏就结束了。
“不错，”鲍勃说，“可以了！”
“我要再来一遍。”我用自己的语气说道。他看上去有些发毛了。
“嘿，够了吧。别扯淡！刚才这样就已经不错，很棒了。”
“嘿，够了吧。别扯淡！这他妈到底是谁的镜头？它拍得不好，我就要重拍一遍。”我向台上弹了弹烟灰，又猛扯了一把假鬈发，让自己看上去很狼狈。然后，我们就重新拍了一遍。让自己高兴之后，我就回到房间，披上白头巾，又假装自己就是萨拉。
“你要唱那首叫什么《知更鸟的蛋和钻石》的歌吗？”排练的第一天，鲍勃这样问我。
“哪一首？”
“你知道的，就是那首关于蓝色眼睛和钻石的……”
“哦，”我说，“你说的一定是《钻石与铁锈》，那首歌是写给我丈夫大卫的。我写这首歌的时候，他还在监狱。”
“写给你的丈夫？”鲍勃问。
“是的。你以为是写给谁的？”我反问。
“哦。嘿！我他妈的哪里知道？”
“无所谓了。如果你喜欢，我就唱这首歌。”
在蒙特利尔，我估计自己又要演一个妓女。我戴上新假发，贴上新假睫毛，穿一件搭配蕾丝吊带袜的火红色紧身背心，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着，抽着烟，喝着红酒，准备好了迈向银幕成为影星的另一次表演。这时鲍勃把我叫去对我说，他改变主意了：我来演萨拉，萨拉演妓女。而我的建议是，我来演鲍勃，他来演萨拉。但他不认为这很有趣。他处在创造性的迷狂状态中，展望着一个有我们仨的场景。服装师给我递来萨拉的衣服，白头巾、冬衣加手套。当时我正坐在大厅的一张沙发上练习如何扮演萨拉，一个小声音问了我一个问题。那不是加布的声音，而是鲍勃和萨拉的某一个孩子的。他向我诉说他的小心思。我转过身，咕哝着让他去别处，因为我要集中精力。他照做了。没察觉到我不是他妈妈。我入戏了，按照情境所要求的照做不误，这让我对自己感到满意。萨拉戴着一顶有亮泽的波浪式假发，与鲍勃在床上拥吻。这时，需要我恰好闯进来撞见他们。令我感到失望的是，他们不停地喊停，让我改这改那的。很显然，这是因为我给他们的感觉是个怪兮兮的萨拉形象，而且我也无法迅速转变角色，这场戏结束得比平常更为不顺。
1975年12月9日，滚雷乐队的第一次巡演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结束。在鲍勃授意下，服装师给我穿戴整齐，包括新帽子、胸花，还有鲍勃的衣服、白脸妆，还画上了胡楂儿。于是，演出的下半场就有两个鲍勃在台上。相同的吉他、外形、声音，以及相同的手势。唯一能看出来的差别，就是站在第十排之后，侧面能看到我们的蓝色牛仔裤。我的牛仔裤是反着穿的。
那场演出，我上场二十分钟。其间，我为玛莎与凡德拉斯姐妹合唱团（Martha and the Vandellas）的《街上起舞》伴舞，当然还有《钻石与铁锈》。
滚雷乐队的第二次巡演开始得并不好。我很浮躁，脑子里想的全是在演出中，我的地位和报酬应该与我的付出相称。鲍勃执意让我留刚出道时的发型。他曾跟我说，如果我开始留长发，我的专辑就可以再次卖出去。但是我在滚雷乐队期间就把头发剪了。有一次，我走进位于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的排练室，鲍勃问我：“你他妈的对自己的头发做了什么？”
“你他妈对自己的脸做了什么？”我反问，一下子就恼了。他不愿与我排练，过一会儿再排也不行。当时我还感冒了，回到床上自己可怜自己，还写了一首愚蠢的关于鲍勃的歌。歌词里的某处是这样写的：“我们没有太多共同之处，除了我们太像。”这是整首词里最奇怪的一句。过去和现在，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除了他是我隐秘的哥哥；我们曾是街上的双胞胎，共同被时代与环境裹挟着。
与十年前在英格兰的那次一样，我躺在床上，又哭又气。鲍勃有个善良而忠实的歌迷叫路易斯，是个犹太人，渔业大亨，爱收集古董车。路易斯来看望我，问他和奎尼能为我做些什么。他的性格有些轻微反常，但在我有急难时，总是对我很好，也替我想得很周全。那个时候正是急难之时，因为过两天第一场演唱会就要开场了，鲍勃和我却没排练过，而我又威胁着要回家。
我是那种只要好言相劝，就很容易恢复理智回到巡演中去的人。鲍勃来看我，对我还算不错。他离开后，纽沃思跳着进到屋里，用意大利口音大声嚷着：“她要走啦！女王要走啦！”他打开窗户，冲着窗外大喊，喊声回荡在整个酒店大堂和曲折的游廊中。突然，我感觉好多了，但为自己脸色发红和忍不住发笑感到尴尬。
我像只春天的土拨鼠那样探出脑袋。鲍勃的团队里，有个棕红色头发的女孩，穿一件救世军的衣服，正走在系在两株长满苔藓的树间的绳子上，小心翼翼地练习着她的秘教冥想。她是个很讲究实际的人，巡演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和我们在一块儿。到处都是音乐人。鲍勃没再戴他那可爱的牛仔帽，而是戴了头巾。每个人都走来走去，戴着头巾，再绑上几根破布条。直到巡演结束，我都没有跟这个潮流，只系了一条在西班牙买的八英尺长的丝巾。我把它裹在头上当头巾，再在额头的位置别上一枚俗气的胸针。王公贵族们也是在那个位置镶枚王室珠宝的。我认为这次的滚雷巡演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也不好玩。我开始意识到，无论在音乐、精神、政治还是其他方面，我都把自己严重地束缚住了。
萨拉在巡演的后期出现，像个疯女人那样从飞机上飘下来，拎着一篮子皱巴巴的衣服。她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眼圈发黑。但不到两天，她就恢复了她所谓的“能量”。鲍勃并不搭理她，他认识了当地一个鬈发的莫普西（Mopsy）[2]，他在酒店大堂对面的一个舞厅里排练时，她就倚在钢琴边。萨拉穿着鹿皮衣，戴着祖母绿项链，涂着带有浓重香甜气味的油彩，轻盈地出现在门外。她不太热情地向我打招呼，漫无目的地跟我说着什么，一边盯着舞厅关着的门。我想她肯定对那个屋子施展了某种魔力，不管鲍勃计划点什么，都会被这魔力很快搞砸。舞厅的门开了，莫普西被赶了出来。
“她是谁？”萨拉说道，那双又大又慵懒的眼睛，带着满是怀疑的目光盯着那女孩的侧身。
“就是个迷妹。不会有人喜欢她的。”我答道。这是事实。我们喜欢那个走钢丝的女孩，她在萨拉出现后就悄悄地消失了。而莫普西是个无礼的闯入者，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挺萨拉。
我印象中的下一件事发生在午夜场演出的后台。穿过一扇神秘的、大开的更衣室大门，再从霓虹灯那儿折回，我见到了萨拉。她穿一件油亮的鹿皮大衣，静坐在一张直背靠椅上。她的丈夫单膝跪在她跟前，没戴帽子，明显有些心烦意乱。这场景就像是无声电影。鲍勃的脸是白色的，脸上画着查理·卓别林式的眼线。萨拉的唇色是冰冷的炭色，还有一点胭脂色。那一夜，我唱了《低地的愁容女士》，献给萨拉。
鲍勃生日那天下着雨，有近万名歌迷在露天体育场中为他合唱生日歌。他把脸搁在扩声器上，直到歌曲结束后，再投入到《暴雨将至》中。那晚，我们为他举办了一场时断时续的生日聚会。在聚会的最后时刻送来了蛋糕，还算是完满。他喝醉了，看上去很累，我决定送他回房间。他对我甚至有些轻佻。我叮嘱他就在原地待着别动。我冲出去找萨拉，把她带回来送给鲍勃。他俩都笑了，笑得跟绵羊一般，看上去很温顺，也很满足。我说了句“生日快乐”，就回了自己屋。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很骄傲。
在西北部的某处，巡回演出很不光彩地结束了。天气开始转冷。我不喜欢自己的房间。有些想家，觉得在这疯人屋里浪费了太多生命。到最后，我不再怎么能见到鲍勃了。有一次和其他成员一块儿吃晚饭时，他也进来了，我甚至有些惊讶。他试图说服我延长巡演，说我们应当沿着西海岸南下，继续签订演唱会合约。巡演结束后，我们就可以想去哪儿活动就去哪儿。他说我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巡演歌手。我说我想回家。
“为什么？家里有什么是滚雷没有的？”
“我的孩子和我的花园。还有我要做的一些事。”
“是吗？比如说？”
“比如，我不想再疯下去了。”
“你不会跟我说，你在家里就不会那么疯了吧？别这样！”他从酒店浴室的玻璃杯里拿出个东西，塞进嘴里，走起路来也不稳了。
“我们可以雇用一堆女用人、老师、助教和其他必需的，这样我们就能一直在路上了。对孩子们来说，这主意也很棒。他们就像是一件小小的行李。这对加布也好。他也离不开你，琼。”听上去很有意思……接着，他发表了一通令人吃惊的长篇演说，说我有多棒、有多特别。事实上，只有我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人完全不值一提。他们啥都不是。
“只有你。”他说，坚定地点着头。
“谢谢，鲍勃。你喝多了。”他在那种状态中持续了一段时间。他兴奋得单膝跪地，笨拙地摸出一把折刀，说我们应当成为血亲兄妹。他弄出刀片，在手腕上随意地割着。我让他稍等，从服务员那儿要来一把干净的牛排刀。我把刀浸泡在苏格兰威士忌中，取出后在我们的皮肤上划了几道。伤口渗出一点血，我们把手腕对在一起。他开心地、醉醺醺地点点头，对我说，从现在开始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什么一辈子，鲍勃？”我问道。
“我和你。”他十分严肃地说道。
无论如何，至少在音乐上，滚雷乐队的巡回演出是成功的。正因如此，我才觉得多年以后的“欧洲1984”巡回演出也是可以实现的。我与鲍勃常常一起聊起在欧洲巡回演出的那些年。我发现如果时机恰切，他应该会再去欧洲巡演，还能因此赚上一笔。在我们的欧洲推广人的鼓动下，我建议他一起搞一次短期的欧洲巡回，他却说不，绝不可能。他要和桑塔纳一块去拉美，因为那更容易些，反正拉美人民对他一无所知。我猜他的意思其实是，在对他一无所知的地方，他做音乐时所面临的压力会更小，也能更自由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爱我的推广人弗里茨·劳和他的助手约瑟·克莱因，我们共事过多年。我们有一个做了十五年的梦，梦想着能在欧洲实现伟大的“迪伦/贝兹”的重组。所以那次我和鲍勃聊完拉丁美洲的一个月之后，他们把我叫去，“他会去的！他肯定想去！”我估计他们已经开了一个足够好的条件，让这个重组计划足够吸引鲍勃。但我又不够确信，因为鲍勃已经在筹划“迪伦/桑塔纳”巡演了。
从海报与广告的尺寸和名字排序，到曲目顺序和时长，我都提出了具体意见。最主要的是，我坚持要和鲍勃在演出中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在演唱会安排同时登场的机会，暖场演出则由桑塔纳来负责。
承诺得太多。
落实的却什么也没有。
每个承诺只得到含糊的许可、应承，或仅仅是奢望。
巡演的前几周，我曾试图与鲍勃沟通，但他总是没空。于是，我就抓住约瑟。
“我要得到一些保证，让鲍勃有和我同台的意愿。”
“比尔·格雷厄姆那天和他说过这事了。”
“那演出中的曲目顺序是怎样的？”
“每件事都是为法兰克福的演出服务的，我想其他人也是这样。”如果我有一个属于我的私人经纪人，我想那时他会让我退出巡演。但从1978年与曼尼分开直到那时，我就没有过经纪人。
在弗里茨和约瑟的请求下，为了做伟大的“迪伦/贝兹”重组事件的推广，我开了一场媒体招待会，上了一次电视台摇滚秀场，还做了一些专访。与弗里茨和约瑟一样，我一直盲目地埋头于重组的事，而且越来越兴奋。直到第一场演出的前两天，我都没有机会和鲍勃具体谈过。试图在电话里与我的结拜兄弟聊这事的情形就像这样：
“你好，我是琼。请让鲍勃接电话。”
“哦。嗨，琼！哎呀，我不知道，他刚刚还在这儿。我会让他稍晚给你回电话。”
“可是，呃。我刚刚还在哪儿看到他的。呃……”
那边打回来。
“嗨，琼。我是斯坦利。我能为你做什么？”
“也没什么事，斯坦利，因为我不认识你。除非你能把鲍勃变出来……”听筒里全是电流音和杂音。最后，鲍勃还是接我的电话了，他意识到他没办法摆脱我。
他听上去很糟。但我在一旁逗他开心，告诉他，我听人说，他将在威尼斯举办一场很棒的开幕演唱会。他只是咕哝几下。我又建议，我们可以为演出先排练几首。他的反应很不好，于是我意识到他对“排练”这个词很敏感。最终，他说我们可以先“熟悉一些东西”。
我飞去汉堡见他，去“熟悉一些东西”，到头来却发现他和我不住在同一家酒店，而且直到最后几天他都不会出现在城里。事实上，他只需坐他的私人飞机，在他的个人节目开始前准时抵达就够了。
因此，弗里茨和约瑟就要开始在比尔·格雷厄姆的团队和他们的“schmetterling”（弗里茨给我起的深情的昵称，意思是“蝴蝶”）之间斡旋。就这样，我经历了人生中最令人沮丧的一系列事件。它堪比在应对1972年“艾格尼丝”飓风时，乱得团团转的国会。
在某种程度上，第一场演唱会很勉强地兑现了对我的承诺。卡洛斯·桑塔纳——愿上帝赐福他的心——开场，他在演唱中打开心扉，放飞自我。我的表演也非常成功。我被安排在鲍勃的演出间隙登场。在保安们的保护下，他曾是不可接近的。而现在他独自一人站着，挖着鼻孔。
“你好，罗伯特。”我开口道。
“我们要一块儿唱吗？”他说。
“是的，我想我们一块儿唱是没问题的。我认为他们也有点期待这样。”
“×。我这背简直是要搞死我。”他不抠鼻子了，摸了摸自己的脊椎。他跛着脚，做出个怪相。我想是我让鲍勃的后背那么疼的。但是，我还在想着重组的事。我告诉他，我将登场与他同台演唱，而桑塔纳会在《在风中飘荡》时上来。这个安排也是比尔·格雷厄姆极力建议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喜欢。”可怜的鲍勃说道。
最终，效果充其量只能算是过得去。我的巡演经理大红（Big Red）发起了一场把我和鲍勃分开的战役。很快，我就输了，甚至不能在桑塔纳之后出场。因为桑塔纳也是比尔·格雷厄姆的艺人，所以我只能在暖场的时候登台。那时，我的财务还没有自由到可以让我罢演八场报酬很高的演唱会，但演出中的地位越来越被贬低，让我很受打击。
在柏林的一个夜晚，弗里茨和约瑟找到我，想让我在开场前的十五分钟上场，说是因为宵禁。柏林当地的宵禁行动时断时续。距开场还有半个小时，一万七千名被淋湿了的德国人站在雨中。因为他们很不爽，所以责备我。我在开场后的第十分钟上场，观众已湿透，惨兮兮的，醉醺醺的，脏兮兮的。后来入夜了，雨也就停了，我去看鲍勃的演出。夜空中星星闪烁。明亮五彩的灯光在台上舞动。我不再去骚扰他，要求共同表演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当然，宵禁也没有影响到他：像往常一样，他连续唱了两个小时。那晚我躺在床上，从头皮到脚指头都疼。喉咙最疼，眼睛下方也疼，胃也疼。凌晨三点，我起来了。出去，在柏林的街头晃荡，直到凌晨六点。
我住的套房里有扇落地窗。向外看去，能见到一棵巨大的枫树。我把沙发靠枕撂在一块儿，躺在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到那些叶子。微风中，它们就像是一本被遗弃的书的书页在轻轻翻动。叶子的两侧边缘在色泽上微微不同。我窝进美妙的树杈里，有如躺在温柔的怀抱中。就这样过了三四个小时，我就这样闭着眼睛躺着，让自己慢慢变好。
中午我起床，决心集中精力在法国演唱会中拯救自己。我给约瑟打电话，让他答应我，在我们三场法国演唱会的海报和宣发上亲自下功夫。我要求在演出名单上把我放在合适的位置，否则我就不上场。他答应了，或许也努力过，但还是失败了。在维也纳的一个桑拿浴场，越过一些典型的奥地利人瘦削的白色膝盖，我看见巴黎《解放报》上有则广告。“琼·贝兹”的字样印得很小，小得几乎看不见。我再次被定义为特邀嘉宾。
我打电话告诉比尔我不会去巴黎。他认为我想要更多的钱，我没有。是因为我想再次和鲍勃合唱吗？我说，不，太晚了；我也不会再和鲍勃合唱了。正当比尔提高音量时，我挂了电话。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刚刚泡了一次桑拿浴、蒸汽浴，做了一次美容、美甲，然后又参加了一趟贵格会的集会。第一次，我有将近四个星期的时间处于休闲状态。一窝蜂的电话打来，还有电报，甚至威胁。我给法国媒体发去了一份外交辞令式的电报。我为自己很不幸地取消了巴黎的演出向他们致歉。但是我的巴黎推广人召开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说贝兹女士肯定会出场，此前的一切都是谣传。
只有这一次，我们自己的粗心大意恰恰为我争得了利益，这让我很高兴。我们没有和比尔·格雷厄姆签带约束性的合约。当他们明白我并非肆意威胁他们时，巴黎的推广人就发通报说，如果贝兹女士没出场，那只是因为她的鲁莽，并以奚落巴黎人为乐，但她再也不会在巴黎表演了。
他赢了公关战；我失去了睡眠，但我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我跑去意大利。比尔从西班牙飞来，试图劝说我改变主意。他向我献殷勤。如果我不离开巡演，我想不会有人会在意我是如何被对待的。比尔用尽了各种办法。在恳求和诱惑之间，试图用后续可能发生的，而且是合法的可能性把我套住：“我希望你明白你还是‘能’上台表演的”，再就是“当然从没有保证说你将会与鲍勃合唱，只是说有希望”。当他彻底放弃劝服我的努力时，我给他点了一大杯有四种口味的冰激凌，因为对于他这个不习惯于失败的人，他需要得到某种补偿。最终我赔付了一定的罚金，我也本打算这么做，但与要忍受一个月的自尊心和精神伤害相比，那点罚金又能算什么？
我最后一次见到迪伦，是在哥本哈根的舞台后台。那一夜，我的表演很出色。在赶去意大利的飞机之前，在我即将开始非常成功的单人意大利巡演之前，比尔找到我。他说，他已经听说我要离开了。
鲍勃的重装卫兵出现了。
“如果你真的要离开，鲍勃有话要和你说。”
我笑了。“如果我只是假装要离开，他就没话说了吗？”
当“鲍勃有话要和你说”时，它的意思是你要去找他。他从来不会主动找你。
“我就在这儿呀。”我很开心地说道。
“他在自己的屋里，过了楼梯再过去——”
“如果我恰好在离开的路上路过他房间，你们就把我抓住。我大概在十分钟之内离开，但是我会走得匆忙。”
卫兵在我和那个圣所之间待命。我路过那里时，他们上前把我围住了。
“他在这儿。”他们指着那里，带着几分敬意。我被引进他的门，像是进入了一座教堂。
鲍勃正躺在沙发上。他的头对着门。看上去像是穿着一件正装。他闭着眼，腿跷在沙发扶手上。我进来时他刚跳上沙发，所以我知道他醒着。
“别起来。”我开玩笑道。除了在我进来时抬了下头看我，他一动不动。
“哦，是的，咳，真是，我累了，真的累了。”
“是，好吧，你看上去没有发烧。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我靠上前，亲了亲他流着汗的前额。涂白了的脸上全是汗水。他看上去一团糟，用英国人的说法，就像被人在篱笆中倒拖着走。
他睡眼蒙眬地环视了一圈屋子。
“我想我梦到在电视上看到你了。至少，我想那是一个梦。但是很难说清楚是不是梦会有什么差别。当时你围着的正是这条绿围巾。对，那一定是围巾！”
“那不是梦，鲍勃。那是在维也纳的电视节目里。”
“妈的，你一定在开玩笑。我肯定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累。”鲍勃把手伸进我的裙子，在膝盖后窝附近停留了一会儿，就向上去摸大腿。
“哇，你的腿真棒，你从哪儿练出这样的肌肉来的？”
“排练啊，”我说，“我常常站着排练。”我把他的手拿出来，放到他的胸前。
“那么，”他直直地伸开像猫一样颤抖着的双臂，说道，“你就这样走了？”
“是的，我要走了。”
“怎么会这样？”
“我必须赶上飞机。是那种你必须赶点的飞机，而不是会来接你的飞机。”
“你不想再待会儿？或许我们可以一块儿干点什么？”
“你的意思是唱吗？”
“是，一块儿唱。”
“不，我不这么认为，鲍勃。不是那样的。我是很想这样做，你知道。但是现在不行。将来有机会吧。我得走了。”
“真糟糕。你过得愉快吗？”
“是的，鲍勃。在这世界上，这是我最喜欢的巡演。”我再次亲了亲他，然后就走了。
再见，鲍勃。在农场援助音乐会（Farm Aid）上，你看上去很开心。我想可能我不应该写下这些关于你的文字。但是你看，这些写下来的，不都只是和我自己相关吗？这些东西不会影响到你。埃尔维斯[3]之死影响到了你，但那也与我无关。
注释
[1] 1977年，鲍勃·迪伦与妻子萨拉正式离婚，同年，迪伦投入再一次的滚雷乐队的巡回演出中，并据此推出了一部长达四小时的影片《雷纳尔多和克拉拉》（Renaldo and Clara），主演为鲍勃·迪伦、萨拉以及琼·贝兹。
[2] 女漫画家格拉迪斯·帕克的作品，从1939年起连载至1965年。主角莫普西是帕克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其名字来源于一位漫画家说她的头发看起来像拖把（mop）。
[3] 即“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