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去往柏林的路上。同行的有珍妮，我的朋友和从前帮我打理业务的南希，南希的朋友弗里茨和约瑟。珍妮迷恋着约瑟。南希有她的朋友。弗里茨喝烈酒，睡漂亮女人。我呢，孤身一人。
在法兰克福机场，我跟大家说：除了我，每个人都有人可睡。南希是一个为了给我买新鲜奶油而愿意横穿英吉利海峡的人，如果她认为这能使我开心。她皱着脸，绕着候机室走来走去，陷入沉思。突然，她停住不动，捂着嘴，把注意力集中在候机室对面的什么东西上。
“你看到那个了吗？”她说道，戳了戳我的肋骨，紧盯着那儿。
“什么？看到什么？”
“那里！”她兴奋极了，指着那边说道，“那儿！”
一个年轻的男人——一个小伙子，我猜——安静地坐在那里，脚边放着一个劣质的行李箱，古铜色脸蛋很漂亮，一头齐肩长的棕发，夹杂着几丝夏日里的金黄色。他的个子不高，身穿一件亮色皮夹克。柏林的寒冬里，那件皮夹克不足以御寒。他确实漂亮极了。
“要我把他带给你吗？”南希太大声了。
“南希，嘘！”
“好吧，你要吗？？他太漂亮了！”说完她就出发了。我的脸发烫，窘迫得不行，把目光转到一边。南希拽着那甜美的、古铜色皮肤的人儿的胳膊回来了。他有着大大的棕色眼睛，一张噘着的天使般的嘴唇，像是风中飘动的叶子一样顺从。他很单纯，我想，无论如何都不会伤害别人。我有些尴尬，但他的魅力让我难以抵挡。
“这是安迪！”南希很自豪地介绍道，“他喜欢民谣。”
安迪腼腆地笑了。他的牙齿不好。但我不在意。南希让他在我身旁坐着。
“琼？琼·贝兹？”
“是的，琼·贝兹。”我说。
约瑟和弗里茨走上前，跟他说德语。他们说着说着表情就变得柔和起来。我问南希，她到底跟这个年轻人说了什么，我听不懂他说的德语。南希为自己的突然行动而兴奋，她一边说着刚才的情况，一边大笑起来。没人能像南希那样笑得如此歇斯底里，音量大到出奇，还具有感染性。整个候车室的乘客都转身望着她。
“刚刚我向他走去，跟他说：‘介意我坐这儿吗？’”她咯咯直笑，“他说他不会说英语。然后我说：‘那正好！你知道琼·贝兹吗？’他没有马上回答，于是我就这样用手比画着弹吉他的姿势。他最终还是弄懂了我的意思，就笑着说：‘耶，耶，琼·贝兹！’然后我就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拉了过来。他可不可爱？我觉得他真是帅极了！”
安迪和我们坐同一个航班去柏林。飞机上，珍妮与他换了个位置，让他跟我一起坐在头等舱。我们就像结伴离家出走的两个少年。
“晒的？”我鼓起勇气，指着他古铜色的手臂和胳膊。
“哦，是的。我在玩潜水。斯里兰卡。我爱太阳。我讨厌德国。太冷了。”
“你愿意参加我在柏林的演唱会吗？”
“愿意。约瑟跟我说了。我来。”
我把手伸进他的胳膊里，握住他迷人的手，脑袋搁在他的肩膀上睡着了。他的头也靠在我的头上。飞机着陆时，我取出一枚我戴了很久的金质大戒指戴在他的手指上。
“你姓什么，安迪？”
“什么？”
就这样，我们就称他为“安迪·沃特”（Andy What）[1]。
接下来的整个巡演期间，安迪·沃特都与我们在一块儿。西班牙巡演也是。他总是一个人，散着步，抽着烟，听着磁带，享受着演唱会，爱着他的“家庭”。他把我们称为他的家人。他做着关于斯里兰卡和太阳的梦，和我做爱。真是完美。
注释
[1] 不知道姓，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在调侃，像是“安迪·那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