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星期二
昨天我跟父亲去郊游，好美呀！事情是这样的。
前天午饭时，读着报纸，我父亲突然惊叫起来，然后说：“二十年来，我一直以为他死了！你们知道吗，温琴佐·克罗塞蒂，我小学第一个老师，他还活着，已经八十四岁了！我在报上看到教育部给他颁发六十年教育成就奖。六十年，你们明白吗？他退休仅仅两年时间。可怜的克罗塞蒂！他住的地方，孔多维，离这儿只需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就是我们基耶里别墅老园丁的家乡。”又加一句，“恩里科，我们去看他。”整个晚上，话题都是他，他小学老师的名字使他回忆起小时候的很多事儿，他最初的同学、已故的母亲。
“克罗塞蒂！”他感叹着，“我跟他上学的时候，他四十岁。我感觉还能看见他。一个已经有点驼背的矮个子，淡色的眼睛，脸上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很严肃，但是和蔼，对我们好得像个父亲，也不放过任何错误。他来自农民家庭，全靠拼命学习和省吃俭用。是一位正人君子。我母亲非常喜欢他，我父亲待他如同好友。他怎么从都灵跑到孔多维去了？他肯定认不出我了。这不重要，但我肯定认得出他。已经过去四十四年了，四十四年，恩里科，我们明天去看他。”
昨天早上九点，我们已经在苏萨火车站了。我本想让加罗内也来，但是他来不了，因为他妈妈病了。一个春季的好天气。火车在绿色的草原和开花的篱笆间奔驰，空气中弥散着春天的气息。我父亲很高兴，时不时地把手放在我脖子上，像对朋友一样地跟我说话，看着窗外的田野。
“可怜的克罗塞蒂！”他说，“除了我父亲，他是对我最好和照顾我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教诲，还有严厉的批评，让我回家都觉得喉咙堵得慌。他的手很大很短。我仿佛看到他进到学校，把教杆放到一边，把大衣挂在衣架上，永远是一个姿势。每天都是一个表情，总是很负责、善良和专注，就好像每天都是第一次上课。我记得他对我喊就像现在一样：‘博蒂尼，哎，博蒂尼！食指和中指在笔的那个位置！’四十四年以后，他可能变化很大。”
刚一到孔多维，我们就去找基耶里的老园丁，她在一条小巷里有一个临街的小商店，我们看到她和孩子们在一起。她见到我们很高兴，跟我们说她丈夫的情况，他在希腊那儿已经工作三年了，还没回来；讲她的大女儿，在都灵的聋哑学校上学。然后她告诉我们去老师家的路，这里的人都认识他。
我们从小镇出来，走一条上坡小路，路两边都是开着花的篱笆墙。
我父亲不再说话了，好像沉浸在回忆中，不时地微笑一下，然后摇着头。突然，他停了下来，说：“就是他，我敢打赌，那就是他。”
一个矮小的老人沿着小路向我们走下来，白胡子，宽边帽，拄着拐杖：拖着脚走路，他的手在颤抖。
“是他。”我父亲重复说着，加快了脚步。
当我们走近他时，我们停住了。老人也停下了，看着我父亲。他的样子还精神，眼睛明亮灵活。
“是您吗？”我父亲摘下帽子问道，“温琴佐·克罗塞蒂老师？”
老人也摘下帽子回答说：“是我。”声音有些颤抖，但是很饱满。
“太好啦，”我父亲说着，拉起他的一只手，“请允许您的老学生握您的手，并向您致意。我从都灵来看您。”
老人惊奇地看着他，然后说：“这让我太荣幸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您是我的学生？对不起。告诉我您的名字。”
我父亲说出他的名字，阿尔贝托·博蒂尼，还有他上老师课的年份，在哪儿上的。还补充说：“您不记得我，这很自然。但是我却很清楚地记得您！”
老师低下头看着地面，一边想着，一边低声念叨了两三遍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这时微笑着盯着他看。
突然，老人抬起了头，瞪大眼睛慢慢地说：“阿尔贝托·博蒂尼，博蒂尼工程师的儿子？那个住在康索拉塔广场的工程师？”
“对呀。”我父亲说着握起他的双手。
“那么……”老人说，“请允许我，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他走上前来拥抱了我父亲，他那满头白发的脑袋刚刚到我父亲的肩膀。我父亲把脸贴到他的额头上。
“你们跟我来。”老师说。
他没说别的，转身向他家走去。几分钟后，我们到了一个打谷场，前面有一个开了两个入口的房子，其中一个周围还有一段刷成白色的墙。
老师打开第二扇门，让我们走进屋里。四面墙壁都是白色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张支架床，上面铺着蓝白方格图案的床单，另一个角落有一张小桌子和小书架；还有四把椅子，墙上钉着一张老地图。空气里飘溢着苹果的芳香。
我们三个人都坐了下来。我父亲和老师默默地对视了片刻。
“博蒂尼！”老师喊道，眼睛盯住砖铺的地板，阳光下像是一个棋盘。“哦，我记得。您的母亲是个多好的太太呀！您，一年级，一段时间坐在左边第一排，靠近窗户。看呀，我记得对不对。我仿佛看到您当时的卷发。”然后，他又想了想，“您是个活跃的孩子，嗯？非常活跃。二年级时，您得了喉炎。我记得他们把您送回学校时，瘦了很多，裹在围巾里。已经过了四十年了，不是吗？您太好了，还记得可怜的老师。几年前其他人也来过，您知道吗，我过去的学生来这里看我：一个上校，几个神父，很多绅士。”
他问我父亲从事什么职业。然后说：“我高兴，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谢谢您。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来看我了。我真害怕您是最后一个，亲爱的先生。”
“您说什么呢！”我父亲喊道，“您身体好，还很清醒，别说这样的话。”
“不是，”老师回答说，“您看到我发抖了吗？”他展示双手，“这不是好兆头。三年前，我还在上课时就有这个兆头了。开始我不在意，以为会过去。但是没完了不说，还越来越厉害。终于，有一天，我不能写字了。啊！那一天，我第一次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涂鸦了，这对我心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亲爱的先生。我又这样凑合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我坚持不住了。教书六十年后我要跟学校、学生和工作告别了。太残酷了，您知道，太残酷了。最后一次上课，所有学生送我回家，给我庆祝；但是我很难过，我明白，我的生活结束了。一年前，我已经失去了妻子和我的独生子，我只有两个当农民的孙子。现在，我只靠几百里拉的养老金过活。我什么都不干了，日子好像没完没了。我唯一的事情，您看，就是翻阅学校的旧书、校报集，他们送给我的几本书。都在那儿，”他指着小书架说，“那儿有我的回忆，我的全部过去……我在世界上只有这些了。”
突然，他转换了一种快乐的语调：“我想给您一个惊喜，亲爱的博蒂尼先生。”
他起身走近小书桌，打开一个长抽屉，里面有很多用绳子捆起来的信封，每个信封上都写着四位数的编号。他找了一会儿，打开一个，翻了很多张纸，抽出发黄的一页交给我父亲。这是他四十年前的作业！抬头上写着：阿尔贝托·博蒂尼。听写。一八三八年四月三日。我父亲立刻认出他孩提时的粗大笔迹，微笑着开始读。但是，突然泪水湿润了他的眼睛。我站起来，问他怎么啦。
他一只手放在我的腰上，紧紧地抱住我说：“看看这页纸。看见了吗？这是我可怜的母亲给我改的。她总是强调我写的字母l和t。最后几行都是她写的。她学会了模仿我的字体，当我累了困了，她替我写完作业。我神圣的母亲！”
他亲吻那张纸。
“这些，”老师展示着其他信封说，“我的回忆录。每一年我都保存一份我每个学生的作业，都在这儿整理好了，编了号。有时，我就这样翻翻，这儿读一行，那儿读一行，我就回想起很多事情，就像回到了过去。多长时间过去了，亲爱的先生！我闭上眼睛，就看到一张张的脸，一个个的班级，成百成百的孩子，谁知道有多少人已经死去了。我记得很多人。我记得最好的和最坏的学生，记得那些给了我很多满足感的和那些让我度过难受时刻的。当然您也知道，这么多的学生，也有过危险如蛇的。但是，您明白，就好像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我爱所有的人。”
他又坐下双手捧起我的一只手。
“那我呢，”我父亲微笑着问，“您不记得我干过什么坏事吗？”
“您吗，先生？”他回答道，也微笑着，“没有，暂时想不起来。但是这不意味着您没做过。但是您有正义感，在那个年龄，您很严肃。我记得您母亲多么热情……您太好了，太客气了，还来看我！您怎么能放下您的正事，来看一个年迈的可怜的老师？”
“请您听呀，克罗塞蒂先生，”我父亲激动地回答道，“我记得，我可怜的母亲第一次带我去您的学校，那是她得跟我第一次分开两个小时，让我走出家门，把我交给其他人，而不是我的父亲，总之，交给陌生人。感谢那位可爱的人，我的入学就像走向社会，一系列必要的痛苦分离的开始：是社会第一次从她手里夺走儿子，不让她再全部地占有他。她很动情，我也一样。她把我托付给您，声音颤抖，然后她走了，在出口处还向我告别，眼里含着泪水。正是那一刻，您的举动，一只手挥动着向她告别，另一只手捂着胸口，似乎在对她说：‘夫人，请相信我！’的确，您的举动，您的眼神，让我知道您明白了我母亲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思绪，那个眼神似乎在说：‘勇敢点！’那个举动是保护、关爱和宽容的诚实保证，我从来没忘记过，已经永久地印在我心里了；是那个记忆，让我从都灵出发来此的。四十四年之后，现在，我在此对您说：谢谢，亲爱的老师。”
老师不回答，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他的手抖啊，抖啊，从头发跳到额头，从额头跳到肩膀。
与此同时，我父亲看着那空空的四壁，那张寒酸的床，窗台上一块面包和一小瓶油，好像要说：可怜的老师，六十年的工作后，这就是对您的全部奖励？
但是，这位好老人非常高兴，重新打开话匣子，像我们家，像那些年代的其他老师，像我父亲的同学们那样活跃；他记得某些同学，而另一些他不记得，互相谈论着各自知道的信息；我父亲打断了谈话，请求老师去小镇上和我们共进午餐。他爽快地回答说：“谢谢您，谢谢您。”但是他好像在犹豫。
我父亲用双手扶起他，再次请求他。
“但是我怎么吃呀，”老师说，“用这双可怜的抖成这样的手？别人看着也难受呀！”
“我们来帮助您，老师。”我父亲说。于是，他微笑着摇晃着脑袋，接受了。
“这是多美好的一天，”他从外面关门时说，“美好的一天，亲爱的博蒂尼先生。我向您保证我会终生难忘。”
我父亲把手臂给了老师，老师牵着我的手，我们沿着小路下去。
我们遇见了两个赶牛的赤脚小姑娘，一个肩上背着很多柴草跑过去的小伙子。老师跟我们说那是二年级的两个女生和一个男生，他们上午赶牲口去放牧，赤脚在田里干活，下午他们才穿上鞋子去上学。已经快中午了，我们再没遇见其他人。
才几分钟，我们就到了饭店，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让老师坐在中间，然后马上开始吃饭。
饭店安静得像是修道院。老师非常愉快，激动让手抖动得更厉害，他几乎无法吃饭。我父亲给他切肉，给他掰面包，给他把盐放进圆盘里。他得用两手握着杯子喝水，嘴里的牙还在抖。但是他激动地不断说着他年轻时读过的书，说着当年的作息时间，说着他对高年级的表扬，说着最近这些年的规定。他还是那张宁静的脸，比先前更红了一点。他有快乐的声音，年轻人一般的大笑。我父亲看着他，带着我偶尔发现他在家看着我时的同样表情：他想事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微笑，把脸扭向一边。
老师把葡萄酒洒在胸前了，我父亲就站起来，用餐巾给他擦拭干净。
“别，先生，我不能让您这样！”他说，不停地笑着，不断地说些拉丁语的词。
最后，他举起酒杯，手颤抖着，神情严肃地说：“为了您的健康，亲爱的工程师先生，为了您的孩子们，为了纪念您善良的母亲！”
“为了您的健康，我的好老师！”我父亲回答道，握着他的手。
餐厅里有饭店老板和其他人，他们看着、微笑着，好像很高兴有让他们小镇老师体面的这个场面。
两点过后，我们出来了，老师想要送我们去火车站。我父亲再次给他手臂，他也再次牵着我的手，我拿着他的手杖。人们停下脚步望着我们，因为大家都认识他，有些人还向他打招呼。走了一段路后，从一个窗户里，我们听到很多孩子一起朗读、拼写的声音。老人停住了，他好像很难过。
“这就是，亲爱的博蒂尼先生，”他说，“让我难受的是，能听到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声音，可自己却不在里面了，而是其他人在教书。这个音乐我听了六十年，它抓走了我的心……现在我没有家。我没有孩子了。”
“不，老师，”我父亲边走边对他说，“您还有很多孩子，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记得您，就像我一直记着您。”
“不，不，”老师痛苦地回答，“我没有学校了，我没有孩子了。没有孩子，我就活不了多久。我的大限快到了。”
“别这样说，老师，别这样想，”我父亲说，“不管怎么说，您做了很多好事！您的一生过得很光彩！”
老师一时把满头白发靠在我父亲的肩膀上，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们进了火车站。火车就要出发了。
“再见，老师！”我父亲亲吻着他的脸颊说。
“再见，谢谢，再见。”老师说着，用他颤抖的双手握着我父亲的手，把它放在心口上。
然后我也亲吻了他，我感到他的脸潮湿了。
我父亲把我推上了车厢，在上车的时候从老师手里拿过粗糙的拐杖，而把他自己漂亮的刻有姓名字头的银把儿手杖给了他，对他说：“您留着做个纪念吧。”
老人试图还给他拿回自己的，但是我父亲已经进入车厢里把车门关上了。
“再见啦，我的好老师！”
“再见啦，孩子，”老师回答着，火车已经开动了，“上帝会保佑你，你给一个可怜的老人带来了安慰。”
“再见！”我父亲喊着，声音激动。
但是老师摇着头，好像说“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肯定会的，肯定会的，”我父亲说，“再见。”
老师举着颤抖的手，指向天空回答说：“在那儿。”
就这样，他高举着手，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