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暫歇在十一月下旬結束，抗爭者重返解放廣場。我幾乎每天從扎馬萊克步行前往，沿著扎馬萊克島的東岸，穿過十月六日大橋（6th October Bridge）下方一連串的河濱小公園與花圃。大約半小時，可以走到尼羅河宮殿大橋（Qasr al-Nil Bridge）。這座橋興建自福阿德一世（Fuad I）治下的一九三○年代，原本是以福阿德一世的父親為名，但在賈邁勒．阿卜杜勒．納瑟與同胞於一九五二年的革命中推翻王政之後，這座橋從此有了新名字，意為「尼羅河宮殿」。
開羅城中有許多地標都是根據二十世紀的各個事件取名或改名，就連與政治疏離的扎馬萊克都成了一座充滿歷史日期的島：主要幹道是以法魯克一世（Farouk I）退位日期為名的七月二十六日大街（26th July Street），五月十五日大橋（15th May Bridge）之名是為了紀念一九四八年阿以戰爭（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十月六日大橋紀念的是一九七三年埃及入侵西奈半島。根據官方論點，這些都是光榮事件，但整體來看卻有點不倫不類。阿以戰爭最後成了阿拉伯人的災難；一九七三年在西奈半島的軍事行動則是以埃及第三軍被以色列人包圍告終；八年後，沙達特同樣是在十月六日遭人暗殺，多半是因為他有意與以色列協商所致。我從來沒有住過哪個地方，會紀念這麼多令人感到矛盾的歷史。
尼羅河宮殿大橋先是橫跨一大段尼羅河，橋上的道路緊跟著銜接解放廣場。嚴格來說，解放廣場其實不是廣場──比較像是個圓環，無止盡的車流繞著圓心旋轉。圓環周圍的建築有著各異的風格，彷彿由四方匯聚到這個空間。聯合大樓（Mogamma）是一棟大型的政府辦公大樓，有著冷漠的現代主義建築立面；旁邊則是一些私人公寓，陽台有圓柱支撐，搭配法國風的大門；圓頂拱窗的埃及博物館（Egyptian Museum）則是義大利市政廳風格的鮮豔橘色；這裡有一間哈帝漢堡（Hardee's）和一間肯德基；名為烏瑪．馬克罕（Omar Makram）的清真寺有著優雅的宣禮塔，以及精緻的伊斯蘭式窗框。
十一月過後，抗爭日趨激烈，圓環隨之關閉，餐廳也都大門深鎖。走過橋的感覺就像跨越了邊境：在我身後是充滿綠樹與花朵的島嶼岸邊，在我身前的則是高聳的建築物，就這麼陰森森地矗立在廣場上。河的另一邊連空氣都變了──抗爭者丟擲的石頭、磚塊揚起了煙塵，廣場上催淚瓦斯的化學氣味也熏得人暈頭轉向。
抗爭剛開始時，我對革命的經驗還停留在科羅拉多，停留在從電視上看到的初期階段。穆巴拉克辭職時一片歡騰的場景讓我留下深刻印象，於是我為自己首度走訪解放廣場之行而穿得整整齊齊。我穿了燙好的長褲與襯衫，彷彿出席正式場合，但我馬上注意到別人都不會這樣穿。廣場上太多灰塵，場面混亂；無論如何，保持低調比較好。第一次前往廣場，我的皮夾就被偷了。我身陷群眾之中，被一大群人推著走，當我察覺到有隻手伸進我的口袋時，根本無力阻止。但是我很幸運，皮夾裡沒裝多少錢，我也學到了教訓。解放廣場守則如下：別穿漂亮衣服，別帶錢包，別站到高處。
第二次前往解放廣場時，烏瑪．馬克罕清真寺發生了一件偷竊案，小偷被逮個正著。犯行發生在白天祈禱時，當時清真寺裡的人都排好隊伍、面向前方。烏瑪．馬克罕清真寺坐落於廣場西南角，當天門窗大開，外面群眾的吼聲證好宣洩而入，那些怒吼像浪潮一樣規律，在延續中不斷變化，不時增強到某種高潮，彷彿巨浪擊打海岸。每一回聲音到達頂點，我都會揣想外面到底發生什麼事，也許是催淚瓦斯罐射進了人群中，抑或是另一位受傷的青年被人從第一線帶回。
外頭的場面是如此激動，小偷可能以為沒人會注意一支充電中的手機。他躡手躡腳，趁主人還在祈禱，便把手機放進口袋，卻被一位留著長長白鬚的老教長從後方目擊。祈禱結束後，教長對旁邊幾個人一番耳語，包括一位邀請我進清真寺的大學生。等到人們開始大聲誦出第二輪禱詞時──「真主至大！」「真主至大！」──那幾個人已經將小偷團團包圍。我站在這群人身後看著。
他們讓小偷背靠著祈禱室的牆壁，小偷不加抵抗便交出了手機。當教長問他為何要偷手機時，他說自己的手機在當天稍早也被偷了。
「你的證件呢？」大學生問。
小偷表示自己還太年輕，沒有政府發的身分證。他瘦骨嶙峋，皮膚蠟黃，氣色不佳，衣著骯髒。他的左眼很紅，之所以發炎紅腫，可能是催淚瓦斯導致，也可能被某個人揍了。總之，當天在廣場上有很多人都紅著眼睛。
「這是違反教律的！」教長說。「你懂嗎？我們可以叫警察來抓你。」
其實，根本不會有警察在這種日子靠近烏瑪．馬克罕清真寺，所有的裁決都交由群眾來執行。小偷的身體軟弱無力，當大學生搜他口袋時，他的雙臂就像小狗一樣縮起來。大學生找到一只打火機，以及一盒泛得林（Ventolin）──有些醫生會無償幫忙，把這種氣喘藥發給催淚瓦斯的受害者。大學生把這些東西交給教長，教長則靠向小偷，教訓了很長一段時間。教長低聲講話，而這群人在整起事件中都沒有高聲說話。當小偷知道自己可以離開時呆了一晌，緊繃的心情大為放鬆，接著他快步走向門口，一路低著頭。他頭也不回，就這麼消失在廣場的吼叫聲中。
暴力衝突的明確起因很難確認。三天前，穆斯林兄弟會組織了一場示威，反對軍方以臨時為由進行統治。那些軍方代表組成所謂的最高軍事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然而不久前有跡象顯示，他們可能延長掌權時間，有些人擔心因此延遲該國第一次的自由民主國會選舉──選舉原訂十一月底舉行。
穆斯林兄弟會的抗議活動在本質上是種警告。他們和平聚集在解放廣場，提醒最高軍事委員會：任何試圖讓民主轉型過程脫軌的舉動都會遭到抵抗。一天之後，兄弟會清空廣場，對於訊息傳達成功感到滿意。但若干自由派抗議者留在解放廣場過夜，隔天與警方發生衝突。抗議人士表示警方在無人挑釁的情況下發動攻擊，但也有人說是年輕人騷擾當局。無論如何，在這種一觸即發的政治氣氛下，就連微不足道的爭執都有可能迅速惡化。消息一在社群媒體擴散，不同政治光譜的年輕人便湧向廣場，擔心他們艱苦對抗穆巴拉克所取得的勝利會被軍方偷走。
到了示威的第三天，已經超過二十人身亡，其中多數死於解放廣場東南角延伸到內政部的穆罕默德．馬哈茂德街（Mohammed Mahmoud Street）。內政部是警方的主管機關，眼下成了憤怒者的目標。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成群的年輕人以棍棒和石塊為武器，怒氣沖沖朝內政部圍牆而去；穿著鎮暴裝的警察則以催淚瓦斯、橡膠子彈與霰彈槍還擊。
當天早上我走去解放廣場時已有數以萬計的群眾聚集，當時還沒發生激烈場面。但民眾情緒是很難控制的，時不時會有一群人因為不明原因而受到驚嚇，開始逃離穆罕默德．馬哈茂德街，彷彿警方正要來到。一開始可能只有四、五名年輕人，但這股恐慌氣氛像是傳染一般，馬上便有數百人在廣場上狂奔──而浪潮的停止就跟開始一樣突然。這種節奏就如同廣場的聲響，有著類似海浪的韻律，看著奔跑的人起跑與停步，就像看著潮來潮往的波浪般讓人入迷。
在其中一波狂潮中，我注意到有個年輕人站在一邊，表情溫和沉穩。你很難得在這樣的群眾中看到誰的外表如此平靜。我用自己那口破阿語攀談，隨後換講英語。他是艾因閃姆斯大學（Ain Shams University）的大四學生，主修藥物學。他告訴我，自己已經參加過一月和二月的抗議，現在重返現場，是為了確保民主夢不會被人拋棄。
我們聊了一段時間，接著烏瑪．馬克罕清真寺響起日中宣禮的聲音。這位大學生問我想不想和他一道去清真寺，但我其實不是穆斯林。
「這不打緊，」他說，「每個人都可以來。」
革命期間，在廣場周圍的建築物與機構當中，只有烏瑪．馬克罕仍然保持完全開放。祈禱室內，志工醫師設立醫護站治療傷者，所有人都能使用清真寺的浴場。隨著這位學生進入清真寺時，我看到數十人在為手機充電，還有人睡在祈禱室的角落。
此後，每當我展開跨越尼羅河宮殿大橋的日常行程，總會在烏瑪．馬克罕清真寺停下腳步。不久後，我便在清真寺渡過解放廣場的大部分時間。廣場本身人滿為患，打鬥的景象混亂到我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麼事；但清真寺中卻另有一番秩序。幾位教長帶領眾人祈禱，年輕的抗議人士自發擔任醫生、藥師與警衛。他們成立失物招領處，專門處理在解放廣場撿到的物品。平時，主祈禱室僅限男性進入，但現在婦女祈禱室的入口處已經改成小型醫護站，女性因此獲准在前往寺中的婦女區域時可以穿越男性區域。
在這裡，當個局外人並不難。當我向大家介紹我是來自美國的記者，大家都樂於跟我說話。有時我會錄影紀錄清真寺內的事件，未來才能在有翻譯的情況下回顧。人們常常用強調的口吻，告訴我每一座清真寺都會對非信徒開放，因為伊斯蘭包容所有信仰。他們甚至對破壞秩序的人也親切以待──至少在抗議的頭幾天是如此。先前那群人對手機竊賊的態度之所以頗為溫和，除了因為清真寺是個神聖的場所，另外也和他們有著與外頭革命者一樣的信念有關。
抗議的第五天，我看到人們把一具示威者的遺體抬進烏瑪．馬克罕。喪禮是由一波音浪帶起的，寺外先是響起一陣低沉的聲音，接著漸強化為轟隆聲。我坐在祈禱室的一角，突然間一群人從前門闖入。人群最前頭有十來人，用肩膀扛著一具未封蓋的棺材。
他們將遺體擺在清真寺前頭指向麥加的窯殿──米哈拉布（mihrab）的前方。幾位穿著黑衣的婦女跟著男人們進來，包括了死者的母親。她抓著一張護照大小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她的兒子。一些男人試圖擋住她，叫嚷說喪禮進行時是禁止婦女在場的。但這位母親揮舞著照片──在她手中，這張小小的相紙彷彿跟棍棒一樣有力。男人們迅速退開，女人們在這短短的聖禮期間始終待在祈禱室裡。
一位隨著棺材進門的男子告訴我，這位殞命的抗議者才二十五歲，有旅遊專業的學位。他是在前一晚被殺的。我問起這位抗議者的死因，男子默默把手伸進自己的口袋裡，掏出兩枚空彈殼。在內政部附近抗爭的人有時會蒐集這些東西，當作政府已經開始使用真槍實彈的證據。
目前為止已經超過三十人身亡，這位年輕的示威者就是其中之一。一位蓄鬍的教長站在遺體前，講起哈姆札（Hamzah）的故事。哈姆札是先知的叔父，當伊斯蘭於西元七世紀興起時，哈姆札在早期一場與麥加人的戰鬥中殉道。接著教長談到這些示威。
「要知道，我們認這人為真主樂園中的烈士！」他的聲音益發高亢。「我們向真主立誓，這一切不會白費！流的血是善的血！是為了公義的世界而流！聽我說啊真主的子民！我們要抗爭，我們會堅守此處，直到為烈士們復仇為止！」
群眾中一位男子響應：「真主啊，讓我們為我們的大業而死！真主啊，讓我們為我們的大業而死！」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這時男人們開始呼吼，戴上面具，湧向外面，重回戰鬥。幾個人把棺木抬走。
死者的母親慟哭時，她身旁的一名婦女痛陳警方的殘暴。
「魔鬼！魔鬼！」她叫喊。
「女人，這是軍事政權，」一名男子說，「這就是軍事政權帶給我們的。」
等到棺木抬出清真寺，音浪退去後，祈禱室又恢復了安靜。有些人在整段喪禮中都在睡覺，一位名叫艾哈邁德．色蘭（Ahmed Salem）的年輕藥師則是在米哈拉布旁的臨時醫護站做事。色蘭的英語說得很流利，當我提到方才的喪禮時，他眨了眨眼，說自己忙到沒注意。他已經工作兩天，幾乎沒有闔眼。他說，他發出去的多半是治療催淚瓦斯的泛得林與肺咳寧（Farcolin），也發了大量的聚乙烯醇眼藥水。地板上散亂丟著包裝紙、小藥瓶、玻璃瓶和其他東西。我們交談時，這名年輕藥師踩到了一支針筒，劃開了他的腳。他彎下身，慢慢包起繃帶，臉上一片淡然，彷彿只是尋常的抓癢。他光著腳。在烏瑪．馬克罕清真寺內，很多事情都有商量空間，只有一條規則絕對不能打破──清真寺中不許穿鞋。
抗議的第六天，名叫色蘭．阿卜杜─艾爾色蘭（Salem Abd-Elsalem）的男子在清真寺祈禱時被偷了一雙Nike涼鞋。「感讚真主！」我在祈禱室後面遇到他的時候，他熱情地說。聊了幾分鐘之後，他才提到小偷的事。我無法想像光著腳困在解放廣場是什麼光景，但色蘭看起來心情完全不受影響。清真寺一位看門的志工最後幫他找了雙多出來的拖鞋。
抗議期間大約有十多名年輕的革命分子在清真寺裡外幫忙，他們多半不會講英語。一周後，我聘了一名翻譯陪我加入解放廣場之行，我們常常和一位志工同坐，是位瘦弱但敏銳的男子，名叫瓦利德（Waleed）。瓦利德來自遙遠的開羅郊區，跟許多抗議人士一樣，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什麼也沒帶，每天都穿同一件白色毛衣，這件毛衣一天比一天更髒一些，晚上他就睡在清真寺裡。每當寺裡擠滿人，瓦利德會在祈禱室忙進忙出，分發毯子、食物，以及其他人捐獻的物資。
這種自發性的組織行動就是革命的正字標記。像是穆巴拉克被迫下台的第一波抗議中，也始終沒有帶頭的運動領袖；參與這場革命的人以年輕人居多，埃及的人口中，二十五歲以下的人就占了半數以上。談到沒有領導人或政黨帶領的這件事，抗議者往往帶著自豪的口吻，因為就他們來看，恰恰反映了自己是更民主的一代人的事實。他們對非官方活動所投入的心力，也是這種自豪之情的一部分。衝突發生時，騎摩托車的青少年負責後送傷者或吸入催淚瓦斯的人，有醫學與藥學背景的學生則加入臨時醫護站；甚至還有成群的年輕人帶著鑿子與槌子，破壞穆罕默德．馬哈茂德街的人行道，供群眾撿拾水泥塊丟擲警方。
烏瑪．馬克罕清真寺發揮了各種功能，後來甚至成為解放廣場的臨時法院所在地。我第一次拜訪清真寺時觀察到的寬容氛圍似乎已經變調，如今，任何在廣場上被抓到的現行犯，都會直接押往祈禱室；假如犯行嚴重，罪犯會被綑住雙手，關到小房間裡。決定是否釋放被告，或是送交廣場遠處的警察局，就是志工們的任務。我問瓦利德他是怎麼決定的。
「這取決於犯行有多嚴重。」他說。
我透過翻譯請瓦利德具體說明，但他拒絕明確表示。最後，他站起來，從志工桌後方起出兩個大塑膠袋。他把袋子裡的東西倒在桌上──好幾十個皮夾、一堆鑰匙與身分證。
「這就是失物招領，」瓦利德說，「裡面有許多東西是從小偷身上搜出來的。你就知道這是個嚴重問題，我們必須嚴厲對付我們抓到的人。」
經過一星期的示威後，埃及最有聲望的伊斯蘭學術機構──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的若干重要教長與內政部達成暫時停火協議。休戰期間，軍隊派士兵蓋水泥牆，架鐵絲網，擋住通往內政部的主要道路。此時，示威群中仍然沒有領導者能提出明確而完整的要求。穆斯林兄弟會拒絕重返廣場，有些年輕的兄弟會成員乞求上級參與，一部分是為了建立秩序，以期降低暴力程度；但兄弟會的領袖們鐵了心──他們覺得捲入這麼混亂的事件完全沒有好處。抗議之初，埃及臨時政府的內閣提議總辭，但此舉完全無助於減少怒火。
倒是水泥牆發揮了作用。屏障還沒出現之前，示威浪潮可說毫無間斷。群眾衝向內政部，在警方壓力下撤退，然後重新組織，再度發起衝鋒。等到水泥圍牆擋住了這些進攻的節奏，情況就好像催眠師敲響他的手指一樣，年輕人失去了焦點；一旦少了明確目標，他們的精力便朝不同的方向散逸。志工組成的警衛隊突然激增，檢查哨也在解放廣場四周大量出現。在這時期，無論我與我的翻譯在什麼時間點從尼羅河宮殿大橋走過去，都會被年輕人攔下個七、八次，要求我們出示證件。
這位翻譯名叫穆哈美德（Mohamed），但他有個綽號──馬努（Manu）。「阿拉伯之春」爆發前，馬努曾受雇於位在開羅的杜拜行動電話客服中心，用英語回答杜拜客戶的問題，接著他又為一間打算在埃及地中海岸邊興建渡假村的荷蘭公司工作。革命展開後，這間荷蘭公司放棄計劃，員工則是遭到資遣。馬努只好在解放廣場周邊盡可能地接翻譯工作，附近總有外國記者與攝影師需要翻譯人員。對於這一切，他似乎處之泰然──從杜拜行動電話公司到荷資渡假村，短短一年的時間，他的工作又變成幫助外國人理解埃及政治事件。
馬努年近三十，是個剃了光頭、眼睛內雙的英俊男子。我對埃及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們臉上豐富的表情，但我卻很難解讀馬努的神情。他不太笑，而且一開始幾乎不提自己的人生；甚至連解放廣場檢查哨的志工咄咄逼人時，他也依舊心平氣和。每當經歷這種不愉快，以及我們要進入清真寺前，他都會停下腳步，點根總督牌藍標（Viceroy Blue）來抽；只要一離開清真寺，他也會做一樣的事情。他總是大口抽著他的香菸，彷彿在祈禱室裡時他一直憋著氣。有一回，我問起他對那個地方的真實印象。
「我不喜歡清真寺。」他說。
「這意思是你不信教？」
「也不是。」他細細道來：小時候，他常參加周五的祈禱，但稍微長大之後，他就不去清真寺了。之後，他進入陸軍服兵役，當時他習慣去基地裡的清真寺，為的則是打盹。「那邊是我唯一能獨處的地方。」他說。
「你討厭軍隊？」
「討厭。」
「但你討厭清真寺的程度沒你討厭軍隊的程度高。」
這下他笑了。「沒錯。至少清真寺裡可以睡覺。」
我問他會不會擔心穿著制服睡在祈禱室裡，會被人視為不尊重。我原以為我在烏瑪．馬克罕清真寺所看到的──無時無刻都有人在整間祈禱室地板上攤成大字──只是革命時的反常現象。
「不，」馬努說，「只要在大熱天進任何一座清真寺，你都會看到有人在睡覺。至於別的才不正常。」他這句「不正常」的意思很廣──這座清真寺、這個廣場、這種衝突、這些檢查哨。
馬努參加過解放廣場抗議初期的幾場，穆巴拉克下台一事令他激動不已，但他說自己如今有不一樣的感受。清真寺裡也有許多人的看法跟他相同。「一月時，抗議的是中上階級，」人稱薩米（Samy）教長的古蘭經老師告訴我，「他們要求社會正義與自由，但現在這是場窮人的革命，都是一窮二白的人。」這位教長出身尼羅河三角洲，在當地的宗教學校工作。自從十一月爆發抗議後，他就住在清真寺裡，帶領祈禱。他說，許多在穆罕默德．馬哈茂德街上抗爭的年輕人想法都很混亂，但仍然值得寄予同情。「他們不是只為了製造麻煩，」他說，「他們生活很苦，充滿憤怒。」
在埃及，所有主要的清真寺都是由國家直接管理，政府指派伊瑪目，支付他們薪水。烏瑪．馬克罕清真寺的伊瑪目是馬札哈．沙欣（Mazhar Shahin）教長，是位在鏡頭前很上相的男子，三十多歲，常常在談話性與流行宗教節目上宣揚相對自由的伊斯蘭信仰詮釋。他也因為在革命初期支持解放廣場上的運動，而成為知名人物。十一月抗議的第一天，馬札哈教長就在烏瑪．馬克罕清真寺發表一次激情的講道。他告訴示威群眾：「我們要的是懷抱伊斯蘭願景的公民民主國家，允許人民實現他們的權利與民主。」
但自從那次講道後，我就不曾在清真寺看過馬札哈教長。法律規定，政府任命的伊瑪目在日落時與入夜後的禱告之間必須待在自己的清真寺裡，因此我與馬努常常在這個時間拜訪。「我希望他人就在這裡，」薩米教長說，「總得有人主持一切。」這段期間，馬札哈教長繼續在電視上露面，公開表示願意在示威者與警方之間做協調，但在示威地點，到處都看不到他的人影。
抗議的第十天，有個人被逮到攜帶剪刀，於是被拉進烏瑪．馬克罕清真寺。剪刀之所以被列為違禁品，是因為小偷會用剪刀剪破衣袋。一小群民眾拖著他穿過祈禱室，就在潔身室裡毆打他。我和馬努坐在十五英呎外跟瓦利德講話，對話不時被男子的慘叫而中斷。一些人跪在附近，試著祈禱。此時，瓦利德的白毛衣已經完全變成灰色的了。所有志工看起來都一樣，一天天過去，他們的衣服愈來愈髒，表情也愈來愈緊繃。
我問瓦利德，他們打算怎麼處理這個被控當賊的人。瓦利德說，他們會把他綁起來一段時間。這間清真寺就和廣場上的其他地方一樣，突然跑來一批自告奮勇的糾察隊。他們忙著對覺得可疑的人提問，常常毆打遭扣押的人，企圖屈打成招。有些新來的人自己準備了武術用軟墊背心，用日出的圖案加以裝飾。當這些勇士們赤著腳、踏著方步時，清真寺彷彿也變成一間跆拳道館。
一些糾察隊員開始對馬努施壓，想得知更多關於我的資訊。如今的清真寺已經沒有長輩。薩米教長在先前試圖阻止鬥毆時受傷，已經回到尼羅河三角洲的老家。竊案隨時都在發生，其他罪行也是。有個年輕人在清真寺的醫護站假扮醫生被逮到，好幾名志工回報有大量捐獻得來的藥品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被搬走，可能給人帶到黑市賣了。
抗議的第十天，我們步出清真寺，馬努先是抽起他習慣的總督牌藍標，然後說咱們先別靠近這裡一段時間，或許比較妥當。
國會大選在隔天早上開始。埃及各地的選舉情況都很平和，合格選民中有半數都參與了投票。我整天都在開羅各地的投票所打轉，每個地方的排隊隊伍都很長，他們根據性別的不同而分隊伍，但很有秩序。我在郊區馬阿迪（Maadi）的一間投票所數了數，有超過一千兩百名婦女在隊伍中耐心等候。這是埃及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選舉。
穆斯林兄弟會贏得全國各地百分之四十七的席次。最保守的伊斯蘭主義者──薩拉菲派（Salafis）的代表光明黨（Nour Party）最後居然位居第二。這兩大伊斯蘭主義團體共同主宰了新國會，沒有任何左派政黨贏得超過百分之十的席次。
兄弟會的領袖們顯然作了敏銳的政治決定。由於避開了解放廣場的抗爭，他們得以將心力投注於競選活動的最後衝刺。當我訪問組織的領導階層時，他們宣稱當局是故意激起抗議人士的情緒，以期中斷民主體制的成形發展；但也有少數重要的弟兄並不同意，像是穆罕默德．貝爾塔吉（Mohamed Beltagy）。穆罕默德．貝爾塔吉贏得東開羅一處貧困行政區的國會席次，他提到自己曾經以個人身分走訪解放廣場。他告訴我，場面之暴力讓他大感錯愕。
「我同意其他兄弟會領袖所說，是假情況沒錯。」貝爾塔吉說，當時我們在他的競選辦公室會面。「是為了讓民眾在通往選舉的路上分心而製造出的情況。兄弟會認為既然這是假情況，我們就該保持距離。但我覺得我們應該到場，因為那邊流了太多血。全都是年輕人，應該要有人在那指引他們。」
我花了段時間，費力調和我親眼所見的這兩件事。廣場上、清真寺內，我眼看一個小型社群發展起來，然後瓦解，因為缺乏領導而受害。但我也見證了一場有秩序、平和的全國大選──民主夢成真。有時候，我覺得清真寺太小，不足以代表更大的局勢；但有時候，我又覺得選舉是個膚淺的儀式。不過，像開羅這樣的城市就是有這種特質：城裡有許多部分，許多種現實。對不同的人來說，甚至連橋名上的紀念日──十月六日、五月十五日──都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那年，馬努與我常常合作報導政治事件，但也有私下社交的會面。他不拘禮節，周末時常常到鬧區一些彷彿暗藏玄機、前門沒有招牌的小酒吧。在我公寓附近有個地方，他稱之為「守門人酒吧」（Doormen's Bar）。其實也沒別的，就是兩棟建築物的間隔，穿傳統長罩衫的男子會擺幾張椅子，以及一台擺滿便宜的埃及星牌（Stella）啤酒的冰箱。當地一些大樓管理員會偷偷在那喝酒，因為從街上是看不見這小空間的。
有天晚上，馬努打電話給我，說有件事情他想當面對我說。他提議到另一個比較不受拘束的地點見面，就在扎馬萊克的東北角。扎馬萊克這個島上沒有任何店家或餐廳，倒是有幾群年輕人常常聚在停好的車旁，喝啤酒，抽哈希什（hashish）＊。情侶手牽著手，坐在能俯瞰尼羅河的圍牆上。有些居民會在部分圍牆上塗瀝青，對情侶敬謝不敏，但大部分地方還是容許人們相聚。此情此景讓我想起自己在美國中西部成長的回憶，小鎮裡總是有條開車漫遊的路線，讓青少年逃離自己的家人。
馬努跟我在圍牆邊找了個沒人的角落，開了幾罐我帶來的啤酒。在附近一棵樹的陰影中，有對貼近彼此的情侶正在低聲交談。女子圍希賈布（hijab）＊，衣服包到腳踝。許多和男友一道前來的女子都穿得相當保守。她們屬於夾縫中的群體，自由到想跟自己的男友獨處，但沒有自由到能在餐廳或其他公開場合這麼做。我完全沒看到這些女子喝酒。
馬努跟我閒聊了片刻，接著他說自己最近跟警方有點問題。他相信問題已經解決了，但他想讓我知道，他可能會再度成為目標。「我是同性戀，」他說，「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猜到。」
我沒有。他從來沒提過女朋友，但開羅的年輕男子通常也都單身。他的個人風格也沒讓我有過這種感覺，這時我才意識到，我之所以覺得他很難解讀，原因就在這裡：他已經學會要小心謹慎。我告訴他，我很欣賞他的坦誠。
「這會困擾你嗎？」他說。
我分不出他指的困擾是自己的同性戀傾向，還是跟當局之間可能的問題。也說不定這兩件事在開羅是分不開的。
「不會，」我說，「當然不會困擾。」
他告訴我，他最好的幾個密友知道他是同性戀，於是我問他，家人是否知道。他將舌頭擠出聲音，埃及人的「嘖嘖」代表強烈否定。「我不能跟他們說。」他回答。
他在蘇伊士運河的塞德港（Port Said）長大，他曾經告訴我，能夠逃離當地生活是多麼讓他鬆一口氣。我問他，在首都的同性戀生活可以自由到什麼程度。
「不完全自由，」他說，「但也不封閉。我有能去的地方。」
「有同志酒吧嗎？」
「沒有，」他說，「不過有同志常去的咖啡店。也有一些酒吧是思想自由的年輕人去的，裡面也許有些是男同志。總之城裡也還有其他地方。」
「這邊是其中之一嗎？」我提到站在陰影中那些成雙成對的人。
他又咋了咋舌。「不是，」他說，「尼羅河宮殿大橋才是同志場所。或者拉美西斯廣場（Ramses Square）。要是有人想跟誰邂逅的話，就會在深夜去那邊。」
我問他，那座橋之所以成為同志相聚的地點，是不是因為解放廣場的運動之故。
「革命前就已經是那樣了，」他說，「我不曉得同志們是何時開始去那裡的，總之已經很久了。」
我們續聊了半晌，然後馬努坐上計程車去鬧區找朋友，我則步行回去蜘蛛網大樓。路上我一直在想，我走過這座命名過兩次的橋，卻從來沒意識到這座橋有別的身分。在馬努跟我說過這些事情之後，幾次從市區晚歸的夜裡，我總能在尼羅河宮殿大橋上看見一些年輕男子。有些形單影隻，有些成雙成對，就這麼緩緩走過鋪滿月色的河上。
二○一一年十二月，第一輪國會大選結束後，馬努跟我最後一次前往烏瑪．馬克罕清真寺。這座城市已經進入了宜人的冬日，天空是完美的穹蒼藍。北方吹來的微風洗去了塵埃與催淚瓦斯的氣味。多數的抗議人士已經離開，穆罕默德．馬哈茂德街上的暴力也已經結束很久。各方皆表示估計有四十七人喪生。雖然最高軍事委員會同意在六月底之前舉辦總統大選，但這次的運動很難說有達到什麼重要成就。
我跟馬努走訪清真寺時，身為伊瑪目的馬札哈教長還是沒有回來。有些年輕志工還在，但我沒見到瓦利德。當我向人問起他時，名叫穆罕默德．蘇丹（Mohammed Sultan）的抗議人士給了個短促、挖苦的笑聲。「瓦利德不見了。」他說。幾天之前的晚上，瓦利德跟睡在清真寺裡的人拿了超過十支手機和相當於三百美金的錢，說晚上自己會幫忙看好這些東西。而這也是所有人最後一次看到那些手機和錢，還有那件髒毛衣。其中一名受害者稍後告訴我，這下自己非得借錢才能回家。蘇丹告訴我，我應該寫篇跟抗議有關的文章，標題就叫〈騙子瓦利德〉。
蘇丹說瓦利德犯的罪，以及廣場上其他種種問題，都不會破壞他對「阿拉伯之春」的信心。他之前為了參加十一月的抗議活動，已經有一段時間沒再當司機，但依舊很開心。不過他也意識到這場運動已經變質了。「一開始推動的都是些認真的人，」蘇丹說，「現在則是些敗壞革命的傢伙。」
艾哈邁德．色蘭──也就是那位在抗議之初踩到針筒、腳給劃破的那位年輕藥師，他還在清真寺裡，他也同意這位同胞的看法。就色蘭看來，廣場上的年輕人始終只是馬前卒，出現在一場自己都不了解的大棋局中。
「我們現在跟一月時還是一樣的處境，」色蘭說，「或許我們不曉得如何走出下一步。我們都還年輕，而老一輩的人仍然在對我們下指示，彷彿他們才是棋手。」他冷冷一笑。「我們現在就是棋子。」
＊ 濃縮大麻脂。⤴
＊ 穆斯林婦女穿著的頭巾，也泛指穆斯林風格的服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