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5

Chapter 5

傍晚時分，薩伊德常常來蜘蛛網樓房稍事休息，因為他曉得我跟萊絲莉都是在家工作。只要我開門，他就會跟我打招呼，接著對萊絲莉喊聲「兩湯匙，謝謝！」，意思是他想來杯加了兩大湯匙糖的茶。在薩伊德的世界中，這是妻子扮演的角色──她得為男客人準備茶和其他點心。

這種命令──「兩湯匙，謝謝！」──萊絲莉聽了幾回之後便要我去跟薩伊德解釋：在我們家，女人不是理所當然的女服務生。但我擔心我還沒有辦法用恰到好處的阿語將這段訊息傳達出去。於是我把解釋的工作推遲到我的語言能力進步之後，與此同時，我則提議由我自己來倒茶。有時，萊絲莉也會跟我們一起在客廳同坐，薩伊德都是在這裡喝茶，消除工作的疲憊。

我們在這個城區生活的頭幾個月，他是我們用阿拉伯語進行長時間對話的第一個對象。他有好奇心，又有耐心，而他缺乏教育的事實似乎讓他更能同情我們的處境。大多數時候，他都是個專心的聆聽者。我猜想，這可能是不識字的自然反應，他習慣以聽的方式來接受大部分的訊息。只要萊絲莉或我用了新的詞彙或是語法結構，薩伊德總能注意到，接著會說「漂亮！」來鼓勵我們。他甚至像個好老師，總會在言談中重新利用那些新字詞和成語。

我們總是有話可聊，畢竟他常常帶著自己從垃圾中發掘到的東西過來。有一次，他帶來七瓶未開封的葡萄酒：大牌波爾多（Grande Marque Bordeaux）、卡賽瑞斯侯爵（Marqués de Cáceres）、穆利內酒莊（Domaine de Moulines）、米連酒莊夏布利（Château de Maligny Chablis）、阿爾薩斯蜜思嘉（Vin d'Alsace Muscat）、黎巴雷尼香檳（Champagne Liébart-Régnier），以及安東尼羅岱酒莊勃艮地老藤黑皮諾（Antonin Rodet Bourgogne Pinot Noir de Vieilles Vignes）。我上網查了每一瓶酒，確認價格，接著薩伊德拜託我，讓他把酒存放在我的公寓，等夜深人靜他才能把酒帶回家。他是在一位老埃及人的垃圾中找到這幾瓶酒的。薩伊德認為這人八成是戒了酒，通常若非因為宗教，就是跟健康有關。

他的發現有時還包括外國貨幣，我因此在不同的時間點確認摩洛哥迪爾汗、瑞典克朗、人民幣、澳門幣與加拿大幣的幣值。薩伊德發現一張寫著「10,000」的鈔票之後衝到蜘蛛網大樓，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等到我解釋說三萬伊朗里亞爾等於一美元，他才洩了氣。身分證件也是垃圾桶尋寶的大宗：薩伊德拿給我某個德國外交官的證件，還在使用期限內，我便把證件送到幾個街口外的大使館去。我家附近住了幾位拉脫維亞外交官，而我漸漸相信他們使館並沒有銷毀官方文件的規範。隨著時間過去，薩伊德給我看過的就有過期的拉脫維亞外交護照、拉脫維亞學校入學申請書、拉脫維亞大使館國防與資源議題顧問的通行證，還有拉脫維亞北約永久代表團祕書長進比利時總部的通行證。

跟當地的垃圾工為友有一些好處，其中之一就是讓我可以在任何時間點，到拉脫維亞首都里加（Riga）展開一段新生活，而且證件一應俱全。我還成了廉價壯陽藥專家。有些壯陽藥名字很棒：「奪久」（Durjoy，產地孟加拉）和「威如塔」（Virecta，來自印度）。中國壯陽藥常常用「龍」這個字，而且都有招搖的包裝，又紅又金。不過薩伊德對於任何藍色的東西都很注意。在另一次興沖沖的時刻，他帶著一片未開封的鋁箔包「艾力斯」地氯雷他定（Aerius desloratadine），藥丸的顏色就像威而鋼。但我上網一查，得知這其實是種抗過敏藥──薩伊德的失望之情一如幣值崩盤的伊朗里亞爾。

薩伊德教我阿語的「性」──「gins」，以及身體各個部位的俗稱。「Andee zabala fil mokh」──「我腦袋裝垃圾」。他常掛在嘴邊。他這句話只有一半的玩笑成分：畢竟為了生計，他非得花大把時間去想跟垃圾有關的事。對話中，「垃圾」這個主題常常跟女人和金錢摻在一起講。過了一段時間，我才了解到──女人、金錢與垃圾，在薩伊德心裡是互有關聯的。這三點正是他物質世界中的鐵三角。

一開始領著他走向垃圾的，其實就是女人和錢。薩伊德的父親在上埃及基納（Qena）附近的村子長大，也跟同輩的許多南方人一樣，移居到開羅來。他在市郊以警衛為職，同時展開一連串的閃電結婚與離婚。對穆斯林男子來說，離婚在法律上相當容易，只不過理論上很花錢，因為有各種應該付給前妻的費用，還要出錢養小孩。但這一切都不妨礙薩伊德的父親，他娶過九任妻子，假如你把他曾經短暫成婚的科普特基督徒女子算進去，那就是十任。當我見到薩伊德的手足與鄰居時，他的父親在眾人口中都是傳奇。人人都說他有貝督因血統，據信這解釋了他的不安於室與旺盛性欲。他們老是提到數字──九任太太，要是你有算科普特人，那就十任。從他們講話的方式來看，顯然沒把那科普特女人算進去。

有個數字大家都不確定：這人到底是幾個孩子的爸。總數約莫是二十，但多數的婚姻都很短暫，同父異母的手足彼此也很少聯絡。基本上，這些孩子都在貧困中長大，薩伊德的處境尤其困頓，因為他的母親是第九任、也是最後一任妻子（假如你把科普特人算進去，就是第十任）。此時，他父親已是中年人，更在薩伊德六歲時猝逝。

父親過世後，薩伊德別無選擇，只能出門工作來幫助母親與兩名年幼的手足。他沒上過一天學校，後來也身不由己地走上清潔產業的路，因為收垃圾既不需要念書，也不需要靠關係。他的第一份童工工作是坐在某個「zabal」──「拾荒者」的驢車上，確保這人出去收垃圾時，車上的垃圾不會被別人偷走。日子一久，薩伊德也漸漸往上爬，到了少年時他已經成了一位名叫薩拉馬（Salama）的科普特拾荒者的主力助手。

這位科普特拾荒者薩拉馬的人生軌跡和父親一樣，人生也受到眾多子女的牽絆。但薩拉馬的「眾多」卻不太一樣，他只結過一次婚，而他太太生了八個女兒，沒有兒子。薩拉馬也因此獲得傳奇般的地位，人人都在討論他是多麼努力地為了準備女兒的嫁妝而工作。在埃及人的婚姻中，人們期待新郎購買一套房子和主要家電，新娘則得包辦廚具、臥房家具、衣物與其他家庭用品。對新娘的家人來說，這些資源基本上就是付諸流水，因為婚後她就成了丈夫家族的一員。

薩拉馬膝下無子，這也意味著沒有男性繼承人能承接他的「回收事業」。等到薩拉馬死後，他的家人決定把路線外包給忠誠的薩伊德，憑藉多年來的服務，薩伊德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條件很嚴苛。為了得到在扎馬萊克收垃圾的特權，薩伊德同意把所有紙類、塑膠類、玻璃，以及其他能轉賣的商品挑出來，交給薩拉馬長女的丈夫，作為回報。這等於薩伊德是無償蒐集這些東西。「我就把東西像剝好皮的香蕉一樣交給他。」他有一回這麼說。

由於心中謹記父親的不良示範，薩伊德以有戰略、堅定而耐心的方式走向婚姻。他誰都不相信，連親人也不例外。以他們這個階級的上埃及人來說，家中的長輩一般都會安排堂表親成婚。人們對於近親通婚的風險所知極為有限，況且結婚的目標也不是提升基因庫的多樣性，而是留住資源。選擇相當清楚：你可以眼睜睜看著女兒的嫁妝消失在陌生人的家裡，或是藉由把她嫁進你的大家族，把東西留下來。結果，將近百分之四十的埃及女人都嫁給家族的堂表兄弟。

薩伊德的母親來自另一座上埃及城市拜尼蘇威夫（Beni Suef）附近的村落，當薩伊德少年時，宗親便指定將某個表妹許配給他。這女孩以嫁給薩伊德當新娘為成長目標，他也覺得她心腸好，人也很有魅力。但他對堂表親婚姻有他自己的看法。據薩伊德分析，要堂表親出身的妻子聽話比較難，畢竟她可以跟父親或其他男性長輩抱怨，而男性長輩就會回過頭對丈夫施壓。「我認為，假如我娶個陌生人，就會比較好叫她做該做的事。」他說。

但是，在親族之外嫁娶要花更多錢。這一點讓薩伊德回到那個物質鐵三角：為了找個女人，他需要錢；為了賺錢，他需要更多垃圾。他盡可能取得到其他大樓收垃圾的權利，這種特權通常得靠錢來買。他還奉行任何想像得到的節流方法。他是我認識的埃及男人中極少數不抽菸的人，而且他還騎腳踏車通勤──對多數開羅人來說，騎腳踏車可是有失尊嚴到無法忍受的地步。（儘管這座城市地勢平坦，但單車騎士少之又少。）薩伊德用他找到的東西交換任何有價之物，而且跟附近所有人都能打交道。假如垃圾裡有還能吃的麵包或肉，他就會拿給不同的管理員和工人，他們則以其他方式禮尚往來。薩伊德還會從垃圾中抽出乾淨的報紙，交給當地的送茶人，交換免費的飲料。

就在年紀快到而立之年時，薩伊德存到的錢已經足以在利瓦區（Ard al-Liwa）──尼羅河吉薩一岸的行政區──蓋一間不錯的兩層樓建築了。此後，他開始睜大眼睛找老婆──而且真的是用看的。眼睛一掃，眼角一瞥──對於一個男女之間少有平常接觸的社會來說，這非同小可。一天早上，薩伊德在某個異母兄長的家附近，看到一位正把濕衣服掛上陽台曬衣繩的年輕女子。她個子很高，皮膚很白，而且美貌出眾。薩伊德得知她來自上埃及亞斯文附近某個村子，現在則是跟親戚一起住在開羅。這個女子名叫瓦希芭（Wahiba）。

她受過比薩伊德更好的教育。她擁有專科文憑──這是鄉下埃及人念完中學之後常常會就讀的商業學校。家人的婚配對瓦希芭也行不通，她曾經跟一位堂表親訂婚，但婚約因為雙方家人吵架而告吹。當薩伊德接觸瓦希芭的男性長輩時，他們對他經濟穩定的程度印象深刻，於是馬上舉行婚禮。此時他三十一歲，她才剛滿十八歲。等到我認識薩伊德時，他們已經結婚了五年，瓦希芭正懷上他們的第三個孩子。薩伊德得意地跟我說，他太太婚後開始圍起尼卡布（niqab）──保守穆斯林穿戴的黑色全面紗。先前點燃薩伊德熾熱渴望的那種經驗──瞥見瓦希芭的臉──是不會在其他陌生男人身上重演的。

萊絲莉和我在開羅第一年時，大部分時間我們每周都會上兩小時的埃及阿語課。我的語言能力穩定進步，不消多久，我就有能力跟薩伊德展開計劃中的交談，告訴他萊絲莉不是女服務生。

但到了這個時間點，他早就不會跟萊絲莉要茶喝了。他一定有感覺到我們的不自在，而我也注意到他自己作了一些調整。開羅素有對外國女子不友善的惡名，她們得應對公開場所司空見慣的性騷擾。但埃及男人對女人的態度也會突然轉向另一個極端。假如萊絲莉和我一同出現在某些場合，有禮貌的男人通常只會跟我對話，小心避免跟萊絲莉有眼神接觸。他們認為這是種尊重，但也是女人在開羅一部分的疏離感來源：有時候她很顯眼，是猥褻視線與嘲笑的目標，但有時候她卻變成隱形人。

不過對薩伊德，應對進退的變化卻不一樣。他似乎意識到，我不會因為他跟萊絲莉說話而感到受威脅，我們三個也能一起坐著聊天，完全沒有一般那種影響性別組成混和交談的不平衡感。我知道他在自己的社群中不會這樣作；他常常大刺刺地談到控制自己的妻子，使她與外人隔絕的必要性。儘管如此，他的性格中卻有一種開放態度，而他也有能力順應不同價值觀的人對他的期待。

薩伊德的工作最要求人的地方其實不是體力，而是這種敏銳。他的工作不受政府監督，也沒有制度或結構能保證別人付錢給他。他就跟開羅的許多人一樣，喜歡聊些正在進行的政治事件，但他從來不會投身其中。他對國家大事不是真有興趣，他整副心思都放在謀生的街頭巷尾，以及收集來的東西。薩伊德撿垃圾，但他也在垃圾中抽絲剝繭──凡是能幫助他了解居民、說服他們付錢給他的線索，他都很敏銳。這是他穿髒衣服的一個理由：他的外表能提醒別人，他代替他們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他中午會在「Ｈ自由」販賣亭休息，部分原因是這個地方很顯眼，能讓行人有看到他的機會，從而感覺到有必要、而開始繳交他們的月費。

假如我對附近的哪個人感到好奇，我都會問薩伊德。一天傍晚，他中途停下來跟萊絲莉和我聊天。我們提起同一條街上住的一位中年富婆。她吝嗇出了名，而且從來沒結過婚，但她明明受過良好教育。我問薩伊德，優點這麼多的人怎麼會獨身？

「有句俗話，」他說，「『假如你為了猴子的錢跟猴子交朋友，那麼明天錢就會不見，但猴子還是猴子。』她的情況就像這樣。沒有人想跟她結婚。」

我提到這名婦女體重過重的事，好奇這是不是另一個因素。但薩伊德搖頭。「她本來很漂亮，」他說，「我看過她十五或二十年前的照片。她看起來很不一樣。漂亮！」

「你在哪看到那些照片的？」

「垃圾裡面，」他說，「她把照片丟了。」

我問，她為何這麼做？

「大概是她不想記起那些時光吧？」他壓低聲音：「說不定那些照片惹她難過。」

周間日的早上，我跟萊絲莉會搭計程車經過十月六日大橋，去一間叫「卡利瑪」（Kalimat）的小小語言學校。搬來開羅之前，我們已經在米德爾堡學院（Middlebury College）修完標準阿拉伯語（fusha）──整個阿拉伯世界以此為書面與正式語──的夏季密集課程了。但埃及方言跟標準阿拉伯語差異很大，連某些基本用語亦然──如果只學過標準阿語，連聽懂「你好嗎？」都成問題。因此在開羅，我等於是在四十一歲的年紀從頭開始埃及阿語的初階課程。

當成年人搬到另一個國家時，語言會像條河流過你身旁。小孩能順著流走，毫不抵抗，但年紀比較大的人步伐多半躊躇得多，至少一開始是這樣。他們或者讓河水把腳打濕，或者走到水深及腰處，又或者不時讓自己有幾小時時間整個人浸在水裡。途中，他們會揀出似乎最關鍵的字詞和成語；人在開羅時，我都會帶著筆記本記單字。有些單字來自和薩伊德喝茶的時光：

其他的字詞清單目則來自工作。二○一一年十二月某天，我在烏瑪．馬克罕清真寺待了一下午，之後我的筆記裡出現：

有時候，字彙會創造出一段故事。隨著我的阿語逐漸進步，我偶爾會自己一人前往解放廣場，當作練習。二○一二年一月，一群抗議人士對我起了疑心，之後我的筆記本就畫上了他們的偏執發展路線：

到了二月，我添上「催淚瓦斯」、「屠殺」和「你能講慢點嗎？」，「陰謀論」則跟「薯條」在同一天出現。有時候我會懷疑自己的阿語講得有多奇怪，也會去想假如我在「阿拉伯之春」前來到開羅，阿語會學成什麼模樣。但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情況都會不一樣；你永遠無法兩度踩進同一種語言。我筆記本裡的許多詞彙都是革命的遺跡，等到穆斯林兄弟會掌控國會之後，清單就出現了：

我最早的體悟之一是，這種片刻就算情緒再怎麼強烈，終究也會過去。筆記本裡有許多字尤其跟「阿拉伯之春」有關，但它們卻包圍在不受時間影響的字詞與片語之間。我在能聽懂計程車司機用收音機播放的政論節目之後，才意識到打電話進來的人和主持人會先互道禮貌的伊斯蘭式問候，長達一分鐘，然後才展開他們對革命的生氣爭論。我的埃及阿語課本書名是「Dardasha」──意為「閒談」，第一章就收錄了一段對話，說明跟點頭之交打招呼的得體方式。不久後，我就發現自己不斷跟鄰居重複這段對話，一句接著一句，講著完全不受解放廣場影響的片語：

阿拉伯語是我成年後學的第二種語言。讀高中與大學時，我從來沒出過國。二十七歲時，我加入了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我被派往中國，住在長江邊某個偏遠的小城市。和平工作團服務結束後，我在中國又待了九年，擔任記者。中文成了我思考基本結構的一部分：某些字詞與概念，我會想到中文，而非英文。

我對阿語的某些看法自然會先透過一層中文鏡片。我在尼羅河邊生活時，自然會先想起我在長江邊的所學，而埃及阿語一開始讓我印象深刻的其中一種特性，就是埃及人的禮貌。在中國的時候，我用的中文入門課本叫《用中文談中國》（Speaking Chinese About China），頭幾課根本沒有花時間在禮貌上。第一頁的第一段對話是，有個學生對老師說：「給我們說說黃河。」沒有「請」，沒有「謝謝你」──中國人很少講這些話，他們是以「直接」聞名的。

然而，《閒談》書上的第一張單字表寫的則是：

許多阿語課在課程之初，會介紹端視性別或階級而定的慣用語。社交語言規則之複雜，連一段三十二秒的對話都需要用注解來細細解讀：

《閒談》的做法相當於開藥方：針對每一種互動提供正確與錯誤的回應方式。有一章旨在說明，當拜訪埃及人家時，主人會奉上食物與飲料，但客人應該要一再拒絕。課文教你，經過幾次奉茶與婉拒之後，客人才能接受。另一章則談到「邪眼」（evil eye），認為他人的嫉妒會導致不幸。《閒談》書中會把小炸彈加上火焰的符號，印在那種就連在革命期間也會讓人氣炸的對話旁：「你的兒子真的很聰明，法蒂雅（Fathiya）夫人。」幸好，這種複雜的炸彈可以用正確的說話版本巧妙拆除：「如真主所願，法蒂雅夫人，你的兒子真的很聰明。」

我帶著女兒上街時常聽到這個片語：「masha'allah」──「如真主所願」。偶爾會有老人家微笑看著兩個小小孩，說「Wehish, wehish!」──「沒教養，沒教養！」這讓我困惑不已，直到有人解釋「說反話」是另一種免受邪眼之害的方法。社交互動的規則多得不得了，連《閒談》的處方也不合用。在卡利瑪學校，我們的其中一位老師里法阿特．阿敏（Rifaat Amin）便準備了五頁的補充教材，標題是〈阿拉伯語社交禮節表達〉。上面就有列出無論別人何時祝福我女兒，得體的回答都是：「allah yakhallik」──「願真主保佑你」。

里法阿特的講義讓我對任何情境都有準備。上面有一種專門向剛結束旅途的人問候的方法，還有另一種片語用來跟最近生了病的人打招呼。不管什麼時候提到逝者的名字，都必須說「allah yerhamoh」──「願真主令他的靈魂安息」；一小句推卸責任的話就能打發乞丐：「allah yasahellik」──「願真主令你的生活好過些」；「shafeetum」這樣的招呼語適用於跟上完廁所回來的人致意；甚至還有專門跟剛剪過頭髮的人打招呼用的成語。

我在扎馬萊克的理髮師總在每一回剪完頭髮後說「na'iman」，但我一開始不懂意思。研究過里法阿特的講義之後，下一次剪頭髮時終於用正確的方式對答，理髮師高興地笑了。這就是那種在我有詞彙可以說之前，都不曾出現在我心裡的概念。突然間，我的那種欠缺就變得很明顯。我是怎麼在沒有任何剪髮完畢後的專用詞彙的情況下，在這世上活了四十二年的？從此之後，這位扎馬萊克的理髮師跟我都一直照章辦事：

里法阿特．阿敏的父祖來自阿拜多斯。他的父親在那出生，是農家子弟，後來成為專作水塔的包商。一九五○與六○年代，埃及人口迅速成長，他的父親搭建超過三百座水塔，從亞斯文一路蓋到亞歷山卓。對於阿拜多斯之子來說，這似乎是完美的行業──生於無瑕的藍色穹頂下，長於埋藏船隻與古人想像力之地──他又把水擺回了天空。

他成功到足以為整個大家族在開羅興建一棟六層樓的樓房。里法阿特就在裡頭長大，身邊都是姑姨伯舅堂表親。孩提時，他夏天會到阿拜多斯與祖父母同住，在「陪葬」邊緣的廢墟間玩耍。等到他年屆五十，萊絲莉與我和他結識時，他的祖父母早已作古，他也鮮少回到南方。但他依舊對自己的阿拜多斯出身感到自豪。他常說自己的血緣能上溯到法老時代的埃及人，而他看起來也架式十足──他的面容就像是對神廟牆面浮雕所做的素描。他很瘦，身形筆挺端正，濃密的白髮跟黝黑的皮膚形成鮮明對比。他的顴骨很高，有著一雙銳利而深邃的眼睛。他的愛國心極為堅定。有些上埃及家庭的社會階級在上世紀中葉有所提升，他和其中許多人一樣，都是賈邁勒．阿卜杜勒．納瑟的死忠支持者──納瑟也出身南方。當納瑟在一九七○年死於癌症時，里法阿特才二十歲，但他仍然對先前那個時代的埃及有種懷舊之情。每晚十點，里法阿特都會轉到羅塔那電視台（Rotana），看偉大的埃及歌手烏姆．庫勒蘇姆（Umm Kulthum）在一九五○年代或六○年代的演唱會重播。有一次，里法阿特為我們準備的習題裡，就有這樣的句子：「凡是真正的埃及人，沒有不愛烏姆．庫勒蘇姆的。」

不過，里法阿特卻有著跟今日埃及格格不入的其他特質。他是穆斯林──但他喝酒，不上清真寺，拉瑪丹月（Ramadan）＊期間也不禁食。他無視日常祈禱的召喚，對他來說，唯一虔誠遵守的儀式就是十點鐘羅塔那頻道的重播。他表示，前往麥加朝覲是浪費錢，不如花在窮人身上。自青春期開始，他就幾乎吃全素，這在埃及人之間極為罕見。里法阿特的手足告訴我，他們的父親在他剛開始拒吃牛肉與羊肉時常對他咆哮，但少年不為所動。成年之後，他所享用的少數肉類，是姐姐瓦蒂雅（Wardiya）烹煮的雞肉──她會用特別的手法去掉雞皮。

瓦蒂雅有時會送飯到里法阿特的住處，因為他是沒有女人的男人。他還年輕且單身時，就以需要隱私為由，搬離了家人的那棟樓──這在埃及也很不尋常。他獨居在吉薩一岸的中產階級城區──穆罕迪辛區（Mohandiseen）的公寓。三十出頭時，他曾短暫與一位異國女子訂婚，但如今他似乎對這段過往不怎麼嚴肅看待。「我從來沒結過婚，al-hamdulillah!（萬贊歸主！）」 他常這樣對萊絲莉和我說。

在成為我們的老師之前十年，他曾經罹患淋巴癌。進行化療時，瓦蒂雅每周都會幫他送飯。縱使生活方式與意見天差地遠，但手足之間仍然極為親密。瓦蒂雅很虔誠，對於她弟弟看待神與性別關係的方式並不苟同。里法阿特相信男女理應平等，但瓦蒂雅拒絕接受這種思想。但她承認自己也受到弟弟影響。他力促她讓自己的兩個女兒盡可能接受最好的教育，最後她也同意了。里法阿特的論點是把女性受教育當成武器──假如丈夫讓她失望了，教育就是一種自保的方法。

里法阿特在有女性在場時也很自在，這是萊絲莉跟我選他上課的原因之一。上課時，他喜歡準備能反映社會批判的課文。有時候他寫的對話裡，都不給粗魯的男人起名字：

有堂課講到埃及偉大歌手烏姆．庫勒蘇姆，她很晚才結婚，而且沒有小孩，里法阿特便提到她可能是女同性戀。他很欽佩這類打破舊習的人，本身也很重視個人自由；他是「阿拉伯之春」的狂熱支持者。他的阿語課單字清單常常反映出甚高的陳義：對立、知識分子、發展中國家、社會階級；但他也有那種傳統埃及人對強人領袖的熱愛，得意地自稱為納瑟派。當萊絲莉和我指出納瑟曾經把異議人士、知識分子與伊斯蘭主義者丟進監獄時，里法阿特則主張這名獨裁者的鎮壓是合理的，因為經歷一九五二年的革命之後，國家需要團結一致。

他深信今天的埃及亟需一場重大的社會變革，還把家庭關係形容得令人窒息。但他仍然叫我們練習「阿拉伯語社交禮節表達」。就言詞表達上，他有他傳統的地方，其中一次的講義就是概述稱呼埃及女性的得體方式：

薩伊德與里法阿特都是在開羅生活的第二代上埃及人，他們也都成為我最常講阿語的對象。儘管受過的教育與社會階級有所不同，他們卻有一個共通點──強烈的矛盾感。兩人都綜合了嚴守傳統與驚人開明、甚或不守常規的思想。日子一久，我漸漸認為這種矛盾的傾向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埃及百姓如此，神廟牆上的人物亦如此。這個現代國家有主流宗教、強大的民族主義，以及讓人感到幽閉恐懼的家父長制家庭結構；但這個國家也有一股相反的個人主義力量，許多埃及人更是天生如此。里法阿特的特殊與不一致看起來簡直與生俱來，瓦蒂雅和他的其他手足也睿智地選擇接受它們。

里法阿特喜歡自己編教材上課，但一開始我堅持要用《閒談》。我在中國的時光讓我對語言課本有種著迷，因為書中教的遠比字彙與文法多得多。我剛開始學《用中文談中國》是在一九九六年秋天，當時這個國家正開始加速經濟改革，而國家發展的先後順序就反映在課文中。第三課裡出現的句子（「他工作很認真」）在第四課變得更複雜（「人人工作認真，因此產量達到兩倍」），接著在第五課達到精妙的新高度（「我們已經體悟到，唯有提升產量，才能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至於「人民」是哪些人，他們生產些什麼，或是他們何以辛苦工作到這種地步，則不得而知。領導他們的是看不見的政治人物，他們沒有名字，但分分秒秒都很勤奮。（第三課：中國領導人們真會親身從事體力活兒嗎？）

十五年後，來到另一個轉變中的國家，《閒談》為我引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埃及的課文沒有生產額，沒有經濟計劃，也沒有基礎建設工程，「工廠」這個詞不會出現在課本裡，不會有人提到要產量翻倍或提高生活水平，對話中的人物講的內容就像「我是工程師，念了五年大學之後，我現在在餐廳當服務生」。

我的中文課本對外國讀者而言向來諱莫如深──對中國或中國人民連一句負面的評論都沒有，但《閒談》從不避諱不好的行為。這是這本書強調禮貌的另一面：書中描繪出真實生活與美麗的言語之間的多處落差，甚至有一段對話是打錯電話卻又莫名堅持的交談。自從萊絲莉和我有了埃及的手機之後，我們一直對那些打錯電話找錯人，或是有奇怪要求，甚至什麼都不說的來電滿頭問號。《閒談》的單元就讓學生對這種情況有所準備：

我們在卡利瑪上到這一課時，里法阿特不在，幫我們上課的老師是一位名叫薩米的親切男子。在我看來，這段對話看起來很直白，而且相當無聊。但薩米把它當成海明威的小說來讀：被遺漏的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我想，古瑪阿先生人確實在那裡。」薩米話說得認真。他詳細解釋了阿里替古瑪阿先生說謊的各種可能。也許古瑪阿先生欠哈米斯錢，又或者哈米斯是想找他幫忙。薩米說，這種行為在埃及相當常見。

「有時候我們會假裝沒有別人要的東西，」他說，「有時候我們說他人不在，但其實他在。」

我問他，這種欺瞞從何而起。

「這要從七千年前說起，」薩米說，「獨裁者長在。我們始終擔心害怕。所以我們不相信彼此。」

這下換我帶著新的執念來解讀這九行字了。阿里為何稱呼他「親愛的」？哈米斯講話口氣怎麼這麼熟門熟路？「他認識我」那句神祕的結尾又該怎麼解釋？「但他知道我是誰」這就是本日心得：在埃及，事無大小，都可以有陰謀論。

《閒談》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講到數字。「一」到「十」的字一直到第三章才有介紹，接著還要再等三章課文，才會繼續講更大的數字。等到學生學會講「十一」的時候，他早已精通「可愛的女孩」、「訂婚」、「結婚登記」與「東方之星」（埃及人給烏姆．庫勒蘇姆的雅名，課本第五章就談這位歌手）等事關重大的詞彙了。

在這世界上，我還從沒去過因為數字而害人這麼不自在的地方。首先，我以為的阿拉伯數字，其實對許多阿拉伯國家（包括埃及）來說並非標準用法──知道這件事情真的讓我很震驚。所謂「阿拉伯數字」是種錯誤的稱呼，嚴格來說，它們是「印度─阿拉伯數字」，因為這套體系起源於印度，而後由阿拉伯人介紹到歐洲。埃及人與其他許多阿拉伯國家的人用的是一套不同的體系──「阿拉伯─印度數字」，同樣起源於印度。就好像這些名詞還不夠混淆一樣，「印度─阿拉伯」、「阿拉伯─印度」，兩者符號形狀的重疊之處更是足以讓外國人暈頭轉向。我已經學會把٤當成４，٥當成５，٦則當成６。在阿語書中，字是由右往左讀，但數字的方向卻相反。假如閱讀文字後來到某個數字，你就要迴轉往前讀。埃及的車牌、門牌就是按照這種體系來寫：

每次看到一塊牌子，我都會變成鬥雞眼：字母從右看，數字從左看。這會不會影響理解？埃及學童學會來回變換，在兩種文字與數字體系的方向之間靈動跳躍。所有公立學校教材都採用「阿拉伯─印度」體系，數學公式由右往左寫。但假如學生上的是公立大學的數學課，文字寫法與方向都會改變。公式以拉丁與希臘字母寫就，從左往右寫。到了大學三年級，課程就會完全以英語進行，部分是因為沒有適合這個階段的阿語課本。開羅大學的數學教授哈尼．艾爾─胡賽尼告訴我，他注意到每一次的轉變都讓學生大為頭痛。據他來看，這種轉換有礙學生進步，但他也沒有能輕鬆化解的方法。這是十九世紀殖民主義的痕跡，教育者以英語或法語引介技術性學科，久了以後就在大學課程根深蒂固。

就連上街，埃及人對數字似乎也不太自在。他們討厭殺價，這讓我很驚訝，因為我是帶著對中東集市先入為主的觀念來到這個國家的。在中國，殺價是種全民運動，經歷了在中國的日子，我已經受過所有標準步驟的訓練：轉身離開、「最多這個價，老兄」、詆毀你希望買到的東西、假裝為Ａ討價還價但想買的其實是Ｂ。但在埃及幹這種事，就像打觸身足球（touch football）＊時擒抱別人一樣。初來乍到時，某次我跟一位開羅店老闆討價還價。過程中我才剛熱好身，但對方卻一臉惱火，望著天空，說：「La ilaha ill'allah!」

這句成語──「萬物非主，唯有真主」──也列在里法阿特的講義裡。他上課時解釋說，埃及人有時候會反覆念古蘭經文，試圖控制自己的情緒。我居然討價還價到讓對方得念清真言的地步！從此以後，我都用賽前練習的態度對待跟埃及人的交易──不穿護具、不能接觸。說什麼都得用半速，甚至更慢，而且不能問太多跟錢有關的問題，這會害埃及人感到尷尬，也讓他們擔心邪眼的影響。他們很容易就招架不住數字。到店裡買東西時，萊絲莉跟我知道要檢查找的錢，因為商家常常算錯。這不見得是在占外國人便宜，真要說起來，算錯通常還讓我們拿到更多錢。在中國渡過十一年，我真記不得中國的店老闆有哪一次找給我太多錢，但多找錢在開羅發生的次數卻多到我數不清。如果拿一張一百鎊的鈔票給埃及櫃員付三十五鎊的費用，看他拿起計算機也不算少見。

離開中國的生活後，這不失為一種放鬆，那邊對錢可以執著到煩人的地步。而埃及數學能力孱弱的另一面，則是他們強大的語言能力。這有部分算是殖民主義留下的另一種遺跡，但我懷疑這跟許多埃及人主動、愛交際的性格更有關係。他們天生很會學語言，我常常遇到像馬努那樣的人，他們沒有受過任何正式課程，卻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就我個人經驗來看，這種事情在中國非常罕見，中國人多半有語言學習的問題。他們試著用學數學的方式來學語言，也就是憑記憶力死背，以及反覆練習。

我在課堂上提到這些議題時，里法阿特說，埃及人數學不好的現象同時也是文化與政治問題。「沒有『nizam』可言。」他說。這個字很早就出現在我的語言筆記本裡，是個因情況而異的字。在解放廣場上，示威人士用這個字時，意思是「政權」。「阿拉伯之春」最強力的口號──人民要推翻政權──一開始是從突尼西亞喊出來的，接著被埃及人和其他人挪過來用。但這個詞也可以指任何一種體系，埃及人批評本國社會時就常常用到這個字。

「教育根本沒有系統可言，」里法阿特接著說，「一切都很混亂、崩解──你看學校那什麼樣子。課本很糟，老師缺乏訓練，所以大家學不會邏輯思考，所以他們數學不好。」

根據里法阿特的看法，問題的根源遠比教育或後殖民主義還來得深。他指出，許多埃及人日常生活的進行完全沒有任何秩序可言。他常常嘮叨這一點：人人都賴床，吃飯不準時，社交到半夜。我的筆記本有一整塊都用來記跟遲到有關的說法：

這類句子從未出現在我的中文用語清單上，在中國，大家對於幾點睡覺、幾點起床都有嚴格的看法，約了時間就沒人會遲到。等到我開始學埃及阿語之後，我對這種對比也好奇起來，於是重讀了《用中文談中國》。中文課文裡，官方機構與組織架構出現次數之多讓我驚訝。一開始的幾段課文裡，字彙就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社會主義」、「聯合國」、「婦女協會」、「副總理」，以及「委員會主席」。

然而在《閒談》裡，就無法感受到這種更大的體系。課文會提到像穆巴拉克等領導人，但不會談到組織或架構，用來政府工作的詞彙也極為負面。對話中的人物提到「wasta」，是個很難定義的字。文中的意思相當於「走後門／靠裙帶關係」：

中文的「關係」也是類似的概念。但「關係」可以培養，可以學習，可以操弄；這是個經過充分發展的社會體系。有時候很腐敗，但有時候也很彈性：只要有方法，有常識，人人都可以建立「關係」。另一方面，埃及的「wasta」卻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它更為固定不變。相較於可以建構、耕耘的人際網絡，「wasta」反映的似乎更像是社會階級，而且是種結束對話的方法──一個人要嘛有關係，要嘛就沒有。像薩伊德這種人雖然辛勤工作，處理的人際關係範圍之大也讓令人印象深刻，但他不會把這稱為關係。他可以保住自己的清運路線，讓生活有些許提升，但不會有一條通往功成名就的明晰道路。真正的關係所能提供的重要事物──新工作、真正的安全、讓孩子讀更好的學校──都超越了薩伊德的網絡範圍。他不會把自己收垃圾的路線看成某種大架構的一部分。

連受過教育的人，都會對《閒談》的對話中除了靠關係或離開這個國家以外就別無選擇的情況感到灰心。教育的價值似乎有限，從來沒有人對政府機構表現出信心。家人重於一切。課文旁邊有對家族結構的注解：

文中的文眼是「咸認」與「據信」。《閒談》裡面的長者有些慷慨而睿智，但也可能荒唐而氣量狹隘。丈夫的行為可能還比不上小孩：

這本書對於開羅不好的一面也不避諱。書中用一系列未完成的句子來介紹條件語氣：

有個練習叫「你很暴躁」。說明如下，「兩人一組，問你的夥伴以下問題，看看他／她個性是否易怒」：

里法阿特教到這一課的時候，他對每一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會」。他是我認識最「'asabi」的人，但這個專屬於埃及經驗的字很難翻譯。英文的「易怒」不需要脈絡；但如果不先傳達埃及會發生的那些、讓一個理智的人變得「'asabi」的所有事情，就說這人「'asabi」的話，感覺有失公允。或許最貼切的說法是：這個詞是用來形容要求學生翻譯「這整個國家似乎沒人知道怎麼在少了一支麥克風與五個擴音器的情況下慶祝」，藉此來教他們阿語的那種人。

里法阿特催我們盡快學完《閒談》，因為他熱愛自己創造課文對話──裡面的埃及人行為舉止有問題、惹惱親人、小事化大事。我與萊絲莉剛認識他的時候，實在很難理解他的愛國心，畢竟他總大聲抱怨埃及社會的諸多方面。然而隨著時間過去，我們了解到埃及有其表，有其裡──裡外不必然相同。「身為埃及人」的情感深厚到跟這個國家實際上的結構──或是實際上的缺乏結構──毫無瓜葛。這正是為什麼這塊土地儘管管理奇缺，卻如此凝聚、如此團結的其中一個原因。

而這也是「矛盾」民族性的另一個例子。我在開羅遇到的人泰半都很愛國，但他們也很樂於批評自己，批評自己的政府與社會，而且尤其喜歡用嘲諷或其他幽默的方式為之。不知何故，埃及人就是能在自豪的同時感到羞愧，在樂觀的同時表現犬儒，在嚴肅的同時開起玩笑。即便他們正在抱怨強人領袖對這個國家所作的一切，他們還是熱愛強人領袖。等到其中一堂以古埃及歷史榮光為主題的阿語課結束後，我的筆記本上出現了新的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