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三月，我跨過尼羅河宮殿大橋，穿過解放廣場，進入埃及的國會大廈，為的是跟穆斯林兄弟會的國會領袖會面。新國會的會期進行還不到兩個月，會議召開的地點則是舊國會大廈。革命之前，這棟建築物是一系列會議的所在地，最能形容這些會議的詞，就叫「橡皮圖章」。國會大廈的建築本身相當宏偉，外部是新古典主義風格，有大理石柱與圓頂，罩著寬廣的議事廳。國會議員會在隔壁的法老廳（Pharaonic Hall）休息。在法老廳內，柱子刷上了類似棕櫚樹的顏色，有如古埃及神廟一般。一尊坐在王座上的荷魯斯青銅塑像靠著其中一面牆。在荷魯斯的王座後方，有幾塊髒兮兮的破布、好幾十罐鞋油，以及四雙舊鞋。
計劃與我會面的國會議員名叫索比意．薩勒赫（Sobhi Saleh），他遲到了。他的助理打電話來，說了課本上的其中一句話──「我們能約晚一點點嗎？」我在法老廳等待，看著十來位議員坐在房間四周，低聲交談。有個老人在擦鞋，幾個服務生則托著銀餐盤，送茶、三明治和香菸。
在房間中的所有人裡，看起來就數擦鞋的老人最自在。對每一位客人，他都按照一套特定的程序走：他把對方的鞋子脫下，套上暫時代用的鞋，接著隱身於荷魯斯塑像後。頃刻間，他就拿著一塊破布或一罐鞋油重新現身。我看著他這樣做了幾回，開始起了好奇心，於是走過去看神像的後面。他暗藏的用具擺得整整齊齊：破布、鞋油、多的鞋子。
我上前攀談，擦鞋的男子告訴我，自己名叫里法阿特．穆罕默德．艾哈邁德（Rifaat Mohammed Ahmed），打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就在法老廳擦鞋了。「納瑟的時候我就在這裡，沙達特的時候我也在這裡。」他說。他身高約五呎，瘦得像根竹竿，雙手已經染成紅褐色。他的右眼已經永遠睜不開了。講話時，他身體會前傾，頭歪左邊，用他那隻好眼瞇著看。
「上一屆的國會只有八十八個穆斯林兄弟會議員。」里法阿特說。那一屆就跟納瑟執政以來的任一屆國會一樣，是由國家民主黨（NDP）主宰的。國家民主黨等於統治了一黨專政的國家，只不過讓兄弟會與其他若干團體在國會中掌握有限的席次。
「國家民主黨議員有時候不會出席投票，因此不夠達到多數，」里法阿特繼續說，「有一天就發生這種事，結果艾哈邁德．艾茲（Ahmed Ezz）跑進來，叫國家民主黨議員進議事廳投票。他還對我大吼：『你，里法阿特！要是你再用擦鞋拖延議員時間，我就跟國會議長投訴你！』」
艾哈邁德．艾茲是個有錢商人，也是國家民主黨最有權勢的成員之一。最後一屆國會在二○一一年二月，穆巴拉克辭職後解散，如今艾茲也進了惡名昭彰的開羅托拉監獄（Tora Prison），為貪腐服十年刑期。里法阿特瞇著眼，揮著油亮的手指，彷彿艾茲還站在他面前：「我說，『我管你。我才不怕你。』」
這名矮小的男子呼出胸中的空氣。「我記得我有說這屆國會不會繼續下去，」他接著說，「我知道有事情要發生。這十年來，我一直說會有革命。」
正當我們聊天時，索比意．薩勒赫到了，里法阿特也在一瞬間收斂了桀傲不遜的站姿。他低下頭，微笑，在薩勒赫入座時禮貌地退回去。薩勒赫為遲到致歉，解釋說他得主持起草埃及新憲法的委員會。他說，自己最近在閱讀一份由普林斯頓大學發表、對全球一百九十四部憲法的研究，而他也感到來自民眾迫切的壓力。「他們的野心高不見頂，」他說，「革命的定義就是野心。」
里法阿特站在一旁，低著頭。這時薩勒赫對他比手勢，讓他脫鞋。
「這位是國會裡最優秀的人物，」跪在薩勒赫身側的里法阿特說，「他很真摯，演說也很清楚。他是個規規矩矩的好人。」
薩勒赫揮揮手表示謙虛，但臉上卻掛著笑。
「他在會場中無與倫比。」里法阿特接著說。他脫下薩勒赫的鞋，然後遁入荷魯斯塑像後。
薩勒赫將近六十歲，有著黝黑的皮膚、厚實的灰髮和濃密的眉毛。他比大多數我見過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更願意笑開口。兄弟會成員常常有一股拘謹、莊重的氣質，有些埃及人還宣稱自己可以從一個人自持的站姿看出誰是兄弟會成員。但兄弟會成員其實沒有明顯的跡象，這也為組織增添了神祕性。
但埃及社會中其他許多團體就不是這樣。身為初來乍到的人，我馬上就學到怎麼從外顯的特徵看出個人的信仰或階級。上層階級的女子通常不會包頭，有些來自保守中產階級背景的女子則傾向於把自己的希賈布緊緊圍在下巴處。在城裡屬於下層階級的城區，你會比較常看到婦女圍尼卡布。至於男人，虔誠的穆斯林前額通常會有日積月累的祈禱痕，薩拉菲派則是在下巴留著濃密的鬍鬚，但修剪唇上的髭。基本上，科普特基督徒無論男女，每個人右手腕的裡側都有小小的十字架刺青。不過，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卻沒有明顯記號。他們通常是純中產階級專業人士，有些人蓄鬍，有些人則刮得一乾二淨，像薩勒赫就是。他的iPhone螢幕首頁是他自己的臉部特寫照，每次有電話進來就會亮起。iPhone上的他也帶著微笑。
我們談了一陣子，然後里法阿特便從荷魯斯身後帶著擦亮的鞋子回來。我向薩勒赫問起總統大選──終於開始安排了。兄弟會承諾不會推派候選人，因為他們希望向埃及人保證：伊斯蘭主義者意在分享對政府的控制。我問他，兄弟們會不會改變心意。
「絕對不會，」薩勒赫說，「絕對不會。我們誰都不會提名。」iPhone亮了，薩勒赫看向自己的笑臉，然後按掉電話。他接著說，「我們希望向各黨各派傳達一個訊息，讓他們了解伊斯蘭主義者不打算掌握權力。我們歷史悠久的口號說得好：
『要參與，不要宰制。』」
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常常告訴我：關於他們的政治理念，我需要知道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在《古蘭經》上找到。這是伊斯蘭主義者整體共同的主張：理論上，這場政治運動反應了信仰中若干根本而永恆的特質。但這就跟試圖透過閱讀《新約聖經》以理解美國福音派的政治操作一樣有問題。經典是一回事，歷史是另一回事；任何一種社會運動，都是一時一地的產物。
穆斯林兄弟會成立於一九二八年，地點在蘇伊士運河旁的城市伊斯梅利亞（Ismailia），創始人是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班納在尼羅河三角洲的一處村莊長大，父親是當地的伊瑪目，信奉保守的遜尼伊斯蘭信仰。而這位男孩──嚴肅、虔誠、執著於對伊斯蘭律法的嚴格詮釋──後來成了阿語老師。政府派他到伊斯梅利亞的一所小學教書，這就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對於像班納這樣的年輕人來說，沒有別的埃及城市能有更讓他不愉快的環境了。伊斯梅利亞是不列顛人經營的蘇伊士運河公司總部所在地，所有最好的別墅住的都是歐洲員工。路牌是英文，城外則有戒備森嚴的不列顛軍事基地控制這個地區。伊斯梅利亞和其他有外國居民的埃及城市一樣有分離的司法體系，由獨立的法庭處理所有涉外的案件。
對一位受過教育的埃及人來說，這種恥辱只是一段長期衰頹的最新篇章而已。最後一位自稱法老的埃及本地人早在西元前一八六年就敗在希臘裔的托勒密王朝手中，此後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都沒有任何一個埃及裔統治者出現。埃及發明了「國家」的概念，為西方文明訂立許多基本的王權表述方式，但它卻失去了統治自己的能力。一連串外來領主──希臘人、羅馬人、拜占庭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奧斯曼人，在超過兩千年的時間中掌握了尼羅河。
十九世紀初，代表鄂圖曼帝國統治埃及的阿爾巴尼亞人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決心改革這個國家。他在拿破崙入侵與短暫占領之後迅速掌權，而拿破崙一事也讓阿里等人確信這個國家需要現代化。阿里擴軍，整頓政府機關結構，引入歐洲法律元素，並且將農業重新導向棉花等經濟作物。他的兒孫與其他傳人繼承了他的大業，其中許多人都試圖延續改革。
這些試圖發展的嘗試泰半是從另一種近代的創新──「外國借款」來獲得資金的。有了海外資金，穆罕默德．阿里王朝許許多多的成員蓋了學校、宮殿與軍營，並根據巴黎模式重新規劃開羅市中心。他們開鑿蘇伊士運河，嶄新的城市在沙漠中如雨後春筍般誕生。塞德港（位於運河北端）的名字便是紀念穆罕默德．阿里的兒子，而伊斯梅利亞之名則得自阿里其中一位孫子──伊斯梅爾（Ismail）帕夏。
這一切的建設（尤其是運河）最終讓這個國家破產了。到了十九世紀末，鄂圖曼帝國虛弱已極，埃及落入另一個領主的時機也已成熟。但這一回發動入侵的不是軍人，而是銀行家。不列顛人不過只是購買該國的國債而已，他們便掌控了蘇伊士運河公司以及公司幾乎所有收益。日子一久，他們也開始管理重要的政府機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不列顛人直接統治了埃及。
哈桑．班納就是在外國人經營的運河兩岸發表了穆斯林兄弟會的成立宣言：「我們厭倦了這種羞辱而受限的生活。」最貼切的作法，是將這場運動理解為對殖民主義、資本主義，以及傳統文化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崩潰的反應。就此而言，兄弟會就類似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後兩者同樣在前後差不多的時刻壯大於世界其他地方。不過，共產主義者志在為社會打造嶄新的烏托邦架構，班納則是訴諸於既有的信仰。
他常用「nizam」──「體系」這個詞，來描述將伊斯蘭信仰用於解決當代社會所有問題的作法。這個詞從來沒在《古蘭經》出現過，比較宗教學的學者也用「時代錯置」來形容班納運用這個概念的方式。對班納而言，伊斯蘭之所以能成為一套體系，原因不在於這是《古蘭經》的實際內容，而是因為他相信現代世界需要伊斯蘭信仰。兄弟會的領袖並非以深入的思想或理論而聞名：理查．Ｐ．米切爾（Richard P. Mitchell）為這個組織的早期歷史寫了本開創性的學術著作，他提到，「無論是班納還是這場運動，都沒有創造出任何跟神學或哲學沾上一點邊的成果」。他們的主要成就反而跟組織有關。班納創造了一套串聯眾多五人小組的體系，跟早期共產黨和法西斯組織相當類似。兄弟會的領導階層遵奉嚴格的等級制度，事實也證明這種有組織、有紀律的感覺，對於一個追尋體系的社會來說相當受用。兄弟會成立不到二十年，就有三十萬至六十萬的成員，活躍於清真寺與慈善機構中。
但兄弟會的中心德目就跟組織架構一樣，從來沒有明確下來。班納含糊談到要激發埃及的「伊斯蘭化」，並對兄弟們耳提面命，表示他們並非政黨。然而，他們的行動卻常有政治意圖，在發展初期還曾贊助過巴勒斯坦民兵，有些成員還參與埃及國內的暗殺與其他暴力行動。兄弟會領導人最後拒絕了這種暴行，但埃及政府仍然以打壓來回應這個組織。一九四九年，祕密警察在開羅街頭暗殺了班納，兄弟會在埃及大半的歷史中都遭到禁止。這一切都增添了該組織祕密與多疑的傾向。
即便在穆巴拉克垮台，兄弟會也參與新的、開放的政治體制後，領導層仍然拒絕回答一些基本問題。組織的財務就跟總人數一樣成謎。二○一二年春，我常問兄弟會領袖與發言人關於埃及有多少弟兄的問題，而我從來沒有聽到同樣的答案兩次。他們的回答從四十萬到超過兩百萬都有，而他們也一貫表示自己不知道實際數字。對於一個能維持錯綜複雜的細胞結構、從所有成員身上收錢的組織來說，這實在不大可能。
里法阿特憎惡他們。「Kedebeen!」──「騙子！」只要這個話題在阿語課上出現，他都這麼說。「騙子！」這是標準的批評之詞，另外就是「兄弟會別有居心」的看法。組織領導人之所以宣稱他們不會謀求總統大位，一部分就是為了緩和這種擔憂。「我們要向所有人傳達『我們不願獨自掌權』的訊息。」兄弟會的發言人之一亞西爾．阿里．艾薩伊德（Yasser Ali Elsaid）對我說，而同一周索比意．薩勒赫也在國會大廈說了差不多的話。不到兩周後，兄弟會便宣布還是會提名候選人。為了平息批評，他們反而做了跟原有打算完全相反的事。不過，如今他們也有機會掌握總統大位，一如掌握國會。
那年春天，所有立法會議內容都會在名叫「國會之聲」（The Voice of Parliament）的節目上實況轉播，算是解放後新的開放措施。對許多埃及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能瞥見革命的果實，開羅商家與咖啡店的每一台電視機似乎都在播放這個節目。我通常是在馬努的住處看「國會之聲」，他一邊翻譯，我一邊做筆記。會議過程播放時不會有人評論，不過議員會在休息時接受訪問：
問：我們已有耳聞，世界各地有許多組織、黨派與個人──例如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計劃將埃及分為許多小國。身為努比亞人，你有什麼看法？
答：我們的文化有七千年歷史。
來埃及之前，我已經聽說陰謀論在一般民眾之間相當盛行，但我沒有料到會像泉水湧出來一樣湧現於整個社會。「國會之聲」上的政治領袖不見得在建立論述，反而常常是把出現在談話節目與街談巷議的話題拿來放大。二月的某個下午，有位議員起身發言：「很多人都說舊政權從托拉監獄中操縱、控制一切。我們要怎麼知道這是不是真的？」
這是常態。議員提出某種假想的威脅，其他人七嘴八舌，然後在任何事獲得解決之前，這個主題就戛然而止。這一天是托拉監獄，那一天是公發麵包的低劣品質。是誰該為爛麵包負責？無能的背後是否有什麼陰謀？一位議員站起來發表激昂的演說，說他曾經拿政府發的麵包給一隻餓肚子的貓咪，結果這隻貓拒吃，而這顯然點出唯一可能的結論。（「有隻黑手伸進了生產過程中的各個方面，從供應、配送到麵包師都是。」）
特定主題一再規律出現。基本上每一次開議，某些薩拉菲議員就會起身，宣稱聖城耶路撒冷依舊掌握在猶太人手中的事實堪稱罪孽。議長是薩阿德．卡塔特尼（Saad el-Katatni）博士，是位有能而堅毅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他提醒大家不要離題，此時他的表情彷彿在說自己頭上的祈禱痕是出於沮喪而拿頭撞牆得來的。議員們會提出動議，有些不錯，有些就沒那麼好。（像是「我們埃及有八千萬人民，只要我們跟每個人收十鎊，就會有很多錢，我們就能解決所有現在談的問題。」）穆斯林兄弟會的議員最直言不諱，薩拉菲派也很坦率，少數自由派與世俗派就感覺很克制。在一次長達兩天的議事中，馬努跟我看了九個小時，才輪到第一位女性說話──只有百分之二的議員為女性。
沒人會有那種「這對埃及好」的幻覺。某日，一位國會議員起身懇求，「把直播停掉吧。一旦大家看到我們在這裡做什麼，看到一切的爭論，他們就不會信任我們了。」只是為時已晚，上千萬的埃及人早就看到了。人人都曉得這場革命缺乏方向，曉得「有立法機關卻沒有新憲法或新總統」是件多沒效率的事。國會議員引人注目卻沒有實權，他們有舞台卻對自己的作為沒有準備。他們其實是搬演一場進口的民主儀式──新古典主義的圓頂古怪地蓋在法老廳上。「你們知道這個政府讓我想到什麼嗎？」一位議員在四月下旬的會議中說道。「你們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玩捉迷藏，從十、九、八……一路倒數下來嗎？現在有警察了嗎？沒有。還有麵包嗎？沒有。學校還在嗎？不在了。賊人耍了我們。」
馬努和我在吉薩一岸的都基區（Dokki）收看「國會之聲」，他在這邊跟幾名年輕的外國人同住一間破舊公寓。馬努曾經提到，他父親以前會花幾個小時看穆巴拉克時代的國會──這是個馬努永遠無法理解的儀式。當時，國會完全由國家民主黨所控制，而馬努的父親會因為政治人物的懦弱而發火，對著電視怒噴髒話。「或許這就是關鍵，」馬努說，「看這個能讓他發火。」
馬努在塞德港長大，蘇伊士運河就在此與地中海相連。塞德港跟那座激發了兄弟會創立的伊斯梅利亞城一樣，是在十九世紀興建的。人們起先對塞德港懷抱遠大的願景：一八六○年代，法國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奧古斯特．巴特勒迪（Frédéric-Auguste Bartholdi）提議在塞德港打造一尊能與人面獅身像匹敵的紀念像。巴特勒迪原定的作品名稱為「為亞洲帶來光明的埃及」（Egypt Bringing Light to Asia），他設計了一尊九十英呎高的埃及農婦像，農婦舉起一臂，手裡拿著火炬。但埃及的財政崩潰，使得這個計劃胎死腹中。巴特勒迪最後帶著這個點子渡過大西洋，到了另一個前景看好的港埠，在那裡把埃及農婦重新想像成自由女神像。
隨著時間過去，塞德港也成了一座錯失機會之城，既沒有原本應有的繁榮，也沒有原本期待的開放。塞德港的早期歷史是個海納百川的地方，但其實只是殖民前哨站所具備的那種淺薄的世界性，幾乎所有外國居民都在納瑟的革命後離開了這裡。在沙達特與穆巴拉克統治下，塞德港得到若干優惠的貿易與投資政策幫助，但貪腐與整體微恙的埃及經濟也逐漸將之消耗殆盡。當馬努還是個孩子時，塞德港孤立得很，是船隻前往世上引人入勝之處的路上所通過的乏味背景。
馬努的父親經營一間生意興隆的咖啡店，但經營的負擔似乎給他帶來不小壓力。他嚴厲對待員工，為了埃及政局大吼大叫；到了晚上，他會抽哈希什，試圖放鬆。他常常揍自己的么子──馬努學會要避免跟父親說話，因為連稀鬆平常的交談都有可能被暴力相向。他在學校的表現並不起眼，他有語言天賦，但缺少出口；當他請求父親讓他就讀當地的英語學校時，他的父親拒絕了。
馬努在中學行將畢業時展開了第一段性關係。埃及所有公立中學與高中都是以性別分班，男孩跟女孩之間通常沒什麼接觸。隨著進入青春期，男生的社交與打鬧也常常帶有性的元素。有些男孩舉動較為女性化，別人就會半開玩笑地碰他、抓他；私底下，男孩子從這種打鬧進展到更親密的舉動也不算特別。馬努發現自己迷上了一位好看的同學，兩人很快便發生了性關係。這段關係斷斷續續維持了兩年，之後馬努和另一位男同學成了一對。
他找不到字詞來說明自己所作的事。阿拉伯語沒有指稱「同性戀」的貼切用語，只有「khawwal」可用。這是個古字；十八、十九世紀時，「khawwal」指的是變裝男舞者。變裝男舞者在埃及相當常見，他們在婚禮與節慶時表演，而且常常是其他男人可以上床的對象。馬努和同學不曉得這段歷史，自然也沒有意識到彼此的打鬧方式正好呼應了舊時變裝男舞者的舞蹈動作。如今，這種舞者已然消失，而這個字已經變成侮辱人的意思：「死娘炮」（faggot）。「Shez ginseyan」──是個比較正式、時常用於同性戀的阿語用詞，字面上的意思是「性異常」。據馬努估計，他高中班上有一半以上的男生都很享受這種活動，他認為「異常」一詞用在這上面很難說得通。
馬努跟第二個伴侶的性愛強烈卻無聲，他們也從來沒有直接講出口。兩人的專屬暗號是「足球」。「來踢球。」要是誰情緒對了，就會這麼說。另一個男孩似乎飽受自己的熱情所折磨，不時心情沮喪，想斬斷這段關係。但在四年期間中，他總是重新回頭說出那個暗號：「來踢球」。
幾年後，馬努就像開羅大部分的同性戀一樣，將英語的「同志」（gay）和「直男」（straight）混進自己的阿語裡來用。但他討厭這種標籤。這種詞暗示了認同的固定，然而他在塞德港無可言說的經歷，卻令他深信性傾向是流動的。就馬努的觀察，一旦男人的周圍都是男人，只要彼此間對於身體接觸有心照不宣的默契，這些男人就很可能會發生性行為。之後，等到社會要求某種版本的傳統婚姻，同一批男人中的大多數就會進入異性戀生活中安定下來。
等到馬努成年後重返塞德港，他不時會巧遇高中的老伴侶。他們對於彼此共有的一段關係皆未置一詞，但兩人的反應大不相同。馬努覺得可以跟第一位友人輕鬆對談，對方顯然把那段關係當成許久之前發生在兩個非常年輕的人之間的一時行樂，加以打發。如今他已跟當地女子成婚，有了小小孩。
但第二位友人從未結婚，也從未交女友。就馬努所知，他此後再也沒有和同性發生性行為。最後他離開家鄉，到沙烏地阿拉伯工作──就連在這個以性壓抑聞名的地區，沙烏地阿拉伯也算得上是僵固保守主義之最。馬努曾數度在重返塞德港的途中遇見這位老伴侶，兩人之間的互動又短又彆扭。交談後的馬努感到沮喪。他覺得，他這朋友一度沉默卻強大的渴望，如今已槁木死灰：沒有言語，沒有感覺。
在我所認識的埃及年輕人中，馬努似乎是唯一能完全為自己而活的人。他對擁有一處永久的家並沒有興趣，也不覺得對家人有什麼義務。年紀較長的手足試圖為他介紹可能的新娘人選，但他總能輕易找到藉口，推託時機不對。他很少談論未來。周末時，他不僅酒喝得兇，性生活也很活躍，時不時就在酒吧或尼羅河宮殿大橋找男人。他有各種類型的朋友，其中有來自出乎我意料外的社會群體：外國人、自由派、政治激進分子、同性戀。但他也跟某些身分令人驚訝的人往來──我有時會經過他的公寓，打招呼時卻發現他跟附近認識的一群年輕警校生出遊了。他們看起來就是典型的警察──大男人、四肢發達、愛國，但他們卻樂得有馬努相伴。另外還有一位穆斯林兄弟會的年輕成員，名叫塔里克（Tariq）。每當馬努跟室友開派對時，塔里克一定出現。活動中發生的事情──喝酒、在場有同性戀、男女隨興雜處──對伊斯蘭主義者來說理當是眼中釘才對。但塔里克永遠在場，享受其中。
我察覺到，馬努獨立於社會常態，就是他之所以能吸引這些年輕人的原因。此外也或許是因為他表現出某種他這個年紀的人罕有的自覺。對許多埃及人來說，二十多歲感覺是段不好過的日子：既感受到家人的壓力，又因為缺乏專業工作機會而沮喪。性壓抑對他們的心靈是一種卸不下的重量。年輕人尤其傳達出一種不安定、有點一觸即發的氛圍，無怪乎他們是示威抗議、推翻穆巴拉克背後的推動力。
有時候，他們能從類似穆斯林兄弟會或薩拉菲派的宗教團體中找到宣洩口。我跟塔里克（那位參加馬努派對的穆斯林兄弟）愈來愈熟之後，他告訴我，自己二十出頭就受到伊斯蘭主義者的吸引。信仰不是主因，他稱自己只有最底限的宗教熱情。他的叔父是位虔誠弟兄，正是這位長輩引介他加入組織的。「我很迷惘，想找到點什麼，」他說，「我希望能找到類似教父的人。我想要有人能指引我方向。」
二○一二年春，我們會定期見面。塔里克是我唯一對飲過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他菸也抽很兇，此舉在兄弟會內引人側目──某些對伊斯蘭信仰的嚴格詮釋是禁止吸菸的。塔里克以英語受教育，在一間旅行社有份不錯的工作，在外國人身邊如魚得水。但隨著春天過去，兄弟會的政治野心漸長，他對於戒除這些罪孽的態度也漸漸認真起來。到了四月上旬，我在一場馬努辦的派對上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戒酒了。
塔里克和許多年輕弟兄一樣，對組織的領導層有諸多批評。領導層拒絕加入十一月時穆罕默德．馬哈茂德街的抗議，令他大為失望；他的看法是，兄弟會的紀律原本是能讓傷亡減少的。他也對組織不顧後果投入政治的作法感到憂心。「像個餓鬼，想一口氣吞掉全部。」他說。他投入穆罕默德．穆爾西的競選活動──穆爾西是兄弟會的總統候選人，但他個人對穆爾西並不信服。不久前，他在造勢場合遇到穆爾西。「我意識到他連正常標準都達不到，」塔里克事後說，「他既沒資格，也沒領袖魅力。」
儘管如此，他仍然預測穆爾西會贏得大選。塔里克說，就算候選人實力不強，兄弟會的策略也夠精明。針對第一輪選舉，他們傳達出保守的訊息，期望能打動沒有自推候選人的薩拉菲派。之後，只要穆爾西進到最後一輪，兄弟會就會表現出更中庸的形象。塔里克承認這種策略是自私算計，但他相信這一招在埃及不經世故的政治氣候中會有所成效。
塔里克比我遇過的大多數兄弟會成員來得更主動，但他還是有所保留。我推敲不出他在組織內的地位，甚至連他是否擁有完整會員資格都不曉得──眾所皆知，獲得完整會員資格的過程要求嚴苛。他對兄弟會的慈善活動侃侃而談，但每當我表示想實地看看時，他總會找藉口取消約會。我注意到其他成員也有類似的回應。我懷疑，他們這一方面的名聲──提供重要社會福利的組織──恐怕言過其實。
整體而言，穆斯林兄弟會感覺不像是個真正的政治群體。他們的取向過於對內：成員專注於組織本身，而非社會全體。當然，這種特質曾經幫助兄弟會渡過數十年的鎮壓，但也讓他們難以走向外界。對埃及家庭生活不滿足的年輕人常常受到兄弟會吸引，但兄弟會其實算不上另一種選擇，反而是另一種版本的家族。連代表組織基本單位的五人核心小組都叫「'usra」──「一家人」。兄弟會的組織結構也複製了傳統埃及家父長制的缺陷。領導層全是男人，最有權力的人物也都是年紀大的男人，女人無法獲得完整會員資格。有一次，我到運河城市伊斯梅利亞參加穆爾西的造勢大會，活動一開始就是慶祝跟兄弟會成員的家人有關的三對婚姻，但他們不允許新娘上台，他們的儀式版本保守得不尋常，是由新娘的父親代表，上台跟新郎交換誓詞。這場面讓我覺得怪吸引人的──六名男性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在舞台上安排成兩兩一對，發出永恆之愛與陪伴的誓言。
塔里克埋怨穆爾西的候選資格。我問他，既然這人得不到他的尊重，那還為何如此努力為他競選。「這是我血液的一部分，」他說，「我是對穆斯林兄弟會有信念。就好像你的父母讓你失望，你很憤怒，想要一走了之，但你總是會回頭。」
四月中，金字塔政治與策略研究中心（Al-Ahram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在距離總統大選不到兩個月時進行民調，顯示只有百分之三點六的受訪者支持穆爾西。他在六位主要候選人中排名最後。埃及媒體用「多餘的」來稱呼他，因為當兄弟會原本的候選人海拉特．沙泰爾（Khairat El-Shater）為了技術問題失去資格時，他就像條備胎一樣滾了出來。
穆爾西體重過重，戴眼鏡留鬍子，選舉之前就聽過他名字的埃及人少之又少。他生於尼羅河三角洲的一個小康之家，北埃及的農業區通常比南方更為富庶。穆爾西在開羅大學主修工程，在學院生涯即將結束時加入兄弟會。但據說他是在前往美國、到南加州大學讀研究所之後才變得更保守的。
這種「跟西方世界接觸，而後排斥其價值觀」的模式，在兄弟會當中算是常態。跟伊斯蘭運動有關的思想家當中，最重要的或許就數薩伊德．庫特布（Sayyid Qutb）。庫特布在上個世紀就是遵循同樣的道路，但下場卻是悲劇。一九○六年，庫特布生於上埃及的富裕家庭。完成學業後他前往開羅，在政府的教育相關部會工作。但他在現代化的國都始終感覺不自在，他的原話是，自己是來自傳統南方的「流亡者」。
庫特布就像兄弟會的創始者哈桑．班納那樣，將伊斯蘭信仰想像成一種「nizam」──也就是「體系」──代表西方現代性之外的另一種選擇。他對埃及從混雜的學校課程到凌亂的司法組織，囫圇吞棗地輸入外國思想與制度碎片的作法非常批判。「任何特定的社會都是一套體系，只要體系的部分適合整體，就能持續運作，」庫特布寫道，「一旦這套體系的某個部件被來自不同模式的部分所取代，就會失去平衡，甚至停止運作，縱使取而代之的部分比原本的部件更有價值也無濟於事。」
庫特布寫得一手優雅的標準阿拉伯文，對於埃及的掙扎也洞若觀火。但他同樣受狂熱者的偏見所影響，在心裡面，他是個沮喪、憤怒的男人。他終身未婚，而且可能一輩子守貞。一九四八年，埃及教育當局派庫特布前往美國研修，為期一年，此行卻成為鞏固偏見之旅。只要關於美國，庫特布都可以事無大小地抱怨：他恨天氣，他唾棄美國的理髮師，他聲稱郊區的綠化是淒慘物質主義的症狀，美式足球與職業摔角是野蠻文化的映照，教會的社交聚會以不道德的方式讓男女雜處。他發表了一本簡短、惡毒的小書，談自己的經驗。書中寫道，「我擔心，當生命之輪轉動，歷史文件歸檔之時，美國對這世界的價值遺產來說恐怕毫無貢獻。」
回到埃及之後，庫特布成為兄弟會最高領導委員會的一員。時值一九五○年代，兄弟會也加入其他埃及人的行列，對抗駐紮在蘇伊士運河沿岸的不列顛部隊，對納瑟的革命卓有貢獻。但納瑟掌權後不久便認定自己的伊斯蘭主義者盟友並不可信，於是大力鎮壓。一九五四年，庫特布被捕，坐了十年牢，在獄中還經常遭到刑求。庫特布在獄中真正走向激進：他逐漸相信只有兩種社會存在，一是伊斯蘭社會，一是野蠻社會。他發展出一套吉哈德（jihad，意為「奮鬥」）理論，將與伊斯蘭信仰嚴格定義不合的、對政治實體採取的暴力行為加以合法化。
一九六四年，庫特布獲釋，卻旋即捲入一起跟獲取武器有關的陰謀。他被捕，接受審判，並處以絞刑。他在壯大中的伊斯蘭主義運動裡成為烈士，隨著時間過去，其他激進分子也在他打下的基礎上擴張影響力。庫特布未曾提倡殺害無辜百姓，但從他岔出來的世界觀卻為這一步鋪好了路。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艾曼．查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以及其他蓋達組織的重要領袖皆深受庫特布的言詞所啟迪。兄弟會雖然鄭重拒絕暴力，仍不乏有年輕成員走向激進之後離開組織，加入更極端的團體。
穆罕默德．穆爾西很推崇庫特布的作品，跟庫特布也有類似的經歷，影響其性格至深。穆爾西在美國獲得材料科學的博士學位，並一度在北嶺加州州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任教。但據說他厭惡許多美式價值觀──從飲酒到男女尋常互動的方式皆然。穆爾西返回埃及教書之後，曾兩度被穆巴拉克政權關進獄中。第二次的逮捕正好發生在「阿拉伯之春」爆發時，當平民攻陷鈉谷監獄、釋放所有囚犯時，穆爾西正好就被關在這裡。
許多兄弟會成員跟他有共通的基本歷程：學科學或是學醫，且遭受過政治迫害。在「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年，兄弟會的最高領導層──指導局（Guidance Bureau）有十八名成員，其中十五人是工程師、醫生或科學家，十四人曾經入獄，人文或政治學背景的人少之又少。這些以技術方式思考的人深深渴望體系，但只要體系投其所好，他們一樣能無視科學與證據。許多弟兄並不相信革命，而且還經常否認九一一攻擊是穆斯林發動的。穆爾西的學術專業與精密金屬表面處理有關，他宣稱光靠飛機並不足以讓整棟世貿中心倒塌。「內部有事情發生。」他如是說。埃及人早已熟悉這種加密過的評論之詞，對他們來說，真正的罪犯已呼之欲出──猶太人。早在競選總統之前，穆爾西便用「殺手和吸血鬼」來形容以色列的公民。他還表示，無論是女人還是基督徒，都不該讓他們當總統。
我遇見馬努的友人塔里克時，他以輕描淡寫的方式處理庫特布等人的激烈思想。根據塔里克的觀點，只要兄弟會成員掌握權力，就會變得更中庸。儘管對穆爾西有所保留，但他不希望自己在兄弟會崛起掌權的路上脫隊。
許多年輕弟兄對革命的反應一如塔里克，而他們的作法則是提升自己對組織的投入程度；但也有人完全退出兄弟會，離開組織的人經常提到，與抗議人士在解放廣場相處的時間，令他們開了眼界，看到新的可能性。穆罕默德．阿凡（Mohammad Affan）博士年紀三十多歲，目光敏銳，是新政黨埃及潮流黨（Egyptian Current Party）的共同發起人。他就是離開組織的弟兄之一。他告訴我，自己從少年時便展開一段漫長的追尋，加入兄弟會與最終的離開都是追尋的一部分。他原先對薩拉菲思想感興趣，後來轉向似乎更直接投入政治的穆斯林兄弟會。「他們都是英雄，因為他們起身反抗前政權，因此入獄。」阿凡說。他跟所有新成員一樣，經過數個月的訓練與試探，而且他還通過了一場假警方突襲──兄弟會的上層一手策劃了這場行動，作為巧妙的忠誠測驗。對一位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來說，這一切都讓他印象深刻。
但阿凡終究成長到不再需要兄弟會的地步。「他們不是馬基維利主義者，只是民眾這麼以為而已，」他說，「事實上，他們不諳世故。他們一點都不政治。他們精於選舉──他們只曉得怎麼樣讓大家投票給他們，僅止如此。其餘議題──如何挑出候選人，如何選擇政治平台，如何經營政黨──他們對這一切都是門外漢。」
穆巴拉克當政時，阿凡曾積極參與兄弟會的政治側翼。他已經是醫學士，但他決定重返校園研究政治學。這個決定讓他的上級大惑不解，覺得他太理論派。阿凡相信，這個團體過多的醫生、科學家與工程師，會導致創造力與策略性的思考付之闕如。他們發展出一套空洞的系統──結構雖精妙，卻缺乏實際目的充作血肉。這是埃及人獨有創造力的又一實例：縱使疏於實際的細節，他們仍然是創造認同感與歸屬感的天才。
「二○○七年，我請中央委員會裡的政治領導人成立一個部門，負責籌組影子政府。」阿凡說。「我的領導說，『這不是當務之急』。我說，『我們是埃及眼下主要的反對勢力，為免情勢有變，我們應該準備好組影子政府』。四年過去了，現在人家要穆斯林兄弟會籌組真正的政府，而不是影子政府。我希望他們能趕上腳步。」
穆爾西的民調數字開始上升，阿凡擔心他會贏得大選，然後搞砸總統一職。就阿凡看來，兄弟會是假扮成政治改革者的社會與宗教改革者。「政治改革者思考如何建立體制，如何管理國家，如何節制政治權力，」阿凡說，「這些問題在兄弟會內部非常不具體。」
無論是兄弟會本身還是其候選人，都未曾清楚說明這個核心議題──如何建構一套新的體制。穆爾西的訪談語無倫次。他就跟所有領導層的兄弟會成員一樣，通曉關於民主與發展的名言錦句，但真正懂多少就不得而知了。二○一二年，穆爾西在接受《時代雜誌》專訪時，宣稱埃及的新民主制度業已成功。「成功來自信仰，」他講英語，「伊斯蘭信仰，人人都有自由，有信仰自由，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有平等、穩定與人權。ERA。不是只有美國有。《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人人都有。」
甚至連訪談切換回穆爾西的母語阿拉伯語之後，他講的還是一連串空洞的字詞。「發展有其全面而整體的意義，」他說，「人類發展。產業生產發展。學術研究。政治發展。平衡不同派別、不分東西方的國際關係。」重複了幾十個這種詞彙之後，他表示現代世界相當複雜。他說，「是種糾結如義大利麵的結構」。
那年的某個晚上，馬努從朋友家回自己家的途中，在街上遇到一名年輕人和他攀談。年輕人說自己名叫卡里姆（Kareem），在軍中服義務役。他從自己剛打開的菸盒裡拿了根萬寶路（Marlboro）請馬努抽。
這牌子本該讓人有所警惕──義務役不太可能抽這麼貴的東西。但當時夜深了，地點離馬努家又近；馬努對可能的麻煩並不特別警覺。他接受了那根菸，卡里姆則繼續講話。
馬努後來連描述這名男子的外表都成問題。他比平均身高稍矮，比一般人稍壯，皮膚不特別黑，也不特別白。他長得不算好看。留在馬努腦海裡的重點就只有這人的故事：卡里姆跟長官起了衝突，長官把他給踢出營區，不到早上就不讓他回營，但夜裡又很冷，他希望有個地方能讓稍微坐坐。馬努對自己悲慘的服役經驗記憶猶新，於是邀這名年輕人回公寓喝杯熱茶。
卡里姆一進屋，就開始打探馬努的身家。「電腦買多少錢？」「手機買多少錢？」馬努開始覺得不舒服，藉口說自己想睡了。最後他要求卡里姆離開。
結果這人的舉止一下子完全變了。他告訴馬努，他知道馬努是個死娘炮，準備要揭發他。馬努的外國室友有幾個在家，於是馬努找其中一位壯碩的奧地利人來幫忙。此時，卡里姆開始大喊馬努試圖侵犯他，奧地利室友最後揪起卡里姆，把他從公寓攆出去。
幾分鐘後，馬努從窗戶往下面的街道看。當他看到卡里姆講手機時，心裡一陣慌張。
時間已經凌晨三點。馬努抓了件外套，跑出公寓。街上有輛車慢慢開著，馬努朝車子揮手招便車，希望能離開都基。駕駛看了一眼──是個狂奔的男子，而且一臉驚恐──於是加速離開。馬努聽到身後有喊叫聲，於是他盡全力跑。才跨了幾個大步，他就被人從後方撲倒。
警察把馬努押回他的公寓。他們經過一處他常常買東西的販賣亭，此時一群鄰居站在那，其中幾個窸窣著死娘炮這個字。卡里姆陪員警回到馬努家。這下情況就很清楚了，這年輕人是幫警察辦事──整件事就是個圈套。
警察似乎很清楚自己在找什麼。他們沒收了馬努的調查筆記，以及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得到的名片。隨後他們把馬努送去當地的派出所，關在拘留室裡。
在牢房的另一側，警員正在製作犯罪報告。不時會有一位望向馬努，說：「Hatroah fi dahya」──「你有大麻煩了」。他們大聲念出報告中的幾個段落──其中一部分引述了卡里姆的描述，宣稱他在馬努的公寓中發生的事：
他拿杯水給我，然後脫掉自己的外套跟長褲。……他要我跟他上床。我對他說不，我辦不到。但他和兩個朋友抓住我。
一開始，報告中提到外國室友參與這場據稱的侵犯，但後來有位警官指出這樣寫可能會導致外國使館介入，於是把細節改掉了。報告完成後，其中一名警官說：「帶他去醫院做肛門檢查。」
二○一○，警方在亞歷山卓將一位名叫卡利德．薩伊德（Khaled Saeed）的二十八歲男子活活打死。當時卡利德原本人在網咖裡，有些警官宣稱卡利德持有哈希什，有些則指控他攜械，但沒有一件獲得證實。卡利德沒有犯罪史，曾經在美國讀程式設計。他跟守寡的母親同住。當局並未對卡利德的屍體進行該有的驗屍，但他的家人卻設法弄到停屍間中他五官盡毀的照片。照片最後被人貼上網，卡利德的名字於是化為抗議人士的怒吼。他的慘死、橫死，是埃及「阿拉伯之春」一開始的幾場抗議之所以在一月二十五日發生的原因──這天是埃及警察節。
穆巴拉克失勢後，有兩名警員因為在卡利德之死中扮演的角色而判處短期徒刑，但警方改革的大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埃及的威權體制不像是一系列明確的結構，反倒更像是某種普遍的氛圍。有權的人之所以如此行事，常常只是因為他們有權，而非接獲明確的命令，亦非照章辦事。這就跟貝瑞．肯普對古埃及的評論相當類似──在一個從來沒有體系的地方強調系統性的解釋？大概是搞錯了吧。改革也因此尤其困難，因為需要改變的是整體風氣。
埃及刑法中完全沒有提到同性戀。但同性戀常常在「道德敗壞」的指控下遭到起訴，幾乎一切都可以套上這個罪名。警方不時對尼羅河宮殿大橋或其他某些同性戀聚會場所發動突襲，而且一貫強迫嫌疑人接受肛門檢查。馬努被捕後開始起了自殺的念頭，因為他知道自己身為男同志，在監獄裡是活不下去的。
他被人上銬，交到一名巡佐手上。幾名警察押著他在路上走，前往公立醫院，但醫院職員說他們沒有肛門檢查的設備。他們走去另一間診所。抵達診所後，馬努坐在候診區，離得太遠的他聽不到警方跟醫生之間的對話。但他分辨得出醫生臉上嫌惡的表情。馬努猜他大概在說：我才不要碰那個死娘炮。
他們準備前往第三間醫院時，長官決定先把檢查的事緩一緩。他們跟檢察官辦公室有約，要由檢察官正式提起告訴。回到警局，馬努和十來個遭到逮捕的人一起被押上囚車。馬努跟一個看起來滿臉困惑的骯髒男子銬在一起。
馬努在那一晚遇到的所有人裡，就數檢察官最令人討厭。「正常男人上街會找女孩，」他說，「你為什麼要找男的？你他媽的死娘炮。」檢察官告訴馬努，要指控他企圖強暴。但在收到卡里姆的筆錄之前，檢察官無法完成程序，但眼下卻找不到這名年輕人。
此時已經接近中午。警察又把馬努跟那個骯髒的男子銬在一起，其中兩名員警就坐在檢察官辦公室外。當他們等待時，負責這件案子的巡佐拿著馬努的手機回來。「你父親打來。」他說，接著笑起來。「我告訴他，我們發現你跟男人在一起。跟男的一起睡！」
巡佐拿馬努父親的事情嘲弄他之後，把手機交給了他。「找個人來幫你。」他說。馬努打給他的兄弟會友人塔里克，以及一位跟開羅人權團體有接觸的外國室友。塔里克打電話給一位律師朋友，接著驅車來到都基，兩人為馬努的保釋金展開協商。檢察官還有一次傳喚，但卡里姆依舊缺席。最後在經歷將近二十四小時的拘留後，警方接受了保釋金，將馬努釋放。他們一直沒有辦法安排肛門檢查。
警局外有塔里克和幾名朋友候著，還有一名接到馬努父親通知而前來的叔叔在場。這下馬努曉得，巡官幫他出櫃的事情是真的，他也意識到無論這件案子如何了結，他再也不能在塞德港露面了。
接下來幾個星期，律師定期跟馬努要錢，用來打通關節。費用總額折合美金三千元，律師說警方之後不會再起訴這個案子。但馬努知道指控一定還記錄在案，寫在某個地方，於是他搬出都基的公寓。
他始終無法確定一開始遭到突檢的原因，也許是鄰居向警方通風報信，抑或是警察盯上了馬努跟外國記者合作的事，也許目標是掌握把柄，強迫馬努提供合作對象的情報。但是，假如一切都是某個縝密計劃的一部分，那為何麼警察不馬上跟進，對馬努施壓？卡里姆都費了這麼多功夫讓馬努上當，為什麼不準時出現在檢察官辦公室？警方報告何以如此業餘？那名巡佐為何先是洩漏馬努的事情給他父親，接著又允許他打電話求助？只是，在一個威權是氣氛而非體系的地方，這些問題都得不到回答。這種暴行沒有絲毫意義──沒有更大的目標。至於警方無能則是另一個明確的特點，這也正是穆巴拉克治下的警察濫權最終之所以沒能維持政權、反而削弱了政府的一個原因。
這段期間從頭到尾，塔里克常常來探望馬努，並緊盯律師的工作。對於馬努的同性戀身分，他始終未置一詞。對於穆斯林兄弟會成員來說，這個議題理當一清二楚才是：組織的領袖們早已表示不能容忍同性戀。總統大選的那個春天，民眾都在猜：假如穆爾西勝選，是不是會馬上鎮壓兄弟會視為不道德的那些事情？
馬努被捕一事後不久，我和塔里克相約扎馬萊克的咖啡店，他提起友人時態度相當保護。塔里克相信馬努之所以被人盯上，是因為他跟記者合作，而他的親切態度讓他成為容易下手的目標。「他太信任人了，」塔里克說，「他應該更小心才對。但他是個好人。」
我分不出塔里克究竟是假裝不知道馬努的性傾向，還是他只是避而不談。就算在埃及的時間相當短，也足以教會我埃及人通常擁有非凡的矛盾能耐。有時候這感覺像偽善，但通常只不過是在不完美的世界求生存的方法。或許碰上特定情況時，這代表的是某種形式的高尚舉止。
穆爾西在五月底的首輪選舉中贏得將近四分之一的選票。不到一個月，他就從候選人中的第六名攀升到第一名。在最後一輪選舉中，他將面對曾經擔任穆巴拉克最後一任首相的前埃及空軍總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Ahmed Shafik）。對每一位受到解放的承諾所鼓舞的埃及人來說，他們的選擇是：一位曾經稱穆巴拉克為「楷模」的七十歲退休軍人，或是一名有材料科學博士學位、否認是兩架波音七六七讓世貿中心倒塌的伊斯蘭主義者。
我的阿語老師里法阿特百般無奈，打算投給沙菲克。縱使他痛恨前政權，但他忠於納瑟的程度讓他無法支持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垃圾清運工薩伊德則告訴我，他會投給穆爾西。「他有留鬍子，而且他很虔誠。」他說。他相信，虔誠的穆斯林上位之後會比較誠實。
許多年輕示威者已經決心在選票上寫別的候選人，或是破壞手上的選票，但馬努堅信對埃及史上第一次自由的總統大選來說，這是種不道德的回應方式。而他認為沒有道理把目光重新投向出身舊政權的人物。無論如何，這都是新民主政權的一項奇蹟：生活中害怕道德威權的男同志，覺得非得把自己的一票投給穆斯林兄弟不可。
六月二十四日中午剛過，我跟馬努在扎馬萊克招了輛計程車，前往東開羅的納斯爾市（Nasr City），終輪選舉的結果將在那裡宣布。道路水洩不通，因為有太多人試著離開城中心。尼羅河宮殿大橋上的車流陷入停止，乘客紛紛跳下計程車和公車，以雙腳繼續前進。
此時，人人都知道有人贏得大選，但沒人知道誰是贏家。投票在一星期前舉辦，正是混亂加劇的時候。六月十三日，臨時政府宣布埃及戒嚴，隔天最高憲法法院宣布解散國會，法院認定有三分之一的國會議員當選無效。幾乎沒人懷疑這項決定背後的政治動機，而解散國會之舉也是在對兄弟會傳達訊息：舊政權的「feloul」──也就是「殘黨」──依然有其影響力。
但即便在這種氛圍下，選舉依然和平舉行。獨立觀察員獲准進駐投票所，此外也沒有任何嚴重舞弊的消息。選票在兩位候選員的代表面前計票，隨後穆斯林兄弟會宣布穆爾西以超過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勝選。他們公布了國內各選區的詳細票數。
但選舉委員會將結果的正式宣布推遲了一個星期。沙菲克陣營也宣稱勝選，只是提不出證據支持他們的主張。據說選舉委員會在調查選舉舞弊指控，但多數分析家都相信軍方準備為沙菲克盜取勝利。馬努和我搭計程車經過解放廣場，一群兄弟會成員帶著旗幟與布條在廣場上紮營。他們已誓言將占領廣場直到合法勝選人宣布為止。
選舉結果將在國家信息服務局（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公布，我們抵達時，所有道路都已經被軍警封鎖了。馬努和我下了計程車步行，我們經過一處政府部會與娛樂設施的複合建築，其中有不少是穆巴拉克統治末期興建的蚊子館。國防部政戰局國際保齡球中心（Ministry of Defense Morale Affairs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Bowling Center）入口處立了一支人面獅身像大小的保齡球瓶，穿著黑色制服的員警排排站在這個巨大保齡球瓶的左右兩側。不遠處，國家信息服務局的大門口裝飾著總統選舉委員會的官方標誌，標誌上有支白色的巨手，將選票投入吉薩大金字塔的上方。
委員會規定結果宣布僅限登記在案的記者參加，馬努於是在外面等，旁邊是幾個小隊的年輕義務役士兵，人人神情緊張。我搭電梯來到七樓。電梯操作員是個瘦小的老人，他坐在木頭凳子上，笑得開懷，彷彿不過又是一天按按鈕的日子。他告訴我，他對選舉結果完全沒有疑問。「沙菲克會贏，真主容許的話（insha'allah），」他說，「穆爾西絕對當不上埃及總統。」
選舉委員會主席用莊重的音調揭開活動序幕，「我在建立埃及民主關鍵階段的最後與諸位相見。」他坐在另一面彷彿神之手往金字塔投票箱塞選票的布條下方。大約有三百名記者（幾乎都是埃及人）擠進觀眾席。大家看起來都很緊繃，結果宣布前還有一些人為了座位扭打起來。
這位主席跟許多埃及官員並無二致，都很享受鎂光燈，講了大半個鐘頭都沒提到是誰勝選。他誇讚選舉委員會（「除真主之外，他們別無所畏」），然後把因為發現錯誤選票與其他細微問題而調整過票數的行政區念了一遍，名單長得令人心煩。某市原先宣布沙菲克得到四萬兩千五百零八張選票，但最終數字為四萬兩千六百零七張；另一座小鎮算出穆爾西得票六百八十三張，但其實應該是六百八十五張；應該是五萬零四百二十八張，而非五萬零兩百二十八張；應該是四千零九十七張，而非四千兩百七十九張。他用沉悶的語氣講了又講，而在有數字恐懼症的埃及，讓一群神經緊繃的觀眾聚在一起，要他們看統計數據，這簡直是種酷刑：兩千六百四十二萬零七百六十三人投票，兩千五百五十七萬七千五百一十一張有效選票；八十四萬三千兩百五十二張無效選票，一千兩百三十四萬七千三百八十張的選票投給了沙菲克。直到主席吐出下一句──「百分之四十八點二七」──這個場地才炸了鍋。
馬努和我招了計程車回開羅市區。街頭泰半仍空空蕩蕩，只有少數人在車窗懸掛埃及國旗，開車時鳴喇叭慶祝。馬努告訴我在國家信息服務局外，宣布的結果似乎讓年輕的義務役們鬆了口氣，因為這代表他們今晚不用跟伊斯蘭主義者作戰。但在每一個小隊的排頭，年紀較長的軍官臉上都是一副毫不遮掩的憤怒。他們想的是得聽穆斯林兄弟會的命令四年。
回到市區，我們走進「自由與正義黨」（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兄弟會的政治部門）的中央黨部。支持者歡呼、高唱著穆爾西的名字。形形色色的人從街上湧入；有那麼一刻，馬努和我就坐在一位衣衫襤褸的男人旁邊，而此人正好名叫穆罕默德．穆爾西。他把自己的證件拿出來，說自己跟新總統同名，出示給每一個有在聽他說話的人看。
幾位日本記者已經在等著訪問女發言人，我也排進隊伍裡。數分鐘後，有人把我領進房間，與努塞芭．阿希拉夫（Nussaiba Ashraf）博士會面。她看來三十多歲，穿著保守，身著長裙，卡其色的希賈布緊緊繫在下巴處。兄弟會有幾名年輕的女發言人，部分是為了傳達他們重視兩性的意思。
阿希拉夫博士告訴我，直到最後一刻，她都不確定是誰贏得大選。「我們非常擔心，」她說，「有許多跡象顯示可能會有某種操弄。」
她表示穆爾西已正式辭去在兄弟會的位子，以展現他的獨立。這將會是個新紀元──是個合作，而非衝突的時代。「總統將成立聯合政府，」阿希拉夫說，「自由與正義黨不會主掌多數部會，其他政黨與團體會負責若干部會，接下來的政府將不會是由自由與正義黨控制的政府。」
她接著說：「這不是黨的勝利，也不是穆爾西博士的勝利。這是革命的勝利。」她微笑說：「舊政權不會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