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的儀式花了將近一年時間才逆流而上,來到阿拜多斯。二○一一年十二月,也就是穆巴拉克下野後的十個月,村民才終於發動他們的第一次示威。大約一千人聚集在塞提一世神廟(Temple of Seti I)前方──當地最顯著的大型建築物就屬這座神廟與「須納」。抗議人士主要的訴求跟政府補助的家用天然氣配送時有時無有關。他們要求政府解決問題,並要求村裡的「rayis」下台。「Rayis」這個詞相當於埃及版的「總統」,但也可以用來稱呼任何團體的領導人,如「領袖」、「頭頭」。阿拜多斯的領導名叫胡賽因.穆罕默德.阿布杜勒.拉迪(Hussein Mohammed Abdel Rady),任命他的是穆巴拉克政權。當地的示威活動中,人們高唱解放廣場的口號,拉起布條,寫著「阿拜多斯青年:我們要村子的領導換人」。
示威持續了幾天。最後來了幾個上級行政區拜勒耶納的官員。拜勒耶納官員與若干示威者會面,並承諾改善天然氣配送。他們也聽取村民的怨言,村民認為當地人進塞提一世神廟不該收跟外國旅客一樣的高價,而官員也同意規劃新的票價安排。最終他們宣布領導被迫離職。對示威者來說,領導的去職符合「阿拉伯之春」的理想模式,於是他們平和散去。此後的阿拜多斯就沒有別的示威活動了。
我頭幾回造訪阿拜多斯時搭的是飛機,從開羅飛往該省(governorate,相當於其他國家的州[state]或省[province])的首府索哈傑。索哈傑的機場是全新的──穆巴拉克掌權的最後一年才剛開幕。二○一○年五月,穆巴拉克總統前往當地出席啟用儀式,將這座建築物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穆巴拉克國際機場之所以坐落在索哈傑與阿拜多斯之間的沙漠中,部分是因為官員希望會有大量外國遊客開始造訪古蹟。航廈位於黃沙遍地的丘陵頂,面對浩瀚的西部沙漠,前方十英呎高的白色字母拼出「MUBARAKAIRPORT」*。這些字母釘在地上,用鋼棍支撐,足以承受撒哈拉的狂風。
第一波革命之後,機場工作人員敲掉了「MUBARAK」(穆巴拉克),用一連串寫作「SUHAG」(索哈傑)的字母取而代之。這座城市的正式英文名拼寫有個「o」,但機場當局顯然決定重複利用前總統名字裡的母音。他們讓子音躺在地上。我第一次從空中靠近時,往下還可以認出一個「M」,一個「B」和一個「K」。躺下來的字母已經有一部分被風吹來的沙蓋住了。
一出機場,我就招了輛計程車前往阿拜多斯,沿路會經過兩個指示機場位置的路標。第一個路標上的「穆巴拉克」一詞已經被人刮掉了。但下一個路標上的名字仍完好如初,因為要有夠高的梯子才爬得上去。等到我第四次造訪當地,他們才終於找到辦法,把比較高的「穆巴拉克」去掉。從機場到阿拜多斯通常要花四十五分鐘。一路上先經過左塞爾王路(King Djoser Road,紀念那位興建階梯式金字塔的統治者),隨後接美尼斯王路(King Menes Road)。「美尼斯」就是那位在五千多年前第一位統一上下埃及的國王,他先統一了埃及才被河馬抓走。
等到我開始經常走訪阿拜多斯時,距離穆巴拉克垮台已經將近兩年了,而他垮台的故事也已經拋光打磨過,彷彿經過萬人手的硬幣。全國上下民眾說的都一樣:一開始,穆巴拉克是個好領袖,但他後來力不從心。問題有一部分在他妻子。蘇珊.穆巴拉克(Suzanne Mubarak)為婦女議題發聲,讓她受到西方官員喜愛,但多數埃及人對此並不買帳。他們指責蘇珊為兩人的次子──賈邁勒.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的政治生涯鋪路。穆巴拉克總統從未指定繼承人,而在政權衰落年間,他似乎打算扶植賈邁勒登上最高之位。如果成真,這將是埃及自一九五二年法魯克一世退位以來的第一個家天下。
每當民眾談到穆巴拉克的失敗,他們通常都把焦點擺在他的人際關係,而非統治的細節。他們鮮少提及制度問題,而是抱怨蘇珊與賈邁勒,還說腐敗的官員與商人利用了老邁的總統。問題在個人,但責任卻不在個人;真要說的話,穆巴拉克只是太相信人了。這或許反映了人心某種深層的模式,因為我還記得自己在極權的中國生活時,也聽過類似的看法。年邁的鄧小平不可能下令士兵對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開槍,下了那個決定的人鐵定是他的下屬。毛澤東原本是個好領袖,直到他的妻子江青得到太多影響力為止。大家都說她必須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負責。這又是兩國的另一種共同傾向:不知怎的,就算這種獨裁政權是由男性主宰,錯也常常出在女人身上。
穆巴拉克統治時,政府開始在阿拜多斯興建新的遊客中心。除了機場,遊客中心也是促進旅遊業的宏大計劃的一部分。但旅遊業在革命餘波中傾頹,等到我開始去阿拜多斯旅遊時,有關單位已經沒有完成工程所需要的錢了。未完成的遊客中心跟塞提一世神廟在同一條大街上,而且還可以看出展廳和自助餐廳的輪廓,只不過這些廳室沒有天花板、地板和窗戶。成堆的磚頭和瓦片在陽光下曝曬。一切都覆著薄薄一層風吹沙,讓遊客中心有著跟神廟與「須納」一樣的黃褐色,看起來就像另一座古代遺跡──從外觀看,根本分不出是蓋到一半,還是垮掉一半。
塞提一世神廟興建於西元前十三世紀的第十九王朝,新王國的黃金時期。這一個個的時代名稱對古埃及人來說都沒有絲毫意義。他們對時間的看法──「neheh」的循環,「djet」的永恆──都跟今人用來描述他們世界的「王朝」和「王國」等詞彙不相容。
西元前三世紀,當法老時代終於結束,讓路給希臘的托勒密家之後,才有一位名叫曼涅托(Manetho)的祭司寫下了第一部西式的埃及古代史。他把過去的國王安排成三十個王朝,只是他有一些分法如今看來似乎是任意為之。卡塞凱姆威是第二王朝的最後一位國王,而他的兒子左塞爾則是第三王朝的奠基者。差異在哪?父親建了「須納」,兒子建了階梯式金字塔──至少在曼涅托眼中,從泥磚到岩石的轉變值得換一個新王朝。他對興建第一座外表平滑的金字塔一事也有同樣的看法,因此斯尼夫魯王(King Sneferu)成為第四王朝的開創者,以示敬意。今人已知,曼涅托劃分出的、某些原以為連續的王朝其實是同時並存,而且至少有一個王朝──第七王朝──根本不存在。
十九世紀時,西方史學家進一步將王朝細分。他們創造了一系列的「王國」──古王國、中王國與新王國──由兩段國家分裂與混亂的「中間期」為分界。古埃及史以極為浩瀚的時間跨度所構成,這些時代劃分讓現代人比較容易理解,不至於迷失其中。但這套體系也讓人想起埃及人歷來鮮少能主掌自己的過往。埃及不像中國,中國歷朝歷代便自視為朝代,自己選擇朝代名:唐、宋、明。最早寫中國史的是中國人,而埃及學則是以一種殖民行動起家的。某種程度上,這種現象至今猶是。許多埃及最重要的遺址仍然是由外國人進行發掘,由外國人決定挖哪裡與何時發表成果。計劃必須由埃及古文物部同意,發給必要的許可,但許多遺址的整體方向仍然是由外人決定的。有時候,外人也會表達對這種殖民遺緒的不自在。「這不是我們的歷史,」馬修.亞當斯有一次提到,「這屬於埃及人民。我們在這裡只是客人。」
亞當斯說他對於自己一口講得很破的阿拉伯語感到不好意思。但外國考古學家很少有人阿語流利,阿語也不是埃及學課程中的必修課,這也反映出法老時代的歷史與阿拉伯人的今日之間的分野。「你能想像鑽研南美洲考古的人不會講西班牙語嗎?」亞當斯說。「這怎麼可能。阿語應該也要必修才對。」他接著說,「埃及學家是一群對於處理今日埃及沒什麼興趣的人。有時候還會有人把今天的埃及視為對過去的妨礙。」
他深信總有一天會發生本土運動,試圖把在埃及土地上發掘的外國人都趕出去。但解放並未提供火花。造化弄人,革命反而讓外國考古學家重要性甚於以往,因為古文物部沒有錢支持自己的發掘工作。在過去,古文物部經費完全來自旅遊業的發展,如今卻須要來自財政部的現金挹注,才能維持基本運作。古文物部也需要外國人與外國機構,才能讓發掘行動繼續進行。外國人也為遺址警衛與其他保護措施提供關鍵的資金。
「仰賴外人」的傳統難免讓外來觀點在埃及歷史上持續下去。所有古埃及的年表與歷史都反映出西方的思維:王族興衰,編了號的王朝來了又去,王國根據古、中、新的順序前進。但這種直線式的歷史卻隱含了「發展」、「改善」、「進步」等對古埃及人來說恐怕不甚重要的其他價值觀。這遮掩了古人真正的想像力──他們想像的更有可能是某種恆久的「永恆」國度,而非某種往上發展的軌跡。
塞提一世神廟就是這種願景的例子。這座神廟建於十九王朝初期,當時整個國家才剛從政治混亂中恢復過來。前一個王朝有位名叫阿肯那頓(Akhenaten)的國王,試圖對許多埃及傳統信仰的根本帶來激進改革。他的計劃終究失敗了,而他的繼承人(其中以圖坦卡門最為知名)都很短命。這家人的統治大約在西元前一三○六年結束,原因可能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的軍事政變。原本的軍隊指揮官霍朗赫布(Horemheb)登上王位,並指名另一位軍官──拉美西斯一世(Ramesses I)──為其繼承人。
塞提一世是拉美西斯一世的兒子。這家人沒有王族血脈,對王座也沒有合法的繼承權。但他們手握兵權,對於象徵的力量也知之甚詳。霍朗赫布掌權時宣布這是一場「wehem mesut」──「復興」。埃及國王經常在一段分裂期後採用這個詞。塞提一世選擇在歷史悠久的阿拜多斯景緻中興建一座獻給奧塞里斯的神廟,作為「復興」的一部分。
神廟的設計精妙運用了沙漠環境。入口處為充滿光線的高柱前廳,但當遊人進入建築內部之後,天花板也隨之降低。廳室愈來愈暗,外界的聲音也跟著消失。在神廟的深處,有一面牆雕出塞提一世的長子閱讀莎草紙卷的景象。紙卷上按時間先後寫了六十七位此前統治埃及的國王名諱,始於美尼斯王,終於塞提一世。這種「國王世系表」在埃及各地並不多見,而上面提供的若干資料讓曼涅托得以寫出他的編年史。但這面阿拜多斯之牆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名單上排除了阿肯那頓、圖坦卡蒙,以及該王室世系中的其他人。所有第二中間期的國王都不見了。強大的法老哈特謝普蘇特(Hatshepsut)不見了,而她正好是女人。塞提一世的目標在於勾勒「永恆」,而非權力興衰。
有用嗎?塞提一世的兒子──牆上那位讀著紙卷的讀者──成了拉美西斯大帝(Ramesses the Great)。完成阿拜多斯神廟工程的人可能是他,許多標誌性建築也是。這家人的王朝──第十九王朝──事後來看確實強大。埃及法老國一共延續了三千年時間,是人類歷史上存在最久的政治實體。如此的成就足以讓相信進步、科技與體系的現代人感到不安。埃及學家貝瑞.肯普寫道:
事實偏偏證明,理性知識遠比宗教所傳遞的、百姓所感受的事物深層意義相關知識來得脆弱。後者具有一種持久力與氣勢,顯見它緊挨著人類心智的核心。它是基本思維的一部分。任何對此有所懷疑的人,都該好好琢磨當代世界最重要的發展:以強大的政治與心智力量之姿一再出現的伊斯蘭意識形態。
塞提一世神廟前發生的抗議結束兩個月之後,村里的領導悄悄重返原本的辦公室。胡賽因.穆罕默德.阿布杜勒.拉迪告訴我,他在拜勒耶納工作,渡過這段流放期。「這是為了我的安全,」他說,「後來我回來了。民眾都很歡迎我。大家說不是針對我個人,他們攻擊的只是我擔任的這個職位。」
我第一次會見拉迪時,穆爾西已經登上總統寶座了。如今由穆斯林兄弟會掌權,他們已經宣布將會實施稱為「Al-Nahda」──「復興」的發展計劃。基本上,這跟霍朗赫布等在亂世後重新掌權的法老們所宣稱的「wehem mesut」是同一個詞。在阿拜多斯,領導不會去推測「復興」對這個地區可能意味著什麼,對穆爾西也不置一詞。「我不談政治。」他說話口氣彷彿自己幹的是另一行。當地人感覺也同意。他們鮮少把自己的領導跟穆爾西或穆巴拉克放在一起談,也幾乎不會說他的壞話。有人跟我說,神廟前的抗議之所以會發生,只不過是因為村裡的年輕人一時之間被解放廣場的例子帶壞了。
這位領導身材壯碩,一臉橫肉,臉上坑坑疤疤,蓄著埃及警察、軍人與政府官員常見的那種精心修剪的髭鬚。我造訪阿拜多斯時常常會到他的辦公室轉轉,而這位領導的眼神看起來總是精疲力竭。除了政府職位之外,他還在距離阿拜多斯不遠處的尼羅河東岸經營一片小農場。他種香蕉、小麥與苜蓿。他說,有朝一日他會徹底到河邊的農場生活──恰好跟四千年前埃及政府官員退休後的作法一樣。
他的辦公桌上擺了一本《古蘭經》,經書旁邊是個貼了阿斯匹靈標籤的盒子──是英文標籤,寫著「舒緩疼痛長達三天」。桌子後方牆上釘了根沒掛東西的釘子。每當會見這個地區的官員時,我都會尋找那種孤零零的釘子,公發的穆巴拉克肖像原本就掛在上面。假如房間有大扇的窗子,牆上便會有一塊顏色比周圍更深的方形,釘子就在中間。在陽光下曬三十年是很久的時間。我很好奇,想知道穆爾西的肖像要過幾個月才會出現。就算我拜訪的人是索哈傑的新任省長,而且任命他的就是穆爾西本人,但他也還沒把自己貴人的照片掛上去。
我在當地見過的官員中,辦公桌上會有電腦的人只有省長。甚至連經手六萬八千人補助麵包登記的阿拜多斯官員,也沒有電腦可用。他的辦公室淹沒在紙張中;當我採訪時,有個老女人帶著三種以上的表格,正要塞進檔案櫃與箱子裡。這位官員說自己希望能讓系統電腦化,但政府資金不足,他只能盡可能用紙本檔案做到最好。
阿拜多斯領導的辦公室裡有一項科技先進的設備:他的右手邊附近有個安了個小小的電鈕。只要他按下電鈕,蜂鳴器便會響起,接著一位棕色臉孔、帶著白頭巾的老人就會進來房間,問他想要幾杯茶。加糖不手軟的茶是上埃及任何一種互動的潤滑劑,所有公家機關都雇了人來備茶。
另一種標準現象則是辦公室外排隊的民眾。我在一天中的各種時間見過領導,四季都有,而他從來不是一個人。他的職責就像頭頂上的藍天一樣沒有極限。由於沒有真正的治理體系,除了人出現在領導的門外,民眾就沒有別的方式提出申訴或要求。他們會來問營建許可、管線問題和校園議題。他們希望領導化解不同氏族之間的爭議。阿拜多斯原本是個小村子,但人口在上個世紀翻了幾倍,好幾個聚落散布在河谷上。這位領導管理九座村莊,總人口約七萬人。
甚至連神的行動也歸他負責。一回,暴風吹倒了一棵在政府土地上的樹。後來某天早上,我就看到領導在處理盪漾的餘波。第一步要警告電力公司,因為樹拉倒了幾條電線。接著有個木工來砍樹。樹砍完之後,木工進了領導的辦公室,為購買這根屬於政府的木頭談價錢。領導想要兩百鎊,相當於二十五美金,而木工出價一百五十鎊。兩人根據埃及人不二價的傳統拉鋸著:「兩百」、「一百五」、「兩百」、「一百五」。木工最後說,「一百五。我就這麼多錢。」他掏出現金;領導讓步了。「這邊有外國人。不要搞得好像你試圖賄賂我!」
這件事情處理完,下一件事則是跟樹倒之前在樹蔭下工作的屠夫有關。現在樹蔭沒了,太陽毒辣,高溫對肉不好。領導能不能做點什麼?最後,他那身心俱疲的雙眼突然在惱怒中睜大:「叫他去找把陽傘!」
當年還在讀博士的馬修.亞當斯所發掘的是「陪葬」邊緣一處古代城鎮遺址。這類的考古行動非常罕見,部分是因為古埃及聚落通常位於河谷,那邊是歸「循環」時間所管。人們曾生活之處的多數證據,已經被一年一度的尼羅河氾濫與河床的位移摧毀了。
但亞當斯研究的是地勢較高、沒有被摧毀的遺址。遺址年代為第一中間期,從大約西元前二一六○年至二○五五年,橫跨一世紀。傳統的歷史說法中,這段時期總是跟混亂連在一起。興建金字塔的偉大時代早已過去,王朝變得四分五裂。一份知名的古代文獻宣稱在七十天期間就有七十位不同國王存在。「看啊,世事以許久沒有出現的情況發生了,國王遭到暴民所罷黜。」一份稱為《伊卜爾莎草紙卷》(Ipuwer Papyrus)的文件如是說:「三兩名無法無天之人奪走了王權。」第一中間期時,曾有一位名叫安西臺菲(Ankhtifi)的地方官在阿拜多斯以南一百多英哩處任職。考古學家發掘了他的陵墓,其中的銘文描述了一名邊疆官員的例行公事:
我給饑者麵包,給裸者衣物;我為無妝油者塗油;我給赤足者涼鞋;我給無妻者妻子。……整個上埃及正在饑餓中死去,民眾食其子,但我不允許這個(行政區)有任何人餓死。
亞當斯發掘阿拜多斯城鎮遺址時,卻找不到戰亂、饑荒或政局混亂的證據。他發現了一些私有工坊,顯然忙於生產作為陪葬品的珠寶。當地經濟看來自給自足:家家戶戶穀倉充盈,農業與貿易的發展似乎相當蓬勃。近年來,其他考古學家在埃及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發現,令人懷疑伊卜爾莎草紙卷等文書的權威性。
一天早上,亞當斯帶我去看聚落的遺址。遺址位置靠近「須納」,但所有古代城鎮的跡象早已被沙質土壤和擴張中的現代聚落所掩蓋。亞當斯表示,我們的想像傾向於接受王室的觀點,因為國王與官員善於用象徵手法表現他們的力量,例如陵墓中的銘文與神廟牆上的國王世系表。但那些字詞與圖像不必然與我們在地表下找到的實體證據相吻合。
「證據顯示當地社會就是以當地為導向,」亞當斯說,「從各個方面來看,高層的政治事件並未影響他們的生活。情況跟我們從文件與紀念建物所得的樣板不同。從樣板來看,一旦金字塔消失,埃及社會接著便會崩潰,饑荒與混亂隨之發生。」
他提到,古埃及人可能只有百分之五識字,類似安西臺菲這樣的官員也有動機讓國家的情勢看起來比實際上更危急。「我們檢視各個區域的證據,發現人們似乎都在忙自己的事,」亞當斯說的是第一中間期,「坦白說,我很懷疑埃及史有多少是真的,而且不只是法老時代的埃及史。」他接著說,「當這裡的村民抗議時,他們的訴求都很地方。他們跟開羅一點關係都沒有。」
阿拜多斯抗議者唯一的要求,就是徹底解決塞提一世神廟入園票價的問題。村民獲准以遊客價的一小部分進園;最後,埃及本國人票價訂為十鎊,外國人則是一百鎊。對於因「阿拉伯之春」民主夢而大受鼓舞的西方人來說,這實在不是什麼重要結果,但當地人對神廟的威能可是嚴肅以對。每當有婚禮舉行,新娘與新郎都會開車沿神廟前的路來回三遍,據信這個儀式會讓受孕更順利。其他具有魔力的地點則位於神廟內部。外國人的旅遊書指點遊客前往國王世系表、第二多柱廳(Second Hypostyle Hall)與其他知名景點,但村民自有其並未訴諸文字的巡禮路線。特定幾塊石頭或幾根柱子已經因為不斷的撫觸而磨得平滑。
亞瑟.韋格爾(Arthur Weigall)在一九一○年提到,當他在阿拜多斯、盧克索與其他遺址進行發掘時,村民也進行了類似的儀式。不久前,當馬修.亞當斯發掘「陪葬」時,當地人也徵得他允許,伴著兩名新婚婦繞行挖掘坑。走過「須納」的村民常常會停下腳步,拿一顆卵石塞進泥磚結構中的一道縫隙,然後才繼續走他們的路。「他們說是魔法。」亞當斯說。這種民間信仰不僅跟伊斯蘭信仰無關,而且遠早於這個宗教。亞當斯接著說:「古代場所隱約有種魔力或威能猶在的感覺。」
抗議之後,家用天然氣的配送依舊時有時無,但卻沒有激起另一波示威活動。村民依舊前往神廟,而領導也依舊在位。同樣的辦公室,同樣疲憊的眼神,同樣無止境的陳情人龍。要求倒是不同──這一回是個想搞懂基礎設施規則的老人。
「關於這條法律,第一百一十九款,能適用於運河上的房舍嗎?」
「不能。」領導說。
「我查過,明明可以。」
「沒,不能。」領導拿出一本破破爛爛的法典,念出法條。他解釋說,「不過,這一區以前沒有劃進範圍的房舍,就沒辦法得到供應。」
老人呆若木雞。「可是──這法律也太糟糕了!」
「的確很糟,制定這條法律的人現在都進監獄了,」領導說,「但願他們出不來。」
老人大笑不止。領導提議填寫不同的申請表,讓他能繞過那條爛法律。他生出更多紙,老人簽完之後滿意離開了。下一個陳情人。按電鈕──要更多茶。辦公桌依舊,《古蘭經》依舊,藥盒依舊。「舒緩疼痛長達三天。」牆上孤零零的釘子也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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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哈傑國際機場原以總統穆巴拉克之名Mubarak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