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伊德常常在收完早上這一趟垃圾之後，到「Ｈ自由」販賣亭的陰涼處喝茶。販賣亭搭建在我們花園一隅的背面，挨著鑄鐵蜘蛛網，我從我書房的窗戶就能看到。要是薩伊德在中午打電話來，在我還來不及接起來之前便掛掉，我就知道該往窗外看。他的手八成會探過花園圍牆頂揮著。他用這種方式找我下樓，又不用付電話接通的費用。
每當我們坐在「Ｈ自由」，薩伊德都會指出經過的鄰居。他的描述通常都很簡短，內容令人大開眼界，而且有個人消費的實體證據為根據。某天，有個中年婦女過馬路之後，薩伊德說：「她是醫生。抽的菸是美質藍標（Merit Blue），一包要三十鎊。但她每個月只付我十鎊。」另一回，有個外國人拖著腳步走過。「他住在對街那棟樓，」薩伊德說，「他太太是埃及人。他們有錢。他喝威士忌；我在垃圾裡找到酒瓶。」
有一次，跟我同一棟樓的年輕外國藝術家停下來跟我打招呼，這時薩伊德不動聲色地用手遮住自己的茶杯。「這杯子原本是她的。」他在她離開後解釋道。他指指杯底的缺口──她把杯子丟掉的原因。他看這杯子還能用，於是捐給「Ｈ自由」。他用他獨門的概述來勾勒這位藝術家和她的室友：「她們人很好。他們付給我不少。他們的垃圾裡面都是菸灰。看起來他們東西吃得不多。」
等到跟薩伊德夠熟之後，我偶爾會在他收早上這一輪時跟在後面。每到一棟樓，他都會先爬上逃生梯頂再爬下樓，一面塞滿巨大的帆布袋，一面談起樓裡的住戶。這些故事是垂直的──每層樓都出現一個新角色。「示巴（Heba）夫人，」他在逃生梯頂這麼說，這裡跟我住的地方隔了幾棟樓，「她人很好。她先生過世了。」他抓起她的塑膠垃圾袋，塞進自己的大袋子，然後下到另一層樓：「這裡住的是穆罕默德醫生，埃及人。他很有錢。他付給我的錢太少，才十五鎊。」下一層樓：「這戶是個教士，米迦勒（Mikael）神父。他超小器。他一個月只給我五鎊。」薩伊德指著這個科普特人的垃圾，垃圾袋比別人多了兩倍。「他說自己沒有錢，但我看過全部的盒子跟袋子，都是人家送他的禮物。因為他是教士，一直會有人送東西給他。」
我們搶在破曉之前便出發，沿著曲折、隱密的路徑穿梭於各個建築物。許多建築物就像蜘蛛網大樓，已經光芒不再。薩伊德領著我穿過大樓裡裝飾藝術風格的大理石大廳，石材早已褪成灰色。我們從後方有鑄鐵扶手的樓梯往上爬。有時候我們會爬到一處開放的頂樓，整座城的景象在眼前展開。隨黎明的來到與離去，尼羅河的色彩也跟著變化：一下灰，一下橙，一下是明晃晃的藍。每在屋頂上窺一回明亮的埃及早晨，跟著就是又一次在黑色的金屬樓梯拾級而下。許多逃生梯都封在彷彿煙囪般的狹窄天井中。我們愈往下走，影子拉得愈長，到梯底時彷彿入夜。
我們下到陰暗的一層樓，堆滿了腐敗的食物與垃圾。「這裡住了個外國人，」薩伊德說，「我不能動她的垃圾。房東對她很不滿，有過爭執。」薩伊德解釋，就像大家會付錢請他把自家垃圾收走，也會有房東付錢要他讓某人的垃圾繼續堆著。髒亂是種制衡手段：一旦爭議解決，房東就會給薩伊德一點錢，讓他收拾髒亂。
到了下一層，薩伊德壓低自己的聲音：「她是穆斯林，但酒喝太兇了。她的垃圾裡一定會有酒瓶。」他撕開女子的垃圾袋，讓我看空瓶：便宜的傲鹿（Auld Stag）威士忌與埃及產的卡斯巴（Caspar）葡萄酒。
到了跟酒鬼對街的大樓，他打開另一個袋子。「這裡住的是哈桑先生，」他說，「他生病了。」薩伊德往袋子裡掏啊掏，拿出一對用過的針筒。「我猜他有糖尿病。每天的垃圾裡都有兩根針筒。他早上打一針，晚上打一針。」有一次我們到某一層樓，薩伊德悄聲說住戶是個性需求超大的黎巴嫩人。接著他撕開垃圾袋，找到一冠空瓶，上面的標籤寫著「杜蕾絲Play情趣提升凝露」（Durex Play Feel Intimate Lube）。
薩伊德用的帆布袋能裝超過七十磅的垃圾。他在天井中下樓時，會穿過窸窸窣窣的晨間日常：水流聲、爐子的嘶嘶聲、廣播的雜音。偶爾會有早起的人聽到薩伊德的腳步聲，於是打開廚房後門跟他打招呼，或是請他喝茶。一天早上我陪著他，這時有位老太太用塑膠袋裝了四片漢堡排送給他。
有好幾層樓的故事都提到這種親切之舉。薩伊德介紹說某層樓是個牙醫的家，這位牙醫不久前排時間幫薩伊德補了顆牙，而且免費。另一扇逃生門則通往一位石化工程師的家。工程師有一次不小心弄丟了自己的皮夾，薩伊德找到皮夾之後物歸原主，找回駕照與其他證件的工程師則喜出望外。皮夾裡只有二十五鎊，換成美金還不到三塊錢，但工程師拿了兩張一百鎊的鈔票獎賞薩伊德。
這種慷慨的精神，以及薩伊德這類在阿語中帶有「拾荒者」貶意的「札巴林人」（zabaleen）的人情味，才是開羅垃圾清運體系在政府數十年忽視的情況下依舊能運作的主因。「體系」一詞一如往常讓人誤會；對於垃圾清運，比較準確的描述是「在沒有任何計劃或監督的情況下所發展出的一系列層層堆疊的人際關係」。二十世紀初，來自達克拉（Dakhla，埃及西部沙漠中一處偏遠的綠洲）的移民抵達開羅。當時達克拉的水源開始枯竭，而這些環境難民則成為人們口中的「wahiya」──「綠洲人」，也找到他們專屬的經濟活動──收垃圾的人。他們利用可燃垃圾，供應餐車烹煮「ful」──「便宜的豆泥」，是埃及的主食。
那時，大多數的垃圾都是可燃垃圾，綠洲人的雙重產業和諧運作著。但城市人口增長的速度達到無可避免的程度，打破了垃圾與豆子之間脆弱的平衡。一九三○年代與四○年代時，來自艾斯尤特（Asyut，上埃及的省分）的另一波移民也來到了開羅。這些科普特移民在垃圾世界中開闢了一塊專屬基督徒的領域：他們用廚餘養豬。不久後，原本的綠洲人演變為中間人，管理進入建築物收垃圾的資格，同時收取規費，有些人則進入回收業。此時，上述的基督徒（人們漸漸稱他們為具有「拾荒者」之意的「札巴林人」）負責多數的垃圾清運與分類工作，並且靠著賣豬肉給觀光旅館賺取額外收入。
這些關係在經濟飛速成長的時代運作良好。一九五○年，大開羅地區人口只有兩百八十萬人，但這個數字在接下來的六十年間成長了六倍，達到超過一千七百萬之譜。事實證明垃圾清運網路具有驚人的彈性，部分是因為總有更多像薩伊德這樣的上埃及移民願意從事這一行。二○○六年，《國際仁人家園》（Habitat International）期刊上有篇文章宣稱：「在五十年內，札巴林人創造了堪稱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資源回收體系之一。」札巴林人將清運的垃圾回收了大約百分之八十──美國現行回收率的兩倍。
但政府官員多半並不認為札巴林人是社群資源，而是落後的象徵。二○○三年，政府與幾家歐洲廢棄物管理公司簽了十五年的合約，並期待後者在首都上上下下推動最先進的作法。這一回的改革與埃及許許多多現代化的嘗試相去不遠──帶來足以打亂本土傳統的體系化過程，卻又不足以帶來真正的效率。不僅計劃資金不足，外國公司跟既有的綠洲人與札巴林人複雜文化風貌相協調的過程中也遭遇困難。廢棄物公司的垃圾車太大台，許多小巷都進不去。當外國人在城內各地起用歐式垃圾子車時，札巴林人馬上把這些金屬容器聚集起來當成廢五金賣掉，作為反制。
到了二○○九年，埃及農業部在全球豬流感蔓延期間下令撲殺全埃及的豬隻。沒有證據顯示有牲口傳播這種疾病，事實上在命令頒布時也沒有一個埃及人遭受感染。但政府仍然推動措施，撲殺了多達三十萬頭豬。有人相信是項決策背後的動機在於討好穆斯林兄弟會，以及其他反對當權者的伊斯蘭主義者。但是，縱使伊斯蘭主義者對豬的恨甚於對穆巴拉克的恨，這種恨意恐怕也沒有打亂開羅衛生體系的代價那麼沉重。成千上百名憤怒的札巴林人走上街頭，開始把廚餘丟到街上，因為他們現在沒法把東西拿去餵豬。首都衛生每況愈下，札巴林人憤憤不平，為累積的不滿情緒更添一分，終於引發了革命。
在開羅時，我曾經跟開羅清潔美化局（Cairo Cleaning and Beautification Authority，這名字洋溢著真主旨意的精神）的發言人哈桑．阿布．艾哈邁德（Hassan Abu Ahmed）見過面。這個政府部會表面上處理廢棄物管理，實際上卻無法控制這一大片城市。艾哈邁德承認全面撲殺豬隻之舉是場災難。「政府後來說豬隻跟豬流感沒有關係，」他說，「把豬殺光是錯的。」但政府仍然不允許札巴林人重新飼養豬隻，大概是因為現在贏得大選的是伊斯蘭主義者吧。艾哈邁德告訴我，後解放時期的經濟崩潰造成市政當局付不起高達上千萬的垃圾清運帳單。外國公司的回應是減少服務量，回收率隨之下降。「這些公司回收百分之四十的垃圾，」艾哈邁德說，「它們每天清運一萬五千噸，有三千噸回收。」
我停止記筆記。「這不是百分之四十，」我說，「三千不是一萬五千的百分之三十。你的意思是說它們回收百分之四十，還是說他們每天回收三千噸？」
「對。」艾哈邁德說。
幸好我採訪官員時一定會帶翻譯陪同。費了一陣功夫，我才搞懂艾哈邁德想說的是「每天回收六千噸」。但誰知道確切數字？訪問過程常常糾結在埃及人的數學上，我總試著釐清數字，同時又懷疑精確性。就像我的老師里法阿特總掛在嘴邊的「mafeesh nizam」──「沒有系統」。
穆斯林兄弟會推動復興計劃，而改善衛生原本應該是計劃的五功之一。但計劃細節從來沒有公布，穆爾西的公開言論實用價值也很低（他接受廣播專訪，在主持人提出垃圾清運議題時表示「清潔來自信仰」）。我問薩伊德會不會擔心可能的變化，結果他大笑。「Kelem bes」──「聽聽就好」，他說。
總之，他整副精神都專注在尼羅河中一座島上的一個區域而已。他負責清運二十七棟建築物，而這二十七棟則是由七個人手中外包而來，其中最重要的人是艾曼（Aiman）。許多札巴林人都有綽號，他的綽號是貓艾曼（Aiman the Cat）。薩伊德也為貓艾曼的堂親工作，此人是三代札巴林人之一，而這三代人的綽號分別是檸檬（Limoun）、橄欖（Zaitoun）與胡椒（Filfil）。薩伊德完全不知道這些古怪的食物綽號緣何而來，也無法解釋野獸與狐狸。狐狸把七棟建築外包給薩伊德；野獸再給他一棟。另一位綠洲人已經作古十年，但他的兒子（是一位政府官員）仍保有收垃圾的權利，因此可以跟薩伊德收月費。薩伊德每個月還得給一位綠洲人的遺孀一百鎊，這個約定是在綠洲人死前就談好的。
薩伊德記得上述所有的人際關係，也記得超過四百戶人家的費用──全憑記憶。這一切都沒有正式合約。與此同時，他還在附近持續推動他的公關工作。穆斯林節日時，他會前往艾哈邁德．赫什馬提街的清真寺，以顯眼的方式祈禱，其他教士想到的話，就有可能給他一點額外的費用。開齋節時，他總是穿著自己最糟的衣服，站在醒目的地方。有一年開齋節，我在蜘蛛網大樓附近跟薩伊德聊天，這時一位退休的外交官走過。這位衣裝體面的男子向薩伊德客氣打招呼，給了他一張二十鎊的鈔票。接著他望向我。
「Mish mehtegu」──「我不用」。當這人把手伸進口袋，掏出另一張二十鎊鈔票時，我彆扭地說。他一臉古怪看著我，接著繼續走他的路。
「他以為你是拾荒者！」薩伊德說。這件事成了他掛在嘴邊的故事，動不動就在「Ｈ自由」對人說。他喜歡在販賣亭休息，販賣亭也是聽街頭巷議的地方。但他的觀察入微偶爾也會適得其反。有一次，他在晚上清運垃圾的時候，看到某個管理員大學生年紀的女兒跟男孩子接吻。薩伊德馬上告訴管理員──他後來說，這麼做是出於對家庭名譽的重視。但管理員給好處的可能性絕對也是驅使他這麼做的動機。結果他失算了：管理員的女兒否認一切，感到無比尷尬的管理員於是禁止薩伊德到自己管的大樓收垃圾。薩伊德跟我說，早知道他就不要多管閒事。
埃及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牽涉無止境的社會階級、信仰與語言難題，垃圾世界也不例外。薩伊德頭一回邀請我到他家附近，跟他的札巴林人同行（多半是科普特人）一起看足球比賽前，還先耳提面命一番。他警告我別對基督徒說「salaamu aleikum」，還提醒我稱呼任何教士時都得用「abuna」──「我們神父」一詞。無論如何，我都應該避免講出穆斯林的感嘆詞，例如「la ilaha ill'allah」（萬物非主，唯有真主）。這種交流的奇特之處讓我挺樂的：穆斯林垃圾清運人指點曾經的天主教輔祭童如何避免傷害科普特基督徒的感情。
薩伊德一直沒有得到好聽的綽號，但在選舉結束後，他家附近的科普特人倒是開始叫他「穆爾西」。薩伊德秉持同樣的精神，稱呼我為「阿布．伊斯瑪儀」。哈贊姆．阿布．伊斯瑪儀（Hazem Abu Ismail）是激進派的薩拉菲教長，利用推特（Twitter）煽動跟隨者，讓他們有如狂熱分子一般，攻擊在媒體界與政界的各種敵人。薩伊德認為這對一個美國人來說是個完美的名字，不久後當地幾個管理員也開始衝著我喊，「阿布．伊斯瑪儀！阿布．伊斯瑪儀！」每當我跟著薩伊德收早上那一趟的垃圾時，他都會介紹說我是他的實習生。「我下周要去美國，」他裝嚴肅口氣來搞笑，「由阿布．伊斯瑪儀來收垃圾。」
每天，薩伊德都會付錢請卡車幫他把垃圾運到他住的利瓦區，在自家附近進行大部分的分類工作。從扎馬萊克過去的路途不遠──兩英哩半多──但利瓦區感覺是個不同的城市。街道沒有鋪面，多數建築物都是新蓋的；當地還有人們用來種苜蓿的狹長農地。利瓦區沒有地鐵站，也沒有大眾運輸。居民仰賴私人小巴和「tuk-tuks」──一種在扎馬萊克與開羅城中其他區域都禁止的「小型摩托計程車」。利瓦區連人們用的錢都不一樣。在扎馬萊克，沒有人會給面額小於半鎊的硬幣（價值相當於六美分），但利瓦區的商店會用每一種面額極小的皮阿斯特（piastre）貨幣單位。每一次我造訪利瓦區，都帶著一口袋的零錢回扎馬萊克，偏偏這些硬幣在我住的地方實際上一點用都沒有。
政府在一九八五年開始興建環狀公路──環繞全程的四線道高速公路，工程進行了整個一九九○年代。這條路切穿了利瓦區的心臟地帶，但規劃道路的人對住在這裡的人不怎麼關心，因此沒有蓋交流道。經過附近的火車也不會停下來。薩伊德住的社區在鐵軌旁邊，社區入口處有一整排的小販，販賣札巴林人找到的、還相對完好的東西：二手衣、舊玩具、混搭的碗盤等。我第一次造訪時，薩伊德把我拉到一旁，提醒我：「什麼都別買。」
每當他領著我穿過附近，我都覺得我們彷彿下到某種消費主義地獄，一層又一層。小販和他們的商品代表第一線的可用垃圾──容易挑出來的東西──接著我們會繼續看到需要回收的物品。大型廠房負責熔玻璃，其他店家則處理紙張。液壓機發出嘶嘶聲，將礦泉水瓶壓扁。往這一區的後頭走，土地變得比較沒價值，物品種類也變得愈來愈難分清楚。有個人只收塑膠優格容器。另外一群做回收的人則收集人家丟掉的麵包，在太陽下曬乾，接著磨成小顆粒來養雞。爛掉的蔬菜要從垃圾中翻出來養山羊。有幾個目光獨到的人專找丹寧布。在一座有一千七百萬人口的城市裡，一切的規模都很驚人：收丹寧布的人有一大堆的舊牛仔褲、裙子和外套，堆得超過十呎高。
這些物品泰半都是工廠機器製造的產品，如今進了利瓦區之後，卻會以某種前現代的細心來加以分解。薩伊德分類他的垃圾時，會把所有拉環從汽水罐上下來，畢竟連這種一點點的鋁也有價值。我有一次看到他根據是否透明，來分類一大堆骯髒的塑膠叉子與湯匙：塑膠愈透明，等級就愈高。同理可證，哈桑先生與其他跟我住同一條街的注射藥劑使用者所丟棄的針筒，他都會一個個加以分解。薩伊德把金屬針頭拿掉，把柱塞分出來，再把透明的套管擺去專放高品質塑膠的那一落。
他常常割傷自己。一次出國，我給薩伊德帶了幾雙壽司師傅等使快刀的人所用的高科技手套。在我看來，這種手套是完美的解決之道：第五級防割，完全符合歐洲標準EN388號。但薩伊德的工作方式卻與科技背道而馳。他對我說，要是他帶了手套，就沒了手感。就算危險，他還是堅持不戴手套工作。他在利瓦區住的地方附近沒有醫院，沒有政府部會，也沒有警察局。我在薩伊德家附近從來沒看過穿制服的人。假如拾荒者受了重傷或是生了重病，他就走投無路了。沒有健保，也沒有撫恤金。札巴林人鮮少到工作到五十歲以上，因為他們已經累積了太多背部與膝蓋毛病。
很多札巴林人都有用藥。最常見的藥是「曲馬多」（tramadol），這種處方止痛藥作用就像鴉片。廉價版的曲馬多由中國與印度生產，在開羅大行其道，街上大概四十分錢就能買到一錠。穆爾西當選那年，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估計在埃及有五十億錠的曲馬多──男女老少平均一人約分得六十錠。
我認識的札巴林人幾乎人人都吃這種藥。他們說曲馬多能減少疼痛，此外也當成壯陽藥來吃，因為有延遲射精的效果。要是我在周四拜訪薩伊德和他的友人，他們常常會拿當晚打算服用的廉價版曲馬多或威而鋼給我看。在埃及，周四夜是周末的開始，男人們有時候會稱之為「惡魔生」，因為這是傳統上用來上床的晚上。
有幾回，薩伊德會帶著自己在垃圾裡找到的曲馬多，到我住的公寓來拜訪。人們如果想試著戒掉這些藥，就會把藥丟掉，就像他們把酒丟掉一樣。薩伊德偶爾會吃這種藥，但他似乎沒有用藥問題。不過其他勞工很明顯已經成癮。某天傍晚我和女兒們在花園裡，這時有位在扎馬萊克附近工作的札巴林人出現在蜘蛛網柵欄的另一邊。他看起來很糟，滿身是汗，視線劇烈閃動。他告訴我，自己戒不掉曲馬多。
他來求助，我建議他靠咖啡因與阿斯匹靈取代；我也想不到別的方法了。不久後，他就從附近消失了，薩伊德說那人已經加入勒戒計劃。政府不久前表示，進勒戒所的人有百分之六十都是曲馬多成癮。這名年輕人還算幸運，他是出身相對富裕的札巴林人，負擔得起療程。療程結束之後，他看起來好多了。他告訴我，他學會用普拿疼加強錠（非處方止痛藥）來治療戒斷時的關節痛。他在勒戒所隔離的十七天，才中斷自己的曲馬多癮頭。
上阿語課時，里法阿特教我們一個無法翻譯的詞，用來指稱類似利瓦區這樣的城區──「ashwa'iyat」。這個詞通常釋義為「貧民窟」，但這並不精確：字面上的意思是「非正式的」，但當成名詞來用，而且只有複數形。「Ashwa'iyat」──「非法棚戶區」決不會以單數出現，提到其中一處，也就暗指其餘每一處。一九六○年時，這種地方還不存在，如今卻已成為大開羅地區三分之二人口的家。
非法棚戶區完全不是政策的結果。數十年來，負責規劃的局處最感興趣的始終是在沙漠中興建新的城市──穆巴拉克尤其懷抱這樣的夢想。他在一九九六年告訴國會，自己希望的不只是「象徵性的出走沙漠」。環狀公路就是這個願景的一部分，高速公路是設計來服務新的衛星城市的。第一座沙漠城市在沙達特統治時落成，建城計劃進一步在穆巴拉克統治時擴大，一共包括八個聚落。其中幾個地點在權貴之間非常熱門，他們蓋起有草坪和泳池的別墅。但絕大多數的市民一直沒有搬家。截至穆巴拉克統治結束，只有八十萬人在開羅的沙漠城鎮中落戶，卻有一千一百萬人生活在非法棚戶區。
在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的巨型都市，基本經濟力會把類似薩伊德這樣的人推向都市外圍的爛房子。但開羅的結果卻是相反。埃及只有百分之五的土地為可耕地，嚴格的法律防止都市發展侵入農地。利瓦區和其他的非法棚戶區起先多半都劃為農地，沒有任何銀行或投資人會冒險在沒有法律保障的情況下為高級開發提供資金。但普通人願意提供小額融資，因為地方政府力有未逮。人們付錢給農民，匆匆占一小塊地，一個接著這麼做。這跟都市規劃背道而馳：只要上百萬人做了同樣的決定，複製同樣的建物，這種現象也就有如大自然的力量。非法棚戶區就像生物那樣成長。
政府的反應是順應形勢，而非引領潮流。每當有人興建違法建築物之後，他們通常都會接上政府的公共管線──這也是違法的。接著政府會派人來裝錶，按使用情況收費。在不堪重負的地方官來看，至少他們省下了拆除建築物的費用。政府的無視反而以一種奇特的方式，使開羅變得更適合窮人居住──至少地點如此。窮人占據城裡相對中心的地方，例如利瓦區，而有錢的居民則自我放逐到內陸去。
假如住在非法棚戶區的人真會擔心政府拆屋，他們就應該蓋便宜的鐵皮屋才對，發展中國家大多數的非法居民都是這麼做。但政府數十年的失能反而讓開羅人習慣以彷彿無人管事的態度來行事──他們蓋的是永久屋。多數的非法棚戶區建築物品質都不錯：三至五樓高，強化水泥地基，還有紅磚牆。家家戶戶都有電跟自來水，而且有將近百分之九十接上城裡的汙水體系。當我和住在開羅的美國都市規劃師大衛．西姆斯（David Sims）見面時，他對一般人在首都達到的成果抱持肯定態度。「開羅透過灰色經濟活動，提供了遠比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巨型城市更優質的便宜住居。」他說。
西姆斯的書《瞭解開羅》（Understanding Cairo）主張當局應該接受非法棚戶區存在的現實，甚至擁抱若干結果。幸好穆巴拉克的計劃失敗了：假如沙漠城市真的吸引了大量的人，首都就會變成一片散亂延伸的亂象。非法棚戶區的居住密度反而意味著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大開羅居民，住在距離城中心十英哩之內的地方。改善首都惡名昭彰的交通問題原本應該很容易才是，但穆巴拉克底下的官員寧可假裝非正式地區並不存在。他們沒有在類似利瓦區的地方為環狀公路興建交流道，也不打算連結地鐵系統。非法棚戶區跟札巴林人垃圾清運網路按照同樣的基本模式而發展，假如政府用願景與權限回應這些非正式體系，反而會遏止其活力。但穆巴拉克政權是個沒有太多實權的威權政權。而且幻想元素總是存在──官方文書就像馬修．亞當斯研究的埃及古代，其中描繪的治理願景跟實際證據完全無關。關於非法棚戶區，西姆斯寫道：「說起來，政府的規劃師似乎樂於透過美好的都市設計練習題來忘記今天的開羅，忘記政府對現實情況沒有多少掌控的事實。」
對於非法棚戶區的居民來說，「住宅所有權」的概念也少不了另一種幻想。他們聘請律師，擬合約，並且購買、銷售房地產，而地方法院通常也認可這些交易。但這些買賣通常沒有真正的法律基礎，只要出現新的威權政權以彷彿真握有實權的方式統治，這整套體系就有可能崩潰。
薩伊德和瓦希芭生了兩個孩子之後，瓦希芭偷偷改了他們房子的房契，填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套體系的地下性格讓這種更動得以成真：瓦希芭拿著所有權狀給有交情的律師，證明她的婚姻關係存在，並解釋道──身為家裡的識字成員，把她列為合法所有權人是很合理的。等到薩伊德發現時，他氣炸了。
他不識字，這是他最大的弱點。他原以為像瓦希芭這樣的妻子──貧窮、年輕、跟家人沒有聯絡──會比較順從。但他沒有預料到他妻子受高等教育所帶來的影響。她不怕為自己發聲，也更有能力弄懂像房地產合約的文件。她也是一流的簡訊好手。自從她更動權狀之後，兩人有一段時間吵得很兇，薩伊德不時會到我家門口，給我看自己電話上的簡訊：
這不是你的房子，你這小偷，你像狗一樣回來找我，這正如我意，我也能隨便趕你走。
每當薩伊德收到簡訊，他都得找個識字的鄰居。瓦希芭的簡訊有兩個目的：既能傳達訊息，又能在薩伊德的友人面前羞辱他。吵架的時候，薩伊德常常扣著不給錢，有時候會來扎馬萊克待個幾晚，睡在我這條街上某大樓車庫裡的行軍床上，大樓的管理員挺親切。就典型的埃及堂表親婚姻來說，瓦希芭應該會找男性親屬求助，但身為家族外人，她得訴諸別的戰術。她的簡訊常常會提到缺生活費，讀簡訊的人就會叫薩伊德收拾局面，付錢讓小孩能生活。
萊絲莉和我也試著這麼作。薩伊德常常來我們公寓發洩，我們先聽他說，然後建議他回家跟他太太有話直說。但他就跟我認識的許多埃及人一樣有種逃避的傾向。他經常宣稱自己計劃娶第二個太太。在法律上，埃及穆斯林最多可以同時有四位妻子，但因為開支與複雜的緣故，一夫多妻實際上並不常見。以薩伊德的情況來說，他的太太懷了兩人的第三個孩子，他最不需要的就是把另一個女人拉進來攪和。但他似乎很喜歡假裝，就像他喜歡聽到那些被人丟掉的東西在美國能賣的價格。
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常常問我美國與中國在性方面的習慣，還會重述自己從不同管理員和札巴林人那裡聽來的荒誕故事。有一次，他告訴萊絲莉和我：在開羅的其他城區，有些妓女會付錢給她們的恩客。
「這怎麼可能？」我問。「一個男的招妓上床，結果是她付錢給他？」
「沒錯。」他說。
「薩伊德，你傻了，」萊絲莉說，「你去找個因為想付錢給男人跟自己上床，所以希望以妓女為業的女人給我看。」
但他堅持故事是真的。我想，這是住在一個有一千七百萬人的城市裡會有的反應：你總能假裝在某個遙遠不知何處的非法棚戶區，會有人做些超乎想像的事情。
薩伊德家附近有個流傳已久的都市傳說：當地居民有一天能開車上環狀公路。革命之後，傳說突然有了成真的可能，但這既非某種新的民主程序使然，亦非民意上達天聽之故。事實正好相反：居民意識到政府失序已極，官員說不定不會注意到有人非法蓋了兩條高速公路匝道。
主導興建工程的是當地一間清真寺，名叫「天賦清真寺」（Al-Mesgid al-Hidaya）。這間清真寺的經費來自私人贊助，是附近最重要的機構之一。寺內設施五花八門，包括診所、護理學校、結婚禮堂，以及家教課的教室。但在革命之前，這間清真寺從來沒有涉足交通基礎建設。
主事者看準時機進行他們的工程。清真寺內慈善組織的大主管梅吉迪．阿布杜勒．拉吉克（Megdy Abdel Raziq）告訴我說，他們是在二○一一年十一月，穆罕默德．馬哈茂德街抗議期間展開銜接高速公路的工程的。「當時的開羅沒有治安可言，」他說，「所有警力都在解放廣場周邊忙碌。」寺方請了建築師與工程師設計高速公路匝道，而每周五講道結束後，伊瑪目還會請會眾捐獻。
「我們展開工程之後，道路管理單位有派人來看，」阿布杜勒．拉吉克說明，「我說，『上下高速公路是我們的權力。』對方也心有戚戚焉。他們說，『行，蓋吧──我看這裡什麼事都沒發生。』」
我在阿布杜勒．拉吉克的辦公室訪問他，另有一名翻譯陪同。當時已經夜深了，但我們的對話仍然不斷被加入協助貧窮家庭過冬計劃的人一再打斷。阿布杜勒．拉吉克為每一位訪客印表格，然後給對方一條毛毯與三十鎊現金。來者泰半是包了尼卡布的婦女，她們通常會以捺指紋代替簽名，因為不識字。
「我們花了六個月蓋交流道，」阿布杜勒．拉吉克接著說，「我們在五月完工。」他說他們必須加速興建，畢竟工程是違法的，而且他們只花了一百萬鎊，相當於美金十二萬五千元。他自豪地說，政府興建的匝道得花兩倍的錢。
當天稍早時，我去交流道口看過。匝道的路面接近角似乎比正常情況來得陡，而「護欄」就只是散落在路旁的水泥塊。但車流很順暢，政府不久前甚至掛了金屬路牌，上面還有名字：馬塔姆登交流道（Matamden Exit）。我問，這樣是不是代表交流道獲得合法地位了。
「Yanni」，他說。在埃及阿語中，這個字可以指「是」、「算是」、「假裝是」的任何意思。
「現在是道路管理局在維護，」阿布杜勒．拉吉克說，「我們希望他們給予完整的法律地位，但你也曉得，政府現在還不穩定。萬贊歸主，上面還沒有出過任何車禍！要是蓋好之後馬上就出事，當局就會封閉交流道。」
正當我們講話時，又有一位包著尼卡布的女子進了辦公室。她說自己跟丈夫吵了一架之後，被丈夫趕出家門。她從開羅的另一區來，巴士在下一個交流道口讓她下車。她手上抱著一個睡著的嬰兒。「我坐在環狀公路旁，有人說我可以到清真寺來。」她說。
阿布杜勒．拉吉克問她有沒有打算回去找丈夫。
「我不曉得，」她說，「現在我需要一點幫助，讓我撐過一個晚上，或者兩個晚上。」
尼卡布底下，她的表情是完全看不到的，但她聽起來很難過。阿布杜勒．拉吉克說清真寺裡的婦女能幫她照顧嬰兒，或是介紹律師。
「我現在還不想找律師，」她說，「我只想吃點東西，找個地方待一兩晚。」
「那好，只要你需要幫忙，都可以回來這裡，」阿布杜勒．拉吉克說。接著他拉開桌子抽屜，拿出一百二十鎊。女子祝福他，抱起她的孩子，轉身走進夜裡。
八月底，瓦希芭生了女兒，夫妻倆為她起名為拉蜜絲（Lamis）。小寶寶出生後的第七天，這家人辦了場稱為「sebou」的傳統慶祝儀式，薩伊德則陪著萊絲莉和我到他們家附近。我們走過一條條的垃圾加工線──路邊小販、玻璃回收廠、收丹寧布的人。老鼠「颼」地在好幾堆如山的廚餘間穿梭。薩伊德解釋，自從豬隻撲殺之後，札巴林人完全沒有能力處理這些廚餘。我們丟棄的食物最後就落到這：要是我們的廚餘沒有好到能給山羊或鴨子，就會在薩伊德一家人住的街上成堆腐爛。
他們住在一條狹窄、沒有鋪面的小巷裡。這裡所有建築物看起來都差不多：兩到三層樓，灰色的水泥地基和紅磚牆。鋼筋彷彿亂髮，從屋頂穿出來。在非法棚戶區沒有什麼是完工的，因為日子一久，人們存到錢，家庭規模變大了，就會繼續往上加蓋。薩伊德告訴我，有一天他希望能幫兒子們多蓋兩層樓。
我們進入建築物那一刻，就把非法棚戶區拋在後頭了。來拜訪之前，我一直有種模糊的想像──他們家大部分的家具會是從扎馬萊克垃圾堆裡找來的，就像薩伊德的衣服。但所有的電器跟家具都是全新的。沙發還包著出廠時的塑膠膜，家裡還有兩台電視。有一台正在安裝程式的電腦，是要給長子齊祖（Zizou）的。大致而言，我都知道薩伊德收入不錯；他一個月通常至少賺五百美元，是開羅平均家戶收入的兩倍。但在到他家拜訪之前，我從沒完全領會到扎馬萊克的垃圾有多好賺。他告訴我，這棟樓和家具花了他相當於三萬美元的錢。
瓦希芭是另一個亮點。薩伊德帶我們看房子的二樓時，她就站在樓梯口。她長得非常漂亮，皮膚白皙，除了濃重的藍眼影與黑眼線之外，整張瓜子臉脂粉未施。她穿了一襲用珠子裝飾的長罩衣。她身形相當纖瘦，我無法想像一周前她剛生過小孩。
她熱情與萊絲莉和我打招呼，說她丈夫都有把我們的事情跟她說。夫妻倆看起來無憂無慮；絲毫沒有一點跡象能看出薩伊德今年早些時候抱怨的那件房契之爭。瓦希芭抱著拉蜜絲，然後溫柔地把新生兒交到萊絲莉手上，接著人就告退了。過沒多久，她回來時臉上已經包了尼卡布。
入夜之後，我才知道我們的到訪讓瓦希芭措手不及。我們是最早到的客人，而她還沒有打扮好。她之所以仔細畫了眼妝，是因為那是她臉上唯一打算讓人看到的部分。
親戚和鄰居擠滿整間房子，有些人開始伴著小收音機播的音樂跳起舞來。氣氛很歡樂；拉瑪丹月剛剛結束。聖月落在夏季，但薩伊德沒有齋戒──因為天氣太熱，勞動的人可以例外。孕婦也是，可是瓦希芭還是齋戒了。八月時，氣溫幾乎天天超過華氏一百度，但瓦希芭──懷胎八個月的瓦希芭，仍然從日出到日落間完全不喝水也不進食。公寓沒裝冷氣。
「她很『gamda』。」薩伊德提到齋戒一事時說。這個字是正面的意思：「堅強」、「堅定」。面紗底下，瓦希芭雙眼閃爍。「到底也沒有那麼難，」她說，「總之呢，是結束了。」
我對拉蜜絲特別好奇。出生時，小嬰兒才堪堪六磅重，每一回我看到她滿是皺褶的臉，我心裡都想著：「拜託給她點喝的吧。」之前萊絲莉懷著我們的雙胞胎時，她不得不到科羅拉多州的一家醫院，在床上躺兩個月安胎。她的飲食遵照營養師的建議；護理師每天進行超音波檢查。生產時，接生室裡的醫護人員至少有九個以上。但這裡卻有個女子在懷孕的第九個月時，刻意在每天早上四點到晚上六點三十之間避免食物與飲料。可小寶寶看起來一切安好。這帶來什麼啟發？每當我看到薩伊德徒手處理用過的針筒和碎玻璃時，我也會有一樣的疑問。他似乎從來不會生病或受傷；每天早上，他都會出現在附近奮力拖著自己的大帆布袋，就像依舊升起的太陽。
慶祝晚會結束時，萊絲莉和我向夫妻倆道謝，誇了寶寶幾句。為了防範邪眼，我們使出了課堂上學到的各種講法：如神所願、萬贊歸主、蒙真主所願而如此。瓦希芭謝謝我們，眼神充滿自豪。她齋戒了整個拉瑪丹月；直到開齋節之後，孩子才出生。連這棟新房子都登記在她名下，而且房子也很堅固。將近三年後，我們才再度看到她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