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9

Chapter 9

同年的拉瑪丹月，一群伊斯蘭主義民兵襲擊了位於西奈半島東北角的一處埃及陸軍基地。事情發生在日落時，士兵們剛準備結束當天的禁食。多年來，西奈一直缺乏治理，該地區已經成了各種民兵團體的大本營，包括若干與蓋達有牽連的組織。拉瑪丹月的攻擊讓守軍們措手不及，民兵殺害十六人，還偷了兩輛埃及裝甲運兵車。他們駕駛裝甲車往東跨過邊界，準備攻擊以色列，但遭到以色列部隊迅速殲滅。

穆爾西總統上任才剛滿一個月。民眾在開羅為身亡的守軍舉辦祈禱儀式，結果一群憤怒的弔唁者將代表穆爾西出席的埃及總理趕了出去。此後，穆爾西決定不參加士兵的喪禮。一位跟兄弟會領導層有密切聯繫的美國使館官員告訴我，穆爾西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根據美國官員的說法，穆爾西深信軍方與警界中有人密謀反對他。

西奈事件的一星期後，穆爾西實施了自己總統任內的第一個重大措施。他頒布總統命令，內容實際上等於整肅軍方高層。國防部長被迫下台，還有超過兩百位高級軍官被迫退役。至於新任部長，穆爾西則安插了當時大多數埃及人都不熟悉的一名陸軍上將。他的名字是阿布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

阿語課上經常出現跟軍隊有關的主題，因此我們的其中一位老師──薩米，專門留了一堂課介紹軍階詞彙。我在筆記本上列了其中幾個：

這幾個詞到處出現，從上埃及、解放廣場到非法棚戶區都是──「利瓦區」的意思就是「少將之地」。就連薩伊德他家附近那種沒有規劃、沒有管理、沒有警察的地方，也有一大堆服過役的人。埃及實施全男徵兵役，役期則端視教育程度而異。男性大學畢業生要穿一年的軍服，高中畢業生則是兩年。薩伊德──完全沒受過教育的人──則是服役三年。

從我的觀點來看，薩伊德當兵最讓我驚訝的事情是──經過一千零九十五天的軍旅生活，他居然完全沒有比第一天服役時多認識幾個字。但對多數埃及人來說，軍隊是無可非議的存在。計程車司機常常對我說，埃及軍人的高素質是先知聖訓提到過的，這證明軍隊受到神的保佑，萬贊歸主。革命並未動搖這種信念。多數民眾的憤怒是衝著警方去的，而軍隊則是眾人眼中迫使穆巴拉克辭職的救世主。薩伊德對於政府充滿懷疑，但他對自己在塞德港握著自動步槍站崗的那三年完全沒有怨言。軍隊從來沒有讓他上過一堂最基本的識字課。

傳統上，女性不用服兵役，穆斯林兄弟會成員也是。兄弟會轉入地下期間，連成員的小孩都不得服役。如今掌權的是兄弟會成員，他們計劃改變這些規定，但當時他們在軍中的盟友屈指可數。一般認為，穆爾西任命塞西之舉，是為了創造一批對伊斯蘭主義者更友好的軍官所採取的第一步。

革命之前，塞西擔任軍情局長，是個公眾能見度很低的職位。可一旦他晉升，關於他背景的資訊也跟著緩緩流出。值得一提的是，我聽到的第一條個人資訊居然是「塞西的太太據說穿戴的是尼卡布」。里法阿特和卡利瑪的其他老師之所以會提到這件事，是因為觀察男子家中的女性是一種評估其人社會階級與信仰的常見方式。先前海拉特．沙泰爾浮上檯面，成為兄弟會一開始的總統候選人時，報刊雜誌中湧現一堆文章，談的都是假如沙泰爾當選，他的妻子將成為該國第一位圍尼卡布的第一夫人。穆爾西的太太並未蒙面，但她圍了「khimar」──一種垂至腰際的保守面紗。

塞西娶了自己的堂表親。他太太是家庭主婦，兩人已成年的女兒也是。在埃及報章雜誌上，你找不到塞西整個家族中有哪個女性出門工作的證據。塞西鮮少公開談論自己的至親，除了他母親──這他常常提起。這麼作的效果與「堂表親結婚」類似，顯示他是個傳統的埃及男人──他告訴記者，自己的母親是位「道地的埃及婦女，從任何意義上都很道地」。塞西以身為虔誠穆斯林為人所知，但他太太的尼卡布後來證實是假消息。事實上，她圍的是希賈布，就像多數已婚的埃及穆斯林婦女，只不過她的服裝經過精心設計。法帝．塞西（Fathy El-Sisi，部長的堂親之一）告訴《家園報》（El Watan），塞西曾兩度婉拒派駐美國擔任軍方代表的晉升，因為埃及當局要求他的妻子在西方時必須拿下她的希賈布。對埃及陸軍來說，這種試圖在外國人面前提升世俗形象的作法並不罕見。

塞西講話通常輕聲細語。他人不高，有著警覺的黑眼睛，而且常掛笑容。見過他的人多半對他的智慧印象深刻──一位美國官員告訴我，塞西讓她想起某種典型的華盛頓特區政治人物。「總有政治人物想當房間裡嗓門最大的人，」她說，「但也有人天生吃這行飯，同樣有能力，卻不見得是最大聲的人。」她繼續說：「我也認為這種克制、保留的姿態具有某種約束作用，能讓人靠上來聽，同時認真思考他所說的內容。他試圖傳達什麼訊號？有沒有更深層的意思？」

革命爆發的五年之前，塞西在賓州卡萊爾（Carlisle）的美國陸軍戰爭學院（U.S. Army War College）完成了學業。自從美國與埃及在一九七八年簽訂《大衛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後，雙方的軍事關係便很緊密，而這種交流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作為協議的一部分，美國將為埃及提供可觀的援助。二○一二年，也就是塞西獲命為國防部長的這一年，美國給了價值超過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占埃及國防總支出大約四分之一。

就讀戰爭學院的塞西寫了一篇以〈民主國家在中東〉（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為題的論文。他對中東民主前景抱持懷疑態度：「民主國家這種世俗政體不太可能受到大多數中東人的歡迎，中東人是伊斯蘭信仰的虔誠追隨者。」他倡導伊斯蘭主義的治理觀點：「理想情況下，立法、行政與司法部門在實踐其職責時皆應將伊斯蘭信仰納入考量。」他從未提及性別不平等或其他重要的社會議題，而「女性」一詞在文中也從未出現。但他強調，假使類似哈瑪斯這樣的保守伊斯蘭主義團體勝選，也應該讓他們治國。他寫道，「現有的挑戰在於，全世界是否能接受中東出現以伊斯蘭信仰為基礎的民主國家。」這樣的看法讓塞西在弟兄們眼中成了可以信任的人。一名國務院資深官員告訴我，當總統選舉結果尚未明朗的緊張期間，塞西在祕密交流中扮演了領導角色。「跟兄弟會協商的人就是塞西。」美國官員說。

少將退役的穆罕默德．卡德里．薩伊德（Mohamed Kadry Said）在名為「金字塔政治與策略研究中心」的政府智庫工作。當我見到他時，他說自己起先很訝異塞西升官。塞西才五十七歲，此前在軍中階級體系的排名還不到前十六。「由出身軍情單位的人擔任國防部長並不尋常。」薩伊德解釋道。但他愈思考，便愈了解在革命期間拔擢一個間諜頭子的原因。「這是個需要情報的時節，」薩伊德表示，「穆爾西需要了解軍隊。塞西的用處就在於他知道每一個人的名字。」他接著說：「塞西無孔不入。如今戰爭不在明日。重要的是知道眼下埃及內部正在發生的事。」

穆爾西的總統任期剛開始時，埃及幾乎是哪裡都可以去。革命情勢已穩──至少當時如此，但新政權還沒釐清自己跟國家安全的關係。大家都說眼下是個前往敏感地帶看看的好時機。萊絲莉和我租了一輛車，帶上牙牙學語的孩子們，前往靠近利比亞邊境的綠洲錫瓦（Siwa），我還去了西奈北部幾次。

這段期間的某個早上，我出發和一位曾協力暗殺前總統安華．沙達特的人一道午餐。馬努從他家附近找了個認識的年輕司機，我們先從開羅往北走，再循支線前往一座位於沙漠中的小村落。這座村子在穆巴拉克統治期間曾經是某個外國金援農業計劃的大本營，但工程幾乎都失敗了，如今許多建築物已人去樓空。這裡感覺就像個流放地──遭人棄之不顧的街道，雜亂的灌木叢，發育不良的樹木。

薩拉赫．巴育米（Salah Bayoumi）騎著一輛破舊不堪的機車，在村子的邊緣跟我們見面。他四十九歲，黑髮、蓄髭，還有一塊明顯的炭黑色祈禱痕。他的體重似乎是不久前才獲得的，彷彿一套跟別人借來的、剪裁不合的衣服。他的肚子在白色罩衫底下隆起，臉上的肉之多，看起來幾乎能稱之為腫脹。馬努和我抵達之後，巴育米讓我們在由烤雞、牛肉與馬鈴薯組成的豐盛午餐前入座。他用雙手吃得飛快，直到幾乎清光所有食物，他才停下來。他說，自從他出獄之後，體重已經增加了將近五十磅。

他的人生大半在監獄中渡過。儘管肚子凸出來，他的雙眼還是個饑餓的人，視線閃躲遮掩，移動很快。他事先聲明有幾件事情他不想談。「一九八一年的事件，」他說，「沙達特的事件。」每次我們碰觸到這個主題，他都用這個詞：「事件」。

一位埃及新聞業友人把我引介給巴育米，還警告我這人偏執而多疑。我先從久遠的個人生命歷程問起，展開我們的對話。巴育米說自己在舒布拉（Shoubra）長大（我的老師里法阿特也來自同一個開羅城區），十多歲時，附近清真寺一些薩拉菲派的人便很熱情招呼他。不久後，他就接受了薩拉菲信仰。

「沙達特統治的時候，政權是對抗伊斯蘭的，」他說，「為了反抗，我們研習教法與吉哈德的理念。」十五歲那年，他得知軍隊允許少年提早入伍服義務役，於是他自願提早入伍。他不覺得身為軍人與薩拉菲派之間有任何衝突。「我相信軍隊也是吉哈德的一種方式。」他說。

他想跟以色列人作戰，但軍方卻把他分配到軍樂隊。樂隊教他演奏風笛。他對這種異國樂器沒有興趣，甚至對音樂本身也沒有興趣；薩拉菲派一般認為音樂讓人分心、引誘人的能力令人擔心。但軍令在身，他非學不可。他的任務是參加閱兵行進，例如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埃及入侵西奈紀念日所舉辦的那一場閱兵。結果，這回閱兵成了沙達特與風笛手巴育米參加的最後一場。

「後來我被逮捕，而且沒有受到公平的審判，」巴育米說，「但這件事我不想談。」

我問他願不願意解釋為何審判不公。

「他們逮捕我的時候，我身上完全沒有任何武器或犯罪證據。」

「你跟那天發生的事情有關係嗎？」

「我只知道，那場閱兵會出事。」他說，然後閉口不言。

甘迺迪遭到暗殺一事深深烙印在美國人心中，但對埃及人來說，沙達特的死卻沒有那麼根深蒂固。原因不是缺少視覺方面的提醒。沙達特遇刺的那座司令台至今在首都仍占據顯著的位置，從開羅機場前往市區的幹道也是。每一次我經過時，都會想到一九八一年十月時從報章雜誌上看到的畫面，當年我十二歲。有張照片特別鮮活：在那張黑白照中，一名士兵變身成恐怖分子，對著椅子幾乎空無一人的司令台開槍。那些椅子之所以空著，是因為國家的領導人們若非殞命，就是盡力趴在地上。除了沙達特，恐怖分子當天還殺了另外十個人。

開羅的計程車司機開車經過檢閱台時不時會咕噥幾句禱詞，但多數人都沒有表現出有記憶的跡象。一般人談沙達特的次數，都沒有比他們談另外兩位在革命前統治了半世紀的強人來得多。穆巴拉克沒有領袖魅力，但他的統治期間之長，加上不久前的解放大戲，都讓他在眾人心中相當突出。此外，至今仍有許多埃及人奉納瑟為偶像，比方我的老師里法阿特。你可以叫社會主義者是納瑟派，把穆巴拉克治下得益的資本主義者叫成舊政權的「殘黨」，但沒有任何詞能用來稱呼跟沙達特有關的人──沒有「沙達特派」。

他的背景是這個總統三重奏中最中庸的。他是黑奴的外孫──外祖父在不列顛終結奴隸制度之前被迫來到埃及。沙達特的父親一生結了八次婚，有十三個孩子。儘管家裡窮，沙達特還是把自己想像成是個有遠見的反殖民主義者，只是他早期的許多理念相當紊亂。他同時崇拜甘地與希特勒；有一回，他還寫了封信向死去的元首表露心跡（「我打從心底欽佩您」）。沙達特痛恨不列顛人，但這位年輕人卻是因為父親跟英格蘭人交好，才能獲准就讀埃及的王家陸軍官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

沙達特在軍中如魚得水，與納瑟一同投身於「自由軍官」（Free Officers）──一群領導了一九五二年革命的軍人。沙達特以忠誠聞名，納瑟選他為自己的繼承人。當納瑟在一九七○年過世，沙達特登上總統大位時，美國情報界對他仍所知不多。多數人認為他不會長久在位。

但事實證明沙達特是個出乎各方所預料的複雜人物。他逮捕了許多貪腐的納瑟友人，還跟蘇聯翻臉，在一九七二年驅逐了一萬五千名俄軍部隊及軍事顧問。他對以色列發動突襲，揭開了一九七三年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但不過幾年之後，他同樣出人意料地拜訪以色列國會。沙達特是第一位強調自己宗教信仰的後革命時期領導人──他自稱「信徒總統」──對於遭到納瑟殘酷鎮壓的伊斯蘭主義者，他也推行更寬容的政策。但沙達特個人的信仰相當溫和，他的妻子潔罕（Jehan）不僅受過教育、不覆面，甚至公開為女權發聲。沙達特最教人訝異的是，他寧願激怒伊斯蘭主義者，也要簽訂《大衛營協定》。拒絕蘇聯之後，他轉投美國，著手後來人稱「開放」（Infitah）的自由市場改革。

在地緣政治方面，沙達特精明而有彈性，而且似乎能直覺掌握到長期的戰略。他意識到納瑟的計劃經濟注定失敗，美國人比蘇聯更有用，以及埃及最好跟以色列鄰居維持和平。但這一切都代表政策的艱辛轉變，處理國內反彈也讓沙達特焦頭爛額。他對伊斯蘭主義者的手法尤其生硬。他在寬容與彈壓之間擺盪，在暗殺事件的前一個月展開嚴厲鎮壓，而負責執行鎮壓行動的則是激進團體伊斯蘭集團（al-Gama'a al-Islamiyya）──有不少成員是曾經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沙達特死時非常不得人心，人們至今仍不時對這位總統遭人刺殺表達喜悅之情。我曾經造訪一座名叫馬臘威（Mallawi）的貧窮上埃及城市，當地人自豪地告訴我，刺殺沙達特的為首之人卡利德．伊斯蘭布里（Khalid Islambouli）就出生在這裡。他們的家鄉男孩，就是黑白相片中對著空椅子開槍的那一位，由士兵變成的恐怖分子。

伊斯蘭布里與另外四個人一同遭到處刑。還有一位恐怖分子在暗殺行動當天被衛隊射殺。但這起陰謀需要更多人加入，畢竟士兵在閱兵時配備的不應該是裝了實彈的真槍。最後有十七人因為在陰謀攻擊中扮演的角色而下獄，包括薩拉赫．巴育米。

我們在巴育米的家。聊了一會兒之後，對話又繞回一九八一年。他看起來放鬆了點，於是我開始勸說他。「你剛剛說，你被關那麼久是不公平的，」我說，「但你也說你知道會發生事情。」

「我扮演吃重的角色，」他說，「但我們不能談論細節。」

我告訴巴育米，我曾經在知名民營報紙《埃及今日》（Al-Masry al-Youm）看過一篇報導，上面提到他為暗殺行動提供可以實際使用的武器。

他安靜了半晌，然後回答：「你可以說這對也不對。」但他不會為上述神祕的評語細說分明。

他在獄中遭到刑求，反覆的毆打導致他一耳失聰。二○○六年底，服刑二十五年的他獲釋，但國安單位仍然密切監視他。他在沙達特市（Sadat City，穆巴拉克的沙漠新聚落之一）的大理石採石場找到一份做工的活。就算巴育米意識到這條人生道路上的任何弄人造化，他也不會與人說。談到前總統，他還是相當生氣。「每個人都恨沙達特，因為戰後他居然向猶太人尋求幫助，」他說，「他還發表演說，指控伊斯蘭主義者落後。他說圍尼卡布的女人是『帳篷』。」

二○一一年，當解放廣場爆發抗議，警方逮捕了許多伊斯蘭主義者，包括巴育米。穆巴拉克失勢時，巴育米人在監獄裡。自從穆爾西當選後，警方顯然已經放棄對巴育米的主動監視。但他對這段相對平靜的時期並不放心。「我個人深深認為舊政權還在，」他說，「革命還沒有發生。」他擔心殘黨會找到辦法罷黜穆爾西總統。

我問他，暗殺沙達特是否達成任何正面成果。

「沒有，」巴育米說得直接了當，「穆巴拉克只是蕭規曹隨。他做的都是沙達特做的事，只是更糟。」

穆巴拉克從那起暗殺中學到的一課，就是不能盡信軍隊。作為回應，他把內政部打造成守護他個人的防禦工事，並且縱容警方最糟糕的濫權。這是埃及制度破碎化的一面──穆巴拉克非但沒有創造有條有理的體系，反而鼓勵權力各據山頭。軍官通常討厭警方，因為他們深信是警方的暴虐與缺乏紀律點燃了革命。一位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告訴我，他曾經在一次私下會晤時聽到塞西用最直接了當的方式批評警方。「就是人多勢眾的黑道。」新任國防部長如是說。軍警雙方都痛恨伊斯蘭主義者，但雙方同樣有理由不信任彼此。

巴育米說自己再也不屬於政治團體，但他仍然信奉薩拉菲理念。在那十七名因沙達特暗殺事件而受懲罰的人裡，他是最沒沒無聞的。我的埃及新聞界友人告訴我，據說為用來殺害沙達特的武器提供撞針的人，就是巴育米。另一位埃及記者友人則表示，巴育米曾把自己在暗殺行動當天原本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告訴他。策劃陰謀的人相信，一旦他們殺了沙達特，其他軍官都會支持他們奪權。巴育米銜命要騎上腳踏車，沿著濱路（Corniche Road）前往國家電視台，在那邊發表政變的消息。

不知怎的，我覺得這幅腳踏車信使的景象實在讓人提不起勁。計劃中的每一個前提感覺都像幻覺：沙達特因為跟猶太人協商所以該死，伊斯蘭信仰會認可這種行動，殺手將會統治這個國家。但參與的人確實把這個瘋狂的理念推行到所有人都無法想像的境界。這真是一小群人與微不足道的舉動如何帶來重大影響的絕佳實例──少年風笛手身上帶著幾根撞針，改變了歷史。但改變歷史跟逃避歷史不同。十八歲時，巴育米想像自己沿著尼羅河騎著腳踏車，將伊斯蘭主義者政變的光榮消息傳達給一個額手稱慶的國度。三十年後，軍隊仍然是埃及最有權力的組織，巴育米則是沙漠中的一名前罪犯，騎著一台舊摩托車去沙達特市辛苦工作。

那位來自馬努家附近的司機年紀二十二歲，也跟我們一起在巴育米家用午餐。訪談進行時，他就安靜坐在一旁。當對話暫歇時，他開口了。

「你在監獄裡怎麼處理性需求？」他說。

「什麼都沒做，」巴育米說，「監獄裡沒有女人。我以為我永遠不會結婚，也釋懷了。但現在我結婚了。感謝真主。」

出獄之後，巴育米娶了一位年紀小很多的女子，兩人如今有了一對雙胞胎。這是他之所以住在這座沙漠村落的一個原因，太太在這裡有親人。巴育米問這位年輕司機有沒有結婚。

「沒有，」他說，「但我希望有。」害臊的年輕人請巴育米提點他如何克制性慾。

「全靠意志力，」巴育米說，「不在肉體。」他對這個主題更有興趣；他談起避免性慾，以及如何透過祈禱來對付荷爾蒙。他從聖訓中引了一段話：「你們誰有能力結婚，就讓他結婚，因結婚確能降低視線，保護羞體。誰沒有能力結婚，就應當封齋，因為齋戒能阻止欲望。」

「所以我得齋戒？」司機說話時有點失望。

「齋戒能除慾，」巴育米話音堅決，「齋戒勝過一切。」

司機點點頭。感覺他是出於本能崇拜這位年長男子，彷彿這人從自己的獄中經歷得到了大智慧。這位司機在訪談的另一個空檔，問巴育米如何面對對死亡的恐懼。答案還是一樣──祈禱──但這些對話顯然令司機印象深刻。

下一回我見到馬努，他提起這位司機的對話。「這根本埃及人嘛！」馬努大笑著說。「你見到某個協助暗殺沙達特的傢伙，結果你頭一個問題就是問性。」

此時，馬努固定受雇於《衛報》（The Guardian），我們只會在他正好有空時才會一起工作。我們的聯繫多半都是聊天，周末有時候會到他以前常去的鬧區酒吧小聚。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新住處附近的警方曾接獲他遭逮捕過的情報。

自從那起事件之後，馬努的父親開始打電話給他，懇求他回塞得港看看。馬努覺得這不可能，畢竟他知道警方必定已經提過他的性傾向，提過那起假犯罪事件，而且是以最不堪的方式來說。但在通電話時，他父親感覺很慈祥。「我沒有跟任何人說任何事，」他說，「你就放心回家吧。」

馬努長大時，都靠他母親的援助，保護他不受父親虐待。但如今母親已經謝世了好幾年。他所有的手足都過著跟他完全不同的生活。其中一個姊姊嫁給一位非常保守的丈夫，堅持她圍尼卡布。馬努的哥哥成了堅定的伊斯蘭主義者，而他的妻子也自己裹上了尼卡布。馬努有一次到哥哥家拜訪時，意外在嫂子還沒蒙上面紗之前就進了房間。他的第一個反應是震驚；自從嫂子婚後，他就沒有看過嫂子的臉，而那已經是十多年前了，如今她顯老的程度著實讓他嚇了一跳。她迅速再度將自己的臉遮掩起來，馬努則是本能覺得自己好像做錯了什麼事。接著他一想，此情此景有多麼可笑。假如一名女子擔心小叔看到自己的臉是很荒唐的想法，那這名女子擔心她的同性戀小叔看到自己的臉，這豈不是更荒唐？當然，馬努永遠無法和家人分享這些想法。如此說來，那起逮捕感覺就像某種天注定──無法避免的最終決裂。

但他的父親再三懇求他回去探望。最後，馬努從開羅花了兩個半小時過去，而他的父親熱情迎接他。他從來沒有直接提起逮捕事件，但他明確表示他會擔心。這次探望後，馬努開始比較常回去塞德港。

馬努的父親已經六十好幾，健康也每況愈下。合夥人欺騙他之後，他失去了他那間生意興隆的咖啡店。作為反制，馬努的父親提起訴訟，案子就這麼緩慢地在沒有希望的司法體系中費力前行，什麼都沒有實現。他原本有可能變得更憤世嫉俗，把這一切發洩在馬努身上。誰知道，他對待兒子的方式出現了一股新的暖意。他從來不像其他親戚那樣，叫馬努結婚。

逮捕事件之後，這位父親只活了幾個月。根據他的遺囑，他把自己在塞德港的房子留給了馬努一個人。這是父親會為尚未成婚的么子所做的那種舉動，但他的動機顯然不是如此。馬努發現自己難過的程度，是十年前所不會有的。他對逮捕事件後的這段時間感到感恩──這是兩人關係良好的唯一時期。父親了解到自己的兒子是同性戀之後突然流露了慈愛，這簡直是奇蹟。

我所認識的所有人當中，就數馬努對埃及男性性慾的觀點最有見地。就許多角度來看，他都是個局外人，因為他既不打算結婚，也沒有興趣去追逐或騷擾女人。他對其中的剝削和荒唐看得很透徹──不願意讓人看到自己臉孔的嫂子，以及那位向堅定的伊斯蘭主義恐怖分子尋求性事建議的二十二歲司機。但馬努的局外人地位並不完整：畢竟他不停地跟男人上床。其中許多人像他一樣自認為是同性戀，但其他人卻不然。「這就像是我堂兄跟我以前在村裡會做的那種事。」一位伴侶對馬努這麼說，藉此解釋自己不是個同性戀。有些伴侶還會跟他聊他們心儀的女孩。他們對於「何謂同性戀」常常有自己獨有的看法。一個男人只有在自己不是「受」，或者覺得是由自己主導的情況下，才會對男男性行為有興趣。對他們來說，男男性行為跟男同志性行為是不一樣的，而這種態度在埃及有著悠久的傳統，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也是。

馬努跟一位伴侶可能會在一起幾星期，或者幾個月，或者更久；有時甚至連直男都會來尋求一段關係。但總有個爆發的契機，畢竟這些私底下的作為跟民眾的恐同心態有如此強烈的衝突。伴侶有時候會痛斥馬努，甚至還會痛打他。「他們愛我，他們在乎我，但他們內在也有這種讓他們會恨我的東西。」他解釋道。他發現，上述的事情無論是在同性戀還是直男身上都會發生，這是他之所以不相信這些標籤的原因之一。你完全無法分辨一個人的行為有多少反映了真實的欲望，又有多少是受到宗教、家庭壓力，甚或嚴格的性別隔離所影響。

馬努無法化解這些力量，就像他無法預測一場互動會在什麼時候導致危險。選擇很簡單：他要嘛過安穩的生活，不出櫃，封閉自己，要嘛接受開羅男性關係的不確定性與風險。就算被卡里姆設計、遭到警方拘留過，馬努仍然對於跟陌生人見面抱持開放心態。

其中一名陌生人是艾哈邁德。他年輕俊美，住在馬努的新家附近。他們在路上聊過幾次，接著開始會去都基區一間晚上有歌舞秀的酒吧約喝酒。不久後兩人就上床了。「他不是同性戀，至少根據埃及的標準來說不是，」馬努說，「他有興趣的對象完全是女的。」馬努對女人不感興趣的這個事實，似乎並不影響艾哈邁德。「我很確定他知道我們不一樣，」馬努說，「他心裡某個地方知道，但他不算很危險。」

一晚，當兩人在馬努的公寓相會時，突然傳來大力敲門的聲音。「艾哈邁德！」有人在喊。「馬努！艾哈邁德！我知道你們在這裡！」這人是艾哈邁德的朋友，另一個住在附近的年輕人。他有一股流氓氣息，馬努也看過他牽涉進各種口角。開羅每一區都有這種人物──二十多歲的無業男子在街上閒晃，大聲講話，抽哈希什，騷擾女性，跟人鬥毆。

這個流氓要求跟艾哈邁德說話。有幾分鐘時間，他們在公寓外激烈爭執，之後艾哈邁德離開了。流氓指控馬努帶壞了艾哈邁德。「幹你這個死娘炮，要是再讓我看到你，我一定把你屁股給切了。」他說。

那天晚上，馬努離開了公寓。在開羅，同性戀被揍甚或被殺並不少見，何況馬努曉得自己不能去找當地警方。但他打電話給自己偶爾在社交場合見到的其中一名年輕警察官校生。馬努請他保護自己，陪自己回公寓最後一次，拿回自己的東西。

動身之前，馬努明說自己是同性戀，因為他覺得自己有必要讓朋友全盤了解情形。最後什麼都沒發生，馬努也搬到鬧區的另一間公寓。他再也沒有見過艾哈邁德。警校學生們從來都沒有提到馬努的同性性傾向，也繼續跟他打成一片。這算是很鼓舞人的跡象──埃及男人通常開明得令人驚訝，至少私底下如此。但這是件絕對不能拿來談論的事，而出櫃的過程都不約而同跟脆弱的處境有關。馬努因為受到暴力威脅或警察騷擾，不得不告訴別人自己真實性向的次數實在是不可勝數。

穆爾西總統任期第一年的前半時，我曾請馬努介紹我跟他的警察官校朋友們認識，因為我很想聽聽他們對於新政府的看法。一天深夜，我們約鬧區見面，地點是一間馬努喜歡的無名酒吧。來的是三名受訓中的警官，全都二十歲出頭。他們的課程內容很慎重；畢業之後，這些人將負責指揮新進警員組成的部隊。在埃及，教育水準最低的義務役會分配給警方。這是警察如此惡名昭彰的另一個原因──他們的群眾控制大力仰仗於義務役。革命的其中一齣悲劇，就是這些年輕人──這些教育不足、訓練不足的年輕人，得在街頭巷戰中跟他們的抗議人士同輩人彼此較量。

數十年來，穆斯林兄弟會受到警方查禁，相關規定不久前才改變。但這些受訓中的警官都不知道班上有沒有兄弟會成員，甚至也都對伊斯蘭主義者不抱同情。「他們表現的好像自己是好穆斯林，但其實是騙子。」一名年輕人說。

他的同學說得很明白：「我恨穆斯林兄弟會，因為他們跟伊斯蘭集團勾結，還殺了沙達特。」

事實上，兄弟會跟當時的那起暗殺行動完全無關，但許多前成員卻時在一九七○年代與八○年代加入了伊斯蘭集團。我問起兄弟會目前對警方的態度。

「他們很怕我們，」第一個年輕人說，「因為他們曉得時間一到，我就有權力把他們送回他們該去的地方──進監獄。」

他跟其他人都相信陰謀論──穆爾西的當選是受到操縱的。這些年輕人都不能投票；自從埃及的一九二三年憲法以來，穿制服的人就不能擁有投票權，理論上這是種建立中立性的作法。如今，這種法律看起來就像來自威權主義與假選舉時代的古怪殘餘，對於後解放時期的民主制度恐怕也有巨大的影響。軍警據估計有兩百萬人，假如他們有權投票，且反對穆爾西的比例達到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穆爾西就會敗選。如今別人卻期待這些軍警去保護選舉勝選人，而那是一場把他們排除在外的選舉。

我聽說，警官學校正在修正訓練內容，讓課程不那麼反伊斯蘭主義者。但這些年輕警官候補們卻完全沒有注意到有這種轉變。當我問他們有沒有想到任何自革命以來便與以往不同的做法時，其中一人說，「我們現在訓練時比較常用真的子彈。」

穆爾西在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推行其總統任內第二項重大措施，統治之初相對平靜的時光也隨之結束。這天，穆爾西頒布一道總統命令，將不受任何法庭或法官所控制的大權暫時賦予自己。他主張，為了避免法院解散正在制定埃及新憲法的制憲大會，這是必要之舉。總統從來沒有提出法院準備這麼做的任何證據，但法院確實曾在同年早些時候解散了國會──此舉似乎有政治動機。

穆爾西頒布命令後，制憲大會倉促完成了憲法。大會由伊斯蘭主義者主導，幾乎所有反對派成員都辭職以示抗議。穆爾西宣布將在兩周內針對這部憲法舉行公投。作為回應，示威者包圍了位於東開羅行政區赫利奧波利斯（Heliopolis）的總統府。他們展開解放廣場風格的靜坐，在總統府圍牆外搭起帳棚。

十二月五日下午，穆斯林兄弟會支持者攻擊了手無寸鐵的抗議人士。他們迅速趕走了示威者，拉倒帳篷。攻擊的消息在社群媒體上傳了開來，不久後就有更多示威者前來光復失土。一連幾個小時，兩派拿起石塊棍棒對打，後來連槍都開始出現了。十人身亡，超過七百人受傷，大多數傷亡者都是遭到兄弟會支持者所攻擊。警方終於在隔天早上控制場面，並且在總統府周圍架設路障。

隔天，兄弟會發表聲明，宣稱其支持者是對安全疑慮做出回應。「一支試圖占領總統府的武裝單位已遭到逮捕，」聲明寫道，「如今正交由檢察機關訊問中。」穆爾西以陰謀論附和這些指控，提到「第五縱隊」一詞。但兄弟會從未就這些攻擊提供證據，檢察官也沒有提出指控。有影片清楚顯示是穆爾西的支持者攻擊和平靜坐的人。不久後，受害者與目擊者出現在媒體上，證言伊斯蘭主義者拘留無辜的旁觀者，有時甚至加以毒打，希望能找到陰謀證據。

兄弟會的一位領袖阿姆爾．達拉格（Amr Darrag）告訴我，治安機構的無能就是讓展開攻擊行動的合理根據。「發生這種事情比有警方和總統衛隊參與的大屠殺好得多。」他說。瓦利德．貝德利（Walid el-Bedry）是兄弟會的自由與正義黨發言人之一。他向我承認，事實上沒有人闖進總統府。但他說兄弟會成員有聽到消息。「所以我們才去那裡，把帳篷拆了，」他說，「我們拆帳棚時沒有發生任何暴力行為。」

「抗議人士有同意你們拆掉帳篷嗎？」我問。

「他們當然沒同意。」他說。

我所對談過的這些領導人當中，似乎完全沒有任何人充分了解其所作所為之嚴重。未經專業訓練的人扮演了執法角色，會讓人想起對伊斯蘭主義民兵的昔日記憶。兄弟會用了半個多世紀，試圖洗滌其早期的歷史，而這個組織在穆巴拉克鎮壓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也成功守住了非暴力的態度。但只消讓兄弟會掌權五個月，便足以打破這項原則。

穆爾西支持者攻擊示威人士的那天晚上，有另一群暴民攻擊了兄弟會位於開羅近郊穆卡坦（Moqattam）的總部。上百人席捲了這棟建築物，破窗毀門，把辦公家具與文件拉到街上放火燒了。

暴力結束的隔天，我招了一輛計程車去兄弟會總部，一堆堆燒到一半的文件還留在街上。有些埃及記者正從紙堆中拼湊文件。第一波革命發生時，開羅有許多警察局遭到劫掠，記者們在過程中發現了一些跟穆巴拉克政權活動有關的黑材料。如今他們在兄弟會建築物外尋找類似的東西，我也加入他們，一起尋找文件──另一種革命考古活動。

不知怎的，我找到大量跟養雞有關的英文資料。文件上提到青貯料和乾、濕飼料。另一份以阿拉伯文寫就的報告，則是以〈東北開羅支部績效報告〉（A Report of What Was Achieved in the Bureau of Northeast Cairo）為題。這份報告並未提及多少績效，結論也很簡短：「疲軟的就業為本計劃所面臨的重大阻礙。」另一張紙是羅盤使用指南，是從《巴氏童軍活動百科》（The Bader Encyclopedia for the Scout Movement）影印下來的。我找到兄弟會復興計劃中的一份報告：〈如何清除機場垃圾〉（How to Remove Trash from the Airport）。

大門處站了一名年輕的警衛，擺弄著一條念珠，但他並未試圖阻止我們。我找到的其中一份文件上染了血。另外我還找到一張影印的報帳表格，附上來自餐廳的收據。餐廳名叫「法蘭德斯人」（Le Flandrin），位於巴黎昂利─馬坦大道（Avenue Henri-Martin）八十號。名叫阿布杜勒．哈米德（Abdel Hamid）的男子在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到這家餐廳吃飯。他點了一碗魚湯，兩份上好的比目魚，以及半瓶夏布利白酒（Chablis）。這就是我發現最見不得人的事：一個穆斯林弟兄拿白葡萄酒報公帳。

離開兄弟會總部之後，我去了總統府。此時距離警方控制該區秩序，用鐵絲網路障阻擋街道起已經過了一天以上。荷槍實彈的警官站在路障旁，示威群眾則高喊「人民要推翻體制！」

軍隊在七點整採取行動。他們是陸軍轄下的共和衛隊（Republican Guards），任務是保護總統。他們顯然是聽了什麼命令；他們剪開鐵絲網，打開路障，接著小跑步離開。部隊沿街站了一排，肩起步槍，立正站好。

群眾有那麼一刻似乎感到不明就裡。接著人們湧到街上，跑過士兵面前。一群年輕人獨立出來，開始在總統府前面牆上噴起反兄弟會的口號。另一群人則劃出一塊空間，作為新的靜坐營區。有更多年輕人在總統府大門前站定，負責控制群眾秩序。他們想確保沒有人試圖突入建築物。

埃及「阿拉伯之春」爆發將近兩年之後的這一刻，革命就像是攜帶式工具組：所有的重要組件都可以裝進包裡，在城裡的任何一個地方迅速重組。小販馬上出現在總統府周邊，賣革命活動的主食：番薯、麵包、葵花籽。老太太在街上拉著攜帶式瓦斯爐，沿街叫賣熱茶和雀巢咖啡。還有人賣防毒面具、實驗用護目鏡，以及中國製的高出力綠光雷射筆。我在解放廣場上的夜間衝突期間目擊過最具有詭異之美的景象，就是當警方發射催淚瓦斯時，會有半打的雷射光指向那個物體，在夜空中畫出一道明亮的弧，好讓群眾能在催淚彈落地之前散開來。

不過今晚沒有任何催淚彈。在我所參與過的抗議中，這是頭一次沒有把怒意指向警方的示威行動。共和衛隊將路障移開之後，開始有些警官出現在群眾中，與示威者雜處。我在總統府的其中一側看到一位身材壯碩的警官，正用昂揚的語調對一群人說話，於是我帶著我的翻譯加入他們。從這名警官的肩章來看，他是警方中央安全部隊的中校。一名年輕女子問他，在革命期間為何有這麼多警察的暴行發生。

「警察裡有好人也有壞人，」他說，「事情都是這樣。」

她提到前一年在穆罕默德．馬哈茂德街的戰鬥。

「這我們就別提了，」警官說，「有一部分是我們的錯，一部分是你們的錯。」

「兄弟會正打算派更多人來攻擊我們，」有個年輕人說，「請你派六輛警用卡車到路口處待命。這樣應該就足以阻止他們了。」

「我不能有任何跟你們站在同一邊的表示。」警官說。

年輕女子問警官認為穆爾西該怎麼做。

「他必須從頒布憲法的行動中抽手。」他說。

「他們不信任埃及，」她說，「他們不是人！」

「報應不爽，」警官說，「你做了壞事，壞事會回頭來找你。」

「但要是他們舉行公投，你也知道大家都會投贊成啊！」

她說得有理：多數埃及人傾向於贊成選票上所寫的一切，因為當局都會將之描繪成讓國家前進的方法。警官似乎也同意她的看法。「光靠抗議是不夠的，」他說，「你們必須發動大罷工。要罷工就要通通都罷工，就像波蘭人那樣。」

我問警官為何路障會在七點整時移開，以及為何允許示威者包圍總統府。「我不能告訴你為什麼，」他說的時候臉上掛著微笑，「但你自己應該也猜得出來。」

幾天後，抗議者在總統府前成了一間革命博物館。這是解放工具組的另一部分；當時解放廣場上也有一間類似的博物館。總統府的博物館設立在帳篷裡，館長從旁邊的路燈接電。「我們有水電工，我們要什麼有什麼。」協助策展的大學生穆罕默德．易吉（Mohamed Ezz）這樣告訴我。入口處有塊牌子，寫著：「我們懇請博物館訪客不要動手觸摸」。

展覽所紀念的是過去兩年來每一場重大衝突，根據時間順序排列。日子一久，許多衝突都得到史詩般的名字：駱駝戰役（Battle of the Camels）、憤怒之日（Day of Rage）、整肅星期五（Friday of Purging）。駱駝戰役發生在穆巴拉克失勢前，前政權雇了流氓，騎著駱駝跟革命分子戰鬥。館內，這些早期的影像最讓人震驚的是示威者準備之缺乏：沒有頭盔，沒有防毒面具，沒有雷射筆。抗議配備在前政權垮台後迅速得到改良。比較後期的照片上出現摩托救護車，臨時救護站，以及久經戰陣、穿著防護衣的示威者。還有些照片是人們的眼睛被打出來，以及癱在血泊中的垂死之人。車輛化為火球，建築物滿是彈孔。每一張圖片下面都有說明日期與事件名：馬斯佩羅事件（Incident of Maspero）、內閣事件（Incident of the Cabinet）、穆罕默德．馬哈茂德事件。

但這座博物館其實不完全在談歷史。構成展覽內容的頂多就是破碎的故事，沒有連貫的敘事，也沒有分析。自從「阿拉伯之春」發生以來，衝突接連發生，沒有解決之道，埃及也在同一期間換了五任首相。許多最為重要的協商想必都是暗中進行──在警方、軍隊與伊斯蘭主義者之間。

塞西跟兄弟會的關係始終是團謎。憲政爭議期間，塞西提議「為了人道交流」之故，在穆爾西總統與反對團體之間舉辦一次對話。但會議從未舉行。多數報導指出穆爾西因為覺得塞西越權而拒絕參加。兄弟會政黨的領導人之一賈邁勒．赫什馬提（Gamal Heshmat）告訴一家埃及報紙，「會議擱置背後的原因，應該去問國防部長。」但塞西保持沉默。對於新憲法，他一句話都沒說。

到了十二月，人民以百分之六十四的贊成票數認可了新憲法。這不是難事，只要告訴國民這部憲法反映了伊斯蘭價值，而且對穩定與經濟復甦至關重要，就成了。法界專家在評判這部憲法時多半很尖銳。開羅大學教授，也是埃及研究憲法的頂尖學者之一加伯．加德．納瑟（Gaber Gad Nassar）說：「新憲法為專制提供了寬闊的空間。」納瑟原本是制憲大會的一員，但他和大約四分之一的成員辭職以示抗議，其中包括原有的所有基督徒。有些關鍵條文在最後的公投前兩天，也就是反對派退出之後才作改動。納瑟讓我看了一條原本旨在防止以「性別、出身、語言、宗教、信念、意見、社會地位或傷殘」為根據去歧視人的條款。這一條所有的字句都刪掉了，等於為伊斯蘭主義國會打好基礎，得以通過導致不公平對待基督徒或女性的法條。納瑟指出另一條跟新聞自由有關的條文，也被改成明確要求媒體應「服務社會」，尊重「私生活」與「國家安全」。

「從一九二三年以來，埃及還未曾有過像這樣的憲法，」他說，「他們可以直接據此關閉報社。」

納瑟在制憲大會的經驗，讓他深信兄弟會打算統領整個國家。但他也相信兄弟會組織的根本性格將阻止他們獲得成功。根據他的看法，兄弟會太過祕密也太過封閉；他們沒有能力從外部招募盟友與專家。「這擋在兄弟會和掌控全國之間，」他說，「他們沒有足夠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