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0

Chapter 10

卡利瑪語言學校是由里法阿特和弟弟成立的，他的弟弟名叫拉阿法特（Raafat）。兩人的父親除了蓋了埃及各地的水塔之外，還是個足球迷，於是用自己喜歡的球員來幫這幾個兒子命名。里法阿特和拉阿法特是不同球隊的明星球員，或許這位父親沒有料到這些名字出現在同一個家庭時所造成的混亂。「至少我的名字不是穆罕默德，」里法阿特曾經這麼說，「也不是馬哈茂德。也不是艾哈邁德。」這是埃及與中國的一個共同點：人這麼多，名字這麼少。我的電話簿裡塞滿了一個個的穆罕默德和馬哈茂德，一個個的曉梅和秀英。有多少不同的穆罕默德．馬哈茂德曾經端茶給我過？以前那些王偉都上哪兒去了？穆斯林兄弟會的指導局有十八名成員，其中八人的名字不是穆罕默德就是馬哈茂德。總統大選的那個月，我隨隨便便就遇到三個穆罕默德．穆爾西，其中兩人是開計程車的。有一次在阿拜多斯，我訪問了某個名叫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因（Mohammed Mohammedain）的人。這名字意思是「兩個穆罕默德」。

幸好里法阿特與拉阿法特長得完全不像。里法阿特修長而黝黑；拉阿法特粗壯而白皙。里法阿特獨居，愛交際的拉阿法特則跟英籍太太與小孩同住。但他們的政治立場倒是跟他們的名字一樣類似。兩人都是奉賈邁勒．阿卜杜勒．納瑟為偶像的自由派，也都不喜歡伊斯蘭主義者，而且尤其討厭穆斯林兄弟會。卡利瑪有位老師告訴我，拉阿法特曾經在總統大選前親自致電給每一位職員，拜託他們投票反對穆爾西。

對於每一位教阿拉伯語的人來說，革命一度是前景看好的事。米德爾堡學院的暑期阿語課已經開了好幾年了。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個夏天時，該課程收了歷年來最大一批的新生，萊絲莉和我也在其中。類似的能量在我們剛抵達開羅時依舊存在，卡利瑪的早上都很忙碌。但隨著街頭事件愈演愈烈，學校裡也愈來愈安靜。每當我問里法阿特情況如何時，他常常搖頭嘆氣，提起又有一個語言交換小組取消了在埃及的學期。我的字彙表留下情勢惡化的痕跡：

二○一三年一月，兄弟會透過公投強推憲法之後，我學到了「貪婪」、「權力慾」、「對抗」和「沮喪」。同月，里法阿特教我們「meskeen」──「沒用」一詞，因為他會用來描述穆爾西。總統似乎承擔不起這份工作；里法阿特說，他應該去修鞋子，或者去咖啡店工作才對。課堂上，只要哪天我們談到這位「沒用」的總統，我們的字彙表就會以對話中冒出來的新詞彙作結：

里法阿特其中一項了不起的特質，就是能傳達出解放相關詞彙背後的深意。我在課堂上提到「debeba」，也就是「坦克」的時候，里法阿特告訴我們這個字的阿語字根意思是「沉重踏步」──對軍用車輛來說是個完美的形象。「無信仰者」──「kefir」──則出自有「欺瞞」之意的字根。「因為無信仰者欺瞞真主。」里法阿特如是說。用來指「喜怒無常」的字是「bighazela」──「就像一頭瞪羚」；假如你想表達墜入愛河的感覺，你可以說「我心裡長了釘子」。「賭博」和「月亮」有一樣的字根。「月亮讓你發狂，而賭博很瘋狂。」里法阿特說。

他以埃及阿語裡面的巧合為樂。這種語言也有該國那種對「矛盾」的喜愛：傳統與創新，秩序與混亂。研究標準阿拉伯語的學者向來對其純粹感到自豪，但埃及阿語卻是一條夾雜許多支流泥沙的河流。有些詞彙來自從古埃及代代相傳而來的科普特語，但更多則是進口的希臘語、波斯語、土耳其語、法語和英語。里法阿特熱愛「阿拉伯之春」時的各種新創詞，例如「yashayer」──從臉書的「share」（分享）而來，再加上阿語的動詞變化而成。他經常指出源自於阿語的英語詞彙：「elastic」（鬆緊帶）、「magazine」（雜誌）、「sugar」（糖）、「kismet」（天命）。

語言的漫遊詞（Wanderwörter）尤其妙不可言。里法阿特在課堂上告訴我們，阿語從波斯人那引進「shah」（沙阿）一詞，後來片語「alshah mat」──「沙阿死了」，又變成英語的「checkmate」（將軍）。有時候，一個字會旅行數千年，一路上經過各式各樣的語言。一天早上，里法阿特教我們用來指「泥磚」（adobe）的字。古代象形文字的泥磚是「djebet」，在科普特語中變成「tobe」，後來阿拉伯人給它加上定冠詞變成「al-tuba」，流傳到西班牙變成「adobar」；這個沉重的東西被人拖行了四千年時間、七千英哩之後，終究在美國西南落戶，成為「adobe」。

埃及語言中存活下來的科普特語少得出奇。在古時候，埃及人可是以堅守其文化與語言而聞名，就連帝國落入外人手中之後亦然。希羅多德在西元前五世紀如此寫道：「埃及人避免跟隨希臘風俗，整體來說，他們不願意接受除了自己人以外的風俗。」日子一久，也出現一些明顯的例外，其中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數許多埃及人在耶穌的時代後不久改信基督教之舉。但多數的埃及人從來不去學習其外來統治者──希臘人、羅馬人、拜占庭人的語言。

阿拉伯人以精彩的方式瓦解了這種抵抗。西元六三九年，第一支阿拉伯軍隊抵達當時為拜占庭帝國一省的埃及。阿拉伯軍隊只有四千人，卻在兩年內征服了這個國家。他們的語言占領行動更是讓人印象深刻。這跟一般人認為的改宗伊斯蘭其實沒什麼關係。阿拉伯人不像拜占庭人會迫害異教徒，而是接受其他信仰的子民，只要有繳該繳的稅就好。但阿拉伯人鮮少學習其他語言，這反而刺激被統治者去學習統治者的語言。《阿拉伯語言》（The Arabic Language）的作者基斯．弗斯提（Kees Versteegh）便表示：「語言成為凝聚伊斯蘭帝國的因素，重要程度遠甚於宗教。」

事實上，埃及人早在改信伊斯蘭之前，就已經改講阿拉伯語了。西元七○六年，也就是第一支阿拉伯部隊抵達埃及的六十年後，埃及的行政語言就已經換成阿語了。又過了一百五十年，原本作為日常用語的科普特語便徹底消失於下埃及。到了十世紀，一位名叫塞維魯（Severus）的主教甚至抱怨埃及基督徒只能以阿語溝通。

這種語言以類似的方式傳遍了剩下的北非以及歐洲的若干地方。隨著阿拉伯人日漸強大，成為愈來愈有自信的帝國，他們也試圖從這些新領土的文化中得益。九世紀初，伊斯蘭神學的穆爾太齊賴學派（Mu'tazila）提倡理性探討信仰與其他主題，阿拉伯人也開始尋找古希臘的著作。他們對哲學尤其感興趣，因為希臘哲學對於宗教論辯很有幫助，但他們也想獲得古代世界的科學與醫學知識。

在西方，這些文獻變得愈來愈難尋。古希臘著作鮮少譯為拉丁文，因為羅馬人有優秀的希臘文閱讀能力。羅馬帝國崩潰後，希臘文讀寫能力迅速消失，許多經典中的知識也旋即亡佚。即便是在拜占庭，這類著作也不太為人所重視。阿拉伯人開始尋找這些文獻時，常常提到自己是在被人遺忘的檔案室中找到文獻，而且文獻保存狀況通常不佳。穆斯林不僅自視為古典傳統的保護者，而且將這些著作翻譯成阿語版。譯者通常是敘利亞語或希伯來語母語人士，他們發揮語言中間人的角色，透過兩到三種不同的語言過濾原本的希臘文。

當基督徒開始在十一世紀晚期奪回伊比利半島之後，學者才把阿語版的希臘經典翻譯為拉丁文。在西歐，阿拉伯語對於重新發現古典知識至為關鍵，連巴黎大學的醫藥學者都自稱為「阿拉伯學者」（arabizantes）。甚至遲至一五三○年，荷蘭醫師勞倫修斯．弗里修斯（Laurentius Frisius）仍然強調阿語在自己專業領域中的重要性。我們有些現代醫學用語仍然有阿語的痕跡，例如「retina」（視網膜）與「cornea」（角膜），便來自「shabakiyy」與「qarniyya」的拉丁文轉譯，而這兩個阿語詞彙本身則譯自希臘文獻。

每當複雜的概念穿過這麼多種語言時，曲解也就在所難免。西歐學者最後在拜占庭重新發現了經典的原典，並學習希臘語，而後主張許多以阿語為本的翻譯是有缺陷的。此時，穆爾太齊賴學派已經被更加教條式的伊斯蘭信仰詮釋所取代，而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則開始認為阿拉伯人並非經典文本的保存者，而是褻瀆者。學習阿拉伯語的動機也改變了。此時的西方人學習這種語言，是為了跟穆斯林爭辯，試圖讓他們改信基督教。一五○五年，第一部阿語詞彙與文法的西歐式分析在西班牙出版。這本書跟哲學、科學與醫學的古典思想完全無關，而是神職人員用來對付在異端審判期間改信的穆斯林時所使用的工具。

萊絲莉和我選擇學埃及阿語，而非標準阿拉伯語時，我們完全沒有考慮宗教的問題。這個決定完全出於實用：我們預計在埃及待五到六年；我們想跟埃及民眾說話；我們沒有打算到該國以外的地方工作。學標準阿拉伯語實在沒有道理，不僅比較難，而且對那些經常跨區移動或以閱讀文獻為主的人才比較有用。但這個決定也意味著我們學的語言比較跟宗教無涉。我們會為了禮貌交流而學習標準阿語的片語──「此為真主所願」，「萬贊歸主」──但我們不會去鑽研《古蘭經》。我們也很少閱讀稱得上正統歷史或文學的著作。學完《閒談》之後，我們基本上就全靠自學；沒有高階埃及阿語課本。埃及阿語的文學傳統不強，我們所報導的內容多數也純屬口語範疇。里法阿特上課時提供的片語清單，都是大家在開羅街頭可能會喊出來的：

對里法阿特來說，製作上課教材似乎是種紓壓方式。卡利瑪經營不易，穆斯林兄弟會又讓他大動肝火，這一切便化為他為課堂所寫的對話與故事。他每天早上興致勃勃走進教室，帶來有關貧窮、強暴，或是幫派吸收兒童等主題的新課文。他會寫極為簡短的人物介紹，開頭的句子像是「法利德（Fareed）是個非常懶惰的工人，都沒有遵守約定；他老是遲到」。里法阿特的課文中，小賊講話就像哲學家皇帝（「我不是國內唯一的騙子，騙子多的是」），家庭成員以充滿熱力的方式表現他們的愛與忠誠（「我要為了這個家的名聲打破她的頭」）。對這位終身不婚者，埃及的婚姻簡直是無止境的恐怖題材：

里法阿特經常用一九五○年代與六○年代的廣播節目和電影當教材，因為他希望我們深深浸淫於納瑟的時代。我們會聽泛阿拉伯世界的節目，看老電影，搭配里法阿特對昔日海納百川的開羅與日俱增的懷舊之情。他描述自己孩提時的文化地理：當時他和兄弟們總會去不同的電影院一窺不同的文化，俄國片去歐點影院（Odeon），法國片去電台影院（Radio），好萊塢片則去地鐵影院（Metro）。

某一周，我們看了《開羅車站》（Cairo Station），這是埃及大導演尤賽夫．夏因（Youssef Chahine）在一九五八年拍的電影。這部片以首都的火車站為背景，處理勞資爭議、貧窮、殘障，以及對女性的暴力等議題。我們的詞彙表有很重的性意味：

「以前大家常常公開講出這些字句。」里法阿特說。他用力吐出「haraam」這個詞──「禁止」。「現在什麼都禁止、禁止、禁止！你不會像以前那樣這麼常聽到這些字了。」

有時候他開始他那有悖於信仰的大聲咆哮時，我都會揶揄他，說他是個「無信仰者」。「我是個好穆斯林。」他堅持。他宣稱自己死後會前往「gana」──「天堂」，而且他對於天堂的模樣有極為獨到的見解。吉哈德者（jihadis）也許會夢想花園裡有他們的七十位處女，但里法阿特的「天堂」是個很不一樣的地方。「會有個很大的陽台，」他說，「我跟納瑟一起站在陽台上，喝冰涼的啤酒。我們往下看穆巴拉克和沙達特在地獄裡被火焚燒。就是他們讓穆斯林兄弟會搞出這團亂子。」

里法阿特發誓他信奉《古蘭經》。對他來說，這部經典之神性在於語言：裡面的表達方式如此美麗，必然來自於神。他常常提到先知並不識字，而阿拉伯語在先知於西元七世紀獲得天啟時，並沒有深厚的文學傳統。有鑑於此，標準阿語的語法能充滿邏輯，這絕對少不了奇蹟。「阿拉伯語就像電腦，」里法阿特常常說，「一切都有系統，有條有理。不像英語，一大堆不規則變化。」

確實，阿語大部分的系統都是在穆罕默德的時代之後才確立的。伊斯蘭信仰開始傳播時，阿語的文字形式仍然在發展階段，學者正準備確立拼寫、文法與文句各方面的規則。這樣的工程對一個新帝國來說並不新鮮。以中國來說，許多關鍵的朝代傳統都是在漢代建立的──漢代從西元前二○六開始統治，時間就在該國首度統一不久後。他們編纂儒家經典，加以標準化，作為建立漢帝國的部分工程，而這個過程有助於為文字體系確立規矩。漢代的人以這些數世紀之久的儒家經典為正式中文書寫的模範，從而制定出理想化的語言──文言文──但文言文恐怕未曾在日常生活中用於交談。

早期的阿語學者出於類似的直覺，從過去汲取所需。他們希望以合於《古蘭經》的方式將語言確立下來，但他們不像中國等更有文學發展的文化，缺乏可資使用的歷史文獻財富。於是，阿拉伯人轉而求諸於沙漠。他們找上貝督因人（Bedouins），據信貝督因人講的阿語比城市人純正。上流人士把自己的兒子送去跟遊牧民一起生活，以學習正確的說話方式，而文法學者則聘請貝督因人來仲裁語言爭議。有些貝督因人甚至到城外紮營，讓學者更容易找到他們──這些遊牧民是靠放牧文字營生。

十世紀時，一位名叫阿札里（al-Azhari）的辭書學者實在是洪福齊天──萬贊歸主！──被貝督因部落綁架。這個經驗讓他得以寫出一部名為《言說補遺》（The Reparation of Speech）的字典。這本書的引言有點像語法上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文中充滿對綁架犯不盡的感激：「他們說話時遵循其沙漠天性與由來已久的直覺。你很難從他們說的話裡聽到文法或其他的大錯。」

這段阿拉伯文書寫標準化的過程多少有悖於口語的傳播。在埃及這樣的外地，當地人以非正統的方法學阿拉伯語，將文法簡化。學者的應對方式則是反其道而行，發展出邏輯美妙但極為艱深的語言版本。這種阿語形式有崇高的地位，是人們心目中《古蘭經》的語言，但日常生活中恐怕不會拿來說。史丹佛大學德高望重的語言學家查爾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主張今天的阿語方言並非從經典的語言演化而來。根據弗格森的描述，口語形式和書寫形式的阿語是「齊頭並進」，連在伊斯蘭帝國早期也是如此。

這種二分的情況在今天每一個講阿語的國家依舊明顯，口語與書寫地位的差異也很明顯。傳統書寫形式的阿語稱為「al-lugha al-'arabiyya al-fusha」──「雄渾的阿拉伯語」；簡稱「al-fusha」，「雄渾」。另一方面，埃及阿語則僅僅稱為「'ammiyya」，「口語」。數百年來，埃及的語言隨著使用者而變化，此外也從各個時代的許多語言中借字來用。但標準阿語屹立不搖，就像流經埃及的尼羅河一樣，是條沒有支流的河。沒有別語言的流入標準阿語，因為它不是日常語言；標準阿語用於周五的講道、學院授課、正式演講，以及寫作。

我認識的每一個埃及人對標準阿語都懷有一種不安全感，這讓我很驚訝，因為他們是如此渾然天成的多語使用者。在開羅時，我常常跟哈桑（Hassan）一起工作，二十出頭的他有能力進行同步口譯。即便對方還在講話，他也能將阿語同步譯為英語，等於讓訪問時間減半。在美國，傳授這種技巧的都是蒙特雷（Monterey）的米德爾堡國際研究學院（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菁英學校，但哈桑接受的是糟糕的開羅公立學校教育，大學還肄業，卻能完全憑一己之力自學這種翻譯方法。即便如此，每當我請他翻譯一段標準阿語講道文時，他依然會焦頭爛額。他常說自己恨這種表達方式；他覺得用英語交談容易得多。

過去，埃及人曾一度質疑以這種使用艱難的語言形式，作為寫作與教育之用的傳統。十九世紀時，隨著殖民主義與現代化的壓力與日俱增，一些知識分子因而提倡我手寫我口。他們相信這樣的改變能提升識字率，同時更容易融入現代詞彙與觀念。但傳統主義者認為文化已經遭受大量的外來干擾，擔心此舉會進一步帶來傷害。「不消多久，我們祖先的語言就會喪失其形式，這是神所禁止的，」《金字塔報》（Al-Ahram）的編輯在一八八二年寫道，「無力的口語將淘汰原初神聖的語言，這我們怎麼能支持呢？」

類似的論辯也發生在世界上其他往現代性過渡時掙扎不已的地方。土耳其與希臘原本都使用舊式的文學語言，兩國最終放棄文學語言，支持口語。至於中國，發生在二十世紀二○與三○年代的白話文運動也終結了使用文言文的習慣，由中國北部的方言取而代之。但在政治上與文化上，這種改變對中國人來說會比對埃及人容易的多。華語基本上侷限於一個國家，而這個國家受到殖民主義傷害的程度不及中東。更有甚者，文言文並未跟某種主流宗教或神聖的文本掛勾。

中東的各種反殖民運動超越了國界，從事運動的人視標準阿語為一股統合的力量。其中一種運動變成人們所說的「Nahda」，也就是「阿拉伯復興運動」──未來的穆斯林兄弟會對復興有他們自己的願景，但用的也是同一個字。十九世紀行將結束時，阿拉伯復興運動的領袖們決定在不對文法或基本字彙做激進改變的前提下，將標準阿語加以現代化。他們運用傳統的字根來創造新詞：例如「電報」來自「閃電」。（我們在課堂上學到這個字的時候，里法阿特說，「這不挺可愛嗎？」）用來指稱「火車」的字「qitar」，原本是用來指「篷車」。其他的新創詞就更需要想像力。「領頭駱駝」對「火車頭」來說是個很有創造力的選擇，用「雷聲」指稱「電話」也是──對於那些打錯電話的對話來說，這真是完美的意象。

日子一久，阿拉伯人漸漸把所有鼓勵方言書寫的作法跟殖民主義聯想在一起，對標準阿語的擁護則成為泛阿拉伯主義的核心。但納瑟這位最偉大的泛阿拉伯主義者，跟標準阿語和埃及口語之間卻有某種精神分裂的關係。每當這位總統公開演說時，他大多會以標準阿語起頭，接著開始夾雜埃及日常片語。到了演說的高潮，標準阿語已經消失無影蹤，總統的慷慨陳詞也完全變成民眾的語言。

萊絲莉和我常常因為納瑟的緣故而跟里法阿特爭辯。爭議有時候起於里法阿特的上課教材，裡面用來示範的條件句堪稱赤裸裸的歷史宣傳工具。（「要不是有賈邁勒．阿卜杜勒．納瑟，否則沒受教育的人還會更多。」）但這號人物本身和他的不一致也有某種吸引力。納瑟是個反殖民主義者，卻引進了西方的社會主義理念，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他是個世俗論者，卻為伊斯蘭主義創造了完美的環境。這些矛盾正是讓他成為正港埃及人的部分原因──自從西元前一八六年到納瑟一九五二年的革命為止，都沒有本地人統治埃及。

納瑟生於一九一八年，正是不列顛人發表《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隔年。《貝爾福宣言》支持猶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此後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便開始爆發暴力衝突。納瑟的父母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他的父親在郵局工作──但他們和許多同一世代的埃及人都成了阿拉伯人大業堅定的支持者。兩人將納瑟的其中一位兄弟命名為「阿拉伯人之光」。

納瑟還是小男孩時便參加反不列顛示威，最後他選擇從軍。一九四七年，聯合國宣布將巴勒斯坦分為三個國家：一為阿拉伯人國家，一為猶太人國家，第三個則由國際共管。內戰旋即爆發，以色列人也在一九四八年春發表獨立宣言。埃及、約旦和敘利亞以入侵回應，這就是納瑟首度的戰爭經驗。他在戰場上負傷，埃及陸軍嘉獎他的勇氣，但他卻認為阿以戰爭是一場一無是處的失敗。新成立的猶太國家將領土擴張到聯合國劃給巴勒斯坦人的地方，造成大約七十萬人失去家園。對阿拉伯人來說，這個事件人稱「大災難」（Al-Nakba）。

納瑟深信必須將埃及政府推翻。他和其他軍事要人一同密會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他們都有革命的夢想。兄弟會組織對能削弱現政權的街頭抗爭有所助益，而到了一九五二年，納瑟與自由軍官則成功奪權。納瑟繼續與兄弟會合作了一段時間，但他終究把目標對準了他們。這種作法終將成為當代埃及政局的標準發展模式：在不同的時候，埃及領導人、軍人與穆斯林兄弟會結盟，而這種盟友關係也必然會瓦解。

以納瑟來說，雙方的夥伴關係在一九五四年告終；這一年，納瑟成了一場失敗暗殺行動的目標。若干證據顯示，這場暗殺可能是納瑟與盟友演的戲，因為他們想得到能擺脫伊斯蘭主義者的藉口。納瑟以殘酷的鎮壓回應暗殺，此後他擔任總統的剩餘期間都不讓伊斯蘭主義者重新踏上政治舞台。薩伊德．庫特布就是在納瑟統治時遭到逮捕、刑求，最終處死，成為伊斯蘭主義運動最重要的殉道者。

對里法阿特來說，納瑟排斥伊斯蘭主義的作法最是能打動他。他相信這位總統了解埃及人真正的傑出之處：他們的世界性格、開闊胸襟，以及他們將上述兩種特質與強大的歷史感、認同感相結合的方式。烏姆．庫勒蘇姆最知名的幾場演唱會正是在納瑟統治年間舉辦的，政府也在全國各地興建社區劇院與藝文中心。教育體系大幅擴張，上百萬埃及人得以免費就讀大學。納瑟為鼓勵女性教育與就業所做的付出，遠比此前所有的埃及領導人都多。他將富人財產充公，期待有更平等的重分配，同時他還強化了開羅的租金控管法。

但他的中產埃及願景最後卻成了海市蜃樓。泛阿拉伯主義是一種對殖民主義的回應方式，也和許多回應的作法一樣，以新的形式複製出舊有的問題。西方列強無視於文化、宗教與歷史差異，重畫了整個中東地區的國界線；如今泛阿拉伯主義提倡「所有阿拉伯人本質上都是一樣的」時，做的也是同一件事。埃及否定了自己獨有的若干認同，包括語言，而埃及軍隊也逐漸捲入北葉門內戰等白費力氣的區域衝突。殖民式的拼裝國家來來去去，就像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間曾短暫統一在納瑟政府底下的埃及與敘利亞。

納瑟控制了蘇伊士運河，奮起反抗不列顛人和美國人，但他也採用了蘇聯最糟糕的一些概念。商業精神崩壞；國有企業變得既無效率也無生產力。納瑟把大部分的埃及猶太人、希臘人與其他有外國淵源的長期公民趕了出去，不僅摧毀了經濟，也摧毀了開羅與亞力山卓等城市海納百川的性格。教育的擴大後來也成了另一項失敗。學校增加得太快，卻沒有適當的改革或教師訓練；如今的埃及人可以讀大學，但他們在大學所學有限，而且還找不到工作。許多新設的學校最後都成就了伊斯蘭主義者。在一九七○年代與八○年代，上埃及的各大專院校變成伊斯蘭集團等恐怖組織最重要的溫床，因為年輕人進了學校之後，很快便對自己的前途感到大失所望。伊斯蘭主義的興起也旋即削弱了納瑟在女性教育與就業方面取得的進步。

無論我何時對里法阿特提起這些事，他都會把一切怪到沙達特頭上。「把宗教帶回來的人是他，」里法阿特說，「他讓兄弟會出了監獄。」

年紀比較大的埃及人多半會在納瑟和沙達特之間選邊站。知識分子與文化人以納瑟為偶像的情況居多，而從商者與軍警則較為認同沙達特。其實，這兩派人之間向來沒有什麼衝突，甚至連他們彼此相反的作法有時候也會帶來同樣的結果。在納瑟的鎮壓下，穆斯林兄弟會成員與其他伊斯蘭主義者會逃往沙烏地阿拉伯；過了一代人之後，當沙達特開始釋放伊斯蘭主義囚犯時，許多獲釋者也直接前往波斯灣。這些流亡海外的埃及人都有重返故國、傳播瓦哈比主義（Wahhabism）＊理念的傾向。納瑟與沙達特的經濟政策看似全然相反，但兩者同樣無法帶來顯著的改善。儘管他們有這麼強大的領袖魅力，卻似乎缺乏翻轉埃及所必須的實權、視野或時間。

里法阿特和拉阿法特一家人仍然擁有其父在納瑟統治年間興建的那棟樓。這棟大樓位於舒布拉區中心，共有十二層樓，一樓還有店面。這家人把七套房和兩間店面租出去。這九個單位每月共帶來相當於美金十二元的收益。

開羅城內有住人的單位中，大約有百分之四十受到嚴格的租金控管法所管轄，而這套法律在半世紀中幾乎沒有改變。假如租金控管公寓的房客過世，其後代通常會試圖繼續住在原處，因此經常造成法律糾紛。我住在蜘蛛網大樓的這整段時間裡，走廊對面的四房公寓始終沒有人住，因為其中一件這類訴訟還在法院中牛步前進。房東太太告訴我，她預料這件事還得再花十年才能解決。樓裡其他幾間公寓則是以每月幾美金的價格出租。難怪這整個地方會維持得這麼糟，開井式的電梯也缺乏基本的安全措施。

我曾經問過拉阿法特，就他們家的那棟樓來說，納瑟留下的這種遺產會不會造成他的困擾。「大家當然會因為納瑟這麼做而怪他，」他說，「但假如你有一條法律，這條法律過了五年之後就不管用了，那你為什麼不去修改它？又不是《聖經》或《古蘭經》。」他這話多少有點道理。開羅的租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凍漲，租金控管政策也從阿以戰爭（Arab-Israeli War）與自由軍官崛起年間一直延續下來。納瑟加強了這項政策，但一開始推行的人不是他，而政策在他死後這數十年間也依舊延續。

一樣的道理，納瑟失敗的擴大教育也必須放回這個國家悠久的失敗傳統中來看。他對伊斯蘭主義者處置失當，但其他每一個人都是。而且，在這個地區有誰曾經以有效的方式回應殖民主義？納瑟所繼承的情況大半也傳給了沙達特，接著傳給穆巴拉克，如今再傳給穆爾西。隨著時間推移，人們也漸漸看清埃及的兩次現代革命──一九五二年的自由軍官革命，以及二○一一年的解放運動──在規模上都太過侷限。對於一個亟需深刻的社會、文化與經濟改革的國家來說，這兩起革命只是狹隘的政治事件。

人們向來有從某種全面性的政治意識形態中尋求解決方法的傾向──意思是，也許埃及需要泛阿拉伯主義，或者埃及需要的是伊斯蘭主義。或許，就是因為在這些有缺陷、過度簡化的理念之間反反覆覆，所以才造就了尤其不幸的綜合。

「民眾不想改變。」我們談到納瑟及其遺產時，拉阿法特這麼說。「他們需要改革制度，但他們又不是真想這麼做。」他跟許多埃及人一樣，對「從頭來過」有種幻想，而他也在穆巴拉克的其中一處沙漠社區買了間房子。「也許當人們去了個新地方，一個乾淨的地方，他們才會了解到自己不該到處亂丟垃圾。」他滿懷希望地說：「你必須改變埃及的教育與文化。不然的話，就算你打造了什麼好東西，也會有薩拉菲派或其他『mutakhelif』跑來把它炸了。」

「Mutakhelif」是個街頭來的字，意思是「白癡」、「智障」。二○一三年春，里法阿特教我們「對抗」、「公民不服從」和「槍聲」的講法。那一季的另一個字是「azma」──「危機」，用來說明短缺的情況，像是汽油、電力均有此情形。在開羅，司機等加油等一個多小時是常態，黑市因此相當猖獗。我們一天常常碰到四、五次停電。有人說，停電是因為穆爾西政府無能，其他人則認為供電的人故意創造這些短缺，為的是削弱兄弟會的力量。不管誰說得對，結果都一樣：民眾逐漸怪罪穆爾西。

有幾次，我們在卡利瑪摸黑上課。無論何時停電，我們都會把這個主題加進來討論，應用跟短缺有關的字彙。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都會來上課，里法阿特也都會備課。

春天的某一天，他以自殺為題講了一課。他興高采烈地表示，自殺在埃及向來並不常見，但如今──至少據里法阿特所言──自殺發生的次數確實遠比納瑟的時代來得多。里法阿特斷言，一個人只要聽過烏姆．庫勒蘇姆的歌聲，就絕對不可能會自殺。無論怎麼說，他本人絕對不會自殺。「你知道為什麼嗎？」他微笑著說，「因為死亡怎麼樣都會到來。它來得已經夠快了。」

他反對開瓦斯自殺的膽怯作法。服藥和吞槍的人內心也一樣軟弱。假如里法阿特非得解決他自己，他會效法克麗奧佩脫拉，讓眼鏡蛇（kubra）咬一口。他開心地提到，「kubra」這字在阿語和英語聽起來都一樣，都有共同的拉丁語字根。他給我們一篇新的人物刻畫回家讀，來結束這堂課。標題是〈體制的受害者〉（Victims of th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