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阿拜多斯出發，前往拜勒耶納行政中心拜訪另一位名叫夏班．坎迪爾（Shaban Qandil）的領導。他和阿拜多斯的領導一樣身型壯碩，髭鬚也走埃及警察、軍人與政府官員常見的那種精心修剪的風格。他的辦公桌右手邊同樣有個電鈕。牆上有根空蕩蕩的釘子。辦公室外的走廊排了長長的人龍。時間是二○一三年四月底，總統大選之後將近十個月。
人龍中等待的其中一人是個二十出頭的男子，兩手肘部以下已經截肢了。他進辦公室時完全沒講任何禮貌問候語，這在埃及相當反常。
「我想要一間公寓，因為我想討個老婆結婚，」他表示，「我在火車事故中受傷了。」
他有篤信者的那種嚴肅外表和大鬍子。我和哈桑一塊兒坐在辦公室裡，而我們到拜勒耶納是為了觀察這些請願者。常有民眾注意到我們的存在，但這位無臂男子卻完全無視我們。他穿著一襲罩衫，寬大的兩個袖口像斷掉的翅膀一樣晃盪著。自從革命爆發以來，埃及各地發生了一系列的火車事故，因為安全設施沒有受到適當的維護。這名年輕人表示自己是在一處故障的平交道口受傷的。
領導說，政府有補助當地一些公寓大樓的興建，可以打折賣給有需求的民眾。「幸運的話，我可以把你排到名單頂上，」他說，「你能付多少錢？」
「我什麼都付不出來，」年輕人說，「沒有手我沒法工作。給我一小塊地來種吧。」
「別想了，」領導說，「你沒法在土地上耕作的。我們可以給你個販賣亭，商品一應俱全。你站在店裡賣東西就好。」
年輕人毫不猶豫。「那我要進城處的販賣亭。」
領導抬起頭看──似乎對這種厚顏印象深刻。「這我們辦不到，」他說，「我們已經把所有城門處的販賣亭都撤了。但我們可以幫你。」他說可以幫他在城裡其他地方找個販賣亭。
「我不想賣菸，」年輕人說，「賣菸違反教律。」
「你不必賣菸。別的你什麼都可以賣。」
「我還想要裝義肢。我要販賣亭跟義肢。」
領導的一名助理發出生氣的聲音。「小子，你先工作，才會有義肢！」
領導比手勢讓助理別說話。他說：「你明天帶就醫紀錄來，我們來想辦法。」
「這裡有我的紀錄，」年輕人說，「你現在就能拿出來。」
他說就醫紀錄在自己罩衫正面的口袋裡。他就等在原地，筆直凝視前方，下巴抬得老高，袖子則在身側晃動。最後領導站了起來，繞過辦公桌，把手伸進年輕人的罩衫。這個舉動有種親暱成分，一下讓辦公室裡安靜無聲──我都能聽見紙張在領導手裡的窸窣聲。接著他用大嗓門再次說話。「把他排到名單頂去！」他對助理說。「給他三房一廳一衛的公寓！你會結婚的，就在那裡好好享受吧！」他轉身向年輕人說：「每天都要幫我祈禱！」
年輕人什麼都沒說。「人家幫你耶──態度好一點！」助理說。但年輕人依舊保持他那高貴的沉默。他很快點了一下頭，然後離開了辦公室。
人在領導的辦公室裡，每小時都會有人為哈桑和我各端一杯茶來。上茶的人是按桌邊的電鈕叫來的，電鈕按下去會有鳥的啁啾聲。我問領導，國內的政治問題會不會影響到他，他擺了個「不關我事」的姿勢。「我是行政人員！」他說，「我跟政治保持距離。」他微笑，「就算烏雲在開羅形成，飄到這裡的時候也散了。」
在阿拜多斯，夜裡很容易聽見槍響。上埃及人有囤積武器的悠久傳統，只是以前他們多半小心謹慎，而警方也會定期來沒收槍枝。但如今情況似乎不受控制。人在旅館房間的我，經常被「陪葬」某處傳來的自動步槍斷續答答聲吵醒。我幾次坐車去阿拜多斯，有一回司機把他藏在坐墊下的九公厘愛科爾賈卡雙手槍（Ekol Jackal Dual）拿出來給我看。這兩把手槍來自土耳其，但多數的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s）步槍和其他大型槍械則是從利比亞偷渡而來。自從穆安瑪爾．格達費（Muammar al-Qaddafi）垮台後，利比亞的國安機構也隨之解體。
有時我會想起葉慈的詩句「一切都崩落，再無核心可以掌握」。阿拜多斯每晚都會停電，加油站外等著加油的車輛通常都排了上百輛。主要道路會有小孩子賣滿滿牛奶罐的柴油，就像扭曲版的檸檬水小販。但當地基本上沒有犯罪。晚上沒有電燈，沒有警察，到處都是槍，但我可以放心在村裡走。一切皆凝聚，核心根本無關緊要。在一個制度與法律向來疲弱的國家，總是有其他力量讓這個地方不至於崩潰。
夜裡縱使槍響，跟暴力也無多大關係。阿拜多斯人教我辨認槍響的模式：短暫連續開幾槍的話，通常代表潛在的買主在「陪葬」的某個地方驗貨。如果是一陣比較長的自動射擊，就很可能是婚禮或其他慶祝活動。槍向來在這類活動中軋了一角，只是如今戲分變得愈來愈吃重。說起來，這挺讓人放心──人們取得武器時，第一反應是拿來炫耀，而不是用來戰鬥。
一天傍晚，哈桑和我與來自當地望族的艾哈瑪德．迪亞比（Ahmad Diab）和梅德哈特．迪亞比（Medhat Diab）兩兄弟一起用餐。迪亞比兄弟出身人稱侯瓦拉（Hawwara）的部族，該部族自視為上埃及名流。
「穆巴拉克統治時，假如你參加婚禮，伴郎都是打賞最多的人，」艾哈瑪德說，「但如今伴郎是那個打最多發子彈的人。」
他表示供不應求的情況讓單顆子彈的價格漲到多達三美元。「要是你參加婚禮，人人都會帶槍去，」他說，「歌手會唱一唱，接著點名『梅德哈特！』，你就開三槍。然後歌手再點名『艾哈瑪德！』，我就開個十槍。叫到誰的名字，誰就會讓大家看看自己有多少子彈。」
發掘小屋的考古學家提到前幾天晚上他們聽到一大堆槍響，多得像打仗。我問迪亞比兄弟是不是有婚禮。
「那是我們開的槍！」艾哈瑪德自豪地說。「我們故意的──讓大家知道我們很行。」
我問是誰結婚。
「其實那不是婚禮。」艾哈瑪德說。
「是割禮。」梅德哈特說。
「我們只是找理由開開槍，」艾哈瑪德說，「幾個孩子行割禮，我們就開個槍。我們打了好多顆子彈──八成有一萬顆。」
梅德哈特微笑著說：「後來大家都打電話來向我們賀喜。」
這整段期間，考古學家都在「陪葬」工作。他們增加了遺址巡邏警衛的人數，如今警衛多半都配有武器。到了晚上，發掘小屋靠發電機供電，經理艾哈邁德．拉札布則把自己的時間泰半用於在黑市尋找補給。以前當局會給予考古學家許可證，允許他們向公家的麵包爐購買大量麵包，但眼下政府已無法滿足這些需求。艾哈邁德開著車，從這間餐廳到那間餐廳，只要能買的他都買。來回鎮上這一路上，他都帶著自己那把有政府執照的手槍以防身。
這時距離艾哈邁德打造他那輛假APC已經過了兩年了，但他的手機裡還留著當時拍的影片。影片裡的APC簡直以假亂真：深色的廂型車外型，加上車頂閃爍的警燈，有目的地在「陪葬」的矮丘頂上顛簸行駛。一晚，艾哈邁德給我看過影片之後，說他不認為穆爾西實力足以擔任總統。「很多人現在都說他們需要某個『shadeed』的人，」他說，「我喜歡穆巴拉克。他就像我們的父親，我們的領導。因為我看過他為我們做過許多事。他到這裡啟用我們的機場。」
「Shadeed」的意思是「強硬」或「堅毅」，民眾常常在討論某個總統時用到這個字。對開羅的自由派來說，他們擔心的是穆斯林兄弟會會濫用權力，穆爾西強行讓制憲會議產生新憲法之後尤其如此。但阿拜多斯重視的通常跟開羅相反。在鄉民眼中，「埃及」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必須以強而有力的手腕治國，而他們認為穆爾西沒有這種能耐。
一天早上我造訪遺址時，發掘團隊中有個少年這麼說：「我們不能讓軟弱的人統治我們，我們要的是像沙達特那樣強硬的人。」
另一位年輕的工人表示同意。「我們是法老的子民，所以想要由一個人掌權，」他說，「某個告訴我們『一加一等於二』的人，我們想要強硬的人。」
「就像納瑟。」第三名工人說。
發掘團隊最多可達一百五十人。現場指揮團隊的人是易卜拉欣．穆罕默德．阿里（Ibrahim Mohammed Ali），他來自從阿拜多斯往上游大約七十英哩的小城基夫特（Quft）。十九世紀末，不列顛考古學先驅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曾在基夫特周邊發掘，他描述當地人是「我合作過最會出亂子的人」。但皮特里發現基夫特人並非一無是處。「在這群相當會搗亂的民眾當中，我們卻找到占極低百分比的優秀人才，就像每個地方都會有少數傑出人物一樣，」他寫道，「這些人構成了我的上埃及團隊骨幹。」
日子一久，雇用基夫特人成了埃及學家之間的傳統。許多發掘坑都有基夫特工頭，由基夫特副手組成的階級體系襄助。他們監督發掘行動，擔任當地工人與外國考古學家之間的橋樑。他們鮮少接受正式教育，卻有深厚的考古田野知識。
墓群這裡的每一個人都稱呼易卜拉欣．穆罕默德．阿里為「rayis」──「領導」。他就跟我見過的每一位地方領導一樣，給人很強烈的視覺印象。他身材高瘦，皮膚黝黑，蓄著警方公發的標準髭鬚。現場工作時，他包著白頭巾，圍著黃褐色圍巾，穿著一襲飄逸的罩衫。他的衣服總是整潔無比。他處理的是人，不是沙子，這一看就知道了。他掛著飛官太陽眼鏡，手裡拿著金屬尖的手杖，揮向任何一個手腳慢的童工。（「你這頭水牛！願真主摧毀你家！」）他自豪地告訴我，他父親曾經在納瑟來訪某個挖掘坑時親眼見到總統本人。這位父親曾經是「陪葬」的上一代領導，而父親的堂親則是上上一代的領導。父親的父親曾經在一九二○年代為皮特里工作。這個現代的阿拜多斯基夫特工頭王朝存續的時間，比自由軍官、國家民主黨，或是埃及軍事獨裁政權都久。
我曾經問過這位領導，會不會有任何基夫特人曾經涉及「陪葬」在後解放時期遭受的盜掘。領導盯著我看了好一陣子。然後他才用非常平靜的語調說：「基夫特人絕不會這麼做。」
我們坐在「陪葬」的基夫特人宿舍門廊，領導抽起了水煙。當主題轉到政治時，他對我說：「穆巴拉克是被下屬的腐敗搞垮的，同樣的事情如今正發生在穆斯林兄弟會身上。」
「每一位統治者都得仰賴身邊的人，」領導說，「比如穆爾西。他很好，但顧問跟智囊都不好。我也得靠我身邊的人才能工作。假如有事情出錯，他們會告訴我。」他提到自己曾協助發掘「須納」附近的大型墓穴，裡頭有數十人被殺，為的是陪伴國王進入來生。這項古代政治暴行的證據令這位領導聯想到當前開羅的事件。「每當我們找到這些古人的建築物，都會覺得自己現在做的一切都是在複製他們的作為。」他說。根據他的看法，統治者天生有暴力傾向，有時候會受到別有用心的追隨者所鼓動。「過去是法老被身邊的人腐化，現在我們發現歷史正在重演。」他說。
穆爾西在拜勒耶納行政區贏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六的總統選票。而在整個索哈傑省，他的表現甚至更好：百分之五十八。上埃及人的支持對兄弟會的勝選至關重要，至於索哈傑新任省長一職，穆爾西指派了一位工程學教授，他名叫耶西亞．阿布杜勒─阿齊姆．穆克海默（Yehia Abdel-Azim Mukhaimer）。
穆克海默並非兄弟會成員，但他是伊斯蘭主義者。身為省長，他管理二十座城市與超過兩百五十個鄉鎮，總人口超過四百萬。但他告訴我，沒有任何一名官員因為革命的原因而遭到解職。感覺就像解放與穆爾西的勝選沒有發生過：所有的舊政權「殘黨」都留任了，就像阿拜多斯的領導也沒有因為地方上的抗議而丟官。「只因為某人在政治上的過去就把他趕走，這我可承擔不起。」穆克海默說。他解釋，這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人手能接任這些職位。
兄弟會在開羅的官員經常提起他們龐大的草根網路，於是我決定以按部就班的方式，在索哈傑進行由上而下的調查。在索哈傑，兄弟會的政黨不久前開了個小小的省黨部，黨部內的高官尤賽夫．沙里夫（Youssef el-Sharif）說他們有一系列的辦公室，可以跟各個鄉鎮聯絡。他說，「一路下到鄰里層級都能看到我們，」接著提起阿拜多斯的其中一個地方，「阿拉巴（el-Araba）就有黨的辦公室。」
但我實際走訪下一級的拜勒耶納時，當地的兄弟會才承認這是「全國」、「省」、「行政區」三個環節的最後一站。阿拉巴或其餘任何位於阿拜多斯的鄉鎮都沒有黨部。
拜勒耶納辦公室很迷你，負責人是名叫艾曼．阿布杜勒．哈米德（Ayman Abdel Hamid）的內科醫生，他告訴我在這個行政區只有一百五十名兄弟會成員。對於一個總人口約六十萬的地方來說，這個數字小得出奇。我向來對兄弟會拒絕回答全國成員總數的原因感到好奇，如今我開始懷疑實情：這個組織比人們所認為的還虛弱很多。
他們的社福與慈善活動似乎同樣誇大過頭。在開羅，每當我跟利瓦區薩伊德家附近的人交談，都沒人表示自己受過兄弟會相關計劃的幫助。策劃那豈高速公路交流道興建工程的當地清真寺領袖表示，兄弟會在此沒有任何實質作為。阿拜多斯人說的也一樣。來到上埃及的若干大城，我偶爾會撞見兄弟會贊助的一些簡單的課後輔導計劃，而這些課程在各種選舉前都有以折扣價販賣雜貨的傳統。但大規模的社福方案或組織性社會服務的跡象，則極為罕見。該組織的構想遠甚於其所有實際作為。
阿拜多斯附近只住了一位弟兄。這位弟兄是個爽朗的年輕藥師，名叫穆罕默德．瓦吉赫（Mohamed Wajih），來自距離塞提一世神廟約兩英哩的村子。瓦吉赫是拜勒耶納行政區的媒體關係負責人，他說自己在上次選舉時無法參加拜票活動，但並非警方或舊政府殘黨阻攔的緣故。「我被禁足了，因為我父親不希望我跟我們氏族裡其他人起衝突。」瓦吉赫解釋道。
拜勒耶納的兄弟會成員人數幾乎還不及一個考古挖掘團隊，而考古隊人數又遠遠不及真正競選活動所需。他們的行政區媒體關係負責人還因為自己家人的關係而無法拜票。但不知怎的，這個組織卻在該省贏得將近百分之六十的選票。從表面來看，這樣的數字似乎反映出強大的支持，但兄弟會成功的真正關鍵其實是競爭太少。在一個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家裡，很少有組織能發展這麼久，忠誠得來不費工夫。但忠誠消失之快也就一眨眼。到了春天時，幾乎所有我在阿拜多斯遇見的人，表達的都是對兄弟會的不滿。
在阿拜多斯，「nizam」這個字的兩個最常見的意思，都只有在表達負面意見時使用──「沒有政權」、「沒有制度」。舊的國家民主黨已去，穆斯林兄弟會卻並非真的存在於此。伊斯蘭主義者、世俗主義者、自由派、保守派、革命分子、舊政權殘黨──這些常用的標籤都沒有任何意義。少了現代政黨與定義的干擾，就能輕易辨識出地方政治的關鍵特質。一切都是面對面；一切都關乎個人。每一個行政區，每一個村落與每一個工作團隊都有自己的領導。在阿拜多斯，領導其實不算是個頭銜──而是一種姿態。領導描述的是一個人自我展現的姿態，穿著的姿態，說話的姿態，以及留髭鬚的姿態。
古埃及人有創造頭銜的天分。法老有「國家首席喉舌」為之效力──是個表示「發言人」意思的美妙說法。古埃及有「掌璽官」、「寢宮侍士」、「國王的忠實記室」。舊王國時代有一位名叫肯提卡（Khentika）的宰相，他的頭銜有「浴所書記長」、「短裙總管」，以及「御早膳監督」。有個新王國時期的官員，他的陵墓列了超過八十個頭銜。他是「監督中的監督」、「領袖中的領袖」、「大中之至大」、「全域攝政」、「只要在傍晚時專注於任何事物，便將在翌日破曉時精通之人」。
我們知道這些頭銜，但那是什麼樣子？根據馬修．亞當斯的看法，古埃及史料中的詞彙經常會誤導人，尤其是跟政治扯上關係時。「埃及學家並未確實領會到個人層面的進退應對，」他說，「許多埃及學家發展出有關古埃及結構的觀念，而他們對於這些結構如何發揮作用的看法，則來自於他們本身的文化觀念。」亞當斯深信當代都會性的治理概念已經在我們心中根深蒂固，反而讓我們難以想像權力在許久以前發揮作用的方式，甚或難以想像權力至今在許多小地方的運作。「假如某個人站在宰相或高官面前時，他的態度一定會有所調整，」亞當斯說的是古代，「但這種調整沒有成文的法條或法定程序可以遵循，而是完全取決於此時此地的情況。」
每一件事情都無法脫離當下──懇求的人說話的方式，以及他展現自己傷處或失能的方式。我們鮮少能一窺這種互動方式，而其中一個例子則來自一份來自中王國時期的經典文本，叫做〈雄辯農人故事〉（The Tale of the Eloquent Peasant）。故事中有個富人搶了一位農民，農民求諸治安長官伸張正義。這位農民的陳述實在太精采，於是治安長官報告給國王知道，國王則指示官員如何對待這位農民：「若你希望見我安康，就把他留在那裡，他說什麼都不要回覆。如此一來，他就會不停地說，你不要說話。」
故事便這麼繼續下去：國家沉默，農民發言。這位農民常常運用尼羅河上的船為比喻，提醒治安長官：「你是全國的舵。」但治安長官完全沒有提供幫助，甚至還在某一個時間點鞭笞這個可憐人。「你這艘空無一物的船！」農民大吼。他不斷懇求：「測深桿在你手中，彷彿是根無用的棍子。」
這一切讓國王樂開懷。最後，當農民第九次上訪，傷害他的富人才不得不以奴僕、驢子、豬隻、鳥和穀物的形式賠償他。一般認為這個故事的寓意是正面的：正義彰顯，秩序恢復，國王有國王該有的樣子。但除非讀到最後，事情才會是這樣。故事中間沒有別的，只有官員的無視、弱者的堅持，以及看似在亂流中迷失的國家：
舵手筆直前望，
但船卻憑己意漂流。
國王人在宮裡，
而舵柄卻在你手中。
二○一三年考古季節的最後一夜，一群搶匪出現在「陪葬」。一名武裝警衛與賊人對陣，並通知警方。儘管整體來說缺乏作為，但這一回警方仍迅速回應，搶匪四處逃竄。馬修．亞當斯對新的監視系統抱持樂觀態度，認為足以保護遺址。
返回紐約的途中，亞當斯在開羅停步，我們一起拜訪埃及美國研究中心（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主管──埃及學家麥可．瓊斯（Michael Jones）。該中心為埃及古文物的研究與保存提供支持，部分資金則來自美國國務院。瓊斯辦公室中的窗戶用木板蓋著。這棟建築物距離解放廣場僅僅一個街口，而反穆爾西的示威已經到了民眾似乎要發動無差別攻擊的程度了。示威者對警方投擲石塊，但他們也會對其他建築物亂丟。
亞當斯與瓊斯在辦公室裡閒聊考古學，瓊斯提到這個領域所帶有的推測性質。「古埃及人已經死了數千年了，」他說，「沒有哪個活人曉得他們在想什麼。我們給他們創造某種形象，而這種形象所根據的是我們自己的想像。有點像照鏡子。」他接著說，「我們找到的東西多半都是壞的。這些是人家丟掉的東西。我們在拼拼圖，而且你還只有上千片拼圖中的兩、三片。」
「我們完全只能透過我們自己的參考架構來接觸過去，」亞當斯說，「我們只能透過我們自己的文化框架來處理過去。我們的詮釋多少是現代的。」
他解釋這叫「後過程理論」（post-processual theory），考古學版的後現代主義。有人相信，我們對於古代社會的觀察完全不準確，因為我們一定會把自己的經驗與觀點套用在這些觀察上。其他人則反稱人心的本質在數千年中改變相當有限，基本欲望與本能沒有改變，特定的社會模式也無止境地重複。亞當斯雖然傾向於同意後者的看法，但他也承認後過程理論有其價值。
「我們在這段長得超乎我們所能理解的發展過程中，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分子，」他說，「我們認為此刻獨一無二，一切都是為了走向這一點。但我們得此時此地只是整個連續體中的一個光點。」
瓊斯說，研究中心正考慮將辦公室遷離解放廣場附近。「我們有些窗子已經給人砸破，整棟建築物都是催淚瓦斯，」他說，「抗議爆發的性質已經變了。以前有種過節的氣氛，現在更有侵略性。」在蓋上木板的窗戶內，我們討論的跟全城民眾是同樣的事情：兄弟會的崛起、塞西的諱莫如深、未來的不確定性。我們每一個人都聽過許多的謠言與陰謀論；當代政局已經變得幾乎跟埃及學的任何線索一樣神祕難解。實在很難相信，五千年中的這兩年感覺居然如此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