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marrod」──「起義」，在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現在我的字彙表裡。當天早上，我在卡利瑪的下課時間注意到拉阿法特正在影印請願書。「起義」這個詞以粗大的字體印在一連串聲明的最上方：
因為安寧並未重返街頭……所以我們不要你
因為窮人仍無立錐之地……所以我們不要你
因為我們還在向外國乞討……所以我們不要你
因為烈士尚未獲得權利……所以我們不要你
因為我和我的國家沒有尊嚴……所以我們不要你
因為經濟已然崩潰，如今只能仰賴行乞……所以我們不要你
因為你聽美國人的話……所以我們不要你
每張連署書底下都留了簽名的空格：
準此，我，簽署人，身為埃及人民整體之一分子，在認知充分之情況下宣布彈劾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博士。
這場請願是一小批開羅示威者在上個月發起的，但請願沒有法源依據。新憲法完全沒有提及埃及總統可以透過民眾請願運動而彈劾，連此前的任何一部憲法也都沒有。拉阿法特告訴我，他對這場「起義」行動完全沒有信心，但他覺得簽張請願書也比什麼都不做來得好。「不然我能怎麼辦？」他說。他把影印好的請願書分給卡利瑪的其他老師。「起義」行動據稱會在六月三十日，也就是穆爾西就職一周年當天發動抗議活動為高潮。我在我的筆記本裡添上了這天的單字：
起義 تمرد
發動起義 يتمرد
署名 توقيع
去威脅 يهدد
威脅 تهديد
緊張情勢 توتر
緊張的 متوتر
到了這個時節，埃及初夏的高熱已經待著不走，開冷氣的需求也意味著我們每天會碰上四到五次停電。燃料的短缺危機實在太嚴重，導致開羅的駕駛人有時得在加油站等四個小時。埃及經濟──因為我們還在向外國乞討──長期仰賴波斯灣國家、美國人以及其他國家的援助。但即便有這一切援助，該國的外匯存底仍低得危險。
穆爾西繼承了大多數的問題。納瑟的社會主義政策擴大了政府官僚體系，這個體系在穆巴拉克治下甚至更為腫脹──他認為公務員的穩定性是解決動盪的一種方式。穆爾西上台時，埃及政府雇用了六百萬人，而這個數字還不包括軍警──六百萬人是美國公務人員人數的兩倍，但美國人口卻是埃及的三點五倍。發給這些政府雇員的薪水就占了埃及國家預算的四分之一。另外有四分之一用於支付借款利息。還有百分之三十花在補助上，以電力、汽油和天然氣為大宗。
上面那些聽起來之所以像空殼遊戲，那是因為那就是空殼遊戲。埃及的經濟活動泰半根據獲得外國的援助，以及補助公民使其堪堪跨過貧窮線的原則來安排，完全沒有任何前進的作為。這個國家等於沒錢興建基礎設施或發展建設。穆爾西固然承接了這些問題，但他缺乏政治手腕的事實也讓問題更形惡化。他的政府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協商借款，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要求埃及人展現重建其經濟的堅定態度。穆爾西決定在十二月，也就是憲法衝突期間採取第一步。街頭暴力已經導致十人死亡，而穆爾西的八名智囊與助手也辭職以示抗議。儘管如此，這位總統仍然推動他的新經濟政策，宣布汽油、電力、食用油、香菸與酒類大幅增稅。
消息在晚上曝光。身為記者，我聽到某種重大事件或政策轉變時，有時候會致電官員，請他們發表意見。但這一回我直接去了扎馬萊克的七月二十六日大街（26 July Street）的酒類專賣店。時間已經將近晚上十點，但店裡人滿為患；大部分的冰箱已經清空，顧客們為了最後幾瓶傲鹿威士忌爭執。我很幸運搶到兩箱半公升鋁罐裝的海尼根。精疲力竭的收銀員手腕上有個科普特十字架的刺青，其實每一個在酒類專賣店工作的人都是這樣。我問他覺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說：「會有人宰了穆爾西，真主容許的話。」
到了夜更深的凌晨兩點十三分，穆爾西在自己的臉書貼出聲明，要取消所有加稅。咸認這是因為其他的兄弟會領導人說服他改變心意，但沒有人知道半夜在臉書上處理重大稅收政策是誰的主意。幾個月後，差不多是「起義」運動準備展開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借款協商實質上已胎死腹中。兄弟會缺乏實施重大的經濟重新建構所需的政治力量；他們現在不能增稅。不過，我對我的恐慌性採購完全不後悔。在二○一三年的頭幾個月，海尼根怎麼樣都不嫌多。
停電沒有時間表。之所以沒有，或許是因為官員擔心一旦民眾知道等一下要停電，他們就會提前把自家冷氣轉到最強。但官員也擔心民眾的怒火，所以單次停電鮮少持續超過一小時──至少扎馬萊克是如此。如果是利瓦區，薩伊德曾經歷一連停電四個小時以上，而阿拜多斯停電甚至會更久。埃及電力部想必有某種不為人知的公式，用來估計不同鄰里與地區的政治重要性。
萊絲莉和我在公寓各處擺了蠟燭與手電筒，有時候我們會摸黑餵雙胞胎吃飯和洗澡。幸好蜘蛛網大樓興建的時代遠早於空調。房間天花板挑高十二英呎，外牆厚達一英呎以上，整棟樓圍著功能有如煙囪的中庭天井。住在一樓的我們可以把對著中庭的窗打開，熱空氣會上升。就算停電，這裡還是很涼爽。
除了電，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煩惱水的問題。曾經有幾天完全沒有水；有時候房東太太能先提醒我們，我們會把水放滿整個浴缸，要洗碗的時候再舀出幾桶用。至於飲用水，我們原本有雀巢公司送來的大桶瓶裝水，但瓶裝工廠後來卻在二月時發生火災。瓶裝水工廠會有多可燃？在我們家的送水服務中斷之前，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雀巢開羅分公司寄來一張微妙的通知：
親愛的寶貴顧客，
過去幾周，您非得忍受極大的不便，這是因為您喜愛的雀巢生活純水（Nestlé Pure Life）供應中斷，原因則是我們在班哈（Banha）的廠房發生非常不幸的火警所導致。
雀巢的水在火焰中蒸發之後，我們開始到「Ｈ自由」買其他牌子的小罐瓶裝水。實在沒有道理在這種問題上糾結；我們試著找到解決方法，讓生活繼續下去。住在扎馬萊克的第一年，我們遭遇嚴重的鼠患，愛麗兒和娜塔莎都在睡覺時被咬。女孩們的年紀太小，沒法告訴我們發生什麼事；從她們皮膚上門齒痕的大小，我研判咬人的動物八成是老鼠。有一段時間，我在雙胞胎的臥房裡到處放黏鼠板，但我抓到的老鼠實在太多，最後我放棄了。萊絲莉上網找到一位美國女子，她正要回國，想擺脫兩隻貓。我們選了比較大隻的貓，這隻公貓的虎斑在額頭形成Ｍ字，這是埃及貓（Egyptian Mau）的品種標誌。他長得就像古代陵墓牆上描繪的那些貓，連這個品種的名字都很古老：在古埃及，「mau」的意思就是「貓」。
我們給他起名叫穆爾西。當時這似乎是個好點子──選舉剛剛結束，民眾對於埃及最高職位第一次民主選舉之公平仍感到驚訝。穆爾西證明自己是個了不起的捕鼠官，此後我們公寓就再也沒有任何老鼠問題。但隨著政治情勢惡化，這隻貓也承受了罵名。當萊絲莉第一次帶貓去給當地的獸醫檢查時，這位科普特人說：「我討厭這個名字。」「你的兄弟會貓表現就跟總統一樣糟糕。」薩伊德常常這麼說。這件事在鄰居間成了笑話；常常有人跟我說要把我的貓抓去整頓。
傍晚時分，我常帶著愛麗兒和娜塔莎在扎馬萊克散很久的步。她們白天時會上附近的托兒所，下午早些時候則是由名叫阿緹雅（Atiyat）的保母照顧她們。等到女孩們大了些，只要兩人的衣服不一樣，她們就開始發脾氣。萊絲莉跟我不希望她們穿得一模一樣，但還有許多別的事情得處理，我們很快就投降了。我們什麼都買一對，每當雙胞胎肩並著肩，穿著一樣的衣服散步時，感覺就好像某種節目。
左鄰右舍人人都曉得她們。我散步的時候，會跟形形色色的當地人聊天：顧公營麵包攤的銀髮男子，端著飲料盤的賣茶人。對街有位和善的店老闆喜歡教女孩們埃及阿語新詞彙。蜘蛛網大樓四樓有位老太太，她喜歡餵穆爾西和附近的流浪貓，我們常常看到她擺碗放貓食。她總是對穿著同樣衣服的女孩們微笑，低語「如真主所願」，以防範邪眼。
如果薩伊德正好在街上工作，他會用女孩們的阿語暱稱跟她們打招呼：愛麗兒是Aro，娜塔莎是Nush-nush。埃及人很愛取這種綽號，當成應對一個個穆罕默德、馬哈茂德和穆罕默德．馬哈茂德的方法。阿緹雅給雙胞胎起了這兩個小名，而且她通常都對她們講埃及阿語。有些東西她們喜歡用埃及阿語說，像是顏色、動物和主食。「麵包」是「aish」，「水」是「maya」。要是我抱著其中一個女兒轉圈圈，她會大笑大叫，「Tani!」──「再一次！」
二○一三年春，她們開始能分辨「好穆爾西」和「壞穆爾西」。我知道這是她們從阿緹雅那裡學來的，她也是科普特人。我哪有資格對她的政治傾向說三道四呢？很久以前，穆爾西曾宣稱不該讓女人或基督徒領導埃及，而阿緹雅就住在那種得忍受四小時停電的非法棚戶區。有一天，我收到女孩們的托兒所寄來的電子郵件：
由於此時扎馬萊克濃重的催淚瓦斯味，我們認為孩子們今天不要上學比較好。……我們對於臨時通知感到抱歉，但情況完全不在我們掌控之中。
這段時間我開始在公寓裡到處藏大量的現金。一旦情勢不安全，我也有緊急撤離的計劃──該帶什麼，由誰載我們去機場，都想好了。但誰知道道路是否暢通，或者飛機還飛不飛？──「我們對於臨時通知感到抱歉」。四月時，政府宣布政策，要調暗開羅機場的燈來省電。每當從阿拜多斯行程返家時，我都是離開索哈傑機場──沙漠正遮蓋穆巴拉克名字的最後一絲蹤跡──接著在穆爾西時代的殘破地帶降落：黑暗的航廈，停止不動的電扶梯。情況完全不在我們掌控之中。
那年春天，我挑了一天沒有抗議的日子，前往聯合大樓──解放廣場旁的大型政府建築物延簽居留簽證。但那一帶仍瀰漫著催淚瓦斯；我當下的感覺就像石板地之前已經吸飽了瓦斯，現在在高溫下滲出來。進了大樓，我把申請表交給一名官員。他仔細看了文件。
「你們的結婚證明在哪？」他說。
都這個時候了，結婚證明要緊嗎？但更詭異的是，我居然感到開心：終於有件事情是我成功料到的了！我返回扎馬萊克，找出那張上面有著詭異古字體（「神聖之婚約」）的烏雷郡結婚證明，然後以凱旋的姿態提交文件。這名官員看起來跟我一樣開心；簽證順利辦理。
到了六月，「起義」請願書已經遍地開花。我們家附近的商家都在櫃檯上擺了一大疊單子，多數我認識的人也說自己已經連署了。薩伊德投給穆爾西，但他也請一位識字的友人代他填寫請願書，薩伊德再把大拇指印蓋在簽名欄上。我前往阿拜多斯時，警察局的年輕警官們告訴我他們已經簽了請願書。唯一住在村子附近的兄弟會成員穆罕默德．瓦吉赫說，連他的家人都加入了行動：他的姐夫成為「起義」運動在當地的聯絡人。
穆爾西就職滿周年前六天，我拜訪「起義」全國總部，成員告訴我他們已經收到一千五百萬人的簽名。他們在一棟骯髒老舊建物六樓的公寓工作，距離解放廣場兩個路口。請願書堆得到處都是，裝在舊紙箱和塑膠購物袋中。我人在那裡時，有個盲人帶來四百多份請願書。他告訴我，這些是他從任職的辦公室收集來的。
這間公寓先前是租給稱為全國變革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ange）的組織，該協會在二○一○年曾發起請願活動，試圖施壓穆巴拉克進行政治改革。如今組織已不再活動，租約也即將到期，於是就把使用權借給「起義」。
「起義」的領導人們似乎都不知道要拿這些請願書作什麼。一些組織者約略談到交由最高憲法法院認證。其他人則提起聯合國，但我懷疑聯合國會想接收一千五百萬份缺乏法律立足點的請願書。連組織者自己也承認彈劾並非他們真正的目標。
「一開始我帶著這些連署書上街時，人家都說『這叫兒戲──沒辦法推翻穆爾西啦』，」名叫阿姆爾．哈瓦特（Amr al-Hawat）的年輕志工說，「我都回答說，我們都能推翻穆巴拉克了，穆爾西政權比穆巴拉克弱得多。」
他相信只要有足夠的人出門抗議，就會有其他勢力──也許是軍方，也許是司法界──不得不採取行動。為此，哈瓦特在自己生活的尼羅河三角洲省分代蓋赫利耶（Dakahlia）發了兩個多月的請願書。他跟我遇過的多數收集簽名的人一樣自掏腰包付影印費。當我問他一年前投給誰的時候，他一臉悔不當初。
「穆爾西，」他說，「我覺得自己犯了錯，所以我現在得這麼做。」
這些請願書之外行總令我印象深刻。影印品質一貫糟糕，多數表格要求請願者填上姓名與身分證字號，卻沒有留下電話、電子郵件或臉書聯絡方式的空間。我問哈瓦特，他們為何不收集這些資訊，建立資料庫，供將來組織之用。他說：「你期待我給一千五百萬人打電話？」
塞西整個春天都保持沉默。總統就職周年的九天前，這位國防部長終於發表公開聲明。他警告不要「分裂社會」，呼籲妥協。兩天後，他說軍隊將在必要時「干預以防止埃及落入黑暗的隧道衝突」。
聲明中只有一點明確無誤：軍方準備採取行動了。但行動的性質，以及軍方支持哪一方，則留待各方詮釋。一位弟兄對我說，「塞西是我們能信任的人。」他還提到塞西是穆爾西任命的部長。但反對者似乎也一樣有自信。塞西發表演說隔日，協助成立「起義」組織的年輕女子多娃．凱利法（Dowa Khelifa）對我說：「我們了解我們的軍隊。我們曉得他們將站在我們這邊。」
一份看似警告的聲明，實際上發揮的卻是助燃劑的功用。大家都歡迎軍隊插手，因為大家都認為軍隊跟自己是同一國的。穆爾西的支持者開始在東開羅的拉比亞阿達維亞清真寺（Rabaa al-Adawiya Mosque）周邊集結，領導者希望展現他們的人數。
在革命氣氛濃厚的埃及，聚集支持者已經成為粗糙的民主手法：新聞頻道把直播鏡頭對準重要的抗議活動，如此一來觀眾便能估算群眾的人數與熱情程度。重要大事發生的日子，螢幕上有可能顯示多達六個地點的分割畫面。有時候直播是沒有講評的：觀眾看著無聲的群眾，就像商場警衛看他的閉路電視螢幕。
就職周年的四天前，穆爾西辦了一場電視演說。他和每一個沒有手腕的政治人物一樣，在脫稿演出時表現最為糟糕，而這晚他講了超過兩個半小時。他承認自己犯了錯，但隨著演說進行，最嚴重的錯誤（至少穆爾西是這麼想的）也變得愈來愈清楚──那就是他不願攻擊敵人。總統點名一位他稱為「不合法」的法官，還宣稱某家自由派電視台的兩名業主逃漏稅。他說有三十二個家族控制了全埃及的經濟。他以陰謀論的調調說話：「埃及的敵人」和「看不見的手指頭」正試圖瓦解政府。連他的放心保證也不太有讓人放心的作用。「我承諾以不關押記者為政策，」他說，「只有人身攻擊者例外。」
穆爾西聲明自己與軍方「合作無間」。演講的現場聽眾包括若干官員與軍方人員，塞西就坐在前排。他穿著黃沙顏色的軍服，戴了一頂橄欖綠軍帽。他的表情一派淡然。從他的表情完全解讀不出任何事情。
就職周年前不久，全國警察協會（National Police Association）針對已經預訂好的抗議行動開了一次會，影片則張貼在協會的臉書專頁上。影片裡，一名警官表示假如有任何警察試圖保護兄弟會的辦公室──「我對全能的真主發誓」──別人一定會對他開槍。
擔任協會理事的薩拉赫．札亞達（Salah Zeyada）少將說：「弟兄們，我們一致同意，將不會為穆斯林兄弟會的各大辦公室提供安全措施。」
就職周年當天下午，萊絲莉和我前往解放廣場。我們在尼羅河宮殿大橋的橋頭遇到拉阿法特──我們阿語老師的弟弟。他跟朋友在一起，朝廣場出發。橋上人多得難以前進，但氣氛相當平和，甚至有點歡樂。許多示威者是婦女。軍方的直升機每隔一段時間便飛過頭頂，群眾會報以歡呼。穿著制服的員警則伴隨示威者一起行進。
「這不夠。」拉阿法特說。即便身處這群雀躍的群眾之中，他依舊神色嚴肅，因為他深信必須來一場激烈的衝突。他說：「我想見血（Ayz dem）。我希望軍隊來。」
當天，「起義」官方宣布請願書的統計數量：兩千兩百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五張。軍方估計超過一千四百萬人參與全國各地的示威──比一年前投給穆爾西的人還多。軍方在YouTube上發表了解放廣場的空拍影像。這就是直升機的目的：它們在拍群眾的畫面。這些影片很能催眠人；人們肩並肩，站在廣場的每一個角落，每一條街道與每一座橋樑上。在六月的陽光下，可以看見直升機的影子掃過人群。
後來在當夜，有人持突擊步槍和汽油彈攻擊穆斯林兄弟會的全國總會。建築物裡的人還擊，共有八人死亡。直到兄弟會成員棄守建築物，警方才開始有動作。
隔天，我帶著哈桑一同前往兄弟會總部。檢察官辦公室的調查員正在為總部對面的屋子牆上留下的彈孔照相。他們記錄這些彈痕，似乎是因為能作為兄弟會成員曾經開槍的證據。
我在後門附近看到警官撿起一枚彈殼。「機關槍，」他說，「外國製的。」
我問他警方前一晚為何不出動。
「因為內政部宣布我們不會保護他們的總部。」他說。正當我們談話時，一名隔壁建築物的私人警衛晃過來，提到自己曾提供兩罐汽油給縱火者。這條情報似乎不怎麼吸引調查的官員。
新聞記者已經忙著進行他們的發掘了。一名年輕的報紙記者從總部建築內部的凌亂中找到某種英文文件，他請我看看這封信。我一讀，心也跟著沉下去。
「寄的人是誰？」記者問。
我不想告訴他，但我也不能說謊。「是一位美國官員，」我說，「伊拉克重建特任總監（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Iraq reconstruction，SIGIR）。」
他問我信是寄給誰的。
「希拉蕊．柯林頓。」
親愛的國務卿女士：
我去信是為了提醒您，我有職責對您與國會就納稅人的錢在伊拉克的運用提供疏忽的報告，但此事卻遭逢阻礙。這些問題發生在兩項SIGI審計調查期間，其一與私人軍事服務承包商有關，另一與伊拉克警方的持續訓練有關。
後來我得知這些信件在網路上是公開的，來自業已解密的伊拉克警務發展計劃（Police Development Program）調查。我不懂穆斯林兄弟會為何要在經濟危機當中收集美國政府的伊拉克審計資料。總之，這些文件如今鐵定會成為更多陰謀論的養料。「希拉蕊的電子郵件！」那位記者跟我道謝，蹓躂到別的地方繼續他的搜尋。
我花了一個多小時研究槍戰的痕跡。後門處有好幾攤融化的黑色橡膠，裡面都有糾結的鋼片──攻擊者將輪胎灌滿汽油，點火，然後往建築物裡滾。各種文件四散。我找到一位出身敏亞（Minya）的男孩高中考試的結果──又是一個穆罕默德．馬哈茂德。這個穆罕默德．馬哈茂德相當傑出，考了四百零七分。還有一些關於埃及「阿拉伯之春」的兄弟會內部報告。其一的開頭是：
我們展開革命時，是真主讓革命發生的。真主有大能；是真主制訂律法。誰想得到穆爾西會橫空出世？又有誰想得到，他能在僅僅二十八天達成這許許多多的成就？
高牆的陰影下有數十名警察正在休息，他們的指揮官則在附近會面。牆上滿是彈孔。我上一次在兄弟會總部看到警察，是冬天的憲法衝突期間，警官們當時穿的是黑色制服。如今他們穿的則是白色的夏季制服。埃及警察每年換兩次顏色，春天時從黑變成白，秋天時從白變成黑──警察國家換季也換新裝。牆下的陰影處有兩名看起來相當年輕的義務役警察，他們把自己沉重皮靴的鞋帶解開，交換彼此的鞋子。其中一人講到自己的腳有多痛。
開車經過大門口的老百姓以埃及人慶祝用的節奏按起喇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名看來六十歲的婦女搖下她轎車的車窗。「有空房出租嗎？」她大喊。
警官們抬起頭來大笑。
「以我們烈士之名，」她喊著，「我們會打垮他們！」
警官報以歡呼，女子接著驅車離去。那兩個義務役還在講自己的腳。「聽好啊老兄，我們得找雙新鞋，」其中一人說，「這樣比較好，真主容許的話。」
我從兄弟會總部返家後不久，埃及國家電視台的播報員便宣讀了軍方剛剛發表的公報。軍隊給穆爾西總統四十八小時回應示威者的要求。假如總統未能適切處理問題，軍方便會「發表通往未來的路線圖」。
我出門攔了一輛計程車。司機繞島的西側，然後南向前往解放廣場。當時才下午五點多，天色出奇澄淨；河水在折射的光線下顯得湛藍。來到河對岸，群眾早已開始湧入廣場。喇叭聲四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下了計程車，繼續徒步前往「起義」總部。阿帕契直升機的影子從頭上低空掠過，後頭拉著埃及的國旗。
總部空空蕩蕩，只有三名年輕社運人士。他們在黑悠悠的會議室裡看新聞。
「事情發生得比我們預料的快，」二十三歲的會計師穆哈美德．納達（Mohamed Nada）說，「我們原以為需要一星期以上，說不定要十天。塞西出乎我們預料。」
納達等人如今確信軍方兩天內就會免除總統的職位。「『起義』組織才六十天大，」另一位二十多歲的志工穆哈美德．貝基米（Mohamed Belkeemi）說，「穆斯林兄弟會已經有超過八十年的歷史了。結果卻被這個六十天大的組織摧毀了。」
自從埃及「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無論局勢如何，都有讓人樂觀的一面：許許多多的埃及人──尤其是埃及年輕人──變得愈來愈投入政治。民眾經常提到，回到穆巴拉克的時代，大家對政治有多麼漠不關心。如今你很容易看到令人振奮的例子：積極的年輕人收集請願書，非法棚戶區居民以社會正義知名走上街頭。
但隨著時間一久，我對於這種「突然參與政治活動」的看法也愈來愈謹慎。民眾在參與之前沒有任何準備，而且他們多半不信任傳統的機制與手法。他們鄙視任何一種協商，痛恨政黨；在他們看來，一切都應該在個人層級上為之。「起義」發起人之一，二十七歲的律師卡里姆．馬斯里（Karim el-Masry）在我第一次拜訪總部時解釋說：「黨派不該存在。我們都是埃及人。我們不想分化國家。」
四十多年前，政治學大家山謬．Ｐ．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是這麼描述他所謂的全民干政國家（praetorian state）：「『政治制度化』趕不上『政治參與』的國家。」一旦缺乏穩定的政黨與其他組織來拿捏治國的分寸，結果就是門外漢的一連串蠻幹。在全民干政國家中，「收集請願書的社運人士」、「走上街頭的示威者」、「解散國會的法院」或「發動政變的軍方」基本上是沒有差別的。杭亭頓寫道：「每一種社會力量都會透過自己最強大的資源與戰術來確保達成其目標。」
連那些看似強大的人，其實選擇也有限。隨著埃及國內衝突加劇，顯然塞西只剩兩個選項：他要嘛什麼都不做，要嘛什麼都做。他並不屬於任何政黨，也沒有正式的組織結構可以讓他參政。他這輩子甚至連張票都沒投過。他可以提出警告與訴求，就像他在憲法之爭期間的做法，但當時完全沒人理會。官方公報若沒有落實就沒有意義，而軍方的任何一種動作看起來都會很不客氣，因為軍方基本上只有一招。
塞西的最後通牒到期的前一天，我拜訪了以前曾經見過的退役少將穆哈美德．卡德里．薩伊德（Mohamed Kadry Said）。他說自己對「起義」人士的活動力感到印象深刻。「而且他們跟軍方之間還有種互通聲息的味道。」他說。
最近有些社運人士退出「起義」，因為他們相信軍方的間諜已經滲透了這個組織。這件事後來獲得證實，而且「起義」甚至有部分資金來自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兩國都擔心兄弟會崛起。不過，我不相信「起義」是外國勢力或軍方成立的，也不相信他們有參與活動早期階段。我感覺軍方將領缺少展開這類運動所必須的政治直覺──他們不會從從基層組織的角度看事情。根據我的觀點，事情比較像兩股不同的動能匯集起來。十一月時，兄弟會對憲政危機的回應讓軍警相信有必要為行動做好準備，而春季的各種危機則讓大多數民眾開始反對兄弟會。一旦民眾的行動勢頭起來，軍方和波灣國家才開始掛勾。
我向薩伊德少將提到自己的想法，他也同意。在他看來，軍隊並未促成「起義」，反而是「起義」讓軍隊在這起特定的衝突中成為政治要角。「軍方仰賴他們，」他說，「過了一段時間之後，軍方發現了『起義』，認為他們大有可為，於是給他們一點支持。」
我問他是否認為穆爾西會讓步。他搖搖頭──總統跟兄弟會領袖都太不知變通。
「軍方會如何處置穆爾西？」我問。
「他們會把他送去某個地方，」少將說，「他們會找個理由。」
我問他是否認為過程中會動武。「會的。」他的口氣一派平和。
消息指出，穆爾西計劃再次對全國發表演說。但到了最後期限前一晚的十點鐘，還是沒有事情發生。 我打給兄弟會發言人傑哈德．哈達德（Gehad el-Haddad），詢問穆爾西是否正與塞西協商。
「跟塞西之間沒有對話，」哈達德說，「他是國家的臂膀。他聽從自己的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的領導。」
我問軍方是否已經決定如何進行。
「我想他們已經知錯，」他說，「軍方領導層知道有憲政秩序的存在。這跟穆巴拉克不同，穆巴拉克透過欺瞞的手段當選。穆爾西總統是公正選舉出來的。」
我問，假如軍方罷黜穆爾西，兄弟會會怎麼做。
「我們會擋在坦克與總統之間。」
「總統如今人在何處？」
哈達德停了半晌才說，「我不曉得。」
午夜前十分鐘，穆爾西終於在電視上現身。他穿著黑色西裝外套，打了條黑色領帶，衝突似乎令他精神煥發。對兄弟會來說，這種處境並不陌生；過去他們曾多次遭到國內各種力量的圍困。
當晚稍早時，我和一位外國外交官見面，對方告訴我兄弟會某些重量級成員接觸了抱持同情態度的埃及學者，尋求建議。學者們建議穆爾西盡快公開做出一點讓步，以作為獲得道德制高點的方法。但他們的建議據說遭到否決。「沒門。」外交官告訴我。我和兄弟會成員交談時也有同樣的觀察。幾個月來，他們高估了民眾的支持度──即便到了這個節骨眼，他們似乎還不願意承認這場危機已經升級到存亡關頭。
穆爾西的演說中有個關鍵字「shar'aiya」──「正當性」。「民眾透過一場自由而公正的選舉授權給我，選擇了我，」他說，「正當性是我們的國家不致流血的唯一方法。」他的音調高得像喊叫，用力比著手勢：「倘若保護正當性的代價是我的鮮血，我願意承擔！」
演講結束後，開羅大學附近立刻爆發了槍戰，十八人身亡。
隔天，人人都曉得這一天會以政變作結。阿緹雅一早來工作時，指甲上塗了埃及國旗的顏色。她拿出紅、黑和黃色的蠟筆，教愛麗兒和娜塔莎畫小張的埃及國期。全城各地的人都掛起了國旗，我時不時就聽到經過的車輛按喇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三歲大的女兒們該不該慶祝這場連發生都還沒的軍事政變？但我實在無暇他顧；等等我就要出門報導當天的事件了。
如今把女孩們送出國已經太遲，而且不管怎麼說，我覺得避開街頭和機場也比較安全。她們和阿緹雅在寢室裡畫國旗，萊絲莉和我則在房門外很快把各種可能想過一遍。假如今晚有可能回國呢？假如手機網路不能用了？假如情況變得激烈呢？據我們判斷，一旦發生槍戰，公寓裡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屋內的走廊。計劃如下：關緊門，趴在地板上。
計劃無所不在。舊的計劃還不到毫無作用的程度，但制定新計劃其實不難。這幾年來，萊絲莉和我有過其他版本的這種對話。有一次，托兒所因為警方在一個街區以外發現恐怖分子的假炸彈而停課。還有一次，伊斯蘭國（ISIS）關係組織在開羅市郊綁架了一名外國人，然後砍了他的頭。
搬來埃及之前，我曾想像我們會建立明確的行動步驟：假如發生Ａ，我們就採取Ｂ來因應。大使館就是這樣運作的，而在這個政變的夏天，開羅的美國大使館便撤離了所有非必要的人員。但我們跟任何有這類章程的組織都沒有聯繫，而且隨著日子一久，我漸漸了解到我們最好像開羅人那樣應對，既有彈性又有理性。民眾多半以平靜的口吻談論這些事件，並維持一種抽離感。他們會開玩笑──「你那隻兄弟會貓表現很爛」。他們把注意力擺在自己能掌握的小事上。他們將一切處境加以正常化，連外國人都能馬上採取這種作法。「政變即將發生」並不代表一定會有暴力出現。只是假炸彈，不是真炸彈。被綁架的外國人是石油工人，不是記者。事情只發生過一次。假如又發生，我們再來擔心。
何況日常生活中的困難已經多得讓人分不了神。連像扎馬萊克這樣的地方，也總是會有事情出錯，而且通常跟政治毫無瓜葛。在我們家附近，那個在公家麵包攤工作的銀髮男人突然在五十歲的年紀過世了，死因是心臟病。那位喜歡教女孩兒們埃及阿語單字的店老闆被人開槍打死，據說是因為他試圖排解糾紛。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很嚇人的事情，但當地人感覺傾向於認為這些事情是躲不開的天注定。死亡只是個事實；沒道理執著在死亡的方式上。這就是憑記憶脫口而出的片語之所以如此好用的原因之一：如真主所願；願真主保佑我們；願真主使她靈魂安寧。
有一天，我們大樓裡那位老太太在四樓擺了點貓食。她叫樓下的貓來吃飯，但貓沒來。於是，老太太把頭探過鑄鐵蜘蛛網門的縫隙，往電梯井下看。在她頭上，沉重的木質電梯車廂停在某一層樓，一動也不動。
那一刻，一樓有人按了電梯。
事後，警方審問了大樓管理員，他既沒有辭職，也沒被開除。事發當時他不在附近，也沒有他失職的跡象，但他仍然是個很方便的代罪羔羊。房東太太在蜘蛛網電梯門後加裝了鐵絲網。四樓老太太的家人播放念誦《古蘭經》的錄音放了好幾個月，好讓她的靈魂安息。萊絲莉和我告訴阿緹雅千萬別讓雙胞胎在沒人看顧的情況到樓梯間。在革命、政變與暴力頭條新聞的那幾年間，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我家前門外的那台電梯。
最後通牒到期前幾天，塞西沒有任何公開聲明。整個春天，他只跟一名美國官員有定期聯絡。查克．海格（Chuck Hagel）身為美國國防部長，跟塞西平起平坐，標準程序也意味著這兩名官員可以直接聯絡。海格第一次見到塞西是三月間走訪開羅時。幾年後，我在華盛頓特區與海格見面時，他說：「我們非常有默契。」他認為，這是因為自己身為越南老兵的身分，讓塞西感到放心。「我想，他認為我是了解軍事，了解威脅與戰爭的人。」海格說。
關於塞西的情報，海格此前掌握得不多。「我們部隊對他所知甚少。」海格說。里昂．巴內塔（Leon Panetta）曾經在埃及「阿拉伯之春」第一年時當過美國國防部長，過去也擔任過中央情報局局長，而他告訴我的也是一樣的內容。巴內塔表示：「我只能說，我不記得情報摘要中有對塞西特別著墨過。」
儘管美國給予埃及這一切的援助，又有這麼多軍事交流，美國人對於這位在如此關鍵時刻竄出的人所知卻如此之少，這實在令人意外。他們對基層的敏銳度甚至更為不濟。二○一一年，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柏（James Clapper）曾在穆巴拉克辭職前一天於眾議院作證。他說：「『穆斯林兄弟會』這個詞能概括各種動向。以埃及來說，這是個非常異質性的團體，大致上是偏世俗的。」縱使連兄弟會都證明自己絕不異質性、不世俗也不好惹時，美國官員似乎仍不願加以批評。十二月時，穆爾西的支持者引發了總統府的戰鬥之後，歐巴馬的白宮發表了一份打圓場的聲明：「總統強調，埃及所有政治領袖應當對其支持者明確表示暴力是不可接受的。」
這段期間，我不定時會跟開羅美國使館官員見面。其中一位官員告訴我，由於兄弟會在埃及「阿拉伯之春」初期曾經扮演了維護秩序的角色，兄弟會成員後來因此不由自主地在總統府以義俠的方式行事。「他們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因為認為這種角色既正面又為人所欣賞。」他說。這種說法感覺很天真，幾個月下來，其他的會面也讓我有種感覺──美國外交官太相信兄弟會了。
埃及人始終認為美國有邪惡的動機，因此「起義」請願書裡才會有那句講穆爾西的話：因為你聽美國人的話。談到美國，那可是有無止境的陰謀論，但從我的角度來看，這些陰謀論的問題在於一廂情願。美國人渴望跟體系、制度與組織互動。兄弟會的上下階級與紀律讓這個組織看起來像是有效運作的團體，而且兄弟會任用好些收過良好教育的發言人，善於告訴外國人他們想聽的話。兄弟會把自己呈現為溫和、負責任的伊斯蘭主義者，而希望在激進團體外有其他選擇的美國人很吃這一套。此外，兄弟會一貫誇大自己的實力，明明任何人只要到開羅鬧區之外走一走，就會發現真相。
偏偏美國人對地方動態不感興趣。這是美國人對體制信心的一部分，他們信任由上而下的結構。總之，使館職員受到太多安全規定限制，無法自由前往鄉下、小城市或非法棚戶區。美國官員在開羅的任期通常只維持兩年或三年，而他或她通常也住在門禁森嚴的建築物裡。他們學的多半是標準阿語，而非埃及阿語。他們的「埃及」抽象到一種無以復加的程度，而他們想像體系與結構的方式，就跟埃及學家迷失於古代文獻的方式一樣。「我們不能被日常的變化牽著鼻子走，」一名美國使館官員在十二月憲法之爭時這麼告訴我，「我們必須眼觀大局。」以一種哲學來說，這或許很讓人欽佩，但有時候根本沒有大局存在。沒有體系，沒有制度。多數的埃及人只有日常。
這種美式缺點似乎慢延了整個中東地區。二○一六年，歐巴馬總統告訴《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美方對利比亞政權變遷的挑戰沒有做好準備。「利比亞國內派系分化的程度遠超乎我們的分析師所預料，」他說，「我們在當地建立任何一種結構，以便交流、展開訓練並提供資源的能力很快就崩潰了。」無獨有偶，美國官員並未認真看待「起義」，因為其行動不像個真正的組織。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美國駐埃及大使安．派特森（Anne Patterson）在開羅發表演說，提到她對即將到來的抗議活動不屑一顧。「有人說，街頭行動能帶來比選舉更好的結果，」她說，「老實說，我國政府與我對此皆深表懷疑。」
一整個春天，查克．海格大致上每星期都會跟塞西通電話。海格告訴我，他在六月的最後幾天警告塞西：假如埃及軍方發動政變，軍事援助按美國法律將自動終止。「我說的話大意是『你不會想走一條不能回頭的路』。」海格說。
但是，從來沒有人清楚塞西究竟有沒有在看路──看大局──抑或純粹是對當下的氛圍做出反應。我問海格，他們在最後通牒期限截止前最後一次對話的內容。「『我能怎麼辦？』」海格記得塞西是這麼說的。「『我是說，我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讓我的國家失望。我必須領導；我也得到支持。我是今日在埃及唯一能拯救這個國家的人。』」
政變按照埃及時間的特色──「我們能約晚一點點嗎？」──晚了五小時。軍方的正式聲明把期限訂在下午四點，時間已經到了、過了。上萬人聚集在總統府外，我跟哈桑也在。每一個與我們交談的人，對於會等到入夜許久之後都不覺得意外。
到了九點鐘，塞西終於出現在電視上。我周圍的群眾鴉雀無聲。雖然有些人在街上架了電視，但大多數民眾還是把手機或收音機貼到耳朵旁。螢幕上，身穿卡其制服，頭戴黑色貝雷帽的塞西站在講桌後。軍隊、警察、科普特教會、艾資哈爾清真寺與某個重要薩拉菲團體等各界的代表伴隨他左右。「起義」的其中一位年輕發起人也同在一室。四面埃及國旗懸掛在這位將軍身後。他開始講話，音調平穩，眼神直視攝影機。
幾天以來，穆爾西的支持者聚集在納斯爾市（Nasr City）的拉比亞阿達維亞清真寺外。政變前不久，埃及維安部隊便在清真寺附近設置了路障。塞西發表聲明後，哈桑與我前往其中一個檢查哨。軍人放我們過去，我們繼續在這條長長的道路上前進，前往伊斯蘭主義者聚集的清真寺。
納斯爾市──「nasr」的意思是「勝利」──設立於一九六○年代，位置在開羅正東方的沙漠裡中。許多居民是中產階級的埃及人，他們在沙達特經濟開放時代前往波斯灣，賺了點錢。這個地方有種野心勃勃、過度建設的感覺，水泥公寓房子成堆聚集在軍事設施用地之間。即便是承平時期，部隊也駐紮在納斯爾市各地。以跟軍隊對峙而言，很難挑出比這裡更糟的地方了。
那一晚溫暖宜人，但街上空無一人。街上安靜到我能聽見我們經過時的腳步聲在建築間迴盪。塞西已經在電視上宣布暫停實施憲法，而過渡期的總統將來自司法界。他說，軍隊之所以被迫採取這一步，是因為穆爾西拒絕協商。沒有任何聲明與穆爾西的下落有關。
哈桑跟我來到一處都是兄弟會成員的檢查哨。到處都是人，他們戴著黃色的工地帽，手裡拿著簡陋的武器：木棒、警棍、雙節棍。他們看來相當震驚；有個人無聲檢查我們的政見。到了路的另一頭，我們跟一位三十歲的土木工程師兼兄弟會成員艾哈邁德．哈瓦特（Ahmed el-Hawat）交談。他拿著一根長棍，但人很友善，很有禮貌。他那頂工地帽讓他看來就像工地現場的建築工程師：眼鏡、鈕扣襯衫、體重稍微過重。
他告訴我們，塞西發表聲明的那一刻，埃及所有伊斯蘭主義者的電視台都被關閉。正當我們交談時，另一位支持者晃過來，一面哭，一面開始猛捶一輛停在旁邊的車。伊斯蘭主義者群眾主要聚集在清真寺，離這裡只有一個路口。
「我們會在埃及大街小巷見識到更多流血衝突，」哈瓦特說，「一旦我們遭到攻擊，我們可是有大量的群眾，而且有武器。我拿的這是最簡單的器械，但還有其他武器。」
我問他是什麼別的武器。
「有機關槍、霰彈槍、九公厘手槍，」他說，「我們每個人都已經是顆定時炸彈。」
他告訴我，美國政府要對這起政變負責。「他們計劃好了，」他說，「他們給軍隊開綠燈。」
他指著對面大樓的屋頂，說上面都是軍方的狙擊手。我在走來的路上沒能看到他們，但現在他們的剪影非常清楚，槍枝的細長形狀在夜空中相當明顯。「軍方發表聲明之前幾個小時，他們就出現了。」哈瓦特說。
突然間，清真寺的群眾傳來一陣怒吼，接著不知是誰拿自動武器開火。哈桑和我轉頭便走。「別跑！」他說，「別跑！」他擔心會有人一慌就對我們開槍。我們快步走，低頭走。更多的槍響：也許只是對空鳴槍，但我沒有回頭看。街上沒有別人。幾分鐘後，又傳來一震爆炸聲，而這一回來自頭頂上──是煙火。總統府旁的民眾在慶祝。清真寺跟總統府之間只有三英哩遠──就是這段距離分隔了贏家與輸家。
到了軍隊的檢查哨，哈桑和我出示證件，他們沒有任何問題，讓我們通過了。我招了輛計程車前往市區。街上很吵：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回到家，想起納斯爾市的人被狙擊手包圍，接著我打開電視看新聞。但拉比亞清真寺的直播畫面已經不在政府電視台螢幕上了。所有伊斯蘭主義電視頻道都是空白畫面。
在那個星期的開羅，你很難看到有誰對發生的事情感到沮喪。埃及國旗四處飄揚，氣氛是幾個月來最輕鬆的。加油站沒人排隊，停電不復見；這類問題似乎神奇消失了。每個穿制服的人都是滿面笑容。
穆爾西支持者仍然在納斯爾市。一天後，軍方撤走了檢查哨，屋頂的狙擊手也消失無蹤，顯然當局決定讓抗議繼續──至少當下如此。隨著時間過去，靜坐的人也出現微妙的變化。穆爾西免職之前，我曾經幾度造訪納爾斯市，幾乎我見到的每一個人都是兄弟會成員。他們常常無精打采；活動組織者不斷跑過群眾，叫示威者開始呼口號，這樣在電視上比較好看。但我這時遇到更多跟兄弟會沒有正式關係的人，他們看起來也更有精神。許多人尤其不滿，因為電視上再也看不到他們的抗議活動。
七月五日，也就是政變後兩日，示威者聚集在共和衛隊總部前，他們相信穆爾西關押於此。一些軍人慌了，對群眾開槍，死了四個人。事發後一小時，我跟一位名叫穆哈美德．易卜拉欣．艾哈邁德（Mohamed Ibrahim Ahmed）的男子交談，他說自己就站在身亡的示威者旁。艾哈邁德來自三角洲城市曼索拉（Mansoura），空軍退役。「我不是穆斯林兄弟會的一員，」他說，「你一旦從軍就不能加入兄弟會。但我票投穆爾西。我有權捍衛我的選票。」他告訴我，軍人不該干政，他相信一切都是美國人在後面操縱。才兩天時間，盛行的陰謀論就完全翻轉。政變前，示威者認定美國人支持兄弟會；如今像艾哈邁德這樣的人則宣稱是美國把穆爾西給免職了。
我拿派特森大使批評「起義」的演說反問艾哈邁德。「要是她希望政變發生，那何必這樣說？」我問。
「那她為什麼不公開說自己支持每一位示威者？」艾哈邁德說。「所以她說的當然是反話。」
我最後一次在在「起義」總部看到人，是七月八日的事。當天早上有另一場衝突在共和衛隊總部前爆發，總計有五十一名平民、一名軍人與兩名警察身亡。想必是有軍人因驚慌而開槍，其他人還擊。這是自穆巴拉克下野以來，開羅發生最嚴重的單一暴力事件。
晚上我順道經過「起義」辦公室，一位名叫艾哈邁德．薩拉馬（Ahmed Salama）的年輕運動人士向我表示兄弟會要對這起暴力事件負責。根據薩拉馬的看法，兄弟會領袖鼓動支持者繼續停留在示威地點──在那裡很容易遭到屠殺──以期為活動賺取同情。美國依舊沒有決定該如何調整對埃及政策，但歐巴馬政府中沒有人用「政變」一詞來描述發生的事。
薩拉馬曾參與推翻穆巴拉克的抗議，如今他想起當時的情景。「我們對民主與革命來說就像小孩，」他說，「現在我們變成熟了。」
他沒有延續「起義」的規劃，因為他不認為「起義」應該成立政黨。「『起義』是個理念，而不是政治組織。」他說。根據他的描述，這幾乎是種表演藝術。「點子一來，你就行動，」他說，「這只是個工具。」他捲了根菸點起來，無視牆上的告示寫著「吸菸請至總部外」。這個空間是個完美的火場：我們周圍是一疊疊堆了六英呎高的請願書。薩拉馬說，多數請願書藏在開羅市的四個不同地點，但他不會告訴我在哪兒。沒有記者或獨立團體曾證實這些請願書的存在。就我們所知，傳聞中請願書的連署──兩千兩百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五份──完全是個幻想。
當月稍晚，我再度順道經過那棟建築物。守門的警衛坐在大門口，他說「起義」已經在租約到期後離開了。這名警衛是位皮膚黝黑的上埃及人，穿著灰色罩衫。他說，「起義」的存在惹惱了樓裡的住戶。「太多人進進出出。」他說。樓上，活動人士在走廊上畫政治塗鴉，警衛還得把牆重新刷過。他不停抱怨那些人在整棟樓裡裡外外踱步；他很開心事情終於結束了。他還說，那間公寓現在可以出租，看我有沒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