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3

Chapter 13

政變後不久，薩伊德在開羅的一條街上撿到他看過的最大一筆錢。周末，清晨六點三十分，街上還沒有人；那筆錢就躺在水溝裡，用橡皮筋綁著。總額是一萬五千鎊，幾乎是美金兩百元──差不多是薩伊德平常一個月的收入。

他把錢送交距離最近的大樓管理員。在當地，只要發現大筆現金，都是這樣照規矩做事。管理員有一星期可以確認是否有誰表示遺失。假如錢沒有人認領，就應該交回給薩伊德。

薩伊德第一次描述這個程序時，我無法想像怎麼會有管理員把錢拿回給他。但薩伊德多年來常常找到錢，幾乎每一次都回到他手中。連這筆一萬五千鎊也在七天後重新現身，用同一條橡皮筋綁著。薩伊德給了他母親一百鎊，另外給妹妹七百鎊──她最近正好有一連串醫藥費得付。這筆錢的事，他沒告訴瓦希芭。

政變後的這一段時間，薩伊德注意到他清運路線上的居民給起小費比平常更加慷慨。扎馬萊克居民多數反對兄弟會，政府改朝換代讓他們鬆了口氣。但他們的打賞不久後就落回平常的水準。知名法官阿迪利．曼蘇爾（Adly Mansour）獲命為臨時總統，埃及理當在不久後的將來舉行另一次大選。至於薩伊德希望誰成為下一任總統，他心裡沒有名字，只有類型。「我希望這人強悍些，」他說，「人不用太好。我不在乎是誰，只要他不好講話就行。他必須很強硬。」許許多多的埃及人都把這個詞跟他們理想的總統連在一起。「他必須處罰人，」薩伊德說，「穆爾西太軟弱了。」

薩伊德的妹妹蕾拉（Leila）跟她的三個孩子一起住在某個距離利瓦區不遠的非法棚戶區。不久前，她帶孩子搬進寡母的公寓，起因是家庭問題。狹小的兩房公寓對五個人來說實在不夠大，但蕾拉得想辦法應付自己的丈夫。

據薩伊德所說，這名丈夫被「'afrit」──「惡魔」附身了。這邊的人常常會講鬼怪故事，故事中的鬼會以不同形態出現。有時候看得見；薩伊德有個朋友看過惡魔躲在灌溉渠道裡，外型清晰可見。其他鬼則是因為某些事件而出現。有一回，薩伊德家附近有兩名年輕人因為踢球時的一次犯規而起了爭執，下了場之後吵得更嚴重，其中一人拿小刀扎了另一個人的胸口。受害者在小貨車載他去醫院的途中失血而死。後來，那輛貨車就被鬼纏上了，會自己發動，大燈沒來由地開開關關。車主試圖賣掉車子，但只要潛在的買家來到附近，鄰居就忍不住把那場球賽、犯規、打鬥、死人和貨車著魔的故事告訴人家。車主最後去了開羅的另一個區，找到了下家。薩伊德不記得售價。但他確定中了邪的貨車是一輛鈴木汽車。

至於蕾拉的丈夫，那隻惡魔就沒有起源故事。她先生是建築工班的油漆工，向來稱不上勤勉或成功。他抵擋不住哈希什、曲馬多止痛藥和其他藥物的誘惑；而這顯然是他中邪的跡象之一。他還常常自言自語。另一個症狀則是無法預測的暴力行為。他跟鄰居打架，連家裡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讓他火冒三丈。

拉瑪丹月向來是個容易擦槍走火的月分。這先生在去年的開齋節生病了，他九歲大的女兒拉瑪（Rahma）建議他吃點東西。她的建議很合理──教長與伊瑪目們常常說，感覺不舒服的人就該暫時停止齋戒。但孩子的建議顯然冒犯了惡魔。父親大發雷霆，攻擊自己的女兒，於是蕾拉站到兩人中間。她正面承受自己丈夫的拳頭，手臂因此斷了。當時她已有幾個月的身孕。

對蕾拉來說，這是最後一根稻草。她帶著孩子們搬回去跟母親住。她手上上了石膏，無論何時上街，她都覺得別人幸災樂禍。最後她開始相信她嫂子瓦希芭也是其中之一。

這兩人素來不睦。薩伊德的女性親屬似乎都對他太太不友善，或許是因為他選了她，而不是長輩們屬意的堂親。她的美貌恐怕是另一個因素。薩伊德與瓦希芭成婚後，蕾拉鼓勵這位比較年輕的女子開始圍尼卡布，因為她相信瓦希芭的美貌會引來太多注意。

瓦希芭同意覆面，也從未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但蕾拉和其他親戚依舊苛刻。蕾拉受傷之後，她咬定瓦希芭下了某種邪眼來害她。兩名女子一段時間就會遇到對方，通常是在孩子的學校，彼此之間只有冷淡的視線或冷言冷語。有時候她們會對別人發表評論，言談內容接著傳到第三方耳中，接著是第四方……直到流言蜚語命中目標為止。薩伊德常常給我看他太太傳來的簡訊：

瓦希芭顯然對於薩伊德不願支持她而感到不滿。同時，蕾拉也有各式各樣的理由對自己的處境感到不開心。一旦雙方都要求薩伊德的同情時，他的因應之道通常是抽身。每當兩個女人不合，他就整晚待在扎馬萊克，睡在我這條街上的那間車庫。一旦衝突愈演愈烈，簡訊裡還會隨機出現鄰居的名字：

薩伊德試圖交代簡訊內容背景，但我實在追不上劇情。每一個新加入戰局的人都會扯進一大堆跟原本衝突無關的東西，而這個人是基督徒、穆斯林、上埃及人或其他什麼樣的身分，又會帶來各種複雜糾結。最後，事情在某一天的學校外來到高潮。瓦希芭的幾個男性親人陪著她，遇到了蕾拉和她的幾個家人。爭執變成一場短暫的扭打，有人用棍子打中了蕾拉的眼睛。經過那一切已經發生在這名女子身上的事──中邪的丈夫、懷孕、骨折──她眼睛的傷又嚴重到得動手術。

我第一次拜訪蕾拉時，她的手跟眼睛都痊癒了，而她的新生女兒也已經七個月大。跟丈夫的爭執已經久遠到家人在不經意間就會提起，彷彿大家都聽過的老故事一般。長女拉瑪幾乎是我一上門就提起這事。「他想打我，但我媽媽站出來保護我，結果他打在她身上。」她說。這個女孩五官非常立體：黑眉毛、黃皮膚，講話的時候一雙大眼閃動。她和每個孩子一樣，喜歡講以自己為主角的戲劇性故事。

薩伊德和我去那裡吃午餐，做飯的是他母親和蕾拉。她們想必已經弄了幾小時：有烤雞、黃麻菜湯、薯條，以及用葡萄葉飯捲。薩伊德和我坐在客廳地板上，兩名女性先為我們上菜，然後才坐下。蕾拉和這附近的穆斯林婦女一樣圍著尼卡布，她每吃一口，都得先把面紗拉離自己的嘴巴。整頓飯下來，兩位手足不停取笑彼此。

「你想再娶個太太嗎？」薩伊德問我。「她單身喔！」

他妹妹隔著面紗大笑，我則提到美國人只能娶一位妻子。

其實蕾拉仍然是已婚身分。在穆巴拉克的統治下，女人終於贏得提出離婚的權利；這一點與其他婦女權利都是蘇珊．穆巴拉克大力提倡的結果。但法律依舊對婦女相當不利，一旦她們訴請離婚，便會失去所有的贍養費與其他財務方面的權利，何況離婚對於保守的社會來說還是個嚴重的恥辱。因此，蕾拉找了律師，但不是為了訴請離婚，而是試圖迫使丈夫支應孩子的生活所需。這個男人已經好幾個月沒付過錢了。

薩伊德盡力幫助自己的妹妹，她現在去一間小紡織工廠工作。她和自己的哥哥一樣從沒上過學，但她學會認字。之所以能識字，一部分是因為在家一面聽廣播節目上的教士讀《古蘭經》，一面對經文的關係。她還報名了非法棚戶區的閱讀班，開班授課的則是由美國基督徒成立的NGO。

「他們有幫男人另外開課，」薩伊德說。「他們常對我們說手淫有多糟糕。」他說自己上課從來待不久。

在薩伊德所有的手足與異母兄弟姊妹中，蕾拉是跟她最親近的人之一。有一次，她告訴我兩人小時候的生活有多困苦。他們的父親在蕾拉還不滿一歲時過世，而她與薩伊德之間還有一個兄弟。他們的母親被迫在這一帶的農場打臨時工，而薩伊德不僅常常照顧自己年幼的弟妹，還幫好幾個札巴林人做事。蕾拉說，「他就像月亮一樣！」這句成語是用來表示美麗或高雅。「薩伊德才八、九歲，但他就會餵我們吃飯，給我們找東西喝。等到他差不多十二歲時，他告訴我們的母親說，『現在起妳別工作了。妳付出的已經夠多，輪到我來扛這個家了。』」

無論何時拜訪蕾拉，我都會避免提到瓦希芭的名字。我們來吃午飯的這個時間點，兩名女子達成休戰，而蕾拉對於自己的嫂子只有漠不關心可言。電視在整頓飯時間都大聲播著節目，轉到的頻道上播著以驅魔為題材的劇。劇中的場景似乎常常出現在埃及電視上，我以前跟薩伊德吃飯的時候也看過。今天劇裡中邪的人是個穿睡衣的女子，人被綁在床上。一名男子試圖壓制女子的身體，同時有一位大鬍子的教長念著《古蘭經》中的內容。每一次教長讀到一段聖言，女子便一面尖叫，一面口吐白沫。

這家人讓我坐在正對電視的貴賓位，有十分鐘時間我一邊吃雞扒飯，一邊試著不去看穿睡衣接受驅魔的女子。那位教長驅魔的進度感覺很慢。最後我問蕾拉的兒子能不能轉個臺，他抓起遙控器，轉到一部寶萊塢電影。其他人似乎都不在乎看什麼；他們看跳舞的印度人，就跟看驅魔一樣開心。

阿語課上，我提到薩伊德關於惡魔（'afrit）和巨靈（djinn）的對話。「Djinn」是另一個表示「鬼」的常用字。有個熱門談話節目叫做「開羅與人民」（Cairo and the People），里法阿特錄了一集談中邪的節目。來賓包括一名心理學家、一名自稱被好幾隻鬼附身的女子，以及一名來自艾資哈爾清真寺的教長──這座清真寺是全埃及最有威望的穆斯林機構。

教長解釋，《古蘭經》證實巨靈存在，但這部聖典把他們描述成沒有形體的。遭到附身的女子不同意，她說她很了解自己身上的鬼魂，能認出其中之一是穆斯林，另一個則是基督徒。她說，那個基督徒巨靈舉止比穆斯林巨靈好得多。

對埃及人來說，鬼魂跨宗教界線並不罕見。有一次，薩伊德的穆斯林朋友被一隻基督徒巨靈附身；他很確定這隻鬼的信仰，因為他看見鬼的脖子上掛了十字架項鍊。由於管轄權有些爭議，兩人耗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人願意進行驅魔。一位科普特神父說自己不能為穆斯林祈禱，另一位穆斯林伊瑪目則表示自己對基督徒鬼魂沒有力量。最後，薩伊德找到另一位神父同意試著驅魔，不久後中邪的男子便表示自己舒坦多了。

談話節目上，那位心理學家等其他來賓講完話之後才發言。「為什麼我們這裡有巨靈，別國就沒有？」他問。「這是因為大家不願意接受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所以他們相信有巨靈。這是個暫時的安慰。」他的用詞占據了當天課堂單字的核心：

我未曾見過薩伊德的妹夫，從描述中我也無法分辨這人是有精神方面的困擾，還是藥物成癮，抑或純粹有暴力傾向。無論如何，只要講到惡魔，上述所有可能的解釋，以及大多數的解決方法就等於無用武之地。一旦問題來自鬼魂的世界，責任就不在任何人身上，除了安排驅魔之外也別無他法。

就連日常衝突，解決方法似乎也有限。隨著瓦希芭與蕾拉的爭端愈來愈嚴重，利瓦區的一位鄰居安排了一場「'adit al-sulh」──「調解會」。這在上埃及是相當常見的習俗，當我在調解會隔天看到薩伊德時，他看起來相當振奮。他告訴我，雙方的家庭成員都有參加，花了好幾個小時試圖釐清問題。其中一個議題跟薩伊德老在衝突時扣住給太太的家用費一事有關。有個鄰居給薩伊德一點建議。「要是你太太跟你要五毛，」他說，「你就給她一塊。」

「我為什麼要給她一塊？」薩伊德問。

「因為等著給兩塊的人就站在你家外面。」

薩伊德不得不承認這是個睿智的建議。我問他瓦希芭與蕾拉在調解會上說了什麼，但這個問題讓他相當詫異。「她們沒去。」他說。

「為什麼不去？」我問。「她們不是想解決問題嗎？」

「調解會不允許女人參加，」薩伊德說，「僅限男性。」

「但這件事裡有衝突的明明是女人。」

「對，」薩伊德說。「我們就是這樣試著解決問題。」他解釋，要是這兩個女人出席，只會造成更多問題。「她們無法控制，」他說，「女人長舌，會辱罵別人。」

調解會進行時，兩個女人都待在各自家裡，女性友人與親人團團圍著她們。「她們鼓勵她們繼續鬥下去。」薩伊德說。在他看來，這才是問題：只要女人退到一邊，男人就能解決問題。無怪乎薩伊德不久後就帶著更多簡訊上門──「這不是你的房子，你這小偷……。」在我看來，都沒人把重點擺在衝突最明顯的根源上：有個男的對自己懷孕的妻子暴力相向，而這名承受創傷與重負的女子卻缺乏幫助。但是，這一切都是因為一隻惡魔而起，基本上誰都無法處理。

在薩伊德的社群裡，男女之間鮮少接觸──至少公開場合如此，而他們的不平等也意味著解決問題的戰術大相逕庭。這讓我想起杭亭頓對全民干政國家的描述：「每一種社會力量都會透過自己最強大的資源與戰術來確保達成其目標。」以男人來說，權力通常來自金錢或暴力，女人則訴諸於言語：八卦、侮辱、簡訊。受過教育的女人也能利用法律或政府機構作為自保手段。不久後，薩伊德又開始扣住給瓦希芭的錢，明明他的鄰居都給了睿智的一塊錢建議了。作為反制，瓦希芭聘了律師提起三件訴訟，其中之一是不給錢養家。

這些行動迫使薩伊德走進一個對目不識丁的人尤其不友善的世界。一天早上，我陪他去地產稅局（Real Estate Tax Authority），他得到局裡提交書面文件，才能跟他妻子對於房子所有權的主張對抗。地產稅局位於尼羅河吉薩一岸，在一棟老建築物裡，走廊和等候室擠滿了人。多數人看起來都很貧窮，緊緊抓著官方表格等職員叫號。

薩伊德從二樓開始。他隔著柵欄窗口遞交一些表格，穿著骯髒藍色襯衫的職員則坐在窗口內的桌子後。職員對著那些紙張掃了一眼，說「我想喝茶。」

薩伊德掏出一張二十鎊鈔票，遞了過去。職員把錢收進口袋，在表格上蓋章，指示薩伊德去三樓的另一間辦公室。三樓的職員頭髮抹了髮膠，睡眼惺忪。他說：「星期四再來。」

「有可能辦快一點嗎？」薩伊德問。

「我也很想啊。」睡眼惺忪的男子說，於是薩伊德給了他一張十鎊鈔票。

每一個窗口的職員都有獨門的委婉索賄方式。下一個窗口直接說「我需要點東西才能加快速度。」又是五鎊。下一個窗口，又一張十鎊。等到付錢給五、六個職員，收齊了所有必要表格之後，薩伊德便帶著表格到大樓外，有個識字的朋友在外面等他。這位朋友填好表格，薩伊德再把拇指印蓋在簽名欄上。接著他回到大樓裡，應付更多職員。

以前看到政府雇員的統計數字時，我很好奇六百萬公務員一天能夠做多少事。但現在我才了解，合法的工作內容不見得能創造熙熙攘攘的辦公室。說起來，這個地方還挺有生產力：錢不斷易手，薩伊德這樣的人則輕快地從一個窗口到下一個窗口。就連窮得無法行賄的人也有其作用。他們成為某種靠山──這些人擠在走廊，無助盯著地板的方式，能說服比較寬裕的來人大方掏錢。於是，在那些除了時間以外什麼都付不起的群眾團團包圍之下，薩伊德的鈔票只好一張接著一張扔。

如果在我們這條街上的車庫裡，薩伊德就睡行軍床。他有一些寢具，幾套衣服，還有插座能幫手機充電。有時候，他會到我們家沖澡，習慣上是晚餐時間前後順道來我家。他跟我們一家人一起用餐的次數，足以讓我女兒們稱他為薩伊德叔叔（Amu Sayyid）。

有幾個月時間他都沒有看到自己的孩子。瓦希芭表示得很清楚，只要薩伊德不給錢養家，他就別想來看孩子。萊絲莉和我常常對他說他必須單獨見自己的妻子，不讓親戚和鄰居來攪局。從我們的觀點看，兩造的衝突看起來不致於無法化解；都是小問題跟些微的誤解累積造成的。但他們似乎無法把根本的問題獨立出來。

某個國定假日，薩伊德邀請我陪他一起去他母親老家的村子，在拜尼蘇威夫附近。我們在開羅搭上小型巴士往南走，順著尼羅河西岸沙漠高地上新開的路前進。半小時後，司機在加油站停靠。他叼著一根點燃的香菸，把油箱加滿，同時間引擎還在怠速。

我們經過距離開羅不到兩小時車程的梅杜姆金字塔（Meidum Pyramid），接著下到河谷。村子叫「華斯塔」（Wasta），就是阿拉伯語裡面指「關係」的那個字。到了之後，薩伊德的舅舅伴著我們進到自己家，為我們上茶。我們是座上賓，坐在客室（dawar）──每一個上埃及人家裡占據顯著位置的待客場所。

這位舅舅的家相當氣派，因為他幾個成年的兒子在利比亞當移工，收入頗豐。過去十多年來，上埃及男子到利比亞工作算是常態，通常是營建業的工作。但格達費垮台與後續的激烈情勢讓大多數埃及人返回本國。薩伊德有個外甥現在回到華斯塔，試著決定下一步該往哪兒走，他也和我們一起在客室喝茶。薩伊德問華斯塔在政變後有沒有變化。

「警察沒收了我們的槍。」外甥說，他解釋說那是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槍。「我們在房子裡對外面開槍，所以槍才被沒收。有人檢舉。」

「現在槍在哪？」薩伊德問。

「在家裡。我們拿回來了。但我們不能再開槍。現在管得很嚴。」

人在客室時，一條簡訊跳出來顯示在薩伊德手機螢幕上，彷彿要提醒他就算人在華斯塔，還是逃不掉自己的問題：

薩伊德這一趟行程穿得很體面，是住在他收垃圾路線上的某個外國人丟掉的牛仔褲和鈕扣襯衫。我已經習慣看到薩伊德對扎馬萊克居民採取順從的態度，有時看門人和其他鄰居還會善意開他玩笑。但他在華斯塔的儀態就是個長輩。他以自在、舒服的姿勢坐在客室，一屁股坐在軟墊上。外甥為他上茶時，薩伊德稍稍點個頭就接了茶。他給自己的叔父帶來大城市的禮物：五錠鋁箔片包裝的印度製曲馬多。

村裡人常常提到薩伊德的父親。他不是這裡人，但他跟當地女子結婚一事顯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常常放聲大笑，」有個老農夫告訴薩伊德，當時我們正在田間散步，「而且他結婚好多次！他還娶過基督徒女人。他們生了阿塔拉（Atala）。」

「阿塔拉是我哥？」薩伊德說。

「沒錯，阿塔拉是你哥。」老人說。

我們走遠之後，薩伊德若有所思地搖搖頭。「我都不知道阿塔拉是我哥哥，」他說，「他幾年前過世了。他膚色就跟這件外套一樣黑。」薩伊德的其中一個哥哥告訴過我，就算人已中年，到現在他仍然不時在驚訝中初見某個同父異母的手足。

這個村子看來相當繁榮，有不少用利比亞外匯興建的新農舍、雞籠與房屋。人家說穆爾西當政那一年，農地上的非法建案突然遽增過一回。薩伊德告訴我，他有點事情要代不久前離婚的哥哥處理，於是我們這一程的最後便在舅舅的客室跟家族中的另一個長輩見面。年輕人負責上茶，薩伊德則提起結婚的話題。

「我哥哥是挑擔子的。」他說。

「給他從這裡拉頭驢子去。」長輩說。他年近六十，頭上圍著農場工人的頭巾。

「我哥哥有一間公寓，一輛車，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

「我可以幫他找個老婆，」長輩說，「他年紀多大？」

薩伊德打電話給開羅的哥哥，接著開擴音。「你幾歲了？」

「四十七歲。」

「你強壯嗎？」

「我很強壯！」

「你有多少馬力？」

他哥哥大笑。「六十四匹馬力！」

薩伊德把電話掛掉，問長輩怎麼想。

「是有幾個可能，」這名男子說，「有一個皮膚黑的，還有一個三十五歲的。」

「你會作媒嗎？」

「當然，兩千就好。」

「兩千？」薩伊德大笑著說。「騙麵包跟鹽啊！」這句話的意思是──「騙人全家啊！」

兩人握了手，薩伊德說他會試著帶他哥哥回來拜訪。我們在日落後招了一輛小巴返回開羅。夜色中，司機逆向開上高速公路，另一輛巴士突然出現在我們眼前。對方的大燈照滿整個擋風玻璃，我們的司機在最後一刻才猛然把車頭轉開。乘客紛紛跌下座位，接著大聲喊出標準的習語：「al-hamdulillah」──「萬贊歸主」；「rabina yustor」──「願神保佑我們」。到了加油站，這輛車的司機跟早上那輛小巴司機一樣，在引擎怠速時加油。這趟行程之後不久，我決定要是我還要繼續造訪上埃及的話，我要自己握方向盤，於是便考了埃及駕照。願神保佑我們。

人在開羅時，我常在傍晚時帶著愛麗兒和娜塔莎在家裡花園玩。我們有架鞦韆和一點其他玩具，女孩們就在蜘蛛網大門和高聳磚牆圍起來的狹小空間裡跑跳。門外則是熙來攘往的艾哈邁德．赫什馬提街與伊斯梅爾．穆罕默德街（Ismail Mohammed）。這個地方感覺就像綠洲：一座小島上的一小塊地，被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包圍著。

一天下午，薩伊德過來，我們聊了半晌，女孩兒則在旁邊玩。他隨口問我有沒有計劃讓她們割陰。我望著在蜘蛛網大門邊挖土的愛麗兒和娜塔莎──她們才三歲。

「不考慮，」我說，「美國沒有人這樣做。這樣違法。大家都覺得這很可怕，對女孩很不好。」

「割陰在這裡也違法，但大家還是照做。」他說。

穆巴拉克當局在二○○八年禁止割陰，但這種習俗依然普遍。到了二○一五年，由埃及衛生人口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Population）出資的一次調查估計，十五歲至四十九歲間的埃及女性有百分之九十動過這種手術，過程中會部分或完全割除外陰。反對這種習俗的人將之稱為「女陰殘割」，而埃及人通常是在孩子年紀在九至十二歲之間時進行手術。手術極端疼痛，有時候女孩子還會因為併發症而殘廢，甚至死亡。長期影響還包括囊腫、泌尿問題和生產時併發症的風險。這種作法完全沒有正面效益，似乎是因為割陰會減少女性性交的樂趣，所以才讓男性主導的社群對此趨之若鶩。

我問薩伊德，他該不會打算要她的女兒動手術。

「沒錯。」他說。

我直截了當告訴他不該這麼做。

「我們必須這麼做，」他說，「不然女人會為『dakar』瘋狂。」 這個字的意思是「男人」。他接著說，「她們會在家外頭到處跑，追男人。」

後續我陪薩伊德再去他母親老家的旅程中，這個話題又出現了一次。我們和他的兩個外甥坐在客室，其中之一不久前結了婚。忘記是誰提到女性割陰，於是我便問起法律是否會對村民造成阻礙。

「法律沒有影響。」表親說。他表示，醫院如今已經不能動這項手術。「但還是有醫生願意開刀，」他說，「換成他到你家動手術就好。」

我問，為什麼民眾覺得這種手術有其必要。

「水很燙。」他說。據他解釋，尼羅河的水溫太高，會讓女人發展出強大的性衝動，手術是控制她們的必要手段。

這個社會議題讓里法阿特大動肝火。我們在課堂上談到這件事的時候，他開始抓狂，抱怨心態傳統的埃及人有多麼愚蠢。他認為，迷信、性別歧視、宗教、貧窮與這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問題，讓女孩受到的殘害被遮掩得完全看不見。從這天的字彙表就能看出這些因素：

割陰原本是非洲部落習俗，後來卻在包括尼羅河沿岸在內等許多地方根深蒂固。進入現代，埃及伊斯蘭主義者把割陰當成信條加以提倡，或許是因為這是控制女性的另一種方法，但這《古蘭經》裡卻找不到根據。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鮮少進行這種手術，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波灣國家的保守派對此也相當反對。不過，埃及人的這種習俗並不限於穆斯林，也有大量的科普特基督徒殘割自己的女兒，情況在南方尤甚。

政府對抗割陰手術的行動在受過教育的開羅居民間取得重大的成果。但在非法棚戶區，民眾的觀點與看法依舊與家鄉的人相去不遠。這種現象有部分是地理形勢的作用。埃及沿單一河谷發展的狀況讓交通相當便利，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口都生活在距離開羅三小時車程之內的地方。像薩伊德這樣的人很容易就能跟家鄉保持聯繫──無論何時，他跟自家人出身的農村從未距離超過兩小時以上的車程。開羅人有時候會開玩笑，說上埃及與其他鄉村來的大量居民，已經把首都從城市變成巨型鄉村了。

我時常想到中國的流動方式與埃及有多麼不同。我住在中國的那幾年裡，有超過一億五千萬中國人離鄉背井，相當於世界史上最龐大的農村人口移入都市現象。移工如洪水般流入都市，但他們沒有像埃及人那樣，把這些城市轉變為鄉村。中國的結果完全相反：這些城市把移工變成了都市人。無獨有偶，中國有些情況也可以用地理形勢來簡單解釋。中國版圖大小與美國相當，早期發展聚焦於東南沿海城市。對多數移工來說，這是一段迢迢遠路，他們通常一年只會返鄉一次。鮮少有中國人能像薩伊德的模式，一日往返與親戚見面。

到外地工作的中國人通常會成為體系的一部分。他們在工廠裡做事，睡在宿舍裡，任職的工作有明確的內容與穩定的上下階級。工作條件也許很糟糕，很剝削人，但整個產業的環境也教會人們什麼叫「制度」與「程序」。農村的時間觀已經過去，工人學會看時鐘生活。夜校和商業課程在工業城鎮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因為教育能幫助工人晉升為管理階級。女性同樣會參與這個過程──事實上，女性移工人數一般都比男性多，因為多數的工廠比較喜歡聘女員工。久而久之，他們的想法與觀念漸漸受到同事、室友與媒體所影響，而不是家鄉的長輩。宗教對這段過程可以說沒有任何影響。但識字與否則有：基本上，所有中國移工離開家鄉時都已經識字，這也讓他們更快吸收新觀念。

這一切同樣少不了強大的經濟與教育根基。大規模人口移動始於三十多年前，而中國在這三十多年的迅速發展期間，製造業平均占了超過百分之三十的GDP。至於埃及這個年輕人口眾多的國家，明明有便宜的勞動力，有便於基礎建設的地形，又有重要航道經過，但製造業在已經不高的GDP中卻仍只占百分之十六。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的策略是重金投注於公立教育，同時對位置能吸引外國投資的關鍵城市提供優惠政策，但埃及政府從未有效推行這種做法。在埃及，政府試圖在塞德港等運河城市成立製造業專區，但貪腐與政府缺乏方向的程度，已經將這類建設的能量消耗殆盡。

結果，埃及產業部門停留在以能源開採與生產為基礎，雇用的人力相對少了許多。外國援助掩蓋了這個缺口。成果來得容易，但不會創造出體制性的變化。即便是開羅，全體勞工中也有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主要受雇於非正式部門。對於未受教育的上埃及人來說，從事地下經濟的比例特別高：拾荒者、管理員、送貨員、營建工人。他們打黑工，生活在非法棚戶區這種體制外的環境中。而且，所有的經濟動向都是由男性主宰：男人離鄉工作，女人則留在家鄉等著結婚。遷徙在中國與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是一種革命性的社會力量，但在埃及反倒而是強化了傳統的兩性差距。

薩伊德的母親有個同卵雙胞胎姊妹，至今仍住在華斯塔。每一回薩伊德帶我去他老家，我們都會順道去阿姨家拜訪，離開之後他也總是提到阿姨看起來比他母親老很多。因為務農，他阿姨在戶外待的時間更久，上埃及的陽光曬黑了她的臉。

但身為外國人的我倒是對這兩個女人依舊的共通點更印象深刻。成年後，她們邁入了不同的世界：雙胞胎之一跟工人丈夫一起移居首都，另一人則留在故鄉，與農夫結婚。但她們的經濟與社會成就基本上沒有差異。兩姐妹都沒有發展自己的職涯，也沒有在正式經濟中工作過。她們的錢基本上全部來自男人。她們不識字，不會開車，很少離開家。她們同樣虔誠。兩人用風格同樣保守的希賈布包住臉，穿的也都是長而厚重的罩衣，連熱天也不例外。她們燒一樣的菜，用餐時女人永遠先服侍男人，男人永遠先開動。四十年前，薩伊德的母親搬到北非最大的城市，見證了首都前所未有的成長。但就連一座一千七百萬人口的巨型都市，也壓不倒這座她們稱為「關係」的村子帶來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