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八月，我搭乘埃及航空班機，從法蘭克福飛往開羅。機上的空位多到空服員不願意讓人坐到靠機尾的位置。乘客經過安排，坐在機身中段與前端，以維持飛機平衡，幾乎每一排都有一個人。班機上沒有夫妻或小孩。我唯一一次見過另一架國際班機出現這種情況，是我在二○一一年福島核電廠爐心熔毀後不久飛往東京的時候。那次班機上的乘客，和現在這班埃及航空班機上的乘客行為一模一樣。沒有任何交談，大家吃的、喝的都不多。多數人橫躺在空位上睡覺。我往走道看去，一雙雙的腳從各排座位的底端伸出來，彷彿班機上每一個人都累垮了。
這架埃及航空的飛機在機場宵禁後降落。無論是誰，這麼晚才出現在機場的話都得先安排好接送，哈桑因此在他的車上等我。身為記者，有輛車才能讓我們在晚上開出門。
第一個檢查哨就在機場外。警官負責查核車子的行照和我們的證件，並要求哈桑打開後車廂。他們揮手讓我們離開之後，我們開了不到半英哩，就被另一批警察攔下。第三個檢查哨距離甚至更近。路上幾乎沒有其他車輛，緊張的神色清楚掛在警員臉上。他們多半都把武器拿在手中。
僅僅幾天前的八月十四日，維安部隊才在開羅掃蕩了兩起挺穆爾西的大型示威。自七月政變以來，就一直有警方將採取行動的謠言，而一旦他們終於行動，手段會很激烈。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後來估計在兩次掃蕩中有超過一千人死亡，絕大多數都是手無寸鐵的人。上一次有世界大國首都發生這等事情，是一九八九年的事，位置在天安門廣場周邊。埃及大屠殺之後，政府宣布戒嚴，開羅也實施宵禁。全國上下有超過五十名警官與義務役警員身亡，其中許多人是死於游擊隊式的報復攻擊。
鎮壓展開時，我們家正在美國渡假。萊絲莉和我決定由她陪著女孩們，我回去報導開羅發生的事件。哈桑在機場接到我之後，我們試著走平常的路線去扎馬萊克，但主要道路都已封鎖。各個檢查哨似乎都沒有人知道哪條街還有開放。宵禁是突然實施的，許多路障處都是由義務役負責。他們看起來受到驚嚇，訓練也不足，對於自己目前崗位以外的事情一概不知。每個檢查哨都像一座島，島上的人行事彷彿跟外界完全沒有接觸。他們會檢查我們的證件和後車廂，然後遣我們離開去漂流，直到我們抵達下一座制服與槍枝之島。前一晚在尼羅河三角洲的某個檢查哨，一群員警在驚慌下對一輛載有兩名埃及記者的車開槍。一名記者身亡──是當周橫死的第五名記者。
置身於讓人透不過氣的八月高熱中，哈桑和我在東開羅緩慢移動將近一小時之後犯了兩個錯誤。第一個錯誤是把車窗搖起來，打開空調。第二個錯誤是轉開收音機。收音機不算非常大聲，但車窗搖起來就讓我們聽不到街上的警員喊叫。他站的路障又沒有任何燈光。等到我們看到他時，他已經舉起手上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槍，就射擊姿勢。
哈桑急踩煞車。現在距離三十英呎，我們才終於聽到對方說話。「這是最後警告！」他大吼。
我們高舉雙手。哈桑大喊──「我們已經停車了，我們是記者！」──但員警看起來定格了。所有人一動也不動，過了漫長的五秒鐘。接下來，這名員警以極為緩慢的速度靠近車子。他依舊拿著步槍瞄準我們。他往車裡看，然後示意哈桑搖下車窗。行照、證件、後車廂。文件在三人之間傳遞時，這三雙手全都在發抖。那名警員看起來不過十九歲。
靜坐的清場顯然是配合拉瑪丹月的時間來安排的。事情發生在開齋節結束後一周，無論進行的是什麼樣的計劃，目標似乎都不是將傷亡減到最少。警方從未提出明確而公開的警告或期限，一旦鎮壓開始，他們也未能為希望和平離開的示威者設定安全的出路。他們使用壓倒性的火力──作法彷彿靜坐民眾坐擁重武裝一樣。
兄弟會的戰術失誤之一，就是讓某些武器出現在示威者手上。現場槍枝數量似乎一直不多，但絕對是有；我曾親眼看到支持者在政變當晚發射自動步槍，其他記者也有看到槍過。我離開埃及過暑假之前，經常造訪拉比亞清真寺的靜坐活動，經常有穆斯林兄弟會的糾察隊排好隊型巡邏，戴著頭盔，手持棍棒。這些糾察隊沒有實際上的維安價值，反而會刺激人們的視線。許多老百姓認為，這種展現力量的方式加上現場的武器，讓政府無情的作法獲得合理性。
有人相信挑釁是一直以來的目標。鎮壓前，民間報紙《埃及今日》的年輕記者艾哈邁德．拉札布（Ahmed Ragab）協助證明兄弟會在拉比亞清真寺靜坐活動中的濫權行為。情況和其餘多起埃及抗議活中發生的事情很像：穆爾西的支持者時不時展開私刑正義。若干民眾隨機遭到拘留，在「間諜」的模糊指控下受到刑求。拉札布相信，兄弟會領袖之所以容許這種行為與聚集武器，是因為他們曉得此等因素能激起政府不成比例的回應。「我個人相信穆斯林兄弟會領導層清楚即將有事情發生，」拉札布告訴我，「他們希望發生一場大屠殺。他們希望的程度跟警方不相上下。」他的話讓我想起拉阿法特在六月三十日遊行時的評論：「Ayz dem」──「我想見血」。對埃及政治操作的粗暴戰術來說，傷亡有其價值，因為可以激起更多的支持。
雙方的領導曾等於抱持被動攻擊的態度。沒有人真正領頭，他們留給支持者足夠的餘地，縱容其最糟糕的本能與行為。何況躲在「派系分裂、無能為力」背後是很容易的事。屠殺前一周，美國國防部長查克．海格經常與塞西電話聯繫。海格後來說，他曾警告塞西必須控制情勢。但塞西總是強調自己沒有權力。
「他會說，『我也很難為，畢竟出手的是警方，不是軍隊』，」海格告訴我，「我說，『你得想辦法處理。』這時他就會說，『我無法控制警方。』」
大屠殺後，海格與塞西又談了一次。根據海格的記憶，「他說他很遺憾，真的很遺憾。他說自己希望事情沒有走到這一步。」
我問他，塞西還有提到些什麼別的。
「他談到他的家人，談到他太太，」海格說。發動如此的大屠殺之後，這位將軍居然還能深情談論自己的家人。海格接著說，「他說他太太看到這一切流血衝突感到非常難過，他的家人也是。他沒說家人是否怪他，但他們顯然深受觸動。他說他們家會為所有人祈禱。」
晚上時，我會在扎馬萊克散步。萊絲莉和女孩們不在，公寓感覺很空，這段時間貓咪穆爾西會在我工作的位子旁邊留禮物──老鼠啊蜘蛛的。天黑之後，每當覺得睡不著，我就會走到島的最北端，那裡就像船艏般將河流一分為二。之後我會走扎馬萊克西岸回家，看著河水對岸吉薩區的燈火。開羅的夜晚通常給人一種生氣勃勃的感覺，但現在除了不時巡邏經過的員警之外，就不會有人上街。比起車聲，反而更常聽到阿帕契直升機飛過頭頂。
白天，城裡的日常依舊進行，但正常的表象其實一碰即碎。我有兩回看到圍尼卡布的婦女彼此拳腳相向，這種事情在大屠殺前我還沒見識過，之後也再沒有看過。一天下午，我看到一名怒氣沖沖的計程車司機追著跟一名薩拉菲乘客要車資，追進位於東開羅的阿濟茲貝拉清真寺（Aziz Bellah Mosque）附屬慈善基金會的大門裡。司機的口角流著血；他追在那個留鬍子的男人後面大喊：「幹你媽的宗教！」
這座清真寺保守出了名，地點距離大屠殺最慘烈的事發現場拉比亞清真寺不遠。會眾中許多薩拉菲派成員參加了靜坐，數十名受傷的示威者被人帶到清真寺附屬的小醫院治療。一天下午，哈桑與我順道經過，拜訪這間清真寺的執行經理──六十歲的艾哈邁德．穆罕默德（Ahmed Mohammed）。
穆罕默德是退休的警察少將。民間大型清真寺的管理職通常交由有治安相關背景的人擔任，不過穆罕默德說自己是因為信仰而在此服務。我進到他辦公室時，他正在研讀一位知名伊瑪目不久前周五講道的逐字稿。
穆罕默德說他反對罷黜穆爾西，但他也不支持開羅幾個地方目前舉行的反塞西示威。「正信伊斯蘭信仰不是要你不服從統治者，就算他很壞很黑心，腦袋跟葡萄乾一樣也是，」他說，「罷黜穆巴拉克是錯的，罷黜穆爾西是錯的，罷黜塞西也是錯的。」他說得就好像塞西是領導國家的人，但名義上他還只是個國防部長。
穆爾西的命運依舊不明朗。目前為止，當局只表示前總統關押在某個不公開的地點。穆罕默德投票給穆爾西，而這場大屠殺令他感到厭惡。「他們本來可以分成五、六天驅散，不需要殺那麼多人。」他說。但他也很同情接獲命令對自己同胞開槍的警察。他說，他在警界服務時還是穆巴拉克時代，而他最大的恐懼一直都是哪天得聽令參與一場大屠殺。擔任警察的每一天，他都祈禱自己可以不用擔負這種責任。「真主應允了我的祈禱，」他說，「他讓我跟屠殺保持距離。我心存善念。」他暫停下來。「但有些事情我希望真主能原諒我。我們受到壓力。我們被迫這麼做。我嘴裡說不行，卻還是做了好幾次。」
我問他是什麼事情至今仍需要真主的原諒，而他沉默不語。接著他抬起頭來。「跟操縱選舉有關。」他說。
「你做了什麼？」
他淒然一笑回答：「不能說。」
兄弟會的領導高層沒有人在拉比亞清真寺被殺，但當局隨後迅速加以逮捕。每當撥電話給以前見過的重要兄弟會成員時，我總是聽到同樣的電信公司錄音答覆：「您撥的電話是空號，請您查明後再撥，謝謝。」都是語音。我曉得的許多低階弟兄則是悄悄溜出這個國家──只要有門路的話。住在阿拜多斯附近的弟兄穆罕默德．瓦吉赫遷往科威特，而馬努的朋友塔里克則搬到卡達。
大屠殺後有一段相當短暫的時間，大家似乎不尋常地坦率而反省，就像阿濟茲貝拉清真寺那位執行經理。但這段時間過得也很快，之後陰謀論甚至比過去更猖獗。人們誇大從拉比亞清真寺起出的武器數量，此外還有警方在兄弟會靜坐現場發現無辜民眾屍體的假消息。國營的《金字塔報》用頭版指控美國與兄弟會密謀分裂埃及。
開羅其他地方也有零星暴力事件，其中以幾起發生在距離阿拜多斯以北約兩百英哩處敏亞省的事件最為嚴重。從許多標準來衡量，敏亞都是國內最貧窮的地方，狂熱的穆爾西支持者以異常憤怒的方式回應開羅大屠殺的消息。他們燒了十多座科普特教堂，還洗劫各個政府機構與警察局。
來年春天，我前往敏亞，希望跟省長會面。他名叫薩拉赫．札亞達，就是那位在穆爾西政權江河日下時，公開表示警方不會保護任何兄弟會所，因此博得一定版面的退役警察少將。顯然是因為這件事情，政變後他獲得省長一職為酬庸。
札亞達的辦公室在一棟不列顛人蓋的美麗舊大樓，面對尼羅河。哈桑和我會見他的方式就跟會見每一位領導一樣：我們沒有先預約，反而是跟他門外形形色色的人一起排隊。士兵配備卡拉什尼科夫步槍，駐紮在整棟樓的每一條走廊上，因為游擊隊式攻擊仍不時發生。沒多久，一位助理帶哈桑和我進省長的辦公室。
札亞達熱情招呼我。他是個健康、英俊的灰髮男子，穿著一件黃色Ｖ領毛衣與警察公發的標準鬍髭。他爽朗叫喚手下的送茶人，我的飲料端上來之後，省長便遞給我一根萬寶龍。他自己也點了一根。這間辦公室有兩尊娜芙蒂蒂（Nefertiti）的胸像做裝飾，其中之一是敏亞省南方出土的知名彩色雕像的複製品。我在牆上沒有看到釘子。
我問起不久前敏亞發生暴力衝突的原因，尤其是焚燒科普特教堂之舉。
「都是因為歐巴馬，」省長說，「以及所有那些分化全世界的美國政客。他們是唯一支持穆斯林兄弟會的人，因為他們知道穆斯林兄弟會會毀了全埃及。」他接著說，「聽聽歐巴馬的發言人從六月三十日到今天說的每一句話。問他為什麼他們要給穆斯林兄弟會撐腰。」
我說歐巴馬從來沒有支持過兄弟會。
「那他為什麼要切斷給埃及的援助？」省長說。
歐巴馬政府在大屠殺之前什麼都沒做，大屠殺之後才暫停對埃及的軍事援助。但事實證明這只是暫時措施，反正二○一三年的援助還是平常的數字──大約十五億美元。歐巴馬政府玩文字遊戲，繞開了反政變的美國法條：對於埃及發生的一切，他們就是拒絕使用「政變」一詞。我對省長提到這件事。
他說「這我不清楚。」十足表現「跟我無關」的態度。「接受援助的不是我本人。」他告訴我，因為卡達和美國付錢給人製造麻煩的關係，抗議仍不時在省內發生。此時，他的手機響了。他對我微笑，接著把手機開擴音。
「敏亞省長嗎？」是男子的聲音。「是這樣的，我在採石場工作。現在臨時工可以轉成作正職嗎？」
省長說他確實聽說有些採石工得到全職的工作機會。他問男子姓名。
「馬哈茂德．阿布杜勒．達云（Mahmoud Abdel Dayum）。」
「年底之前你就會轉正，只要跟真主祈求，還有禱告，」省長說，「你是穆斯林還是基督徒？」
「穆斯林。」
「對耶！」省長說：「叫『馬哈茂德』怎麼會是基督徒？」
房間裡每個人都笑了起來。
「願真主保佑你，馬哈茂德！」省長說：「還有什麼需要的話，就來找我。」
他掛掉電話，轉身對我說：「你看到省長是怎麼跟民眾說話了嗎？」
他的助理開口：「大家都有省長先生的電話。」
我們繼續進行訪問，這時省長換講英語，講得相當流利。他又點了一根萬寶龍，提到自己曾經待過美國。「我去過紐約、芝加哥和華盛頓，」他說，「你們美國CIA對我很了解。」
我問他原因。
「因為我去過那裡，而且上過課。」
「你在哪裡上課？」
「FBI，」他說，「我住萬豪酒店（Marriott），華盛頓特區的。我在那邊待了三個星期。」
所以，這位前警官暨現任陰謀論家是另一位美國─埃及軍事交流的受益者。我問他，他的國家如今是否已朝正確的方向前進。
「只要美國別來插手，我們就會走在正確的方向上。」他說。
我們談話的過程中又有三個人打來，每一次他都把手機開成擴音。其中一個人想知道南開羅政府大樓的地址。另一個人想商量還個人欠款的事。「我知道你是個賊，一次就可以偷個幾千鎊，」省長邊講電話邊開玩笑，「跟我一起參加周五祈禱！」
他掛掉電話，告訴我他們打算在省裡沙漠各地興建十六座全新的城市。自從政變以來，這類不切實際的事情就不斷見報，證明埃及經濟已經來到發生奇蹟的邊緣。我問省長有關沙漠城市的事，但他馬上把話題轉走。
「你聽過那個笑話嗎？」他說：「講誰統治埃及的那個笑話？」
我說沒，我沒聽過跟誰統治埃及有關的笑話。
「他們叫某個人把曾經統治埃及的人名字列出來，這人說『賈邁勒．阿卜杜勒．納瑟、安華．沙達特．胡斯尼．穆巴拉克，接下來……。』」省長暫停下來想創造效果，深深吸了一口他的萬寶路。「穆巴拉克接下來是……」他說，「喜劇時間！」
萊絲莉和女兒們等到戒嚴解除才回到開羅。我們展開尋常的討論，尋常的推理：只要檢查哨撤掉，員警看起來不那麼惶惶不安，女孩們就可以回來。
她們回來之後，萊絲莉和我買了一輛Honda房車。家庭日常恢復正常有種讓人安心的感覺──我們攔了計程車，到東開羅一處新開的Honda大型展售中心，一位穿黑色西裝的業務用堅定的握手禮招呼我們。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馬哈茂德。我把他的聯絡方式加進電話簿裡，跟其他所有穆罕默德．馬哈茂德們列在一起。試駕時，我把車開出車廠，到環狀公路以不快不慢的速度開了個幾英哩。等到我開回來，穆罕默德．馬哈茂德正在展售中心前等我，臉上掛著僵硬的笑容。他說他們有嚴格政策規定，車輛在購買前不能離開廠區。我剛剛要開出去時，他有試著大喊叫我停車。
萊絲莉和我跟安聯保險公司的專員約了時間碰面，但對方在最後一刻打來取消，因為他剛撞爛了自己的車。另一位專員接手。處理我們的申請書時，她提到自己其實已經失去為安聯經手汽車保險的資格，因為她連續三年每年都發生過多起車禍。她把一本亮面紙小冊子遞給我們，上面寫著：「我們的數據顯示，在埃及購買的每十輛車就有六輛發生碰撞、車損或遭竊。」
我付了保險金。這下子我對開回家這一小時的路程感到憂心忡忡，擔心到我請哈桑開自己的車來跟我們碰面，由他領著我們穿過尖峰時刻的車流，就像拖船。我把房車停在我們家花園的一隅，就在其中一扇蜘蛛網大門後方。
此時，我的阿語已經足以進行簡單的訪問，於是我開始自己前往上埃及。我頭幾次去的時候，有一回在小城馬臘威停留。馬臘威位於尼羅河在敏亞省內的河彎處，是個貧窮、偏遠的地方，但當地卻有一間好得不尋常的博物館，因為河對岸就是阿瑪納（Amarna）的考古遺址。西元前十四世紀，當阿肯那頓法老和妻子娜芙蒂蒂統治時，阿瑪納曾短暫成為埃及首都。
拉比亞清真寺屠殺後有一段時間，敏亞省許多地方都發生暴力事件，馬臘威博物館也遭到一群暴民占領並掠奪。每一樣能搬走的東西都被偷了──這是革命爆發以來最嚴重的文物掠奪事件。
我把車停在博物館對街，車頭對著另一輛車子的車尾。下了車之後我才意識到那是一輛被火燒毀的BMW。車窗破了，輪胎也拆掉了。這感覺是個不祥的預兆，但我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以停車。
馬臘威有悠久的伊斯蘭主義歷史；暗殺沙達特總統的殺手就出身此處。但在最近的這次革命期間，馬臘威稱不上是危險的地方，不久前爆發暴力事件的原因簡直是個謎。一群挺穆爾西的暴徒焚毀一座科普特教堂，還把政府大樓燒了。我抵達的當天，工人正在修復政府建物，但遭到破壞的博物館仍保持劫掠後的狀態。閘門壞了，正門敞開。
進入館內，博物館館長艾哈邁德．阿布杜勒．薩布爾（Ahmed Abdel Sabbour）坐在一張桌子後方，桌上的玻璃桌墊原本被砸碎，現在拼了回來，用膠帶黏著。他提議為我導覽這所博物館。事到如今，拜訪過這一大堆被劫掠的古代墓地、燒光的兄弟會辦公室、滿是彈痕的大屠殺現場之後，政治暴力考古學簡直成了我的副修科目。
「我們原本在這裡擺了阿肯那頓其中一個女兒的雕像。」館長在我們進入主展示廳時說道。他指指地板，有個方形跟周圍的水泥顏色不太一樣，就像圍繞著一根空釘子的穆巴拉克肖像遺跡。地板上的其他地方則有刮痕構成的圖案，從四面八方往大門口匯聚──拖行重物所留下的鬼影。「這裡原本有個石棺。」館長指著說。樓上有些老式木製展示箱被敲爛，碎片還留在地板上。「以前我們用這來放錢幣，」他說，「那個箱子裡的是托勒密王朝的錢幣。」
館內原本有一千零八十九件文物，如今有一千零四十三件遭竊。那四十六件是因為太重搬不動而留下來，不過現在也已經送去上鎖的庫房了。從逃生門的監視畫面看，古代棺木就像積木一樣堆在卡車後方，運輸過程中恐怕已經有所損壞。館長帶我去看博物館的廁所，讓我看看馬桶間的金屬門是怎麼給人扯下來的。連這種現代人工製品也有價值，因為掠奪者可以把它們賣給收破爛的人。
館長用筆記本列出遺失的物件，找回來的就用綠色筆做標記。筆記本裡的綠色線條比我想像中還多。我在二○一四年五月，也就是同一年稍晚回訪當地，館長表示他們已經找回一千零四十三件失竊文物中的八百一十三件。
他解釋道，竊賊會把遭竊物件的數量當成談判籌碼。許多人在這起暴力事件後遭到逮捕，有時候氏族裡的人會以歸還文物來交換某個人的自由。這部分的過程很緩慢，但館長希望最終能找回幾乎所有的文物。他們目前找回來的文物中，有將近五十件已經毀損。政府計劃修復這些文物，並重建博物館。
攻擊事件當天，館長因為被東西丟到頭而進了醫院。「不是石頭就是酒瓶，我不確定。」他說。他認為自己很幸運；博物館售票員可是被槍打死了。這名售票員三十有五，有兩個小小孩，他已經在館內工作十五年了。事後，政府一方面出於對死者的尊重，一方面希望支持他的家人，於是提議把賣票工作交給他的寡妻。但她要求在不同的政府部會工作，也得到首肯。往事歷歷在目；在自己丈夫身亡的地方工作，是這名未亡人所不能承受的。
跟館長見過面後，我回到馬路對面那輛燒掉的BMW那裡。這輛車停在一處蓬市前──這是一種在埃及相當常見的市集。我研究這輛車的時候，有五、六個賣衣服的和警衛從蓬市走出來。其中一人說，這輛BMW是市場主人之子的車，被汽油彈燒掉了。這人說，多數的示威者都很平和，但有少數的麻煩分子。我問他是哪些人搗亂。
「他們是別村來的。」
「哪個村子？」
「沒人知道。離這很遠的地方吧。他們不是馬臘威人。」
「他們為什麼攻擊這裡？」
「因為有人付錢讓他們這麼做。」
其他人七嘴八舌：卡達人跟美國人要負責，因為他們付錢給貧窮的埃及人發動抗議和暴動。
當我造訪上埃及其他地方的暴亂遺址時，我也常常聽到類似的解釋。這種說法本身就像棄置在亂局中的另一件文物──外國人幹的。外國間諜付錢叫他們這樣幹。不是當地人；怎麼會是當地人；當地人何必幹這種事？
圍在我身邊的人漸漸超過了二十人。下一個路口就有一間警察局，我還在想會不會有人告訴警察鎮上有個奇怪的外國人，在打聽最近的暴力事件。但這些人就跟多數的埃及人一樣健談又友善，他們丟出一個個的問題：那輛車是你的嗎？你開多久到這裡？你是穆斯林還是基督徒？就在這一刻，人群後有個人說：「蓬市裡有個中國人！」
他不知道我以前跟中國有點關係。他只是以為我是外國人，我們又在聊外國間諜，自然會對蓬市裡的中國人有興趣。我問他這個中國人在馬臘威做什麼。
「他在這裡工作！」
「你能帶我去見他嗎？」
十幾個人帶我走進蓬市。大多數的攤子堆滿便宜的衣服，一切都在金屬支柱撐著的厚重布篷頂的遮蔭之下。這種有遮蔽的篷架很適合一個從不下雨的地方。到了迷宮般走道的底端，人們紛紛站了開來。
他們停在一處衣服攤，桌上和大型金屬架上展示著色彩鮮豔的商品。有絲質睡衣、蕾絲內褲和紅色胸罩；豹紋小內褲和亮粉紅色的丁字褲在架子上一字排開。在這一切燦爛華麗的包圍下獨自坐在攤位上的，是個個頭非常小的中國男子。
「你好，」我說，「你是什麼地方來的？」
他名叫葉達（音譯），來自青田。青田是座小城，位於中國東南的浙江省，距離溫州市不遠，我住在中國時去過許多次。青田人以到海外發展聞名，尤其是到歐洲，開餐廳、商店、美髮沙龍、小工廠──只要是創業都行。
葉達跟太太經營這個攤子，他太太此時正好在兩人租的公寓休息。他說自己有親戚在埃及的其他地方，有個堂親在往上游的下一個城市──敏亞。我問他親戚在敏亞做什麼。
「他賣一樣東西，」葉達說，「女人內衣。」
「他怎麼會開始這一行？」
「因為有其他青田人在開羅賣啊。」
他說，接連幾個上游城市都有中國人專賣女性內衣，艾斯尤特（Asyut）、索哈傑、拿戈瑪第、亞斯文都有。我問他我能不能拜訪其他的經銷商，他聳聳肩。「去找我親戚，」他說，「你去到敏亞，就跟出租車師傅說帶你去『ma la』。」
「Ma la」是他念的蓬市（m'arad）近似音。他不太會講阿語，而且是攻擊事件不久後才搬到馬臘威的。關於自己攤子對街發生的暴力事件，他只聽說有幾個人死了，此外幾乎一無所知。
我們聊了將近一個小時，我也答應之後會再回來。等到我進車子裡的時候，蓬市的埃及人還是圍在旁邊。他們很開心我有見到葉先生，還告訴我過河的路怎麼走。下一次我造訪馬臘威時我待得更久，第三次的時候還過了一晚。
有鑑於不久前的動盪，加上一切跟外國間諜有關的謠言，認為馬臘威人有戒心似乎是很合理的想法。一個美國人孤身一人開著一輛新車出現，用阿語打聽伊斯蘭主義暴民的事，等到跟一位來自青田的商人見面之後居然講起中文──懷疑這個美國人似乎也很合理。不過，看起來完全沒有人做此反應。馬臘威人總是熱情招呼我，警察也完全懶得找我說話。
說起來，埃及人的陰謀論似乎在敵人保持距離時最能發揮功效。這就像巨靈和惡魔：陰謀論是無能為力的表徵，也讓人能撇清責任。「不是當地人；怎麼會是當地人；當地人何必幹這種事？」即便是外國人，只要他出現在熟悉的環境中，他就不再是陌生人了。埃及人天性坦率而友善，馬臘威人或許覺得要是把陰謀論套在這個站在他們面前、講著他們語言的真人身上，會讓人家不開心。「他不是間諜；他怎麼會是間諜；間諜何必幹這種事？」每一回造訪，我都停在燒掉的BMW後面，大家也都開開心心，陪著我回去找葉先生和他太太。沒人對這兩位中國人有一丁點提防。真要說的話，蓬市的人似乎很照顧這對出現在他們河彎的異國小夫妻。
死人是每一位駕駛在離開馬臘威的路上看到的最後一樣東西。與葉達初次見面之後，我開車過橋到尼羅河東岸，一條高架道路橫跨了綿延的田野。我開過一條往南走的小路，這條路通往阿瑪納的考古遺址。北邊有一處大型的現代墳場，傍著尼羅河谷的乾燥緩坡而建。數以百計的圓頂浮現在小小的墳墓建物上。在下午斜射的陽光下，圓頂顯得相當美麗──一座由圓影構成的寧靜城。
我順著公路穿過一處陡峭的峽谷，接著景色大開，進入遼闊的北非高地。在空蕩蕩的道路上開了幾十英哩之後，我來到一處收費站。警察揮手叫我開上東沙漠公路（Eastern Desert Highway）。
我往北走。這裡是一片徹底的荒漠，連荊棘與矮草也受不了這樣的乾旱。這條公路是雙向三線道，但車流量實在太少，根本沒人想立廣告看板。每隔一百多英哩就會有一間加油站現形；商店跟餐廳甚至更少。在這片無人地帶的幾個地點，政府在路旁插了一連串的金屬標語牌。上面的阿語內容以每小時七十五英哩的速度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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