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一进厨房，就看见地板正当中躺着一只痛苦挣扎的大老鼠。
别看我这样子，其实我特别害怕这种事。我很没出息地尖叫出声，把（一如既往）憋在工作间里的夫拖出来，将厨房里的残酷现实戳给他看，问他怎么办。夫脑子里只有他的工作，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我可是Cohen哦”就（一如既往）想逃跑。据说在他们犹太人的传统里，Cohen（夫的姓）代代都是高僧，忌讳触摸死秽。骗鬼呢。他平时嘴上这么说，可是给老鼠下毒设陷阱的时候，他是最心狠手辣的一个。管他是高僧还是矮僧，收拾死老鼠的职责，必然要落在他身上。
他很不情愿地用扫帚头把老鼠往门外推，最后，推到了大门外的路边上。还没死透的老鼠躺在那儿，奄奄一息地抽搐着。我一直放心不下，隔个十分钟，就去看看老鼠是不是还在喘气。
这时正好遇到夫的助手，我问他：“你有勇气碰死老鼠吗？”
他说他不行，但是他上初中的儿子不仅敢碰，而且非常喜欢碰。于是我决定等他儿子放学后过来。在等待的时间里，老鼠一直没死，更准确地说，是欲死不成。它抽搐着，一点一点挪动身体，从路边一直挪到了路边垃圾桶后面的幽暗角落里。
濒死的生命希望自己死在僻静的暗处啊，我忽然共情了。然而无论我再怎么共情，老鼠毕竟是老鼠。假设是狗奄奄一息，我肯定抱着狗去找兽医求救。狗，是要救的。老鼠？必须消灭。这就是现实。这只老鼠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因为它吃了夫下的鼠药。之所以下鼠药，就是为了消灭老鼠。之所以必须消灭老鼠，是因为老鼠在家里乱窜，干扰了我们的生活。
我每隔十分钟出去一次，注视老鼠的死去。不是观察，不是那种冷彻的视线，我只是与它共情，我注视着它的死，注视着它身上久久不愿离开的生。
我要是能这么注视着我母亲，她该多么欣慰。我母亲也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她死时，我没能在她身边这么看着。
我回到熊本的时候，住院的母亲状态已经很危急，我推迟了返美，暂时留在日本。但这种事没有办法预测，主治医生不能，我也不能。
我在日本多停留了两个星期，陪在母亲身边。加州的家人没完没了地对我嘟囔：他们很疲惫，很孤独（主要是夫），主治医生也对我说“病人目前的状况不要急”，于是我飞回了美国。两星期后，母亲死了。
母亲还活着的时候，主治医生对我说过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住院的老年人经常在护士们看不到的地方默默死去”。多亏了医生这句话，我对母亲的死，既没有胡思乱想，也没什么伤感。只是心里有了挂念，我与她血肉相连，很遗憾没看到她离开的那一瞬间。同理，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她也一定希望走的时候女儿就在身边吧。
现在我眼前的是老鼠，不是我母亲，但我觉得，冥冥中两者之间好像有一种相连。虽然我没有去抚摸它的手和脸（如果是我母亲我一定会这么做），但我从一米远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一凸一凸抽搐着的肚腹，圆而无辜的眼睛，震颤着的手足。这也是一种送终。
在我的注视下，老鼠死去了。
那天正好是垃圾日。偏偏是那天，助手的儿子放学之后没有过来，而冬天日落时间早，所以只能由夫出马。他很不情愿地捏着老鼠的尾巴，把它甩进了垃圾桶（一如既往）。
加利福尼亚扔垃圾的方式，是和民营的垃圾收集公司签约，把可燃垃圾、可回收垃圾和修剪庭院产生的草木垃圾，分门别类地扔进指定垃圾桶里，放到路边。早晨，巨型垃圾车开来，机械手抓住垃圾桶，猛地哗啦一下倒过来，再放还原处。垃圾桶非常大，别说老鼠了，扔个成年男子（比如夫）进去也不成问题。